美好社会与美美与共
在一个生活富裕，又是竞争激烈的社会里，当个人谋生之道和社会地位已经有了保证之后，以人类学来消磨时间或表现才能，确是不失为一种悠悠自得的人生。可惜的是，我自己明白，我没有条件这样来对待这门学科，事实上也走不上这条路子；即便走上了，也不会觉得愉快的。
我本人的经历使我更相信认真的以人类学方法去认识中国能有助于中国的发展。人类学是可以成为一门实用的科学的。一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二是“学以致用”。这两条很可以总结我自己为学的根本态度。
——费孝通
人的研究在中国
文丨费孝通
个人的价值判断离不开他所属的文化和所属的时代。我是出生于20世纪初期的中国人，正是生逢社会的剧变，国家危急之际。从我的这种价值判断出发，我之所以弃医学人类学是可以为朋友们所理解的。我学人类学，简单地说，是想学习到一些认识中国社会的观点和方法，用我所得到的知识去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所以是有所为而为的。如果真如艾德蒙所说中国人研究中国社会是不足取的，就是说，学了人类学也不能使我了解中国的话，我就不会投入人类学这门学科了，即使投入了，也早已改行了。
我从来没有隐讳过我选择人类学的动机。马林诺斯基已经在上述那篇序言里替我说明，我是为什么闯入人类学里来的。正因为他同情我，他写下了一句用意深长的话：“人类学，至少对我来说，是对我们过分标准化的文化的一种罗曼蒂克式的逃避。”（XXI页）这不能只看成是自嘲之语。他在用沉痛心情谴责当代西方人类学者那种内心的无可奈何之情。
我不敢冒昧地把艾德蒙也包括在这一类西方人类学者之列，但令人深思的是他在这本学术自述式的书里却根本否定了人类学是一门科学。他说：“社会人类学并不是一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也不应当以此为目的。如果要说它是什么，其实不过是艺术的一种形式。”（52页）这句话的涵义，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我却联系上了马林诺斯基上面所说的那句话，他的意思可以理解为，在西方人类学门内至少有一些学者把它作为表演才华的戏台，或是更平易一些，是一种智力的操练或游戏，或竟是生活中的消遣。我本人对这些动机并无反感。在一个生活富裕，又是竞争激烈的社会里，当个人谋生之道和社会地位已经有了保证之后，以人类学来消磨时间或表现才能，确是不失为一种悠悠自得的人生。可惜的是，我自己明白，我没有条件这样来对待这门学科，事实上也走不上这条路子；即便走上了，也不会觉得愉快的。
▲ 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年-1942年)
生于波兰，在英国成为著名人类学家。他是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倡导以功能论的思想和方法论从事文化的研究，著有《文化论》，讲述功能派的文化理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典范地展示现代田野工作与民族志方法；《文化动态论》，讲述文化变迁分析的方法，指出文化不是历史的残存，而是人生活的工具。
艾德蒙锋利的思路又发现了个使像我这种中国人类学者为难的题目，就是上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个别社区的微型调查能使你认识中国的全貌吗？
这个问题的矛头直指我的要害，因为如果我学人类学的志愿是了解中国，最终目的是改造中国，我们采取在个别小社区里进行深入的微型观察和调查的方法，果真能达到这个目的吗？个别入手果真能获得概括性的了解吗？
艾德蒙对这个问题仍然是否定的，消极的。他在第一个问题上是放过了我，我感谢他还说了些好评，但在第二个问题却想逮住我了。他用了回护我的口吻来表达他不相信我这样做能“了解中国”的。他说：“费虽称他那本书为《中国的农民生活》，他并不冒称他所描述的社会体系是整个国家的典型。”（127页）又说：“这种研究并不或不应当自称是任何个别事物的典型。这样做的旨趣是在它的本身。”（127页）
艾德蒙对我的回护我是应当领情的。但是他的意见我只能接受一半。我确是没有意思想把那个调查过的江村作为整个中国所有千千万万的农村的典型；也没有表示过，研究了这个农村就能全面了解中国国情。这本书的英文书名是出版社给我加上的。它原本是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Kaihsienhung：Economic Life of a Chinese Village（《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而且英文本的扉页上还印着“江村经济”四个字。当这本书翻译成中文时并没有用“中国的农民生活”而还是“江村经济”。艾德蒙是知道这经过的。
▲ 《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费孝通 著商务印书馆2001年出版
我也同意，解剖一个农村本身是有意义的，所以是有趣的。但我必须老实说，我的旨趣并不仅限于了解这个农村。我确有了解中国全部农民生活，甚至整个中国人民生活的雄心。调查江村这个小村子只是我整个旅程的开端。因此如果艾德蒙看法是正确的，就是从个别不能概括众多，那么我是走入了条死胡同了。所以我必须正视艾德蒙所指出的问题，并在实践中证明他的看法是似是而非的。从个别出发是可以接近整体的。
这个问题在我写完《江村经济》时已经意识到，而且国内不少评论也集中在这个问题上。我对此心中是有答案的。我这样想：把一个农村看作是全国农村的典型，用它来代表所有的中国农村，那是错误的。但是把一个农村看成是一切都与众不同，自成一格的独秀，sui generis，也是不对的。
也许是受了我早年所学的动物学和解剖学的影响，我对客观事物存有类型（Type）的概念。一切事物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的，如果条件相同就会产生相同的事物。相同条件形成的相同事物就是一个类型。同一个类型里的个别事物并不是完全一样的，类型不是个别的众多重复，因为条件不可能完全一致的。我所说的类型只是指主要条件相同所形成基本相同的各个体。
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1910-1989）
▲ 英国著名结构学派人类文化学家 ，曾学习于马林诺斯基门下并在伦敦经济学院取得博士学位。他曾在缅甸进行田野作业并著有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 (1954)，Pul Eliya, a Village in Ceylon (1961)等。
以江村来说，它是一个具有一定条件的中国农村。中国各地的农村在地理和人文各方面的条件是不同的，所以江村不能作为中国农村的典型，也就是说，不能用江村看到的社会体系等情况硬套到其他中国的农村去。但同时应当承认，它是个农村而不是农牧业社区，它是中国农村，而不是别国的农村。我们这样说时，其实已经出现了类型的概念了。所以我在这里和艾德蒙辩论的焦点并不是江村能不能代表中国所有农村，而是江村能不能在某些方面代表一些中国的农村。那就是说形成江村的条件是否还形成了其他一些农村，这些农村能不能构成一个类型？
如果承认中国存在着江村这种的农村类型，接着可问，还有其他哪些类型？如果我们用比较方法把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一个一个地描述出来，那就不需要把千千万万个农村一一的加以观察而接近于了解中国所有的农村了。请注意上面我多次用了“逐步”和“接近”两个词。通过类型比较法是有可能从个别逐步接近整体的。艾德蒙喜欢用数学概念来表述事物，我这里所说的“接近”也就是微积分里的基本概念。
由于我自己意识到这一生中能利用来作研究工作的时间愈来愈短愈少，我不能不多看些地方。所以我的习惯是每走一个地方就把我的感受写下来，仔细的调查研究留待别人去做。我称之为开路破题的工作。我写下的这一类的文章是不少的。其中一部分早期的作品已经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汇集了一本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去年（1989年）出版，不能直接阅读中文的朋友，可以从中看到一些例子。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Hsiao-tung Fei
Hsiao-tung Fei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5-19
我想用我本人的经历，正如本文题目所要求我的，来答复艾德蒙向我们中国人类学者提出的问题。我可以告慰于关心我的朋友们的是，我幸而在晚年能得到这10年可宝贵的机会来继续我的初志。当然，我并不敢说对中国的国情已有多大的了解，但比50年前是了解得多了一点。更使我高兴的是40年代根据我所调查的资料和从而所得出的认识和形成的对农村发展的见解，到了80年代逐步地经过实践的考验，已证明不少是符合实际的。这也使我更相信认真以人类学方法去认识中国能有助于中国的发展。人类学是可以成为一门实用的科学的。
我很羡慕艾德蒙有深湛的哲学修养和优异的学术环境。我知道，像我这种务实的人对他提出的问题所做出的答复是不容易说服他的。但是我认真地想一想，我这种在艾德蒙看来也许是过于天真庸俗的性格并不是偶然产生的，也不是我个人的特点，或是产生于私人经验的偏见，其中不可能不存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烙印。随手我可举出两条，一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二是“学以致用”。这两条很可以总结我自己为学的根本态度。
想不到2000多年前的孔老夫子对我这一代人还会有这样深的影响。孔老夫子还不是主张少在看不到摸不着的玄理上去费脑筋。他周游列国还不是为了寻觅有用于社会的机会？务实的精神潜移默化，渗入学术领域，结果使像我这样的人，毫不自觉这是古老的传统，而投身入现代的学科里，形成了为了解中国和推动中国进步为目的的中国式应用人类学。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学派的形成并不是出于任何个人的创见，很可以说是历史传统和当代形势结合的产物。
费孝通手书：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我和艾德蒙意见的分歧，对一个有人类学修养的人是完全能理解的。这里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而是属于不同传统和处境的问题。我们不仅能相互容忍而且还能相互赞赏。我们不妨各美自美，还可以美人之美。这是人类学者的应有共识。
不幸的是人类学在现代世界上还是少数人的珍品，远不是普遍人的常识。可是在这个各种文化中塑造出来具有不同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的人们，由于科技的急速发展，已经生活在一个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小小寰宇之上了。他们带着思想上一直到行为上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进入共同生活，怎样能和平共处确是已成为一个必须重视的大问题了。由于文化的隔阂而引起的矛盾会威胁人们的共同生存。从这个角度去看我这次和艾德蒙的缺席对话，其意义也许不只限于我们少数不同国籍的人类学者的共同兴趣，而可以联系到今后世界人类怎样进入21世纪的问题。
我虽然已经年过80，对今后人类的关心看来并不是杞人忧天。人类学者是否有责任在建立文化容忍的精神方面作出一些贡献？谢谢今天的各位朋友，让我们一起为人类学的不断前进做出努力。
1990年7月25日
本文节选自中国社会学经典文库《美好社会与美美与共：费孝通对现时代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