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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工薪族对政府权力怀着适度的疏离感?

导语:二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大批职员进入大型企业与政府机构并得到终身职位,这些工薪族及其家庭的生活有了前所未有的稳定与保障,构成了日本社会快速变迁之际涌现的“新中产阶级”。他们是他人向往的“光明新生活”的象征,取代了老中产阶级并带动了家庭、经济与文化的变革,不仅是社会巨变中持续不辍的稳定力量,更建构了延续迄今的日本社会运作基本模式。

导语:二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大批职员进入大型企业与政府机构并得到终身职位,这些工薪族及其家庭的生活有了前所未有的稳定与保障,构成了日本社会快速变迁之际涌现的“新中产阶级”。他们是他人向往的“光明新生活”的象征,取代了老中产阶级并带动了家庭、经济与文化的变革,不仅是社会巨变中持续不辍的稳定力量,更建构了延续迄今的日本社会运作基本模式。

在《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中,著名学者傅高义根据其在东京M町的田野调查,从工作、学校、家庭和社区出发,将新中产阶级描述成一种经济与文化的标杆。近几十年来关于日本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几乎都建立在该书基础上,直至今日还在日本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

这一日本研究奠基之作,经典但不枯燥,那么《日本新中产阶级》则是活泼的小品,展现了一幅穿插八卦轶事的新中产生活全息图:夫妻、婆媳、亲戚关系,职场上的苦熬与交际,年轻人恋爱和相亲的苦恼,盼望孩子闯过重重考试、出人头地的父母心……种种描述生动而微妙,文化相近的中国读者更能感同身受。 

本文节选的,是书中的第三章,原标题是“家庭视野中的政府”。

日本的工薪族对政府权力怀着适度的疏离感?

《日本新中产阶级》田野调查照

国家认同

毫无疑问地,M町的居民对国家充满依恋之情,虽然内涵复杂,但总体态度是积极的。他们认为自己和其他日本人一样,分享着自身与众不同的种族、语言和文化(这是日本长期孤立于其他国家之外的结果)。人们不乏对国家的积极情绪,但如何在国家传统中发现值得自豪的部分则并非易事。老中产阶级在与西方接触时更多地以沙文主义和传统复兴的观念予以回应,与此相反,绝大部分工薪族相信,日本必须使自己的传统适应于当代。但国家认同的问题在于,如何在自己的传统中发现既为日本所独有,又适用于当代的元素?

一些日本人讨论说,应该将日本强大的精神力量与西方优越的物质财富发展相结合,解决上述难题。但对于M町那些认为日本的传统既淳朴、迷信、非理性同时又带着很强的封建色彩的居民而言,这个方案却远远不足以解决难题。二战之前,日本官方大肆宣扬其国家神话,视其为真实的存在,很明显,这对于受科学训练的工薪族来说是无法接受的。1930年代日本狂热的国家主义教育所展现的图景从未被绝大多数工薪族完全内化,更与他们对今天日本的想象格格不入。今天,人们在小圈子里戏谑自己幼时被迫背诵124个天皇名字的情形,即使被当做国家认同重要标志的建国故事,原本被作为真实的存在而弘扬,但现在也被降低到了日本国教神道教神话的地位。

工薪族面临的问题是,在接受了现代科学和西方价值观的优越性后,很难对自己国家的文化遗存感到自豪——他们甚至不相信在这遗存中有所谓独特性。如果说在其他国家,有关一个民族的独特性的界定一直会在与不同国家的密切交往中不断地修订,那么与这些国家的公民不同,M町的居民对确实的日本究竟为何缺乏准确无误的界定,因此他们对西方文化突如其来的大规模的入侵也缺乏应有的准备。

M町的工薪族就处于这样一个失调的位置:他爱自己的国家,但按照自己越来越接受并践行的西方标准,他又很难再欣赏它。就像M町的居民很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一样,他们也很在意西方怎么看待日本。由于自身也不能确定究竟日本的何种特质具有价值或值得喜爱,他们热切希望得到来自外国人的评价,尽一切可能赢得后者的尊重。1959年到1960年间,在我们的田野调查中,M町的居民已经在谈如何通过自己的行动促进日本的进步,这样就能够在1964年下一届东京奥运会上给外国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二战失败对于日本人的骄傲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使人们失去了国家前进的目标。M町的居民承认尽管他们反对战时的军人统治,也意识到日本曾经叫嚣的那个野心勃勃的领土扩张计划,是一个天大的错误,但仍然毫不讳言地承认曾经共有过日本成为亚洲领导者,跻身世界强国的梦想。现在,就像欧洲国家的公民们近来已停止梦想帝国荣光,M町的居民也必须调整自己对国家的看法,把它视为在世界各国的角力场上的一个更弱小、更无助的国家。除了希望国家变得更现代、更理性,M町的居民已失去了国家前进的方向,而这一目标与帝国的荣光和战前战中的狂热的爱国主义相比,看上去已远没那么激动人心。

与极权国家不同,日本官方并不致力于推动重新书写历史。但在M町,类似的过程却在进行。M町的居民抛弃了二战前一直未曾中断的大量历史说教,而仅仅重点强调其中的一部分。他们有意忽略了1930年代以及二战的全面军事化时期,更多地讨论奈良和平安时代的伟大文化成就,讨论1920年代和1930年代自由派领袖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多元日本社会的非凡勇气;一些人也开始认识到,明治帝国时代对现代化的影响胜于它在专制上造成的影响——正是后者成了1930年代后期军国主义的样本。

历史如此,其他代表国家荣光的象征亦是如此。尽管日本人仍然享受着茶道、花道、古代寺院以及传统艺术,但现在没有什么能够比东京塔、现代的银座和经济增长的速度以及日本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更能够代表国家荣光了。

国家荣誉感的新来源正逐渐显现——它并非来自日本传统的独特性,而是基于最为吸引人的一点:将东西方的优势相结合。不像西方国家的公民只欣赏西方文化,M町的居民认为,他们能够同时得益于东方与西方文化。举例而言,他们能够拥有西方的家用电器,同时又能保有日式花园和榻榻米、西式和日式饮食、西式与日式服装、西方与日式音乐、西方与日式绘画。尽管在特定的传统实践与现代实践中仍然存在调和的困难,但通过取东西方之长,确立一个具备优越性的文化总体目标,的确为解决这些困难提供了一个一般视角。

皇室仍然是维系日本人爱国情感的最重要且唯一的支点所在。与政客不同,人们认为天皇无需为战争负责,同时,由于他已不再高高在上,战争结束之后,许多人对天皇的感情反而更深了。M町的居民回想起,战前天皇很少在公开场合出现,即使出面,因为普通百姓鞠躬时腰弯得太低,所以根本看不到他的脸。战争期间,当有轨电车的售票员宣布抵达皇宫时,所有人都要深鞠躬。不过,自从战争以来,天皇本人会在新年的第一天和第二天,以及他自己的生日在皇宫里朝人群致意。每个人都能在电视上看到他的画面,在报刊里读到有关皇家的报道。尽管M町最激进的一些年轻人会质疑皇室制度的价值所在,但占绝大多数的家庭还是效忠于皇室,满怀情感与热忱。

……

在二战之前和二战期间,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天皇与政府官员密不可分,M町的居民很难获得合法性的基础去批评政府官员。尽管政客们从来没有获得广泛的支持,但那些以天皇名义行事的官员通常能够免于公众的批评。就M町居民的政治态度来说,战后天皇地位的重要变化并非他正式放弃其神的身份——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战前就不相信他的神性,但在他放弃神的身份之后却仍然效忠于他——真正重要的变化是帝制与政府权力的分离。天皇再也不能作为政府领袖的保护伞,也不能使其行动合法化了。

结果,政府官员们失去了获得公众支持的最重要来源,而素来得不到天皇庇佑的政治领导人也依然缺乏赢得人民尊重的合法性基础。尽管选举为政府官员提供了某种合法性的基础,但即使竞选成功,他们也不再享有政府阁僚的崇高地位,甚至政府阁僚,也不再享有“天皇仆人”的豁免权。从M町居民的观点来看,为了赢得尊重,人们必须献身于他所属的群体,不能为自己的个人利益打算。但政治领导人总是表达着个人利益,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一个小派系的利益,而不尊重其他人的权利。人们尚没有形成这样的基本共识:一个人当选之后,即使是那些落选者的拥趸,也应该支持他的工作。落选者远没有结成“忠诚的反对派”;反过来,他估计自己的诉求也不会受到大多数人的尊重。即使是那些给获胜者投票的人,通常也不会认为他们所支持的人会为其利益鼓与呼,只是为自己的小派系服务而已。对他们而言,明治时代的领导人会为国家而献身,这与现在掌控着国家机构的投机政客迥然不同。这种对过往的微妙情感会在类似皇太子婚礼的场合流露出来,但在有关政治领袖行动的讨论中却不会得到表达。

政治领导人的合法化问题部分源于国家遗存的多个方面的价值分歧。对政客而言,很难找到一个广泛的共识基础并获得大部分国民的追随——即使单在M町都十分困难。政治领导人所面临的合法化难题错综复杂,它涉及与战争时期的军事行动紧密相关的多个群体及个人的责任认定。即使是M町的居民中曾经做过士兵的那些人,对军部领导人也十分反感。二战之前和期间,军队对平民颐指气使,M町的居民至今仍然记得,他们对自己的军队视如灾星,一旦违背了后者的要求,就会面临极大危险。人们觉得,自己受尽磨难,却徒劳无功地看着军部带着国家步步走向深渊。由于军部领导人铸下的大错,许多朋友和亲人死于战火。因此,人们从头到脚都反感军部的所作所为。

日本的新国会已经宣布国家拥有军队为非法,但绝大多数M町的居民并不认为,军队和新的“自卫队”有什么区别。即使面对警察,人们也一样战战兢兢,一如战前他们与军队打交道一样。在某种意义上说,人们对声名狼藉的军队的轻蔑态度,现在转嫁到了警察身上。在本项研究开展期间,当国会讨论扩大警察力量时,媒体强烈警告大众该项措施可能招致种种危险,这类观点获得了许多M町居民的热切支持。

同样的羞辱甚至祸及与战时政府有关的文职官员,其中包括日本许多最具才干的政治领导人和官僚。我们进行访谈期间,日本首相岸信介就是其中一例。M町的居民觉得,他们很难完全信任这样一个从军方的战争参与者轻松转身,成为代表和平年代日本的人。实际上,许多M町的居民不理解,为什么美国国会能允许艾森豪威尔这样一个二战中的将军,成为和平年代的总统?他们质疑说,美国如此尊重军人是否因为美国取得了胜利?即使是日本的国旗和国歌,都无法摆脱与那场充满羞辱的战争的紧密联系,它们很难再作为国族象征而复活。在战后的许多年里,绝大多数居民不使用日本国旗,只有很少的人让它飘扬在天空之上。

即使日本人大都强烈反对军国主义,但这并不足以让M町的居民相信战前的极权主义不会卷土重来。许多人的确十分担忧,在国内发生政治或经济危机的时候,一个貌似大公无私的国家领袖可能会在强烈的呼声中胜过自私的政客,以无私的爱国主义者的形象赢得必要的支持,却引导着这个国家退回到极权主义。到那时,他们即使想要阻止这种趋势,也无力回天。人们坚决反对强化警权,也同样坚决反对任何可能为极权主义政权复活奠定基石的其他方式,很大一部分原因正是出于这种担忧。

……

在讨论外交事务时,M町的居民似乎对以下三点特别在意:首先,他们渴望那些对日本有利的国际结盟。他们认为,与西方的亲近关系已经使日本获益良多,而这是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中无法获得的。人们也十分感激自美国占领以来所获得的经济援助和技术上的建议,觉得这是假如日本被俄罗斯或中国占领时不可能获得的东西。居民们认为美国很富裕,美国人比俄罗斯人更加具有人道主义精神。但他们也同样认为,在保持与西方的紧密关系的前提下,与中国和俄罗斯增加一些贸易关系和文化联系,符合自身的利益。

但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考量是人们非常在意日本是否被置于低人一等的地位。他们希望日本能够受到尊重。人们很反感美国重视欧洲盟友的意见,却不能对日本的看法同等对待。美国可以制定政治经济上的相关条款,使得日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均依附于美国,这些都时刻让人们想起那段心酸的日子:美国人强加给他们不平等的条约,驱逐前往美国的移民,派遣军队占领自己的国土。就像M町的一个居民所说的那样,“因为日本错误地发动战争又输掉了战争,我们现在被迫成为美国的侍从”。就私人关系而言,一些工薪族的人很高兴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从“封建”的、低人一等的地位中解放出来,能够拥有自己的个人生活而不是为家长式的监督所控制。同样地,在国家认同上,人们也非常在意日本是否能够从限制他们独立行动的压力中解脱出来。在我们的田野调查期间签署的(Security Pact)之所以不受欢迎,似乎有这种感情暗含于内。对于《新日美安保条约》的广泛反对不会影响到人们与美国人的私人关系,也不会严重损害与美国人之间整体上的友好情感。就他们来说,岸信介首相强迫国会通过《新日美安保条约》是想要取悦美国。艾森豪威尔如此急切地想要访问日本,后来被视为是美国政府支持岸信介施政策略的一个证据,而岸信介迫于美国压力颁布的这一协议,则并不完全符合日本的利益。在M町,许多居民的确认为,对日本而言,无论以什么形式,接受日美安全协议都是必要甚至明智的,但所有人都觉得,岸信介的政策和美国人的施压实在令人羞辱难当。他们并不因美国合法地追求自身利益而谴责美国,但却对日本必须保持从属角色感到抵触。与其说这是对于美国政策的批判,毋宁说,它是国家荣誉感上的一道深深的伤口。

尽管在安全协议的问题上存在情感偏向,但基于驻日美军的传闻、看到的美国电影以及二手新闻报道,人们认为美国人虽然难免有些傲慢,但总体而言是慷慨、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绝大部分人几乎不了解俄国,少数源自从被俄国遣返侨民的传闻,或因俄国限制日本渔民捕鱼所造成的争议,给人们造成了这样的印象:俄罗斯人非常可怕,缺乏人道主义观念。许多人在日本对外扩张期间住在中国,这使得他们比较尊敬中国人,并对中国的农民怀有负罪感,因为这两个国家曾经在语言、宗教和更为广泛的习俗上有如此深远的传统关联。尽管许多人对中国共产党政权怀有同情,认为他们致力于改善劳苦大众的生活,但他们又很高兴自己不必生活在如此严格的政府组织化管理之下。但他们认为,中国没有美国人那么可怕和危险,人们很乐于与中国建立比现在更密切的经济和文化联系。

人们对于外国事务的第三个关注点是对战争的极度仇恨和畏惧。自己的生活在战争中被尽数摧毁,两个城市毁于原子弹,在M町,人们不仅鄙视自己国家的军队,而且把这种鄙视推及到所有国家的军人。美国的士兵站在属于日本的领土上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因为它意味着日本自身的愿望必须服从于美国人的愿望,也意味着更可能在将来卷入战争。让人烦恼的是,美国在先前强迫日本放弃所有军事力量之后,又强迫日本建立了自己的“自卫队”。

绝大部分M町的居民倾向于与西方而非东方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因为他们认为这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但在与西方具有更强联系的语境下,中立主义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人们认为这样日本可能在与西方的结盟中摆脱被奴役的地位。同时,人们还认为,即使东西方之间爆发战争,日本也不太可能卷入其中。

公民的角色

今天,M町的居民对1945年前自己看到官僚时的卑躬屈膝充满自嘲,这表明,现在面对政府官员,他们已经少了拘束,获得了少许自信。但是,与美国的标准相比,他们在官员面前仍然是非常谦卑的,人们把与官员打交道视为一种憋屈的经历。在他们看来,政府机构的运作部分取决于官员们即刻的心情和想法,申请者的策略是投其所好以获得他们的支持。即使心里觉得憋屈,申请者也会面带微笑,和颜悦色地回应官员们的粗鲁言辞。M町的人觉得,除非有大人物居间搭桥,否则,为了让官员能够按自己所期望的方式办理事务,低声下气地恳求在所难免。他们很熟悉官僚机构的拖拉技巧,含混的回答,以及“相互推诿”的潜规则。他们觉得,即使是很不起眼的一个恼怒信号也意味着更长的等待以及更差的服务。绝大部分M町的居民并不真正了解公民在面对政府时拥有怎样的权利,觉得即使是按照规定办事,惹恼了官员也是粗鲁和愚蠢的表现。他们认为,不是权力和法律,而是地位赋予了人权利。一个处于权威地位的人永远是对的,他的地位能够保证其期望得以实现。人们对这类状况的定义各有不同,但即使政府的福利援助也并不被视为一种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而是一种因某个官员的喜好而被赋予的特权。

由于M町的居民,特别是女性,面对政府时总是觉得孤立无援,因此只要可能,他们就尽量避免与政府官员接触。如果非得接触,他们会尽量找人写一封给这位官员的引荐信。一个人如果带着引荐信,或者建立了彼此联系,就有希望得到优待。如果有一封管用的引荐信,人们就可能得到盛情款待,办事效率更高,并意识到自己受到了重视。作为个人,普通的工薪族人士并不需要仰视政府官员。但即使自己在政府工作,如果没有来自朋友或同事的引荐,人们也不太情愿去另一个政府机构递交申请。

日本人总体而言十分守法,但并不把法规等同于道德。他们目睹法律随着权力的转移而发生剧烈变化——有些法规是由军队强行推进的,而另一些则是美国占领者指定的。因此,服从法律似乎更多地反映了他们的谨小慎微而并非道德意识的高低。

在某些情况中,人们并不认为欺瞒政府特别是逃税应该受到谴责。虽然工薪族的收入多寡很难隐瞒,因为公司对此一清二楚,但独立的小商人、小业主或是专业从业人员,往往都会瞒报收入。大的商人,也时常假造账目,但通过私人关系及其顾问的帮助,就不必担心受到政府的惩罚。不过,小生意人则难免担心税务官员上门催缴,或蛮横地索取更多税金。

在M町,个人几乎从来不会当面向政府官员提出抗议,但很多居民还是偶尔会集体前往政府部门表达不满。举例来说,一些M町的居民曾经集体抗议过这个地区的下水道系统,另一些群体则抗议过道路修建计划、工厂的噪音或是拥堵的交通。但除非经由身居高位者或是部门内部的人介绍而来,即使抗议者人多势众,其意见也不会受到政府的重视。

致力于保障公民权利的团体在这里并不多见。总体而言,人们认为这事情应该由有权有势的人来做,但如果他们袖手旁观,居民们就会觉得,自己所能做的也就只剩大声疾呼而已。在M町,很难想象能够出现诸如美国的公民自由联盟(Civil Liberties Union)这样有着广泛民众基础的组织,而由于女性被排除在政治之外,冀望出现一个富有影响的日本女性选民联盟就更加遥不可及。尽管公众对于表达意见的兴趣正在增长,但绝大部分M町的居民并不认为,在目前的环境下,公众意见和公民运动能够对政府的决策产生强烈的影响。

作为大公司中的工薪一族,M町男性通常会支持缺少权力的普通民众。他们发现,在公司中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与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人来逐渐散布自己的意见。如果能与位高权重者拉上关系,那么,自己的呼声就能够得以表达,掌权者也倾向于在这些人维权时帮助他们。但是,如果没有类似的私人关系,就难以影响公司决策。在这一点上,商业和政治类似:一个人在决策时所产生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组织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他与顶层官员的关系。有影响力的高层工薪族既有关系又有权力,在政治上更加保守,他们希望在政府决策过程中产生影响力,但通常而言,普通的工薪族则不作此非分之想。

即使在地方社区里,工薪族人士也很少参与政治活动。由于日常活动的中心局限在与社区无关的公司或机构之内,他们很少像以小生意人和执业医师为主的、控制了地方权力的老中产阶级那样积极参加到郊区政治活动中。此外,总体而言工薪族及其家庭是M町的新住户,即使他们很感兴趣,也难以插手地方政治——尤其是学校、道路和下水管道建设等预算项目,主要是由地方官僚而非人人均能参与的地方选举决定。即使他们有参与的欲望,也不过限于向地方政府陈情而已。

虽然公民对民主进程满怀信心,但他们面对政府时的无力感从未稍减。居民们很看重投票权,希望联合起来投票会产生些微影响,但事实上,人们并不期望投票真的能够在政府决策中起多大作用。他们觉得,政府决策经常是高层人物在如艺伎屋里的私人聚会中做出的,完全不在普通公民的控制范围之内。人们对此很反感,但却无能为力。尽管普通美国公民在政府决策中未必比日本的同类人有更大的影响力,但美国人受到的教育却使人们坚信,自己的投票和决定非常重要,而其不满是有渠道获得补偿的。M町的居民则没有这么乐观,同美国人相比,他们对政府为自己人谋利、忽视如自己这样的“局外人”的倾向有更多的批评。

工薪族对政府权力适度的疏离感

对政府权力的疏离感部分来自因政府领导人对这一阶层的轻视所产生的不满情绪。就像其他日本人那样,工薪族对自己的所属团体高度忠诚,而对将其排除在外的其他团体怀有强烈的敌对情绪。由于政府领导人特别是官僚们倾向于罗织亲近的精英小团体,而不是对普通大众的愿望负责,工薪族的人们很难对政府领导人产生认同感。对于政府最为强烈的抱怨之一,是说它是“多数人的暴政”(tyrannyof the majority),这明显地反映出他们对排他性的政府团体不加考虑地把自身愿望强加于他人的担忧。工薪族不认为政府领导人是“人民的”,而只属于工薪族自身被排除在外的一系列小团体。

对政府权力的疏离感的另一原因,似乎来自对现代化的政府制度的向往。因为政府领导人更多地代表了农民和保守派特殊利益集团,它似乎比工薪族所希望的更加传统。联系到大学所学的知识,许多工薪族的人对现在的政府产生了幻灭感。与许多支持保守派甚至极右翼的老中产阶级相比,他们更希望政府以理性的方式发展,就像他们希望自己的公司理性地向前发展一样。但即使他们很尊重政府部门运作的方式,工薪族还是无法对他们所见所闻产生认同——政府官僚机构的首要目标是加强并延续权力。

对很多M町的居民来说,对政府的批判,给了自己以一种始终保持抗争立场和维护民主理想的感觉——在大学里,他们曾为这一理想热切地鼓与呼。人们确信,军国主义者之所以攫取了日本的权力,是因为没有人站出来呼吁深化民主实践。一般而言,就像工薪族的人在公司里年资渐长,地位也逐渐上升一样,他们相应地也会变得越来越保守。一些工薪族人士会对自己如此适应公司的运作感到些许羞愧,因为他们离抗争情绪越来越远,很少对民主化进程和国家福祉有所作为。但是,许多人虽然自己的行为变得越来越保守,却仍对政府保持着一种偏理想化的对立情绪。

尽管感觉自己被政府排斥在决策过程之外,工薪族们还是对政治事务颇有兴趣,他们始终关注新闻,尤其关注有关国内事务的新闻。日本人是热心的读者,但工薪族因为比普通民众受过更好的教育,尤其注意对影响国家事务之广泛议题的阅读。日本有三份大报,M町的居民通常在早晨和晚上都要读其中一份报纸的晨间版和晚间版,此外还要读周刊和月刊,人们还经常在工作时和朋友讨论政治话题。尽管妻子们往往不像丈夫们那么了解国内的政治活动,她们也至少会关注最近谈论较多的一些重要政治事件。

绝大部分工薪族人士在表达对政府的反对之情时态度是温和的,人们会津津有味地阅读报章上对政府的严厉批判,在朋友之间传递这些批评观点,但却不太愿意参加到暴乱和示威中。即使给社会主义者投票——就像许多工薪族所做的那样——人们也解释说,他们并不真正尊敬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的行为看上去不是那么负责任。他们并不太倾向于社会主义,就像他们不太反对政府一样。人们怀疑,社会主义者可能更加腐败,或是缺少管理能力。

工薪族表达反对情绪的温和方式不仅仅因为公司倾向于雇用那些具有温和派政治观点的大学生——许多工薪族都承认,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偏左派。另外一点是,人们的温和态度来自其现在所处的、非常安逸的地位,他们也对于更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能够带来什么结果持有悲观情绪,因此不愿意危及自己的现有位置。M町的人们知道,就算公司愿意保护自己的雇员,在遇到让公司处于过分尴尬境地的员工时,公司还是可能丢卒保帅。同时,他们也知道,尽管很少辞退员工,但公司仍然能够用非正式的方式给不守规矩的人施加强大的压力。

日本的工薪族对政府权力怀着适度的疏离感?

书名:《日本新中产阶级》

丛书名:傅高义作品系列

著者:[美]傅高义(Ezra F. Vogel)

译者:周晓虹周海燕吕斌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5月

 

原创文章,作者:西风,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dushuzhi.com/archives/97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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