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吕先生的《中国通史》,才知道中国的经脉、骨骼是长什么样子的。就如同山戎、河流,走过四季,总是留下了别样的景致来。

——豆瓣书评人: 奕由

从前的人,常说历史是“前车之鉴”,以为“不知来,视诸往”。前人所做的事情而得,我可奉以为法;所做的事情而失,我可引以为戒。这话粗听似乎有理,细想却就不然。世界是进化的,后来的事情,绝不能和以前的事情一样。病情已变而仍服陈方,岂唯无效,更恐不免加重。我们初和西洋人接触,一切交涉就都是坐此而失败的。

 

又有人说:历史是“据事直书”,使人知所“歆惧”的。因为所做的事情而好,就可以“流芳百世”;所做的事情而坏,就不免“遗臭万年”。然而昏愚的人,未必知道顾惜名誉。强悍的人,就索性连名誉也不顾。况且事情的真相,是很难知道的。稍微重要的事情,众所共知的就不过是其表面;其内幕是永不能与人以共见的。又且事情愈大,则观察愈难。断没有一个人,能周知其全局。若说作史的人,能知其事之真相,而据以直书,那就非愚则诬了,又有一种议论:以为历史是讲褒贬、寓劝惩,以维持社会的正义的。其失亦与此同。

 

凡讲学问必须知道学和术的区别。学是求明白事情的真相的,术则是措置事情的法子。把旧话说起来,就是“明体”和“达用”。历史是求明白社会的真相的。什么是社会的真相呢?原来不论什么事情,都各有其所以然。我,为什么成为这样的一个我?这绝非偶然的事。我生在怎样的家庭中?受过什么教育?有些什么朋友?做些什么事情?这都与我有关系。合这各方面的总和,才陶铸成这样的一个我。个人如此,国家社会亦然。各地方有各地方的风俗;各种人有各种人的气质;中国人的性质,既不同于欧洲;欧洲人的性质,又不同于日本;凡此都绝非偶然的事。所以要明白一件事情,必须追溯到既往;现在是绝不能解释现在的。而所谓既往,就是历史。

 

所以从前的人说:“史也者,记事者也。”这话自然不错。然而细想起来,却又有毛病。因为事情多着呢!一天的新闻纸,已经看不胜看了。然而所记的,不过是社会上所有的事的千万分之一。现在的历史,又不过是新闻纸的千万分之一。然则历史能记着什么事情呢?须知道:社会上的事情,固然记不胜记,却也不必尽记。我所以成其为我,自然和从前的事情,是有关系的;从前和我有关系的事情,都是使我成其为我的。我何尝都记得?然而我亦并未自忘其为我。然则社会以往的事情,亦用不着尽记;只须记得使社会成为现在的社会的事情,就够了。然则从前的历史,所记的事,能否尽合这个标准呢?

 

怕不能吧?因为往往有一件事,欲求知其所以然而不可得了。一事如此,而况社会的全体?然则从前历史的毛病,又是出在哪里呢?

 

我可一言以蔽之,说:其病,是由于不知社会的重要。唯不知社会的重要,所以专注于特殊的人物和特殊的事情。如专描写英雄、记述政治和战役之类。殊不知特殊的事情,总是发生在普通社会上的。有怎样的社会,才发生怎样的事情;而这事情既发生之后,又要影响到社会,而使之政变。特殊的人物和社会的关系,亦是如此。所以不论什么人、什么事,都得求其原因于社会,察其对于社会的结果。否则一切都成空中楼阁了。

 

从前的人不知道注意于社会,这也无怪其然。因为社会的变迁,是无迹象可见的。正和太阳影子的移动,无一息之停,人却永远不会觉得一样。于是寻常的人就发生一种误解。以为古今许多大人物,所做的事业不同,而其所根据的社会则一。像演剧一般,剧情屡变,演员屡换,而舞台则总是相同。于是以为现在艰难的时局,只要有古代的某某出来,一定能措置裕如,甚而以为只要用某某的方法,就可以措置裕如。遂至执陈方以药新病。殊不知道舞台是死的,社会是活物。

 

所以现在的研究历史,方法和前人不同。现在的研究,是要重常人、重常事的。因为社会正是在这里头变迁的。常人所做的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当然不会知道山崩。若明白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

 

一切可以说明社会变迁的事都取他;一切事,都要把他来说明社会的变迁。社会的变迁,就是进化。所以:“历史者,所以说明社会进化的过程者也。”

 

历史的定义既明,历史的价值,亦即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