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书话

书之命运

《希特勒的私人图书馆》
《希特勒的私人图书馆》

(一)

瓦尔特·本雅明写下藏书“代表”了其收藏者这样的话,是因为一方面他看到一个人的藏书不仅总结了此人的一生:当他将最后一本书纳入自己的收藏,放上书架的时候,他的一生就此明了,少有后续;另一方面这些书也完成了其自身的生命轨迹:它们从一个人手中传下去,经历各式辗转,最终静置于此。本雅明同阿洛伊斯-胡德主教一样,发现了那句古老的拉丁金句的真正含义:书各有命。

“这些有关书籍的言辞如今已经被普通大众认可,”本雅明陈述道,“因此,像《神曲》、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和《物种起源》这样的书都有其各自的生命历程。然而,不同的收藏家会对这句话有不同的理解。对他们来说,不仅每本书有其命运,就连每一份副本的命运也大相径庭。”

对本雅明来说,每一组藏书都体现了一个人的“宿命”。收藏家生前的故事集结于此,命运的双翼在此挥舞。不论是为了消遣娱乐,还是为了学习知识,又或者只是被当做装饰品,它们都终将成为藏书人长眠于地下之前一生的鉴证。这恰如古希腊悲剧中合唱队所起的作用。

当然,本雅明的某些说法听起来有些狭隘,甚至有点妄加揣测的意思。因为这番话基于这样一种假设:某一本书的“宿命”受制于其藏书环境,所以它存在的终极理由便是“保存”收藏者的思想,成为他死后的鉴证物,被迫成为早已归于尘土的收藏家的记忆,永远束缚于此。对于收藏家来说,这种想法无疑振奋了他们的精神;但对于书籍本身来说,它们被残酷地忽视了。不过,这种假设也只存在于一个人的藏书被完整保存下来的理想情况下。然而,本雅明在1933年3月时不幸发现了痛苦的事实:他收藏的书仍在辗转流离。就在希特勒夺权的那个星期,本雅明逃离德国,将自己的藏书委托给一位邻居。这位邻居又将一部分“最佳藏品”转送到丹麦,而本雅明在那里接应。当时,本雅明与戏剧家贝尔托·布莱希特住在一起。后来,本雅明带着自己的藏书搬到了巴黎。

最拮据的时候,本雅明把自己的部分藏书卖了出去,用换来的钱应急。同时,他非常担心自己那批藏于柏林的图书,希望它们能被妥善保管,但却不幸得知这剩下的藏品已经毁于炮火之下。

1940年德国入侵法国后,本雅明被法国当局短暂拘留。他不得不丢掉自己最珍爱的“贵重”藏品,并向南漂流到卢尔德,然后转移到马赛。那里是他逃往美国的出口,同时也有许多跟他一样逃离此处的知识分子。在给他的学生汉娜·阿伦特的一封信中,本雅明写道,自己面对的是一种“充满恐惧的生活”。他不知道自己下一刻将魂归何处,于是变得惶惶不可终日。任何时候他都可能被送到盖世太保手中。入秋时,他决定穿越法国与西班牙交界处的波港镇。这是座由法国管辖的滨海孤立小镇,无人监管。1940年9月27日上午,本雅明同一小群难民走过一段距离不长,却充满艰辛的小路,来到了波港镇。但那时,西班牙人临时关闭了国境入口。由于担心自己被移交给法国当局,本雅明当晚清楚地写道:“我已经完全处于绝望境地,只等一切黯然结束。”然后,他食用了过量的吗啡,辞别人世。

虽然绝望和恐惧是杀死本雅明的直接凶手,但根据阿伦特推测,导致他自杀的真正原因是他藏书的丢失。站在国境线上,站在欧洲大陆的海岸线上,他遥望着前方毫无希望、危险重重的未来:他知道自己的藏书——他的避难所,他的思想寓所,他的生命寄居地——依然流落到了巴黎盖世太保的手中。阿伦特得知他轻生的消息时,丝毫不觉得惊讶,只是感到难过。

“失去了那些藏书,他还怎么活得下去?”她这样说。但阿伦特不知道、本雅明自己也万万没想到的是,那些书并没有丢失。它们被盖世太保没收后又被送回柏林。不过那时柏林已被苏维埃政权接管,于是它们又被运到了莫斯科。后来这些书再次辗转回到德国,先是放在法兰克福学者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的档案馆里,后来又流转到了柏林,放进了只属于它们自己的档案馆。这一轮回就是60年。

(二)

希特勒的藏书因其帝国的崩塌而散落各处。到他饮弹自尽时,美国士兵已经在慕尼黑缴获了他的部分藏书。在纳粹党总部布朗大楼的希特勒办公室中,一位年轻的中尉发现了一本亨利-福特的《我的生活与工作》。汉夫施丹格尔在1924年将此书送给他,并在封底写下赠言。中尉最后挑选了两部书,因为它们是希特勒思想“最有力的证明”。他把它们带到纽约,放在斯克里布纳书店出售。

在希特勒摄政王广场的寓所中,战地记者李·米勒发现他的书有一部分是原封未动的。“公用室的左边是藏书区,存放了大量图书。有些是他的仰慕者所赠,上面写着他们的祝福。”她写道,“这些藏书毫无意义,因为它们无法代表个人思想:空旷的书架上充斥着阴冷的光线。”一张照片记录了米勒坐在希特勒书桌前的样子。一打左右的书随意凌乱地放在书架旁:有平装本,有精装本,有大的、磨损了的纽伦堡画册,还有三册版本较早的《我的奋斗》,包着最初的灰色书皮。

四天后,第三先遣步兵师到达奥柏萨尔斯堡,寻找被蹂躏焚毁的贝格霍夫藏书。在二楼的书房中,他们看到手工雕饰的书架化为灰烬。这里剩下的只有一面烧焦的墙、一个炭黑色的保险箱。士兵在这里找到了几本初版的《我的奋斗》。其余藏书则在一间地堡中被发现。美军第101空降师的一位情报人员报告说:“房间的尽头摆放着躺椅和读书用的台灯”,“大部分是关于绘画、建筑、摄影的艺术类书籍,以及战争战役的史书。粗略瞥一眼这些散落四处的图书便可以发现,其中文学作品极少,基本没有戏剧和诗歌。”对这批书的分类报告显示,只有三本书能够确定名字:美国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哈里·埃尔默·巴恩斯的《世界大战的起源》,尼可罗-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还有一本是18世纪哲学家康德的批判学专著。

一些大部头的精装书封面是用特殊的金属材料做成的,因此,它们成了战士们的战利品。幸运的是,几段新闻纪录片将美国士兵挑选希特勒藏书的过程保存了下来。在其中一个片段里,士兵打开一本很厚的书。镜头推上去,特写了希特勒加盖在上面的藏书印。在另一个片段里,几个人从地堡中出来,胳膊下夹着几本叠在一起的书。此后几个星期里,贝格霍夫的藏书就这样被一本本带走,四散他处。到5月25日,美国参议员代表团到达奥柏萨尔斯堡时,他们只能检索希特勒的藏书目录,因为那时一本书都没有了。还是在那几周里,希特勒在柏林的藏书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5月2日上午9点,也就是希特勒自杀36小时后,苏联医疗队进入几乎成为废墟的元首地堡。1小时后他们出来,挥动着从爱娃-布劳恩衣柜中取出的黑色蕾丝文胸,带出几包完全不同的战利品,其中包括几本初版的《我的奋斗》。侵吞这些物品造成了一系列不良的后果。艾伯特·阿伦森作为美国代表团的一员来到柏林参加谈判,他的苏联“主人”带他参观了元首地堡,好意让他一睹80本藏书的风貌。在那些日子中,整个帝国总理府藏书室中大约上万本的藏书都被苏联“战利品部队”打包,然后由水路运送到莫斯科,而且一去不复返,再也没能呈现在世人面前。目前遗留下来的最重要的3000多本书是在贝希特斯加登盐矿中发现的,其中的1200多本后来存放于国会图书馆,余下部分在进行藏书编目整理时被清理掉了。

还有数干本希特勒的藏书躺在美国老兵家中的阁楼里或书架上,散布在美国各地。通过一些偶然的机会,一部分书得以与世人见面。几年前,纽约北部一家50美分平价书店发现了一本彼得·马格的《神之疆域与当代世界》,出版于1915年。内封上签着“A.希特勒”几个字。阿伦森死后,他的侄子将80本从元首地堡中带出来的书捐赠给布朗大学。20世纪90年代初,宾夕法尼亚大学稀缺图书区的主任丹尼尔.特雷斯特得到几本希特勒留在贝格霍夫的藏书,其中包括一本《腓特烈大帝传》。随书一并捎来的还有段捐赠者的留言:“丹,你可能很难相信有那么多人愿意花重金买下这些书。但迄今为止,我还没看到任何人值得拥有它。但我愿意将它交给您:或保存,或毁掉,由您来决定。”

(三)

几年前,我也曾收到类似的信件。那时我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希特勒藏书的文章。一位明尼苏达州的书商从她母亲处继承了一本希特勒的藏书。这本书是他的母亲在20世纪70年代通过竞拍得到的。起初,她的母亲对这本书非常着迷,但内心却饱受煎熬:她的内心排斥这本曾经属于希特勒的书,但却又忍不住去收藏它。读了我的文章后,她感受到我对学术的单纯和热情,于是将该书以最初的成本价卖给了我。一周后,希特勒那本卡涅阿德斯的《灵肉之理》被包在硬纸盒里寄给了我。

卡涅阿德斯的这本书保存得很好。它很厚,用亚麻布包着,每个角上都有皮革保护。与之匹配的皮质书脊上印着金色的书名和作者名。部分亚麻布的边缘已经破损,皮革亦是如此。但书内保存尚好。与一般的希特勒藏书标签不同,书脊上几行机打文字记录了该书的出处。此书从贝希特斯加登希特勒家中地下防空洞的私人藏书室中获得。少校A.J.裘斯从防空洞中带到这里。1945年5月5日,它成为了E.B.霍瓦特先生的战利品。

此后几年,这本《灵肉之理》一直放在我位于萨尔茨堡公寓的书架上,让我感觉不适。几年后,我再也受不了它带来的异样感。跟宾夕法尼亚的老兵和明尼苏达州的书商一样,我不在乎现在它是否已经成为价值连城的古董,而是更关心它将来的归宿——能否被妥善保管。后来,我将它捐给了位于贝希特斯加登的奥柏萨尔斯堡历史文献档案馆。这是一座私人档案馆。它的建立者原是当地一位档案管理员。档案馆的建立旨在陈列这座小镇的历史;当然也包括最黑暗的那一段。

这本书在希特勒贝格霍夫住所二层书房的玻璃柜里躺了近10年,悄无声息地见证了那些白天的会议、晚间的阅读。然而,这本卡涅阿德斯的书在历经70年旅程后又回到了贝希特斯加登。是的,书各有命。

《希特勒的私人图书馆》
《希特勒的私人图书馆》

本文节选自提摩西·赖贝克《希特勒的私人图书馆》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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