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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上:一个时代的新乡愁 | 十月青年论坛第七期

导言:《陌上》一书是付秀莹文学版图中"芳村"的整体亮相,也绘制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斑驳面影。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自觉体认,对中国女性的经验与情感的敏锐捕捉,对传统中国美学的全新探索,小说不仅藉此展露出了独特生动的个体生命体验,而且揭示出我们这代人的精神密码。本书甫一问世,在文学界和读者中反响热烈。有评论家称《陌上》是"中国当下乡村世界的精神列传"。

导言:《陌上》一书是付秀莹文学版图中"芳村"的整体亮相,也绘制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斑驳面影。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自觉体认,对中国女性的经验与情感的敏锐捕捉,对传统中国美学的全新探索,小说不仅藉此展露出了独特生动的个体生命体验,而且揭示出我们这代人的精神密码。本书甫一问世,在文学界和读者中反响热烈。有评论家称《陌上》是"中国当下乡村世界的精神列传"。

4月26日,十月青年论坛第七期在北京大学举办,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孟繁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邵燕君、《文艺报》新闻部主任李云雷等文学批评家与本书作者付秀莹共同探讨《陌上》一书的价值与影响。

陌上:一个时代的新乡愁 | 十月青年论坛第七期

陈东捷:《陌上》小说发表至今已经一年了,大家的评论很多,在文坛的动静也比较大,获得了几次奖。这种讲述乡村的方式,对年轻的作者来讲,作为长篇小说,这么会写乡村,可能还是比较少见的,除非是一直和农村保持紧密联系的一些作者。在城市里生活那么多年,还和乡村保持那么紧密的联系,包括用这种方式去叙述乡村的故事,确实是很有特点。

李敬泽:《陌上》确实是2016年的一个重要作品,发表以后,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我也认真读了,读完特别佩服秀莹。封面上的广告叫荷花淀派的传人,是否有这么个门派,这个门派是否有这么个传人,这个事情也就是那么一说。

我们讲讲述乡村的方式,仅就秀莹的长篇小说的修辞方式来说,过去也不是没有,我们可以追溯到孙犁甚至汪曾祺都有一点这样的味道。但像孙犁一辈子写的最长的小说就是《铁木前传》,大概是6万字到8万字。这在当年发的时候,就已经是五十年代为数不多的中篇小说了。如果追溯中篇小说名字的由来,大概是从五十年代开始在刊物上明确标出的,恐怕当时的编辑也是觉得,第一这不是长篇,第二,如果这还叫短篇也不合适,所以发明了这个说法。

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样的修辞方式,其实是很难写长的,很难进行大规模的叙事。从这儿你就可以看到,《陌上》确实是一个有相当难度的作品。绷着这个劲,还写了这么厚一本,很了不起。当然,绷着这个劲写的一本子,可能也会造成一些相应的问题,比如一些评论家提到的结构上的问题。

我觉得咱们确实有必要就这本书讲述乡村的方式,进行深入的探讨。昨天,我在手机上把《我是范雨素》看了。看完觉得很有意思,现大家都非常关切这种话题,但每个人在关切、关注、刷屏、转发的时候,着眼点都很不相同。

仅就与咱们今天论题有关的来说,我觉得范雨素是很有意思的。她的自述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一它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底层写作,他是带着非常丰富的文学经验开始下笔的。也就是说,他不是所见即所得的,这个人读了很多书,受到的文学影响是很明显的。

再一个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她的经验的复杂性,在她那里,我们恐怕很难断然的截开一个范围,说这是城市几年,那是乡村几年,这是上层,那是底层,在她那里都是非常混杂的经验。这本身可能也是我们在讲述乡村的时候面临的问题,我们在谈讲述乡村的方式之前,甚至得先谈一谈何为乡村?乡村还何以是乡村?我觉得这些现在都成了问题。

姑且不从社会学的角度,从实际的状况来说,乡村本身是处于一个很离散的状况。即使乡村还在那里,但人们经验的构成却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恐怕很难再有,但是实际上现在根本就没有一个圈子画下来,说这是我们村子的事,或者一个圈子画出来,说这是一个自足的世界,根本没有。这不光是在大的规模上,在每一个人、每一个乡村人的经验中,恐怕也是这样。所以,我倒不认为乡村是不存在的,或者我们光看到离散的那一面,看不到其实有一些东西依然在那里,而且有一些东西必须放在大的城乡结构、大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中去认识和衡量。但我们必须面对现在高度的复杂性,在这种意义上说,何为乡村是一个问题,讲述乡村的方式也是个问题。

付秀莹的这本书,我第一感觉确实是好,特别是从文学教育的背景来说,有的地方看的摇头晃脑,这种风致、韵味都非常好,而且好一下是容易的,能好出这么二三十万字来是很要命的。力图用一种审美的方式,以这样一种精微的修辞去把握、讲述我们现在的乡村。但是同时肯定也带来很多的难度、问题和对我们的挑战,有时我也在想,也许不这么讲就有一点可能还会不会更好,或者说对乡村审美化的路径,是在什么意义上有效的,它的有效性边界在哪里。这个本身我觉得也是付秀莹的《陌上》给我们提出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起码对我来说是这样。

总而言之,话题是非常多的,由范雨素开始,我真是觉得除了审美这一层面,除了我们通常所认为的个人道德境遇、个人性的这一面之外,谈论乡村、讲述乡村,或者是当我们面对像范雨素这样的人的时候,一种社会历史的分析,一种大的眼光的把握,可能终究会被证明是必不可少的。

没有这样大的眼光的把握,我们甚至无法有力的去展开一个规模较大的叙事。在这方面,我们现在同样面对很大的挑战,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无限实的乡村,又是一个无限虚的乡村,非常的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以一种大的社会历史眼光在场,可能变得特别重要,这也是我的一点感触。

孟繁华:我写过一篇文章,和秀莹的《陌上》有关系,叫《历史合目的性与乡土文学实践难题》。我要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在看过这么多的乡土文学之后,我在这个导言里面提出了一个非常和谐的概念,就是历史的合目的性,讲的是人类对自己未来的走向,有一个设计。在这个设计过程当中,一些不在我们想象当中的力量,一直在改变我们达到这个目的的进程。我就觉得这是很有历史感的一个说法。

讲述乡村的方式,大概有三种,一种的是比较悲观的,除了像梁鸿的《梁装》以外,在虚构文学里面,还有贾平凹的《秦腔》,阿来的《空山》。在乡土中国,他们不可能构建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不可能有一个核心的情节、一个主要的人物,来讲述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故事。

也就是说,乡村中国生活的碎片化,和城市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差异的,所以相对比较悲观。相对乐观一点的也有,像关仁山的《麦河》,周大新的《湖光山色》,还能解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第三种就是像刘亮程的《虚土》,格非的《望春风》,还有付秀莹的《陌上》。这三种讲述中国乡土生活的方式,我觉得可能各有各的道理。

刚才敬泽讲了,事实上每个人的经验和他看到的乡村,都是个人的经验,或者说是当下乡村的一角。想把整个中国乡村生活都在一部长篇小说里完整表达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三种态度我更欣赏的肯定是最后一种,当下中国乡村的变革,是整个历史链条中的一环,它不是最后,我们还没有走到乡村中国变革的境况里去。所以谁要指任她这个就是乡土当下的生活,我认为都是片面的。所以大家用一种很旷达宽容的,或者稍微历史一些的眼光来表达当下乡村生活,我觉得可能会更客观一点。

也就是说,乡村这些巨大的变化,我们只要找到一个极端性的东西,不是在文学里面,而是在其他咨讯里面,比如说新闻,强拆、血拆什么都有,那是基于中国乡村的生活吗?那也是一个部分,也是一角。那怎么办呢?用秀莹的这种方式,一种非常缓慢的、有耐心的讲述。现在整个创作结构大家都没有什么耐心,都写的急吼吼的,都是直奔主题,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就完了。这肯定是有问题的。在芳村里面她有没有变化?有变化,举个例子,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差序格局,差序格局也就是说,维护乡村中国生活的主要是差序格局。我们讲过去,过去国民党的党部就建在县城,县以下没有国民党的统治,那靠谁来?靠乡绅,乡绅就是一个村里的族长、教书先生、郎中,就是一个有文化、有威望的人。他能够对传统中国的差序格局、礼仪、习俗、价值观进行塑造,进而维护一个乡村的存在和秩序。

在芳村里面,这个东西有变化吗?有。像望日莲,她和叔叔辈的那个人的胡来,事实上是对差序格局一个极大的挑战,更重要的是,每个家里,不管是翠台、素台,家庭里面孩子变成了中心,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这个变化就是说它不是用一种很激进、很激烈的方式来写,她用一种非常不经意的方式,这个变化事实上也不是突如其来的,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但这种写法,我觉得对乡村生活的变化,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这个差序格局不存在了。

另外在表达乡村生活的写法上,我们讲格非的时候,也讲到了事隔传统,讲到了像《史记》那样,一个人、一个人的去写。《陌上》是一家一户的去写,我觉得在结构方式上她从《史记》、《左传》中肯定也汲取了一些营养。

另外,敬群他们在出小说的时候,讲荷花淀传人,这个我稍微有一点看法,因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大概只有两个流派,一个是荷花淀,一个是山药蛋派,这两个流派都是杜撰和虚构出来的,中国没有流派。中国在一个统一的文学思想、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之下,不可能诞生流派的。流派是什么?有自己独立的文学主张,有相对独立的写作团体,有自己风格独特的文学作品,这个叫流派。

山药蛋和荷花淀只能在风格学的意义上,我们去界定或分析他,说他是一个流派,也勉为其难。但是从文脉上来说,他是另一脉,这个可以。比如说从周树人、沈从文、孙犁、汪曾祺,这一脉下来,是可以的,有一个文脉的延续。付秀莹后面还有一个创作自述,"我经常行走于北京和家乡之间,很多感觉在肿胀。"很多感觉在肿胀,但又不吐不快的意味。我前两天在太原的讲述班上也说过,这种对家乡的发现事实上是我们城市经验把它照亮了,如果没有北京的生活,你芳村的那些经验估计也还在沉睡,你只有游走于两地之间,才能发现这种差异性,看到这种差异性,才会有《陌上》。

即便芳村和北京的差异性这么大,但我觉得秀莹还是不急不躁的有一些历史感的去书写她的芳村生活,我觉得一个年轻作家可以做到这样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看到很多老作家都写的非常急,对当下乡村变革的变化,把一个历史合目的性以及个人情感之间的矛盾完全对立起来,然后完全从个人情感的要求来出发对当下进行挞伐,表达不满,我觉得这个是缺乏历史感的。因为乡村变革并没有完全形成,这个过程中出现什么都不足以为奇。但这不是他最后的结果,《陌上》在调子上、整体的格调上给我这样一个感觉,在当下树立乡村生活的众多作品里面,她确实是独树一帜,这个历史感我非常欣赏。

邵燕君:首先,我看这个小说的时候特别感兴趣,也特别欣喜的看到她的细节和风景的描写,因为我们现在这段时间,正在谈网络文学那边的写作软件的事情。因为《锦绣未央》的抄袭案出来之后,网络文学这边用写作软件写作的事情也被曝出来了,我们昨天还演示了一下现在最好的大作家是怎么用写作软件的。现在他们那边的用法基本上搜替代的都是环境描写,比如说景物描写、服饰描写,这些很多是用软件组装的。

为什么用软件组装呢?因为读者和作者默认这些无关紧要,可以替代。那次韩少功老师来的时候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比如像风景描写,服饰、环境描写,是不是可有可无、可以替代的。韩少功老师最后表达的是,第一不可替代的是作家独特的细节,还有这种细节、独特性,会贯彻所有的描写,包括景物描写和器物描写。

当然网络文学现在有变化,我就不说了,很复杂,它有它的道理。但是至少反过来,今天让我看一个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写农村经验的文学的时候,我要看这里面的细节是不是不可替代的,它的景物是不是特别个人作家化的。我觉得我看到了,我从一开始就看到这个写作里面,所有风景描写都是和这个作家不可替代的,有相当的独特性,这点我觉得特别好。

另外,我还会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网络文学这边,最近一直在搞批判历史虚无主义,一直在批评网络文学不现实,缺乏现实主义、缺乏现实经验,都是幻想文学。

李敬泽:我们批判网络文学历史虚无,不是说它是幻想,我们不是批判幻想。

邵燕君:没有,我的关注点会看她怎么表现现实,现实的经验,尤其是农村的经验,这也是那边没有的,也是我希望在这里获得的现实和乡村的经验。当然这里有很多的细节,我特别关心的问题,也是我这几年在网络文学这边,我的文学观也在不断的接受挑战,我也不断的进行变化,这也是我深深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作家个人,他的权利权限的问题,我现在的基本判断,网络文学这边,他们是类型小说,无论是我们认为多好的作家,他们也把满足读者的欲求放在第一位,我写文章首先是为了我自己爽,我的读者、粉丝爽是第一位,所有的好,真的好,都是第二位的,这是他们的道德。

反过来,我们这边的道德应该是什么?应该是真,就是现实主义、求真,当然真也有很多,比如说透过现象看本质之类的。但是传达生活本身的应该是我们这边的宗旨。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到作家的权限在哪里,在网络文学那边,咱们认为特别商业化的作家,他可能是说不管我心里想什么,只要我读者喜欢我就写;比较讲究的作家是我喜欢,恰好我的读者也喜欢。但是在这个里面就有一个我反映的那个人群,他的真实和我作家的个人表达、立场之间的距离和限度在哪里,这个是我现在比较关注的问题。因为从先锋文学以来,我们个人的叙述者都特别的膨胀,他完全写的是自己的情怀、自己的审美,他可以完全不是他所写作的现实逻辑,这个叙事人他个人的权限和站位的问题。

前面我就不说了,我觉得都是让我觉得特别好的,但是这个问题是我现在最大的疑问。讲到乡村的叙述方式的话,我们用什么样的叙述方式进入到乡村的写作。在这个里面,孙犁我还没想到,可能要想也有,但是我看到的特别鲜明的是红楼风,就好像贾平凹也喜欢散点透视这么写。散点透视这么写之后,因为大的叙事如果凋零、不讲的话,我们就是作家个人的风格,一个有个人情感、立场、站位,还有一个,我们继承哪种美学传统、叙述传统,我觉得在这里,我们的作家很容易继承的是红楼风。

以我们今天作家的角度,很容易把林黛玉的心思带到乡村逻辑里面去,或者贾平凹可能把他今天的文人心态,带到乡村叙述中去。这个我们要考虑到作家个人的权限,如果你是现实主义求真的权限以及背后的文学传统,所以我当时更宁愿看到赵树理的文学传统。可能是因为我比较苛刻,在网络文学里面其实也有很多不满足的地方,那我会在这边再去找那边很难有的东西。

我希望这边文学期刊要坚持的是,如果是现实主义,我会追究是不是批判现实主义,我会看他背后的政治立场、关怀,如果这个要求太苛刻的话,也许继承赵树理那种文学传统容易把立场、视野带进来。但是如果我们只用了一部分孙犁,用了一些《红楼梦》的文人气,《金瓶梅》士大夫的气,更容易掩盖乡村现实主义背后应该有的批判性的传统。

陈东捷:我觉得你这个是知识分子的成见,其实乡村女性心思精致、复杂的多了,包括为什么中国乡村女性自杀率极高,有时候外人看着毫无理由,平时过得好好的,中午吵了一架,回来一看已经喝农药了,一定是有很多很深的理由。

丛治辰:我看这个小说的时候,就想起了前段时间和马小淘说过,我说马老师,你写出来的那些人物,我们男生都那么喜欢,跟我们男生住毛坯房,还那么高兴,也不出去偷情。反正就是各种好,那些女的都特别符合男生心目当中的理想女性,但居然是女性写出来的,所以我觉得马老师心里住着一个直男癌。

我在看这个小说的时候,心里想,秀莹姐心里也住着一个直男癌。我其实同意李老师的说法,如果这里的女生像林黛玉的话,那么每个女生都像林黛玉。我觉得秀莹姐小说里面的女生发脾气是有道理的,我完全能明白她们为什么那么敏感。但我为什么说直男癌呢?所有女生的哀怨、悲苦都和男性有莫大的关系,她们为什么痛苦、流泪、跟别的农村女人就不行了,都是因为我男人没用,然后那个男人有用的,像大全就好的不得了,这就有另外一种直男癌的范儿在。

秀莹姐比较的男性,真的是主导了乡村的整体逻辑,这样一个社会结构永远没有变化,这个也是让人感到非常悲伤的一个地方。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其实不同意邵老师刚才讲的这是一个女权的活动,我觉得是一个直男癌的活动。这个是题外话,我其实想说的是,我看第一页的时候就特别惊讶,因为是曹老师做的序,我好久没有见到曹老师做序了。我看文本的时候,心里就想这个小说太应该曹老师做序了,它完全符合曹老师在我们读书期间,反复给我们讲述的小说审美感。他说现在的小说,他特别讨厌的一点就是怎么没有美好的风景描写,风景描写是很重要的。秀莹姐的小说里面,显然大家印象很深刻的就是风景描写极其动人,而且这个动人并不是说风景是无用的风景。曹老师在讲风景的时候,说风景有几种用法,这几种用法在秀莹姐的小说里面都体现到了。我觉得曹老师下面再讲这门课,可以把秀莹姐的小说拿来当一个样本。

再一个曹老师特别讨厌的是把丑写的真丑,秀莹姐这里面写人性还是挺到位的,在这一点上,我也不同意邵老师刚才说的,我觉得它还是像《金瓶梅》。有很多评论说它像《红楼梦》,那种典雅的笔法确实是像《红楼梦》。但对于人性之恶的那种非常直接的、深入的描写,我觉得还是《金瓶梅》更露骨一些。在这一点上,其实《金瓶梅》里面有大量的人都是林黛玉,如果说林黛玉就是敏感、脆弱,就是喜欢跟人家鸡毛蒜皮,那我觉得《金瓶梅》整个一本书都在讲这种微观的权力斗争。在这一点上,它特别像《金瓶梅》,人性之恶揭露的特别刺骨。

但是一点都不脏,在这一点上可能像荷花淀派。另外性是很难处理的东西,我印象特别清楚的是秀莹姐写到性的时候,让人看不出是在性,但是写的又极其动人,有点像《西厢记》诗词里面的描写笔法。我当时在看的时候就在想,这就是曹老师的做法,所谓带有纯美的文学格调,这个格调是高的。

第二个我特别喜欢这个小说的地方在于,我确实特别喜欢有空间感的小说,比如《米格尔街》、《小城畸人》,很多人在评这个小说的时候,把它跟《小城畸人》相比,我不完全同意,我一会儿会说。

但是在读这个小说的时候确实有极强的空间感,它以一个房舍、一个房舍的形式把这个村庄拼起来了,关键在于拼起来跟《米格尔街》还不一样,《米格尔街》基本上是一个人的小传,这个人的小传和旁边邻居的沟通并不是那么的多,基本上还是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但是秀莹姐是把关系延出去了,好像写的是这个篱笆院子,但是这个篱笆院子往外一伸是另外一个房子,又到另外一个,这样串起来的,她写的是乡村小径,是一个房子带面前这条路,然后一点点把这个乡村凑起来,这个东西是特别动人的。

我在欣赏这种空间的构成时,想到的是跟它有关的另外一点,我也看到一些评论,说秀莹姐的这个是一种苦难叙事,也是写乡村的苦难,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底层叙事。但我在读的时候,我在想哪里苦难,苦难是在于人性的苦难,那些人都处在苦难当中。但要说物质上的苦难,这帮人在物质上并不苦难。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翠台,也不知道为什么买了一个手机,可能是要给媳妇,反正最后话没说清楚要不要给媳妇,搞得这个媳妇心里也莫名其妙,有一股莫名之火,要给我就给我,不给就拉倒,你藏在这个柜子里是怎么回事儿。但我惊讶的是这个细节,翠台看上去在这个村子里也不是家境特别好,居然随便就可以买一个苹果手机送给媳妇或者是怎么着。所以这个村子实际上是很富裕的,当然这个富裕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包括传统宗法社会、人际关系的磨灭。

这种苦难又证明那个磨灭是磨而不灭,我读的时候不觉得他们苦,他们的物质生活是很高的,村里用很多楼,但另一方面又觉得他们是真的苦,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各种自己折磨自己。我在想,这种苦难在什么意义上是苦的,包括之前关于底层叙事,我其实一直也不是很喜欢。因为我家的农村也不是这样的,怎么现在还在写这个东西,而且写了那么多年,难道这个东西还没有过去吗?我在看秀莹姐的苦难叙事时,我觉得这个苦难叙事是与时俱进的。她没有写一个村就苦到什么地步就真的是苦难,这个苦难是一种精神性的苦难,这种精神性的苦难变成了一个乡村永恒的苦难,就是它回到了我当年在读底层文学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还没有过去。

通过读秀莹姐的小说,我觉得这个苦难过不去,或者说不能用物质的方式过去。不管你多有钱,你总有一个比较,不患寡而患不均。在这个比较当中,人心是不平衡的,然后在不平衡当中,人心就不断的折磨自己。我想这样的一种琢磨,实际上是来源于乡村内在的结构,在城里穷人也很多,但是他不觉得有这个东西,因为大家毕竟是彼此折磨的,而且空间是隔离的,彼此之间也封闭。在乡村,就像秀莹姐写这个小说的结构一样,它不是建立一个个的房子,而是建立一条条街道,互相联络,关系成为写农村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是农村一个最基本的内在结构,恰恰是这个内在的结构,导致苦难在农村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不管你是温饱状态、小康状态,哪怕你富裕状态,村里面至少有三个人是开皮革厂的,应该是不穷的。

但是人心的穷、人心的匮乏,我倒不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现代性的产物,是有了钱之后、有了市场经济之后就如何如何的,像李老师说的,其实七十年代就崩坏了。我觉得更早崩没崩坏不知道,反正我看《金瓶梅》,就觉得那个时候可能也就崩坏了,那个理想当中的男尊女卑、父慈子孝的宗法社会在乡村是否存在过,我都特别质疑。

我也不想把这个归集到人性,只要乡村的人际结构在,乡村的空间方式在,这种苦难就永远不会消失。这是这部小说,虽然那么亲历,但是让我读的经常发寒的一个地方,就是那种不能够结束的乡村内在结构的苦难,而这也是和空间相关的。这是我读这个小说,我依然会把它归为空间小说,也是我特别喜欢的第二个原因。

最后一个,我还是想看结构,这个里面包含着我的困惑。原来是不满,后来是困惑,但是可能又是另外一种理解方式。我在读小说的时候,尤其是长篇小说,我总想找结构,这本小说的结构看上去一目了然,就是所谓的《小城畸人》的结构,或者是《米格尔街》的结构。但我又觉得不是这样,明显和那两部小说不一样,中间每个人物和每个人物的关联甚至超过了我刚才说的空间的关联,其实是一个时序性的,这个时序性在楔子那个部分,实际上已经暗示了是按照时令写的。

但是这个时令在楔子里面没有写完这一年的时令,好像是写到了10月份,故意留了一个尾巴,留到正文去接序。所以我在正文的时候特别关注每一章的时令,就发现这个小说看上去是空间性的,但秀莹姐还努力做了一个时间性,实际上是从过小年开始一直到5月份端午节前,一直到八月十五夏天,然后到秋天。中间我就发现有问题,中间的时序乱了,比如说有一节讲到已经深秋了,结果下一节又变成了初秋,再下一节又变成八月十五已经过了,再下一节八月十五又没过。我后来对比了杂志,我发现章节结构调整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调整。所以刚开始是有一种不满,能不能按照一年的顺序排下去,但后来我又想,我这简直就是一个所谓搞批评的人的莫名其妙的理性想法,这样一搞就显得太硬、太露了。

当这个时序不断的发生混乱、变化的时候,实际上恰恰暗示了另外一件事情,如果说秀莹姐是从年初讲到年末,好像这个故事又是一个完整的、线型的、时间性的故事,但恰恰因为这个时间被重新打乱了,秀莹姐讲述的是一个不能结束的故事,是一个混乱的乡村。

这个问题孟老在他之前的文章里一笔带过了,他说这个乡村故事建立不起来,为什么这样散点的去讲述,已经没有办法建立乡村的故事了。而秀莹姐实际上是用结构的方式告诉我们乡村的时间性叙事,一个大逻辑的叙事。包括其实每一章节的最后都非常动人,大部分都是一个风景描写,跟着一个小尾巴,这个尾巴是非常淡然的,但是这个淡然的尾巴又非常深的告诉你,前面的事情看似解决了,但是并没有解决,永恒的没解决。所有的故事,几乎在这个小说里面都是无法完结的,所以这个小说最后的结构也是完而不了。这是我对这个小说的一点看法。

李云雷:我关注的点可能和之前的几位不太一样,我还是从怎么来面对中国乡村的变化和文学表达的角度来看,这不光是乡村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中国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农村都处于特别剧烈的变化之中,从土地革命到合作化,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每一轮土地的变化,都给农村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而且这轮的变化可能是这几次变化里面更剧烈的,这个变化就是农村的自主化或者是工业化,完全把以前乡村的面貌,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跟以前相比发生了更剧烈的断裂和变化。

因为我们以前的农村,基本上从宋朝以来形成了一个大体的乡村文化和礼俗,但是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我们乡村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化和调整之中。那么我们的文学或者我们的作家,他在怎么表现我们的乡村,怎么表现我们的变化呢?其实我觉得刚才李老师谈到的《红楼梦》和《金瓶梅》,像我们传统表现乡村或者表现中国的,特别重要的一个词就是"盛衰",因为我们讲中国人的家族故事,或者讲乡村的故事,这种盛衰的循环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观念。

但我觉得二世纪发生的变化,像鲁迅的笔下的小说,包括茅盾笔下的小说就不一样,鲁迅、茅盾笔下的乡村是一个知识分子启蒙视野下的乡村,所以乡村表现出来的是一个特别颓败的现象,包括茅盾笔下的乡村也是破产之类的状况,当然也符合我们当时农村的实际。但是他跟传统叙事不一样的特点就是跳出了盛衰之外的循环,在寻找别的出路。这个出路在我们后来的文学史上,像我们五十年代的经典作品,比如赵树理的《三里湾》,他们跟以前的叙事不一样,他们提供了一种远景、一种理想社会的参照,然后来看当下的乡村。这是有一种对未来出路的描写,也是一种叙事的模式,也跟当时我们整个社会的状态有关系。

但我们现在看,从八十年代以后,其实我们很难再有一个整体性的对乡村叙述的模式,我们可以写乡村的一些事、一些人,但很难再从整体上塑造出一种关于乡村整体的出路探讨,或者是整体的状况也好。我觉得秀莹的小说,在这个意义上,其实和以上三种叙事方式不一样,但又把一些乡村碎片式的东西融入到了她的叙事之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她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典型的中国故事,或者是一个比较新的中国故事,这个新的中国故事就在于她把一些比较新的社会经验融入到她的小说当中。

另一方面,她在叙事中也继承了我们传统中国的美学,并且用一种新的方式表现了出来。我觉得无论是乡村,或者中国人本身,其实都是处于一个特别剧烈的变化之中,而且还没有最终完成。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很典型古典中国人是什么样,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个西方人是什么样的,怎么生活的。但关于当代的、现代的中国人,他的典型生活方式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没有完成、并且我们很难完成想象的过程,毕竟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变化特别剧烈。在这样一个大的变化过程中,我们的生活,包括我们文学要表现的经验、情感,或者内心生活也处在巨大的变化当中。

对我们作家来说,一个重要职责就是把这些变化中的经验、情感和内心,赋予一种形式,把那些可能处于潜意识和无意识中的东西用文学的形式写出来,让它成为一个艺术品,可以让我们进行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发现原来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并且是存在在我们身上的东西。我觉得在文学包括艺术上,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社会方面的功能。

从秀莹的这本小说,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或者在中国的乡村,原来是有这样的故事的。她是用她的笔法把一些本来就存在的个人经验或者地方性的经验,变成一种文学的经验。我觉得这对文学来说的价值就在于,她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而且又有历史传承的叙事方式,并且在这个叙事方式当中,有自己的特色。所以我刚才觉得谈到的孙犁,对我也很有启发。我以前读秀莹的小说,觉得像孙犁、沈从文,但像他们这样的写作笔法怎么来写长篇小说确实是一个难题,我觉得孙犁和沈从文完成的都不是太好。像孙犁后来写的《风云初记》,我印象也特别深刻,作为一个长篇来说,它不是特别出众,因为结构有问题。还有沈从文的《长河》,我觉得在结构上也都是有问题的。

不光是付秀莹的小说,她在结构上用了一种比较巧的方式,但我觉得不是正面强攻的那种方式来处理沈从文和孙犁同样面临的问题,我觉得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已经让人很敬佩了。这个可能也确实涉及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我们传统中国美学,它怎么来处理现代化的经验,我们是不是能够把我们的生活观、对世界认识的方式,比如说从盛衰转向我们不断的发展、不断现代性的观念的时候,我们怎么把传统中国美学里面一些比较优秀的因素来重新的吸纳到叙事里面来。我觉得这些方面其实也是我们这些年,一直在探讨如何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方面。很多作家都在探索,包括短篇小说,也包括长篇小说。

刘大先:这部小说我至少读了一个星期,因为她的文字和其他小说能够一目十行的不一样,确实写的特别细。另外说句实话,这种文风我接受起来比较困难,因为我跟他们的感受一样,一开始读就有一种浓浓的《金瓶梅》风铺面而来。我发现这个小说其实写的是一个女性早更的中年危机,人物普遍是40岁左右,因为我快40岁了,也有一种危机感。

我发现她对男性的塑造就两种,一类是很弱,一类是强者,基本是这样。然后女性,我发现女性就有一类,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大背景下,可能情感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两个核心的关键词,对她们而言,一个是金钱,一个是欲望。主宰乡村变革权利一方的男性,基本上把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资本要变现,要追求享受肉体的感觉。一些想得到这种权力的或者是金钱的女性,要把自己的肉体商品化。

我看了之后,有一种焦灼感,这种乡村跟我所感受的乡村不一样,因为我本人是来自农村的,我自己也干过活。我后来想,这可能确实是一种差异性,一方面是性别方面的,付老师是女性,另一方面是华东和华北也不太一样,她写的基本上是平原上的乡村,是不是平原上的活比较好做?所以人有闲功夫,胸中有丘壑。像我在丘陵地带长大的,我们那边的活都特别重。

我后来从事了小说文评调研的工作,基本上全国所有的各种类型的农民–牧民也好,渔猎的也好,或者游牧的也好,广义上的乡村,我基本上都去过。这些地区的差异性确实非常大,这种特别细腻、委婉、曲折,充满爆发性心理的确实特别少,这可能和我比较粗糙以及受到的文学教育有关。因为从我个人的阅读趣味来讲,我本身不是很喜欢《金瓶梅》和《红楼梦》,我一直比较排斥这类的文本。

但我后来想付老师这个文本,其实还是很有意义的,她提供出了一个综合性的东西,就是我们个体处于大时代当中的一个变迁。但这个只能在碎片化当中把握了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其实是缺失的,比如我们看到的芳村里面,整个小说基本上没有写到儿童的视角,写到一个老人的老年生活,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自杀了,这个老人孤独,没有人照顾,最后自杀了。我们知道,这种所谓的伦理秩序的崩解,这是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在传统的社会,所谓的父慈子孝,温情脉脉,其实世界各个地方都有杀老的习俗,可能是远古的习俗。

还有一点,出于我个人的价值观,我认为现在好多小说家写乡村、乡土,只是塑造出一种自然的世界,一个豁然的世界,他缺失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维度。我们能否在这样一个社会,各种话语出来争夺自己的权益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从乡村社会当中寻找替代性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可能发展的逻辑和资本逻辑不同的价值,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们在讲述乡村的时候,应该意识到一点,语言是不透明的,我们任何一种讲述方式其实是在一定的叙事常规当中讲述,有这种自觉之后,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这种变革式的乡村中提供一种精神上的向导。因为《陌上》里面的人物,确实很少有人有精神生活,他们似乎满足于欲望,要追求欲望,不再考虑其他的。我觉得写作者和叙述人不是一回事,作者应该意识到一点,他有没有道德义务和伦理担当,在这个当中去寻找一种比如说价值可能性,这也是我想思考的一个问题。这本书我昨天晚上才读完,我思考的也不太成熟,这只是我想到的几个点,我将来如果有时间,会把这个细细的想一想,就是乡村价值的可能性,有没有新的价值维度,有没有可以深挖出来能够抵御资本,或者补充现代性逻辑的可能性。

刘艳:我主要讲三个方面:第一,《陌上》作为一种乡村方式的叙述和讲述方式,从这个方式上深入挖掘它的价值,要通过跟其他文本的比对,来发现这个长篇小说独特价值的所在。我曾看到她的一些短篇,像《我们到处流传》,印象都特别好,包括含蓄很多的东西、含而不露都处理的非常好,包括结尾、整个叙事结构上都处理的特别好。

刚才孟老师他们很多人也讲到了,秀莹讲的乡村碎片化的现实和城市化的碎片现实都是一致的,孟老师也讲到了,明清的白话小说与世情小说的传统,包括对女性叙事的部分,都有那些东西,我觉得是很对的。所以我们从讲述乡村的方式来看独特价值时,真的要考虑,她与十七年乡土叙事的明显不同,她与现时期以来很多涉及到乡土的也不同,她很特别,你这个长篇的价值要从这些方面去挖掘。比如近期关仁山的《麦河》,贾平凹的《极花》,迟子建的《群山之巅》,和他们都不同,为什么不同?我们真的要深入思考这个问题在哪儿。

而我们第三期文评,就有一个特别重视的文章,可能有三万字左右,最初可能是写的次仁罗布的《祭语风中》,分量不够,后来作者自己慎重考虑,正标题就是重构宏大叙事的可能性,副标题是以《麦河》、《祭语风中》等为考察对象,两万字左右,非常有分量的一个文章。我倒不是说这个也要扯进好多篇来。我的意思是从付秀莹的《陌上》谈起,我们要把眼光放开,去考虑一下其他的乡土叙事的作品。

第二,很多研究者和评论家都讲到了散点透视的问题,大家也都知道,这与乡村的现实是一致的,而且刘琼姐也说到语言像《红楼梦》,犀利和微观是像《金瓶梅》,这些我都同意。进一步来说,我们在考虑《陌上》在讲述乡村方式的独特性和价值的时候,从叙事和结构方式方面可以作为解读《陌上》的角度和维度。这个方面如果谁打算深入挖掘的话,一定要抓住,我觉得丛治辰的眼光是比较独特的,空间加时间的叙事结构。

而我在读的时候,我想到了很多,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刚完成了一个一万八千多字的文章,正标题是《叙事结构的嵌套与吻合》,副标题是《对严歌苓<上海舞男>的一种解读》。不是一个纯文本解读式的,而是从叙事、从空间和时间的叙事结构角度,其实《上海舞男》很多人如果泛泛而谈的话,就会说成是一个有钱的女人包养了一个舞男。但只有从叙事的角度去深入挖掘的时候,我甚至联系了包括陈晓云教授对巴金《憩园》的评论,在文评头条发表的对莫言的《木匠和狗》的评论,《看现代主义的在地性问题》。他讲"歪拧"的叙事结构,就是当代作家怎么从"歪拧"的叙事结构可以有深入的嵌套与吻合。

刚才丛治辰特别聪明,他发现了你的原刊本和单行本有一些调整。我自己其实也有一些深入的思考,像《上海舞男》是把不同时空的放在了一起,但在单独的叙事结构序列里面,它又保持一个基本的线性。而且《上海舞男》直接把所有章节都取消了,只在做叙事转换的时候,有一个单独的空白行,这样一贯到底。而我特别细心,我去仔细查她的一些叙事,想找她的一些毛病,暂时没有找出来,我还举了大量的例证,确实没有找出来。所以我就说,秀莹在下一部修订版或者再去写新的小说的时候,可以考虑这个《上海舞男》正是由于叙事和空间结构非常好的嵌套与吻合,做到了从咱们平常生活的四度空间开启,进入到五度空间,他可以自由进出,但又绝对不是穿越性叙事的那种俗套叙事方式。

第三是风俗化,咱们在研究《陌上》的时候,能不能把《陌上》的风俗化和其他作家,甚至是现代时期、像萧红的《呼兰和传》,他是摹写了民族生活的画卷,他肯定是风俗化。我们应该考虑他的不同深处的问题,或者这个小说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曹老师有一句话我觉得对你这个小说的评价非常准确和到位,他说,"付秀莹的《陌上》是在一种比新写实主义的日常经验还要日常的经验中,我们被她看似平常的叙述无声的掌控,而不知不觉的失去自己。"我觉得这个评价特别到位,而且曹老师还提出了你小说、作家背后的院校背景,文学性的留存,包括风景描写。

我在做研究的时候,也在考虑风景描写对于当代小说写作,对抒情化传统继承的意义和价值,如果有人评论的话,风景也是一个可以挖掘的方面。你的小说非常特别,虚构性和纪实性一种非常好的结合,跟迟子建的《群山之巅》有点人物传奇的很不一样,非常的纪实性。但是纪实性之外又绝对不是新写实主义的东西,虚构性也挺强的。所以怎么把你这个《陌上》的虚构性和纪实性结合的这么好去说清楚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点。

陈东捷:你说的这些都是横向的比,秀莹写的现实感更强,她过去那些诗兴的东西,她还做过一次实验,写了一个《红颜》。那个我觉得做的不太好,但是也是一种尝试,所以她对这种文体风格的尝试还是有的,那个一看更像《红楼梦》,但是她文学尝试,自己还是一直在尝试的。

徐刚:前面有人说《陌上》是用《红楼梦》的笔法写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到底是不是我觉得还有待考证,但是确实是《红楼梦》的笔法,它不光是有一种腔调,我觉得芳村其实就是一个大观园,她写一个一个的人物,一步一步的。尤其是写女人,她写这种家长里短的,鸡零狗碎的,写女人们争风吃醋的,偷人养汉的事情,她希望通过这种细节在《红楼梦》中把握一种非常缓慢的、非常明确来推进这个故事。所以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我觉得这个小说特别善于把握人物的关系,之前也谈到了这个问题,里面写兄弟之间的关系、写妯娌、夫妻关系,尤其是性关系。性关系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性关系,包括勾引、巴结、讨好和嫉妒,围绕着金钱和权力所展开的四个男人对女人的欺凌。所以她写的非常微妙,各种各样的关系。人物在对话过程中背后的人情世故的东西,她都展现的非常淋漓尽致。

第三点,她通过这种对话,实际上是要展开人物之间暗藏的心机,在生活中不动声色的流露出来的东西,这是她在人物对话中展开的,也是她小说中的一个好处。第二个大点,她写乡村这种非常破碎的故事背后,其实是想把握一种总体性,可以体现一种精神的背景,她所理解的乡村的现实,背后的东西在那里。实际上杂志上的版本,楔子不是很明显。我翻了一下书,在最开头有一个稍微长一点的楔子,这个楔子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大家都谈到了景物描写。楔子谈到了芳村这个地方的节气,四时的景致,以一种非常高的视角来谈乡村诗意的部分,好像我们进入了一个非常具有诗情画意、传统意义上给予我们一个乡愁的地方。

但是我们进入故事之后发现,这里面的人,各个的内心实际上可以看到乡村的污浊之气,人物都是围绕金钱和权力所展开的,好像就是人性之恶。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微妙的张力,通过风景来进入,风景都是非常优美的,能够看到荷花淀派自然清新的笔调。进入到这个世界之后,我们发现人物是如此的不堪,如此的污浊。通过这样的张力来体现这样的精神背景,乡土文明崩溃的现实。

在这个意义上,风景实际上是让我们休息的一个契机,先通过风景把我们吸引到乡村去,然后我们看到人性是如此不堪,看到乡村崩溃的现实。在一个小节结束之后又是一个风景,这个风景就包含着我们对这个乡村的窥探。所以这个里面的风景有很多是值得讨论的地方。

里面总的体现的一个精神背景就是乡村的权力和金钱的关系,在这个地方我就想到了开皮革厂的大全,实际上能让我们想到开生药铺西门庆大官人。他们都有使不完的金钱,他们就好两个东西,金钱和女人,所以有一种无穷无尽的性欲,有对金钱的渴望,他们结交权贵,他们欺男霸女。这样的人物形象,是我们乡村里面前所未有的形象。

在这个乡村的世界里面,所有女人都要巴结他们,都是围绕金钱和权力所展开的。整个乡村崩溃的现实,实际上就是因为具有这样一个无限的、具有腐蚀性人物的存在,所导致了这样的现实。所以我们从金钱、权力、关系中可以看到乡村崩溃的现实实际上由何而来。这种叙事方式我觉得是非常独到的。

第三点,我觉得今天的题目是讲述乡村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小说最重要的一点,实际上展开了我们当下正在发生的乡村现实是什么样的,我们看一看《陌上》就知道了。因为我们习惯上,这样一个乡村现实往往是一种寓言化的方式,或者是现在流行的返乡体,就是一种城市中产主义阶级,带着他都市怀乡的乡愁格调来呈现乡村的破败。

但这里面实际上有一种正在发生的,刚刚大先也提到的问题,可能我们那个地方的乡村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看大全这样的人,他可以睡很多女人,他为什么偏偏要睡乡村里的女人?在我们看来,他可以去睡城里的女人,为什么村里的女人他也来者不拒?这也是有意思的一个点。这样一个叙事的结构、叙事的总体性,最后是一种无限细节的蔓延,体现了乡村恶的一种循环。

但实际上,通过这个问题我想这样一个小说实际上是一个采风派的作品。我们在常年写作中借助一个采风的机会去深入到乡村,我们首先看到它的景物,被它的景物所吸引,后来进入到乡村的精神世界里面,发现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如此不堪,体会到一种乡村崩溃的现实,之后又离开,回望这个乡村的景致,伴随着景致对这个乡村的秘密有一种窥探。

以这样一种采风式的方式来接近乡村,某种程度上也带有我们这个阶级人群的趣味,很有可能是中产阶级的趣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乡村人物都是胸中有沟壑,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不难理解,她放大一种性关系,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这个阶层的人的趣味。因为我接触到的乡村人,情感是非常粗糙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对这个小说也是有一些疑问。

刘琼:我在看这部作品的时候,的确是放在比较背景上看的。我首先是作为付秀莹自己的作品里面的比较背景。因为她过去写的基本上都是中短篇,而且是她个人的生活经历和她的经验书写,我觉得这部作品完全超越了她个人的生活经验,当然有她最准确的生活经验来源,和她过去的文本能提供的写作水准和难度,她把她个人经验当中最有可靠性的部分作为素材。

在这样一个既有的古典式白描风格当中,怎么样把张扬性的、完整性的叫做长篇风俗化的勾描。我们知道传统的就中国化透视方法是散点透视,西化的透视方法是焦点透视。这样一个散点透视的东西,中国化和西化在交界当中,散点和焦点有它的交界处。我们先说一下散点透视,这样一个勾描,是分节式的北方乡村,以一个个的形来传递这种神,我们用古典的文本方法叫形神。这是从秀莹自己的作品当中,是她近40年人生走到这个阶段的经验积累和爆发。

另外,同时代的作家及其后作家,书写的手段和完成度,我认为她对这样的一个认知能力,当然视角是乡村,但是她其实是对中国复杂现实的认知能力,有一种深刻的直面性和认知的深邃性在里面。另外我特别赞成的是她的表现方式,我刚拿到文本读第一遍的时候,真的是大吃一惊。有的时候不能相信中国乡村是这样的,但后来我相信了,因为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新闻和事实,包括各种文本提供的经验,表明我们对中国乡村的认识太肤浅了。当然不是代表所有的乡村都是这样的。她只是做了一个微观雕琢,这种微观还不是一个极个别的,其实带有一定化的普及性在里面。

在中国社会,从传统的农耕文明,或者叫传统社会向工业文明或者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期间,面临各种各样的变化。这个变化不是说一定要批判它是好的还是坏的,但这种变化引起的从政治、经济、社会,包括最主要的变化对乡村来说就是乡村文明,以乡村文明为核心的逐渐变迁。我这种变迁包括瓦解、重构、认识的深刻性,这几年以来即便是乡村小说我也看了很多,她已经超越了很多的人,基本上已经走到了前面,这是我对她的一个认识。她的乡土写作已经获得了重大的突破,而且这个突破不仅仅在认识上,如果只是在认识上面,我们还有很多作家可以比拟,我其实觉得恰恰是她的文学性的完成。

我们很多时候,这种概念或者认知都有,但文学性的完成是很难得的。我们为什么读这个文本会觉得有陌生感?恰恰是因为我们这几年读的小说很多不是这种小说,我们是习惯的读翻译来的小说,后来我们的写作很多也是这种翻译式的写法,有焦点的透视方法在里面。那么为什么这本小说她用这种方法写,我们会觉得陌生?在她的笔下,乡村有一个原型结构,我其实觉得她有点像向日葵,一粒、一粒的种子,一排排的排在这里,里面有些种子是硕大的、丰满的,但基本上每个种子都发育成熟,有的种子甚至还可以再发育下去。我相信她会有续篇,因为有的人物还可以延展出故事来。

这样一个微雕,每个栩栩如生,每个人物都有他的本传在里面。我开始拿文本的时候,当时已经在目录上表现出了她的结构方式。除了四章没把人物来作为主题,但其实这四章写的也是人物。最有意思的是里面有一村子的狗叫起来,我觉得有机会可以单独读一下,这个里面有很强的隐喻性。秀莹的写法,我说你是温暖性的背后有一种凶狠的东西在里面,这个凶狠恰恰表现在她的深刻里面。这是一个直面的态度,对中国现实社会变革当中的直面态度。而不是用诗意的、美学的东西,或用一种我们主体性的东西,把它给略过去。

为什么会有人觉得不太习惯,为什么写这样深刻的东西,我自己是把它叫做西门官人的大宅生活,有《红楼梦》的色彩,但我个人更偏向于像《金瓶梅》。里面精神指向问题,所有的人物,包括女性最后所托的男人都所托非人。即便是大全,讲的都是饮食和男女,饮食是经济,饮食是生存,饮食决定了男女关系。这个里面,为什么会觉得是一个转型时期的东西,而不是已经完成的东西?

我并不会悲观的认为,而且的确也不是那么悲观,为什么觉得是一个转型时期的东西呢?从第一篇章里的翠台,翠台有两章,这个人物其实是一个传统农耕文明的保守女性,从她的视角来看变化的家庭、变化的村庄,这是给了她一个重要的视角。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在经济形势变化之后,社会关系发生了变化,家庭关系发生了变化。

包括最后一章,小黎从外面回来又带回来一些新的东西,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特别绝望的东西。但我说的凶狠就在这里,她实际上已经把所有的社会现实已经和盘托出,但又不是绝望的,能够让人感觉到有美感在里面。这跟她使用的美学风格、文本结构方法,或者她个人的美学气质有关,她更具有古典式的美学气质。这种美学气质根源于她的背景,她写的是故乡,写故乡一定是带有望乡式的,一定有情感的东西在里面,但这个情感又是放在她深刻了解的基础上。所以她即便是眼角含着仇怨,或者是含着眼泪,但她依旧是深情的。

饶翔:这个题目是讲述乡村的方式,对这么爱美的付秀莹来说,这个题目更多的可能是讲述乡村美的方式。付秀莹她怎么以她接受的美学传统,去写当下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巨大变革的乡村,怎么用这一套继承美学的传统去写一个这样的乡村,怎么在一个臭烘烘的皮革厂子旁边去写一个美的芳村。

我主要从这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是她写出一种乡村的长与变。现在很多乡村写作,重点是写礼崩乐坏的层面。但我觉得付秀莹,作为她的一些跟进其实还是传统的价值观,传统的礼和伦理的层面。但同时,她又意识到礼在今天所面临的巨大消磨和挑战。但是她处理的方式是非常文学化,她通过乡村长与变的细微发现,她要透视的是这个变,投影到一个长上,以及她怎么去细微的投影到人心上去发现人心的变化,我觉得这个是她特别独到的地方。

她一开篇写了翠台,写她怎么过小年,包括她对小年仪式的尊重,以及子女对仪式的忽略,乡村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的变迁,通过这样去见证社会经济和乡村伦理的变化在人心上的投影。最后很有意思,她也是一肚子委屈的哭了,他们吃饺子的时候,本身是盖住了她流泪的双眼说我们开始煮饺子,付秀莹喜欢的美学就一种平衡美学的感觉。她通过美学上的修复去努力的用长去克服这个变,我觉得这个是在美学上独到的一点。

第二,她其实是发展了阴性美学,还不是女性美学。比如说关于风景的描写,风景这个词,接受过现代文训练的人都知道,更多的是一种现代性的眼光,现代性的装置。对于出生于乡村的付秀莹来说,乡村对她来说不是风景,而是一种自然,我生活在其中的景致和环境。对于生活的人物来说,乡村也是一种自然。

她可能更多的是追求种自然性,我觉得她的叙事姿态也是略为后倾。所以刚刚谈到直男癌,我觉得更多的是以自然的方式去处理男女的关系。女性期望的是一个自然性的心态,期望的是一个保护。所以我理解付秀莹的男女关系,包括后面写到城市的很多小说,她写到知识女性,其实知识女性喜欢的都不是有地位的中老年男人,她们的性幻想对象都是雄性少年。所以我也理解她的人物,她通过很自然的方式去描写女性。

所以我觉得,她小说里面的人物,我记得刚开始乡村的名字是芳村,后来改成了陌上,陌上有一种社会关系在里面。但是我觉得,付秀莹为什么用这种结构,用一个又一个的女性故事诠释这个小说,所以《陌上》写的是一种阴性的乡村。我甚至觉得,如果没有一种宏大叙事,我们农民没有一种所谓雄性、男性的乡村的话,我觉得付秀莹书写乡村的方式是一个女性的、阴性的方式。所以当时我觉得她可以更有意识地把阴性美学推到极致。

文珍:其实我们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写非虚构或者是虚构的也好,我们都是想对当今的中国现实试图去把握中国故事。事实上,中国到现在可能都还没有脱离的,甚至包括所有的城市,它都是由无数的进城务工者来构成,所以所有的中国故事最后都是一个农村故事的底色。包括我们刚才一直在纠缠的女权还是直男癌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这大概是一种现实,我后来注意到付秀莹写的《创作谈》,她说,她所有对芳村的了解,是通过跟她爸爸每天打电话得到的,里面每个家庭的故事,都是通过一个男性老人来观看这个村庄的变化,然后一点点地构造编织成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付秀莹自己去接触中国故事不可能绕过去的路径,也不可能不受之影响的进入方法。

刚才我把这些都折出来,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大家也说到了她的语言,《金瓶梅》、《红楼梦》什么的基本上都是一个长篇小说很难绕过去的,那到底是偏《红楼梦》还是偏《金瓶梅》呢?事实上,《红楼梦》可能就是《金瓶梅》一个强大影响之后的产物,它是一脉相承的。这是基本的一个背景,但付秀莹到底在这样一个传统的继承上面往前走了多远。我觉得她很有意思的是她有一个结构,她在每一章的后面,会一小段小字部分,那个小字部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像芳村这样一个大村庄,是一个活物,它有了灵魂。

而且这里面说的大部分的话题,都是村庄的变化,有时候付秀莹说村庄一直在变,有的、时候是在说,什么东西在发生,鸟飞过去了,一个东西死了,但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看上去她画了一个静态的清明上河图,但事实上是个现代的装置,看所有静态的画卷里面,点开某一个东西都会放大,就很像博物馆里面长篇的动态画卷,点开某一个东西,发现里面的东西开始动起来,开始演示他们的生活,而里面的主角一定是女人。

在我们湖南,女人叫堂客,是一个房子的灵魂,而男人就好像是风,是水,是一个流动的东西,而女人是一个灶台、床铺,需要去操持整个家族的盛衰。我觉得女性根本不能够用男权或者女权来说,这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表面看上去,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它一定是男尊女卑的,一定是很受限制的。但事实上,女性在整个中国故事里面,就像昨天我们大家在刷屏的范雨素,不管她跟文学有多远,她的主角也是一个女人,里面是她的妈妈,照顾他的父亲、大哥哥、小哥哥,把一切都安排好,最后去抗强拆,也是靠他80多岁的妈妈。她用非常平静的方式,说了三代女人的故事。

但像付秀莹这样的女性写作者,她给我们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视角,而且她会把唤出房屋的灵魂,会唤出这些所有的墙壁,看到的所有故事,她会让这些看上去静态的画卷、看上去非常伟大的精神,一一落到细碎的实处,让中国故事有了灵魂。

行超:《陌上》这本小说令我非常惊喜,它找到了一个非常适合中短篇小说作家去驾驭长篇小说的结构方式。在我看来,更像是一种流水式或者是河流式的结构方式。一方面,作家在写作的时候,笔法是冲淡的、恬静的、充满耐心的,写的是一些琐碎日常的人物内心的故事。但在平静的河面之下,实际上是有波澜的。她用唯美的语言写了一些其实是很让人震惊的乡村现实,比如说喝农药,各种乱伦,挺让人震惊的一些经验,写出了人物内心的困境和苦难。

之所以说它像一条河流,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它像河流一样流过整个村庄,两岸的风景和人与他们的生活,作家是用一种和盘托出的方式。在这一点上,付老师完全是作为一个观察者或者倾听这者去写这些人物和他们的生活。至少在我们看来,作家对她笔下的人物是没有偏见的,甚至也没什么偏爱。作家内心肯定是有,但在读者看来是这样一种方式。用这样的结构方式,她写出了一个全景式的乡村生活图景。

刚才大家在讨论的几种女性,她们在婚姻或者两性关系当中的处境,像大全这种,老公很强势的话,女性在婚姻中怎样维持婚姻,或者怎样对待他们的关系。如果老公比较弱,可能女性在乡村当中,她们一方面不太可能依靠男性在现实中立足;另一方面,她们怎么面对别人对他们家或者她本人的流言蜚语。还有就是完全谁都靠不上的女性。她大概写了这么几种女性在婚姻当中的处境,实际上想一想,这些处境不完全是乡村生活,城市生活也是这样。

刚才大家都说像我们城市生活的女性,在婚姻当中也是这样的,即使外面看起来,或者我们在公共生活当中是女权主义或者是独立的,但回到家,基本上也逃不出这几种模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不仅讨论的是乡土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讨论文学的问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读沈从文、读孙犁,我们不太会仅仅从乡土的层面去探讨他的价值,因为他的文学价值可能是大于他的题材价值,这也是我觉得《陌上》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最后一点是我自己的一个困惑,实际上我们这代人在面对乡土的时候,态度是发生了变化的,他其实并不关心乡土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可能只是听那一声乡音而已。在这篇小说里面,像付老师,像很多写乡土题材说的作者,实际上现在就是一个在城市生活的人。在城市生活这么多年,他的价值观实际上已经是被城市经验或者是城市的所谓现代性的价值观发生了改变。比如说大家都在说的《我是范雨素》,为什么我们觉得不完全是底层人写的作品,因为她从语言到价值观当中,好像都是一个被塑造过的人。

我的意思是,作家在城市生活了很多年,或者现在正在城市生活的这些作家,在写乡土的时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态度,是猎奇还是一个真诚的呈现,我觉得是这个作家在写乡土的时候要去想的。像我们这种完全没有乡村生活经验、也没有任何辨别能力的读者,就会觉得乡村真的是这样的,几乎每一个乡土小说都会写乡村的各种乱伦。我真是挺奇怪的,真的就是这样吗?因为我真的是一点经验都没有,如果真的是这样,还挺惊讶的,还是说我们作家就看到了这些。

李松睿:这本书我前半部分看的是杂志,后半部分看的是小说。我看单行本的时候一下发现对不上,因为里面的结构发生了变化,我连不上,在单行本里面,章节的顺序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个里面看出小说的特点,显然它不是一个结构严谨的、情节连贯的作品,她以每章一个人物为视点,这个人物到了其他章节就变成了次要人物,她以这种方式把这个村庄特别复杂的亲戚、邻里的关系串联了起来。

特别有意思的是,主要的视点人物的变化,如果涉及到某些人的时候,人称也会变。人称变化和视点是由人物的关系来决定的,她以这种方式建构起一个非常复杂的芳村世界。

另外一个单行本多了一个楔子,在楔子部分是关于村子里面各种大的事情、时令、风俗、地方特色。所以在这部分的时候,一开始读这部分,感觉走到了沈从文的乡土世界,岁月静好的感觉。但是进入到正文以后,你会发现乡村不是这样,它充满了变化,里面的人物总是在说早些如何如何,现在如何如何,或者现在不比过去了。

如果有一些风俗的变化,就是谈到了灶王爷,说刚开始要用甜瓜把嘴糊上,后面就没有这个甜瓜了,大家也不管这个事儿了。所有这些风俗的习惯在这里发生了变化。所以我觉得加上这个楔子之后和不加这个楔子给人的感觉不一样,楔子在前面,后面的变化感觉更强。我觉得在结构上会更有味道。

在正文里面,小说是由听觉和视觉两部分构成的,听觉是我觉得小说里面对话特别多,这也是为什么给我们的感觉会像《金瓶梅》或者《红楼梦》一样,因为那两本传统小说里面,对话就特别多。我们从它琐碎的对话里面,包括里面会有一些内心独白,从中可以看到乡土社会的复杂。经常会提到本家本院,外姓、外院,有邻里、有亲戚,有历史上的恩怨,同时这是一种传统上的人际关系,通过这些对话,也能看到现代经济对乡土社会的冲击。最重要的一个根源就是钱,因为钱的问题产生了攀比、面子和心理失衡、贪婪。所有这些东西在夫妻、父子、婆媳、兄弟、母女、朋友之间吵来吵去。这是这本小说最主要的部分。

原本特别复杂的乡土社会,也因为经济,甚至还有阶级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有的人是开厂子的,有的人是在这些工厂里打工的。因此,这些部分好像非常琐碎,全都是小事,但是这些小事的背后,把一些非常巨大的社会变革给带到里面了。比如说像贫富分化的问题,像基层组织建设问题,像环境污染问题,空巢老人的问题,还有方方面面的问题,全部纳入到了小说里面。

读的时候,因为听觉部分的事特别琐碎,所以我觉得在各个章节里面,好像也显得非常琐碎,尤其是有些对话,你会觉得它是在重复的。因为所有的事情就是迎来送往,过年过节或者是婚丧嫁娶的事情,显得很重复。而且一些形容和表达也是经常重复的,比如说村子里说谁家房子盖的好,就说盖的像铁桶一样,我觉得这个表达在说里面至少出现了几十次。这个时候你在读的时候,重复感会比较强,这是这部小说的听觉部分。

另外还有视觉的部分,如果听觉的部分会觉得这个小说很琐碎的话,我觉得视觉部分的加入会产生一种平衡。因为在小说里的人物都是进行相互之间的勾心斗角,但这些主人公们在郁闷的时候、争吵的时候、生气的时候,付老师写的是,有的时候这个人物会突然从现实的纠葛中跳出来,可能一生气就出门了,走到田间地头,或者一生气就过去睡了,做梦,进入到梦境之中了,看到了一些自然的风光和田野,从琐事中超脱了出来。这个时候小说会进入到景物和梦境的描写,在这个部分中不再是对话中的琐碎、无聊,缺乏精神性的东西。在进入到视觉的时候,我觉得语言是充满了诗意的,光影、草木、自然,一下就进入到了小说世界里。

另外,我们这个主题是讲述乡村的方式。我觉得在二十世纪经典的乡土文本里,在讲述乡村的时候,有几个是比较重要的主题,一个是地方的风俗,像沈从文那一脉的小说,地方风俗、乡土人情是作品中最重要的表现部分。另外一个文脉是写阶级斗争,比如说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是把阶级斗争、阶级矛盾作为重要的主题。

第三种,我觉得是写生产劳动,比如合作化,像柳青《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他把农村的生产劳动作为重要的主题。不管是这三种经典的乡村作品中的哪一种,我觉得劳动、农业生产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书写对象,尤其像柳青、周立波,怎么去种粮食,包括像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怎么去养蚕,就这些生产劳动活动是这个小说美感的重要来源。而我个人觉得,今天我们当代乡土叙事里面,好像写劳动越来越少,或者说劳动的农业生产,在农村的叙事当中越来越不重要,或者说我们今天的农村经济活动里面,劳动是微不足道的。这个让人觉得非常荒诞,但是又是一个真切的现实。

因为小说的名字叫《陌上》,陌上的意思应该是田间地头的地,但是没有了,我们在小说里面看不到有人在从事农业生产,而这个村子里的人,他要吃粮需要去买,他吃那种做好的挂面。顶多就是有一些人会在自己家的园子里种一点菜。

这个是让我觉得特别有意味的一件事情,今天中国的农村怎么就成了这种样子?在读这些作品的时候,就觉得在农村里面农业反而是副业,而工业、资本的运行才是农村的主业。这就好像我们在读《创业史》的时候,大家都是想多种粮食,不管你是支持合作的,还是反对合作化的,大家全都是一心想多种粮食,这样的一种乡土社会完全发生了变化。

所以读这个小说的时候,我也在想,农村是不是应该有它自己的发展逻辑,就是今天我们看到芳村的这个社会,逻辑是完全复制的工业逻辑,它把一个乡土变成了不断的工业的逻辑向上发展,跟他选择的制皮革。工业生产和经济活动完全主宰着乡村的经济命脉,由此来对乡村的邻里关系,乡村的人际构成了一个重大的冲击。

如果说农村有自己的逻辑,那他身处在乡土中,他是扎根在乡土中,他要把乡村作为一个农业的活动的话,我想乡村的面貌应该是不一样的。所以读小说的时候就在想,乡村的逻辑是不是应该做一个工业的逻辑,还是应该走一个乡村自己的道路。但目前来看,乡村是向着工业的逻辑、城市化的逻辑一无反顾的发展,看不到乡村本来的面貌任何生气和可能。

宋嵩:我发现很多人读这种反映当下日常生活的现实主义小说的时候,总有一种要从小说当中看到自己的生活经验的影子为出发点。我读的时候,也是这么读的,以我很有限的乡村生活经验,我发现付老师这个小说里面有一个方便面的细节,我认为这个细节,证明乡村生活是真实的。小说里面多次提到芳村的人在送礼的时候会送方便面,这个在城市生活当中是不可能有的事情。但在我老家,鲁北的一个小村庄,的确是很盛行的一种方式。

从吃出发,我读付老师的小说,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付老师不停的在写乡村的吃饭,而且里面人物说话也都跟吃饭沾边,比方说婆婆批评媳妇,就说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吃。然后翠台带着自己的儿媳妇去买东西,邻居老太太说,天天变着花样吃,还过不过了。这个我觉得在农村生活当中是很重要的,虽然已经到现代社会了,但是农民的生活还是围绕着吃的方面,吃还是农村生活中最主要的一方面。

楔子里面说到的一年当中的时序排列,我最早看这个小说是直接看的刊物,并没有看到刊物上发表的小说里面有楔子,也就没有意识到按一年节气时序排列。刚才一提醒,我突然联想到,以一年当中节气顺序来反映乡土生活,最有特色的长篇小说应该是郭文斌的《农历》,刚才刘大先还提到,《陌上》小说里面唯一缺少的是儿童视角,而郭文斌的《农历》长篇小说,全篇都是儿童视角,没有成人视角。我觉得完全可以把郭文斌的《农历》和付老师的《陌上》作为一个对比来阅读。

郭文斌的小说里面所反映的乡土生活绝对是美好的,他是以两个小孩的视角去描述西北地方的乡土生活是多么闲适、恬淡。但在付老师的小说里面,闲适、恬淡的田园风完全没有,我读到的付老师当中的人物身上全都多有一种戾气,那种乖戾之气。在以往的乡土题材小说中,以我的阅读经验,没有见过。这个戾气,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开放性的写法。

我把《陌上》这个小说归纳成农村世情小说,它跟传统意义上的世情小说最大的区别,传统的世情小说反映的都是城镇生活,明代世情小说的出现,是随着当地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所以说,用一种世情小说的形态来写农村生活,当然这个不是付老师的独创,我认为在当代文学当中,这种写法的独创是李师江,他在2009年、2010年写了一个《福寿春》,那个小说我认为是用世情小说的手法来写农村生活的典范。但是李师江的小说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过于模仿古代世情小说的写法,连里面人物说话的腔调都是像明朝人一样,写的却是八九十年代,给人一种很怪异的感觉。

付老师的小说里面虽然也略微带有这么一点腔调,但是绝大多数的叙述语言,还是用的日常生活的方式,我觉得这是《陌上》比《福寿春》要好的一点。咱们这个会的主题叫讲述乡村的方式,讲述乡村的方式有多种多样的,有像郭文斌的方式、李师江的方式,还有这两年比较火的肖江虹的讲述方式,我认为肖江虹的讲述方式就是一种猎奇的方式,他故意凸现西南地区农村的一些落后、神秘的因素,我觉得这种写法不可取。

郭文斌那种讲述乡村的方式,跟孟老师一开始提到的,像《望春风》、《湖光山色》那种接近。悲观的讲述方式,就是孟老师提到的《秦腔》、《空山》,孙惠芬还写过一个类似于非虚构的作品,叫《生死十日谈》,里面写的全是农村妇女怎么自杀的。那个书读了以后我感觉很震撼,正好这个小说里面也提到了一个农村老太太喝农药自杀的事情。

我们现在的农村已远远不是二十年前了,二十年前,全国可能从南到北基本上都是一个样子,但是现在的农村,即使是石家庄附近的农村,和山东济南郊区的农村相比也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我们不能强求用一种同样的讲述乡村的方式来书写当下的乡村。付老师这个小说给出的讲述乡村的路径,我觉得这个路径可以延续下去,但是希望其他的作者也能够有与付老师不同的讲述乡村的方式。

李蔚超:《陌上》这个小说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叙事特点,一是古典世情小说的叙述风格,刘艳老师刚才说要有人论证出来,其实我可以论证出来,因为我原来是学古代文论的,我已经把它论证出来了,它怎么对应古典白话小说的叙事风格、方式、结构、审美以及细节。所以,我当时就在想,为什么作家要选择这样一种方式来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一定是与她对农村的理解有关系。

芳村在这个小说里面就是一个大观园,或者是西门大官人的宅子,她用这种方式来设定每个人都不想流动,每个女人都安于待在这里,这个小说里面的女人都想留在这里。所以她才能够用丫鬟、婆子和媳妇来对应这些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关系。同时芳村里面的所有人物都有血缘关系,有一种差序结构,只不过如孟老所说,差序结构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以父权为主,而是所有的女性都围绕着那几个有钱有势的男人,这个是结构的一种变化,我们乡村的权力核心已经完全变成了有钱有势的男人。

所以付秀莹对于乡村风土的构建,完全是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的乡村共同体的理想建构方式,它不是一个社会,是用约定俗成来建构的。那社会在滕尼斯看来,是一种理性的、人有自由选择的社会。所以费孝通根据滕尼斯的理论模型构造了四十年代著名的《乡土中国》。

在这个小说里面呈现出来的乡村,是一个前现代的乡土共同体模式,当然它不是一个完全的,它仍然有跟外界的联系,但它是一个共同体的模式。所以就连带着写出这个小说中的人物,女性们几乎无法完全选择自己的命运,或者她的选择很单一,就是那几个男人和男人所代表的钱和物质。那他们怎么样获得这样钱和物质的东西?基本上是靠自己的身体,靠婚姻,以及姻缘关系。

另外一点这些女性都特别的非理性,就是刚才老师们谈到的,她们像林黛玉一样,每一章我都做过调查,这些女人一定会哭,而且秀莹特别会写他们哭,有各种哭法。第二是她们一定会骂,骂老公、骂其他的女人,骂媳妇,而且骂的很脏,秀莹说,芳村女人都很会骂人。她就是情绪性的爆发,其实真的和我们现代女性感觉不一样,所以刚才很多女老师都说能这样吗?这不是林黛玉吗?这都是一种非理性的状态。

所以秀莹是把芳村描写成一种乡村的共同体的模式,这些女性都是非生产性的,所以她们没有社会性,她们只是安于家庭。其实这个对应于我们中国现在乡土的基本情况,就是大家真的是不种地了,或者劳动很少了。所以付秀莹的小说,上次人大的会我也说过,她是有一定的现实对应性的。

然后就回到了我这个大问题的思考,我们真的能够把当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定义成一个乡村共同体吗?这到底是我们的一种理想状态还是现实状态?而且徐刚也说了,很多知识分子正在构建一个新的乡村伦理,那共同体是很好的一个模型。但这个背后又牵连着各种社会因素的诉求、利益、立场等等,其实这个问题很复杂。

但是如果说《陌上》只有这一个古典的话,那这个小说就如同《金瓶梅》里面,没有西门庆的死,没有破灭,那就不是《金瓶梅》,那就是《肉蒲团》。所以这部小说的出众之处就在于她有一种超越性的东西,她在古典叙事之外,用一个大的西方的风景,这绝对是西方小说的一种方式。所以很有趣的是,这部小说在出版稿的时候是没有楔子的,后来王老师说你得加一个楔子,这是因为他作为一个职业编辑,意识到这部小说不是现代小说,因为没有一个叙事人可以把它整体连接起来。所以秀莹又加了那一段。

这个小说里面的每一章节,都有大叙事者、他者的声音,这个在传统小说结构里面就是突然插了一段,但秀莹把每一章节都很内在化的有一个大他者的声音来叙述,他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芳村的故事、风景、习俗,这个声音是那样的沉着、冷静、稳定和确定。这从她的楔子,一直到叙事者的声音,贯联起了整个芳村,正因为有这个声音,这声音代表了乡村的传统,一种乡土中国的精神,一种亘古不变的天地冗长的东西。由于有了这个声音,而这个声音又是那么迷人,这个小说里面所有动人的东西,正是这种精神的贯穿和超越性的力量,有了这个力量,这个小说才变的不是《金瓶梅》,它有一个超脱性的东西。

正是这两个结合,所以使这个小说既有古典性,又有一种现代性。所以我的问题还在于说,这到底是我们的一个理想,我们是否还有一个亘古不变的东西,这是断了,还是还在?所以秀莹在小说最后结尾的时候,说乡村是有变的,但一定有不变的东西。我认为不变的东西就是大他者的声音一直在讲乡村的风俗、节气和景物。

另外我们从八十年代以来,特别受贾平凹以及《白鹿原》的影响,我们一写到历史,历史逻辑全是《白鹿原》式的,把历史颠倒过来,再颠倒过去,又颠倒回来。而且批判性的,大家也都是那个审美的意向,所以付秀莹的这个东西真的给了我们很多的新鲜感,这是第一。然后也更不用提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期待了,这都是有内在原因的。

第二,我们社会上有一批所谓的要恢复乡村政治、乡村建设,如何新型乡村共同体。付秀莹这部小说其实文学上、审美上衔接了这些诉求和呼应,以及我们城市中产阶级阅读者对乡村的想象。所以我认为是这两种原因使得这部小说获得了成功。

但我的问题是,付秀莹提出的一种新的方向,到底是不是中国乡土的问题。所以大家都讨论,这不是我的经验,是这样的,不是那样的,其实都有这个问题,也回应了敬泽老师开场时说的,我们需要一种大的判断,乡村小说才能有一个新的方向。所以我的问题现在不是能不能用《红楼梦》古典小说方式来写社会主义新农村,而是变成了我们如何用这种新的古典方式、用我们的美学、我们的精神来贯穿。

韩敬群:作为编辑,对一个书稿的判断和在座的会有很多不一样,其中一个特殊的地方是我们是在场的,有很多时候我们在文本的写作过程里面就参与了。所以,我用英语动词be的变化,was、is、will be。说到《陌上》这个书很有意思,很多人都是从《十月》开始看的。《十月》杂志上刊登的对我来说是一个was,因为我看到的时候是一个was,其实大家在出版社出的《陌上》这本书是is,为什么?实际上之间是有变化的。中间我想秀莹还记得,去年年初的时候,我看到《十月》的之后,和秀莹很认真的聊过,关于这个小说的一些看法,最后结构上有一些适度的调整,包括前面的楔子和后面都有一些变化,这是was的部分。

从is的部分我来讲一下,我上周跟秀莹在杭州参加了一个颁奖,那是她最新获得的一个奖,是春风文学的新人奖。很有意思,其实秀莹是文学文坛的老将了,起码是中流砥柱,但获了一个新人奖,后来我跟她说也没错,从长篇小说的角度来说,你确实是新人,因为这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从十月文艺出版社的角度来说,我们出版了不少70后作家的长篇小说,秀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应该是特别值得可喜可贺的。我作为出版人会有一些不满足和遗憾的地方,我觉得秀莹在《陌上》这部作品里,把她的乡村经验最好的一些部分、最精华的部分,相当于集大成式的做了一次处理。

我打一个比方,就像一个厨师到市场上去买了一堆菜,他来做菜,其实每个作家能从生活里选取来的原材料,都是很独特的东西,一定是要在下厨前有一个特别慎重的考虑。我想秀莹这盘菜其实是炒的很不错的,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在我们集大成式的来处理我们的生活经验时,这样的机会可能不多,甚至可能也许是最好的一次。所以从编辑的角度,当然会期待这一次你会做到尽善尽美,不留任何遗憾。因为这个菜我们是不可能回炉的。

当然大家也说了,或许若干年以后,秀莹会把她的乡村经验重新写一下,也许芳村会有一个续集。不满足的地方我确实会有,就不再细展开了,包括大家也谈到了,比如结构的问题。那是我一开始就不满意的,我在秀莹从was变成is的时候,主要谈的就是结构的问题。我记得当时跟她说了有三种方式来处理,都谈的很仔细了,这还是留了一些遗憾。

回到最后一个问题,作为一个编辑,我永远会关心willbe的问题,什么会是她的下一部?我关心的是这个。上次在鲁院开会,我说70后的这批作家,已经是文坛的中流砥柱,他们都已经形成了自己非常鲜明的个人题材,包括创作风格方面的特点。他们是继续沿着已经形成的驾轻就熟的路数往下走,还是寻求一些变化,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宗永平:我听了这么多,确实给我提供很多不同的视野,我作为一个编辑,其实很少从这方面想问题。作为一个写乡村的小说,我觉得会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乡村小说还是农村小说,这是第一个问题,对一个写作的描述。所以我提到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要写乡村的小说,是要描写乡村人物的社会身份还是描写人,这是我要面临的、可能也最终会面临的问题。

我觉得《陌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我们当下流行的很多乡村小说都是农村小说,都是写的农民,农民干什么,缺什么,怎么做事情,怎么想事情,都是有一定之规的。但《陌上》提供了不一样的东西,它提供的是乡村的人,它不是农民。我觉得这个方面非常重要。

然后就是这个人因为生活在当下正在变化的农村当中,所以这个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里的人形是非常特殊的,这是《陌上》提供的另外一个方面。

付秀莹:今天真的是非常好的一堂课,我从头到尾听的很认真,收获特别大,对我个人的写作很非常重要。不仅是《陌上》,包括以后的长篇小说,因为现在也正在写一个长篇。大家提供了非常开阔的视野、角度,每个人我觉得说的都特别有道理,对我来说都够我回去好好的琢磨上很长时间,每个点都特别好。包括指出的疑问也好,或者说提出的一些表扬也好,我觉得真的都是特别的恳切。像现在这种研讨会太少了,我很期待听到很多真实的声音,真的是让我很受益。

刚才谈到这个是不是真实的乡村,我觉得就我目前的能力和眼光所及,这是我心目中真实的乡村,可能表达出来大家觉得不是我的,或者不是我的经验。但是像刚才说的,你的渠道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光跟父亲打电话,其实我真的不是这样,可能这是一个渠道,我觉得我是真正参与到芳村的生活当中去了。

比如说昨天有人过来跟我借钱,他家要干什么,这种参与是很深刻的,他可能会给我现在的生活造成很大的波澜甚至是动荡。这种经济上的,包括人情上的、伦理上的、精神上的种种纠葛、缠绕真的是割不断,打断骨头连着筋。虽然我在城市生活,但是我觉得我一直没有离开那个村庄。第一部小说为什么写芳村,我觉得可能也是情感牵涉太多,内心煎熬也特别多,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他们的难题也会跟我去诉说。我好像也会特别关心这些,东家长,西家短,他们每个人的苦恼我都牵肠挂肚。我们家的人也在说,我现在一谈起家里的事情就特别感兴趣,特别能够打动我的情感。

总之,《陌上》有很多的遗憾,刚才大家提到很多做的不太满意的地方,但我也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能力所限,也只能做到这样的程度。我特别期待通过这个会,大家提出的各种建议、想法、困惑和思路,能够在下一部长篇写作当中做得好一点,稍微容易一点,感谢大家,感谢《十月》,感谢各位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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