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即将溃败》

《帝国即将溃败》

文/山东北河

本书副题为“西方视觉下的晚清图景”。中国书店2011年6月1版。作者易强,为70后学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当过记者和编辑,现专事历史研习,著有《蒙古帝国》等书。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著作近年已阅读过多种。但因本书选取的视觉与众不同,是主要依据100多年里西方媒体的报道,并与《清实录》、《钦定大清会典》等原始中文史料互相印证,加以分析研究而成,应该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所以还是决计认真一读。

出版者以“第一部从情报战争角度解读大清帝国溃败始末的历史力作”作为卖点宣传推荐此书,读后感到并不切题。盖因当时西方列强欲获取中国情报,几乎唾手可得;而当时中国则几乎没有情报的观念,既不能主动获取对方的情报,也似乎无意对自己的情报切实保密。当时的中国人,从皇帝到大臣们,长期习惯于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自我陶醉之中。乾隆皇帝1793年9月23日(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马嘎尔尼使团行将离开中国之际——写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敕谕”中说: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筋,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页49)

四十六年之后,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尽管国门已被打破,形势已有很大变化,时任钦差大臣的林则徐1839年3月(道光十九年二月)在写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信中还是说:

且于大黄、茶叶、湖丝等类,皆中国宝贵之产,外国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而天朝一视同仁,许其贩卖出洋,绝不靳惜。无非推恩外服,以天地之心为心也。(页59)

这与乾隆敕谕几乎如出一辙,竟然没有任何进步。而皇帝的诏书及大臣们的密奏,外国人员却很容易通过各种渠道得到。此后的几十年里虽然对世界的了解和认识有所加深,但直到王朝覆灭,骨子里还是离不开“中体西用”的路数。在这种情势下,指望他们与对手开展情报战,岂非可笑之至!

大清王朝的覆灭,在“情报战”(如果确曾有过什么情报战的话)中的失利显然不是主要原因。对世界局势和对手情况的孤陋寡闻,固然造成了清庭在应对外来挑战时的处处被动、经常挨打,但落后的政治体制和无法克服的腐败现象才是根本的原因。

皇帝高高在上,世代承袭。不管是否有最起码的治国能力,哪怕只是一个三岁的婴儿,也必然要“奉天承运”荣登大宝。皇帝不能问政时,就由太后垂帘听政,而不是组织精英人才集体有效决策,君臣们念念在兹的是家天下能否苟延残喘,而极少有人认识到应该追随、顺应世界历史发展的洪流。当时满清王朝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要继续闭关锁国,已经绝无可能了。洋务运动试图“师夷长技以制夷”,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没有政治改革相配合,最终无济于事;戊戌变法以一位毫无政治经验的年轻皇帝纠合一批只会纸上谈兵的书生仓促行事,结果甫满百日即被扼杀于襁褓之中。到了最后不得已宣布立宪之时,早已错过了历史的机遇。

近年有些论者颇为惋惜清朝的立宪没能实现,以为倘能实现则中国可避免后来半个世纪的战乱,现在也许早就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了,有的甚至因此而归罪于武昌革命的爆发。其实这种论调是极其幼稚的。当时的满清王朝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慈禧虽于1906年9月1日颁布“懿旨”,预备立宪,但她的用意实质在于通过对官制的改革使“大权统于朝廷”,所谓“庶政公诸舆论”只是手段,“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才是目的,并不是甘心放弃权力,做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至于溥仪(通过摄政王)在给内阁的“上谕”中宣布“兹特布告天下,誓与我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则是发布于1911年10月30日,即武昌革命爆发二十天之后,没有武昌革命,他们是不可能有此态度的。总之,当时的满清王朝,正如1798年法国大革命前的路易十六王朝的贵族统治,“即便没有发生法国大革命,那些陈旧的社会建筑也一样会倒塌,只不过它会逐渐的倒塌,不会在刹那之间倒塌,但也不过是这个地方早点、那个地方晚点罢了。”(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页)

而无所不在的贪污腐败更是这一腐朽政权的主要病灶。早在1830年出版的《爱丁堡百科全书》中,就集中表达了外国人对中国的政治和商业环境的感知:

清朝的官员们有权支配法律。虽然皇帝的诏书表达了最深切的焦虑,并且制定了最严厉的刑罚,以防止法官和官员们的渎职、腐败以及对人民的压迫。但是,这些规定非常普遍地被那些最应该遵守的人无视。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再也找不到哪个国家的政府比清朝政府更挥霍、更暴虐。贪污腐败是被他们的法律谴责的罪行,但众所周知,这是清朝最为普遍的罪行。显而易见,这种邪恶是如此地无处不在,以至于所有公平正义以及良好政府的基础都被完全颠覆。在广州,英国商人从未遇到过不接受贿赂的政府官员。(页48)

如所周知,此后的情况并没有好转,恰恰相反,反而愈演愈烈。这样严重而普遍的的贪污腐败,本来就是体制性的,它与政权腐朽落后的性质共生共存而不可分割,也因此导致满清政权已不可能进行自我疗治。晚清时期发生的太平天国、义和团、白莲教以及遍布各地的形形色色反清活动,其实大多是被逼上梁山的。他们自身并不是新的生产力和政治力量的代表,因此问题多多,对其进行美化或过高评价是无意义的;它们都没有直接推翻满清王朝,但却无疑一再地动摇了王朝本已腐朽的基础,有效地削弱了它的实力。以至于武昌革命虽然是一场并未经过精心组织、甚至领导人都不在场的情况下仓促爆发的兵变,却出乎意外地成功了。由此看来,武昌革命不过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至于革命后建立的政权是否有了本质的变化,是否带领中国走向了理想的社会,其实是另外的问题,后人不能因此而对满清王朝的被彻底推翻心存怜惜,做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无可奈何花落去,戚戚于心亦徒然。看过西方媒体一百多年间对晚清社会图景的观照,更应明白这一点。

2013年10月28日读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