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争鸣】俞可平:游魂何处归──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知识分子 | 7号书斋(附俞可平讲座预告)

【思想争鸣】俞可平:游魂何处归──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知识分子 | 7号书斋(附俞可平讲座预告)

“‘游魂无处归’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导致这一命运的直接原因,

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过程中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所必需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在近现代的中国始终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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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争鸣】俞可平:游魂何处归──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知识分子 | 7号书斋(附俞可平讲座预告)

图片来自网络

游魂何处归──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知识分子(洋务运动至1949年)


文|俞可平

北京大学讲席教授、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

我们认为,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状态,简单地说,就是游魂无处归。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的归宿,没有自我定位,没有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它依违于政治和学术,游移于传统和现代,摇摆于中国和西方之间。


现代化是社会的整体性变迁过程。唯其是整体性的变迁,所以人们可以从多种角度对现代化作出界定。从知识分子与现代化的关系看,现代化过程就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逐渐兴起和形成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可以追溯到清末的洋务运动,从洋务运动到1949年,其间有近百年的跨度。在这近百年的时间中,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断断续续,既未完全停顿,也不是一帆风顺。这是一个断断续续的扭曲的过程,与这一过程相伴随,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自身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极不正常的过程。在这个不正常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命运越出了历史发展的常轨。

 

关于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和历史命运,国内外已有众多的研究。概括这些研究,我们可以用“角色模糊,命运多舛”这八个字对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作一基本判断。为什么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会角色模糊而命运多舛?或者说,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基本状态是什么?我们认为,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状态,简单地说,就是游魂无处归。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的归宿,没有自我定位,没有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它依违于政治和学术,游移于传统和现代,摇摆于中国和西方之间。

 

知识分子当然是受过一定教育,并且从事非体力劳动的人,但是并不能像流行的定义那样,反过来说,凡是有一定文化水平的非体力劳动者都是知识分子。官僚和高级经济管理人员大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又从事非体力劳动,但他们显然不属于知识分子的群体。事实上,这些脑力劳动者的利益往往与知识分子相对立。知识分子是专门从事创造和传播文化价值的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从正面看,知识分子的主要职能是制造社会的合法性,为一定的社会力量、社会运动和社会制度进行辩护;从反面看,知识分子的主要职能是进行社会批判,尤其是进行社会体制的批判。制造合法性和进行社会批判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为某种社会力量制造合法性,同时也就是对另一种社会力量进行社会批判。这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近现代的产物。事实上,“‘知识分子’这个名词最先用之于19世纪的俄国,它指特定的一群人,他们在大学受过教育,大部分受西欧文化的教养,自成一个有别于传统阶级结构的社群。这个社群从贵族家庭、资产阶级或富农的子弟中吸收成员,他们脱离旧有社会,由于相同的知识背景,而且对于既定的社会所采取的态度又相同,他们自觉地联合在一起,这一切再加上新科学的精神与自由解放的概念,使他们倾向革命”。


首先,现代化导致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社会结构的分化。国家或政府无法再垄断全部的社会利益,市民社会开始形成,并日益独立于政治国家,从而使得独立的社会阶层有可能出现。其次,现代化作为一个总体性的社会变迁过程,也必然要求政治上的进步。

 

作为一个专事社会文化价值创造和传播的独立阶层,知识分子的出现只能是社会现代化的结果,只有在社会现代化的条件下才具备知识分子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首先,现代化导致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社会结构的分化。国家或政府无法再垄断全部的社会利益,市民社会开始形成,并日益独立于政治国家,从而使得独立的社会阶层有可能出现。其次,现代化作为一个总体性的社会变迁过程,也必然要求政治上的进步。政治统治有两种基本形式:即暴力的形式和同意的形式。从政治统治的形式看,政治进步的过程就是暴力不断让位于同意的过程。同意的形式是指对公民进行灌输、说服、教育和劝导,从而使其心甘情愿地服从既定的政治统治。暴力的统治主要依靠军队和警察等来实现,而同意的统治则主要由知识分子来完成。从这种意义上说,政治进步的过程是一个日益重视知识分子的过程。简言之,市民社会的形成是知识分子作为独立阶层的经济基础,而民主政治的推进则是其政治基础。

 

士大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前身,但士大夫本身并非像通常所说的那样,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群体。它属于官僚阶层,是官僚阶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士大夫中的一部分人试图从官僚阶层中独立出来,形成一个独立的群体。实际上,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最后的士大夫,如康有为、梁启超、杨度、严复、蔡元培等等。从工具批判走向体制批判,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取代传统的士大夫而正式诞生的主要标志。工具批判是对现成体制的修补,而体制批判则是对现成体制的系统改造。体制批判的产生表明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开始独立。没有体制批判,就没有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独立。如果说康有为等人的“公车上书”还是一种工具批判的话,那么,邹容、朱执信、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观点,则完全是彻底的体制批判了。

 

近现代知识分子在独立过程中首先要挣脱的是政治上的束缚。他们当中的许多激进分子甚至走得更远,他们把一切国家制度和政府权威看作是万恶之源,试图彻底摧毁它们。人们通常把这些人称作无政府主义者。作为一个通例,独立知识分子出现的初期,往往涌现出一大批无政府主义者或者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人,中国也不例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知识界曾风靡一时,许许多多知识分子或由知识分子转变而成的政治家在其一生中或多或少受过它的影响,如邹容、吴虞、孙中山、汪精卫、瞿秋白、丁文江、巴金等等,不一而足。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泛滥,一方面表明了知识分子力图挣脱政治控制的决心;另一方面表明了现实政治对知识分子的极大束缚,以及知识分子对现实政治的无奈。它典型地暴露了知识分子既想独立于现实政治,又不能摆脱政治束缚这样一种两难境地。


学术与政治在中国现代化的早期之所以尖锐冲突,根本的原因在于,当时的学术思想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引入的现代文明,而其时的现实政治实质上是数千年专制传统的延续。

 

现代化进程启动之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急于要脱离政治而独立,而实际上却根本无法摆脱现实政治的严重束缚从而使他们不得不游移于政治与学术界之间。这种游移有三种基本情况:

 

第一,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纷纷踏入政界,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实践上,成为职业政治家,或半职业政治家,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汪精卫、瞿秋白等。对于这些出身于知识分子的政治家来说,他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何种程度上摆脱其原先的知识分子习气。摆脱得越彻底,就越可能成功;反之,原来的知识分子习性越重,就越可能失败。瞿秋白是这一类型的一个悲剧性代表。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瞿秋白是失败的,他的失败从主观上说就是因为他身上还保留着浓重的知识分子习气,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文人”的习气:“我向来没有为着自己的见解而奋斗的勇气,同时,也很久没有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当一种意见发表之后,看看没有有力的赞助,立刻就怀疑起来;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另外的意见来代替,那就只会照着这个连自己也怀疑的意见做去。看见一种不大好的现象,或是不正确的见解,却还没有人出来指摘,甚至其势汹汹的大家认为这是很好的事情,我也始终没有勇气说出自己的怀疑来,优柔寡断,随波逐流,是这种‘文人’必然的性格”。

 

第二,在从事自己专业的同时,也涉足政界,兼搞一些政治活动,这些人常被称为社会活动家。许多有名望的近现代知识分子属于这一类,如严复、吴虞、章太炎、蔡元培、李大钊、鲁迅、胡适、梁漱溟等等。这些知识分子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他们既有政治家的气质,又有知识分子的习性。当其在政界顺利时,前一种习性就显露得更明显,而当其在政界失落时,后一种习性便压倒前一种气质。因此,有时他们站在政治家的立场上批评知识分子,有时他们又站在学者的立场上批评政治家。对于这一点,(20世纪)40年代就有学者明确指出:“中国的官僚百分之九十来自知识界,却是知识分子最喜欢骂官僚。在朝的知识分子和在野的知识分子形成两个对垒。其实在朝的与在野的,无论在知识方面,或在道德方面,是不相上下的。······在团体活动中,他们(指知识分子)往往胸襟狭、气量小,有学问不一定有能力,尤其是领袖组织能力;他们往往过于自信,过于自尊,因而漠视纪律,轻视旁人,这就成了‘既不能令,又不受令’的人。”

 

第三种类型是终身不官,没有直接参与官场的政治活动,但实际上处处受到政治的控制。这样的知识分子由于直接游离于现实政治,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都没有前面两类大。这类知识分子中,文人、教师居多。这些人或是不想踏入政界,或是无缘进入政界。由于不占有社会的政治资源,从而不享有现成的政治利益,但现实政治却有形无形地压迫着他们,因此,从总体上说,这部分知识分子的命运最为悲惨。其悲惨景象恰如一位学者所描述的:“中国近现代和现代知识分子在近现代和现代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曾扮演着新时代催生者的重要角色。然而,曾几何时,面目全非,斯人憔悴!于今,一部分知识分子飘零海角天涯,一部分知识分子被穿上紧身夹克,一部分知识分子过着蹇蹙淡漠的岁月。······中国知识分子是失落了!”

 

抽象地说,学术与政治并非必然冲突,人们也不必游移于两者之间。学术与政治在中国现代化的早期之所以尖锐冲突,根本的原因在于,当时的学术思想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引入的现代文明,而其时的现实政治实质上是数千年专制传统的延续。是故,学术与政治的冲突,是现代价值与传统价值冲突的一种外在表现。


近现代史上的中西之争之所以在我们看来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对中西价值观念的一种彷徨,不仅因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没有达成比较一致的共识,还因为对于同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在中西价值观念的选择上也往往犹豫不决,以致常常自相矛盾。

 

传统的价值与现代的价值常常互不相容,非此即彼,人们只能选择其一。中国近现代的知识分子脱胎于士大夫,他们带着沉重的传统的包袱进入了现代,既乘承着传统文化,又要接受现代观念。这种历史背景使得他们往往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这些知识分子一生思想多变,忽而激进,忽而保守,忽而迂腐,忽而时髦。例如,“严复和梁启超在年轻的时候,思想激进,反传统反专制,梁启超且曾一度要求革命。但是当他们过了四五十岁,都不约而同的趋向保守。黄遵宪在三十五岁的时候,以民主为大同的理想,四十五岁以后,要求渐进,提倡‘君民共主’。陈独秀年轻的时候,由民主而共产,思想极端激进,但到了晚年,又以为民主是理想的制度。当然这只是一般的趋势而已,并非没有例外”。

 

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在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经常体现为中西价值的冲突。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对于中国来说,早期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向得现代化风气之先的西方国家学习的过程,包括学习西方的工业文明和精神文化。在现代化早期,传统通常意味着中国固有的东西,而现代则意味着西方的新价值观念。近现代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徘徊,便经常表现为在中西之间的摇摆,这种摇摆典型地反映在由来已久的中西之争上。

 

中西之争从洋务运动时期就开始了,到本世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高潮。人们当时争论的以中化为主,还是以西化为主的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质上是以传统为主,还是以现代为主。中化论包括“中体西用论”、“中国本位论”、“中国特殊论”、“中国国情论”、“中国特色论”、“中西互补论”等,其主要代表有梁启超、梁漱溟等。中化论者的共同主张是反对中国实行西方式现代化,主张按中国的传统或国情来实现现代化,使现代化带有中国特征。西化论或欧化论包括“充分西化论”、“全盘西化论”、“全球化论”、“世界化论”等,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胡适、陈序经、林语堂等。西化论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把现代化界定为西方化,认为西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模式。这一理论的倡导者们甚至不愿意采用“现代化”、“工业化”等概念,而坚持用“西化”来概括整个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现代阶段。

 

近现代史上的中西之争之所以在我们看来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对中西价值观念的一种彷徨,不仅因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没有达成比较一致的共识,还因为对于同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在中西价值观念的选择上也往往犹豫不决,以致常常自相矛盾。

 

例如,胡适和梁实秋是公认的西化论代表,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真正的全盘西化既是不可欲的,也是不可能的。胡适把其一贯主张的“全盘西化”改为“充分西化”(尽管在汉语中“全盘”与“充分”的意义相去甚远),他特别声明,“全盘”的意义不过是“充分”而已,而“充分”则是“尽量”或“全力”的意思,于是“全盘西化”便成为“一心一意西化”。梁实秋尽管认为中国文化中值得称道者寥寥无几,但也终于承认,“我们若把文化分析成若干部门,我们就可发现:(1)有中国优于西洋者;(2)有西洋优于中国者;(3)有不必强分优劣而可并存者;(4)此外更有中西俱不高明而尚有待于改进者”。

 

梁启超和梁漱溟是公认的中化论代表,但他们也不一味拒斥西方文化。梁启超说中西文明是可以互补的:“拿西洋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它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正是我们的责任。”梁漱溟在经过数年的研究后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

 

“游魂无处归”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导致这一命运的直接原因,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过程中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所必需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在近现代的中国始终没有出现。


近现代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游移于中西之间,还导致了他们在生活上也彷徨于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作为中国人,他们自然愿意留在国内,但是现实的处境常使他们深深地失望,其中一部分有条件的知识分子便想方设法游学或干脆移民西方国家。西方发达国家的某些价值观与这些知识分子是吻合的,但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民族传统,尤其是一些西方人的种族中心主义态度,又使得这些漂泊在外的中国知识分子难以忍受。这样,对于那些人格上比较独立的近现代知识分子来说,无论他们身处本国还是身处海外,他们都有一种深刻的疏离感。“大部分的海外知识分子(至少留在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当地社会是缺乏归属感的,虽然就文化的享受来说,或许他们多少已被同化,而且喜欢享受当地的文化成品。他们多是学有专长的专家,总觉得无法在自己的国家实现他们的专长抱负,他们认为假如凭一股爱国热情回来,终会因现实条件的贫乏而冷冻了原先的热情,会使自己的专长长期埋没在贫乏的环境中。······他们是在美国社会中,身躯活在美国的土地上,他们的心却一直是中国的。······苦闷而无可奈何。他们不愿回来,是因为不敢冒险,怕失去已有的生存保障。生活在等待不知何时才可能改变的等待中”。

 

“游魂无处归”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导致这一命运的直接原因,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过程中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所必需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在近现代的中国始终没有出现。由于没有赖以独立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近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便像毛泽东所精辟地指出的那样,是附在皮上的毛。他们没有自己的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声明本文原载于《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05期,为阅读方便,略去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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