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底,世上只有三种伦理体系,也就是三种关于理想人格和道德生活的观点。一种是佛陀和耶稣的伦理,它主张忍让和平等,主张以德报怨,认为仁慈就是美德,在政治上倾向于不受约束的民主。另一种是马基雅维利和尼采的伦理,它提倡征服和统治,认为人生来就不平等,认为权力就是美德,倾向于世袭贵族政治。第三种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星士多德的伦理,它否认博爱和强权的普遍适用性,认为只有成熟的思想才能根据具体情况作出何时应该用博爱,何时应该用强力来统治的判断。因此,它认为智慧就是美德,最好是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相结合。斯宾诺莎伦理学的卓越之处,就在于调和了这些似乎相互对立的哲学,并将它们融合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从而创立了自己的伦理体系,它是近代思想的最高成就。

他认为行为的目标是幸福,他将幸福简单地定义为有快乐和无痛苦。然而,快乐和痛苦是相对的,也是不断变化的。“快乐就是人从不完美的状态向完美的状态的转变”。“快乐就是力量的增长”。“痛苦是人从较完美的状态向较不完美的状态转变。我说转变,是因为快乐并非完美本身。假如一个人生来就具有他必须经过转变才能得到的完美,那么他将不会感到快乐。与此相反的情形使这个问题显得更为清楚。”一切激情和感情,都是趋向或背离完美的运动。

“我认为情感是身体上的变化,这些变化能使行动的力量增加或减少;同时,情感是代表这些变化的观念”。一种激情或情感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关键要看它是增强还是削弱了我们的力量。“我认为品德和力量是一回事”。美德就是某种行动的力量。“一个人越有能力保持自己的存在并获得对他有益的东西,他美德的力量就越大。”斯宾诺莎并不要求一个人为他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他认为利己是自我保存本能的必然产物。这在他看来是完全合理的。“既然理性不主张违反自然,那么它就应该承认,每一个人都应该爱自己,并谋取对自己有益的东西,他应该尽力维护自己的生存。”因此,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不像那些空想改革家那样建立在利他主义性善论的基础上,也不像愤世嫉俗的保守派那样建立在性恶论和自私的基础上。他的伦理学基础是不可避免的、正当的利己。一种使人懦弱的道德观是完全不可取的。“道德的基础就是人类保存自己的努力,人的幸福就在于他有保存自己的力量”。

和尼采一样,斯宾诺莎也认为谦卑没什么用处。它不过是阴谋家的伪善或奴仆的怯懦,它意味着力量的匮乏——而斯宾诺莎认为一切美德都是不同形式的才能和力量。因此悔恨也是一种缺点,而不是一种美德。“事后悔恨是加倍的不幸和双重的懦弱。”不过他没有像尼采那样花太多的时间去攻击谦卑,因为“谦卑是稀有的品质”。正如西塞罗所说,即使是那些为谦卑树碑立传的哲学家们,也忘不了在封面上署上自己的名字。“一个最看不起自己的人最接近于一个骄傲的人”,斯宾诺莎说。尽管斯宾诺莎并不欣赏谦卑,但他敬佩谦虚,并反对狂妄自大。自负的人是令人厌恶的,因为他们“只说自己的优点和别人的缺点”。

现在,这位和气的哲学家向我们提供了一种类似于斯巴达式的伦理观,但他在其他章节中又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措词。他感到惊讶的是,世上竟有这么多的嫉妒、指责,甚至仇恨,它们会扰乱人心,使人与人之间出现隔阂。他认为,如果不消除这些有害的情感,社会的弊端就无法革除。他相信,可以很容易地向人们表明:只有爱,而不是相互仇视,才能克服恨;也许是因为恨本身就是一种离爱很近的情感。如果一个人发现他所恨的人爱他,他就很难再恨下去。恨别人就等于承认我们的无能和恐惧。当我们自信可以战胜对手时,就不会恨他的。

“以牙还牙的人会生活在痛苦之中。但是,用爱去对付怀恨的人,却能愉快而满怀信心地进行斗争,并且不需要靠幸运之神的帮助,被他征服的人也会心悦诚服”。“心灵只能为伟大的灵魂所征服,而决不会向武力低头”。在这里,斯宾诺莎感受到了耶稣基督的光芒。但是从本质上讲,他的伦理学是古希腊的而非基督教的。我们觉得自己最有激情的时候,就是最有能力自主的时候,而实际上却是最被动的时候。我们卷入了某种代代相传的感情激流之中,不由自主地作出激烈的反应,这种反应只能认识到情况的一部分,因为离开了思维就不可能看清全局。激情是一种“不充分的观念”,而思维是一种要到问题的每个重要方面都已引起相关反应之后才出现的全面反应,因此它是一种充分的观念。本能是强大的动力,也是危险的向导。因为各种本能相互独立,只寻求自己的满足而不顾整体利益。比如它的贪婪、好斗、淫欲都会使人备受折磨,并成为自己本能的奴隶。“每天都刺激我们的那些情感只来自身体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所受的刺激大大超过了其他部分。一般来说,情感总是过度的,它会把思想固定在单一目的上,从而失之偏颇”。但是,由身体某个部分的快感和痛感引起的愿望,对于整体的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要保存自我,曾先要完善自我。

这一切,都是古老的哲学对理性和激情的区分。但是斯宾诺莎给苏格拉底和斯多葛派的学说增添了很多重要内容。他认为,正如没有理性的激情是盲目的一样,没有激情的理性也是死气沉沉的。斯宾诺莎并不只是徒劳地把理性和激情对立起来——在两者的竞争中,根深蒂固的因素通常能占上风;在他的划分中,一方面是无理性的激情,另一方面是受理性制约的顾全大局的激情。思想不应没有欲望之热,欲望也不应没有思想之光。“一旦我们对某种激情形成了清楚的认识,这种激情也就不再是激情了。心灵受激情控制的程度,是由头脑中充分观念的多少决定的”。只有不充分的观念引起的欲望才是激情,而“由充分观念产生的欲望则是美德”。一切理智行为都是道德的行为,总之,德行就是理智。

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源自他的形而上学,在形而上学中,理性意味着从混乱多变的事物中找出规律;在伦理学中,理性意味着为混乱多变的欲望建立法则。形而上学的理性是观察,伦理学的理性是“在永恒的形式下”行动。理性就在于根据对全局的正确认识来采取适当的行动。思维之所以能帮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事物,是因为它得到了想像的帮助。想像力能使我们预见到当前行动的后果。理智行为的最大障碍,就在于当前的感觉比我们的想像更加鲜活。“只要心灵按照理智的指导去认识事物,就会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事物产生一致的看法”。我们用理智和想像将经验变成预见,并成为我们未来的创造者,而不再是过去的奴隶。

这样,我们就能得到惟一可能的自由。激情的被动性是人类的桎梏,理性的主动性才能给人类以自由。自由并不脱离因果法则和过程,而只摆脱了偏执的激情。自由并不排斥激情,应该摆脱无节制的、片面的激情。知识就意味着自由。成为超人,并非不顾社会公正的原则和礼节,而是要摆脱纷乱的本能。这种全面性和完善性会给智者带来宁静,那并非亚里士多德贵族式的自我陶醉,如不是尼采目空一切的自大,那是一种与人为善的平和与安宁。“因理性而善良的人——即在理性的指导下完善自身的人——并不想得到他们不想让别人得到的东西”。伟人并非凌驾于他人之上的统治者,而是超越了蒙昧的欲望,能够驾驭自己的人。

这是一种自由,它比人们称之为自由意志的自由更加高尚,因为意志并不自由,甚至“意志”可能根本就不存在。然而,谁也不能因为自己不再“自由”,就对自己的行为不再负道德上的责任。正因为人的行动是由记忆决定的,社会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就会通过希望和恐惧使公民们形成一定程度的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一切教育都是以决定论为前提的,它们向年轻人的头脑里灌进许多禁令,希望以此来决定他们的行为。“邪恶并不因为它的必然性就不值得忧虑:无论我们的行动是否自由,我们的推动力都是希望和恐惧。因此,不给教训和克制留余地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相反,决定论可以改善人的道德生活:它教我们不要蔑视或嘲笑任何人,或对任何人发火,因为人是“无罪的”,尽管我们会惩罚坏人,但却不是出于仇恨,我们不恨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

最重要的是,决定论使我们能够以同样平静的心情预料和面对好运和厄运,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天意。也许决定论还教给我们“上帝理智的爱”,从而使我们愉快地接受自然规律,并在自然规律的范围内寻求自我满足。相信天命的人虽然也可能反抗,但决不会埋怨,因为他知道,从全局来看,自己的幸运或不幸并不是偶然的,而只是世界永恒序列和结构的必然结果。这样,他就会将一切事物都看成永恒秩序和过程的要素,从而超越激情所产生的动荡不定的愉悦,达到平和宁静的境界。他会以微笑面对死亡,“不管是现在死去,还是再活一千年,他同样心满意足”。

柏拉图曾在《理想国》中用优美的语言表达过同样的观念:“专注于真实存在的人,无暇过问俗事,也不会因嫉妒和敌意与人争斗。他的眼睛永远注视着永恒规律,他知道这些规律不会相互损害,而是按照理性的指导有序地运转着。他要模仿这些规律,并尽力使自己的行动符合这些规律。”尼采说:“必然的事无法触怒我,因为我的本性就是热爱命运。”济慈也说:

平静地背负起所有赤裸的真理,

直面一切现实:

那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力。

这种哲学教我们肯定生活,甚至肯定死亡——“一个自由的人无视死亡的存在;他的智慧不是对死、而是对生的思考”。它用广阔的视野抚慰我们骚动的自我,它使我们安于受制约。它也许会使人无所作为,像东方人那样消极和懒散,但它也是一切智慧和力量的必要基础。

《哲学的故事》

《哲学的故事》

节选自《哲学的故事》第四章 《斯宾诺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