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蜘蛛与蜜蜂

蜘蛛与蜜蜂

 

乔纳森·斯威夫特,这个有着出色想象力和非凡洞察力的作家,连带着他的作品,被我们的时代遗忘了。如今,他往往会出现在儿童文学的书架上,和《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的作者比邻而居,但这不是我们对他的侮辱,而是他对我们的嘲讽——在巨人面前,我们永远都是长不大的侏儒,我们仍需从他为我们这些“儿童”所写的作品中汲取养分。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威夫特是一个讽刺作家,也是一个哲人。和我们只会把严肃变成玩笑不同,他就像柏拉图,善于用玩笑教导严肃。在《格列佛游记》中,斯威夫特向我们展现了高,也嘲笑了低。他不但创造了雅虎,也创造了慧因,而在他们之间,他放上了格列佛。因此《格列佛游记》的首要关切是很“哲学”的:人是什么?对人而言,最好的生活又是什么?斯威夫特作品的主题是哲学,尽管他从未写过任何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论文”。然而,斯威夫特对整个哲学传统是很熟悉的,他钟爱柏拉图,尽管这种钟爱仅仅局限在政治事务上。他和亚里士多德也非常亲和,在他看来亚氏注重实践智慧,而这种实践智慧正是他所推崇的。

 

毫无疑问,斯威夫特已经被湮没在了历史进步的洪流里,同样被掩埋的还有那场著名的古今之争。时至今日,人们已经记不起那场有关古今学术之高下的争论。因为,乍看起来,一切都已尘埃落定:古今之争,以现代人的大获全胜告终。现代学术,这支被尼采称为“满载货物、披挂花哨的商队”,已经成功地在各个领域里建立起统治地位。重视材料的学究式考据与智慧的联姻,在经历了七年之痒之后终于破裂,而这也标志着智慧的终结。斯威夫特非常清楚,他描绘的不仅是古代学术与现代学术之间的战争,还是一场关乎“什么知识最值得追求”的教育之战(education war)。古今之争,不是作者与文本的真伪之争,而是两种不同原则,两种从一开始就截然不同的首要原则之间的争论。斯威夫特这个现代人,在《书的战争》里用嘲讽的笔调模仿着荷马与维吉尔,他要用古代人的方式——史诗,来回应他的同代人。因此,他的《书的战争》不能被单纯地视为对本特利与沃顿的私人攻击,也不能被想当然地看成是为古代人唱的一首赞歌。斯威夫特对古典品味与德性的捍卫与其对古典思想的捍卫密不可分,并且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推动着他的文学创作。

 

 

从整体上看,《书的战争》是一部滑稽的史诗,但它又穿插着寓言,因而是史诗和寓言的混合体。这种奇妙的混合包含了前哲学的智慧。斯威夫特在将公开教诲以诗的形式加以表达的同时,也将隐微教诲糅合进了作为哲学模仿物的寓言当中。史诗的主题是战争(war),而不是一般的争论(quarrel)。所以斯威夫特首先讨论了战争的起源。战争起源于骄傲与欲求,且都是由北向南,即由贫瘠的蛮夷之地向富饶的开化之地入侵。斯威夫特暗示,这一原理也同样适用于现代人向古代人发起的战争。人们可以很自然地在这样一种类比中找到古代人与现代人的位置。在现代人身上,骄傲和欲求只是虚荣与贪婪的粉饰,而这两者才是导致战争的罪魁祸首。显然,在自然人身上,贪欲的满足能带来和平,但这样的和平只是暂时的。为了描述不节制的欲望如何催生出无休止的战争,斯威夫特讲述了他的第一个寓言——狗国寓言:

 

整个国家总是在饱餐一顿之后才最和平,这点,我们在狗的国家(这个国家似乎起源于一个多数人的机构)里就能看到。但如果碰巧它们的那些领袖得到了一块大骨头,那么内乱就会在它们当中出现。这几个领袖要么是在小圈子里分享这块骨头,要么干脆谁都不分,留作自用,前者导致了寡头,后者催生了僭主。

 

这个狗国起源于一个多数人的机构,因而是一个民主制国家。但在贪婪与嫉妒的面前,民主制显得不堪一击。纷争与倾轧最终导致了民主的破产,进而蜕变成各种形式的僭政。对斯威夫特来说,自由国家最该防范与避免的就是僭政,即那种“为一个人、几个人或者多数人所掌控的专断独行的权力”。斯威夫特似乎同意柏克(Edmund Burke)的那个著名论断,即一个多数人的僭政,只是一个多倍僭政(The tyranny of a multitude is but a multiplied tyranny)。统治的秘密不在于数量的多少,而在乎品质的高下。

 

按照斯威夫特的说法,这个规律同样也适用于智性王国,或者学术共同体。不过,与狗国因欲求而起的物质战(substantial war)不同,学术共同体内的精神战(spiritual war)起源于骄傲(自负)。他强调说,由于眼下交战的双方已经头脑发热,因此不存在任何调和的可能,内战在所难免。内战起因于一块地皮的所由权,这块地皮位于帕纳塞斯山双峰的一个峰上。这个峰最高,并且自古以来被默认为是归古代人所有,另一个较低的峰,则属于现代人。但是,现代人逐渐开始对这一状况感到不满,他们指责古代人所把持的那个较高的峰挡住了他们向东望的视线,即阻碍了他们科学与艺术的发展。在现代哲人看来,作为“进步”代名词的科学,或者科学技术,首先起源于东方。古希腊人通过德性来约束“自然”的行为,多少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限制,所以培根盛赞埃及的科学。在现代哲人看来,古老的东方能为西方的现代人提供发展的范例与方向。因此,不管是培根的实验法,还是霍布斯的绝对主权,都笼罩在古老东方的阴影之下。科学与专制,这一看起来水火不容的对立,在现代人面前联起手来,对以古希腊哲学为代表的古典传统展开了猛攻。斯威夫特以其机敏的政治智慧提醒我们,古今之争,不仅是南北之间的内战,也是东西之间的外战。

 

为了避免战争,现代人给了古代人两个选择:要么自动自觉挪位,把最高的那个峰让给他们。要么允许他们用锄头和铲子把那个峰削到与他们的一样高。对此,古代人感到哭笑不得。因为他们撒下的阴霾与庇护不但没有得到现代人的感激,反而遭到了现代人的嫉恨。对此,他们提议“现代人去拔高自己的山头,而不是整天想着拉低他们。对于前者,他们不但允许,而且会施以援手”。但这个提议被现代人愤怒地拒绝了。于是,古代人与现代人便陷入了一场硬仗之中,“他们中的一方有着坚定的决心,其领袖与同盟军也充满了勇气,而另一方则拥有庞大的人口和足以承受任何失败的源源不断的新兵,于是,战争就维系了下来”。在斯威夫特的描述中,现代人成了一些拉平主义者,他们嫌古代人的山峰过于高耸,以至于挡住了他们的光线,使他们无法直视太阳。在斯威夫特看来,现代人并不明白,如果没有古代人撒下的阴霾,他们的眼睛可能早已被太阳发出的光线灼伤。分歧在于,现代人相信他们可以凭着一己之力攀上智慧的顶峰;而斯威夫特和古代人则认为,现代人只有遵循古人的教诲,才有可能到达智慧的顶峰。

 

按照斯威夫特的说法,对这些“战争”的记忆都保存在了书里,而书的灵魂只有在书“化尘化土之际、蛆虫啃食之时”才会消亡。现在,以经院学者为首的现代学者似乎就是这样的蛆虫,他们用陈腐的教条和歪曲的理解将这些伟大作者的灵魂化为乌有。蛆虫学者们啃噬着学术的本质。而由于那些纷争之书有着最为躁动不安的灵魂,因此它们存活的时间也最长。现代学者希望通过“刚强的铁链将它们拴在一起”消灭纷争,进而消灭哲学,但那些纷争之书,却仍在现时代里保留着对古代智慧的回忆,它们的存在“势必会掀起腥风血雨”。学术共同体已从以前的君主制(柏拉图)蜕变成了寡头制(亚里士多德以及以司各特为代表的经院学者们),但是,政变带来的和平并没能维持太久,因为有“一类受一种最恶毒的灵魂推动的新的纷争之书”被引入了学术共同体。斯威夫特将现代人的灵魂称为“最恶毒的灵魂”,因为他们企图打破旧秩序,进而实行僭政。而要阻止战争的发生,只能将古代人和现代人混合在一起,就像混合两种毒性相反的毒药一样。经院哲学就是这种和平的最佳例子。经院哲学混合了基督教教义与异教哲学,从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着稳定。但是现代人与古代人之间的矛盾,和古代人与经院学者之间的矛盾并不相同。经院哲学从不打算取代古代哲学,正如启示从不反对理性,而是完善着理性。可是现代学者却力图通过对理性概念的重塑,彻底克服掉古代哲学。

 

由于本特利将古代书与现代书放在了错误的架子上,因而导致了一种奇怪的混合:“笛卡儿被放在了亚里士多德边上,可怜的柏拉图只能夹在霍布斯和罗马七贤之间,而维吉尔则从两边被德莱顿和威瑟包围。”现在,斯威夫特先前的提议竟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得以实现,但结果却和他之前估计的大相径庭。混合并没有带来双方毒性的消减,反而使争端愈演愈烈。古代人声称享有优先权的那些理由(即他们长期拥有的事实、他们的审慎以及他们的古老),在现代人看来完全不值一驳。因为现代人相信,他们“要比古代人古老得多”。斯威夫特在注解里语带讽刺地指出这是一个“现代悖论”,这个现代悖论告诉我们,古代只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孩童时代,而现代才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壮年时代,因此,现代要比古代更加古老,也更加成熟。斯威夫特嘲笑现代人的这种线性历史观和不断进步观。在斯威夫特看来,古今之争,是侏儒与巨人之间的战斗,而不是巨人与诸神之间的战斗(Gigantomachia)。在这点上,斯威夫特同意坦普尔,即如果现代人确实是侏儒,那么即使他们站到了巨人的肩膀之上,也会因为其本身的短视、恐高和眩晕,而毫无长进,知识量的积累并不能和知识的进步等同起来。

 

现代人向古代人强调,他们的战马、武器和衣服,都出自“己手”,因而对古代人毫无亏欠。坐在一旁的柏拉图正好目睹了这一切,他在哈哈大笑之余,也向着神灵宣起誓来,他说他相信这些废铜烂铁绝对都是现代人自己的“发明创造”。可以说,虽然现代人那引以为傲的自足完全是虚假的,但这些弄虚作假所引发的笑声却是真实的。

 

 

现代人在战争前夕表现得并不慎重,因而让坦普尔爵士在无意间听到了他们的话。然后,坦普尔“急中生智地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古代人。于是,古代人就把他们分散的兵力集中了起来,决心打好防御战”。但就在这场战争爆发的前夕,斯威夫特却插入了一段发生在蜘蛛与蜜蜂之间的意味深长的寓言:

 

在一扇大窗的最上角住着一只蜘蛛。它生吞活剥了不知道多少苍蝇,以致成了一等一的胖……在通往它城堡的路上,设有一些关卡和围栏,用的都是现代人的防御工事……就在这时候,对面一只四处游荡的蜜蜂受某种幸乐的指引……进入了这幢房子……他兜兜转转了一会儿,最后碰巧落在了蜘蛛城堡的某处外墙上。而这片围墙由于受力不均,即刻便轰然倒塌……城堡里的那只蜘蛛感受到了这场恐怖的动乱……(它)涉险跑了出来,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深坑和废墟……他大发雷霆,像一个疯子一样骂骂咧咧,通体膨胀得就好像要炸开一样。最终,他把目光投向了那只蜜蜂,并聪明地从果中归纳出了因。

 

织网的蜘蛛是现代人的象征,而采蜜的蜜蜂则是古代人的代表。现在,斯威夫特将这场“古今之争”从图书馆的书架上升到了图书馆的屋顶。斯威夫特,这个对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智慧情有独钟的人,懂得如何小中见大,又不让小取代了大。哲学的重,自然流淌成了寓言的轻,在这点上,他与柏拉图的观点相一致,即在最高程度上,诗人与哲人是统一的,他们都能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举重若轻。而在蜘蛛身上,人们很容易就能看到现代哲人的影子。现在,恼羞成怒的蜘蛛开始对蜜蜂恶言相向:

 

“一定是瘟神”,他说,“把你这个狗娘养的给接到了世上,你为了复仇,才把这儿弄得一片狼藉。难道你不看前面吗?………说话好听点,朋友,”蜜蜂(他刚打点完自己,此刻正想要开个玩笑)说,“我愿意对天发誓再也不会靠近你的狗窝一步……”“小子,”蜘蛛答道,“要不是祖上有言,切勿出门抗敌,我早就过来教教你什么是好规矩了。”“我求你耐心点,”蜜蜂说,“省省你的精力,就我所知,你还要靠它们来修补你的房子呢。”“听着,无赖,”蜘蛛回答道,“我认为,你最好对一个举世公认比你好的人更尊敬一点。”“我发誓,”蜜蜂说,“这一对比,可以看作是一个不错的笑话,但你得让我知道,世人之所以在这场争论中信心满满的理由。”

 

斯威夫特暗示,现代哲人“祖传”的谨慎其实只是出于无能。他们沉迷于构建“蛛网”系统,而一旦脱离了这个系统,他们就毫无攻击力可言,蛛网,同时也是现代哲人的生命网。并且,因为他们总想着“尽情辱骂并宣泄自己的愤怒,无视其对手的回答和反击”,所以他们也缺少必要的对话技艺,他们满脑子想的只是尽快结束纷争。在斯威夫特看来,蜜蜂才是真理的寻求者,因为他想要知道蜘蛛如此自视甚高的理由,想要与对方展开讨论。而如果蜘蛛无法给出坚实的理由,那么他的狂妄自大就成了一个笑话。

 

蜘蛛在“以真正的论战精神组织好了他的理由”之后,便开始了它的陈述。在蜘蛛看来,蜜蜂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既无血统,又没遗产,生无分文,只有一双翅膀,整天嗡嗡作响”,没有任何的技艺,生活“全靠向自然掠夺”,完全就是一个“飘荡在田野和花园上的强盗”。而蜘蛛本人则是“一只家畜,有着本土血统”,有着足以令其骄傲的资本:“这个庞大的城堡都出自我手(由此可见我在数学上发展了多少),所有的材料也都是我自己选的。”显然,斯威夫特把笛卡儿看作是蜘蛛的典型代表。在笛卡儿看来,传统的哲学无力成为现代科学的“基础”,因为这种哲学充满争议,所以既无用也没有任何的确定性。抛弃整个为知识而知识的古典传统,另起炉灶,用现代人自己的方法,在数学这个牢固坚实的基础上建立起更为高耸的大厦才是当务之急。因此,笛卡儿的新哲学系统就像是这样一张蛛网。蜜蜂在听完蜘蛛的慷慨陈词之后,高兴地表示,蜘蛛至少还是承认,他能来到这里,诚靠的是他的翅膀和声音。而不管他在花园里收集到了什么,那些东西都丰富了他,“并且丝毫无损于那些花的优美、芬芳与甜美”。因此,蜜蜂并非如蜘蛛所言的那样是个强盗。他在承认蜘蛛那幢“宏伟建筑”用到了不少人力与方法的同时,也提醒蜘蛛“在考虑方法和技艺的同时,也考虑一下经久度与材质”。在蜜蜂看来,蜘蛛引以为傲的蛛网根本不堪一击,眼下的满目疮痍正好就说明了这一点。而蜘蛛挂在嘴边的自食其力也颇值得怀疑,因为作为原材料的尘土是取来的,“是从下面扫起的灰尘中取来的,而被吃掉的昆虫也增加了蜘蛛继续残害他人的毒物储备”。可以说,通过把古代人与“品质”与“经久度”联系在一起,斯威夫特重声了品质的重要性,而现代科学并不考虑品质。对斯威夫特来说,那些主张现代超过或者追平了古代的人,无非是沾沾自喜于机械论或者数学上的精确度,也就是对“量”的优势洋洋得意。重质还是重量,不但是蜘蛛与蜜蜂这段著名对话的核心,也是斯威夫特《书的战争》的主题,更是古今之争的关键。于是,古今之争就被蜜蜂归结成了这样一个问题:

 

这两个存在者谁更高贵?是那个坐井观天、骄傲又自负,虽然自给自足,但最终化作粪土与毒液,除了蝇毒和蛛网之外,什么也没生产出来的存在者更加高贵?还是那个通过长时间的研究,大量的学习,正确的判断,涉猎广泛,又对事物加以区分,最后把蜂蜜与蜂蜡带回家的存在者更加高贵?

 

斯威夫特含蓄地批评了现代人将所有研究对象一视同仁的倾向,他站在古人的立场上坚持任何研究都必须处理好与坏、善与恶的问题。蜂蜜与毒物,显然不能相提并论。现代人要想抛弃粪土与毒液,得到蜂蜜与蜂蜡,就必须像蜜蜂那样“通过长时间的研究,大量的学习,正确的判断,涉猎广泛,又对事物加以区分”。在斯威夫特看来,正确的判断与区分是首要的,因为正是正确的判断控制着那些超道德,或者说与道德无涉的物理事实和机械过程。

 

伊索对蜘蛛与蜜蜂之辩的总结虽然可以看作是一次重复,但又不仅仅是重复。因为首先,根据本特利的校勘,伊索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代人”。但现在,通过将伊索引做古代人这边的演说者,斯威夫特指出了现代学者们的盲区:让伊索成为古代人的不是他的历史断代,而是他的个人品质。所谓的古与今,不是时间上的先后,而是品质上的高下;其次,在总结中,伊索偷偷引入了一个此前未曾有过的表达,即“我们能为人类献上两样最高贵的东西——甜蜜与光亮”。伊索对光明面的刻意强调,偷偷隐瞒了蜜蜂,或者说古代哲学,不那么令人舒服的一面——蜜蜂有刺,因而会蜇到人。而这难免让人想到苏格拉底,因为他在《申辩》中自比是城邦的牛虻。牛虻苏格拉底的“刺”,是他独有的质询,这种质询惹人讨厌,但却使哲学思考成为可能。甜蜜的获得,必然伴随着疼痛。寓言就像是柏拉图笔下高贵的谎言,在教导智慧甜蜜的一面的同时,也隐藏了其残酷的一面。

 

 

在伊索发表完这一通演说之后,古代人与现代人之间的仇恨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看起来,战争迫在眉睫。双方都集合了各自的兵力,骑兵部队由史诗诗人组成,轻骑兵部队由抒情诗人组成,弓箭手部队由哲人组成,重骑兵部队由医学家组成,工程兵部队由数学家组成,而重甲兵部队则由史家组成。相比较而言,现代人的军队庞大而臃肿,古代人的军队短小而精悍。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斯威夫特用了很大的篇幅去描写现代军队,而对古代军队只是轻描淡写,几笔带过。和古代人一致推选荷马为领袖不同,“现代人在领袖的选择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显然,对“自然正当”(natural right)的否认让现代人根本无法接受和判别卓越。现代人弓箭部队的领袖笛卡儿、伽桑迪和霍布斯,虽然“能将弓箭射出大气层而永远不掉下来,但最终,它们就像埃万德射出的箭那样变成了流星,或者像炮弹变成了星星”。没有了“目的”的思想如同流星,现代科学用无限的宇宙取代了古代目的论的宇宙,因此纵使现代哲人们力大无穷,射出的箭也完全找不到北。

 

斯威夫特遵照着史诗传统,继续讲述他的史诗。他强调,因为“这场战争,也深深关系到天庭的利益”,所以诸神加入了进来。朱庇特为此召开了一个议事会。斯威夫通过现代人的守护神摩墨斯暗中嘲笑着现代人,因为尽管自负的现代人瞧不起古代人,但他们的守护神却是一个古代神。对现代人的实力颇为担忧的摩墨斯跑去找救兵,他“拜访了一个最恶毒的神,这个神叫作批评女神”。正是从这个批评女神的口中,我们听到了有关我们时代的实情:纨绔子弟成了政治家,学童成了哲学的判官,大学生只会你争我辩,学者在丝毫不了解原作者思想的情况下,可以指出原作者的错谬。而所有的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我们时代的这位批评女神。她骄傲地说道:“正是我,把才趣(wit)和知识(knowledge)从他们凌驾于诗(poetry)之上的帝国中赶了出去,然后取代它们,做了这里的主人。”批评女神在考虑到其自身利益的情况下,接受了摩墨斯“援助现代人”的建议。她先下凡去找了她的私生子沃顿,以给予宽慰。沃顿是一个现代人,是一个“命运女神们给予了非常短生命线的人”,借此,斯威夫特预言了“现代性”的短命。

 

战争在批评女神“全副武装”了沃顿之后正式打响。首先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医学家之间的战斗。虽然斯威夫特表示他并不知道“是谁在这场战斗中打响了第一枪”,但他暗示了我们,打响古今之争第一枪的其实是“声称全面超越古代医学家”的现代医学家。斯威夫特巧妙地制造了一些缺失,以使整个战斗的结果显得扑朔迷离。虽然我们很容易地就能从他的描述中感受到现代哲人和现代科学家们正处于下风,但斯威夫特从来没有很明确地说他们被打败了。斯威夫特巧妙通过脱文来避免交代每个现代哲人的下场,除了笛卡儿。他绘声绘色地描绘了笛卡儿的死。笛卡儿被亚里士多德射出的箭射死,而这支箭本来是想射死培根的。而在斯威夫特此前的描述中,培根并不属于现代哲学的领军人物,眼下他和笛卡儿截然不同的命运,暗示出斯威夫特思想和态度上的暧昧。不过与在描写医学家之战和哲人之战时的节制不同,斯威夫特在描写诗人之战时“大开杀戒”。德莱顿在遭到羞辱以后似乎是幸存了下来,布莱克默似乎也在众神的庇护下与卢坎握手言和,但除此之外,现代诗人的阵营死伤惨烈。如果说斯威夫特对现代哲学和现代医学还有部分的保留,现代堕落文人的诗学则根本不配得到同情。在斯威夫特看来,他们的机智就像容易发泡的奶油,“一夜可以积聚到顶”,但这种没有知识作为依托的机智其实“毫无用处,只能被丢去喂猪”。

 

毫无疑问,《书的战争》是对我们时代的杰出讽刺,因而也是一面镜子,它让我们“从中看到每一个人的脸,却看不到我们自己的脸”。问题的解决有赖于认识,但现代人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我们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困境。斯威夫特并不指望通过这样一部充满想象力的讽刺作品来为现代社会布局谋篇,他只是提醒我们,在我们的选择之外,多少还存在着一些其他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也许是更可欲的替代品。读者可能会愤怒于斯威夫特的狡黠,把他笔下“不败而败”的现代人,视作是对我们的一种侮辱。但如果我们能放下我们过于敏感的自尊心,我们就不难发现,与现代人的“不败而败”相对应的是古代人的“不胜而胜”,斯威夫特对“古代”的这种隐含的保留,也证明了指责他“泥古不化”的人的狭隘与浅薄。对古今之争的思考,充斥了斯威夫特的一生,早期的《书的战争》和晚期的《格列佛游记》都是这些思考的典型代表。而不管现代人是否愿意承认,即使到了现在,这些思考,也在决定着我们怎么理解古人,以及我们的时代。

原创文章,作者:西风,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dushuzhi.com/archives/54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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