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老舍先生两三事

忆老舍先生两三事

选自《知味:北京晚报“知味”年度文章精选》

  “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京作家老舍提一只小皮箱,奔赴抗战中心城市武汉。冯玉祥将军为此写诗:“老舍到武汉,老舍要抗战!”国共合作时期,很多爱国文艺家来到武汉,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成立“全国抗敌文协”,老舍任总部负责人,团结文艺界,笔墨作刀枪,宣传抗战,唤起民众。此后“抗敌文协”迁到陪都重庆,敌机疯狂轰炸,许多机关、学校疏散到郊区,老舍家住北碚。

 

1945年暑假,老师留的作文题是“独立采访”。采访谁呢?爸爸说:“就去拜访你二爹吧。”北京话二爹就是二叔——老舍与家父是拜把子兄弟。从我家去北碚要走20里山路,我14岁,领着弟弟一大早就出发了。

 

我俩走得满头大汗,进门把胡絜青二婶吓了一跳,说“你妈也真放心,让两个宝贝儿子走着来啦!”洗洗脸,就开饭了。吃的是二婶捏的碎子油韭菜馅包子,我走饿了,一气儿吃了8个,二爹瞅着我,绷着脸说:“孩子啊,悠着点儿,咱可还有下顿儿呢。”他讲话好比说相声,别人笑,他不笑。这碎子油韭菜馅包子,是老北京平民百姓的美食——猪肉贵,猪板油也贵,等而下之的网油比较便宜,剁碎了和到韭菜馅里捏包子,又当油又当肉,吃着也很香。

 

饭后我禀明来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小记者采访大作家”。二爹欣然同意,领我参观他的书房,给我讲解“文房四宝”,看了他正在写作的《四世同堂》手稿,还有两本纪念册,都是朋友的题词,草字我认不得,只记住了两句,“换他肉二斤,写稿三千字”。

 

晚上孩子们一块玩,舒济、舒乙讲他爸爸的笑话:一天,老舍要留客人在家吃饭,悄悄拿了一套旧西服去当铺,当了钱到菜市场买肉,赶巧碰上卖猫头鹰的,就用买肉的钱把它买回来了。舒家大人孩子都爱猫,而这猫头鹰又长得很漂亮,孩子们争着喂食,米饭、红薯都不吃,原来这家伙只吃肉。老舍绷着脸对它说:“连我都没肉吃,您请便吧!”就放生了。

 

回到家中,爸爸教我把这些见闻如实地写下来,又在结尾加了一句:“抗战时期,作家老舍也清寒如此。”这篇作文得了高分,老师叫我在班上朗读,还抄到壁报上。这件小事情增强了我对作文的兴趣和自信心,甚至对我后来走上文学道路也有影响。

 

1953年冬,“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来到朝鲜战地,老舍对47军陈发洪政委说:“我有个侄子在你们部队。”一天,他率文艺分团到我们师慰问演出,又在大掩体里开联欢会,受场地限制,只能让营级以上干部参加。我是司令部的排级文化教员,近在咫尺,一面维艰。忽然协理员跑来找我,“原来你是老舍的侄子,为什么不早说?快,把奖章都戴上,跟我来!”

 

掩体里正在跳交际舞。师文工队的女兵争着请老舍跳舞,他有寒腿,走路都拄手杖,只跳“慢四步”。一曲终了,我上前行了个军礼,叫声“二爹!”他从头到脚打量我,还是绷着脸说:“你就是大年啊,几年不见,长成大高个儿了,还长了胡子,不,只能算嘴上的一层茸毛,立功啦,好哇!”陈政委指着我胸前的四枚银质军功章说,“一个文工团员,能立四次战功,很不容易。”

 

我对二爹说,朝鲜停战了,上级动员志愿军里的高中学生回国考大学,我想考北大,将来当作家。他没点头,只说“我见过你写的一篇文章。”

 

事后他通过陈政委转来一封亲笔信,语重心长地批评我,“谁想当作家都好,那就拿出货色来。大年,你还年轻,真心走文学之路,就不要脱离现实的火热斗争生活。我已经55岁了,不是还要到朝鲜来向志愿军同志学习吗?”

 

我1949年参军,是文工团的主力演员,写的歌曲和独幕剧在文艺汇演中获甲等奖,正当“少年得意”时,突然被下放当文化教员,因而心情沮丧,萌生了回国读书的念头。没想到二爹给我泼了一瓢冷水。

 

老舍没有很快回国,而是深入到连队采访。一次他要到3456高地的坑道里采访战斗英雄,让部队领导很为难。3456高地是我军近期经过激烈战斗夺回的一座大山,山坡被炮火炸起的浮土半尺深,加上厚厚的积雪,寒腿病拄手杖的老舍先生怎么上得去?部队领导要把战斗英雄们叫下山来开座谈会,老舍说:“到底是谁拜访谁呀?”坚持上山,还要亲眼看看志愿军的“地下长城”坑道嘛。结果是战士们用担架把他抬上山的。这样才产生了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

 

老舍深入生活的实际行动使我深受感动,巴金先生也到过朝鲜战地,写了小说《团圆》。二爹对我的批评,“真心走文学之路,就不要脱离现实的火热斗争生活”,也成了我遵循的信条。  文/赵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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