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我跟胡迁有两面之缘。2014年他来台湾参加金马电影学院,学程结业功课是改编一篇短篇小说,因其中有我的作品,便被主办单位找去开了场两小时的短会。

 

匆匆来去,印象里就是一群敏思闪烁的年轻人,我昏头昏脑,瞎说一场,会后却收到胡迁认真写了 e-mail 过来讨论,态度大方,应对有古典的节度。他回北京后,彼此也偶尔通信,某日他很客气,先问能不能寄作品给我看,我答复了,才发过来。老实说我原先没有什么预设,读过却着实吃惊:他似乎太没有自信了,这是很好的小说,干净,浑然天成。他对文字这古老介质的驾驭能力可谓天造地设,每个字是似有若无的纤维,每段句子是气孔绵韧的密丝,分分寸寸,行若无事,在你意识到以前他已捻出漫长的线索,在你意识到以前嗖一下已被卷了进去。

 

他不像许多人克制不住以其为鞭的诱惑,也不要喧嚣抽打读者,制造浮夸的声响与迹象;他沉默地缠缚,沉默地收敛,丝线一点一点绞紧了勒深了,心仿佛都要裂了。

 

但写出这样小说的作者,到底是那群均貌似明朗的学员里的哪一位呢?……两年间我一直没搞清楚,但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因为这未免也太少根筋。

 

直到2016年他以中篇《大裂》得到台湾的BenQ华文世界电影小说首奖,因领奖再来台湾,有机会请他喝个咖啡(饭则被小说家骆以军抢去),才大概算认识了,是个从整体到细节都很清爽的年轻人,言语简洁,带冷涩的幽默感,眼光明澈宛如少年手心紧攒的弹珠。人不似其文。我一下子有点懵,无法理解他的写作中为何会出现那样极致的伤害性,就忍不住问了:“为什么你会写这样的小说啊……”

 

真是愚蠢的问题,这甚至是我自己作为写作者最讨厌遭遇(并往往顾左右而言他)的问题。但胡迁恳切回答。其实他本人的质地能够说明很多:一个心灵如精密仪器的青年,多半会因人世各种避无可避的粗暴的碰撞,而时时震动,为了不被毁损,难免必须长久出力压抑著位移,那压抑的能量终要在他的写作中,如棉花一般,雪白地爆绽了。书名“大裂”两字或者是无意识的流露,却也收束出胡迁作为一个创作者的内在风景,他的小说中每一抹淡到几近透明的草灰蛇线都有繁复意象,语言平静,一丝滥情自溺的赘肉都没有,落在地上,望似滚珠,若去拈起,才发现是水银,凝重荒暴能让人从头裂开到脚,剥掉了一身的皮。

 

胡迁学的是电影,他非常擅长利用人物的对话,及对话间不可见的细微波动,如牙科探针般挑出生活的疼痛神经。然而我以为影像训练又不足够解释他短篇小说的魅力:这些作品的结构有时其实不太工整,但那当中的强烈能量让技术问题的刮痕甚至不让人感觉是瑕不掩瑜,而莫名显得那歪斜是一种天经地义,理直气壮了。

 

许多创作者,终其一生在追求这种无言中说动的境界,他羚羊挂角地恐怕自己也没发现地轻易做到。这样想想我都觉得真是挺可恨的。

 

也或许可以这么说:写作一事之诡谲,虽存于文字,又不存于文字,更在如何魔术般介入现实中肉眼不可见的微妙间隙,胡迁带著他松德哨子玻璃般至薄至清透的洞察,在这本小说中一次又一次演示著吹毛断髮的天分。《大裂》书如其名,彻底是本伤害之书,每篇小说都怀抱同样一个任何人无从回避的问题:“我们还要活(被伤害)多久?”我可以想像它会被什么样的读者排斥,让什么样的人不安,我可以想像会有什么样的人因在这其中求其安慰与修饰不可得,而感到不满。也可以想像它是多么地不符合某种主流的时代气氛与社会大义。

 

但我想好的创作者,本来也都是这样的。生命如拥挤的暗室,他坐在当中,视线炯炯,眼中没有蒙蔽,什么角落都看见,不怕痛地指出来,也不因此就佯装或者自命是谁的一道光。至于救赎或出口,那是人人各自的承担与碰撞,若主张创作者必须为此负起责任,就是一种贪小便宜。

 

我不敢妄言自己多么了解胡迁及其作品,但承他不弃,这两年他陆续写了什么,会发来给我看看,有时我们会在信中聊几句,有时我工作焦头烂额难以为继,他也不介意。这当中的《大裂》《一缕烟》《荒路》《漫长地闭眼》等都是我反复再读的秀异之作。然而令人比较困扰的恐怕在于,他的作品,不管放在哪一条脉络下,哪一种已知的模板里,都显得不易解释,像块在视野中任何位置都无法嵌合的拼图。要描述为格格不入,当然没什么不可以,但我以为,也有另一种说法,叫做头角峥嵘。

文/黄丽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