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民主与幸福

《幸福的流失》
《幸福的流失》

1990年,我到耶鲁大学政治系任教时,罗伯特·莱恩已经从尤金-梅耶讲座教授的位置上退休了。凡是在美国修读过政治学的人对他的名字都不会陌生,因为他曾经担任过三个主要学会的会长,即美国政治学协会(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政策研究学会(the Policy Studies Organization)和国际政治心理学学会(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Political Psychology)。为了表彰他在政治心理学领域的杰出贡献,1995年英国科学院(the British Academy)推选他担任院士。

老人退休后仍住在离系不远的一幢公寓里。在校园里,人们经常能看到他提着老式布制书袋漫步的身影。在各类学术研讨会上,他总是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认真听讲,却很少发言。大概是在1998年,有一次系里举办例行的午餐研讨会,莱恩也来了。那次研讨会的主题是民主制度,主讲人是另一位退休教授,另一位前美国政治学协会会长,即以研究民主理论闻名于世的罗伯特·达尔。虽然退休多年,但是达尔几乎每天都来系里,其精力之旺盛、思路之敏捷,一点也不像年过八旬的老人。达尔最著名的书是他那本1956年出版的《民主理论的前言》,但我认为真正能够展现其对民主问题的深邃思考的却是他65岁以后出版的书,如《经济民主的前言》《论民主》和《美国宪法到底有多民主?》。每次与他交谈,我总能受到某些启发。因此,他主讲的研讨会当然不能错过。

但是,那次研讨会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达尔,而是莱恩。达尔具体讲了什么,我现在已记不清楚。只记得,他讲完后,莱恩破例举手提问:“巴伯(罗伯特的昵称),你关于民主制度的好处讲得很系统,也很深入。不过,如果民主制度真像你说得那么好,它应该能够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感到幸福,不是吗?”达尔答道:“那当然!”莱恩:“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暂且不提其他国家,近几十年来,咱们美国人当中感到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变得越来越少,而不是越来越多。”听到这里,我突然有一种开窍的感觉。民主制度研究是二十世纪最后一二十年的显学。各国学者对民主制度的方方面面都进行过探讨。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人研究过,民主与稳定的关系有人研究过,民主与自由的关系有人研究过,民主与平等的关系也有人研究过,但从来没有听说有人研究过民主与幸福的关系。美国的国父们在《独立宣言》中曾庄严宣布:“人生而平等,享有造物主赋予的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如果追求幸福如此重要,那么为什么那些研究民主的学者从未想过探讨民主与幸福的关系呢?莱恩能从这个被人们忽略的角度提出问题,真不愧为大家。那天研讨会是怎样结束的,我已印象全无。只记得自己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为莱恩的问题对我的启迪而兴奋。

兴奋之余,脑海里也产生了一些问题:美国感到幸福的人真的减少了吗?在多大程度上减少了?这种心理变化与民主制度到底有什么关系?如果民主不能带来幸福,那么什么可以带来幸福?我本人没有能力回答这些颇具挑战性的问题,便向莱恩请教。他让我耐心等一下,说他的新书将系统回答我的问题。几年之后,耶鲁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莱恩的新书,题为“The Loss of Happiness in Market Democracies”。该书出版的第二年,美国政治学协会将该书评为政治心理学类最佳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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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前,希腊哲人很重视“幸福”(happiness)这个概念。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的东西。然而,进入中世纪,幸福这个概念几乎不再被提及。因为那时人们追求的是来世上天堂,而不是今世浑浑噩噩地生活(不管这种生活方式有多幸福)。文艺复兴重新激发了人们追求幸福的兴趣,但直到边沁(1748—1832)的功利主义学说出现,追求幸福的意义才被提升到哲学的高度。边沁认为,“避苦求乐”是个人行为的基础和区分行为善恶、是非的准则。他主张,个人利益的满足(利己主义原则)是保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利他主义原则)的手段。其后,经济学家们谈论过一阵幸福。但从马歇尔(1842—1924)开始,在经济学里,“幸福”这个概念逐渐被“效用”(utility)所替代。“效用”是一个经济学家说不清、道不明的概念,也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按照《麻省理工学院现代经济学词典》的定义,“效用”是“福利”(welfare)和“满足”(satisfaction)的同义词,偶尔也指“幸福”。不过,“幸福”基本上已远离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他们关心的只是“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增加人们的“福利”。其未加言明的假设是:一旦人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了,福利水平提高了,他们还能不幸福吗?于是,幸福与人们占有多少商品,拥有多少财富划上了等号。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心理学家开始了对幸福的实证研究。之前,心理学家关心的只是心理疾病;此后,幸福成了心理学中一个热门话题;再往后,社会学发展出了生活质量研究这个分支,并把“幸福”作为其中一个重要指标。但到目前为止,幸福这一问题还没有引起政治学者们的注意。莱恩恐怕是唯一的例外。莱恩相信,幸福才是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其他人们为之奋斗的东西,包括金钱、财富、自由、民主,不过是实现这个终极目标的手段而已。

幸福之所以被忽略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这个概念难以被衡量。一个人赚了多少钱,一个家庭拥有多少财产,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有多高,这些都可以衡量,政府甚至保存着翔实的数据。幸福却因人而异。在一些人看来,一边喝酒,一边看“世界杯”简直幸福死了;而在另外一些人看来,这简直就是浪费时间。不错,幸福只是一种主观感受,无法找到客观的指标。不过,了解社会上到底有多少人感到幸福仍然是有意义的和有可能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通常用来考察人们的主观感受的问题是:“总的来说,你是感到非常幸福,有点幸福,还是不太幸福?”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一些国家就已经开始收集相关的数据。

莱恩整本书立论的基础是一个简单的观察:在1972—1994年间,报告称自己感到“非常幸福”的美国人——特别是女性、青年、黑人和其他少数群体——越来越少(随后一项研究显示,在1960—2000年间,按不变价格,美国人均收入翻了三番,但报告称自己感到“非常幸福”的美国人却从40%下降到30%左右)。 在一些欧洲国家,尽管幸福指数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但是患抑郁症的人数却在急剧增加。如果考察人们对生活各个方面的感受,情况也差不多:报告称自己对婚姻、对工作、对经济状况、对居住环境感到“非常满意”的人数都在减少。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欧美人需要依赖药物以保持身材、提高“性”趣、帮助睡眠、清醒头脑、逃避无聊和控制抑郁。

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呢?莱恩进行分析的第一步是考察什么因素与幸福无关,什么因素与幸福有关。一般人认为,经济增长、收入水平提高可以使更多的人感到幸福。莱恩承认贫穷不能使人幸福。但通过分析各国的数据,他得出了一些出人意料的结论。在概念上,他将经济增长和由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提高区别开来。经济增长的过程往往是痛苦的,因此它本身并不会增加幸福。收入水平提高在发展中国家则会产生增加幸福的效果。如果进行跨国分析,很明显,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幸福指数也较高。这正是主流经济学家喜闻乐见的结果。但莱恩进一步指出,收入水平与幸福之间并不是直线相关,而是曲线相关。在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前,收入提高会增加幸福;而当收入超过一定水平后,它的进一步提高未必会增加幸福。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在众多发达国家中,人均购买力最高的国家不一定是最幸福的国家;在一国之内,最富的人群不一定是最幸福的人群。莱恩对此的解释是,当人们对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都得不到满足时,他们不太可能感到幸福。因此,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以前,收入每提高一些,就会使人感到更幸福一些。但是,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收入对幸福的购买力就会开始减弱。收入水平越高,这种购买力就越小,以致达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这一发现对政策设计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如果收入对幸福的购买力会逐步减弱,那么政府在分配政策上应向低收入阶层倾斜,因为收入减少对高收入阶层的幸福不会有太大影响,而收入增加对低收入阶层的幸福却能产生很大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 福”。

如果金钱不一定能买到幸福,那么什么才是幸福的源泉呢?莱恩的回答很简单:情谊(companionship)。他在书中引用了19世纪英国诗人布莱克的诗句:“鸟儿有巢,蜘蛛有网,人类有友谊。”当然诗句不能用作社会科学的证据。不过,诗人的敏感往往使得他们能够凭借直觉对事物的本质作出准确的判断。根据各国在各个时期的研究,莱恩发现,婚姻关系稳固、家庭关系和谐、邻里关系和睦、朋友来往密切是人们感到幸福的主要原因。相反,感到不幸福的人往往是那些经历了离异、分居、丧偶和孤独的人。例如,有若干项研究表明,朋友的数量比个人收入或家庭收入更能预测他/她是否感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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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幸福的直接决定因素后,莱恩切入了该书的主题:市场和民主会增加人们的幸福,还是会减少人们的幸福?

按照经济学流行的说法,市场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能够让人们在自己财力许可的范围内自由地作出选择,满足人们的偏好,从而将“效用”和“福利”最大化。换句话说,市场应该可以增加人们的幸福。莱恩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从四个方面证明:虽然市场经济可以带来不少好处,如减少贫困、改善健康、延长寿命、普及教育、促进自由,但它却不可能带来幸福。

第一,市场经济是滋生物质主义的土壤,物质主义会使人不幸福。物质主义(materialism)是指将物质追求作为人生目标的价值取向。被物质主义俘虏的人往往会暗想:那些拥有豪宅、名车的人真让人羡慕;如果我有钱买更多我喜欢的东西该多幸福呀;看到喜欢的东西却买不起真让人难受;上街买东西给我带来很大的快感。经济学家相信,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市场之所以能运作的前提。的确,如果人们都不把追求个人物质利益最大化作为自己的目标,那么我们很难想象市场有什么用处。但经济学家同时相信,每个人都竭力追求自己的物质利益才能实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莱恩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对。他列举了多项实证研究,这些研究都表明,物质主义者更容易陷入抑郁和焦虑,更难感到幸福。

为什么物质主义会妨碍人们获得幸福呢?首先,物质主义者往往更自私。在一项调查中,人们会被问及“你会如何花费一笔两万美元的横财”。结果表明,物质主义者花在自己身上的金额要比非物质主义者多两倍,愿意捐献给慈善机构、教堂的金额,或者花在家人、朋友身上的金额也比非物质主义者少。自私的人也许熟人很多,但朋友很少。他们也许渴望亲情和友情,但对金钱和物质的渴望却更加强烈。按照莱恩的理论,缺乏亲情和友情的人是难以感受到幸福的。其次,物质主义者追求的是“外在目标”(extrinsic goals)而不是“内在目标”(intrinsic goals)。外在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与外人、外力有关,不受自己控制,因此便难以享受到自我满足的乐趣。再次,物质主义者追求的是“结果满足”而不是“过程满足”。他们工作的目的就是赚钱,而不能享受工作本身所带来的乐趣。最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恐怕是不可能满足的。得到一样新东西的快感马上就会被对更多东西的企盼所淹没。这四个原因加在一起便产生了恶性循环:物质主义者很难感到幸福;不幸感或抑郁使他们远离人群,更加孤独;缺乏亲情和友情使他们感到更加不幸。

第二,市场并不把人看作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活生生的存在,而是把人看作诸多生产要素中的一种。因此,庇古说,金钱是市场用以衡量人的价值的准绳;奈特说,在市场交易中,人往往将其他人看作赌博的老虎机。既然人只被看作一种生产要素,那么自然他们与其他生产要素(如资本)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一切取决于怎样做更有利可图。既然他人只是自己赚钱所需利用的工具,那么我们不难想象这样一类人的出现,即他们交友只是为了赚钱,然后又想用赚的钱来买朋友。然而,一旦受到铜臭玷污,亲情和友情就不复存在了。更重要的是,市场服从的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其中完全没有乡情、亲情和友情的位置。梅因在《古代法》中,滕尼斯在《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中都曾谈到市场经济是如何逐步瓦解传统的家庭、宗族和邻里关系的,如何在人与人之间造成一场“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战争”的。韦伯则更加直截了当,他指出市场对人没有尊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则说得最为透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撕掉了蒙在家庭上那温情脉脉的面纱,将家庭关系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第三,人们从劳动力市场很难感受到幸福。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指出,失业是最大的市场失灵。但他说的只是人力资源的浪费。实际上,失业还是破坏个人和家庭幸福的最大杀手。即使不看学术性的研究,我们也知道失业对人的精神打击有多大。而各类研究都表明,失业往往与酗酒、离婚、抑郁症、精神失常、自杀等高度相关。失业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经济安全问题。在经济学和社会学关于收入分配的研究中,研究者的重点一般放在收入水平上,而忽略了收入保障。赚多赚少固然重要,但对一般人来说,能否维持一份稳定的收入则更为重要。一旦饭碗不保,谁还可能感到幸福呢?哪怕没有遭遇失业,劳动力市场仍然可能给人们带来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压力。比如说分工,从劳动力市场发展和提高效率的角度来看是十分必要的,但分工却会导致去技能化,即是说,将有创意的生产过程变成枯燥乏味的事情(卓别林的电影就是用夸张的手法来描述这种生产过程有多么摧残人)。又如,从提高人们竞争意识的角度来讲,拉大收入差距也许十分必要,但它却可能会对同事间的关系造成严重的损害,并且会增加人们工作中的心理压力。

第四,如果说在劳动力市场人们得付出的话,那么消费者市场则理应是他们获得回报的地方。那么消费者市场能否给人们带来幸福呢?莱恩的回答是否定的。美国据说是消费者的天堂,那里的购物中心的数量远远超过了中学的数量。在莱恩看来,这正好说明消费主义浸透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也许消费可以给一些人带来快感,但要在成千上万种商品中挑选自己中意的东西却会使很多人面临“认知超载”,并挤占他们与家人和朋友团聚的时间。除此之外,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国度里,人际关系可能被买卖关系所取代,金钱可能变成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市场中必要的猜疑态度可能演化为人生态度。在这个意义上,市场本身就是造成社会疏离的内在原因。

在经济学中,当市场失灵时,政府干预就名正言顺了。上面的分析证明,使人幸福也是市场失灵的一个方面。那么,政府干预,或者更具体地说,民主政府的干预能给人带来幸福吗?莱恩对此似乎不太确定。因此,他给本书第五部分的标题加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民主是不幸的来源吗?”他的判断是,幸福与否取决于微观世界的经验,而不是宏观政治领域的经验。一些实证研究的结果——一个国家是否民主与该国民众是否幸福之间并不存在相关关系——也对莱恩的判断给出了相关支持。

通过三个层面的分析,莱恩得出结论:民主制度并不一定会给人们带来幸福。就民主的过程而言,它充满了痛苦。例如:(1)所有麻烦的社会问题都是民主必须处理的问题;(2)当政府决定做一件事时,总是只与冲突各方的一方站在一边,因此而得罪其他各方;(3)民主政府要做好事就必须征税,但没有人喜欢交税;(4)行使公民权(包括最宝贵的投票权)需要克服一些困难,付出一些成本(如时间和精力)。就民主决策的性质而言,它所能满足的是“要求”(demands),而不是“需求”(needs)。哪个利益团体的声音最大、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最强,其要求就最可能被政府满足。而弱势群体尽管有实实在在的需求,但由于其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甚微,因此常常得不到政府的注意。需求得不到满足的人大概不会感到幸福。就民主的结果而言,有相当多的公民并不满意。这表现在:在西方社会中生活的人对他们天天与之打交道的民主制度似乎越来越没有信心,认为自己对于政府的所作所为毫无发言权的人越来越多,认为政府受到特殊利益集团操纵的人越来越多,认为政府对老百姓的事非常关心的人越来越少,相信政府的人越来越少。这一切使得不少人对民主政治产生了无力感、无助感和疏离感。这些增加了人们的烦恼,却没有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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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恩的这本书对一些被人奉为圭臬的观念提出了挑战。这些年来,中国最时髦的词汇是 “增长”“发展”“市场”“自由”“民主”“改革”“转型”等。我们把它们作为目标苦苦追求。莱恩提醒我们,现有的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都错把手段当作了目标,陷入了“手段拜物教”。其实,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幸福,其他一切只不过是手段而已。更加激发我们的思考的是,莱恩用逻辑推理和各国多年来积累的实证研究证明,我们所钟爱的“增长”“市场”和“民主”未必能给我们带来幸福。那么,什么才是幸福的源泉呢?莱恩的回答很简单:情谊。两百多年前,法国大革命打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号。从那时起,右派偏爱“自由”,左派偏爱“平等”。莱恩既不是右派,也不是左派,他强调的是“博爱”。同时,在如何实现博爱理想的问题上,莱恩绝不是怀旧派,并不主张回到过去。他清楚地知道,田园诗般的过去根本就不曾存在过。莱恩也不是乌托邦派,他知道,过分强调情谊也会造成很多令人不愉快的现象,如感情负担、裙带关系、法纪松弛等。莱恩主张,对现实进行改造,尽量增加其中的情谊;在追求其他阶段性目标的时候,尽量避免损毁情谊。最后,我认为,对仍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为了争取一个幸福的未来,记住这个忠告尤为重要。

 

 

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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