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烤火者:杨绛传》

《生命的烤火者:杨绛传》

如果没有六七十年代浩浩荡荡的一连串运动,人们对杨绛的印象,可能会永远固化为“娇滴滴的名门淑女”。只有在经历了那么多劫难之后,人们才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个貌似娇弱的女子居然可以如此坚忍。

 

他们在中关园只分配到一套小小的房子。钱锺书将新居命名为“容安居”,取陶渊明名句“审容膝之易安”之意,意思是即使是一间小小的斗室,也足以容身了。杨绛深知夫君的心,特意在门前小院亲手植上五棵垂柳,这是以陶渊明笔下的“五柳先生”自许了,蒋和森还特意为他们画了一幅五柳先生和夫人举案齐眉的图。

 

这对夫妻,只想在纷乱的世界中拥有一张安静的书桌。可惜那个年代很快揭开了风雨飘摇的序幕,继“洗澡”之后,紧接着就是反右、“大跃进”,然后是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

 

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些词语可能已经相当隔膜了。那时候知识分子几乎人人自危。流行揭发和批斗的年代里,若想避免被揭发和批斗,似乎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将矛头对准其他人。一时间,到处都在“大鸣大放”,朋友反目、兄弟操戈的事情不知有多少。

 

在这样的风气中,杨绛和钱锺书始终一言不发。不少人动员他们“鸣放”,可他们就是不愿“奉旨鸣放”,不喜欢跟着起哄。杨绛知道钱锺书有时口无遮拦,便嘱咐他,饭少出去吃,话少讲,不要随波逐流。

 

他们有自己的处世原则,钱锺书的名言是:“If we don’t have freedom of speech,at least we have freedom of silence.(如果我们无法拥有言论的自由,我们至少还拥有沉默的自由。)

 

只是万万没有想到,许久以后,这种沉默竟然成了某些人攻讦他们的借口。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人指责他们不该明哲保身,而是应该发声抗议。这未免太过苛求了,知人也得论世,在那样的高压之下,能够保持沉默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沉默,至少意味着不作恶,不配合,他们用沉默捍卫了自己的良心,也用沉默表达了无声的抗议。

 

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做斗士,斗士也不符合钱杨夫妇的性格。他们是狷者,不求有所为,但始终保持着有所不为的底线,他们从来没有揭发、出卖过任何人。这样的沉默,即是风骨。

 

反右运动中,不少劝他们夫妇发言的人都被划为右派,冯钟璞事后问杨绛:“杨先生,你为什么有先见之明?”

 

杨绛淡然地回答说:“我毫无先见之明,只是不喜欢跟着起哄而已。

 

她的沉默完全是出自教养,没想到竟保护了自己。

 

风雨如晦的日子里,看起来娇娇弱弱的杨绛一次又一次让人刮目相看。

 

第一次让人刮目相看,是在 1958 年的“拔白旗”运动中。像她这样的“娇小姐”,自然会被当成“资产阶级白旗”拔掉。文学所组织知识分子深入民间接受改造,也就是“下乡”。杨绛是文学所第一批下乡的,据叶廷芳描述,那时的她“个儿中等,身材匀称,皮肤白皙,步履轻盈、端庄”“没有一般知识分子女性常有的矜持,见人总是和颜悦色,说话慢条斯理,举止温文尔雅”。

 

这样一个斯斯文文的女性到了乡下,经受的是前所未有的考验。杨绛戏谑地形容为“过五关斩六将”,“五关”分别是劳动关、居住关、饮食关、方便关和卫生关。对于生性爱洁的她来说,最难过的就是方便关,乡下人用来方便的缸子多半装得太满,上面的薄板又滑又脆,踩上去,令人战战兢兢,生怕跌进缸里去。有一次,她吃坏了肚子,半夜一个人跑出去,谁知道大门锁了,她只得学家中的猫,找个远远的地方挖了个坑,解决了问题后再掩上土,用落叶铺平。

 

奇怪的是,老乡们都爱和她接近,愿意跟她说心里话,因为她总是笑眯眯的,愿意听大家说话。有个乡下的老妈妈,见了她就抚摸着她的脸说:“噢唷,才十来天,已经没原先光了。”看她如此受老乡欢迎,同行的人都叫她“友好使者”。

 

下乡两个月,杨绛的主管领导回所汇报说,“杨季康在乡下能和农民打成一片”,连钱锺书听了都颇为惊奇。这次下乡,老乡们的口碑可以证明,杨绛并不是个只会享受的娇滴滴的资产阶级女性。她远远比人们想象的能吃苦。

 

杨绛第二次让人们刮目相看,是在“文化大革命”中。

 

1966年,杨绛和钱锺书先后被当成资产阶级毒草给“揪”出来了。他们的存款被冻结,工资遭停发,不时被押上台去批斗示众。批斗时挂在胸前的牌子还是他们自己制作的,两人各按规定,精工制作,做好了再用楷书写上自己一条条罪名,然后挂在胸前,各自鉴赏,有种恍然如梦的错觉。

 

后来,他们被分配了两个新的工作,钱锺书负责扫院子,杨绛则负责扫女厕所。她找来小铲子、小刀子,又用竹筷和布条做了一个小拖把,还准备了一些去污粉之类,把两个肮脏的瓷坑、一个污垢重重的洗手盆和厕所的门窗、墙壁都擦洗得焕然一新。大家都说她收拾的厕所干净,连水箱的拉绳上都没有一点灰尘。

 

十年动乱对人最大的折磨不是扣发工资等,而是精神上的侮辱。骄傲了大半生的钱锺书一天被人剃了个“十字头”,他就顶着这个怪头回到家里。幸好杨绛心灵手巧,索性把“十字头”剃成个光头。

 

她自己也被剃光了半个头,成了“阴阳头”。钱锺书比她还着急:这可怎么出门啊,总不能也剃个光头吧。杨绛安慰他说不要紧,她素来有急智,这时灵机一动,想起女儿曾剪下两条大辫子,便找了出来,用钱锺书的压发帽做底,解开辫子,把头发一小股一小股缝上去。足足费了一夜工夫,她做成了一顶简易的假发,第二天就戴着出了门。假发戴着不透风,发色也有些发黄,可总算聊胜于无。

 

现在的人说起杨绛来,爱用优雅、知性等词语来形容她,谁又能够想到,这位优雅的女子也曾被迫扫过女厕所、剃过阴阳头呢!

 

可是那又怎么样?她扫女厕所,就会将厕所打扫得一尘不染;她被剃了“阴阳头”,就自己动手做顶假发。那是一个知识分子尊严扫地的时代,她却尽其所能,尽量维持着不多的体面。有“文革”中见过她的老人回忆说,那个时候的杨绛,出门时还是打扮得端端正正的,嘴上还抹着口红呢。周围的世界越灰暗,就衬托得她唇上那一抹口红越发鲜亮动人。

 

外文所的后辈朱虹回忆说,杨绛先生即使在那种情况下,气质也很端庄,朱虹用“漂亮”来形容杨先生:她的那种漂亮,是整个诗书气蕴的外在显示,“不用说干校阶段了,她始终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见到我们,拿把糖过来,让我们补身体;不管多脏多累,始终不像我们,拿着脏手就抓馒头,她天生有种大家气派——100 岁了还这样”。

 

温润是杨绛性格的底色,可要误以为她是个“面人儿”,那就大错特错了。“文革”中,钱锺书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被贴了大字报,杨绛就在下边一角贴了张小字报澄清辩诬,群众想压服她认错,她却拒不“认罪”。

 

群众问她:“给钱锺书通风报信的是谁?”

 

她答:“是我。”

 

群众又问:“打手电贴小字报的是谁?”

 

她答:“还是我。提供线索,让同志们调查澄清。”

 

如此不服管教,惹怒了群众,台下一片厉喝:“谁是你的同志?”杨绛不服气,干脆就称“你们”,还跺着脚据理力争:“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

 

革命群众岂是好惹的,于是惩罚她游街示众。递给她一面锣,一根棒,要她走几步就敲一下锣,并喊一声:“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试想一下,一个知识分子女性,经受这样的折辱,哪里受得了。但作为当事人的杨绛却并不羞愧,她觉得自己没什么丢脸的。游街的时候,她学孙悟空让“元神”跳在半空中,观看着自己那副怪模样,背后还跟着一队戴高帽子的“牛鬼蛇神”,既滑稽又精彩。

 

这一幕被很多人认为展现了她性格中“金刚怒目”的一面,可杨绛秉性温厚,即使在“怒目”时,也保持着难得的幽默感。多年后,她在文章中写道:“我心想,你们能逼我‘游街’,却不能叫我屈服。我忍不住要模仿桑丘·潘沙的口吻说:‘我虽然游街出丑,我仍然是个有体面的人!’”

 

她当然是个有体面的人,外在的体面来自内心的笃定。她这辈子,从来没有失去过自己的底线,一直在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的尊严。“三反”、反右、“文革”……每一次,她都拿出了当年“不晕船”的做法,不管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随遇而安。

 

这件事让人们对杨绛的认识更加深了一层,她在外文所有个徒弟叫董衡巽,他用一句话概括了杨绛的个性:“杨先生这个人,没事,绝不去惹事;有事,也绝不怕事。

 

绝大多数时候,杨绛采取的方式并不激烈,而是温和而富有智慧的。上台受批斗时,她特意把戴着的高帽子压得低一点,这样就能一边挨批,一边睡觉。她的译作《堂吉诃德》被没收后,她也并不当面和革命小将们起冲突,而是激起他们的同情心,以保护自己的译著。

 

动乱中多少家庭破裂,但他们一家的感情却更融洽了。杨绛和钱锺书总是一同上班,一同下班,走在路上肩并肩,手挽手,被誉为“模范夫妻”。钱瑗也是个好孩子,坚决不肯和父母划清界限,并且想尽一切办法维护着双亲。

 

苦难是可以孕育出芬芳的,陈丹燕在《上海的金枝玉叶》中就用“敲开的胡桃”作比喻,胡桃被强力敲开时的惨烈,和敲开后散发出来的芳香是同时存在的,如果书中的戴西不曾遇到这样的人生,人们也就无法体会她性格里的坚强和醇美。

 

胡桃的比喻虽然华美,但未免有些惨烈,用水来形容杨绛似乎更为恰当。她常常说自己是一滴清水,但我们说更像一泓清溪,清澈、澄净,善利万物而不争;水看似明净,却能消融一切污垢,看似柔弱,却能磨穿最坚硬的石头。清溪流过山林,流过尘世,它流动的姿态不断在变化,却始终没有改变去往的方向。

 

浊世滔滔,清溪在走完它的旅程后,依旧洁净如初,一如历经磨难后的杨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