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如海一般宽广,异性恋并不是“正常”,而只是“普通”罢了。——德里克·贾曼

酷儿之王:德里克·贾曼

德里克·贾曼(Derek Jarman,1942/1/31~1994/2/19) ,英国著名导演,也是一个诗人、画家、植物学家和同性恋权利活动家。

同性恋电影正在经历惊人的复兴,虽然鉴于《本能》单一的关注点,你可能并不这么认为。德里克·贾曼的《爱德华二世》和保罗·范霍文(Paul Verhoeven)的《本能》同时上映,将二者进行对比,必然会带来很多启发。

贾曼选择了克里斯托弗·马洛四百多年前的戏剧,将其塑造成了现代(我斗胆说是后现代)的杰作。爱德华国王对于帅气的盖维斯顿(Gaveston)悲剧的爱再一次成了本片的核心,而宫廷的尔虞我诈和备受唾弃的皇后复仇情节则在贾曼的塑造下,演变成了酷儿欲望与异性恋谴责之间的战斗。正是因为贾曼将17世纪的艺术导向结合了 “狂怒”式的抗议游行,《爱德华二世》成功地将过去和现在进行融合,成果颇丰。

Edward II

如果你从来没有见过德里克·贾曼,你可以想象一下,他是安迪·沃霍尔和凯斯·哈林(Keith Haring)的结合体,但却是一个活蹦乱跳、热情大方、不拘礼、不妥协的人。作为艺术家和活动家,贾曼的一生似乎也反映出了现代同性恋文化的发展历程。

Andy Warhol & Keith Haring

贾曼公开宣布自己的艾滋病毒感染状况时,在英国立刻成了一位陷入困境的艾滋行动主义代言人,也成了英国报纸喜爱的焦点人物。现在,到了1992年,他在不停地抱怨,一方面是抱怨自己成了替罪羊,另一方面则是抱怨自己需要忍受着被世人尊为圣徒。“现在,在工作室人们对我都会带有一些崇拜的因素,我真的并不想这样。”

贾曼和他的同性恋人

在摇摆的60年代,贾曼只是伦敦的一个艺术系学生,在绘画和派对之外,他第一次接触到了电影,为肯·罗素(Ken Russell)的电影《鲁登的恶魔》(The Devils,1971)担任艺术总监。虽然当时年代并非如此,他还是发现英国电影行业的环境充满了“极度异性恋”的气息。

The Devils,1971

“那年我去参加第一次同性恋解放会议,”他回忆说,“之后去电影工作室,那里有同性恋演员,但都没有出柜。这感觉很奇怪。我在工作室之外已经出柜,但在工作室内却仍然要深藏柜中。我可不想作为一个激进的同性恋来给肯添乱。”

贾曼的第一部电影长片《塞巴斯蒂安》(Sebastiane,1976)显然非常激进,该片在撒丁岛拍摄,由一位慷慨的实业家提供资金支持,片中人物说的都是拉丁语。由于片中全裸和半裸的男性镜头,以及他坚决要对圣人生活进行性虐的诠释,该片只能在同性恋色情片出租屋中放映。

Sebastiane,1976

他接下来的电影《庆典》(Jubilee,1978)在商业上也并没有获得成功,但它标志着他接下来邪典电影的真正开始。《卡拉瓦乔》(Caravaggio,1986)标志性的成功本应该铁定为贾曼打开艺术电影的大门,但并没有,贾曼认为其原因是明显的同性恋恐惧:审查制度非常难以置信,《烈火战车》(Chariots of Fire,1981)主演伊恩·查尔森(Ian Charleson)在受聘之时被要求说他从来没有跟我合作过,说《烈火战车》是他的第一部电影。

Caravaggio,1986

电影的当权者,尤其是(制片人)大卫·普特南(David Puttnam)积极致力于反对我,是他亲自告诉查尔森必须从简历上删去德里克·贾曼的《银禧纪念》《庆典》。由于撒切尔夫人和普特南先生,我有五年都不能工作。

贾曼最后找到了一个务实的解决资金困难的方法:拍摄制作精良、如珠宝般闪耀的电影和视频,这些作品几乎没有制作预算,也摒弃了叙事的限制,他还专门挑选才华横溢的同事,包括年轻的蒂尔达·斯文顿(Tilda Swinton)。他决定性的前卫电影——《天使的对话》(The Angelic Conversation,1987)、《花园》(The Garden,1990)和《英格兰末日》(The Last of England,1988)——都成功打入国际电影节,而他为宠物店男孩(Pet Shop Boys)等组合拍摄的音乐录影带作品为他在年轻一代中赢得了新的观众。

The Angelic Conversation,1987

最终,他有了再拍摄一部长片的资金,于是便有了《爱德华二世》。这一次可谓双喜临门,贾曼不仅获得了资金,也从肺结核和暂时失明——艾滋病的最坏阶段——恢复了过来,导演了该片。讽刺的是,《爱德华二世》由于斯文顿饰演的伊莎贝拉女王角色有厌女之嫌疑而引来了批判。贾曼反驳说:“他们似乎并不明白,我是在跟一个四百年前顽固守旧的人(马洛)合作。”他还强调了自己与斯文顿的合作,而斯文顿后来也成了贾曼的御用女主角。斯文顿已经凭借自己的实力打出了一片天,“角色应该怎么演,由她自己来决定”。

Edward II

贾曼认为“同性恋社群”的过激思想十分可悲,那就是他们经常把电影当成受害者。他朋友罗恩·派克(Ron Peck)的电影《夜鹰》(Nighthawks,1978)便是一例,讲述了一位同性恋教师的艰苦生活。“这违背了当下僵化的性政治,背弃了人们想要建立正面形象的看法,也被同性恋电影历史排除在外。”贾曼认为,如今对于争论与分歧的开放是一个积极的迹象,并以其典型的不顾一切的异端想法,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同性恋群体中有半数可能会沉入海底,如果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出柜的时候,我并没有幻想着自己加入了一个非常开明的群体。这一刻,我可以很高兴地说,这种幻想已经被驱散了。我们都可以再次争吵,但我们并没有必要假装互相都喜欢对方,这是成熟和成长的标志。”

与此同时,贾曼在提到他与格斯·范·桑特、托德·海因斯、艾萨克·朱利安以及汤姆·卡林会面时,满怀谢意地对电影人中新出现的同性恋社群意识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感觉表示欢迎。除了他的电影,贾曼也在为集体努力的意识做出贡献,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他生活和作品的书籍:《自承风险:圣人的遗嘱》(At Your Own Risk: A Saint’s Testament),记录了他作为一位媒体眼中“艾滋病受害者”的经历。

贾曼最担心的就是被人当作圣人,他担心人们对他的崇拜取代了过去的冷漠。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刚拍出了自己最好的电影,而公众,也许甚至还有媒体,第一次知道了要如何正确地做出反应。

“同性恋关系没有什么前例可寻,所以你可以根据个人个性,而不是历史/文化形象,去建构这种关系……你可以建构自己的神话”

本文收录于《新酷儿电影》一书

《新酷儿电影》

《新酷儿电影》

◎ 内容简介

1992年,B•卢比•里奇在《乡村之声》上发表了一篇具有开创性的文章,定义了一种全新的电影类型——新酷儿电影。这场电影和视频界的运动引起了政治和美学的巨大创新。如今,这一电影类型已经不断壮大,涉及到整整一代酷儿艺术家、电影人和活动家。

身兼评论家、策展人、记者和学者多重身份的里奇,自新酷儿电影的概念出现之时起就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书收集了她关于新酷儿电影的优秀文章,并加入了她对于这一话题的新想法。里奇向我们介绍了这场电影运动自20世纪80年代起源以来所诞生的先驱代表,如德里克·贾曼和艾萨克·朱利安,同时详细研究了《钓鱼去》《断背山》《女权俱乐部》和《米尔克》等著名电影,探索了部分鲜为人知的电影作品,并记录了近期银幕上、网络上、艺术画廊中的新酷儿电影的代表作品。

◎ 作者背景

B.卢比·里奇,最早关注电影中酷儿现象的学者之一,也是第一个给 “新酷儿电影”命名的学者。她是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电影与数字媒体教授,她的作品还有《女性电影:女性主义电影运动理论与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