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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向中国的航船

《救赎者》
《救赎者》

能够在中国出版《救赎者》一书,我感到非常荣幸。我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够成为连接中拉思想与文化的纽带,在太平洋两岸架起相互理解和对话的桥梁,就如同二百五十年间往返于美洲和亚洲之间的、充满传奇色彩的“中国船”(Nao de China)一样。

实际上,“中国船”真正的出发地是菲律宾,但是因为这条航路有浓重的中国元素,当地居民便以此为这条航线命名。船上满载中国的瓷器和手工制品,用以换取墨西哥银元,这些银元经过重铸之后成为当时中国朝廷的法定流通货币。瓷器、丝绸、象牙制品、玉器、木雕等物品的最终目的地是西班牙,但要穿越另外一片大洋才能抵达。这些珍贵的物品在美洲也可以见到,例如墨西哥城主教座堂华美的围栏就是在澳门铸就的。总体而言,这样的货物流通给拉丁美洲带来的最大影响,是人们将从中国舶来的富丽堂皇与当地的巴洛克式风格相结合,形成了融合的审美、艺术概念,并将之体现在17世纪和18世纪之间的瓷杯、屏风、家具、雕塑等艺术创作当中。这些艺术品采用了拉丁美洲的工艺,但其灵感则无疑来自东方。

但是,当时中国与西班牙语美洲保持着微弱而间断的往来。除了一些宗教探险和经贸交往之外,西班牙在美洲的领域都与中国保持了距离。在他们看来,中国几乎就等于整个亚洲。关于中国,人们了解更多的是传说而不是真知—尽管有马可·波罗和利玛窦等人传递回来的一些信息—人们所知道的不过是在太阳落下的地方,有一个充满智慧、秩序和艺术气息的古老国度,有着和我们不同的宗教信仰。凭着这样的背景,拉丁美洲的第一位小说家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José Joaquín Fernández de Lizardi)在1816年想象出了一座乌托邦式的中国岛屿“早求福”(Saucheofú),他几乎将这座岛描绘成了一个模范社会,以鲜明地反衬出自己国家的种种问题。

这种微弱的联系在19世纪时逐渐减弱。中国与拉丁美洲此前在贸易、文化、艺术方面的联系和沟通日益转向了不幸的一面:当时从中国到美洲沿海地区的移民潮。19世纪,欧洲和美国的殖民扩张来势汹汹,此时的清王朝闭关锁国,要比拉丁美洲更为虚弱。即便如此,今天的拉丁美洲仍然保有当年移民潮留下的深刻而又有益的文化印记—我在这里仅举一例—秘鲁的烹饪。

到了20世纪,中国与拉丁美洲的交流开始基于一个新的平台:政治思想。拉丁美洲的思想家和知识分子与其许多中国的同仁一样,视俄国革命为典范,希望以此摆脱美国帝国主义,建立一个摆脱贫困和不公正的社会。本着这种精神,从20世纪中叶开始,他们对中国革命怀着极大的希望和仰慕,尤其钦佩其农村社会主义运动。而这种舍身救世的信念正是《救赎者》这本书中人物的生命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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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讲,《救赎者》是一组传记。有古巴独立英雄、诗人和记者何塞·马蒂(José Martí);有乌拉圭作家何塞·恩里克·罗多(José Enrique Rodó);有墨西哥哲学家和教育家何塞·巴斯孔塞洛斯(José Vasconcelos);有秘鲁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编辑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有墨西哥诗人和思想家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有广受欢迎的阿根廷领导人埃娃·庇隆(Eva Perón);有著名的阿根廷—古巴革命家埃内斯托·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同时还有20世纪拉丁美洲的两位伟大的小说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和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

但是除了一幅幅这样的肖像之外,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将这些人物的生活联系起来?我相信是有的,那就是,他们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在某一时刻产生了宗教般的信仰。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公正、繁荣、和平的秩序,希望这片大陆能够摆脱欧洲的殖民统治和美国帝国主义的影响。但是在建设这样的秩序之前,几乎所有人都相信需要爆发一场革命,尽管他们关于革命形式的观点各异:独立革命(如1898年古巴反抗西班牙的独立革命)、社会和民族革命(如1910年的墨西哥革命),或者社会主义革命(如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尤其是1959年俄国革命在拉丁美洲的化身,即古巴革命的意外胜利。

古巴革命是拉丁美洲在20世纪中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救赎者》里对多位人物的叙述正是围绕古巴革命所提出的乌托邦设想,以及革命的发展和失败展开的。其中的一些人,例如切·格瓦拉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终其一生都忠于古巴革命,切甚至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还有一些人,例如奥克塔维奥·帕斯和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在70年代对古巴革命表示失望,并转向自由民主的思想。至于埃娃·庇隆,她并没有经历古巴革命,因为她在1951年就去世了,但是我们可以说她和丈夫胡安·庇隆(Juan Domingo Perón)将军的政权为1998年之后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统治委内瑞拉提供了历史先例。查韦斯像庇隆将军一样通过选举达到了权力的顶峰,并采用了古巴的政治经济模式。

可以说,拉丁美洲的“救赎者”们在作为知识分子追求革命的时候曾经非常亲近毛泽东,例如切就开展过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但是在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建立政权之后,不管是在古巴还是拉丁美洲,社会革命都没有像邓小平所做的那样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换句话说,拉丁美洲的革命者们,这些国家的“救赎者”们(也包括在秘鲁受毛泽东思想影响而成立的“光辉道路”[Sendero Luminoso]*组织)都止步于试图完成革命,而没有过渡到下一个阶段:创造财富。

为什么这个地区出现了如此之多的革命者,却鲜有致力于国家繁荣昌盛的建设者?要解释这一问题并不容易。有人认为,天主教信仰在道德上并不追求物质财富,而是向往另外一种生活:受苦受难乃至牺牲。有人认为,美国开采整个地区的自然资源,为拉美国家的独裁统治提供支持,而不是在覆盖整个大陆的发展项目中寻求合作。令人遗憾的是,除了智利、乌拉圭、哥斯达黎加等少数几个小国之外,拉丁美洲没有一个国家展现出过经济潜力。

中国在近几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并取得了全球性的领导地位,为拉丁美洲多个国家提供了发展动力,特别是对于那些出产中国经济发展所需原材料的国家尤为明显。但是没有一个拉美国家能够在政治和谐、社会平等与和平的框架下,建立稳定的内部政治秩序来支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些国家并没有能够像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在1815年所设想的那样团结协作,建立伊比利亚美洲“近邻同盟”(地区同盟),利用自己的文化相似性,利用人民的团结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联合起来去和美国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与中国相比,拉丁美洲是一段失败的历史。

中国文化有一些特征和拉美国家的文化颇为相似。和中国人一样,拉美人的生活理念是集体化、社区化的,个人主义色彩比美国或西欧要弱。拉美与中国一样,将家庭作为强大的核心,赖以经受时间和空间的一切考验。此外,拉美还和中国一样崇拜并尊敬长者,对母亲尤为如此。正是因此,人们不禁要问,如果拉丁美洲的现代化始于19世纪,它的实际进程还会如此糟糕吗?

我认为,这个复杂问题可以用一个词来简单回答:务实。拉丁美洲的思想家和知识分子有着受人尊敬、广泛熟知的形象,但他们通常只提出原则性的意见和笼统而又抽象的信念,并不提供实用的想法。

这本书的主角之一、我的恩师和挚友奥克塔维奥·帕斯曾说,拉丁美洲是“西半球远离中心的一极”。从文化和艺术的角度来讲这是好事,比如这部作品所展现的作家、思想界和知识分子就是如此。但是这也有不好的一面:它没能建立团结、繁荣、和谐的社会,也没有稳定的政府。我个人并不认为,这种萎靡不振的局面是自由民主造成的。我认为这是糟糕的政府和没有责任心的领导者所导致的。具有宗教情怀的救赎者太多,能够付诸实践的思想家又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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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生活中并不是只有政治和经济。我希望《救赎者》的读者能够欣赏这些人物在文学领域的卓越贡献,而不只停留于他们那恢弘却失败的政治乌托邦理念。基于这个原因,我最后想引用胡安·何塞·莫拉莱斯(Juan José Morales)的一段话,他是一位旅居香港的西班牙企业家,也是一位人文学者。他在谈论奥克塔维奥·帕斯翻译的中国文学时曾说:“帕斯大约翻译了六十首诗歌,主要是唐朝(618—906)和宋朝(960—1127)的诗歌,这段时期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莫拉莱斯说:“奥克塔维奥·帕斯并不懂中文,因此他采用了行间对应翻译和相应的标音法,并研究了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文学批评作品和最有名的英语、法语译本,同时仰赖他对佛教的了解,以及与华兹生(Burton Watson)和叶维廉(Wai-lim Yip)等杰出汉学家和诗人朋友的情谊。”

在这些诗歌当中,有一首李白的诗令我感慨不已:

夜宿山寺

危楼高百尺,

手可摘星辰。

不敢高声语,

恐惊天上人。

帕斯将这些诗歌当作自己的航船,把它们从中国翻译到墨西哥。他超越了历史与政治,重新认识了一种古老的文化。这是文化和文化之间的兄弟情谊。《救赎者》有着与之相同的朴实追求:成为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一艘航船。它载着友爱和理解,带着“摘星辰”的志愿,向中国扬帆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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