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跋

心理咨询乃教育生命力所在

《与自我狭路相逢》
《与自我狭路相逢》


  毕淑敏在三联生活书店出版了一套心理散文,共分三册,套书的名称是“我们的心灵”。关于“心灵”,我更愿意用的词是“心理”,不过因为是文学作品的缘故,也就不必像学术论文那样严格了。

  二十年前,毕淑敏是我的学生。那时,我从香港中文大学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先后开设了“心理咨询学硕士研修班”与“心理咨询学博士方向高级研修班”,毕淑敏是这两个课程的学生,一直用功学习。她跟我的其他学生一样,毕业后,大家的关系都从师生转为朋友。现在她出版了这套书,嘱我作序,我欣然答应。

  内地的学生一直问我:“为什么放弃了香港优渥的物质条件,多年来在内地东奔西走,甚至到寒冷而干燥的中国北方,授课长达三年之久?” 这一切要由我父亲说起啊。

  父亲是留学生,学富五车,两袖清风;他高风亮节的操守,重视精神生活过于金钱物质的人生信念,一直为我们众子女所钦佩,是我生命中景仰至深的人。虽然我成长于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却对中国人的民族身份坚定不疑,这不得不感谢父母亲的言传身教。

  幼承庭训,我自小就对祖国内地的同胞、文物与文化有着一份说不出来的归属感。犹记得中学毕业那年,我参加了一个夏令营,在仰望星空、俯瞰大地时,蓦地领悟到自己的根在祖国,服务祖国同胞是我毕生须走的路,矢志不移。在殖民统治下生活,要跟同侪发展深层次的友谊,分享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共鸣,委实不容易。我这个活跃的女孩子,虽然有着相当丰富的社群生活,但在这环上,却经常感到无比孤单;没想到这份孤单的感觉竟也如斯持久,挥之不去,一直延伸至成年,甚至往后相当长的一段日子。表面积极的个性,难掩我内心的郁结,我经常问自己:“在香港生活的年轻人,该怎样爱国呢?”某天,我在日记上给自己写下了答案:“年轻时努力求学,好好充实和发展自己。”没想到,这从此成为我的方向和目标。

  为了圆我的中国梦,即或家庭经济情况不佳,我仍争取机会努力求学;就是这样,我以半工半读的形式,完成了中学师训课程和学位课程,并申领了奖学金负笈纽约,修读教育硕士(心理咨询)课程。

  回到香港后,我很期望能在中学当心理咨询员。当时香港学校的心理咨询才刚起步,只有两三所学校设有学生心理咨询员一职。我有幸受聘在这样的一所中学,在教职以外,能同时兼任学生心理咨询工作。我很想陪伴我的学生同行。然而,我心里想着的青少年,不单是香港的,也有内地的。

  在心理咨询的过程中,我有心无力的感觉日益强烈,于是,我积极争取进修的机会。1974年,我获得优厚的奖学金,可再度赴美,往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修读心理咨询学博士课程。出发前,无数亲朋在我耳边叮咛:“毕业后务必留在当地发展,结婚生子,落地生根啊!” 然而,我晓得自己的根在哪儿,亦因此肯定自己必然会回来,不但回到香港,且会面向祖国内地而行。至亲好友都大惑不解,但也没阻止我,因为通过多年的观察,他们都很清楚,不管孟平身在何方,她的中国心依然是那么炽热,她的中国梦依然是那么真实。

  1977年,我取得了博士学位。倘我当时选择留在美国,便可以拥有温馨的爱情,组织幸福的家庭,享受安稳富足的生活;但由于多年前已选定了方向和目标,纵然有不舍和眼泪,我还是坚持早前所作的决定,回归香港老家 ──我所爱和我成长的地方。

  回到香港后,我晓得自己仍需要增强心理咨询的临床经验,故加入了“突破辅导”机构。虽然这是一个民办机构,在创设和推广心理咨询方面,却是香港的先锋。在“突破辅导”的几年,我获益良多,除了有机会实践心理咨询外,还能参与心理咨询学的课程设计与教学工作。基于香港社会对心理咨询需求的日趋逼切,“突破辅导”除跟一所大专院校合办硕士课程外,也因本身拥有三位博士学位同人之便,同时开设了一个半专业的心理咨询课程,努力培育人才。在当时的香港来说,这些创新课程,成效相当不错。

  在“突破辅导”服务了四年后,我在1982年进入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主要是在教育心理学系工作。除培训教师外,也负责扩展和优化既有的心理咨询课程。自此,我便在心理咨询的学术和实践两方面同步发展,亦有较多机会跟内地学术界同人交流接触,也开始进入内地讲学和进行心理咨询培训。在我推广心理咨询的道路上,1996年和1997年是重要的转折点。在1996年秋,一位来自中山大学的教授到香港中文大学访学,在跟她紧密交流和讨论后,她大力推介我前赴内地做更深入的心理咨询培训。在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给予的人力和物力的鼎力支持下,我的中国梦──在内地推广心理咨询培训,终于于1997年4月23日至5月8日,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实践了。这次培训较我从前在内地所任教的短期课程更密集、更大型和更专业化,可视为中国心理咨询发展的里程碑。

  课程是由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的教育研究所主办,华中师范大学协办。大会为参加者──来自几十所重点高校心理咨询单位的一百五十名主管──提供了奖学金。令人兴奋的是,由于这类课程求过于供,另有二十位学员不惜自费参加。十五天的课程快要结束时,学员除高度肯定课程的成效外,还表示“人本心理咨询”为他们带来了震撼性的挑战,纷纷向自己院校的领导汇报,提出改善大学心理咨询人员素质,提高服务水平等具体意见;同时,他们还要求校方邀请我前去讲学。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纷纷承诺,日后会努力争取机会在心理咨询专业领域进修。他们果信守承诺。1999年,我到北京师范大学开办“心理咨询学博士方向高级研修班”时,惊讶地发现,申请者中竟有十多位是来自当年华中师范大学培训课程的学员;甄别后,有八位学员被录取,占了该班人数的三分之一。

  在武汉课程进入尾声的某个晚上,我在凌晨三时许骤然醒来,便一直无法入睡。我跟自己说:“林孟平,你还在等什么?你生命中的历史时刻不是已经来到了吗?” 于是,一回到香港,我便立刻向香港中文大学申请了半年无薪假期,在1997年9月开始进入内地好几所大学进行短期义教。

  甘肃兰州是我讲学的第一站。因为他们有几位曾参加武汉培训课程的教授跟我说,由于经济问题,他们是无法到沿海或大城市进修的。及后,从1997年9月中旬开始,我分别到过八个省市的重点高校或教育机构短期讲学,计有:兰州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浙江省教育委员会、中山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我乐此不疲,因为我的中国梦正逐步实现。我没想到1997年12月回香港后,还有一个更大的意外惊喜在等待着我。

  回到香港中文大学,打开信箱,我发现了一封来自美国纽约“亚联董”(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的信件。该机构提名我为1998年的“杰出亚洲学人”。提名的主要条件是要我离开本乡本土,到香港之外的大学任教一年,并给予一定经费支持。令我喜出望外的是,中国内地竟是其中一个可供我选择的地点。有了这个经济上的支持,我可安心上路;再者,有了“杰出亚洲学人”此国际荣誉,香港中文大学自然乐意放行。1998年3月,当我仍在构思内地行的具体安排时,北京师范大学的党委书记刚好到香港中文大学来,要物色专家学者前往北京协助优化大学的学生管理和心理咨询工作。在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的院长推介下,北师大的党委书记跟我商谈了三个多小时。他离开前,笑意盈盈地对我说:“您就是这一年来我努力要寻找的人。”随后,他正式向香港中文大学提出,邀请我在1998年秋到北京去,开办全国第一个心理咨询学硕士课程。有党委书记的认同和全力支持,这个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部高师培训部合办的“心理咨询学硕士研修班”顺利诞生了,招收了来自全国十九个省市的三十五名学生。我的中国心越来越炽烈,我的中国梦也越来越明晰。

  1999年秋,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还决定与中国教育部高师培训部在2000年和2001年,联合举办中国第一个“心理咨询学博士方向高级研修班”。该班所录取的学员素质相当优秀,在来自国内十二个省市的二十五名学员中,具心理学博士学位者三人、博士生导师四人、教授六人,其余均为副教授和大学讲师。此课程是以科学实践模式为培训基础,理论与实践并重,注重心理咨询与社会文化的整合,以期在优化国民素质与心理咨询专业本土化等方面,作出积极的贡献。课程虽主要在北京上课,但为了促进学员认识“人本心理咨询”如何通过多元服务来回应需求,及在不同社群中的应用情况,在2001年春季课前,还特地安排了全体学员到香港中文大学出席“本土化心理咨询与治疗研讨会”。研讨会期间,学员除有机会参观香港各大学的心理咨询中心和事业发展中心外,还到访了十六个提供不同性质咨询服务的政府机构和民办机构,包括:青少年咨询,老年人服务,善终服务,青少年滥用药物,惩教服务,就业服务,防止自杀,戒毒,婚前与婚姻咨询等。学员们都很珍惜此次香港之行,因为实地考察了香港过去五十多年来,心理咨询人员在各领域的努力成果,不但拓宽了视野,还深化了认识。令我欣慰的是,他们莫不感到任重道远,承诺谨记我的嘱咐: 跟硕士班的毕业同学携手合作,日后在中国大地上同心协力,努力不懈,注重心理咨询这一专业的学术研究,以及其实践的深化与优化,使个人、社会、国家能因此迈向健康与丰盛之路。

  那些年间,我虽长驻北京,但基于香港中文大学对雇员的要求,仍要每半年回到香港。虽席不暇暖,但内心却有说不尽的感恩。这么多年来,我的内地之行一直都是孤身上路,许多朋友均百思不解,不约而同地问我,到底是什么支撑着我这小女子。毋庸思索,我莞尔一笑答道:“是我的中国心和中国梦!”

  走笔至此,想起当初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时,我强烈感受到的那股加在教学人员身上的,令人无法逃避的沉重压力。我在短时间内,就要做出一个影响自己学术前途的决定:学术研究的发表和文献写作应该用中文,还是英文?入职两个月后,我决定除非出席的是国际学术研讨会,我的著作与学术论文一律用中文发表,因为我的服务对象是中国人,我的主要读者群也是中国人。在行内人看来,这一做法无疑是铤而走险,甚至连职位也难保,十分不智。然而,想不到我竟一而再地顺利通过校方的严格考绩要求──我的其中两部作品,更备受学者重视,被评为“最具本土色彩的心理咨询论述”,除了有很高的销量外,也常在学术论文中被广泛引述。在惊涛骇浪的大学教学生涯中,我不断感恩,知道所走的路虽然孤单,却走对了。

  本准备在2003年跟香港中文大学商讨放弃教席,全职到内地教学,结束周旋于内地和香港两地的奔波劳累生涯。奈何在2001年,我已身心俱败,中西群医均束手无策,说是五痨七伤所致,无法短期根治。在家人与友人力劝下,我不得不向自己的臭皮囊低头,暂时放下在内地的服务,留港安静休养、反思、等候……

  我会用以下一个真实个案来结束这篇序言。1957年俄罗斯(当时的苏联)在太空科学上的一次超前,给美国政府带来了极大震撼。美国在审视该次竞争失败的因由时,教育成为了检讨的一个重点。回应检讨的结果,美国政府遂在第二年推出了“国防教育计划”(National Defence Education Act);此计划适切地为当时学者专家正致力的心理咨询事业注入了强心针,带来了一次大跃进,且成为美国教育史上学校心理咨询的界石。无怪乎许多国家一直致力从事教育和心理咨询,因为事实告诉我们:心理咨询不但能有效地回应国民的个人需要,且能回应国家的需要。“心理咨询乃教育生命力所在,并国家富强之关键”,信然。

  阔别祖国内地,几近二十年了,但我的中国心依然炽热,我的中国梦仍一直萦绕脑际……

  林孟平

  2019年4月10日 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