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反教材》

《伦理学反教材》

为了避免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的五名重伤者死去而杀死一位冒失的行人,这能接受吗?

 

场景一:不救助处在危险中的人

 

你驾车冲向医院,车里载着五个在爆炸中受了重伤的人。每一分钟都很重要!如果你浪费太多时间,他们就会死。

 

突然,你看见路边有一位交通事故的受害者,他的血流了一地。

 

如果把他救上车,或许还能救他。如果你不这样做,他肯定会死。但是如果停车,你就会损失时间,而你运送的那五个人就会死。

 

那么你是否仍然应该停车呢?

 

场景二:撞死步行者

 

你驾车冲向医院,车里载着五个在爆炸中受了重伤的人。每一分钟都很重要!如果你浪费太多时间,他们就会死。突然,你看见路中央有一位乱穿马路的行人。如果刹车,你的车就会打滑侧移,然后损失时间,你运送的五个人就会死。如果不刹车,你会撞死那位行人。那么你是否仍然应该刹车?

 

设计或解释这个实验的哲学家的假设是,大多数人会认为这两个事例在道德上不是相等的。

 

一个是听任受伤者在路边死去的司机,一个是撞死行人的司机,人们更宽容前者,但两者造成的结果则是完全相同的!

 

这种道德区别是合理的吗?

 

围绕“杀人”和“任人死去”这二者的区别的哲学争论,为我们指出了一些能尝试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向。

 

“杀人”和“任人死去”

 

对某些结果论者来说,在“杀人”和“任人死去”之间没有深刻的道德区别。在两个事例中,结果是相同的:受害者死了。

 

不过,美德论者和义务论者(尤其是康德的信徒)并不认同这一点。对于美德论者来说,一个可怕的人才能用自己的双手(或通过操纵方向盘)杀人—但是,不论什么人,或者几乎是任何人,都可能出于计算错误或疏忽使某个人死去,这在道德上不会使人特别反感—由此产生了对杀人者的严厉反应和对任人死亡者的相对宽容。

 

但这个解释把“杀人”与“任人死去”的道德区分转变成了心理差别,这就会给那些绝对反对这两者的人带来问题。

 

义务论者区分“杀人”与“任人死去”是根据意愿标准。按照义务论者的说法,人们不能满足于只根据结果而不考虑意图来评估某一行为,否则,人们就不能区分“为了惩罚某人(例如他不还债)而用电锯把他锯成两半”和“为了自己的性命,没有救助受害者就逃离可怕的犯罪现场”这两种行为了。

 

意图对义务论者来说是一种居于核心地位的道德价值,因而他自然会给予“杀人”与“任人死去”之间的区别一个重要的意义,并且拒绝结果论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质疑。

 

然而在有些事例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杀人”与“任人死去”的区别,但是较难看到其意图的区别。

 

一、你急切地想要继承你叔叔的财产。你发现他独自躺在家中的浴缸里,突发心肌梗塞。如果及时请来医生还可以救活他,你却没有喊医生。显然,尽管你没有杀死你的叔叔,但你让他死去了。同样明显的是,你为了继承财产而想要摆脱他。

 

二、你急切地想要继承你叔叔的财产。你开车轧死了他。显然,你不满足于任他死去。你杀死了他。同样明显的是,你为了继承财产而想要摆脱他。

 

如果义务论者停留在意图层面,他怎么能将第一个事例(任人死去的例子),与第二个事例(杀人的例子)区分开?因为这两个事例中指导行动的意图是相同的:都是为了继承财产而摆脱叔叔。

 

从更普遍的角度来看,也就是说从独立于结果论、美德论和义务论的阐述之外的角度来看,我们会问,在为了不任凭他人死去而做出的努力可以忽略不计的情况下,“杀人”与“任人死去”之间的道德差异能否弥合?

 

如果我们简单地敲敲电脑键盘就能拯救一个孩子,那么在杀死这个孩子与任他死去之间会有怎样的道德差别?

 

即便是义务论者或美德论者也会承认,在这些情境下,杀人与任人死去之间的道德区别是不存在的。

 

为了往同一方向继续论证下去,换句话说,为了表明在结果论者、义务论者和美德论者之间围绕着杀人与任人死去存在区别的冲突能够被超越,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即这个冲突不取决于是什么原则介入其中,而是取决于在对行为的描述中,人们将自己放置于何种视角上。

 

事实上,当哲学家对“杀人”和“任人死去”的区别感兴趣时,他们常常将自己置于代理人的视角:手忙脚乱的救护车司机、肆无忌惮的继承者,或者面对生命将尽的病人而无法救治的医生。从这个视角来看,“杀人”与“任人死去”之间的差别就常常表现得很明显。

 

但如果我们将自己置于受害者或患者的视角,事情就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杀人”与“任人死去”之间是否有确切的区别,就变得不那么明显了。

 

因而,对于那位想继续活着却无法救治的患者,不论医生以积极干预的方式促使他死亡,还是终止维持他生命的医护措施而任他死去,这些都不重要。这两种选择都不是患者想要的。他认为两者同样坏。从一位不想死的患者的视角来看,二者的道德区别是不存在的。

 

同样的论证也适用于一位不再想活下去的无法救治的病人。不论医生以积极干预的方式促使他死亡,还是终止维持他生命的医护措施而任他死去,这些都不重要。这两种选择都是患者想要的。他认为两者同样好。从一位不想再活下去的患者的视角来看,二者的道德区别是不存在的。

 

如果上述假设是正确的,我们可能会问:如果对患者来说不存在道德的差别,为什么对医生来说还必须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