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子安著《藏书票札记》一书序言

鲁迅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曾热衷于藏书票。他不限于收藏,还潜心研究继而推广小型木刻版画。1931年,鲁迅先生创办了木刻讲习会,他在介绍欧美版画的同时,也关注再度刊刻中国传统古代版画。在先生的影响下,踏上美术之路的许多青年人构成了新旧中国交替时最为重要的美术力量。

 

这股美术力量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非同小可。20世纪的媒体是报纸的天下,小型版画则是报纸的最佳表现形式,延安“鲁艺”的经典之作让黑白两色的木刻风靡了新闻出版界。这种简单的美术表达,以最为直接的宣传效果传达了作者想要表达的精神内容。

 

这一切实际都缘于西方的藏书票的引进。藏书票与藏书印不同,藏书票不仅个性化,还具有传播功能中的共性化特征;而中国传统的藏书印只限于个性化的表达,私密性很强。西方的开放理念与东方的传统保守在藏书行为上泾渭分明。

 

藏书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它比邮票要早出现300年。尽管藏书票上多数有拉丁文“EX LIBRIS”(属于我的书)的字样,但它还是作为公共艺术迅速风靡出版业。文艺复兴之后,西方的出版业蓬勃发展,德国印刷业的革命让书籍不再是贵族的独享,从侧面也催生了资本主义的诞生。藏书票作为出版的配角,静观沧海巨变的同时,也给书籍装帧带来新颖之风。

 

在藏书票诞生并使用了近500年后,偶然的因素使它进入了中国。作为公开的提倡及推广,还是鲁迅先生等一行人的竭力而为。今天保留下来的许多相关资料,可以看出当时上流社会的文化态度,我们所知道的除鲁迅先生之外,还有许多文化名人都有藏书票的收藏,比如郁达夫、唐弢、郑振铎、臧克家、刘白羽、范用、丁聪等。

 

藏书票最初的出现显然是为贵族所设,一般认为德国的勃兰登家族最先使用了藏书票,这也与德国印刷大国的身份相匹配。贵族的族徽图案不仅是贵族的荣耀,同时也是公众的向往。藏书票经法、英等国渐渐传遍了欧洲。欧洲当时的大画家马蒂斯、高更、毕加索、马奈等人参与创作,福楼拜、雨果、马拉美、狄更斯、海明威、杰克•伦敦等欧美作家积极使用,这些都从客观上让藏书票身价倍增,成为欧美出版史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我和藏书票结缘实出偶然。在出版社的日子里多多少少了解了一些藏书票知识,但出版社没人关心,我又不是美术编辑,所以插不上手。离开出版社后做了博物馆,收藏由业余变成主业,声名在外。一天,子安通过朋友找我,询问我对藏书票有无兴趣。人生有前世今生,冥冥之中已经远离的出版情结再度被打开,对书的感情如同初恋久久无法忘怀。于是乎如此这般,前世因缘,今生再续。

 

荷兰藏书票家汉克•布尔(Henk von Buul)先生的毕生收藏12万张藏书票,历经两年的磨合交流易主,入藏观复博物馆。

 

我是相信专家的。与子安交流,凡涉及的藏书票他如数家珍,专业上对答如流。我对专家的能力大小就看他对问题的反应与解答,凡遇问题支支吾吾者,轻则学业不精,重则作伪为生。而子安不会,双语的长处,性格的平静,以及修身的自觉,都让我对他高看一眼。在他的帮助下,一位荷兰学者兼藏书票家的毕生收藏,跨过千山万水,到达东方的彼岸,故事本身即构成了一个传奇。子安这些年写了不少与藏书票相关的文章,散见报刊与网络,我陆陆续续读过一些,许多内容读来新奇且翔实,与我们的现实既远又近,与我们的生活既熟又生。现在子安的文章结集出版,让喜爱藏书票的读者有个读书的快乐,我亦能融入其乐,遂撰文记录示贺。

是为序。

△  随书附赠限量版藏书票

△  随书附赠限量版藏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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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藏书票史上最大一笔收藏

“有专业的文件盒,国内很少有。这个盒都是定制的,上面都会写着自己的名字,还有画家的名字。比如说这个藏书票摞成一落,有一个纸套,在纸盒里放好,立起来摆在书架上,基本上这个东西在他们家摆了三四层楼,每一层楼都有很多,打集装箱运回来的。”

几年前,一位拥有12万余张藏书票的荷兰藏家找到同为藏书票藏家的子安,说希望这批藏书票打包出售。这位荷兰藏家希望能有博物馆级别的藏家接手这批收藏,因为在每张藏书票的背后,都有着藏家自己的详细记录,这意味着一个藏书票藏家倾注的毕生心血。子安为这批藏品找到了合适的人选——观复博物馆创建人马未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