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架与我

书架与我

  等哪天墙面用尽,或是找书耐心磨光之后,

我或许也只好狠下心肠,严格限定

收藏三千本书,一旦超买一本新书,

就得从旧书中找一本最不需要的丢弃。

一个爱书、藏书的人,多半也会希望有好书架相匹配。书少的时候,这可能不是个问题。但是,当书多到某种程度、空间又有限时,要找到合适的书架,却像是寻觅理想伴侣般的困难。这样的模拟绝无夸张之嫌,相信和我有着一样曲折经验的人,绝不在少数。

我生命中的书架

我生命中第一个较正式的书架,是小学时,父母请人在我卧室中,依着墙面用蓝色角钢搭出骨架,再加上长条木板而成的。在那个物资不甚丰富的年代,看起来还挺摩登的。那七层的开放书架,早先稀稀疏疏地躺着亚森罗苹、福尔摩斯;国中时加入了曹雪芹、施耐庵、徐志摩、泰戈尔;高中以后又挤进尼采、卡谬、屠格涅夫、杜斯妥也夫斯基……。书与日俱增,人也一天天成长。这种角钢书架,简单实用,也不需费心保养清理。但那时住在花莲,地震频仍。每次一有地震,我就心惊胆跳、冷汗直流,深怕书架解体,自己会被压在一堆书本与肢解的钢铁当中。

上了大学后,在台北多了一个家。这回是请手艺精良的工匠,打造出扎扎实实的木质书架,表层贴上枫木皮,最后再打磨、上亮漆。在泛着温润光泽的暗红书架上,除了诗歌、散文、小说类的文学书之外,最大一部份是和自己所学息息相关的哲学书籍。当书架空间都被填满时,我也离开台湾,到国外继续求学。那几年漂泊生涯里,疲于应付课业,所阅读的书,几乎全都借自校园图书馆。因为研究生身份,借书数量没有限制,经常抱一大堆书回到住所。然而,书籍来来去去,却引发不起丝毫的归属感,借来的书往往就一迭迭堆在地板上。即使要读些闲书,也是到图书馆信手取来,趴在舒服的沙发上翻阅。有好几年,学校图书馆的书架竟成了我在异乡的书架。

回到台湾几年后,因为工作、兴趣的影响,开始发展出小小的藏书方向。我喜欢收集西方「有关书的书」(Books about Books),也因为写作需要,不断累积从世界各地报章杂志与网络中收集而来的参考数据,加上旅途中所拍摄的数百卷幻灯片、照片。新欢加旧爱,不仅在我的房间中挤成一团,也侵占了家人的公共空间。最后在一片抗议声浪中,我当然只得自立门户了。

为了书架伤透脑筋

原则上,我是个极简主义偏好者,家中的东西能少则少,橱柜之类的大件更是能省则省。太多的家具与繁复的设计都让我有沉重的压迫感。因此,新居装潢并不复杂,但是书房中的书架,却是怎么也不能免。为此,我几乎伤透脑筋。

一开始,我打算到店里买现成的活动书柜。在走遍大小家具店后,我却发现既有书柜或书架,若非设计俗丽,就是尺寸不合需求,无法达到有效利用空间的目的。再不然,就是材质欠佳。有些活动层板厚度仅有一点五公分,长度却超过六十公分。摆满精装本的厚书,肯定过不了多久,层板中央就会呈现下凹的弧状。更让人不解的是,这些书架的深度大约都在25到28公分左右。以现今一般书15公分的宽度来估,实在太深了。若想前后放两排,深度却又不够。有些甚至连层板高度都已固定,无法调整。这样一来,利用价值就更大打折扣。我猜这些设计书架或书柜的人,大概都不是藏书的人。

如此蹉跎了甚久,家中一切早已井然有序,所有的书籍、档案却还埋在一个个搬运用的厚纸箱中不见天日。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我正打包要搬迁,真的是诸事皆备,只欠书架!几经波折之后,我决定还是自行设计出一个书架与书橱的混合体。上层采开架式,放书为主;下层加上门板,里面的主角是分门别类的档案数据。接着,便手拿设计图委请组合家具公司制作——他们不像传统木匠,无需带着大批工具、材料进驻家中,然后灰头土脸忙上几个礼拜,电钻、电锯和铁锤发出震天价响的噪音,搞得自己与左邻右舍神经衰竭。

组合家具的好处在于施工快速,板材在工厂中已先裁切完毕。该打孔钻洞的地方,早一并处理好了。工人只需到现场组装,一个工作天就可以大功告成。话虽如此,承接这小案子的老板却被我弄得战战兢兢。一般的业主,多半是挑挑颜色、按着目录上的样品下订单。我却巨细靡遗地列出深度若干、活动层板几块、门把位置等等要求,偏偏我希望的深度与宽度,又不属于既有的标准尺寸规格,还得以机器特别裁切。预算当然也要往上追加。但这一切的辛苦总算有了代价。一座两百五十公分宽的纯白雅致书架兼书橱,终于在工人小心翼翼的组合下,在书房中具体成型了。只不过空荡荡的架柜,还彷如是一个干涸的河床般无精打采。

书架利用学问大

之后,我又花了三、四天的功夫,反复调整书架层板高度,再如同陶侃搬砖那样,来来回回把书放上放下放左放右,试着以多种排列组合来摆置。主要为的是有效利用空间,且找出陈列上的逻辑,以便利日后找书。至于视觉上的审美效果,自然也得列入考虑。我发现要顾及这些因素,而把书全部送上架,真是另一件浩大且复杂的工程。杜威的「十进制图书分类法」肯定不是一般人办得到的。即便拥有这项本事,其结果大概也不符合一般私人藏书的需求或偏好。

我最后归结出自己对书的分类,其实是交错地使用了主题、高度、作者、年代和语文别这几个大原则。书籍的颜色与厚薄也会列入考虑,比方说,我尽量不让同样颜色的书脊靠在一块,如此较容易辨识每一本书。另外,在同一格架上,我通常会把较薄的书往两旁摆,让较厚的书朝中央放。大开本的精装本厚书则采水平方式迭放在最底层。不要问我为什么?就是觉得书这么摆比较顺眼罢了。或许有人认为这种做法真是小题大作,然而,当我在一本由美国杜克大学土木工程教授亨利·培佐斯基(Henry Petrosky)所撰写关于书架演进史的书《书架》(The Book on the Bookshelf)中,读到他观察一般人书架的书籍排列法,竟然可以归纳出二十五种以上的分类之后,就此觉得自己的行为,其实并不算太诡异!

到底哪一本才该丢呢?

话说我让书籍各就各位之后,便发现书架的空间所剩不多。好在我当初设计的深度是36公分,一般大小的书还可以前后两排摆。然而,躲藏在后排的书日益增多,却也成了被打入冷宫的妃嫔。日子一久,很容易就忘了它们的存在。有时想要找一本书,竟得玩起押宝游戏:把某格前排的书抽出,希望后面正好就有要的那一本。偏偏这个机率并不大,为了追踪一本书,往往耗时甚久。以小说《玫瑰的名字》、《傅科摆》扬名世界的意大利记号学家安伯扥·艾科(Umberto Eco)以不少版税买了大量的书,他也曾在书架前后并排书籍,也饱受书籍下落不明之苦。有一次,他在拥书三万册的米兰新居接待一位爱书的采访者时,兴奋地要来客把书抽出来看,后面竟空空如也——这回书架深度只够放一排,艾科得意地说:「No more guessing!」(不必再猜了!)

由于空间限制,我即便拥有三万册书,也不可能像艾科一样,把所有的书沿着家中墙面一字排开。所以日后我在客厅的第二座书架兼书橱的深度,还是比照前一座办理:36公分、前后两排放书,某些书也只得继续过着「见不得人」的日子了。而今,这面三百五十公分宽的书墙又快满溢,要不了多久,我的第三期工程大概就得锁定餐厅那片四百公分的墙面了。等哪天墙面用尽,或是找书耐心磨光之后,我或许也只好狠下心肠,效法十七世纪英国日记体文学家山姆·丕普斯(Samuel Pepys)的做法,那就是严格限定收藏三千本书,一旦超买一本新书,就得从旧书中找一本最不需要的丢弃。只不过对我而言,那肯定还得历经一番天人交战,到底哪一本才该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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