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时代印痕》

《文学的时代印痕》

前几天收到一份快递寄来的书籍,打开一看,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中李松睿的“中国现代文学论集”《文学的时代印痕》,因为种种原因,我还是在十分繁忙的琐事当中,抽空读了这本书,着实有许多话想说出来。

我与李松睿从未谋面,但是文字上的交道倒是有过两次,一次是2015年我在《文艺研究》上发表《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生态及批评观念与方法考释》时,他作为责编,其认真负责的校勘态度让我深深感动;另一次就是因为评审某一个奖项时,我第一次接触他的文字,才领略到他扎实的学风开阔的视野。

尽管我与李松睿的学术观点有许多并不相同的地方,但是,作为一个长期在文坛和学界工作的人,我谨记的是:学术乃公器,但凡是学术争鸣,只要不是恶意人身攻击,就应该克服学术偏见,让不同意见充分发挥,更需要为那些真正把学术当作自己生命的青年学者铺路架桥,即便是与你价值观相左。这么多年来,眼见着许许多多急功近利的青年学者为了暴得大名而不惜制造学术垃圾,便心有戚戚焉,无疑,当下许多时髦的评论文字将会被文学史的大潮无情地吞噬,成为稍纵即逝的流星。但是读了李松睿的《文学的时代印痕》,我以为,其中的一些文字是可以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那是因为一个人的学风和学养决定了他的学术寿命。

我觉得一个好的学者起码应该具备三种学术的素养,惟此,才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显然,李松睿是具有这些学术素养的青年学者。

首先,看一个学者对待史料的认真程度,便可见出其学术训练的功力,在这一方面,李松睿与当今有些急于成名的青年评论家有所不同。他对史料的蒐集可以见出文献整理的功底,文章的来龙去脉笔笔有交代,来路清楚,出处分明,虽然这是并非难事的“小学”之功,但在这个生活节奏十分迅捷和学术氛围十分浮躁,且商业化愈来愈浓烈的时代里,能够静下心来坐冷板凳的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是少有的。反躬自省,包括我自己也时常逃脱不了浮躁的毛病,而从李松睿文章的字里行间中却尚能嗅到那种冷板凳的气息,这是一个学者的基本功,更是一个学者学术品格的呈现,希望李松睿能够保持这样的学术优势,不过,所要花的时间却是比别人多出数倍,这就须得有长期作战的准备。

其次,要具备的是文学史的视野,一个没有文学史意识的文学研究者,他可以是文学作品的鉴赏家、评论家,但是他绝对不能称作是一个好的学者,因为,没有长期系统的大量阅读,没有作家作品和文学事件的时序发展的逻辑排列,就不可能有深厚的学术积累,也就没有厚积薄发的功力,也就不可能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来俯瞰和平行比较作家作品,识别其创作的“代码”。我以为,这才是文学史家与评论家视界的根本区别所在。像《另一种进化论——威尔斯〈星际战争〉的晚清译本》这样的文章虽然看似在考辨一篇译文的利弊,而实际要解决的却是晚清(实际上是延续至今)两种翻译弊端的文化思想的大问题:“由是观之,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过渡’注定无法完成,因为进化论的逻辑已经事先将中国钉在进化的落后一环上。”由一篇翻译文章谈到文化思潮对中国命运的走向,这才是作者所要涉足的本质问题,从微观到宏观转换,表层结构似乎就是一个论文的写作方法,其实这里面却是论者知识积累和思想深度的显现。我尤其激赏的是《二十世纪三十代初的左翼批评话语及早期革命文学》一文,其不仅具备了文学史的自觉意识,同时又具有哲思的批判性:“强调作家的思想倾向要与革命政党的意识形态诉求保持一致。在很大程度上,这一转变使得现实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推动下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国现代小说及批评的基本面貌。因此,20世纪30年代初左翼批评家对早期革命文学的批判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个案,对这一文学史现象的考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理解为何左翼批评家需要借助现实主义理论来对革命文学规训。”虽然这原本是一篇硕士论文的主干,却让我讶异的是李松睿学术训练的基本功由此而出,高起点就将决定他日后学术成就的光明前途。这些充满着哲学文化思考的文章始终成为李松睿的一个下意识的学术追寻,《做现实主义者,为不可能之事——1925年的鲁迅》《“是聪明,聪明,第三个聪明的”——论鲁迅的翻译语言》《地方性与解放区文学——以赵树理为中心》均为作者将文学史的眼光与文化哲思融为一体的文章,体现出李松睿作文由小及大、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开阔视野。

文本细读乃李松睿承继其导师吴晓东学术方法的行文习惯,但尚有个性风格之区别。一个文学史家和批评家所必须具备一种文学悟性的素养,不具有这样的能力,你永远就是在文学的门外谈文学,其文学史家只能做史料的梳理和综述工作,其批评家和评论家也就只能做思想、语录、箴言的“搬运工”和“组装工”。而从《文学的时代印痕》这部书籍的大部分文本细读文章中,我们能够明显体悟到一个青年学者对作家作品独特的自我解读能力。

李松睿对“海派文学”的独到分析集中体现在《误认、都市与现代性体验——读〈上海狐步舞〉》一文当中了,当然,对上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的评论文章已经汗牛充栋了,但是,李松睿这篇文章的好处就在于不是平面地去解析作家作品,而是在肯定与否定的悖论之间找到一个新的论证裂隙:“而由此引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左翼批评家对穆时英作品所表现出的倾向性那么敏感?穆时英的作品在什么意义上触动了左翼批评家的神经?难道仅仅是一个风靡上海的作家吗?这些问题构成了本文的出发点。”无论是文体引发了文化的思考,抑或是文化引发了作者对文本的重新探索,总之,李松睿对文本的细读彰显出的是那种独特的体悟,从此文的三个小标题上就可以看出其行文的端倪:“一,技法的新奇与结构的精巧”;“二,错格与叙事裂隙的显影”;“三,误认与现代性体验”。最后则将穆时英定格在文学史最恰当的坐标位置上:“他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些断简残篇。或许可以说,穆时英有成为卡夫卡的机遇和天分,但却最终只成了穆时英而已。”我以为这样的定位是十分准确的。同样,《渡船与商船——论〈边城〉牧歌形象的裂隙》不仅表现出作者对作家作品独特的敏悟能力,而且那种把沈从文的《边城》放在一种特定的“牧歌”语境中考察,其阐释出的文化风景的意义显然就与众不同了:“渡船与商船就构成了小说内部幻景与小说外部社会现实之间是一条隐秘通道,在沈从文所营造的‘牧歌幻景’上打开一道裂隙,使读者透过它,呼吸到现实的空气。”细致的文本分析最后落实到人文关怀上构成了李松睿文学史批评独有的视角,并在逐渐形成风格,这才是他文章中最难能可贵的闪光之处。

之所以有些冲动地写下了上述的文字,源于这几十年来在阅读了大量的过眼云烟的博士论文,以及目睹了许许多多新锐学者和评论家的昙花一现,触发了我对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生态的思考。我庆幸李松睿至今还没有踏进那条被名利施洗的河流,趁着尚年轻,做一个踏踏实实、不随波逐流的真学者,才是一个能够在文学史上留下痕迹的人。

文/丁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