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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西方爱情诗究竟差在哪里?

中国和西方爱情诗究竟差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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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西爱情诗

西诗最长于“慕”

中诗最善于“怨”

西诗以直率深刻铺陈胜

中诗以委婉微妙简隽胜

摄 ©byLOFTER

各国诗都集中几种普通的题材,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伦。西方关于人伦的诗大半以恋爱为中心。中国诗言爱情的当然也很多,但是没有让爱情把其他人伦抹煞。

朋友的交情和君臣恩谊在西方诗中几无位置,而在中国诗中则为最常见的母题。把屈原、杜甫一批大诗人的忠君爱国忧民的部分剔开,他们的精华便已剥丧大半,他们便不成其为伟大。

友朋交谊在中国诗中尤其重要,赠答酬唱之作在许多诗集中占其大半。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性德与顾贞观诸人的交谊古今传为美谈,他们的来往唱和的诗有很多的杰作。

在西方诗人中像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雪莱与济慈、魏尔兰与兰波诸人虽以交谊著,而他们的集中叙朋友乐趣的诗却不常见。这有几层原因:

中国和西方爱情诗究竟差在哪里?

(一)

西方社会表面上虽是国家为基础,骨子里却偏向个人主义。爱情在生命中最关痛痒,所以尽量发展,以至掩盖其他人与人的关系,说尽一个诗人的恋爱史,差不多就已说尽他的生命史

在浪漫时代尤其如此。中国社会表面上虽以家庭为中心,骨子里却侧重替国家服务(“做官”)。文人往往费大半生光阴于仕宦羁旅,“老妻寄异县”是常事。

他们朝夕接触的往往不是妇女而是同僚与文字友。儒家的礼教在男友之间筑了一道很严密的防线(“阃”),当然也有很大的关系。在西方,这种防线未尝不存在,却没有那么严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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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西方受骑士风的影响,尊敬女子是荣耀的事,女子的地位较高,教育也较完善,在学问兴趣上往往可与男子欣合,在中国得之于朋友的乐趣,在西方可以得之于妇人女子。

中国受儒家的影响,乾上坤下是天经地义,而且女子被看成与“小人”一样“难养”,“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实际上也往往确是如此,所以男子对于女子常看作一种不得不有的灾孽。

她的最大的任务是传嗣,其次是当家,恩爱只是一种伦理上的义务,志同道合是稀奇的事。中国人生理想向来侧重事功,“随着四婆裙”在读书人看是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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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东西恋爱观相差也甚远。西方人认为恋爱本身是一种价值,甚至以为“恋爱至上”,恋爱有一套宗教背景,还有一套哲学理论,最纯洁的是灵魂的契合,拿生育的要求来解释恋爱是比较近代的事。

中国人一向重视婚姻而轻视恋爱,真正的恋爱往往见诸“桑间濮上”,潦倒无聊者才寄情于声色,像隋炀帝李后主几个风流天子都为世诟病,文人有恋爱行为的也往往以“轻薄”、“失检”见讥。

在西方诗人中恋爱是实现人生的,与宗教文艺有同等功用;在中国诗人中恋爱是消遣人生的,妇人等于醇酒鸦片烟。

这并非说,中国诗人不能深于情,不过表现的方式不同。

西方爱情诗大半作于婚媾之前,所以称赞美貌,申诉爱慕者特多;中国爱情诗大半作于婚媾之后,所以最好的往往是惜别、怀念和悼亡。

西诗最善于“慕”,但丁的《新生》、彼特拉克和莎士比亚的商籁、雪莱的短歌之类都是“慕”的胜境。中国诗最善于“怨”,《卷耳》《柏舟》《迢迢牵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元帝的《荡妇秋思赋》,以及李白的《怨情》、《春思》之类都是“怨”的胜境。

中国和西方爱情诗究竟差在哪里?

中国诗亦有能“慕”者,陶渊明的《闲情赋》是著例;但是末流之弊,“慕”每流于“荡”,如《西厢》的“惊艳”和“酬韵”。

西方诗亦有能“怨”者,罗塞蒂的短诗和拉马丁的《湖》、《秋》、《谷》诸作是著例;但是末流之弊,“怨”每流于“怨”,如拜伦的《当我们分手时》和缪塞的《十月之夜》。“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所以是诗的一个很高的理想。

中西情诗词意往往有暗合处。赫芮克的《劝少女》绝似杜秋娘的《金缕曲》,丁尼生的《磨坊女》绝似陶渊明的《闲情赋》中“愿在衣而为领”一段。但是通盘计算,中西诗风味大有悬殊。

如果要作公允的比较,我们须多举原作,非二三短例所可济事,而且诗不能译,西诗译尤难。我们在这里只略说个人的印象。大体说来,西诗以直率胜,中诗以委婉胜;西诗以深刻胜,中诗以微妙胜;西诗以铺张胜,中诗以简隽胜。

在西方情诗中,我们很难寻出“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春衫犹是小蛮针线,曾湿西湖雨”诸句的境界;在中国情诗中,我们也很难寻出莎士比亚的《当我拿你比夏天》、雪莱的《印度晚曲》、布朗宁的《荒墟中的爱》和波德莱尔的《招游》诸诗的境界。

通则都有特例。中诗虽较西诗委婉,但也有很直率的。大约国风、乐府中出自民间的情诗多自然流露。唐五代小令胎息于教坊歌曲,言情也往往以直率见深至。

中国和西方爱情诗究竟差在哪里?

像“子不我思,岂无他人”,“愿为西北风,长逝入君怀”,“碧玉破瓜时,郎为情颠倒;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须作一生拚,尽君今日欢”,“奴为出来难,任侬恣意怜”之类如在欧洲情诗中出现,便难免贻讥大方,而在中诗中却不失其为美妙。

西方受耶稣教的影响,言情诗对于肉的方面有一种“特怖”,所以尽情吐露有一个分寸,过了那个分寸便落到低级趣味。

肉的“特怖”令西方诗人讳言男女燕婉之私,但是西方人的肉的情欲是极强旺的,压抑势所不能,于是设法遮盖掩饰,许多爱情都因为要避免宗教道德意识的裁制,借化装来表现。

弗洛伊德派心理学家曾经举过许多实例。但在中国,情形适得其反。不但与宗教道德意识相冲突的爱情可以赤裸裸地陈露,而且有许多本与男女无关的事情反而要托男女爱情的化装而出现。

《诗经》中许多情诗据说是隐射国事的,屈原也常以男女关系隐寓君臣遇合。像朱庆余的“装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那一首诗表面上表全是叙新婚之乐,实际却与新婚毫无关系。我们倒很希望弗洛伊德派心理学家对此种事例下一转语。

中国和西方爱情诗究竟差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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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西方爱情诗究竟差在哪里?

编@怪蜀黍

文@朱光潜

笔名孟实。美学泰斗,中国现代美学奠基人、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我国现当代最负盛名并赢得崇高国际声誉的美学大师,著有《厚积落叶听雨声》《谈美》《谈修养》《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等。

新书出版《一升露水一升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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