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与新动力:中国经济下一程

 书名:大变局与新动力:中国经济下一程作者:厉以宁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大变局与新动力:中国经济下一程

书名:大变局与新动力:中国经济下一程

作者:厉以宁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17年5月出版

内容介绍

毫无疑问,他是中国最著名、最能影响决策的经济学家之一,针对国家在发展和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他用所学和智慧,提出中肯建议和意见。他的思想正在影响中国未来。

《大变局与新动力:中国经济下一程》是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终身成就奖获得者、经济学界泰斗厉以宁教授最新作品,60年改革历程深度解析,未来10年改革前程如何把握。中国的改革已经走了60多年,城乡体制改革、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股份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都经历了很多变化,也面临了新的问题。

形势在变化,改革在推进,问题也在不断出现,如何从旧的动力转化为新的动能,如何把握当下的变局,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

厉以宁教授结合宏观和微观,从制度的变革到实践的变化,从理论的创新与突破到实际取得的成就,将60多年来的改革历程娓娓道来,并且立足于当下的国情和发展,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之路和经济发展、新的动力、新的改革红利等,做出了前瞻性的预测,为十三五和中国下一程发展提出了实在的建议。

编辑推荐

股市震荡、房价暴涨又限购、户籍卡住了城乡的统一、大城市的积分落户如何落地、下一步的改革红利在哪里、如何面对经济增速下滑……

中国经济面临众多挑战,新动力在何处,下一程将走出什么样的道路,经济学界泰斗厉以宁教授,深度剖析改革历程,指点未来10年的增长亮点和红利。

对中国经济前景,他从容看待。对扫除发展路上的阻碍,他观点犀利。

作者介绍

厉以宁,著名经济学家,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留校工作至今。现为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第七、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第八、九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

厉以宁教授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因论证倡导我国股份制改革,被称为"厉股份"。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因在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而多次获奖,包括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终身成就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等。

主要著作包括《只计耕耘莫问收》《一番求索志难移》《论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学说》《教育经济学》《关于经济问题的通信》《消费经济学》《简明西方经济学》《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学的伦理问题》《转型发展理论》《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罗马-拜占庭经济史》《厉以宁论民营经济》《希腊古代经济史》《厉以宁改革论集》《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等。

言论

经济学家要有勇气顶住两方面的压力,一个是上面的压力,不做"风派";一个是互联网的压力,互联网上说什么的都有,经济学家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厉以宁

中国必须改革,不改革没有出路。当前,改革更需要顶层设计,不能继续摸着石头过河。30多年前开始的改革,无论是农业承包制、乡镇企业改革或股份制,都是发现和调动民间积极性,实行自下而上式的改革。现在的改革和30多年前有所不同,需要改革的决策者具备战略眼光,不能拘泥于"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要将整个战略布局做得更好。

中国有四大领域的改革需要解决:第一个领域是国企改革;第二个领域是城镇化改革;第三个领域是财政税制改革;第四个领域是社会治理体制改革。

改革的拦路虎是利益集团和制度惯性。

供给侧发力主要是通过结构性改革,第一个要调整结构,关停一些企业,与其养亏损的企业,不如养职工。第二个要补短板就必须创新,创意、创业、创新,这就是中国的未来。

要增加国民收入,一定要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包括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要构建真正合理的个人所得税征收办法,其中就包括要考虑一个家庭需要抚养的人数。

人力资本的革命正在开始,新人口红利时代正在到来,原来是简单的生产要素重组,目前最重要的资源有两个,一个是信息,另外一个是创意。

书摘

前言寻找红利的"新源泉"

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60多年的历程,现在正处在一个剧烈的变化时期,很多人都关心中国经济的下一程,中国经济的新动力。

关于改革,我过去发表过很多文章,做过很多演讲,也出过一些书。改革不是一次到位,改革没有终点,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以后不改革,而是还要不停地改革。

在这本书里面,我将我多年来关于改革的重要看法和观点,重新整理了一遍,对于我们的改革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在制度、理论上有哪些创新和发展,对于中国当前面临的改革难题,以及未来的红利,都做了一些梳理,希望能让大家对于我们60多年来走过的改革的路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同时,我也想再讲一讲我对未来的看法。

我最近一直在强调,中国正在涌现新的红利。这是我们未来改革的新动力。但新的红利不可能自发地涌现。如果没有一种新的体制或新的机制,新的红利就缺乏相应的机制、体制,涌现是不可能的。

红利的新源泉首先蕴藏于新的体制之中。这表明,必须有新的体制,才能产生新的机制,新红利才会出现。新体制、新机制就好像一种新的制度环境,不仅能催生新红利,而且能保护新红利的获得者。

红利的新源泉来自亿万群众和千万家企业的活力。他们也是新红利的获得者。他们在新的体制和机制下,发现了发展机会,同时认识到自己必须抓紧机会而不能放弃机会,这才有可能得到新的红利。

有了新体制,再加上群众和企业有活力,新的红利就会涌现。如何使红利在经济发展中不断涌现并把经济社会引向新的方向,这就要求既不能放松每一个有志于创造和营利的群众和企业的拼搏,也不能把致富和发展的信息局限在狭小的圈子内,必须在新体制的激励下使群众和企业的活力充分发挥出来。

既然新红利首先来自体制改革,那就应当明确近期最需要改什么。近期最需要改革的项目之一,是农村土地确权和农业产业化。关于这一点,我在这本书里前后多次写到它们的重要性。土地确权和农业产业化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承包制改革的继续,但最重要的是:当年的承包制没有明确产权,当然也就谈不到农村的合作制和农业的产业化。因此,农村土地确权实际上可以开辟一个新的环境。

近期最需要改革的另一个项目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在企业改革方向,结构性改革是十分迫切的。首先要形成有活力、有竞争力、产权明确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国家控股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和民营企业,这样才能涌现新改革红利。正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才能完善企业主体,才能降低成本,才能调整结构,才能创新,从而才能有改革红利。

这两个项目的改革取得明显的成果后,会给中国带来改革红利,也就是普遍的红利。农村土地确权及此后进一步的改革,不同类型企业成为有活力企业后的进一步措施,都会带来改革红利。二者是并重的,缺一不可,二者都是新常态下最重要的改革。在讨论新改革红利时,一定要把保护产权放在重要位置。国有企业通过改革明确产权,民营企业应明确产权,对私人投资形成的产权进行保护。

新人口红利的涌现,实际上表明人力资本的升级以及由此带来的新优势。这里一个重要的经验是,"教育不公平→就业不公平→收入不公平→生活不公平→下一代不公平"的恶性循环将被打破,这是新人口红利产生的前提。劳工市场也会随之变化。无论农民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加,还是农民的人力资本增量增加,都是农民人力资本的升级。

在农村,土地确权的改革会造成成千上万农民成为有知识有能力的"职业农民"。通过农村土地确权,农民不再是一种身份,而变为一种职业,或称为"职业农民"。他们可能成为"家庭农场主",并通过土地流转(租赁、转包)扩大规模;也可能引进合作者,解决资金不足、农业科技不足和农产品销路不畅等问题。"城归"是新现象,是人力资本的新突破。这样,农村中的新人口红利就涌现了。

新人口红利的另一个来源,就是职业技术教育推广所带来的"新工匠精神"。农村土地确权以后,农民外出务工的积极性增加了,而且也放心了。这就会继续吸引农村劳力外出。但21世纪以来多年的经验告诉人们,社会上缺乏的是技术工人,是工匠。所以职业教育的推广是必然的,这就是新人口红利的另一个来源。

科学研究队伍的壮大和发展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这会不断带来新的"人口红利"。科学研究队伍的壮大和发展会提供新的人口红利,这是毫无疑义的。这取决于两方面的工作进展。一是教育的发展和教育质量的提升;二是科研力量的优化配置,动员各方面的科学人才,使科研成果有创新、有突破,这样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新人口红利。

新科学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产品,无一不来自创新,而创新,又无一不与创意有关系。先有创意,然后有创新和创业。只有新科学技术的发明还不等于创意和创新。

创新只有在市场竞争中才能实现,垄断条件下,任何创新都没有必要性,甚至没有可能性。垄断,不仅扼杀了创新,而且扼杀了创业。但如果完全没有垄断,只有市场竞争,那么企业都处于观望状态,等待别人发明创新,自己盗用。所以垄断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这就是:对于发明创新需要保护知识产权,容许一定时期的专利。

政府在创新中的作用主要在于:规划、引领、反垄断,以及支持创新主体、创新活动。规划是最重要的,如果缺乏规划,科技创新活动难以取得成绩,特别是难以走向世界前列。这需要政府来领导规划的制定。中国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就是证据。

创新不可能停止,因为市场竞争不会停止,竞争者既来自国内,更来自国际。科技创新即使有成绩,也不能忽视市场竞争一直存在,包括国内的竞争和国际上的竞争。对于这些竞争,不用担心,竞争既是压力也是鞭策,因为创新活动不会停顿。

资源红利是指土地、矿产、水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一旦供给趋紧,这种优势就会消失。在经济发展前期,土地、矿产、水资源等资源丰富与否,是当时各个国家走上工业国道路发展实力强弱的反映。当时列强之间的争夺,与掠夺廉价资源有关。这种情况至今没有根本改变,所不同的只不过是采取合同方式或合资经营来掩盖掠夺、独占的行为。

新资源优势来自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也就是说新资源优势来自技术创新。但不管怎样,原有资源处在枯竭过程中,人们不断依赖科学技术去发展新资源。新的资源红利随科学技术进步而产生。对稀缺资源、资源替代品的研究和开发,已经取得越来越多的成绩。可以认为,新资源红利同新科学技术红利是不可分的,新资源红利也可以被看成是新科学技术红利的组成部分。

水、土地、矿产等资源,只要是在技术创新条件下就不会枯竭,因为总有替代品。所有资源之所以不会枯竭,如果从人类社会的特殊性来看,可以找出三个原因:第一,人类社会从古至今,始终有寻找稀缺资源替代品的愿望和对策;第二,人类社会从古至今,还一直在选择原材料和饮食原料,不停地舍弃不易得到的资源;第三,人类社会从古至今,还在利用不断迁移,甚至远距离迁移,来避免资源供给不足的困境。

因此,新资源红利同样是创新的产物,不停创新,新资源红利就会长存。新资源的发现,利用和产生新的红利,是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和壮大的保证。这对世界不同国家都是重要的。可以说,不会转换资源选择和开发利用的国家,最终必然落后、衰落。

社会和谐红利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它是无形的,而不是像其他红利那样,通过某个主体行为而表现;二是它是累积而形成的,或者说它可能是通过持久的工作而逐渐形成的;三是它是无声无息扩散的,默默地影响人们、渗透到人们之中,从而形成一种社会风气。

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实际上是社会和谐红利涌现的前提,医疗保健的新措施也如此。要实现社会和谐,既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又要扎实推进医疗保健制度改革,这两方面的改革都同民生问题紧密相连。具体来说,如果社会上收入差距过大,以及医疗保健制度改革迟缓,都会影响社会和谐,使社会和谐红利显示不出来。

社会资本是一种无形资本,是一种人际关系,人们相互信赖的关系。也就是说,社会资本来自诚信。没有诚信,社会资本不存在,社会和谐也不存在,从而也就谈不到社会和谐红利的涌现。

社会和谐红利之所以是影响最深远的红利,是因为它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社会和谐红利的产生,实际上与所有的改革有关。这就是说,所有的改革综合在一起,最终必定带来社会和谐红利。社会和谐红利是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的成果。

以上提到的新改革红利、新人口红利、新科学技术红利、新资源红利和社会和谐红利是互相关联的。新的红利不止一种,但各种红利一直是相互联系的。它们作为改革的成果,可能相互启发,相互促进。这是规律,但任何规律都必须在实践中经受检验。这样,新红利就能被人们所熟知了。"失败为成功之母",不完全正确,思路要改–"成功为成功之母",这是对的。

所有这些红利今天仍处于刚开始涌现或即将涌现的阶段,但这已是很好的开始。刚进入21世纪时,国内不少人担心旧红利会陆陆续续消失,但就在这个时期,新的改革开始了。例如农民工流动、农民工学技艺、农民工创业相继增多,新的人口红利涌现了。又如,改革的深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新改革红利、新科技红利、新资源红利不断涌现。因此,人们的信心增加了。

所有红利都依赖于我们的创造,创造既指"从无到有",也指"推陈出新"。"从无到有",提出新产品、新能源、新设备,当然属于新创造。"推陈出新",使已有产品增加功能,使已有设备更有效,使新能源采掘更容易、用途更广泛,这些同样是创新。重要的不是生产要素重组,而是信息重组。21世纪是信息重组时代。

只要不停地有新红利涌现,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会衰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原有发展方式的不足之处就会相继反映出来,这就是红利丧失的主要原因。但只要不停地有创意、创新、创业,发展方式就会更换,新的红利就会出现,经济就会又上一个台阶。创新可以因发展阶段不同而不停出现,这就是前景。全世界皆如此,无一例外。

文摘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新一轮的经济改革

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中国多年以来形成了投资冲动怪圈。投资冲动怪圈是这样形成的,地方政府要求加快经济发展,提高GDP,才能使得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改善,使就业问题得到缓解。地方政府有了增加投资、扩大信贷的强烈需要,但此后的结果是,经济虽然上去了,通货膨胀随之而来,致使物价上涨太快。于是,中央又不得已采取紧缩政策,通过紧缩财政和信贷,经济增速放慢,而这又引致地方出现问题,地方财政收入、就业受到影响,就再一次呼吁增加投资。如此循环反复,结果给经济带来了一种大起大落、大升大降的现象,这就是投资冲动的怪圈。

现在中国经济的情况跟这个怪圈都有关系。比如产能过剩,现在全国产能过剩情况相当严重,产能过剩必然造成很多的资源浪费。所以,中国当前最需要做的就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这告诉我们:GDP总量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的优化。即便经济增速低一点,但是整个经济状态是好的。

结构比总量更重要。今天,虽然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但是我们的结构还不如日本。现在日本跟中国相比,它的高新技术产品占GDP的比重比中国要大得多。所以,当前我们的改革应着重结构问题。

另一个重要的结构是人力资源结构。同样的,我们跟日本相比,人力资源总量比它大10倍。但是在人力资源结构上,日本大学毕业生在全人口中的比重比中国大,日本的工人队伍中,熟练技工人数比重也比中国大。这都表明了结构问题的重要性。

当前,我们怎么提高经济质量呢?一是优化结构。优化结构是没有止境的,因为技术在发展,客观形势在变化。另外,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反映在对低碳经济的要求越来越大,这是全世界的趋势。比如说,在20多年前,全世界的环保概念要求废水、废气、废渣不能有毒,明令禁止。今天的环保概念仍然是不能有毒,但却不同。二氧化碳并没有毒,但是二氧化碳必须要减排,因为它会影响世界的气候,大气变暖可能给人类带来很大的灾难。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环保的重要性提高到新的阶段,不仅要没有毒,而且要低碳。同时,人民生活水平要随着经济增长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也要不断提高。

二是技术创新,要不断地技术创新。当前,中国虽然讲技术创新重要,但企业反映的实际情况是,我们的实体经济距离世界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关键是看制造业,中国的制造业能真正自主创新的仍然很少,大部分仍然是依赖外国的技术。这就表明,自主创新少,经济增长质量不够。在企业界流行一句话:"不自主创新,等死;自主创新,早死。"原因是自主创新带来了债务等负担。

这就表明,当前中国的主要问题就是结构调整。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我们的经济增长才能提高质量,我们的结构才能够随之优化。

宏观调控:调控不能替代改革

经济如同一个人的健康情况。一个人如果要身体健康,应该是内在机制的完善,必要时打针吃药。但这毕竟是处于辅助地位,主要是靠身体内部机制的完善。经济亦是如此,经济能够顺利地发展、解决结构问题,主要靠机制的完善。

宏观经济调控好比是外来的力量,也重要,但它处于辅助的地位。近几年来,中国经济情况中出现了一种现象–宏观调控在实际中比它应该起的作用还要大。这就造成了"宏观调控依赖症",什么事情都要宏观经济调控。经济发生通货膨胀,宏观调控;经济增长率下降,宏观调控。

而且,宏观调控的依赖性容易产生误导:既然宏观调控这么灵,还要改革干什么?宏观调控就这样耽误了改革。

改革是解决机制问题,宏观调控作为外来力量,是对经济的干预。所以,绝对不要因为宏观调控有点成效就频繁使用,造成经济大升大降、大起大落,陷入投资怪圈。改革是不能拖延的。若不依靠改革来健全内在机制,那么越拖到后来,代价会越大,成本会越高,而且难度越大。所以,在宏观调控问题上,一定要以改革为主,不能依赖宏观调控。宏观经济调控应该重在微调,重在预调,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采用,一般情况要避免采用。

现在,经济学界中有两种观点争论。一种观点是,从2012年开始,我们经济增长率在滑坡,所以国外"唱衰"中国经济的人说,中国经济将会从此一蹶不振。

这个观点不对。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中国维持7%~8%的增长率是没有问题的。7%的增速,也绝不是一个低速度,而是一个中等偏上的速度。再想回到过去每年10%以上的增长,现在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因为付出的代价太大,10%的增长率,环境承受不住,结构调整也无法进行。在原有的基础上加码,产能过剩的现象会不断地出现。

另一种观点是当前要加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防止滑坡。加大投资忽略了经济增长质量。如果再增加几万亿投资,中国经济的后遗症将越来越大,使得中国经济长期不能摆脱这个阴影。

投资是要增加,但今后应着重在三个方面:一是技术创新的投资增大;二是民营经济投资力度加大;三是基础设施环境工程的投资要加大。这些是为中国经济增长准备后劲的。

投资固然重要,但应该考虑到中国的大局,当前绝不能够又来一个几万亿投资,这样下去,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是没有好处的。再一次组织增加投资,实际上会使中国经济卷入到一个遗患无穷的地步。

宁可速度慢一点。最近一段时间能保持在7%~8%的增长就行,不要追求过高的增长率,重在结构调整。

中国的宏观调控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不能够照搬国外的增长模式。中国是一个双重转型的国家。第一种转型叫发展转型,为发展经济学所研究的,一个经济体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现代化社会的转型;中国还有第二个转型是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来说,这两个转型是重叠在一起的,全世界没有先例。

在中国的双重转型中,中国经济有自身的特点。比如说,现在有观点认为货币流通量要控制,不能太大。这是货币学派的一个观点,是根据国外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提出来的,但对中国来说,不适合。

在双重转型下,原先中国农民被排除在市场经济以外,跟货币经济接触很少,但是现在广大农民都卷入市场中间。农民吃的粮食,不是自己种的,自己种的粮食卖了,他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要到市场上买,很多要使用货币进行,过去没有这种现象。所以,农民卷入到市场经济中来,货币流通量一定要增大。

还有,中国的货币流通渠道不通畅。流通环节太多,加上农民的加入,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相对是慢的。跟西方国家流通渠道很畅通不一样,西方的农民加入市场是100年前就完成的。这对中国的情况来说,货币流通量必然比西方经济学家所计算出的货币需求量要大。西方是正常的标准,对中国来说,有这样的因素加入就不能一样。因此,中国的货币流通量应该有新的考虑,要根据中国的国情来考虑。

比如钱荒的问题就表明我们的宏观调控需要跟市场化结合在一起。

宏观调控绝不是万能的,更不是能够替代改革的。有人经常说,核心在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之间的关系,就有了种种说法,有的说法是"小政府、大市场",这个说法有道理,但是不准确。"小政府"意味着政府工作人员少更好,政府管理事情少更好,但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用大小来衡量,不是一个范围的问题。

还有一个说法是"强政府、强市场",中国将来是"双强"体制。这个说法也不准。"强市场"就是市场发挥作用,"强政府"意思是好像政府一定处处管到,这也不一定对。比如家用电器市场,政府不管它,它就发展起来了。管得越多,产能过剩越多。

所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有效的政府、有效的市场"。政府不在于大小,因为它不是人员多少的问题,也不是管辖范围多大的问题,主要是政府做政府应该做的事,效率要高。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市场还有很多地方是管不到的。有效的政府加上有效的市场,这就是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两者都要讲效率,都要有效,政府做政府该做的事情,市场做市场可以做的事情,这样就行了。

土地确权:学习林权改革

土地确权是当前改革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全国大概有50个县正在试点,实际上数量可能还要更多,中国准备在几年之内陆续推广。

为什么土地确权这么重要?必须从中国经济的非均衡谈起。非均衡分两类:第一类是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的非均衡,西方国家的非均衡属于这一类;中国的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即市场不完善再加上缺乏市场主体的非均衡。

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市场主体。企业不是真正的企业,没生产主体,产权是不明确的。所以中国的改革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产权改革,让产权明确,让产权界定,让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中国的改革不能从放开价格着手,因为价格不是改革的突破口,而是最终的成果。改革好了,最后的价格一定是根据市场规律制定的。中国搞股份制改革,就是让国有企业首先成为产权明确的市场主体。

中国的计划经济两大支柱,第一个支柱是国有企业体制,第二个支柱是城乡二元体制,或者叫城乡二元结构,两者支撑了计划经济。前30年的改革着重在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把大多数的国有企业,变成了股份制企业,变成了上市公司,这个任务进行得比较顺利。但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一直没动,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中国产权改革继续进行,农村也要进行产权改革。农村的集体所有制是空的,是虚的,集体所有制讲起来挺好,实际上在计划体制下,没有多少乡镇企业是真正属于集体的,而是由干部掌握、操纵,跟广大农民没关系,直到"文革"以后取消人民公社,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

中国仍然存在第二类非均衡障碍,因为国有企业体制改了,农村体制还没改。改革农村体制,一定要谈到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00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总结福建、江西的集体林权制度试点的经验,进行全国推广。这一次林权制度改革的意义非常重大。

尽管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晚了20多年,但中央根据试点的经验,有三个重要的突破。第一,承包期延长到70年不变。林权制度改革定了70年不变,农民一算,70年后我孙子都长大了,于是放心了,爷爷种树让孙子来砍,全国农村的积极性加大。第二,林地可以抵押。这是一个大的突破,一抵押林区经济就活了。第三,林权承包落实到户,一竿子插到底。林权证发到每个农户手上,承包跟产权一块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把农民的积极性全调动起来了,现在造林成风,大量劳动力开展林下经济,种蘑菇、木耳,还有林下养鸡,都富了。林权可以抵押,钱又活了,落实到户,积极性来了。

所以,土地确权要把林权改革的经验落实到农田的承包中。农田承包主要有"三权三证",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宅基地上盖的房子的产权。全国政协在农村调查时,农民说,城里的土地是国有的,他们祖传的房子有房产证,新购买的商品房有房产证,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祖传的房子没有房产证,在宅基地上自己盖的住房,哪怕盖得再高、再好,也没产权证。

于是,在农村流传着"两个老鼠"的故事。第一个"老鼠"是农民外出务工,有了稳定的工作,把老婆、孩子带走了。房子没有房产证不能出租,于是就让亲戚朋友代管房子。很多情况下,一把锁把门锁上,老婆孩子带走,这就变成了老鼠窝。第二个"老鼠"是农民两手空空进了城,找份工作做,但是城里的房子贵,买不起,租又很难租到合适的。于是很多农民在城里头,租居民楼的地下室住,变成像老鼠一样在城里生活。我看到过一份材料,一个不大的地下室有个门洞出入,用纸箱板隔成16间,住了16户,网上叫这一类打工者为"鼠族"。

2012年十八大以后的11月下旬,我带着全国政协调查组在浙江杭州、嘉兴、湖州三个市做调查,那里的土地确权工作几年前就开始了,已告一段落。到那里看,农民兴高采烈,因为产权已经落实到户了。跟农民开座谈会,农民说最大的好处是财产有保障了,土地确权了,有证了。产权得到了保障,土地流转就加快了。

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城乡收入差距明显缩小了。在嘉兴市做调查,土地确权后,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之比已经从3.1∶1变为1.9∶1。

为什么呢?我们开座谈会时,农民说,首先,土地确权以后,农户更放心了,积极性大增。扩大了养殖业,扩大了种植业,家庭农场就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2013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家庭农场,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中国要建立家庭农场,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就提高了。二是土地流转加快了,农民心里也放心,于是进城打工,土地就转包给别人,出租给别人,或者是入股,他收入增加了,进城去打工了。宅基地归他了,有了房租收入。因为有了财产性的收入,所以收入就高了。这个情况应该说是很值得庆祝的,因为多年以来农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产,没有财产性收入。

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土地确权要重新丈量土地,发现土地多出了20%。我们前文也分析过这20%的增加是怎么来的。那假定全国都开展了土地确权,可能中国土地会多出20%左右,甚至还更多。我们在甘肃、内蒙古考察,他们说这里当年承包的时候,坏地三亩顶一亩,他们差别大,这就是土地确权。

土地确权了,家庭农场在这个基础上建起来了,每一个家庭农场就是一个小微企业,重在经营。农民的积极性是不可低估的,会把家庭农场搞好,将来种田不用愁。浙江的经验看得很清楚,三种人是将来中国农业的主要生产力:第一,家庭农场主,他们受过培训。第二,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一组织就不一样了。第三,民营企业带技术下乡,带资本下乡。改造土壤,把沙地改成良田,沙退人进。所以中国的情况,农田不愁没人种,土地确权后,会有这种情况的。

收入分配:初次分配更重要

这是中国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一再说,改革的重点应当放在初次分配,不要把二次分配作为重点。二次分配也重要,但是初次分配更重要。

一、农民必须有产权,有产权才有积极性,才有财产性收入。

二、受雇方跟雇用方必须有对等的谈判。今天中国初次分配不行,因为出来打工的农民是单个的,城里的人也是单个的。而雇用他们的是大企业,农民出来打工,城里人出来打工,都是弱者。而雇他们的大企业是强势方,谈判地位是不平等的。而工资水平制定由强者说了算,这就是初次分配的问题。这种问题西方国家也有,但它有工会组织。工会组织替弱者说话,这样力量就强了。在中国,没有这种情况。所以要改,如果这个不改,始终是强者和弱者处在不平等的地位上。

三、农民出售自己的蔬菜、水果,牧民出售奶制品和牛羊肉。他们也是弱势方,采购商是强势方,有定价权。在西方国家有农会,或者叫农民协会,以及力量强的联社,中国也需要农民专业合作社或者联社组织,这样才能抗衡采购商。

四、教育制度要改革。中国的人均教育经费城乡不平等。农民的义务教育、校舍比城里差,师资比城里的弱,设备也不如城里,农民接受义务教育的学习质量差。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就是职业世袭制。农民工的孩子还是农民工,他的孙子将来也可能还是农民工。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收入初次分配就有问题。教育体制要改革,要加大农村的教育经费。好学校办在城里,农村的孩子到城里来,学校免费提供学习环境,这样就可以解决。

二次分配也重要,但是二次分配的重要性在于社会保障体制,城乡一体化,这是二次分配最重要的地方。

中央文件说"适当的时候推出遗产税",从长远来说是可以的,但不容易。实行遗产税的第一条,就是要建立完善的家庭财产登记制度,这需要准备相当长的时间。中国跟西方国家不一样,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已经200年了,它那些大家族已经传了很久,它的董事长、总经理,很多年纪很大,甚至有七八十岁的。中国不一样,中国老人没什么钱,计划经济下生活了一辈子。中国的管理者40多岁、50岁的也有,他不知道死了会收多少税,如果他知道这个消息后,转移了财产怎么办?因为很多地方是不收遗产税的。香港原来收,后来就取消了。税率多少?门槛多少?都必须研究得清清楚楚。

而且这当中有可能造成两个恶果:一个是资本外流;二是人生前不投资了,就挥霍、浪费。这样都不利于经济。中国需要培育中产阶级,要把分配结构做成橄榄形的,两头小、中间大。中产阶级不是根据收入水平定的,根据多年经验,中产阶级有三个条件:第一是有稳定的职业,稳定的收入;第二要有一定的知识水平;第三是要有一定的道德情操。这样的话,中国更多的中等收入比重,在全国人口中就会越来越多。

城镇化: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

城镇化就是要改变城乡二元体制,这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改革之一。主要的问题在于农民的市民化,农民市民化实际上就是让农民和他的家属都融入城镇社会。中国的国情是地少人多,如果中国要做到农民和他的家属融入城镇社会,现在的城市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现在这种城乡二元体制形成于1958年的户籍制度改革。当时户口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两种,农民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为不能离开农村的人。改革开放之后,尽管城乡二元体制放松了,但是没有改变。现在出问题了,上海的问题表现得比较明显,因为上海从农民工进城以后,它的骨干工人全是农民工,原来20多岁的农民工,现在都已经40多岁了,成为上海各工厂的技术骨干,但他们的身份还是农民,他们的孩子不能够在公立学校上学,医疗保障等也跟城里人不一样。

上海遇到的问题是,浙江各个市县工业也发展起来了,急需骨干工人,就到上海挖。上海农民工到浙江来,给城市户口,这就吸引了骨干工人向浙江转移,上海开始紧张。因为这批人一走,上海靠骨干工人的农民工支撑的制造业优势丧失了。所以上海加快了农民市民化,采取了积分制,千方百计将这些人留在上海。但若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骨干工人迟早还是要流失,农民融入城镇社会是一个大问题。

另有一个问题值得考虑,中国的城市能容纳多少人?实际上我们的城镇化率只有30%多。假定中国将来城镇化率达到80%左右,20年或者30年以后,中国的人口可能达15亿多。80%意味着有12亿人住在城里。现在,按照常住人口来计算,51%的城镇化率,城镇居住人口是6亿多,还要增加五六亿人进城。

这些人进城之后城里会成为什么样?有那么多的土地盖房子吗?有那么多供人们使用的城市设施吗?城市容纳不下的话,那么生活质量就会大幅下降。

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如前文所述,中国国情的城镇化等于"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三部分所组成。老城区就是现在的城区,重在改造。城里造成污染的企业要往外迁,城里棚户区拆迁,贫民窟式的街道房子要拆迁,这样的话让老城区改造成为适合人居住的居住区、商业区、服务区,这就是老城区的任务。

新城区在远郊,或者是一些镇的周围,主要是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物流园区,它是城市发展自己支柱产业的地方,是新兴产业的落脚地。新城区最大的特点是工业进园区,好处一是节约能源,各种设施都可以充分利用;二是污染源集中,便于治理;三是企业聚在一起,交流机会多,商业机会也多;四是政府可以加强服务。

但是"老城区+新城区",容纳仍然有限,所以中国的特色就是"新社区"。新社区的出发点就是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很多地方已经搞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将居民的村子给迁移一下,盖上楼房,节约地出来。这样一来,就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将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起点,把它建设成为新社区。

新社区有五个方面需要做工作:第一,园林化;第二,要走循环经济的道路,包括垃圾回收和利用、清洁生产、污染清理等;第三,公共服务到位;第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第五,建立社区的管委会,以代替现在的村委会。

新社区是城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免人过多地涌入老城区、新城区,现在全国正在推广,叫"就地城镇化"。这对中国来说,对世界的城镇化历史是伟大的创造。

城镇化过程中,最需要解决几个问题。首先是让孩子能够融入城镇社会,和城镇的孩子们一样进公立学校,或者是进比较好的学校,这是农民的希望。其次是看病。再次是养老。所有这些,都需要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解决。

城镇化过程中,也有两个问题需要研究。第一个问题,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城市建设经费从哪儿来?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现在遇到两大困难,一是土地财政路已经走到尽头了,再也没有地可卖了;二是要进行城镇化,地方债务问题不能再无止境地增加。无止境地增加只会造成将来更大的泡沫,城市也会破产的,美国汽车制造中心底特律现在已经财政破产了。

中国经济学界讨论发现,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模式可供中国参考。

澳大利亚、新西兰是城镇化比较晚的发达国家,因为美国、西欧的发展都在20世纪初就已经初具城镇化的规模,但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城镇的发展主要是在"二战"之后。

它们的方式是以城市为主体,发行公共建设投资基金券。公共建设投资基金券以具体项目为主,比如说城镇发展需要自来水厂,需要增设一个发电厂,要建立地下交通干线、修地铁,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全部公开,这些基金券的利息比银行存款利息高、比国库券收益高,购买之后不仅仅有利息,将来如果好的话还可以分红,这就有吸引力。年年有新增的项目,有新发的公共投资基金券,资金就不断地进来。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连廉租房都是采用这样的形式。这样的建设方式,可供中国参考。

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的城镇化一定要将新社区放在里面。社会主义新农村已经是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了,已经改成社区了,前面就不要加"农村",这就是城镇。原农村居民迁到这里去,不应感到跟城市有隔阂。

我们在湖北调查,发现农民即使迁到老城区、新城区,还是融入不到社会,特别是一些老人都不愿意去,因为不熟悉周围人。"就近城镇化",新社区就是城镇的一部分,户口市民化,周围也都是熟人,老人也感觉到生活有乐趣了。

中国的城镇化,实际上是造城运动,就是将原来的农村改成新农村,然后改成新社区,再一部分改成新城镇,造城镇是中国城镇化的主要路径。

城镇化还有一个难题,就是怎样让城镇居民有房子可住。现在的政策是不行的。第一,现在城市土地招标只能抬高地价,不断地出现新"地王",土地成本高了,房子将来的价钱就一定高。应当采用政府采购的方式来建房,就是在同等技术标准、质量的情况下,谁报价最低就采购谁的。一块地先有人大、政协代表参与定出最合理的价格,在上面要建设什么样标准的房子先公布,看谁报价最低。每一个企业就会考虑怎样降低成本,而不能够像现在这样,土地价格越炒越高。

而且,房地产政策应当是不限购,只限转卖。所有这些,都应该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予以解决。此外,给穷人住的房子,不应该建得很远,应该就近建。楼可以高一些,但是要方便群众,城市住房问题才能解决。新社区发展起来之后,新社区就是城镇,这样的话新城镇将来也会发展起来。

国资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国有资本最大的问题是配置不当,应向该发展的新兴产业进行大量的国有资本投入,不重要的或者是市场可以解决的、民营企业可以解决的,资有资本退出来,以实现国有资产的最优配置。

另一个层次是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国有企业应当成为自主经营的国有企业,控股问题由法人治理结构定了之后,它控股多少,相应的董事参与制定。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尽量避免一家独大,这样董事会就不是一个声音、一个面孔,就会有争论,而争论有利于效率提高。

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企业,中国的面貌就会改变。国有企业都是独立自主的企业,由法人治理结构来管理,这样中国的改革就会有进一步发展的希望。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看到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应当是竞争对手,同时也是合作伙伴。没有民营企业,光靠国有企业,不可能一枝独秀,"国进民退""国退民进",这些都不是我们的政策目标,我们的政策目标是双赢,双赢对国企、民营都一样,这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点,在国际市场上,将来国内市场也一样,不分哪一个产品是中国国企的产品,哪一个产品是中国民营企业的产品,都是中国产品,都是中国制造,都是中国品牌。这样的话,国企、民企最后达到共赢的格局。

民企转型:首在产权意识

民营企业当前需要转型。第一,要有产权意识。产权意识对民营企业非常重要,要知道保护自己的产权,要知道民营企业靠产权清晰为主,如果你的产权糊里糊涂的,甚至你当初成立的时候,以各种当时的惯例、情况建成的企业,结果产权始终是不清的,未来就会产生隐患。产权清楚,才能保护自己的产权。民营企业在转型中,首先就是要产权清晰,产权要界定清楚。民营企业规模大的,同样应该健全法人治理结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各得其所、各在其位。家族制在企业成立之初起过作用,因为家长往往是一个能人,家长具有凝聚力,但是这个时间不会太长,一旦企业走向正规之后,就应该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其中最大的问题也涉及接班人的问题。趋势上讲,亲属可以有股份,但不一定要选为接班人。接班人要有能力,能够保证企业按照法律法规来经营、来发展。

民营企业要重视自主创新,要重视产业升级。比如说产品设计、原材料的自主选择权、节能减排、节约原材料、营销方式等都可以有新的变化,还有管理的创新。任何企业都不要忘记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问题。

在这个方面,中国的民营企业转型要做到两点,第一,除了注意生产之外,还要注意营销,要注意产后的服务。只有生产、营销、产前产后服务做得更好,企业才有钱赚。第二是要抱团。在危机之后我们常说抱团过冬,这是对的,大家要抱团互助,资金的融通方面可以想办法内部协调。

但是现在出现了两个例子,这就是抱团走出去。一个例子是在西欧,中国企业家抱团出去,单个一家企业到冰岛去,人家不要,结果失败了。现在抱团了,好几十家企业一块去,准备投资,同意就全部留下,不要其中一家,就统统都走。第二个例子,中国汽车行业正在谈判,准备进入美国的底特律市场。底特律破产,财政负担很重,但是它有很好的厂房设备,还有一支很强的工程师队伍、设计师队伍。中国的汽车行业准备接管,把它们的设备、厂房全部买下来,把这里开发成中国汽车研发中心,那些工程师、设计师能够起作用的,可以恢复工作就地就业。

中国民营企业抱团出去,这是非常有用的,都是属于民营企业的转型。要破除传统的小业主意识,小业主意识有害于中国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

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可避免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银行2007年报告中提出来的。报告说,拉丁美洲如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等国家,东南亚的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在中等收入的道路上前进时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

世界银行这个观点对吗?这是似是而非的观点,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说明这个问题。真正的陷阱在任何收入阶段都会有,而全世界最普遍的是低收入陷阱,很多国家人均GDP在1000美元,顶多2000美元上下就徘徊不前了。很多国家长期都在最贫穷国家之列。

过了中等收入陷阱,难道从此就一帆风顺了吗?不可能。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希腊,高收入一样也会有陷阱。再如日本,人均GDP到4万美元时就长期停滞不前。

世界银行提出的这几个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存在着发展的制度陷阱。这些国家在前期发展的时候就应该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如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当时拉丁美洲国家都是大地产制度,当初应该解决而因害怕没有解决,越到后来越难动,这就充分证明了改革阻力越拖就越大,拖的时间越长就越难改。

第二是社会危机陷阱。土地问题没有解决,贫富差距就难以解决。拉美国家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提出过办法,但是都不能得到大家的支持,因为大地主对无论哪一种方案都不同意,结果社会处于绝望的状态,就出现了"极左"派,他们提出将大地主的土地全部没收,这样一来就受到政府的镇压,但是他们还是提这样的口号,结果社会就乱了,地下组织、"极左"派等什么派都有,没有精力来发展经济,社会危机陷阱就此形成。

第三是技术陷阱。这些国家也知道技术不突破、不创新,没有办法使经济进一步发展,可是人才都外流了,拉丁美洲国家派到美国学习的,后来自己考取美国、英国大学的专家也不回来了。而且他们对于资本市场认识也不足,本来这些国家资本就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而且老百姓的观念是旧的,仍然将房地产看作是第一财产,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里去了,技术创新谁都不感兴趣,也没有人搞了,这样就造成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不但要防止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即使今后进入高收入阶段,也要防止出现停滞状态。中国现在的改革,包括土地的确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城镇化,还有国有企业改革、民营企业转型,都表明了中国完全可以避免陷入这种陷阱,包括今后进入高收入阶段,也可以避免。

《华盛顿邮报》2010年9月份登了一篇很长的通讯报道,用了一个很吸引人的标题,叫"美国究竟应该害怕中国什么?"。文章说,害怕的不是中国GDP的增长,认为中国GDP的增长不必担心。文章从中关村谈起,中关村有一些咖啡店,其中一个咖啡店在北京大学南面不远。这个咖啡店有几十张桌子,每天都挤满了人,每张桌子都有三五个人在那儿喝咖啡,这些人是名牌大学的博士、博士后、年轻教员,还有就是科研单位的一些年轻研究人员,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家,他们在那里喝咖啡,谈的是创意、创新、创业、专利这些东西。这让记者想起30年前比尔·盖茨跟乔布斯都是大学城咖啡店的座上客,中国这些力量不可阻挡。文章登出不久,德国《镜报》记者也发表文章,说在中国有这种咖啡店的不只是北京中关村,上海、西安都有,广东也有,只是没有被我们发现而已。这些代表了中国的希望,我们需要一个创新时代。创新的动力在广大年轻人中间。

《华盛顿邮报》给我们的启示,是说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改革都要逐步将民间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民间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进入创新的高潮、创业的高潮,这就是中国真正的希望所在。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新一轮的经济改革

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中国多年以来形成了投资冲动怪圈。投资冲动怪圈是这样形成的,地方政府要求加快经济发展,提高GDP,才能使得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改善,使就业问题得到缓解。地方政府有了增加投资、扩大信贷的强烈需要,但此后的结果是,经济虽然上去了,通货膨胀随之而来,致使物价上涨太快。于是,中央又不得已采取紧缩政策,通过紧缩财政和信贷,经济增速放慢,而这又引致地方出现问题,地方财政收入、就业受到影响,就再一次呼吁增加投资。如此循环反复,结果给经济带来了一种大起大落、大升大降的现象,这就是投资冲动的怪圈。

现在中国经济的情况跟这个怪圈都有关系。比如产能过剩,现在全国产能过剩情况相当严重,产能过剩必然造成很多的资源浪费。所以,中国当前最需要做的就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这告诉我们:GDP总量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的优化。即便经济增速低一点,但是整个经济状态是好的。

结构比总量更重要。今天,虽然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但是我们的结构还不如日本。现在日本跟中国相比,它的高新技术产品占GDP的比重比中国要大得多。所以,当前我们的改革应着重结构问题。

另一个重要的结构是人力资源结构。同样的,我们跟日本相比,人力资源总量比它大10倍。但是在人力资源结构上,日本大学毕业生在全人口中的比重比中国大,日本的工人队伍中,熟练技工人数比重也比中国大。这都表明了结构问题的重要性。

当前,我们怎么提高经济质量呢?一是优化结构。优化结构是没有止境的,因为技术在发展,客观形势在变化。另外,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反映在对低碳经济的要求越来越大,这是全世界的趋势。比如说,在20多年前,全世界的环保概念要求废水、废气、废渣不能有毒,明令禁止。今天的环保概念仍然是不能有毒,但却不同。二氧化碳并没有毒,但是二氧化碳必须要减排,因为它会影响世界的气候,大气变暖可能给人类带来很大的灾难。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环保的重要性提高到新的阶段,不仅要没有毒,而且要低碳。同时,人民生活水平要随着经济增长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也要不断提高。

二是技术创新,要不断地技术创新。当前,中国虽然讲技术创新重要,但企业反映的实际情况是,我们的实体经济距离世界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关键是看制造业,中国的制造业能真正自主创新的仍然很少,大部分仍然是依赖外国的技术。这就表明,自主创新少,经济增长质量不够。在企业界流行一句话:"不自主创新,等死;自主创新,早死。"原因是自主创新带来了债务等负担。

这就表明,当前中国的主要问题就是结构调整。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我们的经济增长才能提高质量,我们的结构才能够随之优化。

宏观调控:调控不能替代改革

经济如同一个人的健康情况。一个人如果要身体健康,应该是内在机制的完善,必要时打针吃药。但这毕竟是处于辅助地位,主要是靠身体内部机制的完善。经济亦是如此,经济能够顺利地发展、解决结构问题,主要靠机制的完善。

宏观经济调控好比是外来的力量,也重要,但它处于辅助的地位。近几年来,中国经济情况中出现了一种现象–宏观调控在实际中比它应该起的作用还要大。这就造成了"宏观调控依赖症",什么事情都要宏观经济调控。经济发生通货膨胀,宏观调控;经济增长率下降,宏观调控。

而且,宏观调控的依赖性容易产生误导:既然宏观调控这么灵,还要改革干什么?宏观调控就这样耽误了改革。

改革是解决机制问题,宏观调控作为外来力量,是对经济的干预。所以,绝对不要因为宏观调控有点成效就频繁使用,造成经济大升大降、大起大落,陷入投资怪圈。改革是不能拖延的。若不依靠改革来健全内在机制,那么越拖到后来,代价会越大,成本会越高,而且难度越大。所以,在宏观调控问题上,一定要以改革为主,不能依赖宏观调控。宏观经济调控应该重在微调,重在预调,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采用,一般情况要避免采用。

现在,经济学界中有两种观点争论。一种观点是,从2012年开始,我们经济增长率在滑坡,所以国外"唱衰"中国经济的人说,中国经济将会从此一蹶不振。

这个观点不对。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中国维持7%~8%的增长率是没有问题的。7%的增速,也绝不是一个低速度,而是一个中等偏上的速度。再想回到过去每年10%以上的增长,现在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因为付出的代价太大,10%的增长率,环境承受不住,结构调整也无法进行。在原有的基础上加码,产能过剩的现象会不断地出现。

另一种观点是当前要加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防止滑坡。加大投资忽略了经济增长质量。如果再增加几万亿投资,中国经济的后遗症将越来越大,使得中国经济长期不能摆脱这个阴影。

投资是要增加,但今后应着重在三个方面:一是技术创新的投资增大;二是民营经济投资力度加大;三是基础设施环境工程的投资要加大。这些是为中国经济增长准备后劲的。

投资固然重要,但应该考虑到中国的大局,当前绝不能够又来一个几万亿投资,这样下去,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是没有好处的。再一次组织增加投资,实际上会使中国经济卷入到一个遗患无穷的地步。

宁可速度慢一点。最近一段时间能保持在7%~8%的增长就行,不要追求过高的增长率,重在结构调整。

中国的宏观调控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不能够照搬国外的增长模式。中国是一个双重转型的国家。第一种转型叫发展转型,为发展经济学所研究的,一个经济体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现代化社会的转型;中国还有第二个转型是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来说,这两个转型是重叠在一起的,全世界没有先例。

在中国的双重转型中,中国经济有自身的特点。比如说,现在有观点认为货币流通量要控制,不能太大。这是货币学派的一个观点,是根据国外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提出来的,但对中国来说,不适合。

在双重转型下,原先中国农民被排除在市场经济以外,跟货币经济接触很少,但是现在广大农民都卷入市场中间。农民吃的粮食,不是自己种的,自己种的粮食卖了,他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要到市场上买,很多要使用货币进行,过去没有这种现象。所以,农民卷入到市场经济中来,货币流通量一定要增大。

还有,中国的货币流通渠道不通畅。流通环节太多,加上农民的加入,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相对是慢的。跟西方国家流通渠道很畅通不一样,西方的农民加入市场是100年前就完成的。这对中国的情况来说,货币流通量必然比西方经济学家所计算出的货币需求量要大。西方是正常的标准,对中国来说,有这样的因素加入就不能一样。因此,中国的货币流通量应该有新的考虑,要根据中国的国情来考虑。

比如钱荒的问题就表明我们的宏观调控需要跟市场化结合在一起。

宏观调控绝不是万能的,更不是能够替代改革的。有人经常说,核心在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之间的关系,就有了种种说法,有的说法是"小政府、大市场",这个说法有道理,但是不准确。"小政府"意味着政府工作人员少更好,政府管理事情少更好,但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用大小来衡量,不是一个范围的问题。

还有一个说法是"强政府、强市场",中国将来是"双强"体制。这个说法也不准。"强市场"就是市场发挥作用,"强政府"意思是好像政府一定处处管到,这也不一定对。比如家用电器市场,政府不管它,它就发展起来了。管得越多,产能过剩越多。

所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有效的政府、有效的市场"。政府不在于大小,因为它不是人员多少的问题,也不是管辖范围多大的问题,主要是政府做政府应该做的事,效率要高。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市场还有很多地方是管不到的。有效的政府加上有效的市场,这就是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两者都要讲效率,都要有效,政府做政府该做的事情,市场做市场可以做的事情,这样就行了。

土地确权:学习林权改革

土地确权是当前改革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全国大概有50个县正在试点,实际上数量可能还要更多,中国准备在几年之内陆续推广。

为什么土地确权这么重要?必须从中国经济的非均衡谈起。非均衡分两类:第一类是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的非均衡,西方国家的非均衡属于这一类;中国的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即市场不完善再加上缺乏市场主体的非均衡。

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市场主体。企业不是真正的企业,没生产主体,产权是不明确的。所以中国的改革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产权改革,让产权明确,让产权界定,让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中国的改革不能从放开价格着手,因为价格不是改革的突破口,而是最终的成果。改革好了,最后的价格一定是根据市场规律制定的。中国搞股份制改革,就是让国有企业首先成为产权明确的市场主体。

中国的计划经济两大支柱,第一个支柱是国有企业体制,第二个支柱是城乡二元体制,或者叫城乡二元结构,两者支撑了计划经济。前30年的改革着重在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把大多数的国有企业,变成了股份制企业,变成了上市公司,这个任务进行得比较顺利。但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一直没动,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中国产权改革继续进行,农村也要进行产权改革。农村的集体所有制是空的,是虚的,集体所有制讲起来挺好,实际上在计划体制下,没有多少乡镇企业是真正属于集体的,而是由干部掌握、操纵,跟广大农民没关系,直到"文革"以后取消人民公社,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

中国仍然存在第二类非均衡障碍,因为国有企业体制改了,农村体制还没改。改革农村体制,一定要谈到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00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总结福建、江西的集体林权制度试点的经验,进行全国推广。这一次林权制度改革的意义非常重大。

尽管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晚了20多年,但中央根据试点的经验,有三个重要的突破。第一,承包期延长到70年不变。林权制度改革定了70年不变,农民一算,70年后我孙子都长大了,于是放心了,爷爷种树让孙子来砍,全国农村的积极性加大。第二,林地可以抵押。这是一个大的突破,一抵押林区经济就活了。第三,林权承包落实到户,一竿子插到底。林权证发到每个农户手上,承包跟产权一块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把农民的积极性全调动起来了,现在造林成风,大量劳动力开展林下经济,种蘑菇、木耳,还有林下养鸡,都富了。林权可以抵押,钱又活了,落实到户,积极性来了。

所以,土地确权要把林权改革的经验落实到农田的承包中。农田承包主要有"三权三证",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宅基地上盖的房子的产权。全国政协在农村调查时,农民说,城里的土地是国有的,他们祖传的房子有房产证,新购买的商品房有房产证,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祖传的房子没有房产证,在宅基地上自己盖的住房,哪怕盖得再高、再好,也没产权证。

于是,在农村流传着"两个老鼠"的故事。第一个"老鼠"是农民外出务工,有了稳定的工作,把老婆、孩子带走了。房子没有房产证不能出租,于是就让亲戚朋友代管房子。很多情况下,一把锁把门锁上,老婆孩子带走,这就变成了老鼠窝。第二个"老鼠"是农民两手空空进了城,找份工作做,但是城里的房子贵,买不起,租又很难租到合适的。于是很多农民在城里头,租居民楼的地下室住,变成像老鼠一样在城里生活。我看到过一份材料,一个不大的地下室有个门洞出入,用纸箱板隔成16间,住了16户,网上叫这一类打工者为"鼠族"。

2012年十八大以后的11月下旬,我带着全国政协调查组在浙江杭州、嘉兴、湖州三个市做调查,那里的土地确权工作几年前就开始了,已告一段落。到那里看,农民兴高采烈,因为产权已经落实到户了。跟农民开座谈会,农民说最大的好处是财产有保障了,土地确权了,有证了。产权得到了保障,土地流转就加快了。

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城乡收入差距明显缩小了。在嘉兴市做调查,土地确权后,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之比已经从3.1∶1变为1.9∶1。

为什么呢?我们开座谈会时,农民说,首先,土地确权以后,农户更放心了,积极性大增。扩大了养殖业,扩大了种植业,家庭农场就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2013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家庭农场,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中国要建立家庭农场,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就提高了。二是土地流转加快了,农民心里也放心,于是进城打工,土地就转包给别人,出租给别人,或者是入股,他收入增加了,进城去打工了。宅基地归他了,有了房租收入。因为有了财产性的收入,所以收入就高了。这个情况应该说是很值得庆祝的,因为多年以来农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产,没有财产性收入。

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土地确权要重新丈量土地,发现土地多出了20%。我们前文也分析过这20%的增加是怎么来的。那假定全国都开展了土地确权,可能中国土地会多出20%左右,甚至还更多。我们在甘肃、内蒙古考察,他们说这里当年承包的时候,坏地三亩顶一亩,他们差别大,这就是土地确权。

土地确权了,家庭农场在这个基础上建起来了,每一个家庭农场就是一个小微企业,重在经营。农民的积极性是不可低估的,会把家庭农场搞好,将来种田不用愁。浙江的经验看得很清楚,三种人是将来中国农业的主要生产力:第一,家庭农场主,他们受过培训。第二,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一组织就不一样了。第三,民营企业带技术下乡,带资本下乡。改造土壤,把沙地改成良田,沙退人进。所以中国的情况,农田不愁没人种,土地确权后,会有这种情况的。

收入分配:初次分配更重要

这是中国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一再说,改革的重点应当放在初次分配,不要把二次分配作为重点。二次分配也重要,但是初次分配更重要。

一、农民必须有产权,有产权才有积极性,才有财产性收入。

二、受雇方跟雇用方必须有对等的谈判。今天中国初次分配不行,因为出来打工的农民是单个的,城里的人也是单个的。而雇用他们的是大企业,农民出来打工,城里人出来打工,都是弱者。而雇他们的大企业是强势方,谈判地位是不平等的。而工资水平制定由强者说了算,这就是初次分配的问题。这种问题西方国家也有,但它有工会组织。工会组织替弱者说话,这样力量就强了。在中国,没有这种情况。所以要改,如果这个不改,始终是强者和弱者处在不平等的地位上。

三、农民出售自己的蔬菜、水果,牧民出售奶制品和牛羊肉。他们也是弱势方,采购商是强势方,有定价权。在西方国家有农会,或者叫农民协会,以及力量强的联社,中国也需要农民专业合作社或者联社组织,这样才能抗衡采购商。

四、教育制度要改革。中国的人均教育经费城乡不平等。农民的义务教育、校舍比城里差,师资比城里的弱,设备也不如城里,农民接受义务教育的学习质量差。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就是职业世袭制。农民工的孩子还是农民工,他的孙子将来也可能还是农民工。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收入初次分配就有问题。教育体制要改革,要加大农村的教育经费。好学校办在城里,农村的孩子到城里来,学校免费提供学习环境,这样就可以解决。

二次分配也重要,但是二次分配的重要性在于社会保障体制,城乡一体化,这是二次分配最重要的地方。

中央文件说"适当的时候推出遗产税",从长远来说是可以的,但不容易。实行遗产税的第一条,就是要建立完善的家庭财产登记制度,这需要准备相当长的时间。中国跟西方国家不一样,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已经200年了,它那些大家族已经传了很久,它的董事长、总经理,很多年纪很大,甚至有七八十岁的。中国不一样,中国老人没什么钱,计划经济下生活了一辈子。中国的管理者40多岁、50岁的也有,他不知道死了会收多少税,如果他知道这个消息后,转移了财产怎么办?因为很多地方是不收遗产税的。香港原来收,后来就取消了。税率多少?门槛多少?都必须研究得清清楚楚。

而且这当中有可能造成两个恶果:一个是资本外流;二是人生前不投资了,就挥霍、浪费。这样都不利于经济。中国需要培育中产阶级,要把分配结构做成橄榄形的,两头小、中间大。中产阶级不是根据收入水平定的,根据多年经验,中产阶级有三个条件:第一是有稳定的职业,稳定的收入;第二要有一定的知识水平;第三是要有一定的道德情操。这样的话,中国更多的中等收入比重,在全国人口中就会越来越多。

城镇化: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

城镇化就是要改变城乡二元体制,这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改革之一。主要的问题在于农民的市民化,农民市民化实际上就是让农民和他的家属都融入城镇社会。中国的国情是地少人多,如果中国要做到农民和他的家属融入城镇社会,现在的城市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现在这种城乡二元体制形成于1958年的户籍制度改革。当时户口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两种,农民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为不能离开农村的人。改革开放之后,尽管城乡二元体制放松了,但是没有改变。现在出问题了,上海的问题表现得比较明显,因为上海从农民工进城以后,它的骨干工人全是农民工,原来20多岁的农民工,现在都已经40多岁了,成为上海各工厂的技术骨干,但他们的身份还是农民,他们的孩子不能够在公立学校上学,医疗保障等也跟城里人不一样。

上海遇到的问题是,浙江各个市县工业也发展起来了,急需骨干工人,就到上海挖。上海农民工到浙江来,给城市户口,这就吸引了骨干工人向浙江转移,上海开始紧张。因为这批人一走,上海靠骨干工人的农民工支撑的制造业优势丧失了。所以上海加快了农民市民化,采取了积分制,千方百计将这些人留在上海。但若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骨干工人迟早还是要流失,农民融入城镇社会是一个大问题。

另有一个问题值得考虑,中国的城市能容纳多少人?实际上我们的城镇化率只有30%多。假定中国将来城镇化率达到80%左右,20年或者30年以后,中国的人口可能达15亿多。80%意味着有12亿人住在城里。现在,按照常住人口来计算,51%的城镇化率,城镇居住人口是6亿多,还要增加五六亿人进城。

这些人进城之后城里会成为什么样?有那么多的土地盖房子吗?有那么多供人们使用的城市设施吗?城市容纳不下的话,那么生活质量就会大幅下降。

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如前文所述,中国国情的城镇化等于"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三部分所组成。老城区就是现在的城区,重在改造。城里造成污染的企业要往外迁,城里棚户区拆迁,贫民窟式的街道房子要拆迁,这样的话让老城区改造成为适合人居住的居住区、商业区、服务区,这就是老城区的任务。

新城区在远郊,或者是一些镇的周围,主要是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物流园区,它是城市发展自己支柱产业的地方,是新兴产业的落脚地。新城区最大的特点是工业进园区,好处一是节约能源,各种设施都可以充分利用;二是污染源集中,便于治理;三是企业聚在一起,交流机会多,商业机会也多;四是政府可以加强服务。

但是"老城区+新城区",容纳仍然有限,所以中国的特色就是"新社区"。新社区的出发点就是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很多地方已经搞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将居民的村子给迁移一下,盖上楼房,节约地出来。这样一来,就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将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起点,把它建设成为新社区。

新社区有五个方面需要做工作:第一,园林化;第二,要走循环经济的道路,包括垃圾回收和利用、清洁生产、污染清理等;第三,公共服务到位;第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第五,建立社区的管委会,以代替现在的村委会。

新社区是城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免人过多地涌入老城区、新城区,现在全国正在推广,叫"就地城镇化"。这对中国来说,对世界的城镇化历史是伟大的创造。

城镇化过程中,最需要解决几个问题。首先是让孩子能够融入城镇社会,和城镇的孩子们一样进公立学校,或者是进比较好的学校,这是农民的希望。其次是看病。再次是养老。所有这些,都需要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解决。

城镇化过程中,也有两个问题需要研究。第一个问题,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城市建设经费从哪儿来?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现在遇到两大困难,一是土地财政路已经走到尽头了,再也没有地可卖了;二是要进行城镇化,地方债务问题不能再无止境地增加。无止境地增加只会造成将来更大的泡沫,城市也会破产的,美国汽车制造中心底特律现在已经财政破产了。

中国经济学界讨论发现,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模式可供中国参考。

澳大利亚、新西兰是城镇化比较晚的发达国家,因为美国、西欧的发展都在20世纪初就已经初具城镇化的规模,但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城镇的发展主要是在"二战"之后。

它们的方式是以城市为主体,发行公共建设投资基金券。公共建设投资基金券以具体项目为主,比如说城镇发展需要自来水厂,需要增设一个发电厂,要建立地下交通干线、修地铁,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全部公开,这些基金券的利息比银行存款利息高、比国库券收益高,购买之后不仅仅有利息,将来如果好的话还可以分红,这就有吸引力。年年有新增的项目,有新发的公共投资基金券,资金就不断地进来。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连廉租房都是采用这样的形式。这样的建设方式,可供中国参考。

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的城镇化一定要将新社区放在里面。社会主义新农村已经是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了,已经改成社区了,前面就不要加"农村",这就是城镇。原农村居民迁到这里去,不应感到跟城市有隔阂。

我们在湖北调查,发现农民即使迁到老城区、新城区,还是融入不到社会,特别是一些老人都不愿意去,因为不熟悉周围人。"就近城镇化",新社区就是城镇的一部分,户口市民化,周围也都是熟人,老人也感觉到生活有乐趣了。

中国的城镇化,实际上是造城运动,就是将原来的农村改成新农村,然后改成新社区,再一部分改成新城镇,造城镇是中国城镇化的主要路径。

城镇化还有一个难题,就是怎样让城镇居民有房子可住。现在的政策是不行的。第一,现在城市土地招标只能抬高地价,不断地出现新"地王",土地成本高了,房子将来的价钱就一定高。应当采用政府采购的方式来建房,就是在同等技术标准、质量的情况下,谁报价最低就采购谁的。一块地先有人大、政协代表参与定出最合理的价格,在上面要建设什么样标准的房子先公布,看谁报价最低。每一个企业就会考虑怎样降低成本,而不能够像现在这样,土地价格越炒越高。

而且,房地产政策应当是不限购,只限转卖。所有这些,都应该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予以解决。此外,给穷人住的房子,不应该建得很远,应该就近建。楼可以高一些,但是要方便群众,城市住房问题才能解决。新社区发展起来之后,新社区就是城镇,这样的话新城镇将来也会发展起来。

国资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国有资本最大的问题是配置不当,应向该发展的新兴产业进行大量的国有资本投入,不重要的或者是市场可以解决的、民营企业可以解决的,资有资本退出来,以实现国有资产的最优配置。

另一个层次是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国有企业应当成为自主经营的国有企业,控股问题由法人治理结构定了之后,它控股多少,相应的董事参与制定。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尽量避免一家独大,这样董事会就不是一个声音、一个面孔,就会有争论,而争论有利于效率提高。

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企业,中国的面貌就会改变。国有企业都是独立自主的企业,由法人治理结构来管理,这样中国的改革就会有进一步发展的希望。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看到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应当是竞争对手,同时也是合作伙伴。没有民营企业,光靠国有企业,不可能一枝独秀,"国进民退""国退民进",这些都不是我们的政策目标,我们的政策目标是双赢,双赢对国企、民营都一样,这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点,在国际市场上,将来国内市场也一样,不分哪一个产品是中国国企的产品,哪一个产品是中国民营企业的产品,都是中国产品,都是中国制造,都是中国品牌。这样的话,国企、民企最后达到共赢的格局。

民企转型:首在产权意识

民营企业当前需要转型。第一,要有产权意识。产权意识对民营企业非常重要,要知道保护自己的产权,要知道民营企业靠产权清晰为主,如果你的产权糊里糊涂的,甚至你当初成立的时候,以各种当时的惯例、情况建成的企业,结果产权始终是不清的,未来就会产生隐患。产权清楚,才能保护自己的产权。民营企业在转型中,首先就是要产权清晰,产权要界定清楚。民营企业规模大的,同样应该健全法人治理结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各得其所、各在其位。家族制在企业成立之初起过作用,因为家长往往是一个能人,家长具有凝聚力,但是这个时间不会太长,一旦企业走向正规之后,就应该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其中最大的问题也涉及接班人的问题。趋势上讲,亲属可以有股份,但不一定要选为接班人。接班人要有能力,能够保证企业按照法律法规来经营、来发展。

民营企业要重视自主创新,要重视产业升级。比如说产品设计、原材料的自主选择权、节能减排、节约原材料、营销方式等都可以有新的变化,还有管理的创新。任何企业都不要忘记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问题。

在这个方面,中国的民营企业转型要做到两点,第一,除了注意生产之外,还要注意营销,要注意产后的服务。只有生产、营销、产前产后服务做得更好,企业才有钱赚。第二是要抱团。在危机之后我们常说抱团过冬,这是对的,大家要抱团互助,资金的融通方面可以想办法内部协调。

但是现在出现了两个例子,这就是抱团走出去。一个例子是在西欧,中国企业家抱团出去,单个一家企业到冰岛去,人家不要,结果失败了。现在抱团了,好几十家企业一块去,准备投资,同意就全部留下,不要其中一家,就统统都走。第二个例子,中国汽车行业正在谈判,准备进入美国的底特律市场。底特律破产,财政负担很重,但是它有很好的厂房设备,还有一支很强的工程师队伍、设计师队伍。中国的汽车行业准备接管,把它们的设备、厂房全部买下来,把这里开发成中国汽车研发中心,那些工程师、设计师能够起作用的,可以恢复工作就地就业。

中国民营企业抱团出去,这是非常有用的,都是属于民营企业的转型。要破除传统的小业主意识,小业主意识有害于中国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

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可避免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银行2007年报告中提出来的。报告说,拉丁美洲如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等国家,东南亚的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在中等收入的道路上前进时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

世界银行这个观点对吗?这是似是而非的观点,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说明这个问题。真正的陷阱在任何收入阶段都会有,而全世界最普遍的是低收入陷阱,很多国家人均GDP在1000美元,顶多2000美元上下就徘徊不前了。很多国家长期都在最贫穷国家之列。

过了中等收入陷阱,难道从此就一帆风顺了吗?不可能。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希腊,高收入一样也会有陷阱。再如日本,人均GDP到4万美元时就长期停滞不前。

世界银行提出的这几个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存在着发展的制度陷阱。这些国家在前期发展的时候就应该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如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当时拉丁美洲国家都是大地产制度,当初应该解决而因害怕没有解决,越到后来越难动,这就充分证明了改革阻力越拖就越大,拖的时间越长就越难改。

第二是社会危机陷阱。土地问题没有解决,贫富差距就难以解决。拉美国家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提出过办法,但是都不能得到大家的支持,因为大地主对无论哪一种方案都不同意,结果社会处于绝望的状态,就出现了"极左"派,他们提出将大地主的土地全部没收,这样一来就受到政府的镇压,但是他们还是提这样的口号,结果社会就乱了,地下组织、"极左"派等什么派都有,没有精力来发展经济,社会危机陷阱就此形成。

第三是技术陷阱。这些国家也知道技术不突破、不创新,没有办法使经济进一步发展,可是人才都外流了,拉丁美洲国家派到美国学习的,后来自己考取美国、英国大学的专家也不回来了。而且他们对于资本市场认识也不足,本来这些国家资本就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而且老百姓的观念是旧的,仍然将房地产看作是第一财产,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里去了,技术创新谁都不感兴趣,也没有人搞了,这样就造成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不但要防止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即使今后进入高收入阶段,也要防止出现停滞状态。中国现在的改革,包括土地的确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城镇化,还有国有企业改革、民营企业转型,都表明了中国完全可以避免陷入这种陷阱,包括今后进入高收入阶段,也可以避免。

《华盛顿邮报》2010年9月份登了一篇很长的通讯报道,用了一个很吸引人的标题,叫"美国究竟应该害怕中国什么?"。文章说,害怕的不是中国GDP的增长,认为中国GDP的增长不必担心。文章从中关村谈起,中关村有一些咖啡店,其中一个咖啡店在北京大学南面不远。这个咖啡店有几十张桌子,每天都挤满了人,每张桌子都有三五个人在那儿喝咖啡,这些人是名牌大学的博士、博士后、年轻教员,还有就是科研单位的一些年轻研究人员,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家,他们在那里喝咖啡,谈的是创意、创新、创业、专利这些东西。这让记者想起30年前比尔·盖茨跟乔布斯都是大学城咖啡店的座上客,中国这些力量不可阻挡。文章登出不久,德国《镜报》记者也发表文章,说在中国有这种咖啡店的不只是北京中关村,上海、西安都有,广东也有,只是没有被我们发现而已。这些代表了中国的希望,我们需要一个创新时代。创新的动力在广大年轻人中间。

《华盛顿邮报》给我们的启示,是说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改革都要逐步将民间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民间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进入创新的高潮、创业的高潮,这就是中国真正的希望所在。"

 

 

原创文章,作者:西风,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dushuzhi.com/archives/10208.html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