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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先生的《黄面志》和比亚斯莱

读书志 — Mon, 14 May 2012 06:42:28 +0000

一郁达夫先生和《黄面志》
英国十九世纪末的有名文艺刊物《黄面志》，它的美术编辑就是当时英国有名的世纪末画家比亚斯莱。早年的我国新文艺爱好者能够有机会知道这个刊物和王尔德、比亚斯莱等人，乃是由于郁达夫先生的一篇介绍。这篇介绍文是刊在《创造周报》上的。自从他的这篇介绍文发表后，当时的新文艺爱好者才知道外国有这样的一个文艺刊物和这样的一些诗人、小说家和画家。
这一批作家、诗人和画家是以王尔德和比亚斯莱等人为首的。他们的作品所表现的就是这种多方面的逃避、挣扎和嘲弄，并非单纯是“醇酒妇人”式的颓废。若是如此，王尔德就不会入狱了。他虽然以“男色”案获罪，但这正是当时英国上流社会的流行嗜好。只是别人做了不说，他却又做又说，十分招摇，而且还敢向这些人嘲弄，这一来自然就惹祸了。现在已经有许多有关的新史料发现，显示当时有些人怎样一定要使王尔德“身败名裂”才肯罢手。
然而就由于首先使我们知道了《黄面志》，郁达夫先生就至今仍被人说成是浪漫颓废派作家。其实这至多只能说是他的生活和作品的一面是如此，有一个时期是如此，不能说是全面如此的。他一直是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表示了不满和愤慨。他的早期作品，所表现的就已经是如此。
他的介绍被接受了，而且发生了影响。可是，却使他自己从此被后人称为浪漫颓废派作家。这真是当时满怀愤世嫉俗的年轻的达夫先生所意料不到的。
（顺便说明一下：当郁达夫先生介绍《黄面志》时，事实上这个刊物在英国停刊已久，有关诸人都已经去世，“世纪末”早已成为过去，新世纪也开始了四分之一。他不过是当作英国近代文艺活动的一个面貌来介绍的。我在他的藏书中就从不曾见过有《黄面志》。倒是后来在诗人邵洵美的书架上见过，是近于十八开的方形开本，都是硬面的，据说是他用重价当作珍本书从英国买回来的。）
二比亚斯莱的再流行
这一两年，比亚斯莱的画，忽然又在英国流行了起来。一九六六年英国曾举行过一次他的遗作展览会，规模很大，后来又移到美国纽约去继续展览。最近在一本画报上见到有一篇专文报道这事，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原来今年最新的衣料图案，以及发饰，都流行采用比亚斯莱的风格了。
我年轻时候很喜欢比亚斯莱的画，觉得他的装饰趣味很浓，黑白对照强烈，异怪而又华丽，像是李贺的诗，曾刻意加以模仿，受过不少的称赞，也挨过不少的骂。后来时移世异，更多的别的爱好吸引了我的注意，比亚斯莱就渐渐的被束之高阁了。
想不到英国十九世纪末的这个鬼才的画家，现在竟又流行起来，而且被时装设计家看上了。
十九世纪末的英国，是一个充满了苦闷和颓废的社会，比亚斯莱就是在这种倾向上反映得最敏锐的一个画家。他十九岁就成了轰动伦敦的一个插画家，但是死得更快，活了二十多岁就死了，而且是死于肺病。他的生活，他的病，他的早死，可说同他的作品，同他的时代，都是十分调和的。
令人注意的是，像比亚斯莱这样的画，在抽象画盛极而衰之际的英美艺坛，忽然又开始流行起来，将意味着什么呢？我以为这是一个新的颓废时代的开始，一个已经到了烂熟期的文化行将崩溃的预兆。从抽象艺术的牛角尖退出来以后，茫然若失，惟有暂时向异国趣味和东方趣味方面去求发泄。这正是比亚斯莱的作品忽然又流行起来的原因。
比亚斯莱的作品，虽是病态的，但他的线条和构图，却带有希腊艺术和东方艺术的浓厚影响，对当时伦敦画坛来说，是一种反抗和新的刺激。若是由于他的作品重行流行，能使得英美画坛从乌烟瘴气的疯狂世界中逐渐清醒，从异怪而趋向正常，再回复到现实的怀抱中来，倒未始不是一件好事。
三王尔德与《黄面志》
英国伦敦广播电台周刊《听众》，在读者来函一栏中，有人投书向该刊指出，说最近一期《听众》上所发表的一篇评论英国近代画展的广播辞（指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出版的一期），其中用了一句：“王尔德的《黄面志》”，极不恰当，是完全错了。
投函者指出，王尔德与《黄面志》的同人，虽然都是同时代的，而且有不少彼此都是好朋友，但是亨利·哈尔兰受书店的委托，计划出版《黄面志》时，并未邀王尔德参加。这个刊物上始终未发表过王尔德的作品，也未提起过王尔德的名字。
但是一般文艺爱好者的印象，总以为王尔德与《黄面志》是一起的，其实并非如此。
我年轻的时候，是爱好过王尔德的作品的，也爱好过英国“世纪末”那一批作家的作品的。这可说全是受了郁达夫先生影响。那时大部分的文艺青年都难摆脱这一重罗网。我就一直认为王尔德与《黄面志》同人当然是一起的。直到后来多读了几本书，读了几种不同的王尔德传记、比亚斯莱的传记，以及较详细的叙述英国所谓“世纪末”那个时期的文学史，这才知道事情并不是如此。
现在读了《听众》上那个读者的来函，知道连伦敦广播电台的文艺评论员，连英国人自己直到现在还有弄不清这个问题的，以致说出了“王尔德的《黄面志》”这样的话，我们从前“想当然”的错觉，应该毫不足怪了。
其实，不只《黄面志》同人同王尔德在文艺上的关系很疏淡，就是比亚斯莱同王尔德，彼此在个人的关系上也不很好。
我们知道，比亚斯莱曾给王尔德的剧本《莎乐美》画插画，画得非常精彩，现在已经成为比亚斯莱最有名的一组作品。我们总以为当时一定是王尔德邀请比亚斯莱为他的剧本作插画的，他对于比亚斯莱的这一组插画一定非常称赞，不曾料到事情的真相又完全不是如此。
王尔德的《莎尔美》，原来并不是用英文写的，为了卖弄才艺，是用法文写的。后来由别人译成了英文，这时王尔德在法国，因此，《莎乐美》的英文单行本在伦敦出版时，王尔德本人并不在英国，找比亚斯莱作插画，也是出版家的主意。比亚斯莱的《莎乐美》插画，虽然是他的得意之作，可是后来王尔德见到了，表示不满，认为比亚斯莱歪曲了他的剧本的本意，两人从此就有了芥蒂了。

文/ 叶灵凤

李龙眠的《圣贤图》石刻

读书志 — Mon, 14 May 2012 06:39:36 +0000

　　杭州的孔庙，一向藏有一套很有名的石刻画，那就是相传是依据李龙眠的画稿勒石的《圣贤图》。画的是孔子和他的七十二弟子的画像。
　　李龙眠本以白描著名，他的传世的《离骚九歌图》、《罗汉图》，都是白描的。虽然未必是他的真笔，至少也应该有一点根据。这一辑《圣贤图》也是如此。连孔子在内一共画了七十三个人，除了孔子是坐在坐墩之外，其余七十二弟子都是面向夫子立着；完全没有其他背景，采用长卷的构图方式，达到了每一个人物都能显著突出的效果。
　　关于孔子和弟子们的画像，较古的有汉武梁祠画像石上所刻的，也刻足了七十二人，不过都是侧面的，类似剪影，着重装饰效果，并非正式的画像。此外，是木刻的《圣贤图像》一类的版画，很少有精彩的，有的还显然受了李龙眠的这一辑《圣贤图》的影响。
　　这七十三幅画像，是分别刻在十五块石头上的，是在南宋绍兴二十六年（公元一一五六年）所刻。因为是在南宋时期，所以画像后面还有秦桧的题记；直到明朝才被人铲除。关于这一辑圣贤像刻石的经过，明人吴讷在画像后面所加的题记说得很清楚。他是经手将石刻从乱石荒草之中整理出来的，而且原来的秦桧题记也是由他铲除的，因此，他的题记对于这一批石刻的历史很有重要关系。他说：
　　“右宣圣及七十二弟子赞，宋高宗制并书，其像则李龙眠麐所画也。高宗南渡，建行宫于杭，绍兴十四年正月，始即岳飞第作太学，三月临幸，首制先圣赞，后自颜渊而下，亦撰辞以致褒崇之意。二十六年十二月，刻石于学，附以太师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史秦桧记。桧之言有曰，孔圣以儒道设教，弟子皆无邪杂背违于儒道者。今缙绅之习或未纯乎儒求，颇驰狙诈权谲之说以侥幸于功。其意盖为当时言恢复者发也。呜呼，靖康之祸，二帝蒙尘，汴都沦覆，当时臣子正宜枕薪尝胆，以图恢复，而桧力主和，攘拆众谋，尽指一时忠义之言为狙诈权谲之论，先儒朱熹谓其倡邪说以误国，挟虏势以要君，其罪上通于天，万死不足以赎者是也。昔龟山杨先生时尝建议罢王安石孔庙配享，识者韪之。讷一介书生，幸际圣明，备员风纪，兹于仁和县学得观石刻，见桧之记尚与图赞并存，因命磨去其文，庶使邪口之说，奸秽之名，不得厕于圣贤图像之后。然念流传已久，谨用备识，俾后览者得有所考云。宣德二年岁在丁未秋七月朔，巡按浙江监察御史海虞吴讷识。”
　　这一共刻了七十三人画像的十五块石刻，每一块大小相等，长一三五厘米，高四十三点五厘米，所刻的人物却多寡不一。最末一块因为有秦桧的题记，只刻了一人。第一块有宋高宗的几句序言，因此只刻了孔子、颜回、闵子骞三人，其余几块刻了五人或六人不等。
　　前几年人民美术出版社曾将这一批石刻影印出版，书前还有黄涌泉的一篇序言，对于石刻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状况，介绍得很详细。
　　这十五块石刻，历经沧桑，到了现在，只存十四块，原来编号的第十块已经遗失。余下的十四块，有八块还是完整的，其余有的断成两截，有的只残存一块碎片而已。
　　不过，这次人民美术出版社用来影印的拓本，乃是旧拓，七十三人的画像是完整的。后面的秦桧题记已经磨去，改刻了吴讷的新题记，可知这拓本乃是明宣德以后的，若是能有秦桧题记未磨的拓本，一定会更完整。
　　由于这是根据画稿上石，并非特地为石刻而画的，因此人物的衣褶线条都很柔软，保存了李龙眠的白描特征，不似汉画像石上的人物，刻得那么刚劲有力。这是因为汉画像刻石的那些底稿，是专为石刻而作的，所以利用石材来表现构图的特点。《圣贤图》则是依据普通画稿刻成，因此要竭力保存白描画法的特征了。
　　自唐以后，石刻的趋向都是这样：只是绘画的再现，不再像汉魏六朝的石刻那样。它们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并不是别人绘画作品的再现。
　　以《圣贤图》中的孔子画像来说，李龙眠所画的孔子像，是很有特色而且有一种敦厚仁爱的个性的，不像一般常见的相传出于吴道子之笔的《夫子行教像》那么苍老严峻。这幅孔子坐像，看来倒有点像敦煌壁画中的《维摩问疾图》上的维摩居士。
　　七十二弟子的画像，显然都是参考了各人的行迹才下笔的。以子路的那幅画像为例，别的弟子都是宽袍大袖，子路则是短髭如戟，两袖高卷，露出了双臂作拔剑姿势，颇有点像是达文西在《最后晚餐》壁画上所画的彼得画像。因为这两个弟子同样都是勇士。
　　这一辑《圣贤图》石刻，无论是不是李龙眠的作品，都是值得宝贵的。

文/叶灵凤

顾恺之画的《列女传》

读书志 — Tue, 01 May 2012 00:54:08 +0000

　　最近从集古斋买回了一部有顾恺之作插图的《列女传》。这是道光期间扬州阮氏刊本，是根据南宋余氏刊本重刻的，通称《摹刊宋本列女传》。
　　这样的书，在早几十年是很容易买的，而且价钱不贵。我也有过一部，随手送给了一位木刻家。这几年忽然想再买回一部放在手边看看，这才知道已经不是随手可得，而且书价已经贵了几倍。好容易耐心的等了许多，直到最近才有机会得到一部。虽然价钱不便宜，但是书品很好，并且想到以后只有更贵更不易得，也就心满意足了。
　　这部《列女传》的插图，是不是顾恺之所画，自然大有问题。然而在今日看来，一部南宋所刻的附有插图的书籍，而且刻得如此精细，无论是不是顾氏所绘，都值得我们重视。
　　阮氏所据以重刻的底本，现在早已下落不明了，我们现在能有机会约略见到顾恺之所作《列女传图》的面目，能有机会见到南宋人所刊的附有顾氏插图的《列女传》面目，可说就全靠了阮氏的这一部重刻本。
　　南宋原本是有名的建安余氏刊本，除了每页上半截是图，下半截是文字以外，目录也刻得特别精细，并且附加了一些装饰。从现代书籍装帧的水准看来，这书在当时不仅是精刻本，而且可以说是豪华版。在流传下来的附有插图的宋本书中，这可以说得上是刻得精美的一部。
　　这些优点，在阮氏的重刻本中都被保留了下来，因为重刻本是“全摹宋式，丝毫不改”的。因此在“去古日远”的今日，即使是从前在京沪一带古书店里随手可得的这部道光年间的重刊本，它的自身也有了值得重视的价值了。
　　这些插图，说是顾氏原作，当然不大可靠，而且也没有根据。不过，正如重刊者阮福在序文里所说的那样，这是唐宋人根据顾氏所画的《列女传》图卷，辗转临摹而来，则是可以相信的。
　　原图的构图和人物服饰、房屋器具等等，都画得十分古拙。这正是我一向喜欢这部书的原因。因此即使不是顾恺之的作品，我们当作是宋人所作的书籍插绘，也值得赞赏。何况，到了今天，这部道光年间的重刊宋本书，也自有它本身的价值了。
　　满清中叶的许多徽派图版，都刻得流于纤细，我不大喜欢。这部《列女传》由于是依据宋版仿刻的，插图和字体都保存了宋版的原样。这才在清代乾嘉年间的刊本图籍之中，成为具有特色的一部。

作者:叶灵凤

读方信孺《南海百咏》

读书志 — Fri, 13 Apr 2012 06:43:18 +0000

　　宋人方信孺的《南海百咏》，一册不分卷，初刻于元大德年间，刻本流传甚少，仅赖抄本传世。清初厉鹗作《宋诗纪事》，吴任臣作《十国春秋》，都不见引用这书，可知自明末以来，曾见此书者已少。因此乾隆修纂四库全书，对于方氏这书也未著录。直到光绪八年（壬午年），广州学海堂才据抄本重为刊刻行世。可是现在说来，这也已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近年旧籍日少，就是学海堂的重刻本，也可遇而不可求。我久想读一读这书，一直没有机会。直到前几年，承一位朋友的好意，给我从北京的中国书店找到了一部，并且还连带的找到了一部清人樊昆吾的《南海百咏续编》，这才使我能够得偿宿愿。
　　学海堂重刻的《南海百咏》，注明所据的底本是《甘泉江氏所藏影抄元本》。前有蒲田叶孝锡的序言，这是原刻本的序言。卷末有两跋，则是抄本收藏者校勘的跋语：一是清康熙己亥艾亭金卓的，另一是道光元年嘉应吴兰修的。两篇跋语对于本书抄本流传和原作者的生平事迹，都有所考述。
　　康熙己亥金氏一跋云：
　　“《南海百咏》，大德间镂版行世后，未有重梓之者。余家向有抄本，承讹踵谬，不无鲁鱼帝虎之失，恨不能一一订正之。今春苕贾钱仲先携一册至，点画精楷，装潢郑重，卷端有印章曰绛云楼钱氏，乃知为虞山家藏善本也。借观三日而校勘之。功毕，因命学徒重为缮写，珍诸箧笥。视向之承讹踵谬者，相去远矣。灯下对酒，展转欣然，因速浮大白而为之跋，时康熙己亥岁长至前三日，艾亭金卓识于城东书塾之碧云红树轩。”
　　金氏用钱牧斋的抄本，校勘过的这个抄本，后来大概就归甘泉江氏所藏。后面道光元年吴兰修一跋，只说“余从江郑堂先生假得抄本，爰为校正，并稽其事迹，书于卷末云”，不提到金氏，可知这个抄本这时早已易主了。
　　方信孺是福建人，可是一直在广东做官，这才有机会写成这部《南海百咏》。他在《宋史》有传，吴兰修的跋语引《宋史·方信孺本传》云，“信孺字孚若，兴化军人，以父崧卿荫补番禺尉..是集乃其尉番禺时咏古之作，每题各疏缘始，时有考证，如辨任嚣城非子城，卢循故居非刘王廪，石门非韩千秋覆军处，皆足以正《岭表异录》、《番禺杂志》诸书之失，不仅以韵藻称也。”
　　方氏的这一百首南海咏古诗，都是七绝，每一首诗题下都随有解题和考证。在今天读来，这些注解可说比诗的本身更令人感到兴趣，也更有参考价值。明清以来的有关广东名胜古迹的著作，总要引用本书作根据，可见他的影响之大。
　　这一百首咏古诗，有许多首是关于南汉刘氏在广州留下的遗迹。这对宋人来说，自然是最感兴趣的题材；就是在现在来说，广州现存的富于历史趣味的古迹，除了赵陀的以外，仍要数到南汉刘氏留下的最多，也最富于传说和趣味。
　　除了赵陀和南汉的古迹以外。《南海百咏》所咏的，便是有关仙人和寺观的古迹，就是有些以自然风景为对象的，事实上仍是与仙人或宗教有关。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广州别名五羊城，“五羊”就是一个与仙人有关的传说；同时广州又是禅宗六祖慧能削发的地方，佛教遗迹特别多，也是理所当然的。
　　《南海百咏》所咏的，不只是广州一地的古迹。除了南海、番禺之外，遍及新会、东莞、肇庆各县。如黄巢矶、清远峡、广庆寺等，都在清远县。资福寺、罗汉阁，有苏东坡所施的佛舍利，在东莞县。凤凰台、会仙观在增城。龙窟、金牛山、仙涌山在新会。媚川都在东莞县。
　　“媚川都”是南汉刘氏采珠的地点，又称珠池，其地就是今日香港新界的大埔。因为宋时未置新安县，这一带都是在东莞县辖境内的。方信孺的咏媚川都诗，有注云：
　　“伪刘采珠之地也，隶役凡二千人，每采珠，溺而死者靡日不有。所获既充府库，复以饰殿宇。潘公美克平之后，于煨炉中得所余玳瑁珍珠以进。太祖曾于黄山持视宰相，且言采珠危苦之状。开宝五年诏废媚川都，选其少壮者为静江军，老弱者听其自便，至今东莞县濒海处往往犹有遗珠。”
　　方氏咏媚川都诗云：“莽莽愁云吊媚川，蚌胎光彩夜连天；幽灵水底犹相泣，恨不生逢开宝年。”
　　我在前面曾说过，现在读《南海百咏》，诗注比诗的本身更令人感到兴趣，“媚川都”就是一例。方氏的这首七绝实在没有什么意思，可是我们读了原注，知道媚川都的地点系在当时东莞县濒海。再查阅《东莞新安县志》，知道其地就在今日香港新界境内，那就令人特别感到兴趣，而且想到近年更有人拟在大埔设置人工养珠场，那就更加不胜今昔之感了。
　　唐宋以来，广州已是对外贸易的口岸，方氏所咏的“番塔”、“蕃人冢”、“波罗蜜果”，都是当年来广州贸易的外国商人所留下的遗迹。“番塔”就是今日的光塔，方氏说，“每岁五六月，夷人率以五鼓登其绝顶，叫佛号以祈风信。”
　　方氏在这里所说的“夷人”，其实都是阿拉伯人，他们都是伊斯兰教教徒，光塔是教中长老每早登塔召唤早祷的地点。至于“蕃人冢”，俗称“回回冢”，其实也是当时侨居广州的伊斯兰教教徒的墓地。
　　●《南海百咏续编》
　　《南海百咏续编》四卷，沈阳樊昆吾著，是继方信孺的《南海百咏》，仿其体例写成的一部咏事诗。初刻于满清道光年，书前有当时广东名士张维屏、黄培芳的序言。
　　著《南海百咏》的方信孺是福建莆田人，著这部《南海百咏续编》的樊昆吾又是东北沈阳人。这两部关于岭南古迹名胜的纪事诗，都出于外乡人之手，倒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樊氏的诗，分成四卷八类，每一卷两类，第一卷名迹、遗构。第二卷佛寺、道观。第三卷神庙、祠宇。第四卷冢墓、水泉。他的诗也是七绝，注解和考证较方氏的《南海百咏》详细，并且并不重复，这是可取之处，又由于成书于道光末年，已入我国近代史范围，有些地方读起来，就倍感亲切了。
　　卷一咏《黄木湾》诗，原解题云：
　　“黄木湾在郡东波罗江口，即韩昌黎南海神庙碑所称扶胥之口，黄木之湾是也。土语讹为黄埔，为省河要津，近为夷人停泊所矣。”
　　他指出黄埔即黄木，这是很难能可贵的。原诗云：
　　“黄木湾头寄画桡，高荷大芋接团蕉；怪他蟹舍春风紧，莺粟花开分外娇。”
　　莺粟花即鸦片。由于作者写这首诗时，已在鸦片战争以后，所以慨乎言之。他在诗后的小注里说：
　　“阿芙蓉即莺粟浆和砒石而成者也，夷人持以流毒中原，其祸至烈。圣天子仁育万物，欲挽浇风，起而禁之，诚转移之大机。而奸商狃于肥己，多方挠乱。大司马莆田林公，竭尽忠诚，卒之鲜济。兹则斩山为屋，架树成村，百弊丛生，阿芙蓉之毒不止遍布东南已也。”
　　黄木湾就是有名的南海神庙所在地。南海神庙的波罗树铜鼓等遗物，已见于方氏的《南海百咏》，所以他在这里不再重复。但他能考证出黄埔即黄木，又指出鸦片之害，可说是有心。
　　又，卷一所咏的招安亭，在香山县，乃是当时两广总督百龄受降大海盗张保仔、郑一嫂的地点。这是历来谈张保仔掌故的人所未知的。
　　第三卷、第四卷的祠宇和冢墓部门，记载了当时广州的许多名宦的祠堂和坟墓，这些现在大都已拆毁湮没了。凭了他的诗，多少还可以寻出一点遗迹，尤其是耿之信等人的遗闻，他记载的更多。这些遗迹，现在有些还存在，因此，他的诗和诗注都成了有用的参考资料。

文/叶灵凤

张仙槎的《泛槎图》

读书志 — Tue, 10 Apr 2012 16:04:55 +0000

　　我一向很喜欢看张仙槎的《泛槎图》。若是要我举出喜欢这部图集的动机，我想不外有两个特殊的理由。一是作者张仙槎是金陵人，是我的同乡；二是这类纪游的版画图集虽有多种，但是《泛槎图》里面有我家乡的名胜风景，此外又有广东的名胜风景，而且这部图集又是特地拿到广州来刻版的。有这两个特殊理由，可以聊慰乡思，当作梦游，又可以取证眼前景物，因此，这部图籍会时常在我手边把玩了。
　　本来，与《泛槎图》相类的图籍，还有《鸿雪因缘》和《花甲闲谈》。不过，《鸿雪因缘》虽然刻版精细，但是所画景物偏于北方一地，并且富贵气太重。张南山的《花甲闲谈》虽然画了不少广东景物，却又过于简单，内容没有《泛槎图》那么丰富，何况作者又与我有桑梓之谊，所以三种之中我还是最喜欢《泛槎图》。
　　《泛槎图》共有六集，收有各地名胜风景版画一百零三幅，都是张仙槎自己画的。除了他自己的题诗之外，还附有他的朋友和当时名士诗人的题咏。这些题咏也都是根据墨迹钩摹刻版的。所以《泛槎图》是一部版画图籍，同时也是可以玩赏各种书法的一部丛帖。
　　六集《泛槎图》，是分隔十多年，先后几次分别刻成的。第一集《泛槎图》刻于满清嘉庆己卯年（公元一八一九年）；第六集也就是最末一集，刻于道光辛卯年（公元一八三一年），这时张仙槎已经七十岁了。
　　在原刻《泛槎图》第一集的第一页上，有“羊城尚古斋张太占刻”一行题记。在第六集的序文上，也提到“余于丙戌暮春，复至羊城，刻续《泛槎图》第四集。”五集六集虽没有说明，可知这书的大部分图版都是在广州刻成的。
　　原书六集的题名是：第一集《泛槎图》，第二集《续泛槎图》，第三集《续泛槎图三集》，第四集《舣槎图》，第五集《漓江泛槎图》，第六集《续泛槎图六集》。
　　作者名宝，字仙槎。他在《泛槎图》第一集的自序上说：
　　“余少喜作画，癖山水，年二十即弃举子业，游江右楚越间，所过名胜，遍访前人遗迹，以次临摹之..丙寅秋始北上，留滞三载，驱车秦晋韩魏，遂得望恒峦，登太华，上嵩山，绕道金陵，再入都门而返。旋又登泰岱观日出。戊寅初夏，由楚入粤，道经衡阳，登祝融绝顶。五岳既毕，乘兴所至，遂极罗浮焉。计此十余年中，山水奇胜，寓目难忘，因各绘为图，并识小诗于上。一时名公巨卿，谬加奖劝，日积一日，题咏遂多..爱不揣固陋，手自钩勒，付之梓人。..”
　　就成了这部《泛槎图》。
　　《泛槎图》六集，除了有从嘉庆到道光年间陆续刻成的木版原刊本以外，还有光绪年间上海点石斋缩印的石印本。石印本缩得很小，仅及原书开本的四分之一，而且还省略了若干题辞和序。原刊本现在已经不容易买，石印本还不难遇到。在买不到原刊本的时候，能有一部石印本，也可以聊胜于无了。
　　我手上的一部原刻《泛槎图》，便是残本，仅有四册，缺了第二集《续泛槎图》和第五集《漓江泛槎图》。狡狯的书贾，将第六集的书名挖补了，挖去六集的“六”字，改填上“二”字，这样凑成了一二三四共四集，并且在书根上写“一凡四”的字样，使人误信全书仅有四集。其实，这种狡狯的作伪实在是多余的，并不能使原书多卖多少钱。何况遇到像我这样的顾客，即使是一册的残本也会买的，更不用说居然还有四册了。
　　这一部残本的原刊《泛槎图》，我已经买了十多年，至今还不曾有机会再买到一部全的，可见原刊本已经不易买得到。幸亏石印本还不难买，只好靠它来补足这缺陷了。点石斋的石印本印于光绪六年，有一篇跋，说明原刊本在那时已经不易得。石印本的跋云：
　　“《泛槎图》一书，系白门张仙槎先生遨游天下之作，凡名山大川，展齿所经，辄绘以图，题以诗，凿险缒幽，雕章琢句，虽古之图灵光，铭剑壁者不过是焉。图凡百有三，状烟云之变态，备海岳之奇观。抑且王公巨卿，题咏殆遍，真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也。惜枣梨已失，几有广陵散之憾矣。本斋广为搜罗，得原本六集，以泰西照相石印之法，缩成袖珍，合订四册，移繁就简，以大易小，而于笔意之全神，仍不爽丝毫之末。公诸于世，不独卧游者取携甚便，而大著亦足与河山并寿矣。爰赘数语，以志其成云。光绪六年秋八月，点石斋主人敬跋。”
　　一百零三幅《泛槎图》，可以分成三大类。一是南京的名胜古迹；一是广东广西的名胜古迹，这里面包括了一幅澳门，一幅海南岛的五指山；余下的便是其他各地的名胜古迹了。
　　他没有到过甘肃四川云南贵州，也没有到过五台武当和五
　　指山，但他在《泛槎图》的第六集里，画了《昆仑演派》、《峨嵋晴雪》、《点苍暮烟》、《叠翠朝霞》、《五台归云》、《武当梦游》、《五指擎天》七幅画，说明是“曾闻友人话其形势，约略抚其大概，使未了之缘，恍结于尺幅中云尔”。
　　一百零三幅《泛槎图》，其中有二十几幅是描绘南京名胜风景的。计第一集里有三幅，即《秦淮留别》、《石城蚤发》和《燕子风帆》。第四集《舣槎图》，正如顾莼所题的“六朝余韵”四字所表示的那样，全部十八幅所绘的都是六朝名胜，其中如《锺阜穿云》、《雨花遇雨》、《北极登高》、《台城观渔》、《栖霞临碑》、《莫愁评画》几幅，更是最为人熟知的南京名胜。《秦淮留别》、《北极登高》、《台城观渔》可说画得特别好。当年秦淮河画舫笙歌的热闹情形，台城柳色和玄武湖风光，都令人仿佛可见。也许这些家乡的景色，正是我一向最熟悉和梦寐难忘的，因此看起来便觉得特别有趣了。
　　关于广东部分的名胜古迹，第二集《泛槎图》里有《扶胥望海》，这是描写在南海波罗庙前的海景；《罗浮访梅》，这是罗浮山的全景。第三集里的《端州采砚》，事实上还画入了七星岩。《庾岭忆梅》，这是一幅山道行旅图。第六集里有一幅《五指擎天》，画的是海南岛的五指山。张仙槎并不曾到过海南，他在题辞上特别说明这是根据别人所说的情形来画的，用来“补海外游踪所未及”。
　　最有趣的是第三集里的一幅《海珠话别》，和第二集里的《澳门远岛》。《海珠话别》可说是从河南望过来的羊城全景。珠江里不仅画有今日早已没有的“海珠”，左侧还有飘着外国旗帜的十三行商馆。在城墙之内，从右至左，可以辨得出五层楼、花塔和光塔。可见他在结构上是费了一番心血的。另一幅《澳门远岛》也很写实，教堂、山顶上的炮台、海中的多层甲板的外国帆船，表示他当年确是游过澳门的。
　　第三集《泛槎图》里，已经有一幅《独秀探奇》，画的是广西桂林的独秀峰。但是第五集《漓江泛槎》十二幅，所画的全是阳朔桂林的奇景。有《月牙远眺》，有《风洞寻秋》。还有一幅《画山观马》，山壁上现九马之形，或立或卧，呼为“画山九马”。这是我所不知道的广西一处古迹，不知是在什么地方。
　　除了以上举出的之外，《泛槎图》所画的，还包括了五岳、长江和江南各处的名胜。还有北京的一部分，如《帝城春色》和《芦沟晓骑》、《瀛海留春》，描写西山风景的《岫云折桂》之类。再加上西湖、黄鹤楼、膝王阁、兰亭、虎丘、小孤山、扬州虹桥，可说洋洋大观，中国各地的名胜古迹，大都被他画入《泛槎图》中了。
　　这部图籍的缺点，我觉得是除了诸家的题诗之外，张仙槎本人不曾给他所画的这些名胜古迹写下一点考证介绍，或是纪游的文字。

文/叶灵凤

张维屏的《花甲闲谈》

读书志 — Tue, 10 Apr 2012 16:02:43 +0000

　　不久以前在一个书画收藏家的集会上，看到一幅满清嘉道间广东诗人张维屏的画轴，使我想起这人有两件事情可以一说：一是他曾经身经鸦片战争，目睹广州三元里之事，在他的诗集里留下了不少当时的纪事诗；二是他曾刊行过一部《花甲闲谈》，有画有诗，记他的游踪和诗文唱和，是一部很好的版画集。
　　张维屏是广东番禺人，号南山，曾中过举人，是嘉道间广东很活跃的诗人之一。他与林则徐是同时人，林则徐以钦差身份南来广州禁烟时，两人过从颇密。因此，在他的诗集里不仅有林则徐的唱和之作，当时的其他有志之士，如首先上禁烟折的黄爵滋，《海国图志》的作者魏源以及龚定庵等人，与他都有诗文往还。他在道光二十年刊行的《花埭集》，其中有一首“三元里”，写得慷慨激昂。可见他除了风雅吟咏之外，还十分关心国事。这在旧时文人雅士之中是很难得的，令人对他不得不刮目相看了。
　　张维屏晚年住在广州河南花埭的东园，园在大通寺附近，这正是他在道光二十年刊行的诗集取名《花埭集》的原因。他曾有《东园杂诗》数十首，是优游林下讴吟自娱之作，但也忘不了当时目睹鸦片流毒之烈，因此，其中也有一首提及了鸦片。中有句云：“海外芙蓉片，年来毒愈深；管长吹黑土，卮大漏黄金；旧染颓风久，新颁法令森..。”还有一首《吹萧引》，则是咏当时吸烟的和尚的，诗云：“巴菰不毒芙蓉毒，毒蔓引人自相续。玉萧吹暖夜眠迟，日上三竿睡方熟。往时吸食犹避人，近日公然席上珍。老僧无家偏有累，禅室也多烟火气。”
　　《花甲闲谈》刊行于道光十九年，附有图三十二幅，是由南海叶春塘图绘的。他在自序里说：“偶约举生平所历，属叶生春塘绘之，图凡三十有二，略以对语相联，先后本无伦次，旧作可诗图互证者录之，师友篇章亦闲录一二，分为十有六卷，名曰《花甲闲谈》。”
　　《花甲闲谈》刻得还不错，三十二幅图之中，包括了《罗浮览胜》、《珠海唱霞》、《杭寺梵钟》、《扬子风骚》、《黄河晓渡》、《匡庐观瀑》等，纪录了南北名胜风景。在清代所刻的这一类纪游图籍之中，虽然比不上《泛槎图》、《鸿雪因缘》的精细，但已经是很难得的了。这书除了原版的木刻本之外，现在还有缩印的石印本行世。

文/叶灵凤

关于《喜咏轩丛书》

读书志 — Wed, 04 Apr 2012 16:14:41 +0000

　　多年前，曾在冯平山图书馆翻读许地山先生寄存的藏书，内中有一套《喜咏轩丛书》。因为这套丛书里面收了很多图籍版画，很想也买一部。不料这书不仅价钱不便宜，而且不易买得到，访寻多年，一直未能如愿。后来写信给北京的友人提起这事，他们竟十分慷慨，将所藏的甲编一函，慨然见赠。我本来是想托他们到琉璃厂看看，是否有机会可以买一部，这一来，倒使我有一点不安了。
　　《喜咏轩丛书》是武进陶兰泉编印的，印得很考究，一共有甲乙丙丁戊五编，不过不是木版，而是石印的。所收的都是诗词戏曲传奇和图谱，以及附有插图的书籍，如《天工开物》和《授衣广训》等等。对我特别有趣的，是其中所收的陈老莲《离骚图》、萧木尺画的《离骚图经》、焦秉贞画的《耕织图》。还有，刘源的《凌烟阁功臣图》、金古良的《无双谱》，以及张士保的《云台二十八将图像》。
　　许多年以来，整套的《喜咏轩丛书》虽然不曾见过，零本的却见过不少，如丙编的两种《离骚图》，丁编的《凌烟阁功臣图》，《御制耕织图》，康熙《避暑山庄图咏》，戊编的《仙佛奇踪》都先后买到了。
　　由于意外的获得了一函《喜咏轩丛书》甲编，使我期待了几年的一个愿望竟兑现了一部分，同时也有机会将自己的这个愿望仔细检讨了一下，才知道愿望就是愿望，多少是一种任性的表现。只有当它始终是“愿望”时，才会“寤寐以求”，若是一旦实现了，反而会有一种幻灭。
　　我翻开《丛书大辞典》，仔细看了一下五编《喜咏轩丛书》的目录，这才发现除了已有甲编之外，余下的四编，有几种是我已经有了零本，剩下只有一种是我希望能拥有的，其余都不是我想要的了。
　　我想要买的一册，是金古良的《无双谱》。这是比《晚笑堂画传》更早的一部古代人物画像集，是康熙年间刊印的。原刻本现在已不易见到，我只见过一些零碎的。《喜咏轩丛书》本的《无双谱》，虽然只是石印本，但是除了这一种以外，好像没有第二种重印本了。可是我一直没有机会买到过这书，因此要买一套《喜咏轩丛书》，多年以来竟成了我的一种愿望。
　　由于朋友的慷慨，使我有机会检讨了一下自己，至少是将这个近于盲目的愿望加以改正了：我其实是没有要买一整套的《喜咏轩丛书》的必要的，尤其在现在，我要买的不过是其中的那一册《无双谱》而已，然而过去却觉得非要买全套的不可，我这个人在买书方面是多么任性！

文/叶灵凤

朱氏的《金陵古迹图考》

读书志 — Wed, 04 Apr 2012 16:13:31 +0000

　　今人谈南京六朝沿革和古迹名胜的专书，不能不首推朱偰的两种著作：一是《金陵古迹名胜影集》，一是《金陵古迹图考》。两书都是在一九三六年左右出版的，一图一文，图片有三百多幅，文字有二十余万字，相辅而行，互相印证。对于南京残存的古迹名胜，作了实地的调查报告，非常详尽，而且翔实可靠，纠正了前人沿用旧说的许多错误。朱氏并不是金陵人氏，他侨居是地，能够脚踏实地的完成这样的著作，实在难能可贵。
　　前几年听说朱氏仍在继续他的南京一带文物史地调查研究工作。现在的工作条件自然比二三十年前更好了，希望他能有新著作问世，以慰我这个羁旅天涯的游子。
　　在有关家乡的史乘方志一类旧籍不容易到手的海外，能有机会读一遍《金陵古迹图考》，再参阅一下那几百幅摄影，实在如前人所说：“过屠门而大嚼”，聊当一快。不仅能弥补了读不到那些旧籍之恨，同时也足慰游子的乡怀。
　　《金陵古迹名胜影集》，据朱氏自己说，是他前后经历三年的时间，摄影千余幅，再从其中选取了这三百多幅来印成的。他自己在《金陵古迹图考》的“凡例”上说：
　　“著者于民国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三年间，旅居金陵，鸠集同好三人，对于金陵史迹，加以实际调查，从事摄影测量。计调查范围，东至丹阳，西至当涂，南至湖熟，北及浦镇。举凡古代城郭宫阙、陵寝坟墓、玄观梵刹、祠宇桥梁、园林第宅，无不遍览。计摄影所得，有千余幅，精选三百二十幅，另印《金陵古迹名胜影集》问世。惟一图一考，相辅而行，故本书所注图页，皆指《金陵古迹名胜影集》而言也。”
　　我手上所有的朱氏的这两本作品，还是偶然从一家旧书店里买来的。同时买得的，还有《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也是朱氏的著作。此外还有一册张惠言的《明代大报恩寺塔志》。看来这几本书的旧主人，若不是同乡，一定就是同好。不知怎样流落到冷摊上，使我无意得之，可说是难得了。
　　前几年曾回乡一行，想起儿时所住过的老屋，要想去看看，问了一下，连那街名也不再有人知道，使我一时怅然。面对着朱氏的这些图片，不难明白他当时也许是信手得来，可是在三十年后的今天看来，物换星移，每一幅都是可珍贵的了。

文/叶灵凤

座右书

读书志 — Wed, 04 Apr 2012 16:11:20 +0000

一
　　买了几只新的小书架，将其中的一只放在书桌的右首，以便将一些新出版的定期刊物，新买的书籍，以及要用的参考书，一起放在上面，翻阅起来较为方便。
　　这是不折不扣的座右书了。
　　最初放到架上的书，全是那些堆集在桌上地上已久，“无枝可栖”的书。我想，没有书架可放的书，就等于没有家可住的人一样，既然将书买了回来，竟无法给它安排一个安身之处，未免太对不起了。因此有了书架之后，就不管它们是什么书，不论古今中外，一起先堆到书架上再说，使它们先享受一下有一个可以喘息的地方。因此即使《香港的蝴蝶》傍着《意大利的艺术社会史》，《鸦片战争》傍着《拍案惊奇》，我也暂且不去管它。
　　这样过了几天，形势粗定，对于放在座右的那一架的书，我开始着手想加以整理了。想将无用的、已经看过的，或是暂时不想看的书，清理出去，换上一些还没有看过的，自己想看的，以及自己喜欢的书。
　　将一些不想放在手边的书，从书架上清理出去，这工作做起来倒并不怎样困难。如那一套六大本的《迦撒诺伐回忆录》，是根本没有理由要作为“座右书”，放在我的手边的，因此首先被搬了出来。还有一些介绍画家的小册子、美国文学史、良友版的《苏联版画集》。这些本是起初随手从地上搬到架上的，当然没有让它们继续留在我手边的必要，因此一本一本的都给我拿开了。
　　满满一架的书，这样一加甄别，一本又一本的被拿开，几乎剩下一个空书架了。
　　对于这一只空起来的书架，我决定依照自己预定的计划：将一些新买回来准备要读的、以及久已想读一直还未曾读的、还有自己特别喜欢，希望不时可以随手翻翻的书，都拿来填补这些空缺，使它们真正成为我的座右书。
　　这个计划，本来很简单，而且也很合理，哪里知道执行起来，竟一点也不简单。那困难简直有一点像出门旅行之际，要挑选几本书带在手边供旅途消遣那样。这种滋味我是经验过多次的：这一本不适当，那一本又不适当，有的太轻松，有的太严肃，往往对着满屋的书，竟觉得没有一本是适合作旅途阅读之用的，有一次在出门之际，竟为了这一个问题彷徨终夜，还无法决定，最后只好塞了一本又厚又重的毕加索画集在衣箱里。结果到了目的地就赶紧送给了朋友，自己又再到当地的书店里买了几本新书来补充。
　　二
　　将一些常用的参考书和工具书，挑选一些放在手边，这工作做起来还不困难，可是要想将一些想看而未看的书，拿几本来放在手边，以便尽先的利用机会去看，这可不容易了。因为每一本书都是想看的，而其中有不少一“想”就想了十多年，至今仍是想而未看。要想将这样的书挑选几本放在手边，如果不想太麻烦，本来只要随手拿几本就是了，可是一想到应该谁先谁后的问题，那就困难了。
　　一本十年前买而未读的书，和一本昨天刚买回来的新书，我究竟应该先读哪一本书呢？这对我来说，有时竟是一个极不容易决定的问题。
　　结果，首先入选成为我的“座右书”的，却不是这些想读未读的书，也不是刚买回来的新书，而是一些买了多年，甚至读过已久的一批书。这是属于一个专题的：比亚斯莱。
　　我明白自己这选择的动机，不只是喜欢比亚斯莱的作品，而是有一个愿望：一直想给这位世纪末的薄命画家写一篇评传，再挑选几十幅他的杰作，印成很像样的一本画册。我觉得这工作不仅值得做，而且可以做这件工作的人也不太多。因此，我就一向将这件工作看作是自己的心愿，也是自己的责任。可是因循又因循，许多不必做的事情都做了，惟独这一件蓄之已久的愿望，一直还不曾有机会去兑现。
　　我将三本比亚斯莱的传记，两本他的代表作品集，放在书架上最当眼的处所。这动机我自己也是明白的：它们所代表的不只是我的座右书，同时也是我的“座右铭”：用来鞭策我自己，对于有一些搁置已久的工作，也该认真地去进行了。
　　我又随手将都德的《磨坊文札》，果庚的《诺亚诺亚》，也放到了架上。因为它们都是我的伴侣。
　　我检视了一下已经放到架上的书，渐渐的明白了一个事实：我想放在手边的书，全不是那些我不知道、不曾读过的书，而是一些我已经知道、已经读过的书。不是吗？谁都希望能经常同自己在一起的、能在自己身边的，乃是那些最知己的朋友。
　　于是，尽管我的桌上和地上仍堆满了书，可是，可以作为我的“座右书”的书，仍是很有限，因此，这一只小小的书架竟仍有不少空位，而我也仍任它空着，并不想勉强的去加以填满。

文/叶灵凤

乡邦文献

读书志 — Wed, 04 Apr 2012 16:06:56 +0000

　　前些时候，托人到上海去买一部《金陵丛书》，信已经去了很久，至今还没有回复。也许这样整部的地方掌故丛书，只有零本还不难买，要想得一部完整的，怕已经不容易了。
　　近年时时想读一些有关乡邦文献的著作，可是自己手边所有的实在太少，借又无处可借，买又不易买，徒呼奈何。自己虽然备有好多种广东的地方志，可是自己家乡的反而没有。这种可笑的情形，实在不足为外人道。
　　我曾经将手边所有关于家乡的典籍检点一下，重要的简直一部也没有。比较重要的只有一部《白下琐言》，而且是很坏的版本。此外就是《金陵古今图考》、《莫愁湖志》、《灵谷志》、《秣陵集》，寥寥可数的几种而已。没有一部主要的关于家乡的志书。
　　近人的著作总算有了几种，大都是朱偰的，如《金陵名胜古迹图志》、《金陵六朝陵墓考》等等。朱氏对于我们家乡的名胜古迹沿革变迁，可说做了很不少的功夫，但也只有他一人而已，第二个人就举不出了。
　　《白下琐言》的著者是甘熙。我记得我们家里同甘家还有一点亲戚关系，可惜我已经记不起是怎样的关系了。除了甘家以外，还有濮家，都是亲戚，他们都是书香世家。但这些都是祖父手里的事了，只是在孩子时代听见讲起过，已经无法能知道详细。
　　甘氏是有名的津逮楼主人，家中富于藏书。这部《白下琐言》，对于家乡的山水名胜、掌故逸闻，搜罗得很多。尤其难得的是津逮楼就以收藏金陵地方掌故志书著名。后来的《金陵丛书》，就是据甘氏所藏汇刻而成。
　　《白下琐言》所记载的有关家乡沿革掌故的书籍，共有五十多种。不用说，这对我来说，除了两三种以外，几乎全是未曾读过的。如唐人的《建康实录》，宋人的《景定建康志》，元人的《至大金陵新志》，我固然不曾读过，就是有名的明人颜起元的《客座赘语》，周晖的《金陵琐事》，我也至今未曾寓目。我这么不怕人笑我腹俭的写了出来，实在含有一点鞭策自己之意。因为过去对于乡邦文献实在太不注意，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这才有这样的现象。现在想急起直追，可是，要想买一部《金陵丛书》也无处可买，我能有什么有效的方法来弥补自己的无知呢？真只有徒呼奈何了。

文/叶灵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