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读书，就像他一日三餐吃饭，吃与不吃，吃好还是吃孬，实在没有必要拿出来炫耀。东西吃下肚，营养自己的身子，与别人无关。吃得好，精气神好；吃得差，精气神不足。吃，是因为他饿了，需要吃；不吃，是因为他还没有饥饿感，认为自己不需要吃。吃下的东西，别人是看不见的，人家看见的是你平常的气色，而不是你牙缝里卡的、嘴巴上沾的那一点残迹。那些偶尔读了一两本书，学了一两个新名词，便喜欢四处炫耀、唯恐天下人不知的人，是不懂得读书乃人的本能需要，一如人需要吃饭这个道理的。何况，当读书不再成为时尚，你的炫耀又有何意义呢。

古时候，有一人想学道的礼数，就规规矩矩行走在路上，逢人便打躬作揖，跬步不逾绳矩，坚持了一段时间，累了，厌了，问随从：后面还有没有人了？随从回答没有了，他立即恢复常态，率意以趋。另一人，也想学道，路上突然下起暴雨，他随即乱了步子，奔跑向前躲雨，不久又后悔起来：我怎么能这样不顾礼仪呢！于是回到原来的位置，纡徐更步过焉。古人拿这两个故事告诫读书、做学问的人：要切忌虚伪、迂腐。

生活中时常听到这样的言论：书读多了便如何如何。或者：读了书便如何如何。诸如此类。我的观点是：这是读书人的错，不是书的错。读书人要有一颗平常心，把读书看作和吃喝拉撒一样平常。读书的高尚与价值，不在于你读了什么，而在于你从书中吸收了什么、有多少东西化为己有了。吃的是山珍海味，肠胃不好，消化不掉，没有用。吃了大鱼大肉，喝大了酒，又翻江倒海退赔了，不但营养不了身子，还伤身子。真正的读书人，就像有些胖子，用民间的话说：喝水都长肉。

我们的欣喜来自政府

多年来，政府、专家、学者、媒体一直在探讨如何提高国民阅读率，并切实采取了不少行动：每年儿童节前，新闻出版总署推荐百种优秀少儿图书；每年的4月23日，诸多组织推出名家讲座、图书展示等活动；一座座益民书屋，使外地来京务工人员和农民有机会阅读更多的优秀图书……

当我们回望2009年时，发现读书这个话题受到政府前所未有的关注：世界读书日当天，温家宝总理来到商务印书馆和国家图书馆，明确表明自己对读书的 重视，他说：“一个不读书的人、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今年5月，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也提出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4月，中央国家机关 又开始了“强素质，做表率”的读书活动……

引导人们读书，政府责无旁贷。国家领导人的态度和政府机关从自身做起的行动，必将直接影响着公众阅读意识的养成。

我们的悲伤来自逝者

丁聪、任继愈、季羡林、王世襄、杨宪益……对喜爱读书的人来说，今年我们失去了多位偶像。这些可敬的长者，以自己的丰厚业绩，为我们的文化书写了重要的一笔；以自己独特的智慧，照亮了一块土地。

大师已经远走，留下的除了无尽的思念，还有永久地保存在一本本图书中的精神财富：“小丁”先生的漫画，学术巨擘　任继愈　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 史》，国学大师　季羡林　先生的《牛棚杂忆》、大翻译　家杨宪益　先生让古典名著《红楼梦》走向世界、“京城第一玩家”　王世襄　先生的《明式家具珍 赏》……这些经典作品中蕴涵着巨大的文化价值和精神营养，都是我们这个社会不能缺少的，无法用金钱衡量。这一本本凝结大师心血的作品，中国几代人已经享 受，未来还会被几代、十几代甚至更多的人所享用。

在当下这个消费时代，快餐式、娱乐化图书走俏市场，人们愈发地浮躁、焦虑。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更要引导读者阅读经典作品。在阅读经典的同时，一代 代人要记住这些大师的名字，同时，更要继承他们的学识修养，学习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境界。也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化才能继续延续。

我们的信心来自民众

读书人对豆瓣网、光合作用书房、先锋书店、一耽学堂等网站书店组织并不陌生，它们利用自身渠道和优势，以各种形式团结并发展了越来越多的读书爱好 者；曾任苏州市副市长的朱永新、阅读学专家徐雁、“红泥巴读书俱乐部”创始人阿甲、《读库》出版人张立宪、在网上以说书形式推广图书的启航……大家多年来 都在孜孜不倦、不计报酬地为提高大众阅读兴趣作出努力。而从今年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做表率”读书活动反馈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阅读 也有着旺盛的需求。

这一切都给我们信心。阅读需要全民的参与，提高国民阅读的真正力量来自民间。归根到底，阅读是个人行为，是发自每个人内心的需求，只有来自政府和民 间的力量拧在一起，才能真正发挥作用。2009年，我们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自发地加入到阅读推广中来，他们宛如星星之火，在网络上、书店里、社区中点 燃大家的阅读兴趣；他们宛如一只只萤火虫，帮助读者抹去心灵浮尘，照亮前行之路。

作者：赵明宇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出版网/报
本文来源：http://www.chinaxwcb.com/index/2009-12/18/content_185954.htm

　　书能给人以知识，给人以智慧，给人以快乐，给人以希望。但也能给人带来麻烦，带来灾难。在“大革文化命”的年代里，我就以收藏封资修大洋古书籍的罪名挨过批斗。 1976年地震的时候，也有人警告我，我坐拥书城，夜里万一有什么情况，书城将会封锁我的出路。

　　批斗对我已成过眼云烟，那种万一的情况也没有发生，我“死不改悔”，爱书如故，至今藏书已经发展到填满了几间房子。除自己购买以外，赠送的书籍越来越多。我究竟有多少书，自己也说不清楚。比较起来，大概是相当多的。搞抗震加固的一位工人师傅就曾多次对我说：这样多的书，他过去没有见过。学校领导对多额外加以照顾，我如今已经有了几间真正的书窝，那种卧室、书斋、会客室三位一体的情况，那种“初极狭，才通人”的桃花源的情况，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了。

　　有的年轻人看到我的书，瞪大了吃惊的眼睛问我：“这些书你都看过吗？”我坦白承认，我只看过极少极少的一点。“那么，你要这么多书干嘛呢？”这确实是难以回答的问题。我没有研究过藏书心理学，三言两语，我说不清楚。我相信，古今中外爱书如命者也不一定都能说清楚。即使说出原因来，恐怕也是五花八门的吧。

　　真正进行科学研究，我自己的书是远远不够的。也许我搞的这一行有点怪。我还没有发现全国任何图书馆能满足，哪怕是最低限度地满足我的需要。有的题目有时候由于缺书，进行不下去，只好让它搁浅。我抽屉里面就积压着不少这样的搁浅的稿子。我有时候对朋友们开玩笑说：“搞我们这一行，要想有一个满意的图书室简直比搞四化还要难。全国国民收入翻两番的时候，我们也未必真能翻身。”这决非耸人听闻之谈，事实正是这样。同我搞的这一行有类似困难，全国还有不少。这都怪我们过去底子太薄，解放后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但是一时积重难返。我现在只有寄希望于未来，发呼吁于同行。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日积月累，将来总有一天会彻底改变目前情况的。古人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让我们大家都来当种树人吧。
　
季羡林 1985年7月8日晨

　　所谓破烂，有一部分属历史文物，大部分属于研究的参考资料，每次搬家，常把一时用不着的图书杂志捆存起来，置于廊下。因为这些书刊本身都有一定价值，弃之可惜，留之麻烦，时间久了，没有精力和时间去整理，任风吹日晒，总觉得肉烂了在锅里。事物的机遇无常，说不定有一天还要找它，如去年为寻找旧存的《说文解字》，就好不费事。近来要求美化环境，打扫卫生，不能不把捆存的书刊加以清理淘汰，在破烂中见有旧讲义十数册，还是六十年前之物，见之如对敌人，无限感触。都是在北京大学时期的课本，其中有陈寅烙讲的史地，胡适之讲的哲学，钱玄同讲的音韵，章太炎讲的《论语》等，这些旧讲义老课本，现在看来，虽不能视为文物，也足称是孤本，回忆当年各名家的讲习情况，亦有足述者。

　　我是 1926年在沙滩红楼上学念书， 1931年毕业，同时入“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进修。当时北大还是旧制，预科两年，本科四年，预科分为甲乙两班，简称预甲、顶乙，预甲将来入理科，以数理化打基础，预乙将来入文科法科，以国学文学作根底。我读预乙，主要课程有二，一是采取诸子百家的学说编为《国学概论》，一是摘录《文心雕龙》、《文史通义》等书，编为《文论集要》。其他还有诗选、词史等。选修科目有三理，即心理、伦理、论理，后来我入史学系。四年本科，学习文史哲方面的课程，随着教授的专长，进入专题研究的范畴，现在所存的几本旧讲义，均属于专题研究的性质。

　　陈寅恪先生讲的《西北史地》，是典型的专题研究，他论述古代西北民族的发展、迁徙、混同的经过，由地理环境的变迁形成风俗习惯。他特别讲到中国史书上的大夏及大月氏民族与中国的关系，在地理方面涉及到古印度、波斯、越南等地区。陈先生学通中西，他编写讲义的方法，除了引证中国古史外，旁及《西域记》、佛经诸书，对于当代中外学者的研究著述，亦予引证评论。于是，他把古今各方面的说法，加以综合，有同意的赞许，有不同意的批判，他的讲课比较专门精深，非一般初年级学生所能理解接受。

　　陈先生身体很弱，高度近视，秋风一起，便穿着厚重的大马褂，坐着讲书，有时反手在黑板上写几个字。开课时听讲的约三四十人，满满一小屋人，逐渐慢慢地消失，到最后只剩六七个人。其原因，一是他讲话声音很低，后面的人听不见；二是他说话似江西口音，有些人听不懂；三是他所讲的问题窄而深，如所讲大夏、大月氏及突厥、吐鲁番等，广征博引，听起来好像杂乱无章，实则是围绕一个主题，寻根究底，不细心耐心听，是不能理会的。他在清华大学，梁启超先生讲某一问题时，常对学生说你们去问陈先生，可见学者们对他的推重。

　　胡适之先生讲授中国哲学史，他编发的讲义题为《中国中古思想史的提要》，他这份讲义确实是提要，一共三十八页（当时讲义都可订成线装书）分十二讲。他定的中古时代，是从秦始皇到宋真宗，约计一千二百年。他认为中古时代的特色，是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同化，宗教的普遍。在时代上分为两大段，第一阶段是古代思想的混合与演变，第二阶段是佛教思想的侵入。全书十二讲中，前七讲设齐学、道家、儒家。齐学包括阴阳家、神仙家、道家黄老派，多取材于《淮南子》、《吕氏春秋》及《礼记》、《汉书》等，这是他的卓见。谈儒家经常要碰到今文学、古文学的问题，他说“汉朝所出的经传，只有先出后出的次第，并没有两个对立的学派”，并引王国维的说法，“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秦并天下统一文字，于是古文、籀文并废”。

　　他认为此说可信。他在讲学中特别推崇王充，用一个讲章的篇幅介绍，这是胡先生的思想、观点和做学问的根源，王充《论衡》的思想核心，是“疾虚妄”。“论衡者，论之平也”，对于世俗流传书籍，都要“订其真伪，辨其虚实”，学问是证实后的知识，这正是胡先生实验哲学的根本。胡先生常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假设是主观的推测，求证是客观的验证，这是科学的。讲义从第八章起用五讲的篇幅专讲佛教和禅学，过去的学者们谈佛学的很多，真正看过佛经，懂得佛学的很少。胡先生因为讲哲学史，必然要涉及佛学，他曾撰著过《佛教的禅法》及《禅学古史考》等，讲义中采取了日本学者矢吹庆辉的论文及蒋维乔译的《中国佛教史》，引证了中外大量参考书籍才作出佛教在中国的演变。看得出来，胡先生编著的这份讲义，是费了大力气，下了大功夫完成的，是一本杰作。

　　有一年我在北大第三院（在北河沿骑河楼，靠近东华门）听胡先生作报告，两个钟头下来，他穿的羽纱大褂，背全湿透，比之现在有电扇空调等现代化设备，艰苦多了。

　　我毕业后，在国立北平大学文理学院教书，和胡先生做了近邻，他住后门米粮库四号，是一座两层小洋楼，我住二号，每星期天上午顺便到他家拜访请教，总是高朋满座，大都是各学校的教师和各机关的研究人员，客人们随便接谈，有学术上的争论，有文化界的传闻，纯粹是一所毫无顾忌的群言堂。当时的梁任公和胡先生都开门迎宾，贤者胸怀博大，愿意倾听别人的意见。

　　所存讲义中，有一本钱玄同先生的《文字学音篇》。这门功课不大容易学，不是深而是难。所谓训诂之学、语言文字音韵，在过去是热门，凡是搞诗词歌赋的人，先得懂音韵，现在恐怕将沦为绝学了。钱先生的讲义分五章，第一章讲纽与韵，讲双声叠韵。古称发音相同之字为“双声”，收音相同之字为“叠韵”。细究起来，古今字音不同，南北方言各异，后来统一为国音字典，较为简单明了。第二章广韵之纽韵，则是发音，有喉音、舌音、齿音、唇音等，发音又分清浊。第三章反切，即是拼音，如公字、古红切，邦字、博江切，乃古人解决乡音之用。在中古时代，有所谓“齐言”（即山东音）和“楚辞”（即湖南湖北音）之分，语言不通，则以反切文字解达之。第四章三代古音，讲阴声、阳声、入声，而入声最难。第五章注音字母，成为现代读书的工具，讲义从学理上说明。全书常引清人钱大听及其老师章太炎、师兄黄侃（字季刚、太炎大弟子）的说法，在音韵学中，不失为一家之言，现在研究这门课的人，可能太少了。

　　钱先生精力充沛，声音宏亮，说话有点口吃，在讲台上他常说还……还……还（读如孩）有一个字。在教员休息室，其他先生下课后都有点疲倦，静静坐着，抽烟喝茶，他还有余热高谈阔论，声震四壁。他常穿一套学生服，数年之间，我没见他穿过长衫或西服。他离家住在孔德中学，有人说他很怪，独自一人逛公园，不和别人打招呼。

　　大约在1930年前后，北京大学等校迎请章太炎先生北来讲学，我在北大参加听讲，由北京大学出版组用毛边纸大字铅印的讲义，加以句读，讲题是《广论语骈枝》。时先生已六十多岁，每次出台穿着长袍马褂，由四五个人陪同，其中一人手持长城牌香烟一筒，但先生讲书时，从未抽烟。长方形的大教室，坐满听众，均系当时北京大专院校教师，先生年老，声音不大，坐在中排后排的即听不见，先生余杭乡音，即在前排亦听不懂，由魏建功当助教，任翻译。先生按《论语》二十篇次序讲述，详略不一，每次约讲一两小时。先生讲经，博大精新，总的精神概念，似与汉宋两代经学家对话商榷。在经书中许多方面因语言文字、制度礼仪，古今不同，不能理解的条款很多，经学家目的就在注释经义，正如韩愈在《师说》中说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先生讲的《乡党篇》最为精辟，原文是“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注谓“受馈之礼，必先尝而谢之，孔子未达其药之故，不敢先尝。”古今学者对这条多表质疑，因为古礼，凡朋友馈赠食物，必先尝后谢，药虽与食物不同，然而朋友送药，总是善意关怀，决不会是毒品，主人似不能说，我不明药性，不敢乱服，只好拜而受之。章先生解释达是打针，引《左传》晋侯故事为证，按《春秋左传》卷二六、成公十年，“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章先生云“达者针也，凡病，有先施针然后可用药者，如《伤寒论》桂枝汤即其一例。孔子病未施针，故不敢尝药，针后自可尝，故仍拜受不辞”。这一下就解释通了。解经是注疏中一大难题，不能附会，不能曲解，必须说通，方能服人。讲义中有两处附太炎弟子钱玄同、吴承仕的案语补充，颇似春秋经传。

　　我有幸赶上听太炎先生讲学，是很难得的机会，这本讲义，散发不广，六十年前的学习课本，现在觉得更应该保存。以上这些讲义内涵，现在看来或已过时，然而学术不能脱离时代，30年代的学术思想，一方面仍继承乾嘉朴学的遗绪，另一方面则受西洋科学的影响，在研究问题和治学观点上，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摆脱了旧的范围，引出了新的认识，逐渐形成了新风气。这儿种讲义，正代表了当时的学派思潮，以科学方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引起学术界极大重视，这是时代的进步带动了学术思想的发展。

　　我在北大时，住理科宿舍“西斋”，在马神庙西口内，离沙滩很近，每天到红楼听课，达六年之久。而今老矣，常过其地，不免伫立徘徊，默计沧桑，上课钟声犹宏亮萦耳，感岁月已逝，愧学业无成，抚摩旧册，缅怀前辈，往迹如烟，曷胜惆怅。 1982年山西人民出版社编辑《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属我撰写自传，传中附打油诗一首，抄录于此，聊作尾声。

　　一别红楼五十秋 狂狷少年已白头
　　学海深渊难探索 文物遗址拟追求
　　喜闻师友谈今古 未将黑白逐时流
　　夕阳残照虽云晚 隐居蜗庐再自修

　　　　1994年2月24日

作者：谢兴尧

终于等到这一天，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兴趣看书了，阅读自然而然就成为“悦读”。

　　悦 购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早就熟识的一句话，同样如实适用于具体的现实中。当然还记得学生时代，如许多人一样囊中羞涩却对书籍抱有天然强烈的向往。流连在简陋的书店内，与书架上心仪已久的书相逢却不能轻易相守。无奈地翻看封底的定价，现在想来便宜得很的价格无疑是当时需要三思而后买的重要因素。因此，那个时期留下的书实在是寥寥无几，除去阅读趣味的改变，主要就是被价格挡在了门外。好在那时有公家图书馆（学校和父母单位）的便利条件以及同学间相互借阅的盛行，再加上还未形成在书上批注的嗜好，大量的名著还是源源不断地汇入到似懂非懂的脑瓜中。工作后尤其是跳槽到目前的单位后，明显改善的经济条件让买书成为一件简单从容的事。近来在同事的热情介绍下，发现单位附近的一个书店出售较为齐全的社科类书籍，极大满足了现在想要了解某些领域发展动态的渴望。虽然也关心书店会员卡打折的折扣，但经常去那里毫不犹豫地掏钱买书已成为轻松快乐的习惯。

　　其实客观经济条件早已具备多年，可真正体会到购书的快乐却不过是今年的事。许是学生时代塞进过多书本的缘故，另外再有年龄和阅历的关系，刚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时，持续好几年拒绝阅读。那时的想法很是清楚明了，就是觉得自己已经在学校里被各种喜欢和不喜欢的书浸泡得太久了，最缺乏的恰恰是社会经验，于是急于摆脱一味沉浸书斋而不谙世事的帽子。前几年注重的多是实践经验，没沉下心进过几次书店，更不用说专心看什么书了。一头扎进现实中，忙着体验新生活：忙于在新旧单位里的患得患失，忙于应接不暇的人际交往。对书籍的印象停留在内容空泛脱离实际上。今年五一假期从娘家回来，接到朋友电话告知体育馆正举行首届特价书展，有相当不错的书在其中。那天阴雨绵绵，这种学生时代钟爱而工作后因影响出行而讨厌的“湿意”天气，突然勾起沉睡已久的温柔记忆：书，是陪伴我多少年成长的老朋友啊！就这样在瞬间醒了。与朋友迅速到达书展地点，心满意足地抱回厚厚一摞有关文学、美术方面的书。不用说，物超所值。《在文学馆听讲座》丛书让我了解到新近的学术动态，嗅到新颖自由的学术空气；苏青小说集穿越时间长河，从张爱玲独特的文字推荐下走到眼前，充分彰显一个聪明女人的才思；《世界名画传世收藏》中精美的画面、专业的点评介绍一圆多年来对美术殿堂的敬仰之情。近年来因主观上对书籍的忽视而留下的精神空白一点点被充实，出乎自己意料地对书籍爆发出强烈的兴趣。我从因熟悉而生出的对工作和生活的倦怠状态中精神起来，重新投身到书籍的怀抱。

　　有几次高高兴兴地从书店买书回来，和朋友眉飞色舞地交流着，常会从购书跳跃联想到买衣：要是买衣服也能如此，总会买到喜欢的就好了!不言而喻，购衣中的遗憾太多了。年龄大起来，对买书倒是个有利因素。因为日渐明确自己的需要，会更加从容自然地挑选到喜欢的书。在个人品味与直觉的引导下，完全自主、自信地收所喜之书入包，整个过程充实而愉快。年龄对购衣的影响可就不同了。即便是对个人的面孔与体型特征了如指掌，却不能保证买得到这种款式、这种色泽还有关键是这种尺码的衣服。那个时候，腿转得累，衣服试得烦，心里又是恼又是急，哪有购买佳作般的乐趣！

　　悦 读

　　与同龄人聊天时，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共鸣点：我们这批人是先通过书籍认识人生与社会，然后才真正体会人生与社会。和生活的年代有关吧？在少年时，生活相当简单封闭，基本上就是在家与学校两点一线之间往返。没有过多让你分散精力的空间，那不是一个张扬个性的年代，没有资讯的四通八达，没有社会观念的光怪陆离，外界平静，我们单纯。于是，名著在我们身上刻下深深的烙印，被书中人物的正直、执着、善良所吸引和感动，我们的理想主义、完美主义也许正是在那时悄悄形成。多年后回头望，才看清原来林黛玉的才情与性情、简爱的独立尊严、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善良博爱等等等等，是那么深那么久地渗入到血液中。这种带有明显理想色彩的书籍的影响，坦白讲其实也带来许多的困惑与烦恼。只因为相信世间应该有那样一种人，有那样一种人生，于是生活中承受了更多受伤害、失望甚至暂时理想破灭的打击；也同样是因为这些先入为主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相对又更加坚强，不甘平庸，总不放弃追求自己梦想的努力。从书中到现实，从现实反观书中，读出的是更深的理解与感悟。

　　有一个时期相当郁闷。为工作、为个人生活。找不到意义所在。朋友多在远方，此种具体问题也不是都能轻易开口就能倾诉的况且也不是都能理解。极其孤独。有一搭无一搭地昏然度日。不期而遇到近年来对我影响极大的一本书：周国平的《守望的距离》，如醍醐灌顶。阅读过程中，每每为星星点点的共鸣处发出“英雄所见略同”的豪迈感慨，也屡屡为其经过人生砺炼与哲学感悟后所凝固下来的精当文字与深刻思想所指引。因为这些文字，我感到温暖；因为这些文字，我模糊看到前进的方向。

　　书读多了，眼界自然打开了。最近颇能体会到比较阅读的乐趣。学习《中国现代文学史》课本，看到鲁迅和周作人章节。当然知道鲁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极其重要，可实在是因为他的文章在中学时期以来的教科书中占据着太多的篇幅，在考试中占据着太多的题分，在宣传中充斥着太多政治上的意义，强烈的逆反心理让我对他是敬而远之，私下甚至是有点“幸灾乐祸”地得知有人提出其过时的看法。而周作人的经历令我困惑：能写出诸多清明文字的文学才子，为何会走上汉奸的道路？教材中自是老套路地简单介绍二位经典的作品并结合历史背景加以点评，没有什么更为丰富的内容。巧的是手边恰巧就有之前买到的一本书：《话说周氏兄弟》。读了才知道，当时无意中选择的这本书实在是误打误撞的一大收获。北大教授钱理群在这本面对学生的讲演录中，阐述了他在鲁迅与周作人研究中的新成果和观点，充分介绍了二人文学和政治主张上的异同并加以精辟分析。书只看到一半，已令我多次拍案叫绝。原来，鲁迅思想中的精华远不止课文中翻来覆去讲到的反封反帝这类虽正确却实在概括得过于正统而且枯燥的结论。这位老人，不再仅仅是插图中不苟言笑忧国忧民的斗士形象。他的深刻，除了针贬时弊的匕首式文字的锋利，更有穿越时空仍有现实意义的深刻见解在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有关国民精神受奴役的论述，他讲：大治时，老百姓是坐稳了当奴隶；天下大乱时，是老百姓不知道该作谁的奴隶。他极其看重精神自由，用自己承认的“偏至”性文字表达着对自由的渴望与精神上自主的追求。而周作人，这个推崇个人与人类文化而忽视中间层国家和民族概念的文人，提出了“儒家的人文主义“。在日本人侵华的国难关头，他从自己的理论出发，原是希望达到日本军国主义、中国老百姓与自己三方共荣的生活状态，他天真地幻想用中国儒家文化来同化曾受中国文化影响至深的日本文化。日本军国主义宣布他为“反动老作家”，中国人视其为汉奸。也会在瞬间萌生出这样的想法：也许这兄弟二人的思想正是一种互补，鲁迅强调个人与国家与民族关系的思想更适合于国家危难时刻（从政治到经济）；而周作人有关个人与人类文化相关联的理论则更适合于和平年代，强调国家民族之间的包容与交流。于是书中的鲁迅周作人就这样立体丰满可近起来。

　　悦 获

　　形容那些掉进书堆里的迂腐读书人，民间有句揶揄话：书呆子。把书读呆了，自然是对脱离现实、僵化教条的讽刺。以现在的年龄、阅历去读书，庆幸经过着从沉迷书中到书外体会继而读书成为生活一部分的历程。明白寻找的不是绝对的精神权威和具体的行动指南，积极地看与思考，以为我所用的态度，每每欣然有所得。

　　从择书的标准和看书的态度分析起来，自己还真是个理性或者实用的人。经历过琼瑶言情小说的情感启蒙教育，至今不会为经历过课上课下被书中主人公的爱情至上所迷恋的成长过程而羞愧。不论现在对这类言情作品如何评价，闲暇时读这种远离人间是非、情感纯粹的小说仍是放松的享受。那该是许多女子对爱情的向往，片刻沉浸在梦中的世界，与有人用狂打电脑游戏或去酒吧买醉是一样的休息方式；继而受到武侠小说的诱惑，在懵懂之间爱上了江湖世界中的性情中人。“千古文人英雄梦”，义薄云天、武功高强、嫉恶如仇的侠客是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梦的延伸与补偿。他敏感孤傲，他叛逆却善良，他洒脱不羁，他淡泊功名，他重情重义，他们是我梦中有血性有个性的男人形象。江湖险恶，大侠却多能惩恶扬善并在盛名之下难能可贵地保持赤子之心。现实无奈，不是所有的真善美都能获得应有的尊重，而这“成人的童话”分明是极大慰藉起伏不定的心灵。此种书岂能舍弃？因为始终持有“学院情结”的影响，一直比较偏爱学者论著。也曾简单片面认定学者文章枯燥有余、脱离现实，但是到了一定年龄、一定心境，才意识到自己的偏见有多深。从小品文写的饶有生趣的周作人，智慧清醒的钱钟书，到现在备受争议的余秋雨，研究哲学、散文却写得极棒的周国平，正在阅读的有“香江第一健笔”之称的张五常，这些学者的文章恰恰是生动而深刻，以沉静下来的笔记录深刻起来的思想。而契合自己兴趣的学术性文章，不论是带有普及意义的文学馆讲座系列丛书，对周氏兄弟思想的探讨，还是对《红楼梦》的新研究，此类书籍不仅具备传统的严谨治学风格，而且语言生动，个性鲜明，是需要认真圈看的读物，读后往往收获颇丰。除去上述三类我所能明确分类的书籍，其他的一概称之为杂书。杂书无疑是来自四面八方不同领域的声音，庞杂而丰富。并不喜欢张爱玲小说的苍凉，书中的扭曲人性令人窒息，却深深被其相当个性化的才华和深刻所折服；萨德的作品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多种非常规关系，读来怪诞、沉重，却是了解其作品惊世骇俗意义及人性复杂性的第一手资料；王朔的《美人赠我蒙汉药》极具颠覆性，对近代文人几乎批个片甲不留，不见得赞同他的观点，却为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开拓了思路。

　　面对这些有缘相逢的书籍，的确是如同结交下不同风格的朋友：有的令人轻松，有的给人启发，有的让人思索，有的成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知音，有的带来全新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个人一生中无法一一体会到的感受，在书中得以展开、延伸、补偿。现在读书，不为寻找“黄金屋”、“颜如玉”，收获的却是更广更大意义上的“功利性”果实：整个人在其中全方位浸润，在自觉的阅读判断中得以丰富、多元、沉静、深刻。生活状态在其中悄然调整，人生意义的火花依旧或明或暗，却会持续在前方闪现。

　　悦购、悦读、悦获，这样愉悦的一条龙读书过程，岂不爱哉？

　　图书馆的走廊有一面是玻璃幕墙，所以走廊里总是沐浴着明媚的阳光，这个走廊的风景不是茂盛的绿色植物，也不是墙上的绘画，而是情侣。在大学里，图书馆是最好的谈情说爱的场所之一，当然成双入对地出没于图书馆、自习室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和果子就是在图书馆认识的，那时候我们都还没有上大学，而是在准备上大学，所以很辛苦，每个周末都在首图的自习室疯狂学习。首图还在国子监，在那条被我认为是北京最具文化底蕴的小街里。阅览室是古色古香的殿堂，在这里读书，读到眼睛渐觉干涩、书上的字开始像小沙一样磨得眼睛很不舒服的时候，我就把视线从书页上移开。放眼望去，阅览室高高的穹顶弥漫着一种紧张而凝重的气氛。窗外一片葱茏,古树浓浓的绿色透入木格子的窗,也带进了老槐树淡淡的芳香。高远而蔚蓝的天空在树叶之间闪动,浓郁的绿与明净的蓝让头脑里所有黯淡的东西都消散了。几声鸟鸣穿透宁静,着实好听。一束阳光穿过空中弥散的微尘射入书架间隙的深处……我喜欢这样静静地坐在首图的阅览室里，一种既充实又闲适的感觉常常让我感到生活已经是无欲无求的美满。而他也是这样，而且也喜欢在看书累的时候四处张望，所以我们相遇了。
　　在记忆中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曾经一起认真地阅读碑文,琢磨辟雍的瓦片上的花纹、建筑格局和代表的等级,还欣赏环绕辟雍的池水里躲在叶子下面乘凉的小鱼。那些砖缝里钻出来的小花,还有房檐上随风摆动的狗尾草都给我的生活带来过许多感动。我们在凹凸不平的青砖上留下足迹，有时坐在青石台阶上谈未来和理想，未来就像五月里的阳光一样明媚。我们不是情侣，却成为心灵上最亲近的朋友。
　　果子是简单但是带着些忧郁的人，就像秋天里天空，是明净的淡淡的蓝色。我一直觉得淡淡的蓝色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颜色，安静但是不单调，深远但是不深沉。和果子一起读书、聊天、看风景，常常使我的内心深处产生出一些甜蜜的感觉。
　　读大学了，他想见我的时候就打电话给我，说：“你周末去首图吗？我好久没去了。”然后我们总是以学习的名义约好在首图见面。看书累了，觉得枯燥的时候,我们就到外面走走，像以前一样。
　　虽然后来这样机会越来越少，我们却都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把图书馆作为生活的一种安慰。去图书馆，也许是为了查资料，也许是为了安静下来享受生活的乐趣，也许仅仅为了回忆往事。图书馆就像剧场、影院、超市一样，成为纷繁复杂的生活中的一个场景，但那里给予我的不是物质上的丰足，而是思考、回忆和遐想的空间。
　　我因此在图书馆里度过了大学生活的很多时光，在那里我感到幸福是很简单的东西，是一本书、一缕阳光、一片绿色、一份平静的心情，或者仅仅是一份甜蜜的回忆。
　　记得首图要搬家之前，果子打电话给我，说：“好久没和你联系了，有空吗？出来坐坐吧。”地点选在雅诗阁下面的星巴克，那里人很少，外面还有一大片绿色的草地，空气里飘着淡淡的咖啡香。果子淡蓝色的忧郁已经变成了男人深邃的气质，就像他喝的黑咖啡。
　　果子突然说：“你知道吗？和你坐在首图里读书、看风景是我生活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那一刻被感动得几乎落下泪来。
摘自北京青年报

    在人生的某一时期，对未来虽很关心，难免要回顾前尘。我们的青年时代，这个可爱的已逝的时代，迫使我们回忆。这确实是严肃而忧郁的一堂课，把两种年龄放在一个人身上对质，一种正在开始，另一种已经结束；一种有待于生活，另一种有待于死亡。把起点与终点，把清晨凉爽的喧哗和傍晚的宁静，把幻想与幻灭放在一起对照比较，并非无益。

    人心好像书页。有它的正面，写着“青春”，有它的背面，写着“智慧”。在这本集子里，正面与背面都可找到。

    书中的真实，被人的超乎事实的偏向有所变更。就是说这本书梦想的多，回忆的少，很少。

    梦想对失败者是许可的；回忆则属于孤独的人。

1865 年10 月于上城屋舍

（沈宝基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