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颇怀疑古人悬梁刺股那种近乎酷刑的读书方式的效果。按理，读书的姿势愈舒适，愈易吸收。在床上半靠半卧，背后垫着软软的枕头，拥着棉被，一面吸烟，一面看书。这时夜阑人静，窗外寂然，一卷在手，宛如与好友促膝谈心，其乐无穷。

　　在床上读书有渎神圣，这是家父一种精神上的洁癖，我至今仍不敢苟同。

　　其实，世上许多辉煌事业都是在床上完成的。据说纪晓岚编纂《四库全书》时，就经常赤着身子在床上挥汗进行。邱吉尔在床上办事的癖性是举世皆知的，他会对人说：他最缜密的思想，最舒适的阅读，和最动人的演讲稿，都是在床上完成的。说不定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对德国作战的作战计划，有些都是他嚼着雪茄，靠在床头拟订的。

　　既然读书讲究趣味，靠在床上读的书大多不免是一些轻松的闲书，也就是没有出息的读书人所看的书。早年禀于家父与老师的教诲，读的都是正经八面的孔盂之学，经国济世的砖头书(非仅指形似砖头的线装书，亦喻其内容之硬)。懂得自修后，我也曾正襟危坐，啃过一些哲史方面的书，但主要兴趣仍在文学。近几年来读的却是一些既闲且杂的书，稗官野史、唐人笔记、名人传记等算是高级读物了;等而下之的有武侠侦探、社会传奇，甚至某些言不及义的明星绯闻、政海搜秘等专门揭人隐私的书。说你也许不信，我唯一拒看的书竟是所谓“纯情派”的文艺小说。通常我都是在看完8 点的电视新闻之后进入书房，除非为了偿必要的诗债文债外，这时多半已宽衣上床，开始我的书中神游，直读到两眼发酸，睡意迷濛时，把书信手一扔，酣然入梦。日久成了习惯，每晚不看两三小时的书是难以成眠的，随看随扔，于是枕头边的书愈积愈多，竟堆成了一个小小的枕边图书馆。

　　《北史·李谥传》所谓：“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北城”，这是何等令人仰慕的气派!仰慕归仰慕，如叫我花钱买一万册一辈子也读不完，摆在架上遭虫咬被尘封的书，我不干。我也经常跑书店，逛书展，每次或多或少总得带几本回来，但绝不买畅销书。大凡广告喧腾，副刊力捧的书，潜意识里就产生一种反感。这类书就像时髦的人，众人竞相追逐，把她摊开一看，发现全身都是假发、假眉、假睫毛、义乳、垫臀，结果花钱受骗，极不甘心，其中尤以翻译的畅销书为然。近年来，我添购的新书大多是文学理论、美学和哲学方面的，或许这正是由于我和这方面较浅薄的缘故。至于当代的文学作品，欣赏一下封面，考察一下印刷与装帧也就满足了，却引不起购买的欲望。老实说，今天我们的作品并不在于缺乏“社会意识”，而在缺乏新鲜感和深度，我们文坛上空弥漫着社会主义与写实风格的扬尘，最后被一个俗字所污染，小说固然俗，连诗也不堪卒读了。因此，我便更有了堕落到沉醉于武侠小说的藉口。

　　我书房中有两个大书架，一个小书架，桌上还有一个活动的书架，专门摆新购的和朋友的赠书。中国文人向有相互赠书的习惯，这不见得是一个好习惯，一般人似乎并不珍惜不花代价而得到的东西。据一位朋友说，别人“敬请指正”的书，他翻都不翻便在书架上一搁。若干年后这类书通常是沦落到旧书摊上，论斤地卖给炸油条的了。对于朋友的赠书，我总以先读为快，而且尽可能记下书中的要点，有时甚至写下几条七分赞赏、三分批评的意见，以便下次与作者见面讨论到这本书时，不致瞠目结舌，尴尬以对。

　　法国散文家蒙田在一篇《论教育》的文章中说，别人的学问和思想，我们必须把它转变为我们自己的，这样读书才有益处。我们好比一个需要火的人到隔壁邻居去借火，但有时候我们在那里看到一堆熊熊的火，便留下来取暖，忘记把火带回去。在床上读闲书就是一种留在邻居家里取暖的行为，既不需博闻强记，也不必融会贯通。譬如看武侠小说，我一向过目便忘，第二天甚至连书中主角的姓名都记不起来。说来这还真是一种了不起的修养功夫，看的时候聚精会神，浑然忘我，看完后随手一扔，脑子里空空荡荡，不留一招半式，就像打完一场篮球，冷水澡一冲，甚么都忘了。看武侠小说最大的好处是松弛情绪，亦如饮酒，有消愁解忧的效果;甚至可以治疗失眠症，对于用脑过度的人尤为有效。据说许多旅美科学家，经常托在台的亲友寄去大批的武侠小说，书架上一头堪的是高深的物理学、生化学、电子工程学方面的书籍;另一头堆的是卧龙生、古龙、司马……等的长篇巨著。他们看武侠事实上等于抽一支烟，喝杯咖啡，对他们的学问和工作毫无影响。有人劝五十岁以上的人多看武侠，少打麻将，不是没有道理的。

　　床上读书最宜于冬夜，门窗紧闭，与世隔绝，面对茫茫宇宙的只是一颗单纯的心，清清爽爽，了无挂碍，有时纵然室外风雨如晦，仍能始终保持一份宁静的心境。我建议，在读闲书之前，最好先读一点点王维，或一点点苏东坡，但千万别读鲁迅，以免破坏胃口。夏天酷热，本不宜夜读，要读势必门窗大开，因而得忍受外界的干扰。我书房的后面是拇指山，山脚有一座小寺，早晚经常随风送来一阵阵和尚念经的噪音。如果传来的是一片清磬梵唱，倒也可以涤人尘虑，但今天的寺庙设备都已现代化了，燃的是日光灯蜡烛，念经则由录音带播出，声音之大，无远弗届，严肃的宗教仪式竟成了社会的公害。有时我被吵得心烦气躁，什么也读不下去，逼得往浴室跑，扭开冷水龙头，劈头劈脸猛冲一阵。

　　我的枕边除了堆积各类书籍杂志之外，还藏有一些不可或缺的什物，包括香烟、打火机、烟灰缸、圆珠笔、笔记本，以及一只装瓜子、花生米、牛肉干之类的小铁盒。床上是我最具个人性的一个独立世界，坐卧随心，伸缩自如，可以一面阅读，一面搔痒、搓脚、抽烟、喝茶、吃零食，可以做各种不足为外人道的事而不怕脸红。在床上抽烟的确不是什么好习惯，吃零嘴也不值得鼓励，但看书看得出神，手便不由自主地抓错了对象，也发生过把香烟蒂往嘴里送的尴尬事。

　　我的床单和被头上点缀有十几个烧的的小黑点，这就是靠在床上抽烟的受灾记录。有一次，读完某杂志一篇骂我朋友的文章后，竟怒不可遏，唰的一声把手中的那本杂志扔得老远，身边的烟灰缸随即翻滚而下，撤了满床的烟灰，来不及抢救，床单已被一枚尚来按熄的烟头烧了一个洞。第二天，当妻整理书房时，看我赖在床边不动，深以为怪，连哄带骗，折腾了半天把我拉起身来，才发现我用臀部压着的地方赫然一个大洞。妻的埋怨加上自己的悔憾，促使我决心戒烟。戒是戒了，但只戒了两个小时，当靠在床上读张拓芜《代马输卒手记》的奇文时，嘴上又一闪一闪地燃着一支长寿。

　　作者:洛夫(1928～)诗人、翻译家，原名莫洛夫。湖南衡阳人。毕业于淡江大学，历任联络官、英文秘书、东吴大学讲师、杂志编辑等职。主要作品有《一朵午荷》、《无岸之河》、《魔歌》等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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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高的书架下

无觅

　　“书非借不能读也”，这是袁牧的一句经验之谈。

　　一般来说，借来的书，迟早总得还人，“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见之矣”，所以，借来的书总是挤时间抢先读完。相反，自己花钱买来的书，插进书橱之后，心想早晚总有机会，往往放了很久都不曾读。就像长期住在一个城市的人，总是不如偶然路过的人那样玩遍当地的名胜古迹，及至调动工作了，才突然想起竟有好几处该去的地方未曾去过。

　　我八九岁开始读课外书，大半是小说，而且是大达图书公司出版的廉价剑侠小说和扫叶山房出版的石印本《济公传》之类神怪传奇。穷小子没钱买书，都是求人情认同学那里借来的，除了必须保证按时还书之外，还得干些譬如替书主人写几张大字应付老师之类“义务劳动”以作补偿。姐姐也迷这些书，为了赶时间，我们常因为耽误正事而挨母亲训斥。有一天，路过基督教福音堂，见旁边那间不足十平方的小屋新挂上了文化站之类的招牌，好奇地进去看看。屋里有几份报纸和大约二尺来长的一排书，高兴极了，马上逐本地翻看究竟有哪些可读的书。居然有一本小册子是史沫特莱的《毛泽东自传》，那惊喜不啻于哥伦布在航船上发现前面竟是一块陆地。

　　这里得解释一下。少年时代，我在广西一个小镇度过。那时的广西，在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统治下，不管真也好，假也好，他们比较开明，所以才能让街道文化站居然有一本宣传共产党大人物的书。那时，我当然不懂得共产党同国民党孰优孰劣，但是，蒋介石、毛泽东这些“猛人”的名字我从老师那里听到过。出于好奇，我坐在条凳上读完这本小册子，头一次接触了另外一个新世界。

　　再过几年，考上中学。这间开办了将近二十年的县立中学藏书相当丰富，不仅有鲁迅、巴金、茅盾、邹韬奋，而且还有马克思、托洛斯基、布哈林，让人大开眼界。从此，我向剑侠小说“拜拜”。初中一年级我特别喜欢邹韬奋的《萍踪寄语》;接着就是巴金的《家》、《春》、《秋》;经过老师讲解，我又喜欢上鲁迅和茅盾。按物质生活说，我们(特别像我这样的幼年丧父，全靠母亲做手工养活的穷孩子)比现在的少年苦多了;但是，那时的老师并不必为什么“升学率”伤脑筋。他们上课前认真准备，自修课时绝不让我们松散。除此之外，就是我们的自由天地，喜欢看什么课外书就看什么课外书。寒暑假的作业不算多，除了帮母亲干活和按规定做完作业外，还可以读不少课外书。特别是上了高中之后，图书馆的老师对我们格外优待，每次借书不限一本，假期也同样开放。马克思、布哈林的书，本来放在禁书那格，我们也蒙恩准借回去囫囵吞枣地读过。布哈林四本一套的《唯物史观》，我们委实读不懂，硬着头皮一页一页地啃，另有一番情趣。假如这些书是我的，放在书柜里，我肯定不会读它。——当然，既然读不懂，根本不应该好高鹜远去硬读，这里只是想说“书非借不能读也”的一种乐趣。在这种乐趣中游泳书海更是得益匪浅。

　　离开母校将近半个世纪了，对母校的图书带给我的恩泽，始终念念不忘。

　　前年听说，在“文革”中，这些“封、资、修”都在“革命”声中变成纸浆，心里对这种煮鹤焚琴的罪孽难过了好些天。

　　二、书劫

　　想读书，不能全借，总得买书。于是，除了读书乐之外，还有藏书乐，接着又必有失书苦。

　　读中学时是穷学生，解决生计已经难上加难，虽然仍然千方百计地凑钱买书，老师和报社的编辑(我向他们投稿)也送些，到我中学毕业的时候，存书也就是那么一小摞。考进广州中山大学后，情况有了改变。我是公费生，吃饭不必操心，投稿的命中率也高了。于是，我每月总有一个星期天进城，头一件事情是去报社取稿费，然后直奔文德路旧书店，一间一间地浏览。这些旧书店存书相当丰富，不知什么缘故，刚在新书店出现才几天的书，这里就可以用六七折的价钱买到。30 年代的书，有的是，也不贵，一般的线装书我们也买得起。于是，当1948 年夏天奉命撤退去香港报到时，我已经有一木箱图书了。这些书带不走，也不好托人带回家里，我把它们同别的行李全寄放在一位同学那里。

　　从香港进了游击区后，没书可看简直是一大苦恼。幸好那时在香港有一位同学，因腿脚不便而无法入游击区。临走时，我把几篇稿子放在她那里，她把我写的两篇小说和一篇翻译的童话送去发表了，得了一笔稿费。在彼时彼地，这可是一笔可派多种用场的财富。我要求她把其中一部分买书给我。

　　后来，在一个交通站里发现一大堆过往行人留下的各种书籍，大喜，尽力而背地取走了一些。书多了，行动不便，我把它和一些冬天的衣服寄存在古合江村契娘家里。

　　人要倒霉起来，真是毫无办法。不久，契娘家失窃了，我存在那里的一藤箱东西无影无踪，两件毛衣是母亲给我织的最值钱的财产，对小偷确实有用，也还罢了;书，以及发表了我的作品的杂志报纸，对他有什么用呢?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时我还不晓得，也是这个时候，特务到中山大学进行了一次大洗劫，我寄存在同学那里的全部行李也遭了难。

　　解放后，从零开始，既买丢失了的，也买新出版的，十年功夫，居然又堆满了四个大书架。1961 年调动工作大搬家，忍痛卖掉一批。那时候，广州文德路旧书店仍不少，很有识货的人。他们上门收购，有的按原价收，有的打折扣收;有的当废纸卖，居然卖得百余元。这些书，大都是重复或用不着的，卖掉并不可惜。唯一的错误是，我买回一套新版的《静静的顿河》后，把解放前出版的那套卖掉了。后来发现，新版根本不如旧版，是奉命作过删改的。为这件事，我没少后悔。

　　调到北京后，逛书店更积极了。几年功夫，又是满满的几大书橱。文化大革命一来，这些书都成了“封，资、修”，“大毒草”。大字报一贴，我的“罪状”一公布，老担心哪一天突然来查抄。还好，所在单位比较文明，除了个别人，大部分“牛鬼蛇神”的家恩准免抄。后来全家扫地出门去干校，当然得论斤论两地卖掉一大批书。十分走运的是，蒙某大人物发话，我们仍得以带走心爱的书。我这位“牛鬼”也居然弄走十几箱书，其中包括心爱的“封、资、修”。除了运输途中遗失一箱历史书外，全部安全到达，实在是不幸中之大幸。

　　我们一家家被分别安置在农民家里，我分得的是一位自称曾当过治保主任的农民三间厢房。开始，我们劳动任务很重，军代表还不时地偷偷地从窗外观察屋里的动静，因此，除了四卷宝书外，其余的书都原封不动地捆在箱里。时间长了，到底是积习难返，加上孩子也很需要听故事，我悄悄地打开装中外文学名著的那箱书，把《水浒》和巴尔扎克、果戈理的书拿了些出来，在稀有的节假日中阅读解闷。这一下可糟了，原来我这位房东是出名的三只手。他趁我们全家不在的时候，撬门而入，毫不客气地偷走一大批书，其中包括一套四本百印的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我又惊又怕，不敢声张，苦苦哀求他还书。结果，《金瓶梅》只还了三本，其余的也还了一些，声称全部就是这些。我也不敢再追，自认倒霉，赶紧搬家。直到现在，那套四缺一的《金瓶梅》仍躺在书橱里，作为我遭劫的见证。

　　至于零七八碎被人刘备借荆州弄走的好书，如今想起仍耿耿于怀的，也有不少。太琐碎，不说它了。这种人，让人讨厌，却又无法摆脱。我相信不少读书人都有类似的苦恼。

　　三 、图书馆

　　读中山大学时，我曾选修著名图书馆学专家杜定友教授的图书馆学。杜先生讲课方式很特别。因为选修的才十几人，而且多是师范学院的小姐，杜先生往往让我们到市里他府上听课师母赐以一杯咖啡和一块点心。更让我神往的是，杜先生身兼广州中山图书馆馆长，课间常带我们到不对外开放的书库参观某些奇书。我仍记得的。有一叠上面批有“知道了。钦此”御笔的黄色奏疏，一位英国人研究《诗经》的笔记本。这位英国人把木刻本《诗经》每句一页地贴在略短于八开的中国旧式账本左上角，其余地方全是英文，或注汉音，或作解释。这种治学态度，十分令人神往。

　　中文系学生为什么却选修图书馆学呢?这里头有我的打算：毕业后自谋职业，我的第一志愿是留校当助教，然后攻学术，其次是到报社当记者，狡兔第三窟就是图书馆。我想得很天真：“近官得力，近厨得食”，座镇图书馆，满可饱餐天下奇书。后来这三条路都没走成。但是，我一直对图书馆有深厚的感情。我觉得那里是最温暖、最养人的所在，有如母亲丰满的乳房之于婴儿。

　　曾记得，离开那五分钟便可走完的小镇来到花花世界广州，十几位来考大学的同学租住在豪贤路一间不到二十平方的房里。人挤人，兴趣各异，我哪能找得着一块坐下来看书写字的地方?终于发现，文德路中山图书馆是理想的乐园。每天早上，同一位同学在街边买一块廉价的蒸番薯，边咬边往文德路走。在图书馆门口领一块小竹牌，经过一个庭院，就是阅览室和借书处。

　　人不多，可以自由自在地翻看报纸、杂志，查一查投去的稿子有没有发表;还可以凭小竹牌向管理员借书阅读和做笔记、写文章。为了方便，我下狠心不惜“重资”买回来一支关勒铭自来水笔。今天的年轻人一定以为我在危言耸听，他们哪能知道，在彼时彼地，对于一位穷学生来说，别说美国的派克，上海的关勒铭就已经够奢侈了。1947 年夏，这支笔被扒手偷去。在这以前，我的一些文章，就是用这支笔在中山图书馆里写出来的。

　　发榜后，我不再无家可归，在中山大学有了自己的床和小书桌。文学院图书馆仍然是我留连忘返的所在。我从书架的这头走到那头，几乎逐本逐本地翻查，从中找到我需要的参考书，写出一篇篇可以卖钱买书的文字。

　　对于一个学生来说，没有图书馆几乎等于鱼儿缺乏水。

　　同样，仅仅靠自己的藏书，司马迁写不成《史记》，马克思写不成《资本论》，爱迪生、牛顿、达尔文不可能成为科学家。

　　大概是杜先生讲课时给我留下的记忆吧?图书馆原先只对司马迁这样的官吏开放，老百姓是不得问津的。老子曾经当过周朝的“守藏宝之史”即国立图书馆馆长，管着“百国宝书”，因此，后来成了圣人的孔子也得向他求教。汉代的王充，家穷得无钱买书，又进不了图书馆，只好跑到书店揩油。

　　他的记忆力惊人的好，用这种手段掌握大量知识，写出《论衡》。另外一个途径就是到亲戚家苦读了。宋代有一位杨玠，同藏书万卷的崔家女儿结婚后，经常去丈人家看书，还开玩笑说：“崔家的书给人偷光了，他们都不晓得。”

　　崔家赶紧检查，书并没丢，杨玠拍着肚子说：“书已经藏在这里了!”时势造英雄，似乎古人的记忆力因此被培养得特别好，被称为“行秘书”即活图书馆或“破败书橱”的人有好几位。可惜，我们的这种功能，被近代开办得越来越多的对平民开放的图书馆惯得蜕化掉了。

　　但是，最近我却收到母校一位爱好文学的中学生来信诉苦，说：“我很喜欢读书，特别喜欢读中外古典文学名著，但是，我没法找到!我真羡慕你读中学时能那么走运，读到那么多好书。”读到这里，我心中为之一沉。

　　从秦始皇开始，中国的书，包括国家图书馆和私人的藏书，总共被焚毁过多少次，这恐怕是很难弄清的一笔糊涂账。秦始皇焚了一次，王莽上台下台时焚过一次，汉末战乱中又散失焚毁过一次，南北朝焚过不止一次，安史之乱又遭劫一次，黄巢造反又毁一次，靖康之乱又是一次……可以这样说，农民起义时，往往把烧书当成“革命行动”;皇帝垮台时，又绝望得“反革命”地烧它一次。邓实《国粹丛书·跋》说，“书自秦火以后，大厄凡十有一，而乾隆之时最后最烈。”如此算来， 60 年代发生的“破四旧”，应当属第十二大厄了吧?那位中学生借不到书，重要原因是我这间民国初年开办的母校近十万册藏书，由于它们使人越读越蠢的滔天罪行被焚毁一空了。它当然不是当时唯一被焚的图书馆，甚至根本不够格排上队。想当年，光是北京，国子监里堆满了从“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派”那里抄来的各种图书，废品收购站堆满了八分钱一斤的线装书和精装书，还有害怕被当成罪证而在夜间悄悄扔到北海湖底的成麻袋、成麻袋用外汇从国外买回来的珍贵书刊……多少孤本秘籍从此永远迷失!噩梦醒来后，许多人的头一件事是索取或买回在动乱中被抄被焚的书籍。1977 年春天，我路过广州东山新华书店，那儿排着长得拐弯的队伍，为的是买到一本重印的托尔斯泰《复活》!可是，对于教育经费奇缺，教室已变成危楼的学校来访买回那十万册书无疑比上天揽月更难百倍。这里有几个骇人听闻的数字：湖南省近几年有十二个县级图书馆未曾购进过一本书;新宁县图书馆去年只订了一份《湖南广播电视报》。

　　浙江杭州市辖六区七具一百五十万少年儿童，摊到的读物是各县人均半册，城区人均不足四册。甘肃每个中学生每年只能摊到四册书，小学生则不到半册。去年我到山东、安徽几个区乡文化站看过，不少文化站除了发工资，再也没有能力采购一册书。一方面是废品收购站仍然成吨地收回根本没人看过的崭新的书本——由公款买来按人头分发的“讲座”、“学习材料”，一方面给少年儿童提供读物的图书馆经费奇缺，这个矛盾十分发人深思!

　　不知道是不是同图书越来越金贵、越稀罕有关，一些图书馆也在悄悄地改变它们的职能，似乎它们的首要职责是藏而不是借了。借书，特别是向大图书馆借书，往往成了使人生畏的“捣乱行动”。啊，多让人怀念的中山图书馆!多让人怀念的小竹牌!什么时候，那些门禁越来越森严、手续越来越繁难的图书馆来它个“城门大开”，让书迷们大饱眼福呢?

　　书只能使人聪明。读书越多越蠢的人毕竟只是个别，没有书读的人聪明不起来则是绝对真理。

　　作者:牧惠(1928～2004)杂文家。原名林烦蔡，现名林文山。广东新会人。著有《湖滨拾翠》、《老虎屁股上的苍蝇和苍蝇庇护下的老虎》、《碰壁和碰碰壁》、《歪批〈水浒〉》、《人鬼之间》、《华表的沧桑》、《当代杂文选粹·牧惠之卷》等。

　　书，依我看来：它本身就意味着整个世界。

　　容或有驳诘：书，并未写尽世界呀。

　　不错，我同意;不过，必得提请你注意，世界(包括人类自身)同样也未被彻底认知，恐怕，这一认知过程，会永无止境，永无极限。

　　因之，不妨说，书与世界同寿。书香，是弥漫于这个可爱复可恼的地球上唯一令我迷醉的气息。

　　有一家外国电台，开辟了一个对华广播专栏：书香世界。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主意，说明了这位节目主持人是有头脑的汉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他摸准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脉搏。

　　书香，若加分析，当不应被显示为一个简单的化学方程式，仅仅包括纸张、油墨，乃至装订过程中搀杂进来的某些其他成分。在它的深层，大量蕴涵着的是，无从估量无从把捉的东西——中华民族历代精英永不混灭的血、汗、泪，还有超前的智慧，终极的关怀，东方式的至忧至戚和大彻大悟。

　　前者基本有形，后者断然无迹。

　　正是这无迹可寻的部分，构成了书香的粒子和反粒子。

　　所以，我们才有了所谓的书香门第观念，它标志着一种无与伦比的对精神高贵的追求。

　　这种追求，正是中国的骄傲。

　　可惜，古代、近代和当代，都反复出现过时钟逆行、神智昏乱的时刻，值得自豪的书香竟被抛进了沤粪池。这，确乎是莫大的悲哀和难忘的耻辱。

　　这只能被称之为反文明——反人性的黑色恐怖。

　　在那样的时刻，我们只能闻到焚烧书籍的糊焦味，屠戮写书人和读书人(这二者有时是两种身份，有时却合而为一)的血腥味。

　　于是，又衍生出许许多多关于书，关于写书人和读书人的动人故事，而所有这些故事当中，最富于启示性的只有一个，即：书香，消而不灭，散而复聚。

　　书香毕竟令人神往。

　　像不死之鸟一样，一旦烟火消失，血迹拭净，它又振翼高飞，扑鼻而来了……

　　我乃憬悟，书香，实在是谁也中断不了的神祗之舞啊。而且我发现，自己业已投身于这一神祗之祭典了。我盟誓：我将一直舞下去，合着天籁，合着心跳的节拍舞下去，直到精疲力竭，直到偃卧于书香的氤氲之中，满意地阖上双目。

　　作者:公刘(1927～2003)诗人、散文家。刘仁勇，又名，江西南昌人。著有诗集《在北方》、《仙人掌》、《离离原上草》，散文集《酒的怀念》，诗论集《诗路跋涉》等。

文/黄裳

舒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