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　原载1933 年2 月《申报月刊》第3 卷第2 期

学习问题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重要、最紧迫问题之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学习，就是要把我们的学习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同时代发展和国内国际大局联系起来。

讲演者小传

李洪峰

1950年1月生。十七届中央纪委委员、中央纪委驻文化部纪检组组长、文化部党组成员、文化部直属机关党委书记；中国监察学会副会长；中国国史学会理事会顾问；全国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

主要著作有《论现代领导之道》《和中青年干部谈谈领导能力》《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学习纲要》《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特点》《伟大复兴与战略思维》《廉政论》等。主编有《毛泽东邓小平论党的民主集中制》《毛泽东邓小平论实事求是》等。

广泛开展读书活动，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党要大力加强学习，努力建设学习型政党要求的重要举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借这个机会，我想谈一谈有关读书的三个问题。

一、我们为什么要提倡读书

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地高度重视学习，始终把学习作为一项关系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战略任务来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也开创了中华民族读书学习的新风气。

1、中华民族历来有重视读书学习的优良文化传统。

中华文明、中华文化之所以五千年连绵不断，长盛不衰，一脉相承，一以贯之，中华民族重视读书学习，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原因。

《论语》十六章，第一章就是《学而》，朱熹说，此为书之首篇，故所记多务本之意，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而《学而》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这样的开篇让人感到兴味盎然。

《周易》中有两句纲领性的话，叫做，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呢？《周易》的回答是，君子以懿文德，君子以多识前贤往行，以畜其德。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归根到底，要靠学习。

我 国古代著名政治家、学者，有很多学习故事和论学的名言。据记载，《论衡》的作者王充，家贫买不起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即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 家之言。韩愈的学生记下了他学习的情况，说：“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 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柳宗元曾谈到自己读书的体会，他说，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 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 通以为之文也。欧阳修讲过，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日月两轮天地眼，读书万卷圣贤心。我们应当从古代贤哲的劝学、论学名言中，不断受到鞭策和激 励。

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地高度重视学习，始终把学习作为一项关系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战略任务来抓，而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也开创了中华民族读书学习的新风气。

毛 泽东一生酷爱读书。他读书的目的，先是为了“修学储能”，继之是为了寻求“大本大源”，最后是为了寻找救中国的“主义”。毛泽东读书范围十分广泛，包括马 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书法、报纸杂志、丛书工具书等11大类。有同志介绍，《二十四史》毛泽东读过多遍，《资治 通鉴》毛泽东读过十几遍，《红楼梦》至少读过五遍，《共产党宣言》读过近百遍。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书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历史文化典籍，这是毛泽东认 识中国、了解中国的一部分，也是毛泽东深厚历史文化根底的一部分；二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毛泽东不是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人，但他是中国弄懂弄通马 克思主义特别是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人。没有毛泽东，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学习问题是当代中国面临的最重大、最紧迫问题之一。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国家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国民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必须如实看到，这种提高同时代的进步相比，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相比，差距是很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严重滞后的。

这 些年陆续发生的安全事故和群体性事件，固然有多方面教训，但都可以从国民素质包括领导素质上找到原因，而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来分析，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个方面，文化建设成为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领导干部阅读率和全民阅读率的下降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党的十七大描绘了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我们的国家形象。这种国家形象，归根到底都同国民素质有关，都要依赖国民素质的提高。因此，学习问题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重要、最紧迫问题之一。

3、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学习。

至 于为什么要学习，自古以来有各种各样的回答。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为信仰而读书；“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 颜如玉”，是为功利而读书；葛洪“夫周公上圣，而日读百篇；仲尼天纵,而韦编三绝；墨翟大贤,载文盈车；仲舒命世,不窥园门”，是为学问而读书；陶渊明 “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辄欣然忘食”，是为修养而读书。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也是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是全党全民族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学习，就是要把我们的学习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 伟大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同时代发展和国内国际大局联系起来，为提高国家和民族的素质而读书。

日本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1874年写了一部有名的《劝学篇》，号召日本人民舍身卫国，使日本赶上先进国家。该书对文明的进步充满信心，并力言学问不只是读书和空谈理论，而须与实际生活相结合。这里，我想引用福泽谕吉的一段话。

这 一段话就是：“看到西方创造了比日本好得多的文明状况，就把西方的一切都看作是好的，竭力效仿，而把日本的传统一概抛却，不加辨别，实在是‘东施效颦’。 现在我们正处于混杂纷乱之中，必须把东方和西方的事物仔细比较一下，信其可信，疑其可疑，取其可取，舍其可舍。虽然疑信取舍得宜并非易事，而我辈学者责无 旁贷，不可不以此自勉。我们认为空想不如致学，更须多读报刊，多想事物，平心静气，放开眼界，求真理所在，自然会知何者应信，何者应疑。昨日所信，今日可 能生疑；今日所疑，明日也许消释。一般学者不可不奋勉。”福泽谕吉的话，今天对我们仍然富有启发意义。

任何时代的学习， 都必然带有那个时代的深刻烙印。跟着时代学习，是最好的学习。青年人作为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一部分，应当立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读书的远大 志向。现在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再过三十年，才五六十岁，如果大家勤学苦干三十年，到那时，我们国家的面貌、我们党的面貌、我们这一代人的面貌和下一代人的 面貌，将会发生多么可喜的变化！

二、我们应该读什么书

青年人要不要读一点理论书？回答是肯定的。学习理论才能分清是非、坚定信念，提高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能力，防止和减少工作中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

古今中外许多杰出的政治家、科学家、学者，都是热爱读书的人。

马 克思毕生为革命事业认真学习，他对许多科学领域作过深入研究，甚至在数学这个专门的方面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的学识的渊博是惊人的。保尔·拉法格回忆 说：“马克思的头脑是用多得令人难以相信的历史及自然科学的事实和哲学理论武装起来的——他的头脑就像停在军港里升火待发的一艘军舰，准备一接到通知就开 向任何思想的海洋。”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两句家喻户晓的名言，是明末清初的爱国主义思 想家、著名学者顾炎武提出来的。顾炎武自幼勤学。他6岁启蒙，10岁开始读史书、文学名著。11岁那年，他的祖父要求他读完《资治通鉴》，并告诫说：“现 在有的人图省事，只浏览一下《纲目》之类的书便以为万事皆了了，我认为这是不足取的。”这番话使顾炎武领悟到，读书做学问是件老老实实的事，必须认真忠实 地对待它。顾炎武勤奋治学，采取了“自督读书”的措施：首先，他给自己规定每天必须读完的卷数；其次，他限定自己每天读完后把所读的书抄写一遍。他读完 《资治通鉴》后，一部书就变成了两部书；再次，要求自己每读一本书都要做笔记，写下心得体会。他的一部分读书笔记，后来汇成了著名的《日知录》一书；最 后，他在每年春秋两季，都要温习前半年读过的书籍，边默诵，边请人朗读，发现差异，立刻查对。他规定每天这样温课200页，温习不完，决不休息。

鲁 迅先生读书是极力精深的，同时他又非常强调博览，主张不要对自己的阅读范围作过狭的限制。他年轻时，在规定的功课之外，天文地理，花鸟虫鱼，无一不读。连 《释草小记》《释虫小记》《南方草木状》《广群芳谱》《毛诗草木鸟兽虫疏》《花镜》这样谈花草虫兽的古书，他也在闲时拿来翻看。鲁迅在《读书杂谈》一文中 说过，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科的，偏看看理科书。这样，对于别人、 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他在《致颜黎民》一文中说：“先前的文学青年，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无足轻重，后来做起文章来也胡涂。” 鲁迅博大精深的知识和他的巨大成就，是与他的博览有着直接关系的。

关于读什么书，我的建议是四句话:

第 一句话是，要读一点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青年人要不要读一点理论书？回答是肯定的。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 维。”青年人正处在一生中成长的重要时期。打好理论根底，有助于把世界观、人生观搞对头，有助于把思想方法搞对头，有助于把精神状态搞对头。学习理论才能 分清是非、坚定信念，学习理论才能提高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能力，学习理论才能掌握科学思想方法，防止和减少工作中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党的基本理论是指导 和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要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系统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做到真学、真懂、真 信、真用，做到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我们还应读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著作，加强对科学发展观和新的文化发展理念的学习。要认真理 解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基本要求和根本方法；特别要深刻认识文化的重要战略地位以及“以人为本”对于文化建设的根本意义。

第 二句话是，要读一点历史和文化方面的经典著作。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认为：“阅读所有的优秀名著就像与过去时代那些最高尚的人物进行交谈。而且是一种经过精心 准备的谈话。这些伟人在谈话中向我们展示的不是别的，那都是他们思想中的精华。”古今中外的优秀传统文化书籍，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多读优秀传统文化典 籍，经常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熏陶，可以增强我们的认识和实践能力，不断提高精神境界。

第三句话是，要了解学习各种新知识。 身处于一个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新知识新事物层出不穷，所以我们要注意加强现代知识的扩充，多学习市场经济、现代科技、现代管理、信息网络等多方面的新知 识，不断调整知识结构，完善知识体系，开阔视野，增强本领，全面提高自身素质。

第四句话是，要读一点有助于提高自己业务 能力和工作本领的实用的书。不管学什么专业，无论在哪个具体岗位工作，都要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有针对性地学习掌握本职工作所需的各种 知识，多读与自己本职工作相关的新理论、新知识、新技能、新规则的书，努力使自己成为所从事工作的行家里手。除此之外，还应该把提高科学素养作为自己读书 学习的重要目标，通过读书学习进一步树立科学观念、掌握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不断增加对本职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更好地促进我们工作的进步和自身的发 展。

三、我们应该怎样读书

一个人由于精力所限，不可能什么书都精读，也不可能什么书都通读，有的要看简本，有的要看摘要、听讲座，但有的书一定要精读，比如哲学。

要爱读书，更要善读书。读书易而善读难。这里，简单向大家介绍几位古人的主要读书方法：

—— 朱熹方法。（1）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2）书不 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3）旧学商量加遂密，新知培养转深沉。（4）愈细密，愈广大，愈谨确，愈高明。（5）书宜少看，要极熟。（6）圣贤之 言，须常将来眼头过，口头转，心头运。（7）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8）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以 持养之。（9）读书不可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余。如射箭者，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拽之令满，己力胜得他过。今学者不度自己力量去读书，恐自家对敌他 不过。（10）精神长者，宜广搜博取，精神短者，决不可务多，但以最紧要书涵养性灵可也。

——张之洞方法。（1）读书宜 有门径。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入，事半功倍。或经，或史，或词章，或经济，或天算地舆，经治何经？史治何史？经济是何条？因类以求，各有专 注。（2）读书宜博。无论何种学问，先须多见多闻，再言心得。古书不可不解；有用之书不可不见；专门之书不可不详考贯通。（3）读书勿诿记性不好。（4） 读书不必畏难。一经一史，古集一家，词章一体，经济一门，专精探讨；通鉴古子，观其大略，知其要领。如此为之，不过十年，卓然自立。（5）读书勿诿无书无 暇。真读书者，断无终日正襟危坐，限定读书时刻之事也。（6）读书宜求善本。（7）出门求师。

——梁启超方法。（1）若 问读书方法，我想向诸君上一条陈。这方法是极陈旧的，极笨极麻烦的；然而实在是极必要的。什么方法呢？是抄录或笔记。好记性的人不见得便有智慧；有智慧的 人，比较的倒是记性不甚好。（2）用怀疑精神去发生问题；用耐烦工夫去搜集资料；用冷静头脑去鉴别资料；用致密技术去整理资料；用谦谨的态度去判断问 题。（3）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第一求真。第二求博。第三求通。

——胡适方法。读书的方法，有两个 条件：叫一精，二博。一精。从前有“读书三到”的读书法，实在是很好的；不过觉得“三到”有点不够，应该有“四到”，是眼到、口到、心到、手到。眼到，是 个个字都要认得。书是集字而成的，要是不能认清，就无所谓读书，也不必求学。口到，前人所谓口到，是把一篇能烂熟地背出来。现在虽然没有人提倡背书，但我 们如果遇到诗歌以及有精彩的文章，总要背下来。心到，是要懂得每一句每一字的意思。手到：标点分段、查参考书、做札记。二博，就是什么书都读。所谓“开卷 有益”。为什么要博呢？第一，博是为参考。比如我们要读《诗经》，最好先去看一看北大的《歌谣周刊》，便觉《诗经》容易懂。倘先去研究一点社会学、文字 学、音韵学、考古学等等以后，去看《诗经》，就比前更懂得多了。倘若研究一点文字学、校勘学、伦理学、心理学、数学、光学以后去看墨子，就能全明白了。大 家知道，达尔文研究生物演进的状态的时候，费了三十多年光阴，积了许多材料，但是总想不出一个简单的答案来。偶然读那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便大悟起来 了，了解了那生物演化的原则。所以我们应该多读书，无论什么书都要读，往往一本极平常的书中，埋伏着一个很大的暗示。书读得多，则参考资料多，看一本书， 就有许多暗示从书外来。第二，博是为做人。像旗杆似的孤零零地只有一技之艺的人固然不好，但是什么都能说、然而什么都说不精的人也不好，仿佛是一张纸，看 去虽大，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我们理想中的读书人是又精又博，像金字塔那样，又大、又高、又尖。为学当如埃及塔，要既能博大又能高尖。

关于读书的方法，我这里给大家三点建议：

第 一，坚持广博与精深相结合。鲁迅先生就是一位在读书方法上坚持广博与精深相结合的典范。他提倡博采众家，取其所长，主张在消闲的时候，要“随便翻翻”；提 倡以“泛览”为基础，然后选择自己喜爱的一门或几门，深入地研究下去。一个人由于精力所限，不可能什么书都精读，也不可能什么书都通读，有的要看简本，有 的要看摘要、听讲座，但有的书一定要精读，比如哲学。哲学在人类智慧中是管总的，非下苦功不可。

第二，坚持读书与思考相统一。一部人类认识史，不是一系列真理的堆积，而是真理与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矛盾运动史。

读 书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思考认知的过程。思考是阅读的深化，是认知的必然，是把书读活的关键。如果只是被动读书，不加思考，很难把书中的知识消化吸收 为自己的知识。因此，我们要养成边读书边思考的习惯，开动脑筋，在读书思考中发现和分析问题，并力求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但丁说过：“我在悲痛时想在书中 寻找安慰，结果不仅是慰藉，而且是深深的教诲，就像有人为了寻找银子，竟然发现了金子一样。”但丁讲的，是知识的力量，也是思想的力量。

第 三，坚持读书与实践相促进。读书的目的是指导实践，就是将书中的知识消化吸收、融会贯通、举一反三、灵活运用。因此，读书要和生活、工作相结合，要和认识 世界、探究真理相结合，要和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相结合，要和改造世界、服务社会相结合。兴起于宋代、发展于明末、盛行于晚清的经世致用，是中国古代读书人 追求的最高境界。因此，我们提倡理论联系实际，提倡知行合一，提倡以读书指导实践，以实践促进读书，根本着眼点就在这里，希望大家在读书的过程中不断增强 实践能力，在实践的过程中进一步提高读书学习的水平。

解决实际问题是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自身素质也是理论联系实际，而且 是最大的理论联系实际。提高素质最核心的问题，是要解决好做人问题。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希望共产党员做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 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培养有道德、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季羡林先生在《做人与处世》中说：“一个人 活在世界上，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第二，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第三，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实际 上，这三个关系，也都同怎样做人有关，也需要我们在读书和实践的过程中去体味、去领悟、去认识和处理。解决好做人问题，要坚持立身先立德，努力做到德才兼 备，公道正派，谦虚谨慎，认真负责，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克己奉公，顾全大局。

以上谈到的三个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为什么提倡读书、应该读什么书和怎样读书，中心思想是希望大家读书励志，读书修身，读书增智，读书养德，读书报国，读书做人。让我们大家共同投身于读书活动，通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努力做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

作者：李洪峰 来源：文汇报

    明代白话长篇小说《金瓶梅》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几乎在其出现同时，即被明末著名文学家冯梦龙连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一起称为“四大奇书”。不久，又被清初著名文艺理论家张竹坡称为“第一奇书”。其后的《红楼梦》被认为“深得《金瓶》奥”（庚辰本第十三回脂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更认为“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如此一部伟大的著作，其书却屡遭禁毁，其作者亦直呼不出。多灾多难、可圈可点的《金瓶梅》应该还原其本来面目，应该确定其历史地位，应该得到今人的公正评誉。

    其书

    《水浒传》中有一段西门庆、潘金莲、武大郎与武松的故事。在《水浒传》繁本系统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的第23－26回、七十回本的第22－25回，这段故事是这样描写的：清河县人武松景阳岗打虎成名，被阳谷县知县参做步兵都头，巧遇在此挑卖炊饼的胞兄武大郎。不久，武松奉命去东京公干。武大郎的妻子潘金莲，经茶坊王婆撮合，与破落户财主西门庆勾搭成奸。小贩郓哥发现奸情，告知武大。武大捉奸，却被西门庆打伤。王婆、潘金莲、西门庆索兴合伙药杀武大。武松出差回来，得知哥哥被害，从团头何九叔处探明真相，乃杀嫂祭兄，又在狮子桥下酒楼杀死西门庆，遂去县衙自首。知县与东平府尹哀怜武松是一个仗义的烈汉，仅将其刺配二千里外，而将王婆判了剐刑。

    不料，200年后，这段仅四回数万字的故事被改造演义成一部百万字的大著《金瓶梅》。在《金瓶梅》中，这段故事的性质、因果虽然最终没有改变，《水浒传》中的情节却仅仅变成了《金瓶梅》的依托。《金瓶梅》在武松为兄报仇之前，将潘金莲娶进西门大院，又让武松在寻杀西门庆时误杀了李外传。结果，武松被刺配，而西门庆、潘金莲却依然故我。这一巧妙的腾挪，给《金瓶梅》留下了足够营造辉煌大厦的时空。《水浒传》这一故事的主体部分，仅仅包容在《金瓶梅》第1－6回、8－10回与第87回之中。《金瓶梅》其余91回，全与《水浒传》无涉，而纯系生发创造。

    《金瓶梅》的书名是书中三个女性主要人物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的缩写。其词话本从“景阳岗武松打虎”入手，绣像本与第一奇书本由“西门庆热结十兄弟”写起，但均很快书归正传。略谓北宋山东清河人西门庆，父母早亡，开一生药铺子，略有家资，而游手好闲，与一群“帮闲抹嘴不守本分的人”如应伯爵、常时节、白赉光、花子虚、吴典恩、谢希大等结为十兄弟。原配陈氏，死后遗女名大姐，嫁陈经济，因避祸偕夫回娘家居住。西门庆续娶吴月娘为继室，并收妓女李娇儿、卓二姐为妾。卓不日病死，改娶富商寡妇孟玉楼顶替为三房。接着，又收用陈氏丫环孙雪娥为四房。后与武大郎之妻潘金莲私通，并与拉皮条的王婆一起鸩杀武大，将潘取回府中为五房。再与花子虚之妻李瓶儿勾搭，气死花子虚，亦娶回为六房。卓二姐、孟玉楼、李瓶儿带来大批财宝，西门庆财富剧增。“又得两三场横财，家道营盛”。武松报仇不成，反被刺配孟州，西门庆于是日益放纵。如通潘金莲婢春梅，奸占奴仆之妻宋惠莲、贲四嫂，包占妓女李桂姐、郑爱月，还常与干儿王三官之母林太太迎奸赴会等。不久，李瓶儿怀孕生子官哥。西门庆亦贿赂蔡京当上金吾卫副千户。乃贪赃枉法，求药纵欲。潘金莲与李瓶儿为西门庆最宠爱的侍妾，二人争风吃醋，潘妒李有子优宠，乃训“雪狮子”猫吓死官哥，李亦伤心病逝。一夕，西门庆服用金莲喂服过量春药暴死。树倒猢狲散。金莲、春梅、陈经济因私通被吴月娘逐出，金莲居住王婆家待嫁，被遇赦归来的武松杀死；春梅则被卖与周守备作妾，竟得宠生子，被册为夫人；陈经济流落街头行乞，被春梅以表弟接回府中继续私通。卓二姐复回妓院卖笑，孟玉楼偕资另嫁他人，孙雪娥被家奴来旺（宋惠莲夫）诱拐发卖，为春梅买回为婢，百般折辱，后再卖到妓院，上吊身死。旋金人入侵，周守备阵亡。陈经济与春梅淫乐时，被卫卒张胜杀死。春梅夙通其夫前妻之子，不久亦淫纵暴亡。待金兵攻至清河，吴月娘携遗腹子孝哥逃亡，路遇普静和尚，引至永福寺，以因果现梦化之，孝哥出家，法名明悟。

    《金瓶梅》是一部思想内容丰厚深邃、艺术特色新颖鲜明的作品。兹各举一例，以为佐证。

    如上所述，《金瓶梅》描写了西门庆一家暴发与衰落的过程。这是当时社会（《金瓶梅》以宋喻明）的一个典型家庭。小说创造了西门庆这个商人、恶霸、官僚三位一体的典型。这是中国小说人物画廊中一个空前的崭新的形象。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河浩浩荡荡，流过了将近二千个春秋，到了明代中后期，已是千孔百疮，积重难行。把这样一个社会、这样一种状态形象地描绘出来，是文学艺术作品的历史责任。《金瓶梅》是第一个实践这一历史使命的长篇小说。这种“因一人写及全县”，由“一家”而及“天下国家”（张竹坡《金瓶梅读法》）的写作方法，被鲁迅称为“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中国小说史略》）。《金瓶梅》通过西门大院的兴衰变化，暴露出当年“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第三十回“蔡太师覃恩锡爵，西门庆生子加官”）的政治制度的腐朽，和妻妾相妒、主仆相争的家庭婚姻制度、奴婢制度的罪恶，广阔地展示了那个特定时代的社会风貌，可以说是一部明代中后期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百科全书。

    《金瓶梅》与此前《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的单线发展、板块接承那种结构方式不同，是一种以西门庆为贯照，以潘金莲、李瓶儿、春梅为对应；以西门大院为枢纽，以清河他家、清河以外多家为统系，贯通关联，穿插曲折的网络结构。这是后来的《红楼梦》和近现代小说的经典结构方式。《金瓶梅》是第一部使用这种结构方式并获得相当成功的中国长篇小说。《金瓶梅》写了几百个人物，其有始有终的少说也有几十人，岂不是头绪纷繁，读来模糊吗？小说“劈空撰出金、瓶、梅三个人来，……看其前半部只做金、瓶，后半部只做春梅，前半人家的金、瓶，被他千方百计弄来，后半自己的梅花，却轻轻的被人夺去”（张竹坡《金瓶梅读法》），提纲挈领，纲举目张，非常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这种开合收放的角度看，其第一回是全书的总纲，第五十一回是后半部的关键，布局极为均衡。

    《金瓶梅》以社会基层结构为单元，描写的是西门庆扭曲变态的家庭生活，其重点人物潘金莲又是一个淫妇、妒妇、悍妇三位一体的典型，加上当时朝野猥亵，以风流为谈资，《金瓶梅》难免有一些自然主义的性描写文字。白璧微瑕，今天已经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宽容。但在其流传的三、五百年过程中，不少卫道者急欲焚之而后快，其也被历朝历代列为禁毁书目。

    学术界一般认为《金瓶梅》成书于明嘉靖26年（1547年）至明万历24年（1596年）之间。这一阶段，正是法国的弗朗索瓦·拉伯雷（1495？－1553）创作《巨人传》，西班牙的塞万提斯（1547－1616）创作《堂·吉诃德》，英国的莎士比亚（1564－1616）创作戏剧的时间。塞万提斯、莎士比亚谢世的次年（1617年），传世最早的刊本《新刻金瓶梅词话》梓行。

    难怪有人给《金瓶梅》罩上诸多“第一”的光环：第一部白话长篇小说，第一部个人创作的长篇小说（一部分研究者认为非个人创作而为“集体累积”），第一部网络结构小说，第一部由人物类型化向典型化过渡的小说，第一部最有争议的小说等等。因此，《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说：“《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

    其作者

    万历丁巳（1617年）刻本《金瓶梅词话》开卷就是欣欣子序，欣欣子序第一句话就说“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显然，《金瓶梅》的作者是“兰陵笑笑生”。“兰陵”是郡望，“笑笑生”是作者。所以该序最后一句话是“吾故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

    “笑笑生”只是笔名，究为何人呢？该本欣欣子序后接着有一篇廿公《金瓶梅跋》，廿公跋第一句话说“《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则说是“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就是说，“笑笑生”是明嘉靖间“一巨公”、“大名士”。

    “一巨公”也好，“大名士”也罢，仍无真实姓名。这就为后人留下研讨《金瓶梅》作者的充分余地。《金瓶梅》作者成为《金瓶梅》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迄今已提出六十人之多。其广有影响者为： 

    一、王世贞说。明屠本《山林经济籍》与《万历野获编》最早透露出王世贞作《金瓶梅》的信息。宋起凤撰于康熙12年的《稗说》与清初的《〈玉娇梨〉缘起》均指实为王世贞。其后清人陈陈相因，推波助澜，一时形成非王世贞莫属的舆论。此说20世纪30年代遭到鲁迅、吴晗、郑振铎等人的严重打击。1979年朱星重倡此说，并列举出十条理由：（一）王世贞是“嘉靖间大名士”；（二）他能写小说，另有小说传世；（三）他有能力个人完成宏篇巨制；（四）他有完成大作的足够时间；（五）他是大官僚，所以能写出官场大场面；（六）《金瓶梅》中的地名与王世贞经历相合；（七）他崇信佛道，正是《金瓶梅》所宣扬；（八）他好色醉酒，具有写作《金瓶梅》的情怀；（九）他祖籍山东，又做官山东，具有运用山东方言的条件；（十）他知识面广，能写出《金瓶梅》这样的百科全书。黄霖、徐朔方、赵景深等撰文商榷，此说重又混入诸说林立的迷茫之中。许建平《金学考论》、霍现俊《〈金瓶梅〉发微》再次举起此说大旗，从外证、内证两方面，重新全面予以论证，许建平甚至认为“21世纪《金瓶梅》研究应从王世贞研究作为新的突破口和起点”。

    二、贾三近说。这是20世纪新时期《金瓶梅》作者新人第一说。倡论者为张远芬。其《金瓶梅新证》提出十条证据：（一）兰陵是山东峄县，贾三近是峄县人；（二）他有资格被称为“嘉靖间大名士”；（三）小说的成书年代与贾三近的生活时代正相契合；（四）他是正三品大官，其阅历足可创作《金瓶梅》；（五）小说中有大量峄县、北京、华北方言，贾三近分别在这些地区居住过；（六）小说中有几篇高水平奏章，贾三近正精于此道；（七）小说中有些人物事件类似贾三近；（八）小说多有戏曲描写，贾三近有此生活积累；（九）他曾十年在家闲居，有创作的时间保证；（十）他写过小说。

    三、屠隆说。黄霖首倡。他发表了一组八篇文章，提出七条依据：（一）小说第56回的《哀头巾诗》、《祭头巾文》，出自《开卷一笑》，作者即屠隆；（二）小说有不少浙江方言，与屠隆籍贯相合；（三）他祖籍武进，古称兰陵；（四）他潜心佛道，与小说主旨一致；（五）他以“淫纵”罢官，坚持写作“淫雅杂阵”，其情欲观正是小说的思想倾向；（六）他具备创作《金瓶梅》的生活基础与文学素养；（七）他与刘承禧、王世贞关系密切，此两人均有《金瓶梅》抄本全稿，当为屠隆所赠。

    四、李开先说。此说始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1962年版的一条脚注，是存疑的语气，1979年重印时便把“李开先的可能性较大”一句删除。据说这一条脚注系吴晓铃所加。吴晓铃1982年6月在美国发表《金瓶梅作者新考》讲演时重申此说。徐朔方因为是“集体累积说”的创始人，所以他主张李开先是《金瓶梅》的写定者。徐朔方的根据是：（一）李开先符合《金瓶梅》作者的基本条件，如为山东人，历任京官，创作有戏曲多种，其《词谑》、《诗禅》表明他对市井文学的爱好和修养，乃“嘉靖八子”之一，是名副其实的“嘉靖间大名士”等；（二）《金瓶梅》本身证明了其与李开先关系密切，如第七十回［正宫·端正好］套曲五支，出自李开先《宝剑记》第五十出原文等；（三）《金瓶梅》与《宝剑记》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相似之处。日下翠（日）《金瓶梅作者考证》支持此说，并提出四点新见：（一）李开先的院本集《一笑散》，其命名词意与感觉均与“笑笑生”相似；（二）李开先的生日是八月二十八日，西门庆的生日是七月二十八日；（三）《宝剑记》使替身（侍女锦儿）死去，而主要人物（林冲之妻）继续发展故事，这种手法与《金瓶梅》同出一辙；（四）西门庆形象不统一，具有二重性格，原因是有李开先的“自我投影”。后来卜键觅踪章城，访书南都，发现《李氏族谱》，著成《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一书，从《宝剑记》与《金瓶梅》、李开先与西门庆、清河寓意、兰陵意旨等诸多内证，以及个人素质、作文风格、交游类群等一些资质，集此说为大成。

    五、徐渭说。最早透露这一信息的是明袁中道《游居柿录》。1939年阿瑟·戴维·韦利（英）在英译本《金瓶梅》的导言中首次提出，却闹了一个音近而误、张冠李戴的笑话。不期60年后，潘承玉《金瓶梅新证》却完成了此说剥茧抽丝、瓜熟蒂落般较为全面的论证。该书首先通过对小说中佛、道教描写的分析，把《金瓶梅》的作者定位为“一位生平跨嘉、隆、万三朝，而主要活动在嘉靖朝的人物”。接着“指出小说作者同时又是资料丰赡的戏曲学者、技巧纯熟的戏曲作家、素养全面的画家与擅长应用文写作的幕客”；“作者应该有边关甚或御敌的生活阅历”，“具有较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御敌卫国意识”；“作者有强烈的方言俗语爱好”；“作者必有以上各方言区（按指绍兴、山东、北京、苏州、山西、福建、广东等）的生活经验”；“有著书藏名于谜的爱好”。并通过《〈金瓶梅〉地理原型考》、《〈金瓶梅〉中的绍兴酒及其他绍兴风物》、《〈金瓶梅〉中的绍兴民俗》、《〈金瓶梅〉中的绍兴方言》等考证，“证明小说作者必为绍兴人”。然后逐一论证“徐渭符合《金瓶梅》作者的一切条件”。潘承玉还把小说诸谜如“廿公”、“徐姓官员”、“清河县”、“兰陵”、“笑笑生”等破解为“浙东绍兴府山阴县徐渭”，归结到“绍兴老儒说”。潘承玉还考索了《金瓶梅》的抄本，认为董其昌是流传线索中的中心人物，而陶望龄是传递抄本的关键人物，而“陶望龄手上的《金瓶梅》来自徐渭，而且极可能就是徐渭的原稿”。潘承玉还做有《金瓶梅文本与徐渭文字相关性比较》，“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徐渭文字是徐渭所写，《词话》也是徐渭所写”。他进而论证“绍兴士人与严嵩”、“沈练与严嵩父子”、“徐渭与沈练”，在《缘何泄愤为谁冤》一节中，认为“徐渭因感于乡风并激于沈练的死而写《金瓶梅》，而他握以行文的这支笔，则同时饱蘸了他一生的全部不幸”。严格地说，潘承玉才是徐渭说的创立者。

    六、王稚登说。鲁歌、马征提议。他们提出十三条根据：（一）他最先有《金瓶梅》抄本；（二）他是古称“兰陵”的武进人；（三）他对屠隆不满，因选其《哀头巾诗》、《祭头巾文》入小说，以示讥刺；（四）小说中的诗歌曲与王稚登所辑《吴骚集》相似；（五）王稚登《全德记》中某些内容、用语与《金瓶梅》相似；（六）他的诗文与小说诗文一脉相通；（七）王稚登熟悉小说中的一系列方言；（八）他与小说均有中原正统观；（九）他符合“嘉靖间大名士”；（十）他是王世贞的门客，故以小说为王世贞之父报仇；（十一）小说中王招室一家是王稚登家“豪族”丑类之再现；（十二）小说三次引用他感触深刻的诗句“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十三）小说反映的作者模样正与他的情况若相符节。

    此外还有汤显祖说、冯梦龙说、李先芳说、沈德符说、李渔说、赵南星说、卢楠说、李贽说、冯维敏说、谢榛说、贾梦龙说、薛应旗说、臧晋叔说、金圣叹说、田艺蘅说、王采说、唐寅说、李攀龙说、萧鸣凤说、胡忠说、丁惟宁说等，不一而足。

    尽管《金瓶梅》作者候选人名单越来越长，而且如黄霖关于屠隆说，卜键关于李开先说，鲁歌、马征关于王稚登说，许建平、霍现俊关于王世贞说，潘承玉关于徐渭说等，在当今《金瓶梅》研究成果中可以并称五大说，但平心而论，尚没有一说为学术界所普遍认同。

    问题在于，所有各说皆无直接证据，都是间接推论。譬如，不少人顺着从“兰陵人”中探查“嘉靖间大名士”的路子去寻绎等等。难免新说层出不穷，你既不能足以服人，我为什么不能另立他说呢？不可避免，新说中间标新立异、弄虚作假、东搭西凑、哗众取宠者，时见其例。因此，吴小如《我对〈金瓶梅〉及其研究的几点看法》呼吁：“在一部作品的作者问题无法彻底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应当把气力用在作品的研究分析上，而不宜只在那些一时无法得出结论的牛角尖里兜圈子。”

    但知人论书却是文史研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从小说内证中去寻找作者，只能是一种启引与补证。应当在外证即直接证据上再下功夫。《金瓶梅》在明万历间刻板成书之前，以抄本形式广为流传，目前可知藏有抄本的多至12家，其中拥有全本的即达4家，而且均系当代名流，其蛛丝马迹，一定在晚明笔记丛谈中还有载录。说句笨话，遍翻明代嘉、隆、万年间史料，是不会没有收获的。这工作虽然不必趋之若鹜，但还是需要有人去做的。

    前不久，江苏、浙江不约而同上报有电视连续剧《兰陵笑笑生》的创作计划。江苏该剧的创编，我是策划人与撰稿人之一。我们希望将“兰陵笑笑生”描绘成这样一种形象：出身基层，极具悟性，科举入仕，颇有政绩，于三教九流皆有交接，但官场沉浮，表面上嬉笑怒骂，骨子里忧国忧民，晚年隐居，乃娱以笔墨，独罪财色，遂成《金瓶梅》小说。

    相信21世纪的《金瓶梅》研究，一定能撩开“兰陵笑笑生”的神秘面纱。

（吴敢，1945年3月17日生。原中国《金瓶梅》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研究员。）

　　导视：他曾经是国家文化部的最高长官；也是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50年人生起伏仍笔耕不辍，他从未停止对中国文坛冷暖变换的思考与关注，他是王蒙。多年来的深居简出，王蒙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全国读书日之际，4月25号，在第17届全国书市，人们再次见到了王蒙。作为一个文坛上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作家，王蒙如何看待网络时代的阅读，面对八零后的年轻人，王蒙又将有哪些阅读经验和读书的忠告。

　　全国书市归来，王蒙书市归来，王蒙做客《新闻会客厅》，与现场青年朋友分享读书心得，敬请关注。

王蒙做客会客厅

主持人李小萌

　　李小萌：今天我们就请到作家王蒙先生，欢迎您王蒙先生。您是刚刚从重庆书市回来的。

　　王 蒙：是，昨天回来的。

　　李小萌：据说是最大规模的一次书市，您觉得怎么样？热闹吗？

　　王 蒙：给我的印象，一个是它场地特别大，在重庆的会展中心。再一个就是关心这个书市的人比较多，去的人多，作者里边也特别多，文怀沙、毕淑敏、于丹、周国平、徐昆、李瑞、蒋韵，还有我也记不清名字了，好多人，许嘉璐副委员长也去了。另外他们的市委、市政府特别重视，我觉得不简单是一个书市，实际是一个文化节，读书节。

　　李小萌：除了作家云集之外，您觉得读者多不多？读者的热情怎么样？

　　王 蒙：特别多，里三层、外三层的。

　　李小萌：您在签售的时候是里三层、外三层的吧？

　　王 蒙：是，我是四点钟开始卖书，用我的语言就是我卖书去了，但是两点人家就开始在那儿排上队了。

　　李小萌：是因为您的名气大，还是现在人们对于读书还是很有兴趣的呢？

　　王 蒙：可能因为我那本书写得不错。

　　李小萌：您真不谦虚。

　　王 蒙：我不借这个机会宣传宣传嘛。

　　李小萌：诚实就好。您是从作者的角度来说的，您是书的生产者，同时您读书又是书的消费者，作为生产者您对消费者有什么希望，作为消费者对于生产者有什么要求呢？

　　王 蒙：我想我要是作为一个作者，我最高兴的就是大家都读书，要没人读书，我们连饭碗都混不上了，而且我希望大家读书的时候有一点选择，选择内容好一点的，但是我也不反对为了消遣，为了娱乐、休闲，读点轻松读物，因为我也有时候这样做，这是我作为生产者来说。如果说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有时候有点矛盾，比如我作为消费者，我希望书价越低廉越好，生产者还不能太低廉了，太低廉按百分比给版税。

　　李小萌：它跌了您那两百万怎么办。

　　王 蒙：对，那就没法办了，所以这个是有矛盾的，但是我希望能够有些那些特别经典的，特别重要的书，能够保持一个长销，不管什么样，比如说《李白诗集》，作为一个中国书店，在我的理想中，所有大书店，任何时间任何城市都应该能买得到《李白诗集》，但是现在做不到。

　　李小萌：现在年轻人忙着考学，忙着就业，他在什么时候应该去读读《李白诗集》呢？

　　王 蒙：在最忙的时候应该读一读，可以使他突然精神更上一层楼。

　　李小萌：书到底在生活中应该起什么作用的呢？

　　王 蒙：我觉得书起的作用特别多，多方面的，但是我最喜欢用的一个词，书和生活起一种互证的作用，互证就是互相证明，另外又互相矫正。因为在顾问里这个证明的证和矫正的正实际是一个字，用我的语言说，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在书里边发现人生，发现了人生的新意，最快乐的事，是在人生里发现了书，发现了和书一样深厚的道理，或者那样一种审美的对象。这样读起书来是最好的，也是最快乐的，读书使人充实，使人快乐，也使人变得美丽，本来我是非常不美丽的，但是幸亏我还读过一点书，还能蒙着，起码蒙我爱人，她觉得我还不是特别难看。

　　李小萌：您说在书里发现人生，您在书中发现的人生，在您人生的哪些阶段帮过您吗？

　　王 蒙：比如说在我最最艰难的时候，在过去政治运动当中，那时候我特别爱读狄更斯和雨果的小说，其实狄更斯和雨果的小说没有什么可以和社会主义的中国相联系的，但是像狄更斯的《双城记》，描写了法国大革命时期人们所受到的考验，雨果的一些小说里也描写了人在社会的沉浮和动荡之中，人应有的精神上的品质，我觉得这些都给我非常大的帮助，起码让我知道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人尤其是一个男人，应该禁得住事儿。

　　李小萌：我也喜欢看一些人物传记，我觉得看完之后你就发现，跟那些书中的人相比，你的困难不算什么，有人比你难多了。

　　王 蒙：对了。

　　李小萌：这时候就轻松了是不是？

　　王 蒙：对，有同感。

　　李小萌：今天我们听王蒙先生讲一口纯正的普通话，而且是一个纯正的汉族模样，但是大家不知道他维吾尔语讲得特别好，您现在还能记得吧？

　　王 蒙：当然。

　　李小萌：都深入血液当中了。能说两句吧。

　　王 蒙：可以。（维吾尔语）就是读书是非常重要的事儿。

　　李小萌：为什么王蒙先生能把维吾尔语说得这么好，他学了十六年的时间，用王先生自己的话讲，就相当于学了一个维吾尔语的博士后，但是是在您没有其它事儿做的时候才能学出来的，如果那个时候您事业一帆风顺还能够有这样的读书的结果吗？

　　王 蒙：绝对没有了，逆境是读书的很好的机会，但是这逆境别太逆了，逆得您连饭都吃不上了，你也没法读书了，逆得您没法活命了，这也不行。一般性的有点逆境，这时候收下心来好好读书，真是好事。

　　李小萌：那个时候也有一种可能就是自己消极了，放弃了。

　　王 蒙：是。但那不是我的性格，我确实是在任何情况之下，我追求一种明朗，我追求一种健康，我追求一种人生的意义，在我不可能做任何有意义的事儿的时候，我还能读书，还能学习。

　　李小萌：这是跟所有的人说，当你不顺的时候，至少你还有一件事儿可以做，就是读书。

　　王 蒙：可以读书，因为那时候书都不让读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头，各种书都没有了，我怎么办？我读维吾尔语的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语录，我读维吾尔语的老三篇。（维吾尔语）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整天背这些，天天读，毛泽东思想也学了，红海洋也沾边了，但是维吾尔语也学到了。

　　李小萌：您讲逆境的时候是读书的最佳时机，但是现在如果生意做得正火，工作如日中天，是不是就可以作为少读书、不读书的理由呢？

　　王 蒙：我希望不会这样，我希望在相对的不是特别逆的情况之下，至少会发展很多，就是和用有关系的学习和阅读，因为一个人应该知道他读过的书，他学过的东西是不符他的应用，比如您这儿正在从事一项事业，您要想知道了解这个事业，需要知道许多有关的知识，需要知道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今人的，各种有关的经验，这不也是一个读书的很好的课题吗？

　　网络时代的今天，中国人还有多少人保留着读书的习惯？不久前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第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已经连续六年持续走低，并且已经低于50％，仅仅为42.2％。

　　据该调查显示基本不读书的人在回答不读书的原因时，有43.7％选择“没时间读书”，有29.1％选择“不习惯读书”。王蒙会如何这些与读书相关的数据，请继续关注《书市归来专访王蒙》。

　　李小萌：您怎么看这样的现象？

　　王 蒙：我想中国的事情要想各方面都办好，它总需要一个过程，还有一个调整，有人认为这是由于网络发达所造成的，我觉得也不一定，因为网络的浏览还有人提出问题，网络的浏览算不算阅读，我觉得网络的浏览其实从广义上说也是阅读的一种。

　　李小萌：比如说如果我看您的自传，是捧着一本自传在看和在网上看连载，除了您的收入有一点点影响以外。

　　王 蒙：有很大的影响。

　　李小萌：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王 蒙：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一本书在你手里，它有一种相对的安定感和归属感，就是这个书是你买的，你读起来你会相对比较认真，思考也会比较多，网络那个就是刷一下看一下，我是从市场的角度，因为我的工作必然会和很多出版社联系，出版社一点不反感网络阅读，而且他们的经验是你的书越是各个网站上到处发，卖得越多，这说明什么呢？就是一个真正喜欢读书的人，网络上看一看是为了接触一下，一看这个书确实值得看，他就去买。相反，一看，北京话臭大粪，他就不去买了。所以从出版社的经验来说，证明网络的阅读和纸质图书的阅读并不存在着这种尖锐的矛盾。

　　李小萌：您刚才讲捧着一本书可以让你安静地去看，有归属感，这么一个行为会影响到你去体会书中的真谛吗？

　　王 蒙：当然，我想相对来说他思考就会深一点，在网络上他涉猎到一些材料，往往是一个简单的信息，就是说有这么一本书，这个人说了这么句话，谁谁谁骂谁谁谁了，或者今天气候是阴转晴，往往是这种比较简单的资讯，而你要拿着一本书看的时候，你会把它当作一种道理，一种经验，一种智慧，需要更多唤起你去消化，用我的语言互证，跟它掰扯的那种愿望，这个是网络上所没有的。我觉得这并不互相代替，一个爱读书的人不会因为有网络就不去买书，不去读书，同样一个爱浏览网络的人，如果他有一定的思维深度和知识的基础，他也照样会去买书。
　　李小萌：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讲，他们已经都习惯了用电脑来代替非常多传统的一些形式，要求他还捧着一本书读还不会有点难？

　　王 蒙：因为我也已经用电脑代替了许许多多的东西，比如说我已经很多时候用电脑代替了查字典，因为我需要查材料，不如从Google或者从百度上调出来看，至少还可以从金山词霸上把它调出来，但是怎么我老觉得它不会打架，直接打架，就是说你该浏览的你去浏览，该查找的你去查找，网络最大的好处是查找，是搜索，你只有查找各个方面的内容，这是书没法和它比拟的，您得多大的书架子，而且你找不着那本书怎么办？可是网络上能找出来。但是我所说的阅读、体味、思考、互证这个要捧着书才行。

　　李小萌：您指的互证是什么呢？

　　王 蒙：互证就是说你用你的人生经验去补充那个书，来说明这个书，同时你用你那个书上的那些叙述，那些描写来对照，比照你的人生经验，加深你对你的人生经验的理解。

　　李小萌：我们就接下来说下面的话题，这个读书的人减少，大家说的不读书的理由是什么呢？两条最重要的，40％多的人是说没时间，30％的人是说不习惯。

　　王 蒙：我想现在有一个好的现象，就是各地的社会主导人物，我指的包括领导，包括一些学界的领衔人物，他们还都是非常提倡读书的。

　　李小萌：一般来说提倡什么的时候就恰恰是缺什么的时候？

　　王 蒙：对，咱们反过来说缺什么的时候就是要多提倡什么的时候。

　　李小萌：没时间读书可不可以成为一个理由，比方说在您写作最紧张的时候也不见得有时间读书吧？

　　王 蒙：是，其实读书是各式各样的，在有一种情况之下废寝忘食地，一本书不读完不罢休，这是一种读书的方法。还有一种就是，比如我写作，要是老是一天写作，也很呆板，也很疲劳，这个时候我写两个多小时了，我又找出一本书来看，又看上半个小时，然后又回到电脑前继续写，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我还有一个朋友，就是三联书店的老的总经理范用，他给我介绍他读书的经验，我特别佩服，因为他最爱读书，很多写书的朋友都给他送书，他说他的特点是读书不过夜，接到书，如果好书就认真读下去，如果不是特别好的书，翻一翻拿到一边，基本上一天收到十本新书，十本新书他全看完，这个您听着不可思议，但是我特别佩服，完全可以做到，如果说这个书不错，留在这儿等我有功负再读，第二天这个书不错，我下个月看这个，你要这么放下去，到年底，案头已经放了二百多本书了，您一本都没看。而这位范老哥，他就可以做到来书不过夜。

　　李小萌：听您讲我们就觉得特别羡慕作家职业，因为您没有一个时间来约束您，像我们一般上班族，朝九晚五的情况下，时间很紧，怎么办？

　　王 蒙：这个就得自己找时间了，这个话可能不雅，最后被你们剪去，好多人读书是上厕所的时候读书，我见过这种情况，进他的卫生间，他卫生间放一个小书架子，连这种时间十分钟、十五分钟，您计算一下，十分钟、十五分钟可以读很多书，如果读真正是很有兴趣的，您不妨完成您在卫生间完成要做的事情以后，继续读下去。

　　李小萌：为什么有的人觉得读书是一件很累的事儿，有的人觉得读书是享受，为什么有差别？

　　王 蒙：他没有得到那个我说的互证，只有把书真正和生活能够那么紧密地结合起来，他从书当中发现了生活，从书当中睁开了自己的眼睛，从书当中打开了自己的窗户，您想他多么快乐，如果他只是看一些干巴巴的或者和实际不沾边的那些人云亦云的那些道理，我想他可能就觉得很苦。

　　李小萌：那这恐怕就说到了怎么去选择书，选对了书，现在很多年轻人选书的方式简单，书店发行的排行榜，热门图书的排行榜，前十名我都读了它，怎么样？

　　王 蒙：这也是一种选择的方式，这种选择方式偏于消费，就是说读着好看，或者读着轻松，或者起码读着有悬念，吸引你放不下这个书来，我想这种方式无可厚非，当然你要是从一个更高的要求，我刚才说那是消费的方式，我们从一个真正积累的方式，我没法说是生产的方式，但它是一个积累的方式，我读书的目的是要充实我自己，提升我自己，我是一直提倡超前读书，我认为一个人，比如说英语，你如果能懂30％的词汇，你完全可以订《CHINA DAILY》，因为报纸上的那些事儿，你是摸得着规律的，你如果能读50％，可以购买英语书籍，比如说文言文也是同样的道理，读的当中有一点困难，最有挑战性，而且最有收获，你第一遍你连蒙带唬看下来了，看第二遍基本上懂了，你提高得也太快了，那就跟吃了真正大鲍翅一样的感觉。相反你只是看畅销书、排行榜，那就是光吃冰棍，或者光喝甜水，光是软包装的软饮料，那样吃着也很舒服，营养不够。

　　李小萌：是消费。

　　王 蒙：只是消费性质，但是不能限制人家消费。

　　李小萌：比不看强多了。

　　王 蒙：对。
 
　　李小萌：有人说有限的时间我与其读书不如读杂志，因为读了杂志之后，同事朋友聊些话题我可以很容易插入进去，我都了解，一本大部头的书可能都是讲的陈年旧事了，不能够马上显出它的作用来。

　　王 蒙：那就看您是从事什么工作的，比如您是一个搞公共关系的，或者搞推销的，多读点杂志，多翻翻报纸，对不起，甚至于多看看电视，这对你来说更实惠。

　　李小萌：为什么要对不起呢？

　　王 蒙：因为我们现在就在做电视节目，我们也希望人家看电视。

　　李小萌：看书、看报纸，看杂志，看电视，这是第四位的。

　　王 蒙：没有，没那么排，都是差不多这样的。但是你想更深刻地积累某一方面的知识和思考，增进您的智慧，那您当然大本书也得看。

　　李小萌：有人不看书的理由就是说没有养成过看书的习惯，您看书习惯是怎么养成的？

　　王 蒙：这个确实从小，而且我觉得读书收益最大的是小时候，咱们实话实说，我现在读书也读，没有小时候读书效率高，读得多，对现代文学，对古典文学，对有些属于自然科学的知识，依靠的还是基本上是青少年时期的阅读。

　　李小萌：如果小时候没有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成人之后怎么再逐渐培养？

　　王 蒙：再慢慢养成吧，我想每个人和每个人都会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他开始读一点畅销书，引起对读书的兴趣，我认为甚至于是一件好事儿，他读着读着畅销书，他也就激发起自己的兴趣来，比如我还想知道历史方面的事儿，我读了易中天的水煮三国，不叫水煮三国，就是谈三国的东西，反正我又想读《三国演义》本身，我读了《三国演义》了，我还想看看陈寿的《三国志》，我觉得这不是很自然的吗，也是很好的。

　　李小萌：那您在年轻的时候选书是顺其自然还是自己有一个很宏伟的计划？

　　王 蒙：没有，相对来说是比较随机的，我很小的时候离我们家胡同不太远的地方有一个，那还是日伪时期，它叫民众教育馆，就跟现在说文化馆似的，它那儿预备一些书，我到那儿什么都看，像我刚才说雨果的《悲惨世界》也是在那儿看的，《两汉演义》也是在那儿看的，有一本什么叫《崆峒剑侠传》也是在那儿看的，甚至于《少林十二世》，我那时候想练武功，也是在那儿看的。

　　李小萌：通常都是讲开卷有益，现在的书这么多，有没有哪些卷是开了也无益的？

　　王 蒙：那当然，现在的书也是越来越开放了，有些可以称之为伪书，它实际上东抄西凑的也有，连蒙带唬的也有，错误百出的也有，甚至于危害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包括宣扬迷信、愚昧的这些东西也有，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选择。

　　李小萌：您能不能不怕得罪人的跟我们讲讲哪些书，具体哪一类的？

　　王 蒙：比如说有过一些关于气功的书，说得特别悬，而且证明那个所谓气功大师实际是一个骗子，这样的书过去也出过。还有关于气功的小说说得神奇到什么程度呢？说大兴安岭的火灾，那是80年代的一次火灾，最后是由于气功师发功，那儿下了大雨，这才扑灭了，像这个我认为就是一种惑乱人心，欺骗读者的伪书。

　　李小萌：还有那些比如说职场生存手册、人际关系什么诀窍，这些书呢？

　　王 蒙：那些玩意儿我是非常怀疑，它常常也是属于东拉西凑的。咱们想一想，如果这种职场生活手册，人际关系诀窍，它说得都是真实的话，那个作者就不需要写这个书了，他早就成功得没法再成功了。

　　李小萌：不需要靠写书谋生了？

　　王 蒙：不去靠这个，不去蒙这个了。

　　李小萌：作为普通读者来讲，我怎么能有一双慧眼，拿到这本书翻两下就知道它是不是一本真书，是不是一本好书？

　　王 蒙：我觉得这里头得有一条，就是要相信自己的常识，有时候一个人所以错，并不是错在一个高深的数学问题，或者是理化问题上，而恰恰是在常识上，比如说我们常识认为，一个人学习应该很努力，他告诉你，不需要努力，你只要按我这个办法，三天就可以学会英语，这个书你根本就不要看，因为你的常识是对的。比如说我们的常识认为，这个人交朋友，不管是同性的朋友也好，异性的，可能发展成爱情的朋友也好，应该真诚，但是他告诉你我这儿有诀窍，三个小时就可以把对方俘虏，这你别相信它，这纯粹是蒙人，骗人。我觉得一种对常识的尊重，对常识的相信，在很大程度上能帮助自己免予受骗上当。

　　李小萌：现在我们再讨论读书对人有什么样的影响，也有人说一个国家公民的阅读的水平直接影响到这个国家的未来，发展的潜力、实力，有没有这么严重呢？

　　王 蒙：我想这个不能算是特别严重的说法，尤其对于中国来说，因为可以说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还是非常迅速的，GDP一直是以两位数字的速度在增长，很显然，我们的衣食住行，口袋里的钱都跟过去不能够相比，可是相对来说，在我们的国内，以至于在境外，仍然屡屡发生一些不文明、不恰当或者不给我们增光的一些事情，留下那样一些记录，说明我们在阅读上，我们在文化素质的提高上是滞后的，这样下去会影响我们民族的形象，影响我们的智力和创造力，也影响我们能够在世界上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出更大的贡献。
　　李小萌：像您在今年政协会上那个发言，就是关于奥运冠军得奖之后，语言是不是略显粗糙，读了什么样的书可以让这个语言可以会更精致一点？

　　李小萌：您说的历史书，现在历史类的书其实挺热销的，有很多。

　　王 蒙：是，我知道挺热销。

　　李小萌：读到这一层为止够不够呢，这些热销的历史类书，我就读到这儿就结束行不行？

　　王 蒙：我想这看不同的人，比如说您是一个为温饱而奔忙的人，比如说是一个农村来打工的，你读读这些我觉得挺好。您别再要求他就哪个问题再去做，找更古的版本，更原始的资料来看，那样就有点奢侈了。但是你如果说你本身就是做历史工作的，做历史学问的，那肯定对那些热销的书不屑一顾，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李小萌：您说的是两个极端，关键是处在中间的那些人。

　　王 蒙：两个极端之中的可以滑上滑下，时间多一点，兴趣大一点，你就研究得深一点，时间少一点，你知道知道也好。

　　李小萌：刚才王先生说了不少，大家也听了，你们觉得对你们的读书工作学习有实用的效果吗？还是说留的这个作业也点太庞大了？跟我们交流一下，好吗？

　　观 众：王老师，您好，我也是学理工科学生，但是其实我从小还是喜欢读一些有关人文方面的书，我记得培根有一句特别有名的话叫知识就是力量，但是我觉得从小到大，我接受的应试教育十分强调知识的作用，可是进了大学之后我觉得虽然我掌握了很多知识，但是并不是很多知识都转化成了我内在的力量，我想问一下您，您在读书的时候是怎么把这些知识转化成力量的？

　　王 蒙：我没有刻意地说我现在读这本书，让它变成我的力量，但是我觉得你能够用一种思考的、发现的态度去读书，你去追寻这个书里到底哪些东西能给你启发，起码有比较，起码要一致吧，对人的智力有益，它能够一致，能够开阔你的心胸，也许这本身能成为一种力量。再通俗一点就是，书读多了，您智力发达，就不显得那么愚昧，咱不是八荣八耻里头还有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这样您就更荣了，更荣了那不是增加了力量了吗？

　　李小萌：要想马上有劲不是读书，是吃牛肉。还有吗？

　　观 众：王老师您好，我国作为一个有五千年文化历史积淀的文明古国，为什么到现在，如今没有属于自己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这种获奖者？

　　王 蒙：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奖，但是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文学的最高标尺，因为它毕竟是设立在北欧的一个国家，就是瑞典这样一个国家，它代表的是瑞典科学院的，有投票权的大概二十个左右院士的看法，我们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可以对整个文学事业做出像奥林匹克似的那样的一个裁判和排出名次来。

　　李小萌：其实这个同学问这个问题问王老师问到点上了，王老师传说四次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今天您正好证明一下。

　　王 蒙：提名那没有用，提一百次名也没有关系。

　　李小萌：现在都叫提名奖。

　　王 蒙：没有，诺贝尔文学奖运作的机制，比如说有一些大学是可以提名的，有一些作家团体也是可以提名的，已经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也是可以提名的，每年他们提名的数量非常大，所以再加上语言和文化的阻隔，意识形态的阻隔，所以您就先别急着让中国作家得诺贝尔文学奖了。其实与其去讨论诺贝尔文学奖，不如把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学奖办得更好一些，更权威一些。

　　李小萌：尽管您现在也许已经达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了，但如果诺贝尔文学奖到您头上的话还是一件大喜事吧？

　　王 蒙：那当然，不管诺贝尔文学奖，小奖也行，诺贝尔文学奖咱别的不说，第一，它名气特别大；第二，它的奖金是一百多万欧元，我们的最高文学奖矛盾奖是三万元人民币，但是三万元、两万元、五千元，如果我们这个节目获奖，咱俩一人分一千块钱。

　　李小萌：我拿六成。

　　王 蒙：我全送给你，这可以，但是我会感到一种快乐。

　　李小萌：您以拿奖金说话，同学们以为您是拜金主义呢。

　　王 蒙：那不会，就像刚才您说吃牛肉长力量，吃牛肉长力量，最理想的就是说，又有牛肉吃，又有好书看，那就长各方面的力量。同样又有奖金，又有道德和胸怀、学问，我觉得这不是很好的事儿嘛？说我有道德，有学问，最后饿死了，这也毕竟是一种遗憾，但是如果我光有奖金，我别的什么都没有，那只说明什么呢？说明那发奖金的人瞎了眼了。

　　李小萌：性格的幽默、开朗，我还是想就着主题说，跟读书有什么关系，像王先生的夫人说您是快乐的大孩子，可爱的小刺猬，这是读书读出来的吗？

　　王 蒙：没有可爱的小刺猬。

　　李小萌：有。

　　王 蒙：没有，这是你说的。

　　李小萌：我敢吗您觉得？性格的形成和阅读有关吗？

　　王 蒙：我不知道，但是其实我有一个怪话，因为咱们中国的社会生活有各种考验，各种锻炼，性格不好的人基本都被淘汰了，能够存留下来的都是性格比较好的。

　　王 蒙：我那个发言，那是十一个问题里边的一个，并不是专门谈这个，略显粗糙，我想这个问题是一个文明程度积累的问题，它不是说运动员本身粗糙，运动员在胜利的情况下，很激动，说话粗一点没关系，问题是谁来把握这样一个宣传和舆论，谁来能够提醒运动员，怎么样提高我们的文明和礼貌，这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文明和礼貌的问题。其实孔夫子早在两千五百年以前就讲过的，己所不予，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这样一个问题，因此它不难解决，只要不把粗野看成本真，不把愚昧看成自然就好。

　　李小萌：也许我这个问题会问得有点牵强，比如说您说的这种现象和公众的阅读之间有关联没有？

　　王 蒙：当然有关联，多阅读一点就会多一点文明礼貌和更美好的举止和风度。

　　李小萌：还有人在读书的时候有一种惧怕感，就是说现在每天新书这么多，历史传下来的书又有那么多，即便你用毕生的时间在读书，读的可能也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我怎么去读？

　　王 蒙：问题是这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它和整个人类的知识，和历史的积淀是联系着的，如果你不去读，您就拒绝了或者自外于人类的知识和文明的积累，所以你读万分之一，这个数量没有关系，也可以，你读十万分之一也可以，你在你的可能范围之内去接触真理，去接触真知灼见，去接触人类的这些积淀。

　　李小萌：不读书就把自己置身于人类文明之外了，这么严重？

　　王 蒙：差不多。

　　李小萌：我享受着高科技，享受着现代化不也是在融入到人类文明之内吗？

　　王 蒙：对不起，享受高科技的不光是人，宠物也享受，可能享受的比我还好，因为它们有专门的给它们做的饭，甚至于连它们大便的处理有专门的材料，所以仅仅用享受高科技，不等于它是一个有文化素质的对得起人类的文明积累到今天的这样一个人。

　　李小萌：也有一位老师，最近一个观点说，读什么都是读，读人也可以，读风景也可以，不一定都非得读书。

　　王 蒙：这个话也说得挺好，所以我刚才一上来就讲互证，说明读人生也是读书，但是人生有人生的表现的方法，它的表现的方法是它真实、多样、丰富、千姿百态、千变万化，而书已经是经过梳理的，已经经过语言符号或者是图表、数字的概括的，所以它们之间互相并不取代，就跟说吃东西一样，吃鸡蛋也是吃饭，吃大米也是吃饭，吃馒头也是吃饭，喝牛奶也算吃饭，但是互相并不取代，一个人不会因为说我吃过鸡蛋就拒绝再吃馒头或者是米饭，同样，一个人也不应该说我会读人了，我就不用读书了，这种说话的方法好像有点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李小萌：一个人从完善自身的角度，读哪些书可以把自己真正融入到人类文明之内？我觉得说具体读哪本恐怕太难了，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哪些类的书。

　　王 蒙：我想这个书有许多种，首先也许我的回答有点意外，首先我觉得每一个受过基本教育的人，应该有必要的工具书，我指的就是像字典、辞典或者是英汉字典，或者是双语的辞典和某些百科全书，因为这个方面能使我们随时能够知道一些应用的知识。

　　李小萌：没想到您排在第一类是工具书。

　　王 蒙：工具书。另外像人文，我们平常说人文，尤其是历史、文学，包括政治方面的一些书，这些书也是人所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其中的经典。有时候人家让我推荐书，我推荐完就显得我特没水平，为什么？他一让我推荐，我第一推荐汉语字典，第二我推荐《唐诗三百首》，我觉得《唐诗三百首》非常好，而且《唐诗三百首》确实你应该基本上背得下来，你要背都背不下来，就挺遗憾的。

　　李小萌：背古诗对人生的补充是什么？

　　王 蒙：挺好。

　　李小萌：是什么呢？

　　王 蒙：既是文字，也是语言，也是一种潇洒，也是一种对人生美丽的一种承认。

　　李小萌：我觉得您推荐《唐诗三百首》不是说水平低，而是说奢侈。

　　王 蒙：那可能是咱们穷富的概念有点不同，比如说像《唐诗三百首》，像《史记》，有一些政治的书也可以开阔你的心胸，比如说到现在为止，我也觉得马恩写的《共产党宣言》写得特别好，那个作为文章来说那也真是范文，那是抒情散文，又是理论的，又是抒情的，它可以让你知道世界上怎么会出现了一个共产主义，而且能够有这么大的号召力，历史方面的更不要说了，不管是《史记》，不管是各种各样的演义，现在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兴趣。其它的我也希望读者们也关心一下这个地球和国外的事情，世界上并不是仅仅有一个中国，还有许多国家，有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我想这些读了以后，都会有好处的。
　　李小萌：您说的历史书，现在历史类的书其实挺热销的，有很多。

　　王 蒙：是，我知道挺热销。

　　李小萌：读到这一层为止够不够呢，这些热销的历史类书，我就读到这儿就结束行不行？

　　王 蒙：我想这看不同的人，比如说您是一个为温饱而奔忙的人，比如说是一个农村来打工的，你读读这些我觉得挺好。您别再要求他就哪个问题再去做，找更古的版本，更原始的资料来看，那样就有点奢侈了。但是你如果说你本身就是做历史工作的，做历史学问的，那肯定对那些热销的书不屑一顾，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李小萌：您说的是两个极端，关键是处在中间的那些人。

　　王 蒙：两个极端之中的可以滑上滑下，时间多一点，兴趣大一点，你就研究得深一点，时间少一点，你知道知道也好。

　　李小萌：刚才王先生说了不少，大家也听了，你们觉得对你们的读书工作学习有实用的效果吗？还是说留的这个作业也点太庞大了？跟我们交流一下，好吗？

　　观 众：王老师，您好，我也是学理工科学生，但是其实我从小还是喜欢读一些有关人文方面的书，我记得培根有一句特别有名的话叫知识就是力量，但是我觉得从小到大，我接受的应试教育十分强调知识的作用，可是进了大学之后我觉得虽然我掌握了很多知识，但是并不是很多知识都转化成了我内在的力量，我想问一下您，您在读书的时候是怎么把这些知识转化成力量的？

　　王 蒙：我没有刻意地说我现在读这本书，让它变成我的力量，但是我觉得你能够用一种思考的、发现的态度去读书，你去追寻这个书里到底哪些东西能给你启发，起码有比较，起码要一致吧，对人的智力有益，它能够一致，能够开阔你的心胸，也许这本身能成为一种力量。再通俗一点就是，书读多了，您智力发达，就不显得那么愚昧，咱不是八荣八耻里头还有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这样您就更荣了，更荣了那不是增加了力量了吗？

　　李小萌：要想马上有劲不是读书，是吃牛肉。还有吗？

　　观 众：王老师您好，我国作为一个有五千年文化历史积淀的文明古国，为什么到现在，如今没有属于自己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这种获奖者？

　　王 蒙：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奖，但是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文学的最高标尺，因为它毕竟是设立在北欧的一个国家，就是瑞典这样一个国家，它代表的是瑞典科学院的，有投票权的大概二十个左右院士的看法，我们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可以对整个文学事业做出像奥林匹克似的那样的一个裁判和排出名次来。

　　李小萌：其实这个同学问这个问题问王老师问到点上了，王老师传说四次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今天您正好证明一下。

　　王 蒙：提名那没有用，提一百次名也没有关系。

　　李小萌：现在都叫提名奖。

　　王 蒙：没有，诺贝尔文学奖运作的机制，比如说有一些大学是可以提名的，有一些作家团体也是可以提名的，已经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也是可以提名的，每年他们提名的数量非常大，所以再加上语言和文化的阻隔，意识形态的阻隔，所以您就先别急着让中国作家得诺贝尔文学奖了。其实与其去讨论诺贝尔文学奖，不如把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学奖办得更好一些，更权威一些。

　　李小萌：尽管您现在也许已经达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了，但如果诺贝尔文学奖到您头上的话还是一件大喜事吧？

　　王 蒙：那当然，不管诺贝尔文学奖，小奖也行，诺贝尔文学奖咱别的不说，第一，它名气特别大；第二，它的奖金是一百多万欧元，我们的最高文学奖矛盾奖是三万元人民币，但是三万元、两万元、五千元，如果我们这个节目获奖，咱俩一人分一千块钱。

　　李小萌：我拿六成。

　　王 蒙：我全送给你，这可以，但是我会感到一种快乐。

　　李小萌：您以拿奖金说话，同学们以为您是拜金主义呢。

　　王 蒙：那不会，就像刚才您说吃牛肉长力量，吃牛肉长力量，最理想的就是说，又有牛肉吃，又有好书看，那就长各方面的力量。同样又有奖金，又有道德和胸怀、学问，我觉得这不是很好的事儿嘛？说我有道德，有学问，最后饿死了，这也毕竟是一种遗憾，但是如果我光有奖金，我别的什么都没有，那只说明什么呢？说明那发奖金的人瞎了眼了。

　　李小萌：性格的幽默、开朗，我还是想就着主题说，跟读书有什么关系，像王先生的夫人说您是快乐的大孩子，可爱的小刺猬，这是读书读出来的吗？

　　王 蒙：没有可爱的小刺猬。

　　李小萌：有。

　　王 蒙：没有，这是你说的。

　　李小萌：我敢吗您觉得？性格的形成和阅读有关吗？

　　王 蒙：我不知道，但是其实我有一个怪话，因为咱们中国的社会生活有各种考验，各种锻炼，性格不好的人基本都被淘汰了，能够存留下来的都是性格比较好的。

　　关于读书，我随便说一点。 

　　第一，我读书不是读得最好的，有很多书别人读过，我都没读。还有别人非常热爱读的，我老读不完，比如说《战争与和平》，写得好，我也看过多次，但是读不完。还有《百年孤独》，我也读过。有一次都读到五分之三以上，快到五分之四了，我死活不读了，因为觉得这位大师的路子已经被我给掌握住了，就不想再看了。当然还有《追忆似水年华》，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没有读完。

　　人老了以后，回想一辈子到底读过几本书，印象真正深的没有几本，包括被反复阅读过的。《毛泽东选集》是反复背，不仅用汉语背还用维语背，印象很深。毛主席的逻辑、句法，包括反毛泽东的那些人，都在跟毛泽东学。还有《唐诗三百首》，不管编得多么差，有什么缺点，都是理论家说它有缺点；对于读者，没有什么别的可以代替，你编一个新的《唐诗三百首》别人不愿意看。

　　真正读的书一是《红楼梦》，一是《道德经》。庄子好看，但是看多了起急，因为有的地方分析得绝，有的地方发飘，不如老子，一句是一句，能砸出坑。真正爱读的书，真正算读过的书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一个人总要找几本自个儿最爱读的书真读，其它的只能算浏览或者是获得一些信息。

　　第二，工具书。什么都可以省，工具书不能省，特别是像我没有多少真才实学的人，全靠工具书，我不管想一个什么问题都先查《辞源》，查完以后，我的学问立刻就大了。不但查《辞源》，而且查汉英辞典，学问就更大了。再查《百科全书》。我想起我女儿小时候的一个名言，她那时候看我老查辞典，就问她妈，这是什么书这么厚？我老伴说这叫辞典。她说辞典是干吗的？老伴说，你爸爸不认识的字就找它。我女儿说，我爸爸这么多字都不认识啊？她算抓住问题要点了。很多字其实咱们都不认识，中国人又特别讲究字。

　　每一个人要掌握自己最佳的读书和人生阅历的平衡点。中国有一些人，不读书但是鬼精鬼精，非常聪明，也很干练，甚至很有能耐，比读书读得多的人还能耐。为什么读书读太多反倒显得傻呢？因为中国的现实不按书本办，书本也不一定按现实写。如果你读得太多了绝对傻。但是不读书，你的本事再大，再干练，还是低水平。不过，每个人的平衡点不一样。钱钟书就以读书为乐，但这个人绝对聪明，绝对不是傻子。有的偏于务实，读的书有限，但有限的书能够理解出花来，能用出花来。就这几本书陪他一辈子，你就觉着他的学问对他来说就相当够了。每个人的平衡点不一样，但是你要找自己最佳的。现在书太多了，一年出19万到20万种新书，不要说这些书读不完，读这些书名都读不完。

　　还要寻找一个平衡，即所谓博与专的平衡。这得视个人情况而定。读书与人生有一个自相矛盾之处，我始终解释不了。我给天才下了一个定义：集中精力；但是我又提倡一个人应该多有几个世界。到底怎么把它解释清楚？我说不明白。有时候我到大学讲课，很多人给我提一个问题：现在大学课程要学英文，一些学生的中文水平越来越低，可还把精力用在英语上。对此我又信又不信，信是因为中文的报纸、刊物、书籍错别字一大堆，令人生气。可是另一方面，我会想起那些历史上双语、多语的人物。外语学得好，你能有辜鸿铭学得好吗？他的中文怎么样？谁敢说比辜鸿铭的中文好呢？你外语学得好，你有林语堂学得好吗？林语堂双语著作，一些作品都是用英语写的。可是你看林语堂用中文写得怎么样？钱钟书外语也好。我想，外语越好中文就越好，因为如果外语你一点都不懂，中文的妙处你不知道，中文的特色你不知道，必须两相参照。另外，如果你的中文基础坏，外语能学好吗？连母语都说不清楚，你能学好外语吗？根本不可能。跟老婆吵架，那么点小事都解释不清楚，你改用英文解释你能解释清楚吗？更不清楚。你如果能用英文解释清楚，前提是你已经用中文把它解释清楚了。所以，母语好是学好外语的条件，外语好是回过头来加深母语的条件。可这是理论，具体到一个孩子身上就麻烦。

　　第三，好读书不求甚解。不求甚解是什么意思呢？有一类特别伟大的语言，包括《道德经》里边的那些语言，比如他讲到大道，那意思是在战争当中兵器伤不着他，到了水里水淹不了，到火里火烧不了。看这个你要一较劲，就这一段你能较三年，头发白了都不能理解。我觉得这是一种审美的理想，没有可操作性。
我看书，有的是为了补充自己的知识，有的是为了融会贯通。我既相信自然流淌，也相信一种驱动。你没有驱动装置，不给它一定的指令，等着电脑自个儿运行绝对不可能。两者都要有。我不相信所谓下笔万言，但也不相信为写一个字，捻断三根须。大家都讲推敲的故事，故事本身很可爱，但是没必要那么推敲。读书也是这样。有人说苦读，头悬梁，锥刺股真是很感动人，可都这么苦读我不信。都是闲读、恬读，我也不信。学一个具体知识，背单词，没有点苦劲是不行的。

　　如果书摆在你家里，摆了二十年，忽然你想起一个什么事，你想找，最后找着了，非常高兴。可能就用了3分钟，翻一下，我认为这本书就值，这也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书也是一样，这么多书都没看，不看也别惭愧，你不能天天都看，但是如果你真想起什么事了，一下子想起来这儿还有一本书，挺满意，挺高兴。有一些怪知识，到时候一查就查出来了，真是高兴极了。就连找着那本书都很高兴，跟找着自己的“往日情人”一样，你藏在这儿了？丰采依然。

　　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激动的情形都能想起来。读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也非常感动。但你别没事老去看，老去看感情就没了。年轻时候看着特别好的东西不见得现在就好。有的书没必要老去看，会把一本好书看坏的。 

推荐书目：《红楼梦》
 

　　张汝伦 1953年生于上海，198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专业特长：德国古典哲学，海德格尔哲学、哲学释义学、实用主义、中西思想史、政治哲学。主要著作有《意义的探究》、《海德格尔和现代哲学》、 《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中国现代思想研究》等。
　　读书不是因为我要做个有知识的人我才读书，或者为了让人觉得我很有修养我读书；或者说一定场合我可以卖弄我读书。在我看来，读书应该是生命的一种需要，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有这个需要。

　　生命与读书，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问题。读书不是因为我要做个有知识的人我才读书，或者为了让人觉得我很有修养我读书；或者说一定场合我可以卖弄我读书。在我看来，读书应该是生命的一种需要，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有这个需要。

　　大家都会说一句话：人活着不是为了吃饭，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是什么叫活着，怎么样来区别活着和生活？我们的同学从大学开始应该说就从一个孩子步入成人。现在有一点我很看不惯，二三十岁的人还叫自己男孩女孩。在我看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18岁的时候身份证发给你，你就是成人了，把自己看作成人是有气魄的表现，是坚强的表现。我1998年到1999年在德国教了一年的书，德国的同学总让人感觉比中国的同龄人要成熟很多。我不知道现在流行的是什么文化，港台文化还是日本韩国文化，大多是强调看重青春。青春当然是件好事情，但没有内容的青春只是生物年龄，我看也不值得骄傲。青春指的应当是你整个心态要奋发向上，要敢于冒险，敢于追求新事物，而且要有热情，不要像鲁迅说的那样像个阴沉木一样。你要人家感觉到和你接触就像一团火一样，这才叫青春。有18岁的老人，也有80岁的青年，年龄这个东西是相对的。我非常欣赏麦克阿瑟的一句话，他说，“青春不是生命的一个阶段，而是生命的一种境界。”我们这个伟大的文明，这个延续了几千年没有中断的文明，它实际上有一种刚健雄浑的灵魂在。周易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们的祖先向来对那种无病呻吟、装腔作势的东西是看不惯的，我想也就是我们的祖先有那种内在的始终充沛的生命力，我们这个文明才能在今天还是值得我们骄傲的。西方主要的国家我都去过，他们现在尊重我们或不尊重我们和经济当然有一定的关系，但归根结底，尊重你是因为你是一个五千年文明的代表，不尊重你是因为你放弃了这个文明。
　　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生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的生物过程。为什么人的意义不同于一个茶杯、桌子的意义，就在于人生有意义，我们赋予它意义。也是因为这样，我们把那些醉生梦死没有人生理想或者说除了挣钱、追求物质利益而不知道还有生命这一说的人叫做酒囊饭袋或是行尸走肉。我想起了一个词Bildung，在德文中是教育的意思，但它最初的意义是一棵植物、一个有机体，在生长和发育的过程中，转义为教育或教化，意思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是个过程，不是被外在的东西铸造成什么样，而是你自己完成自己。同学很喜欢讲人格、尊严和自由。这些东西在我看来从来就不是空洞的。比方说为了得到一个利益，不惜出卖人格，这样的人活着就没有尊严，也就没有自由。所以人格、尊严、自由，她不是老天爷给你的，而是你自己要努力去获得的。这个获得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我们自我完成的过程，就像一粒种子，慢慢长成参天大树的过程，德国人把它叫做教化的过程，或是教养的过程。教化的过程不是外在训练你。德国人文主义大学的奠基人威廉·洪堡就说：教育的目的是自我完善，是人的能力的提高。后来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学是做大学问者的地方，是人格自我完善的地方，不是职业介绍所。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吃饭穿衣混日子找工作之外，我们不能浪费生命，我们要善待它；不是让它不生病，不只是让它保持肉体的健康，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古希腊人给自己提出的一个理念，健康的身体和健康的灵魂。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就需要思考一个问题，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如何完善我自己。

很遗憾今天的大学很难给大家这一方面的东西。现在是基础教育以高考为指挥棒，高等教育以市场为指挥棒，本科现在成了专科，到了三年级大家已经开始去实习和找工作，考各种各样的证照，到四年级除了考研的人基本上没人安心学习了。大学的课程设置以及教育方针全是围绕就业这个目的来设计的。基础教育应该是素质的教育，可人们现在把素质理解为各种各样的技能，而没看到素质和技术，和生产铅笔和其他的东西不一样。学生首先是人，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把他们作为人来培养，最后他们走到社会上，成为我们社会合格的公民。杜威的教育理念就是这样，大学给社会培养合格的公民，真正的民主社会只有在一批合格的公民基础上才能产生。

　　教化与学知识不是一回事。大学里所有别的专业都是学知识，但文史哲，尤其是哲学是教化之学。现在我们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与内容都与此有相当距离。我建议过大家到埃及国宝展去看看，在那种展品面前你会感到无言的崇高。你想想看这是5000年或8000年前的东西，那时的人是怎样的胸襟和见解才能够做出这样的东西。所以我到卢浮宫去，蒙娜丽莎和维纳斯我可以说是匆匆而过，让我回眸良久的是古埃及馆和古巴比伦馆，那种宇宙洪荒式的巨大雕像在你的面前，让我想起中国人讲的和天地“参”是怎么一种境界，而我们现在过得又是怎样的一种生活。伟大的文明就像是一面镜子，慢慢提起你的精神，提炼你的灵魂，洁净你的灵魂。傅雷先生翻译过三伟人传，里面的米开朗基罗传是我最喜欢的一部传记。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伟大的心魂有如崇山峻岭，风雨吹荡它，云翳包围它；但人们在那里呼吸时，比别处更自由更有力。纯洁的大气可以洗涤心灵的秽浊；而当云翳破散的时候，它威临着人类了……我不说普通的人类都能在高峰上生存。但一年一度他们应上去顶礼。在那里，他们可以变换一下肺中的呼吸，与脉管中的血流。在那里，他们将感到更迫近永恒。”所谓的教化开化与自我完成就是这个东西，自己把自己拔高。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普通人，但我们的精神可以变得崇高。有很多的同学喜欢我的课，觉得有激情。50岁的人怎么还会有激情，因为我的心中始终鼓荡着17岁的东西。尽管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实用，越来越鄙薄这些东西，有的人认为真正的东西只是两个字，一个是权，再一个是钱，有了这两个你什么都可以搞到。但是我们不需要去跟那些人比。我们每个人活着，除了社会这杆秤，这个标准，我们还有内心的一杆秤。每天扪心自问，我活着是过着猪狗的生活还是人的生活。在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权钱以外的东西。

　　当我们有困惑的时候我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破罐子破摔，自己折磨自己，让自己更加痛苦更加低落；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要找到自己的振拔之途。看书是一个途径，读书可以使自己的境界得到提高。

　　青年人不看书我很着急，不是说你们不看书，知识就有缺陷，出去会被人瞧不起。让我着急的是不看书就把人类几千年积累的文明抛弃了。我自己曾经也有过很低谷的时候，我之所以没有悲观泄气和被命运击倒，我不是相信我自己有多高，而是相信人类，是因为人类过去那么长的时间毕竟还留下那么多伟大的东西，这些是人类伟大和不朽的见证，我作为这个伟大的种类的一分子，我应该如何对得起这个伟大。如果哪一天人类把这个东西踩在脚下，或者把这个东西作为一种可笑的外表来玩弄的时候，那人类真的离完蛋不远了。生命只有一次，人要活得对得起自己，这个我们今天谁都会讲。但对得起自己不是给自己买好衣服，让自己过锦衣玉食的生活。等到我们眼睛一闭，所有的物质的东西就没意义。比如说你现在到癌症病人的病房给临终的人说，我给你1000万，没有任何的意义，对他来说要紧的是生命。当然生命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有限的，但是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能在离开这个世界时对自己说，这个生命我没有白活，这个生命很有意义，我不是像猪一样吃过了玩过了。有各种事情可以来享受生命，体验生命，扩张生命，完善生命，至于少数伟大的人物能让自己的生命不朽，这个我们每个人也都能一试和值得做。这就是我理解的自我完善。

　　如果外在的教育不能提供这样的东西，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古往今来那些伟人，那些伟大的精神，那些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让他们来丰富我们，振拔我们，提高我们，给我们勇气和力量，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意义和色彩呢？我们要多看书。看书首先不是为了学习客观的知识，更不是一个消磨时光的过程。看书对我们首先是个自我完善的过程，不看书无以为人,所以说读书应该是生命的习惯，而不仅仅是像集邮、跳舞一样的habit（嗜好）。

　　第二，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不是愿意昏头昏脑的活着，就会有很多的困惑、很多的痛苦要来解答，甚至有的时候情绪低落，甚至有的时候会想不开，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该请教谁？当然可以请教智者，但主要我们还是要到书当中去找答案。刚才说过我的人生道路也有很低谷的时候，在我很痛苦的时候我把我能找到的书都读了，我发现最能解决我困惑和痛苦的当属哲学，哲学是我对生命的一个承诺。我认为我们会有困惑，当我们有困惑的时候我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破罐子破摔，自己折磨自己，让自己更加痛苦更加低落；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要找到自己的振拔之途。看书是一个途径。我觉得读书可以使自己的境界得到提高，慢慢地自己会排解困难和痛苦。

　　第三条，作为一个五千年文明的代表，作为一个在大量存在着文盲和半文盲的国家里，接受良好教育的人，他有职责保卫这个文明。不要到哪一天，我们中国人要到日本韩国去学习中国文学和中国古代史。陈寅恪先生1929年送北大己巳级史学毕业生写的诗有两句我看了就非常感动，“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看到中国的大学史学系学生竞相涌赴日本学习中国古代史，他说了这句话。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人在哈佛大学、东京大学拿的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和中国历史的学位，我不是说这个不可以。但是如果哪一天，复旦、北大、清华懂这些东西爱这些东西如命的人没有了，那么我们这个文明是不是要移植到国外去保持，就像敦煌的文物保存在大都会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里一样？每当想到这些我就忧心如焚。我们是五千年的文明继承人，这遗产不能扔啊。

　　有人说我是学电子工程的，我为什么要看书呀。因为你是人，你是个中国人。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人都有语言，不一定学《诗经》才能说话，孔子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就是说你有说话器官没有用的，你说出来的话要像人话。现在有些人说的话总觉得不太像人话。一方面是不说人话；另一方面是语言越来越贫乏。这个问题如果大家没有自觉的话，抱着庸俗和放任的态度，我们每个人都会是五千年文化的罪人。我这个话可能讲得严重了一点。因为文化要培养起来太难了，要葬送太容易了，就像我们培育一颗良种植物，不知道要多少人多少年的努力。你要是想把它弄掉，一锹就可以把它砍断，或给它点化学药水两个小时就能叫它呜呼哀哉。文明也是这样。所以于己于人于国，于我们伟大的文明，我们都不能放弃读书。

　　第二个问题看哪些书？有很多的同学说，老师你不了解我们，我们一直在看书，从没闲过。问题是看哪些书。我看我们的同学看消磨时间的书很多，不用动脑的书很多，而对于一向认为是经典的书，看的很少。为什么？因为大家觉得经典的书难读，经典的书和我们没关系。这些是非常错误的。经典之所以是经典不是哪个人封的，要经过千百年的考验。现在有些人掌握了所谓话语权，就说这个是经典，那个是经典。你让他去说，他说了就算？我最近就遇到了一件很痛心的事。我很尊敬的一位德国文学老专家和上海某高校的青年新锐，不约而同地主张把《歌德对话录》从中学生必读书目中去掉，说已过时了。但经典之所以被称为经典，就因为它是超时代的。歌德在那本书里讲的恰恰是我们今天人类面临的问题，说人类堕落了，我们现在正在葬送几千年的文明。看看我们今天的情况，不能不佩服歌德深刻的洞察力。这就是经典。恩格斯说歌德是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这样的伟大的人几千年就出了这么一个，而我们现在却说这个不要给年轻人看了。这不太说明问题了吗？

我们要做最好的事情，看书也要看最好的书。现在图一时爽快就看一些无益于身心的书，或看用来消磨一生只有一次的生命的书，你说你值不值？我觉得一个人，得有个基本的知识面，不要到时候你的孩子问你曹禺是谁不知道，鲁迅的《野草》什么意思不知道。除了经典，文史哲的书都要看，有好处。我自己就是个受益者。人类文明不仅是在哪一科上，比如文学，所有学科的成果都是宝藏，都是值得我们去探究的金库。所以我觉得除了经典之外，一般文史哲的书也应该去看，这个可以开阔自己的眼界和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花这个功夫是值得的。
我觉得现在的人们心灵比较粗糙。大家在读书的时候应该提高语言能力，提高语言能力就是提高心灵和感觉能力。读诗能培养细腻的感情，有了细腻的感情才能更宽容，更能理解和体谅别人。

　　还有就是要为提高修养而看书。我总觉得我们对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要有一定的感情。诗这个东西非常怪，它一方面是人的主观感情和思想的优美表达，它又有跃出这个东西的超越层面的体现，你可以从超一流的诗歌中看出宇宙的精神。在我看来读诗是件很优美的事情。读诗不一定要很多时间，你每天读一两首，慢慢体会，不要读一遍就算了，坚持数年，人的气质会改变。大家在读书的时候应该提高语言能力，提高语言能力就是提高心灵和感觉能力。读诗不仅培养我们的语言能力，更主要的是培养细腻的感情，有了细腻的感情才能更宽容，更能理解和体谅别人，这在日益商业化的社会里非常非常重要。

　　第三个问题怎样看书？经常有同学对我说，我们也知道哲学是好东西，我们也想看哲学，但不知道看什么书；有时候我们随便去找一些书看，实在看不下去，太难了；老师你说要看经典，什么是经典，康德是经典但太难了。由于太难，就造成逆反心理，以后哲学一概不碰，反正看不懂。有的时候，有些书要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一点点去读，慢慢会读懂。但是还有一些书不是这样，这些书你十年以后看还是那么难。我们中国人有个不好的习惯，看不懂不说自己不行，而是怪写书的人为什么要写这么难的书。多少人就葬送在这种自大的愚蠢当中。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发表时，全世界只有6个人看得懂。如果当时世界就排斥这个东西，说大家都看不懂，你这个东西没有价值，那真是人类文明的莫大损失。我承认现在有很多东西写的既枯燥又难懂又言之无物，这样的东西不必去看。但也有些好书，它不得不写得这么艰深，比如尼采和海德格尔的那些书，他们不是故意要写成这么难，用孟子的话讲：余岂好辨哉？余不得已也！这些书就要你们迁就它。人不可能所有的书他都看得懂。要是有人说世界上他没有看不懂的书，不要信他的话，不可能。看不懂不要紧，这是正常的过程。但如果你看不懂的书不看，那你永远也没有进步。

　　读书分精读和泛读两种，泛读的书读过一遍拉倒。特别好的书，特别重要的书我认为要做笔记，不做笔记，你可能就像从来没看过。我在北大讲学，看到他们在编汤用彤先生的全集。汤用彤在哈佛大学做本科生时的笔记、作业现在都保留着。当时没有民航航班，从美国坐几个月的船回来，那个时候的练习本是很厚的，一本都没有扔掉。我们不能书看过就算了，不做笔记，这样时间一长你什么也没留下。

　　第四，就是孟子讲的尽信书不如无书。看书不能做书呆子，不能看啥信啥，要有一点怀疑的精神和批判的态度。虽然我们不能随便怀疑和批判，但总要多个心眼。看书要有保留，包括对名著，也可以保留一点看法，但是不要轻易下结论，动辄认为别人不对。为什么？下了结论就会陷入结论里，所以看书既要有批判又要有理解的同情的精神。不要一开始不喜欢这个人就把他打倒。我们现在的传媒良莠不齐，要特别注意，往往把一本不怎么样的书炒得很高，而真正有价值的书却默默无闻，不为人知。要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相信自己的理性，相信自己能够找到其中的道理。最近我编了一本书叫《大学思想读本》，编这本书是要大家学会怎么思考，我想这本书不一定能教会大家怎么思想，但我选编的篇目都是有思想的东西，里面就有《小逻辑》中黑格尔1818年在柏林大学的开讲辞，他说：“我要求诸君信任科学，相信理性，信任自己并相信自己……人应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这也是今天我要和大家讲的。

　　中国从南北朝以来，就有给周岁的小孩“抓周”的民间风俗：在小孩面前摆上书籍、笔墨、玩具等小物品，从他抓取什么上预测他的性情、志趣或未来的前程。《红楼梦》里贾宝玉“抓周”，面前的书籍、笔墨、乌纱帽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气得贾政老爷大骂他“将来酒色之徒耳”。如果他抓了书籍官帽，全家都会欢天喜地的。所以人创造了文字，进而形成了书册典籍，这就成为人创造文明、发展文明的一个重要手段和基本标志。

　　书可以是上下数千年、远近数万里的人写成的，但读书可以超越时空界限，可以与人类文明进行无障碍对话。今天可以同李白、杜甫对话，明天可以同荷马、但丁对话，只有人才能享受这种无障碍对话的读书乐趣。书籍积累、交流、传播着知识，日久天长，川流不息，它已经积累、交流、传播成现代知识社会，因此，在现代社会不读书的人不能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 

　　读书是开发和释放中国人力潜力的重要途径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怎么样把我们人口的资源转化为人才的资源，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问题。在这一点上，教育的普及和读书风气的普及，将是关系到民族的素质和国运兴衰的一件大事。 

　　我出生在广东电白县，是整个乡里第一代小学生。同学里面，有许多人因为家境贫困，父母过早让他们回家务农了。我的父亲勒紧裤腰带也让我去读书，能读到哪一步就支持我读到哪一步，所以才读到有考大学的机会。中国农村教育普及，应该当作开发人才很重要的方法。 
　
　　当时我在广东农村小学，除了学校功课之外，能够接触到的书籍，就是一本《千家诗》和一本《古文观止》，还有乡村木偶戏，比如《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五虎平南》。我父亲读过两年私塾，因为要种地，他两年私塾读得断断续续，不如人家两个月时间，但是《千家诗》、《论语》、《孟子》这些他当时都会背，而且是古腔古调地吟哦，使我受到最初的诗词音律和经典文化的启蒙。农村读书条件差，诱惑也少，不像现在有些青少年那样迷恋电子游戏，因而注意力比较集中。只要我们做有心人，能充分发挥有限的学习条件给我们提供的可能性，自小就形成浓郁的读书趣味，经过锲而不舍、日积月累，是可以发展成专门的知识系统的。 

　　譬如《千家诗》，上图下文的版式很能吸引阅读兴趣，第一首程颢的《春日偶成》，什么“云淡风轻近午天，随花傍柳过前川”；还有朱熹的《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以及苏东坡的《春宵》，“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等等。这样的诗把它背下来，就知道了过去诗歌的音律声情之美。小时候读《千家诗》是音调把我领入门的，这一点可能会发展成为以后诗歌研究的新视角。 

　　读《古文观止》没有读《千家诗》那么轻松，轻松可以刺激兴趣，沉闷可以磨炼毅力。对于读书而言，毅力和兴趣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有毅力就能深入到文章的妙境当中，也能激发出更深沉耐久的兴趣。比如读骆宾王为徐敬业写的《讨武瞾檄》，就可以从它蕴含的历史典故中找到兴趣。据说武则天读到“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只是笑笑；但是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说的是高宗皇帝尸骨未寒，但是中宗――武则天的儿子，六尺之孤现在在哪里呢？给武则天夺了他的权了。读到这个地方，就触动了武则天敏感的神经，她就很不高兴，说我们的丞相为什么不发现和收罗这样的人才？古诗文往往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掌故的世界，据说一些老先生学问好，就因为他懂很多与诗文相关的轶闻传说、故实原委。 

　　过去文学史不怎么写掌故，我主张写，这可以增加文学史的史料厚度和阅读趣味。当然，有些掌故考证起来可能有问题，但你对它的虚构成分心中有数，反而可以扩展阐释的空间。为什么历史上没有这件事，有人却要杜撰这件事，这本身可能就是个精神史的问题。

　　比如贺知章金龟换酒跟李白同喝，这个掌故见于唐人写的《本事诗》，根据是李白写的《对酒忆贺监》：“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昔好杯中物，今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现在看贺知章诗的成就还不如李白，他用金龟换酒跟李白一起喝，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李白为什么如此感激涕零呢？实际上我们如果还原到这个掌故当时发生的情形，就颇有意味了。贺知章是70多岁的秘书监，比李大40岁，部长级干部。李白一个文学青年30多岁写了几首诗，第一次到长安，在小旅馆里住，一个70多岁部长级干部，三品官员，到旅馆去看他，而且解下自己的金龟（唐朝是三品以上官员佩带金龟，四品银龟，五品铜龟），就像将军把自己的徽章拿下，做抵押去换酒陪你喝，称赞李白是天上被贬谪到人间的仙人。可以看出，盛唐时期的诗和酒打破了官本位的等级制度，这种文明共享的情景在后世的唯官是崇、见钱眼开的世俗体制中是难以想象的。

　　我小学三四年级就读《三国演义》。读这部书，就懂得“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像周作人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他把古代言志的文学、载道的文学的起伏，说成是构成整个中国文学史的脉络：言志是个性的、抒情的，载道是政治的、说教的，两种文学互相起伏，构成文学史。他没有什么理论根据，就是根据《三国演义》讲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么一个历史循环的理论。所以，一个人小时候接触的书籍，都可能埋下一些种子，这些种子有可能刺激日后作为一个有心人继续读书和思考问题的兴趣，也就可能发芽生长成一个专门的学问体系。人的内在潜能是多方面的，要从不同角度开发自己的潜能。 

　　读书是一种终生的旅行、终生的事业 

　　知识和学问是无限的，生命是有限的，解决这个矛盾，就要持之以恒，把读书作为终生的习惯。

　　欧阳修曾经说到他最好的文章是什么时候写出来的。他提出“三上”的说法：枕上，马上，厕上。他平时对文章苦苦思虑，全神贯注，才能在不经意中灵感突然袭来。不是书要我去读，而是我要读书，永远当主语的人是大写的人。条件人人有差别，读书的欲望全然在我们自己，要充分挖掘、发挥你遇到的每个机遇所提供的可能。

　　我现在在自己的工作领域取得了些成绩，就是懂得如何通过自己切实的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的人。这种走路方法，也就只有方向，没有终点。

　　学习的欲望是一种知不足而求足的欲望。要保持这欲望，使它长盛不衰，在一些关键时刻就要超越种种精神障碍，处劣势时发现自己的优势，翻过一面看问题。 

　　刚上大学的时候，上海、北京的同学，一开口就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什么普希金、高尔基，而我在农村里只知道《说唐》里面李元霸是第一条好汉。对于自己与城市同学的知识落差，感到有些悲观。《琵琶记》中有句话：“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人生不可能一路坦途，可贵的是在忧患中不损志气，遇到坎坷就翻过一面看自己。在后来的学习过程中，我竟然跟城市里的同学考得分数差不多，说明我在同等条件下更有潜力。翻过一面看自己，不要只看到自己的劣势，要看到自己还有潜力。我想，这种翻转式思维大概也是一种智慧，可以激发出一种精神力量，知不足而思补足，化劣势为另一个角度的优势。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优势和劣势，就看你如何对待和处理。处置有方，这才是最要紧的。

　　自己是自身潜力的载体，潜力的释放，精神的解放，自己最知深浅，自己最知可能。所以，首先要有自己主体性的觉悟。最可怕者，是折断自己的主心骨。开拓可以认识自己的潜力。别人用8个小时读书，你花上10个小时读书，把应该读的文献都梳理一遍，才能在学科领域获得充分的发言权。同时，建立自己的信心。 

　　有的人知识比较系统，本是好事，但是写文章容易落入教科书框套。有的人知识比较芜杂，本是坏事，却往往有自己的体会，不入框套，一旦成熟，就多少有点创造性。这很重要。研究工作贵在创新，如果别人怎么讲你就照着讲，是不可取的。所以，要善于发现自己的精神优势，欣赏和发挥自己的这种优势，把它落实到刻苦上，建立学术上有根柢的创新机制。

　　我写小说史读了近两千多种书，也是因为有北京的各家图书馆，还有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图书馆，它的藏书为地方图书馆所不及。守着文学所的50万专业藏书，而不认真读书，实在有点像杜牧所形容的“浮生却似冰底水，日夜东流人不知”了。 

　　围绕着一些有价值的、有兴趣的领域，对与它相关的各种材料进行竭泽而渔式的阅读，相互比较揣摩，从它们之间微妙的差别、不同层面的变化、甚至相反相成中，发现深层的文化意义和精神体验。这样，你的思想就自由了，你就有了发言权。因为人家没读的你读了，人家没读那么多而你读了那么多，人家没注意到的你注意了。

　　作为专业化读书方式的竭泽而渔，是耐人寻味的。泽中有水，甚至混有泥泞，不易看清鱼的真面目。要把这水呀、泥呀排尽，以便把鱼通通捉到，就要寻找到排水的有效方法和渠道。 

　　比如籍贯在我们广东省番禺县的现代女作家凌叔华，一些作家词典和文学史说，她父亲凌福彭出身翰苑，当过保定知府，这就泥水浑浊，难辨真假。怎样排除浊水，去伪存真？就需要找出有效的渠道。渠道之一，凌福彭既然出身翰苑，就应该查一下清朝后期历科进士的名录。一查《明清进士题名碑录》，“鱼”就浮出水面了：他是光绪21年（1895）乙未科第二甲第三名进士。渠道之二，他既然当过知府以上官员，《清代职官年表》应该有他的记载，一查就明白，他当的不是保定知府，而是顺天府尹，即北京市长。宣统元年（1909）晋升为直隶布政使，直隶省的行政财务省长，由正三品升为从二品，地位比从四品的知府显要得多了。渠道之三，既然他的籍贯是番禺，就有必要查一查，清光绪年间编撰的《番禺县续志》，连她的祖父、曾祖父作为知名乡绅行善积福、创制器具的材料都找出不少。我和客居英国伦敦的凌叔华通过信，她并不知道这些县志材料。如果我们还能找到凌叔华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古韵》（AncientMelodies），然后再去阅读她早期的小说，对于鲁迅评价她“大抵是很谨慎的，适可而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展示了“世态的一角，高门世族的精魂”――就可以获得更深刻的领会了。 

　　“竭泽而渔”，是陈垣先生倡导的治学方法，他当过北师大的校长，是与陈寅恪齐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元也里可温教考》等文章，堪称竭泽而渔治学方法的典范。他为了搞清《元史》中不时出现的“也里可温”这个词的含义，就把210卷的《元史》全部读了一遍，把所有“也里可温”的条目全都抄录下来，然后把蒙古白话写成的《圣旨碑》和其他元代书籍里有关“也里可温”的材料进行参证，终于发现“也里可温”就是元朝基督教各种派别的总称。前辈学者这种见疑不放，对于有价值的、但别人不甚经意的疑难问题穷追不舍，从不一知半解，舍得竭泽而渔的治学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

　　读书是一个以我的生命来对证思量书中生命的过程 

　　书之为物，不仅仅是冷冰冰的墨迹和纸张，它有体温，渗透着昔者或彼者的生命体验和智慧表达。英国诗人弥尔顿说过：“书籍绝不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它包含着生命的结晶，包含着像他们的子孙后代一样活生生的灵魂；不仅如此，它还像一个小瓶子，里面储存着那些撰写它们的活着的智者最纯粹的结晶和精华。” 

　　正是有这种书中生命的存在，我们才有根据相信英国哲学家培根的话：“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自然哲学使人精邃，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学使人善辨。”因为书中不同的生命方式，搜索着和激发着与之对应的人的生命潜能，读书也就成了在字里行间发现自我、丰富自我、调节自我的心理过程。当书触动你的生命感觉时，我建议你注意做好读书笔记。记笔记是人和书的生命对证。你读到哪点最有感觉，你觉得哪点最有价值，你感到哪点最为重要，你感到哪点最为可疑，都不妨记录下来。一字一句地记，可以加强你的印象和记忆；分门别类地记，可以积累你的知识和清理思路；提要钩玄地记，可以在提要中把握要领，在钩玄中深化对意义的理解。张之洞讲：“读十遍，不如写一遍。”这也可以用在做笔记上。 

　　笔记本子有个A、B面，最初的记录最好只写一面，然后在继续读书时发现同类问题，写在另一面，跟它对照，比较其间的同和异。积累多了，你对这问题，就有各种各样的角度、层次上的材料，然后就可以梳理它的渊源流变，或解释它的多重意义了。比如读王国维的一段话，觉得耐人寻味，就写在一面，以后不知道哪天读到《道德经》上相似的意思，又记在另一面。如果发现别的书上也有类似的话，再把它积累下来。相互参证，就可能发现它们之间的传承关系，以及在不同语境中意义的微妙差异。

　　历史学家吴晗说过：“要想学问大，就要多读、多抄、多写。要记住，一个人想要在学业上有所建树，一定得坚持这样做卡片、摘记。”唐弢先生也认为，大凡读书，一定要做读书笔记，不要自恃年轻时记忆力好，就不做笔记，如果那样，书读多了容易混杂，年纪大后记忆衰退，就难免要吃亏。唐弢先生晚年写鲁迅传的时候，想找一个材料，鲁迅曾经说过他的父亲喝醉时老打他母亲。所以，鲁迅从不喝醉。这段话在哪里？他查找了半年没查到，又找了鲁迅博物馆研究员，也没查到，后来偶然读书时，发现在萧红回忆鲁迅的文章里面。因此，他一再告诫，必须做笔记，不要相信你的记忆力好。如果把鲁迅跟酒的关系都记在一个本子上，一查起来不就很方便吗？也就用不着花半年时间去大海里捞针了，一有感受就写下来，要赶快，不要偷懒。 

　　既然把读书当作人与书的生命的对证过程，是过程，就要设计好自己阅读的阶段性，处理好阅读注意力的集中和转移，逐渐把自己训练成一个设计自身学术拓展的战略家。记笔记，关注对证过程的生命痕迹的记录；设计，关注生命对证的过程性的衔接和超越。 

　　我讲点自己的经历供大家批评和参考。三卷《中国现代小说史》写完后，我读了近两千种书，如果在同一领域继续做下去，写一二十本书是没问题的，只要加一点新的资料、新的角度。但我想再写这方面的书，短时间内在分量上是超不过自己的小说史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有条件可以转移我的学术领域。考虑到当时才40出头，身体还好，精力充沛，在文学所读书时间相当充裕，完全可能再做一个领域。在国家研究所做学问做成模样，就不能拘束于三五十年的现代文学，有必要转到二三千年的古典文学，予以古今打通。 

　　但是转古典怎么样入手，这是一个很要害的问题。古典文献浩如烟海，关键是能否找到切入口。考虑到我搞过现代小说史，从古典小说切入，也许是最佳的选择。所以，我先进行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的研究。 

　　进入一个新的学科领域，既是乐趣，又是冒险，下的功夫要比人家加倍。所以，《中国古代小说史论》每一章都力求广泛阅读，精心写作，光是在《中国社会科学》，5年间就发了6篇文章。《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上也各发1篇，英文转载过4篇，《人大复印资料》和《新华文摘》转载过15篇30万字，这可见自己在读与写上都是下了功夫的。尤其到新领域大家眼睛都在盯着你。古典小说史论的系列文章发表的过程中，韩国、新加坡都有一些学者说，中国有两个杨义，一个搞现代，一个搞古典，后来开会在一起时大家才知道是同一个人。

　　反思过去，我读书做学问打破了不少规矩。比如，古今贯通的作法，在当时也是越出规矩的。按照当时的学科分割体制，现代文学和古典文学是隔行如隔山啊，不光是时段的问题，不光是知识结构的问题，还有评价体系、工作规范和思维方式的问题，实在贯通之途，关隘重重。而且既然破了当时的一些规矩，人家用五分功夫，你得用十分，做到人家挑不出你的毛病。就是说，在现代小说史研究上建立自己哪怕一点点优势，在转移自己学术注意力的时候不要脱离这个优势，还要依凭这个优势开发新优势。若能这样，就在当时学科分割得隔行如隔山的情形下，为自己准备了从山的这面走到山的那面的一块垫脚石。有这块垫脚石和没有这块垫脚石很不一样，它为读书过程建立了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两个不同的学科分支的对话系统，从而为古典小说研究投入新眼光、新思路，才能得出一些为现代人感兴趣的话题和见解。 

　　读书的设计是一个立体性、动态性的设计。围绕着某个问题、某种原有优势的拓展，既可以在纵向上涉及古今，又可以在不同层面上涉及中外以及诸种学科。知今不知古，就罕能清理出事物的原理；知古不知今，就罕能悟透事物的意义和它运行的曲线；知中不知外，就容易使自己的知识封闭起来；知外不知中，就容易使自己的知识失去根，变得虚浮空泛。古今中外在某一个问题上进行互参，是读书深入以后应该追求的通则。我在1992年为什么要到牛津做半年客座研究员，就是要读西方叙事学著作。七百多年前波斯诗人萨迪在跋山涉水、托钵化缘的漂泊生活中，就说过“没有求知欲的学生，就像没有翅膀的鸟儿”这样的话，难道我们在开始航天的时代，就不需鼓起翅膀，翱翔于中外古今的知识空间吗？
既要以智慧读书，又要在书中读出智慧，读出深度，读出精彩，读出意义。

　　世界上书籍之多，用汗牛充栋已不足以形容，说是浩如烟海一点也不过分。而近世以来，企图对书中知识作出种种解释的思潮流派又五花八门，这就使得读书在面对花招百出的路标时既受启发，也易陷入迷魂阵。要保持一颗纯朴的心去认知书中的原本意义，已是难乎其难的事了，戴着不止一种颜色的眼镜走进书海，难免会坠入五里雾中。

　　因此，我提醒大家，读书要重视自己的第一印象。这是我们文学所老所长何其芳讲过的一句话，读书要重视第一印象。有感悟力、有感觉的人，第一印象是鲜活的，抓住新鲜的思想萌芽，上下求索，推演出一个新的理论。读书要首先不淹没自己，然后才能挺直腰杆与五花八门的思潮进行创造性的对话。切不要被一些现存成见和空泛术语套住，诸如李白是浪漫主义、杜甫是现实主义等等，不要被这些大概念束缚，以至遮蔽眼睛。首先看看李白、杜甫原原本本的是什么，我读了之后首先感觉到什么。杜甫有一首诗《赠花卿》：“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说花敬定将军请他吃饭，奏的曲只能在天上，在长安，皇族那里，朝廷那里听到，人间能够得闻几次呢？如果先入为主地相信宋人、明人出于忠君思想的解说，就会人云亦云地认定杜甫在讽刺花敬定，讽刺他僭越非分，在宴会上采用了皇家才有资格享用的礼乐制度。事情果真这样吗？现在一些注本都是这样讲的，沿袭明清时代的诗话诗评。这样讲似乎有学问，似乎很保险，但是实际上放弃了还原和创新的可能。杜甫还写过一首赠给花敬定的《戏作花卿歌》，称赞“成都猛将有花卿，学语小儿知姓名”，歌颂他平定叛乱勇猛剽悍的能力，说朝廷为什么不把他调到中原平定安史之乱，“既称绝世无，天子何不唤取守东都”，却在这里守成都？既然如此，人家把你视为知交，请你吃饭，给你奏好音乐，你竟然还讽刺起他来？杜甫如果这样，我觉得他心灵是扭曲的。实际上杜甫何尝是这意思呢？杜甫是说这美妙的音乐只能在长安朝廷里听到，现在我居然在成都将军府里也能听到了。可见安史之乱后，皇家的梨园子弟都流散了。这是开了一种风气，也就是中唐诗人用梨园子弟的流散来回忆沉没了的盛唐，别具一格地言音乐以怀旧。

　　沿着这条思路，杜甫到夔州看到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叹息着“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初第一”，如今都流散到这里来了，“梨园弟子散如烟，女乐余姿映寒日”。杜甫到江南看到李龟年，又叹息过去在长安“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想不到现在到了江南，“落花时节又逢君”。盛唐衰落到这样子，梨园子弟流散到江南来了。白居易被贬官到江州，现在的九江，看到长安教坊的琵琶女流落到这里，就不能不感慨“同是天涯沦落人”，以致这位江州司马的青衫都被泪水打湿了。中晚唐用音乐来怀念沉没了的盛唐，是一种思维的模式。这样解释，才可能对杜甫饮酒听乐时忧虑苍凉的情绪感同身受，“此曲只应天上有”，天上才有的曲子到这里都能听到，盛唐已不可收拾了。如果拘泥于古人的忠君思想，认为杜甫吃饭都不忘皇帝，每饭不忘君，就丢失了杜甫作为一介寒儒漂泊千里的那份旷野情怀。现在很多研究受宋人影响很大，我们要打扫历史尘埃，从重视第一印象做起，用现代的精神、今天的眼光好好审视诗和诗人的原本，增强经典重读的创造性。 

　　我曾经讲过一句话，李白喝酒时举杯作诗，杜甫听乐后提笔赋诗，是写给我看的，而不是写给唐人看了以后宋人看，宋人看了以后明清人看，我们的前辈又看，我只能跟在他们背后评判是非，拾人牙慧。我想起了巴尔扎克作品中的一句话：“问号是开启任何一门科学的钥匙”，宋朝陆九渊也说：“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应该拿起这把带弯钩的问号钥匙，启动疑中求进的思想主动性，质疑自己的眼光为什么只看前人的背影，而不能站得更高一点，直接面对事物的本原和本质。我们应该直接面对杜甫和李白，面对一个个活生生的文化生命。李白昨天晚上跟我一起喝酒，他拿起酒杯就吟唱《将进酒》，高歌“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杜甫今天上午和我一起，赴花敬定的宴席，为音乐而感动，叹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我要直接面对他们，而不是在历史层层的阻隔、术语层层的裹挟中无所作为，把自己遮蔽起来。李白、杜甫的诗，就是写给我看的，我先读了之后，得出我的印象，再来看前人怎么说的，跟他们对话。这种研究程序可以概括为四句话：跳过背影，直趋本原，留住感觉，反思前贤。 

　　朱熹讲读书要做到“三到”：心到、眼到、口到。三到中最重要的是心要到，用心灵的眼睛来读书。最要用心灵的眼睛来读的，是经典。经典是文化智慧的集合，包含着最耐人寻味的文化血脉在里面。陈垣先生对北师大历史系毕业生说过一番话：一部《论语》才多少字？一万三千七百字。一部《孟子》才多少字？三万五千四百字。都不如一张报纸的字多，你们为什么不把它好好读一遍呢？一万多字的《论语》你都没有读过，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说得过去吗？ 

　　经典可以用权威的知识来使你感受到文化的根在哪儿。我觉得，少年多读名篇，青年读大书经典，中年多读专业书，晚年读点杂书。少年记忆力好，对历代名篇多加记诵，可以终生受益。我在“文革”时候还年轻，没别的书看，就通读《资本论》、《资治通鉴》、《史记》、《鲁迅全集》，后来搞专业研究，除了随时翻翻，很难找出专门时间把这些书通读一遍。原初读书也没抱专业意识，而是把它作为人类智慧表现形式，看伟大经典、伟大思想体系是怎样形成的，怎样展开逻辑论证的。跟着他的思路旅行一遍，读完后心灵震荡，深切地体验到什么是伟大的思想体系，什么是经典的精神力量，体验到人类的智慧、思维能达到什么程度，这就在有意无意中滋养着一种文化魄力。年轻时读一点大书，大书有大书的气象效力，这是那些装模作样、卖乖取巧的小家子气无法比拟的。我后来写书，有时一写就几十万、一百多万字，自己并没有觉得承担不起，实在说不清楚跟我早年读过几本大书有点什么关系，说没有似乎也脱不掉干系。所以，劝年轻同志读一两本大书，然后才知道什么叫经典。朱自清说过在中等以上教育里，经典训练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阅读经典的作用就是叫人见识经典一番：见识什么叫做经典，对一个人的文化素质的根基，至关重要。

　　最后，想讲一讲读书要重视书里书外。应该意识到，是人在读书，而不是书在读人，人是主语。因此，人动书自动，人活书自活，不要让书把人的活泼泼的脑筋套成死脑筋。宋代有个批评家讲读书要知道出入法，开始时要求得怎样才能进去，最后要求得怎样才能出来。王国维《人间词话》也讲，诗人对宇宙人生（我觉得读书也是这样），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不要给书套住，要是读书走不出来，那跟蛀书虫差不多。读书要在哪一点上下功夫？要在不疑处生疑。大家都习以为常，能在习常之处打上问号，就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能力。朱熹曾经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什么叫疑问？疑问就是问题意识、创新意识。善于提出问题进行创新，就能在书山学海中出入自如。这里讲一个简单的案例。杜甫的诗没有写过海棠，大概搞古典的人都不陌生：楚辞无梅，杜诗无海棠。王安石后来赋《梅花》：“少陵为尔牵诗兴，可是无心赋海棠”。苏东坡跟歌妓交往，常常吟诗作赋，可是跟一个叫做李宜的歌妓交往一段时间却没有写诗，歌妓李宜就有意见了，东坡马上写了一首：“东坡居士闻名久，为何无诗赠李宜。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题诗。”意思是说，并不是说李宜没有海棠那么娇美动人，但是杜甫还没有给美丽的海棠写诗呢！这种应对充满机智和风趣。宋人对海棠很喜欢，却在寻章摘句时发现杜甫怎么不写海棠，对此迷惑不解。杜甫48岁到成都，57岁离开重庆的奉节，在四川呆了10个年头。四川向来有香海棠国的声誉，杜甫竟然没写过海棠。宋人很喜欢海棠，但被他们当作老祖宗来崇拜的杜甫却没有海棠诗，给他们的宗杜情绪留下一个不小的缺憾。所以，《古今诗话》里就出了这么个说法：杜甫的母亲乳名海棠，为了避讳他不写海棠。对这结论我们怎么看？要不疑中生疑。杜甫没写过海棠，李白也没写过海棠啊，韩愈、柳宗元也没写过海棠，元稹、白居易也没写过海棠。中唐前期只有一个王维写过一个《左掖梨花》，就是他在门下省值班的时候看见了“黄莺弄不足，衔入未央宫”的梨花。《文苑英华》注解说，“海棠花也”。所以，王维的时代海棠花还叫梨花、海棠梨。由此可知，盛唐直到中唐前期，海棠还没有成为诗人的意象。盛唐诗人更重视的可能是马、牡丹、苍鹰这些刚健华丽、魄力宏大的意象。海棠成为审美意象，是在中晚唐之后。我要举的例子很多。宋人更是把海棠写大了，比如苏东坡。在《千家诗》里就可读到他的《海棠》诗：“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濛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他把海棠当成美人，怕她夜里睡着了，燃起蜡烛来看她，这里面蕴含着多少缘分和情趣。宋人爱海棠，又以自己之心去度盛唐人之腹，全然不顾盛唐人更重视的是马、鹰、牡丹那类意象的盛世情怀。海棠是另一种美，是一种娇美的意象，是晚唐、五代、宋时期诗人感觉由宏大转向细腻之后才发展起来的意象。词，这么一种柔媚的文体，也是在晚唐、五代、宋发展起来的。词就是我们诗歌文体中的海棠。世上的美是多姿多彩的，哪一种美在什么时候进入诗人的视野，刺激诗人的感觉，并在感觉普遍化中形成意象，这需有特定的历史机缘。捕捉住意象进入诗歌的历史机缘，就使一部诗歌意象史，折射着一部诗人精神史。杜甫母亲，一个北方老太太，没有听说他的故乡河南巩县能够生长多么繁茂的海棠。在杜甫母亲起小名的时候，海棠不是诗的意象。因此，她根本不可能用海棠当乳名。通过意象史透视精神史，就深入到文化潜流里面，发现这个时代的人对过去时代书的误读的原因，就能够在不疑处生疑。这就从书里读到书外，在书里生长出问题意识，在书外展开创造性思考。进而言之，读到书外，还有一个学以致用的问题。把经典的大书和社会人生的大书对读，这更是我们读书的目的所在，是读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 现场问答 

　　问：今天，我们时代的使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求我们抓紧读书，造就一个学习型社会。尤其是电子时代的数字阅读，查找资料可以检索，许多记忆性的功夫可转向创造。在这方面您有哪些独到的做法和看法？ 

　　答：在一个知识时代中，知识的产生、传播、接受和更新，都在以超大规模的方式进行，人们要想跟上时代，必须不断学习。
学习不是一种一次性可以穷尽的活动，它是一种多级递增的无止境的生命过程。改革开发以来，外来知识大量涌入，让人应接不暇；中国本土的宏大的经验和智慧也在不断推进，以及整理和书写之中。因此，学习者要有自己的方法和立场，能够站稳脚跟，明白自己该学习什么、怎么学习。 

　　比如说，有人有志于某个领域，甚至打算成为专家，那么该领域中最有文化含量和深度的经典性著作必须读上几种，以便建立自己的知识框架、话语体系和运思空间。面临的对象愈复杂，我们愈要有自己的主体性。先选出来那些书籍要读，进一步再区分出哪些要精读，哪些泛读。一生只读不入流的印刷物的人，是不可能进入较高的思想境界的，更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学人。 

　　在电子信息时代，网络确实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把人类的神经深入到广泛的领域中，而且数字化的阅读也改变了人们的记忆方式，很多材料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找到，不必再靠一味的死记硬背。在这一点上，现在的青少年比我们这一代人幸运得多，他们应有更大的抱负。但网络毕竟是工具，创造性思维的产生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读书量。只有在阅读中，通过积累，把学习的知识不断转化为自身的素质，加入自己的生命体验，才能在电子文本的帮助下，产生出创造性的思维，从而把思维的触角伸得更广、更深。 

　　况且，网络文本有其自身的限制，尤其对于人文学科而言，并不是所有的文本都可以在网上找到，只有那些受众面较广的才会放到网络上面，比如说《二十四史》、《十三经注疏》等等。研究者要用自己的思路梳理文化的发展脉络，就要同时关注到那些大量的、不被人注意的、没有进入网络资源的材料。没有被人注意的地方，往往是可以产生新思维的地方。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到研究者的功力。既有充分的知识积累，又能驾驭现代化的科研手段，这样才能有所作为，否则，在汹涌而来的知识大潮面前，不是随波逐流，就是被其淹没。 

　　西方的知识――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进入中国以后，人们都感到很新鲜，但作为研究者，也要清楚，这些知识是在西方的历史传统、国情状况、文化脉络和人们的欲望中产生的，要进一步弄清它们的来龙去脉，以及为什么创造这种话语，背后都包含了那些群体的潜意识。

　　拿比较文学来说，法国讲影响研究，美国讲平行研究。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方法的问题，里面也包含了民族群体的潜意识。法国是欧洲文艺思潮的中心，更关注本民族文化的传播影响情况；美国历史较短，是影响的接受方，可以说是英国人、法国人的学生，讲影响研究，他们在文化上就难以获得独立的地位，故而提倡平行研究，思考共时性中的同异，产生了新批评等学术方法。

　　所以说，不光要看到是什么，还要看到为什么，在不同文化的借鉴、交流和学习中，坚持一种平等、对话，而又自尊自重的态度。西方的知识应该充分借鉴，但又要看到它们所说的世界性是不完整的、有缺陷的世界性，要想使其完整，就要将东方智慧，尤其是中国智慧加入其中，对其进行检验、校正、补充和深化。 

　　问：我想请问杨义老师，您刚才4次讲到“竭泽而渔”这个典故，或者说是成语，我想请教一下它的意思和出处。 

　　答：“竭泽而渔”这个成语出自《吕氏春秋》，其中记载晋文公一位谋臣的话说：“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主张人在处理自然关系时顺乎自然，在处理社会关系时顺乎诚信和正义。我刚才讲的是一种经过变通的意义，用这个成语来强调，要把某个领域的重要材料尽可能收集完备。这一层意义来自北师大校长、历史学家陈垣，他是广东新会人，他说过：“南方人在池塘中养鱼种，鱼长大后，将水放出，逐条取鱼，一条不漏。”意思是讲，我们研究问题，要尽可能把材料搜集完备。虽然有时不可能像池塘放水捉鱼一条不漏，但总要尽心尽力搜集到尽可能完备才放心。 

　　问：我是一位化学老师，今天听了您的报告，对我的启发很大。我有一个问题，我坚持了20多年向幼儿园、中小学生推行诵读蒙养书，从《三字经》、《千家诗》开始，然后过渡到《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您对中小学开展经典文化诵读的问题如何看待？ 

　　答：我很佩服您弘扬中华经典文化的拳拳之心。瑞典的诺贝尔曾经讲过，传播知识就是播种幸福。让更多人从小多读名篇，这对于培养他们的文化素质和志趣，对于增强文化家园的归属感都大有益处。一个文化的命运，第一看它的原创性，第二看它的共享性。一个文化如果只有少数人知道，而不渗透开来，为整个民族共享，这个文化生命力就受到严峻考验，甚至可能出现危机。对此要有忧患意识。所以我是主张青少年要读一点名篇。

　　将来你可以交一交这个朋友――叶嘉莹先生，南开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所所长。她原来在加拿大是教授，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也是我们文学研究所的荣誉研究员，80岁的老人，老当益壮。她现在北京、在全国各处做经典文化普及工作。她自称“东西南北人”，以古诗为友，录了很多这方面的光盘，用古腔古调教孩子们读。她觉得古典文学诗词功夫要从小时候做起，大了后记诵的能力不够。我有一次跟她读了一首刘禹锡的诗，她就顺着我背诵起来，还纠正了我一两个字不够准确。当然现在社会商业化大潮汹涌，教育小孩读古诗文有许多困难。要注意教育方法，讲得有趣、讲得精彩，刺激小孩的求知欲和好奇心，要使小孩能够快快乐乐地进入经典文化的世界。

       ■ 结束语 

　　杨义先生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给我们讲了读书的意义和方法。也许我们并不能做到像杨先生那样去读书，但比起他的经历，我们更应珍惜自己所拥有的读书机会和权利。在享受现代文明的同时，做一个优秀文化的汲取者、传承者、创造者，这是何等幸运和幸福！安心向学，努力读书，并非小事。长此以往，则个人愈来愈亲清俊而远俗气，社会愈来愈和谐而远浮躁，国家愈来愈强大而屹立于世界。

　　（杨义，广东省电白县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社科院首批学部委员（正在公示中），《文学评论》主编，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新文学图志》、《中国叙事学》、《楚辞诗学》、《李杜诗学》、《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以及十册《杨义文存》等著作30余种。曾获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等奖项。曾讲学于英国牛津、剑桥，美国耶鲁、哈佛、斯坦福，以及日本、法国诸名校。）
 

　　思考是享受。有个研究生问我，现在书店里这么多书，到底该买哪一些？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有两个准则。

　　第一，搬家的准则。书籍的生命力与此有关。

　　我年轻时，读书总是偷偷摸摸的，像一个地下工作者，因为很容易被人家说成是走白专道路。我在东北放羊的6年，读了很多书。直到2000年，我才有了自己的房子。我写了50本书，很多人以为我有很多藏书，我可以告诉大家，当时我总共只有150本藏书，还包括字典。有些书是我当年当掉裤子和母亲给我的戒指买的。 

　　没有自己房子的时候我经常要搬家，每搬一次，就要扔掉十几二十本书。这些扔掉的书是经不起考验的。没扔的是些什么书呢？唐诗我没扔，尽管已经很破烂，是文革抄家后还给我的，跟我一起生死与共过的。还有肖邦的夜曲、舒曼的梦幻曲乐谱，英文版的《茶花女》、《简爱》，美国的《红字》，《庄子》、《老子》、《孔子》，都留着，这些书变成了我的精神支柱，已经进入了我的血管。 

　　能经受4次搬家的书，就要买。如果4年搬一次家，搬4次，就是16年，经过16年那些书还保存着，说明这些书与你的生命联系在了一起。这就是搬家准则。
第二，躲进防空洞的准则。 

　　日本的一个哲学家叫柳田谦十郎，是一个很诚恳的人。他为了看原版的康德、叔本华的著作，自学了3年德文。1945年春天，他躲避美国飞机轰炸，经常要躲进防空洞。每次，他都带两样东西，一样是自己的手写稿，另一样是康德和叔本华的书。飞机轰炸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翻开土灰看看书还在不在。买书就要买这样的书，买能带到防空洞里去的书。

　　如果只允许我带3本书进棺材的话，我会带唐诗、庄子，第三本怎么选呢，选择是痛苦的，也许我会选莫扎特钢琴协奏曲。

（本文摘自2005年6月11日赵鑫珊在浙江图书馆作题为《“科学·艺术·哲学”的演讲》）
 

　　刚教书的时候，自己是一张白纸，一张被命运、领导、家庭、社会任意涂抹的白纸。有时候，觉得是不是也能给高楼大厦糊糊墙，贴贴天花板，很少想到这张白纸能在课堂里成为一本教育大书的一个页码。

　　涉世已久，渐渐爱上了课堂，爱上了学生，爱上了课本，爱上了考试和习题，才觉得自己虽然不是一张耀眼的白纸，却是一张最有特色的白纸。那就是，学校、课堂、学生一样能使这张白纸具有诗意，更有自己的情趣。

　　到这时，我有一个这样的念头：要把自己教成一本书。

　　语文教师在白纸上写的不是3+1=4，而是3+1=丰富多彩。比如一个人忌讳说4，他家里有四口人，同事问他，您几口人？他说，3+1口。同事说，哇，这么快又生了一个！男的还是女的？在这里，“加”被说成“生孩子”，就是语文中的双关和联想。语文教学的任务是借助精粹的汉语作品，使学生生成“语言智慧”，让学生通过研磨语言而产生情感、文化、思维等深层次的整体性开放性的生命体验。

　　语文是一种超越于日常情景之上的语言智慧，这就要求语文教师，必须具备高超的“语言智慧”，或者说，语文教师的语言智慧必须超逸于平常人之上。有了语言智慧，就抓住了语文教学形而上的东西，有了四两拨千斤的技巧，有了点石成金的手指，有了尺水兴波的清风，有了尺幅千里的画笔。

　　语言智慧从何而来？从大量的语言实践中来。正如，游泳者要在水里尝试，书法者要在宣纸上长期挥毫，舞蹈者要在舞台上经常表演，歌唱者在钢琴边练声。这里的大量语言实践，指的是阅读和写作，得到静态语言智慧；课堂里师生交流，得到的是动态语言智慧。

　　先说阅读。我所指的阅读是读纸质的经典和精美读物。只有方块字通过你大脑的研磨产生了意境意味理趣之类的东西，语言的犁铧才能开垦你的大脑语言区的板结土壤，那么，优美的文字就会给你阳光、雨露，语言智慧就是秋天枝头上金灿灿的果实。

　　再说写作。思考和语言智慧来自于大量的语言实践，形成静态语言智慧的最好方式是写作。写作应该是教师，尤其是语文教师具备语文智慧和思考能力的外显性标志。思考固然可以不动笔，但你必须承认，不动笔，不形成文字的思考终究是肤浅的，零碎的，断断续续的，浮光掠影的。写作的好处在于能强迫人静下心来把模糊变成清晰，破碎变得完整，凌乱变得条理。写作是一次次深层次的语言和思考之旅。另外，教师还有个材料积累的问题。掌握大量的富有个人感情的语言精品、教学材料，是语文教师教学成长的必由之路。

　　我之所以能成为今天主席台上的皱巴巴的白纸，展示岁月的痕迹给大家看，也许是源于我的一篇《书房连着课堂》的文章。下面我读几个文章中的句子：“我记得无数个美丽的黄昏和宁静的夜晚，读书成为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约会。我记得每一位有幸对晤的著者，他们生动的思想，文字被唤醒的瞬间，以及我如同雕刻在时间肢体上的痕迹。这些痕迹无限地伸延着，不知什么时候就和我的课堂血脉相连，我惊奇地发现，语文课本其实是我书房里的书刊大树上的一片叶子。”

　　我觉得读书和课堂之间应该有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课堂寻找书籍。
　　有人说，一堂好课是用一生来准备的。这句话的内涵是寻找。所有的课堂都是未成形的，都在生成之中，都在寻找之中，都在寻找一种最恰切的表达，一种在教材、学生、教师之间寻找最佳契合点的表达。学生的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是变化的，这些东西直接构成了语文课堂的背景。教材中的作品也随时空变化而变更着解读的意义空间，而课堂又是瞬间生成的，是富于偶然性和灵感直觉的。语文教师就处在这样一个变化的旋涡中。我们无法用一个数年不变的教案解读一篇作品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时空中的经历，我们无法用一个数年不变的思考去满足二十年距离中几代学生的阅读期待。总之，教师，尤其是语文教师永远在学生、文本、课堂的推进中前行。这正如西西弗斯循环地推动巨石，语文教师前面的巨石就是阅读和写作，是书籍，是语言精品。一个数学教师可以用三十年前的习题集教今天的学生，这道经典的例题的五种解法穿越几十年的时空依然凝固不变。而一篇感性的语言作品就不同了。它是有生命的，它的血脉、纹理已经同自然、同社会、同读者的人生经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所以，语文课需要语文教师大量阅读汉语精品，这些作品成为一堂好课的基础。我的经验是，四大语文刊物、《名作欣赏》，要每种都订，每期都认真研读，并要随时查阅。这些杂志的每一篇文章的背后都是一片广阔的背景。它们是由一堂堂精彩的课堂，一场场丰富的语文生活场景构成的。而文章是作者思考后的理性提炼，这仿佛是标本，被悬挂在实验室中让我们研究。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才能从一篇篇精彩的文章中感受到写作者课堂和语文生活的精彩，并且能让语文的诗意走进自己的课堂和生活。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将进入第二个层次：书籍包围课堂。开始读书，我是
游击战争，东打一下，西打一下，没有章法。总是功利性地，直接从杂志上网上书上搬下一些教案设计之类的进入课堂。看这些文章时热血沸腾，自己备课时头头是道，走进课堂，结果是偶尔对症，课堂风生水起，多数是不对症而隔靴搔痒，学生还是昏昏依旧。如果你坚持阅读写作，深挖井，就会见到清泉，也就是你从游击战转变为阵地战，你有了自己的阅读和写作的根据地。你把学校的图书馆和阅览室利用起来了，你大部分业余时间泡在书店和书房里了，你被书籍包围起来了。我在一首诗里说：“睡在哪也不如睡在书……书虫衣裳的纹理，是书页在眨眼。”如果你读到这种地步了，课文中的每一个关节都可以和你阅读和写作的某一个背景联系在一起，尤其那些经典作品，它表现出来的人类精神层面的那种共同的东西，一下子连接了你的精神空间，你一定有许多话要说，你其实只要讲一些与课文联系最紧密的，你认为学生可以接受，对生成学生的语言智慧有大帮助的东西就行了。我们都听过这样的课，那种随意中颇具匠心，那种看似漫天式的闲谈，师生间亲密的交流，真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呀！

　　第三个层次：课堂生成教师。教师一定不是阅读和写作生成的，单纯阅读和
写作生成的是作家和编辑，他们需要的是静态的语言智慧，而动态的语言智慧存在于课堂里，存在于赵本山的小品表演中。教师是课堂生成的，课堂是水，教师是鱼。所以，把课堂当成你生活中最重要的场景，是优秀教师的必备素质，也是把自己教成一本书的前提。我打个比方，阅读和写作是语文教师这本书的纸张，有了好纸张当然吸引人，但重要的是，你要从课堂中寻找文字内容。我也曾有过上课前长叹一声，如上刑场一般的经历。如果这样走进教室，学生就是我们的刽子手，课堂就是屠场，不是学生杀了你，就是你杀了学生。现在就不一样了，我特别想把我的读书和写作经验、与课本与学生成长与语言智慧生成有关的一些想法急切地告诉我的学生。而正是课堂让我越来越感到教师职业的优美和尊严。社会上可能有许多优雅之地，但我觉得人只要找到一片能安放自己灵魂和诗意的地方就可以了。课堂应该成为教师的优雅之地。

　　《共产党宣言》最后是这样写的：“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在这里借用一下：语文教师在阅读和写作中失去的只是无聊的闲暇，而得到的将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课堂。全宁波的语文教师读起书来，写起文章来！

　　我来自遥远的河北，今年在北仑明港中学得到了宁波市户口。我这张被北方风雨吹打得破碎的白纸今天讲的更多的是自己苍白的诗意想法。我知道，我距离成为一本书的目标还何其遥远，期望在座的前辈批评我指导我，期望同仁们帮助我砥砺我。真的把自己教成一本书，是我此生最大的渴望！

谢谢大家！
（本文为作者宁波市中语会第七届年会暨读书活动经验交流会上的发言）
 

　　世人单晓得有读书的艺术，读书的滋味。殊不知凡事皆须两面观，不可持之一端。人之于书，既可为“趣味”、为“嗜好”而快快活活地读，亦可保持适度的间距、片刻的跳离而“不读书”。
　　“不读书”的艺术自然不是劝君目不识丁或只晓得“美眉”、“传奇”，而是不读无聊、无用的书，是善于对书的价值、品位做出判断和鉴赏。故而我常对学生说，一册在握，你应当机立断该书是否值得一读。倘若该书于你的面目的可爱、心理的平衡、品格的提升了无一用，则劝君立即弃之。人生苦短，哪来那么多光阴消磨在“精神废品”中。
　　“不读书”的艺术，也是一种不唯书是读的艺术。书籍固然是“遗嘱的执行者，是所有时代、所有民族精神珍品无可责备的保管者”(尤里·邦达列夫语)，值得我们与之对话。但我们毕竟属于“这一个”时代，我们有自己的灵魂一隅，而不是被剃光了毛的猴子。不唯书是读，是因为我们还想读懂“社会”这部大书，也想读透“自我”这本小书。倘若我们仅会吟咏“风声、雨声、读书声”而不谙世事、不晓自我，虽坐拥书城，却画地为牢，岂不成了他人的“再版”与“拷贝”？
　　“不读书”的艺术从骨子里讲是一种“独立思考”的艺术。叔本华曾主张“读书仅仅是独立思考的一个代用品”，“只有当你自身的才志枯竭时，你才应去读书”。生活中我们时常遇见某些“读书的种子”，被号称“左右世界命运的十本书”之类的书籍害成了“读书的谬种”，失去了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读书”之根本宗旨在于使人的精神愈见完善，品格愈见高尚。若见了他人的“头脑”、“文字”便叩头，便膜拜，岂不是愈“读书”，精神愈委顿，头脑愈愚蠢？倒不如“不读书”，或许还能捡回一个“真我”！在我们为“素质教育”鼓与呼的眼下，如何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无疑应是读书重中之重。
　　据说坐禅有三重境界，是谓“初看山是山，水是水；继而山不是山，水不像水；终乃山复是山，水还是水”。化而用之，人之于读书是否也有三个层次：初入门者，读书是读书，不读书是不读书，分得清清楚楚，是为一层。“知入知出”者，则读书是为着“不读书”，而“不读书”其实是将书读薄读化，懂得“学问皆在书外”，是为二层。到了“山复是山，水还是水”的第三阶段，则恐怕人之于书，书之于人，两者已浑然一体、难分彼此了。照林语堂的说法便是达到“灵魂转世”的境界。倘若悟及此道，便是得鱼忘筌，成竹在胸，也就不必拘于“读书”或“不读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