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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书

admin — Sat, 03 Jul 2010 04:53:53 +0000

　　《书话》单行本出版后，接到不少读者来信，劝我扩大范围，谈谈自己买书、藏书的经过。直到今年，还有人把书目寄来，嘱为鉴定；更有人飞柬相邀，约我“过斋看书”。看书本来是愉快的事情，怎奈去夏以来，一病缠绵，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病榻上磨，偶尔精神好些，也没有出门会客的能力。眼看这样下去，怕连笔都提不起来了。人活着而不工作，岂非等于不活。为此我很想伏案试试，即使写少些、慢些、轻松些，也很想伏案试试。
　　说起买书，二十多年来，自己的确买过书，如今还是一架一架地堆得满满的，从屋子的四壁到中央，纵横曲折，像一座矮矮的书城一样。
　　但我并不是藏书家，也不希望别人以藏书家看待我。这中间有个原因，大约三十年前，我遇见一个朋友，他性好读书，平日手不释卷，只是读书的方法非常古怪，总是读一页撕一页，随读随撕，一本书读完了，同时也给撕完了。我第一次看到，不免大吃一惊，问他这是在干什么，他指着自己的脑袋，笑嘻嘻说：“没有错！我把它放在这儿了。”他是我最初结交的少数朋友之一，博闻强记，脑子里装的书不少，手头上却一本书也没有。我很佩服他，又并不以他的读书方法为然。
　　可是说来奇怪，从此以后，他的话却楔入心坎，使我一直忘不了。
　　凡遇买了书来而不及翻阅，那张笑嘻嘻的脸孔便会在眼前出现：“哦！你没有把书放错地方吗？”我因此感到紧张，感到惭愧，感到坐立不安。
　　为了免除烦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如果自问没有工夫读，我就干脆不买书。
　　我的有目的地买书，开始于1942 年，那时往在上海徐家汇。日本军侵占上海，一天几次警报，家家烧书、撕书，成批地当做废纸卖书。目睹文化浩劫，实在心痛得很，于是发了个狠：别人卖书，我偏买书。离我寓所不远有个废纸收购站，主人是个猫儿脸的老头儿，人还和气，谈得熟了，他答应帮忙，从此我便节衣缩食，想尽办法，把所有可以省下的钱都花在买书上。书籍大概也真是一种“食粮”吧，有几次，我钻在废纸站的堆栈里，一天只啃两个烧饼，也居然对付了过去。我在那里买到《新青年》季刊、《前锋》、《小说月报》、《文学》，零星的《觉悟》、《学灯》和《晨报副刊》。不过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废纸的来势又猛，浪推潮涌，最后便只好望洋兴叹。我和老头儿约定把买下的书刊当做未出栈的废纸，仍然存在他那里。几个月后烧书的风潮逐渐平息，那张笑嘻嘻的脸孔又在眼前出现：“你没有把书放错地方吗？”说真的，我应该怎样衡量自己的行径呢？恰巧这时候，堆栈来催促提货了，我决计把它们接回家来：掘开地板，揭去屋瓦，塞入煤球堆，尽一切可能安顿了它们。
　　这样，我就被迫成了个“藏”书家。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藏书家，不仅因为我没有宋椠明刻，毛抄黄跋，单看这藏书方法，也不免使海内的通人齿冷。不过我又确实爱惜我的书，当时曾想： “江左征尘动鼓鼙，百千纸甲烂如泥。”逝者如斯，怎么能够担保手头的这些一定可以留存到异日呢？我感到惶惑。夜深了，一灯如豆，万籁俱寂，我于是偷偷地捧出一批来，翻着、读着，以迫不及待的心情，为文艺界一位先辈的文集做着辑佚的工作。浏览之间，我又顺于分门别类地夹上颜色不同的纸条，简单扼要地记下初次披读的感想。年复一年，正是这些书籍，它们始终伴随着我，和我一起度过了数不清的饥寒交迫的日子，度过了数不清的惊风骇浪的时刻，最后，又和我一起迎接了东方的黎明，牢牢地守护着我所寄托的往昔的印象和记录。
　　近年来，虽然偶尔还跑跑书店，事实却进一步证明我并不是一个藏书家：买书只是为了应用。在这点上，我自问够得上是那位朋友的朋友。
　　至于没有采用他的读书方法，对书籍多少有点爱惜，则是因为，案头架上，触处都足以钩起我对遥远年代的记忆；而只要我还有记忆，我又觉得，在革命的艰苦岁月里，这些书籍，有不少正是我的贫贱之交，正是我的患难之交哩。

作者：唐弢

丽则遗音

admin — Thu, 20 May 2010 12:37:55 +0000

　　元杨维桢撰六册明汲古阁刊本
　　此为铁崖赋集；汲古阁附刊于《铁崖古乐府》后。前数日下午，于中国书店遇姚石子先生，同检堆于桌上乱书。较可注意者，有《铁崖乐府》、《复古诗集》及此书，并为汲古阁刊本。且均初印者。余思得之而未言。惟嘱其留下《丽则遗音》。石子当时亦未言欲得之。明日再过，则肆中人言，《古乐府》及《复古诗集》已为石子购去。惜此《丽则遗音》因余一言，未能“璧合”。他日或当移赠石子，以成“完”书也。

文/郑振铎

文始真经（关尹子）

admin — Thu, 20 May 2010 12:28:32 +0000

　　宋抱一子陈显微注三卷一册明万历二十一年刊本
　　连日细雨绵绵，大有春意。颇思阅肆，因而阻兴。下午四时，借校中汽车，至开明书店一行，随转赴中国书店，遇杨寿祺及平贾数人在彼闲谈。得唐赓虞死耗，为之愕然！唐为经手买得半部清常道人校本杂剧者。几成交而为孙某所得。因此一转手，遂多费不少交涉与金钱。唐在沪设听涛山房，颇可交。不意其竟死于苏州。寿祺谈购李氏书事颇久。此次转售诸籍颇得利。
　　并知有《石仓明诗选》四集为平贾所得，殊可惜！桌上有《文始真经》一册，因其为明代单刊本，购之。《关尹子》初仅《道藏》有之，后收入湖北崇文书局《百子全书》中。此为抱一子注本，颇罕见。

文/郑振铎

赴宴路上淘书记

admin — Wed, 19 May 2010 10:21:34 +0000

——根据日记重写

陈武

今天是五月十八日，雨后初晴。

徐则臣回东海老家途经连云港，谈虹设午宴，让我过去作陪。我和则臣早就认识，他在北大读研时，主持的 “左岸文化”小说版块氛围非常好，我也经常光顾，发发帖子，看看文章。在《钟山》、《青年文学》等杂志，我们的小说还经常发表在一起。

虽然和则臣早就熟了，但见面的次数不多，错过见面的机会倒是有几次。在北京，在上海，在一些朋友的聚会上，都说则臣要来，又都因为什么什么原因而没来。开龙先生安排在东海的一次聚会上，则因为我要外出而再次错过欢聚。这次接到匡民打来电话之后，我便早早放下手中正在写的东西，准备早点出门，顺便把手里的几件杂事办了。

杂事之一是换书。

还是今年的早春，我在王克站旧书店里淘几册《张爱玲典藏全集》，2003年10月由哈尔滨出版社印行，共十四册。我淘到的几本是《对照记》、《爱默森选集》和《半生缘》，想把余下的凑齐，曾托好几个搞旧书的朋友帮忙寻找，但都没能如愿。在网上倒是查到了一些，也是东一本西一本的。因为早在二十年前，我买过一套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张爱玲文集》，以及以后由陈子善先生发掘整理的张氏其它作品集，因此对于《全集》的需求也并不是十分迫切。

但是，机缘还是来了。前几天到搞义工的朋友刘彦汝的义工俱乐部喝茶，看到她那儿有一整套《张爱玲典藏全集》，她看我爱不释手，就慷慨地送我了。

今天出门，我把那几本零散的张氏作品集带到王克站旧书店，跟他换了《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和梁实秋著、陈子善编的《雅舍谈书》，后者我藏了一册，因为这本的品相更好，还是又收了一本。

杂事之二是取书。

也是在今年早春，我购了一本俄罗斯作家伊萨克·巴别尔的《红色骑兵军》，看得入了迷，对短篇小说重新有了兴趣。在该书的勒口上，看到出版者浙江文艺出版社还出版了莱辛的小说集《老妇与猫》，就在先锋书店订了一册。此番正好路过。书店老板李磊也是我的熟人，他抱歉地说书还没来。

因为时间还早，我就在书架前看了一会书，买了一本《1984》、《纯真博物馆》、《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谈论什么》三书本。《1984》是文学大师乔治·奥威尔的巅峰之作，曾被翻成六十二种文字，止庵夸他是“圣徒”、“先知”，后者指的就是他曾写出了旷世名著《动物农场》和《1984》，后者是一本对生命力进行极限挑战的书，语言从容而尖锐。

《纯真博物馆》的作者是土耳其人奥尔罕·帕慕克，喜欢这本书是从目录上看到的八十三个小标题，每个小标题都会让我产生联想，比如“香舍丽榭精品店”、“芙颂的眼泪”、“城市的灯光和幸福”、 “我的整个人和你的连在一起”、“人生也就像爱情一样”等等。对一本书的喜欢，有时候就是一瞬间的闪念，极像了男女之间的一见钟情。《纯真博物馆》也许并不像书封上介绍的那样，被西方媒体称为“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洛丽塔》”，但，翻开书目上的小标题，一路读下来，立即就会感觉这是一本非同凡响的书。

卡佛我是早就熟悉的一个美国短篇小说大师，早在二十多年前，李惊涛、张亦辉在他们的文章里就谈过卡佛的“简约”和“简单”，记得他二人还就这两个词的同异做过分析和争论。我第一次读卡佛的小说，是在某一期的《世界文学》上，很短的两三个短篇，通篇都是短句和人物对话，感觉空间感和跳跃的幅度很大，第一印象并不是特别喜欢，或者不大适合我的阅读。但毕竟余华等好多作家都说过他厉害，我也曾买过他的小说集《请你安静些，好吗？》。所以，也就毫不犹豫就买下《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谈论什么》了。这本书也是译林出版社出的。我最近买了不少译林的书，克莱齐奥的《战争》我还买了两种，一种精装，一种简装。

杂事之三是淘书。

在我经过的路上，有几家买旧书的小书摊，规模都不大，但每次在旧书摊前流连，总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这次也不例外，淘到了《西洋歌剧故事全集》两册。我十多年前研究过几年舞台艺术，对歌剧这一形式也并不陌生，特别喜欢根据百老汇歌舞剧而拍摄的电影。此番能够以八块钱买两大册《西洋歌剧故事全集》，也算是意外之喜。另又淘到一本《古代婚恋杂谈》的小册子，了解一下古人的婚恋趣事，也挺有意思的。

对于逛旧书摊，我已经养成了习惯，多年来一直乐此不疲。徐雁先生在《悦读时代》卷首语《呼唤“书卷气”》一文中，引用了明代于谦《观书》诗，云：“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书似故人，大约也是翻看过的旧书了。在我的藏书中，不夸张地说，大约不少于三千本这样“故人”，基本上占了我的藏书的三分之一。

平时难得出门，今天因好友徐则臣的到来，赴宴路上，一路居然和书为伴，真是不亦乐乎！

更有意思的是，和徐则臣甫一见面，略作寒暄后，谈的还是书。他刚刚在《文汇报》和《随笔》发表同一篇文章《也许卡佛并没有那么好》，就这个话展开来，我们热烈地说了一通，主要是听了他对卡佛的评论，期间又说到了巴别尔，我说，比较卡佛和巴别尔，我更喜欢后者。则臣表示同意。正说间，周维先先生来了，也加入到谈书的话题，直到其他客人的到来。

2010-5-19上午匆匆草就于河南庄掬云居。窗外阳光灿烂，春意正浓。

via:http://blog.163.com/chenwu_lyg/blog/static/26955329201041910178245/

谈毛边书①

admin — Tue, 11 May 2010 15:24:29 +0000

　　（一）
　　毛边书的理由，据我想来是很简单的，大约与上边所说的第一项相像，但是利益在于读者的方面。
　　第一，毛边可以使书不大容易脏，——脏总是要脏的，不过比光边的不大容易看得出。
　　第二，毛边可以使书的“天地头”稍宽阔、好看一点。不但线装书要天地头宽，就是洋装书也总是四周空广一点的好看；这最好自然是用大纸印刷，不过未免太费，所以只好利用毛边使它宽阔一点罢了。
　　此外在著者及书店有什么用意，我不知道，或者也有罢，或者没有。因为要使得自己的书好看些，用小刀裁一下，在爱书的人似乎也还不是一件十分讨厌的事。至于费工夫，那是没有什么办法，本来读书就是很费工夫的，只能请读者忍耐一下子。在信仰“时即金”——（Timeismoney）的美国，这自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在中国似乎还不十分痛切地感到罢了。
　　（四月十日于北京）
　　（二）
　　有人要毛边，有人不要毛边，这是个人的嗜好问题，不是理论可以解决的，书店的唯一办法便是订成毛边与非毛边的两种，让主顾自由选择，但是似乎因了经验的教训，现在书店大抵多订非毛边的书发售，以致如原先那样想买毛边书的人也无处寻找，实在是很对不起的，虽然这是现代德谟克拉西的规则，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不管多数的意见如何。
　　（八月十三日）
　　□周作人 1927 年4—9 月刊《语丝》，署名岂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① 这两节都是《语丝》周刊来稿的编者按语。

求书日录

admin — Fri, 07 May 2010 16:51:53 +0000

　　如果能够尽一分力，必会有一分的成功。我十分相信这粗浅的哲学。只要肯尽力，天下没有不能成功的事。我梦想着要读到钱遵王（《也是园书目》）
　　里所载许多元明杂剧。我相信这些古剧决不会泯没不见于人间。他们一定会传下来，保存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藏家手里。他们的精光，若隐若现的直冲斗牛之间。不可能为水、为火、为兵所毁灭。我有辑古剧本为《古剧钩沈》之举，积稿已盈尺许。惟因有此信念，未敢将此“辑逸”之作问世。后来读到丁芝孙先生在《北平图书馆月刊》里发表的《也是园所藏元明杂剧跋》，我惊喜得发狂！我的信念被证明是确切不移的了！这些剧本果然尚在人间！
　　我发狂似的追逐于这些剧本之后。但丁氏的跋文，辞颇隐约，说是读过了之后，便已归还于原主旧山楼主人。我托人向常熟打听，但没有一丝一毫的踪影，又托人向丁氏询访，也是不得要领。难道这些剧本果然像神龙一现似的竟见首不见尾了么？”八一三”战役之后，江南文献，遭劫最甚。丁氏亦已作古。但我还不死心，曾托一个学生向丁氏及赵氏后人访求。而赵不骞先生亦已于此役殉难而死。二家后人俱不知其究竟。不料失望之余，无意中却于来青阁书庄杨寿祺君那里，知道这些剧本已于苏州地摊上发现。我极力托他购致。虽然那时，我绝对地没有购书的能力，但相信总会有办法的。隔了几天，杨君告诉我说，这部书凡订三十馀册，首半部为唐某所得，后半部为孙伯渊所得，都可以由他设法得到。我再三地重托他。我喜欢得几夜不能好好的睡眠。这恐怕是近百年来关于古剧的最大最重要的一个发现罢。杨君说，大约唐君的一部分，有一千五百金便可以购致，购得后，再向孙君商议，想来也不过只要此数。我立刻作书给袁守和先生，告诉他有这末一会事，且告诉他只要三千金。他和我同样的高兴，立刻复信说，他决定要购致。我立刻再到来青阁去，问他确信时，他却说，有了变卦了。我心里沉了下去。他说，唐君的半部，已经谈得差不多，却为孙伯渊所夺去。现在全书俱归于孙，他却要“待价而沽”，不肯说数目。说时，十分的懊丧。我也十分的懊丧。但仍托他向孙君商洽，也还另托他人向他商洽。孙说，非万金不谈。我觉得即万金也还不算贵。这些东西如何能够以金钱的价值来估计之呢！立刻跑到袁君的代表人孙洪芬先生那里去说明这事。他似乎很有点误会，说道：书价如此之昂，只好望洋兴叹矣。我一面托人向孙君继续商谈，一面打电报到教育部去。在这个国家多难，政府内迁之际，谁还会留意到文献的保全呢？然而教育部立刻有了回电，说教部决定要购致。这电文使我从失望里苏生。我自己去和孙君接洽，结果，以九千金成交。然而款呢？还是没有着落。而孙君却非在十几天以内交割不可。我且喜且惧地答应了下来。打了好几个电报去。
　　款的汇来，还是遥遥无期。离开约定的日子只有两三天了！我焦急得有三夜不曾好好的睡得安稳。只有一条路，向程瑞霖先生告贷。他一口答应了下来，笑着说道：看你几天没有好睡的情形，我借给你此款罢。我拿了支票，和翁率平先生坐了车同到孙君处付款取书。当时，取到书的时候，简直比攻下了一个名城，得到了一个国家还要得意！我翻了又翻，看了又看，慎重地把这书捧回家来。把帽子和大衣都丢了，还不知道。至今还不知是丢在车上呢，还是丢在孙家。这书放在我的书房里有半年，我为它写了一篇长文，还和商务印书馆订了合同，委托他们出版。现在印行的《孤本元明杂剧》一百余剧，便是其中的精华。我为此事费尽了心力，受尽了气，担尽了心事，也受尽了冤枉，然而，一切都很圆满。在这样的一个动乱不安的时代，我竟发现了、而且保全了这未重要、伟大的一部名著，不能不自以为踌躇满志的了！中国文学史上平添了一百多本从来未见的元明名剧，实在不是一件小事！我们政府的魄力也实在可佩服！在这末军事倥偬的时候还能够有力及此，可见我民族力量之惊人！但也可见“有志者事竟成”，实在不是一句假话。但此书款到了半年之后方才汇来，程先生竟不曾催促过一声，我至今还感谢他！他今日墓木已拱，不知究竟有见到这书的印行与否。应该以此书致献于他的灵前，以告慰于他！呜呼！季札挂剑，范张鸡黍，千金一诺，岂足以比程先生之为国家民族保存国宝乎！
　　这是我为国家购致古书的开始。虽然曾经过若干的波折，若干的苦痛，受过若干的诬蔑者的无端造谣，但我尽了这一分力，这力量并没有白费；这部不朽的弘伟的书，隐晦了近三百年，在三百年后的今日，终于重现于世，且经过了那末大的浩劫，竟能保全不失，不仅仅保全不失，且还能印出问世，这不是一个奇迹么！回想起来，还有些“传奇”的意味，然而在做着的时候，却是平淡无奇的。尽了一分力，为国家民族做些什么，当然不能预知有没有成绩。然而那成绩，或多或少，总会有的，有时且出于意外的好。我这件事便是一个例子。
　　“但管耕耘，莫问收获”。
　　我今日看到这一堆的书，摩挲着，心里还十分的温暖，把什么痛苦，什么诬蔑的话都忘记得干干净净。为了这末一部书吃些苦，难道不值得么？
　　“狂胪文献耗中年”，龚定庵的这一句话，对于我是足够吟味的。从“八一三”以后，足足的八年间，我为什么老留居在上海，不走向自由区去呢？
　　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然而我不能走。许多朋友们都走了，许多人都劝我走，我心里也想走，而想走不止一次，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我有我的自信力。我自信会躲过一切灾难的。我自信对于“狂胪文献”的事稍有一日之长。前四年，我耗心力于罗致、访求文献，后四年——“一二八”以后——我尽力于保全、整理那些已经得到的文献。我不能把这事告诉别人。有一个时期，我家里堆满了书，连楼梯旁全都堆得满满的。我闭上了门，一个客人都不见。竟引起不少人的误会与不满。但我不能对他们说出理由来。我所接见的全是些书贾们。从绝早的早晨到上了灯的晚间，除了到暨大授课的时间以外，我的时间全耗于接待他们，和他们应付着，周旋着。我还不曾早餐，他们已经来了。他们带了消息来，他们带了“头本”来，他们来借款，他们来算帐。我为了求书，不能不一一的款待他们。有的来自杭州，有的来自苏州，有的来自徽州，有的来自绍兴、宁波，有的来自平、津，最多的当然是本地的人。我有时简直来不及梳洗。我从心底里欢迎他们的帮助。就是没有铺子的掮包的书客，我也一律的招待着。我深受黄丕烈收书的方法的影响。
　　他曾经说过，他对于书船到的时候，即使没有自己想要的东西，也要选购几部，不使他们失望，以后自会于无意中有惊奇的发见的。这是千金买马骨的意思。我实行了这方法，果然有奇效。什么样的书都有送来。但在许多坏书、许多平常书里，往往夹杂着一二种好书、奇书。有时十天八天，没有见到什么，但有时，在一天里却见到十部八部乃至数十百部的奇书，足以偿数十百日的辛勤而有馀。我不知道别的人有没有这种经验：摩挲着一部久佚的古书，一部欲见不得的名著，一部重要的未刻的稿本，心里是那么温热，那末兴奋，那末紧张，那末喜悦。这喜悦简直把心腔都塞满了，再也容纳不下别的东西。
　　我觉得饱饱的，饭都吃不下去。有点陶醉之感。感到亲切，感到胜利，感到成功。我是办好了一件事了！我是得到并且保存一部好书了！更兴奋的是，我从劫灰里救全了它，从敌人手里夺下了它！我们的民族文献，历千百劫而不灭失的，这一次也不会灭失。我要把这保全民族文献的一部分担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决不放下。我做了许多别人认以为傻的傻事。但我不灰心，不畏难的做着，默默地躲藏的做着。我在躲藏里所做的事，也许要比公开的访求者更多更重要。每天这样的忙碌着，说句笑话，简直有点像周公的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有时也觉得倦，觉得劳苦，想要安静的休息一下，然而一见到书贾们的上门，便又兴奋起来，高兴起来。这兴奋，这高兴，也许是一场空，他们所携来的是那末无用、无价值的东西，不免感到失望，而且失望的时候是那末多，然而总打不断我的兴趣。我是那末顽强而自信的做着这事。整整的四个年头，天天过着这样的生活。这紧张的生活使我忘记了危险，忘记了威胁，忘记了敌人的魔手的巨影时时有罩笼下来的可能。为了保全这些费尽心力搜罗访求而来的民族文献，又有四个年头，我东躲西避着，离开了家，蛰居在友人们的家里，庆吊不问，与人世几乎不相往来。我绝早的起来，自己生火，自己烧水，烧饭，起初是吃着罐头食物，后来，买不起了，只好自己买菜来烧。在这四年里，我养成了一个人的独立生活的能力，学会了生火，烧饭，做菜的能力。假如有人问我：你这许多年躲避在上海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我可以不含糊的回答他说：为了抢救并保存若干民族的文献工作，没有人来做，我只好来做，而且做来并不含糊。我尽了我的一分力，我也得到了这一分力的成果。在头四年里，以我的力量和热忱吸引住南北的书贾们，救全了北自山西、平津，南至广东，西至汉口的许多古书与文献。没有一部重要的东西曾逃过我的注意。我所必须求得的，我都能得到。
　　那时，伪满的人在购书，敌人在购书，陈群、梁鸿志在购书，但我所要的东西决不会跑到他们那里去。我所拣剩下来的，他们才可以有机会拣选。我十分感谢南北书贾们的合作。但这不是我个人的力量，这乃是国家民族的力量。
　　书贾们的爱国决不敢后人。他们也知道民族文献的重要，所以不必责之以大义，他们自会自动的替我搜访罗致的。只要大公无私，自能奔走天下。这教训不单用在访求古书这一件事上面的吧。
　　我的好事和自信力使我走上了这“狂胪文献”的特殊的工作的路上去。
　　我对于书，本来有特癖。最初，我收的是西洋文学一类的书；后来搜集些词曲和小说，因为这些都是我自己所喜爱的；以后，更罗致了不少关于古代版画的书册。但收书范围究竟很窄小，且因限于资力，有许多自己喜爱的东西，非研究所必需的，便往往割爱不收。“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现在，有了比自己所有的超过千倍万倍的力量，自可“指挥如意”的收书了。兴趣渐渐地广赜，更广赜了；眼界也渐渐地阔大，更阔大了。从近代刊本到宋元旧本，到敦煌写经卷子，到古代石刻，到钟鼎文字，到甲骨文字，都感到有关联。对于抄校本的好处和黄顾（黄荛圃、顾千里）细心校勘特点，也渐渐地加以认识和尊重。我们曾经有一颗长方印：“不薄今人爱古人”，预备作为我们收来的古书、新书的暗记。这是适用于任何图籍上的，也表明了我们的态度：“不薄今人爱古人”。对于一个经营图书馆的人，所有的图书，都是有用的资材：一本小册子，一篇最顽固、反动的论文，也都是“竹头木屑”，用到的时候，全都能发生价值。大概在这一点上，我们与专门考究收藏古本善本的，专门收藏抄校本，或宋元本，或明刊白绵纸本，或清殿板，或清开花纸书的人有所不同。他们是收藏家。我们替国家图书馆收书却需有更广大，更宽恕，更切用的眼光，图书馆的收藏是为了大众的及各种专家们的。但收藏家却只是追求于个人的癖好之后。所以我为自己买书的时候，也只是顾到自己的癖好，不旁骛，不杂取，不兼收并蓄，但为图书馆收书时，情形和性质便完全不同了。
　　这使我学习到不少好的习惯和广大的见解；也使我对于过去从未注意到或不欲加以研究的古代书册，开始得到些经验和知识。
　　若干雕镂精工的宋刊本，所谓纸白如玉，墨若点漆的，曾使我沉醉过；即所谓麻沙本，在今日也是珍重异常，飘逸可爱。元刊本，用赵松雪体写的，或使用了不少简笔字、破体字的民间通俗本，也同样的使我觉得可爱或有用。
　　明刊本所见最多，异本奇书的发见也最多。嘉靖以前刊本，固然古朴可喜，即万历以下，特别是天启、崇祯间的刊本，曾被列入清代禁书目录的，那一部不是国之瑰宝，那一部不是有关民族文献或一代史料的东西！
　　清初刊本，在禁书目录里，固然可宝贵，即嘉道刊本，经洪杨之乱，流传绝罕的，得其一帙，也足以拍案大叫，浮白称快！
　　即民国成立以来，许多有时间性的报章，杂志，我也并不歧视之。其间有不少东西至今对于我们还可以有参考的价值。
　　至于柳大中以下的许多明抄校本，钱遵王、陆敕先辈之批校本，为先民贤哲精力之所寄的，却更足以使我摩挲不已，宝爱不忍释手了。
　　可惜收书的时间太短促，从二十九年的春天开始，到了三十年的冬初，即“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即告结束，前后不过两年的工夫。但在这两年里，我们却抢救了、搜罗了很不少的重要文献。在这两年里，我们创立了整个的国家图书馆。虽然不能说“应有尽有”，但在“量”与“质”
　　两方面却是同样的惊人，连自己也不能相信竟会有这末好的成绩！
　　说是“抢救”，那并不是虚假的话。如果不是为了“抢救”，在这国家存亡危急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再向国家要求分出一部分——虽然是极小的一部分——作战的力量来作此“不急之务”呢？
　　我替国家收到也是园旧藏元明杂剧，是偶然的事；但这“抢救”民族文献的工作，却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为什么在这时候非“抢救”不可呢？
　　“八一三”事变以后，江南藏书家多有烬于兵火者。但更多的是，要出售其所藏，以赡救其家属。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燹矣，楼中普通书籍，均荡然一空，然其历劫仅存之善本，固巍然犹存于上海。苏州“滂喜斋”的善本，也迁藏于沪，得不散失。然其普通书也常被劫盗。南浔刘氏嘉业堂，张氏适园之所藏，均未及迁出，岌岌可危。常熟赵氏旧山楼及翁氏、丁氏之所藏，时有在古书摊肆上发现。其价极奇廉，其书时有绝佳者。南陵徐氏书，亦有一部分出而易米，一时上海书市，颇有可观。而那时购书的人是那末少！
　　谢光甫君是一个最热忱的收藏家，每天下午必到中国书店和来青阁去坐坐，几乎是风雨无阻。他所得到的东西似乎最多且精。虽然他已于数年前归道山，但他的所藏至今还完好不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书库，值得骄傲的。我也常常到书店里去，但所得都为“奇零”，且囿于小说、戏曲的一隅。张尧伦、程守中诸位也略有所得，但所得最多者却是平贾们。他们辇载北去，获利无算。闻风而至者日以多。几乎每一家北平书肆都有人南下收书。在那个时候，他们有纵横如意、垄断南方书市之概。他们往往以中国书店为集中的地点。
　　一包包的邮件，堆得像小山阜似的。我每次到了那里，总是紧蹙着双眉，很不高兴。他们说某人得到某书了。我连忙去追踪某人，却答道，已经寄平了，或已经打了包了。寄平的，十之八九不能追得回来，打了包的有时还可以逼着他们拆包寻找。但以如此方法，得到的书实在寥寥可数，且也不胜其烦。
　　他们压根儿不愿意在南方售去。一则南方书价不高，不易得大利；二则我们往往知道其来价，不易“虎”人，索取高价；三则他们究竟以平肆为主，有好书去，易于招揽北方主顾。于是江南的图籍，便浩浩荡荡的车载北去。我一见到他们，便觉得有些触目伤心。虽然我所要的书，他们往往代为留下，但我的力量是那末薄弱，我所要的范围，又是那末窄小，实在有类于以杯水救车薪，全不济事。而那两年之间，江南散出去的古籍，又是那末多，那末齐整，那末精好，而且十分的廉价。徐积馀先生的数十箱清人文集，其间罕见本不少，为平贾扫数购去，打包寄走。常熟翁氏的书，没有一部不是难得之物，他们也陆续以低价得之。忆有《四库底本》一大堆，高及尺许，均单本者，为修绠堂孙助廉购去。后由余设法追回，仅追得其“糟粕”十数本而已。沈氏粹芳阁的书散出，他们也几乎网罗其全部精英，我仅得其中明刊本《皇明英烈传》等数种耳。又有红格抄本《庆元条法事例》，甚是罕见，亦为他们得去。他们眼明手快，人又众多，终日蟠据汉口路一带，有好书必为其所夺去。常常觉得懊恼异常。而他们所得售之谁何人呢？据他们的相互传说与告诉，大约十之六七是送到哈佛燕京学社和华北交通公司去，以可以得善价也。偶有特殊之书，乃送到北方的诸收藏家，像傅沅叔、董绶经、周叔韬[弢]那里去。殿板书和开花纸的书则大抵皆送到伪“满洲国”去。我觉得：这些兵燹之馀的古籍如果全都落到美国人和日本人手里去，将来总有一天，研究中国古学的人也要到外国去留学。这使我异常的苦闷和愤慨！更重要的是，华北交通公司等机关，收购的书，都以府县志及有关史料文献者为主体，其居心大不可测。近言之，则资其调查物资，研究地方情形及行军路线；远言之，则足以控制我民族史料及文献于千百世。一念及此，忧心如捣！但又没有“挽狂澜”的力量。同时，某家某家的书要散出的消息，又天天在传播着。平贾们也天天钻门路，在百计营谋。我一听到这些消息，便日夜焦虑不安，亟思“抢救”之策。我和当时留沪的关心文献的人士，像张菊生、张咏霓、何柏丞、张凤举诸先生，商谈了好几次。我们对于这个“抢救”的工作，都觉得必须立刻要做！我们干脆地不忍见古籍为敌伪所得，或大量的“出口”。
　　我们联名打了几个电报到重庆。我们要以政府的力量来阻止这个趋势，要以国家的力量来“抢救”民族的文献。
　　我们的要求，有了效果。我们开始以国家的力量来做这“抢救”的工作。
　　这工作做得很秘密，很成功，很顺利，当然也免不了有很多的阻碍与失望。其初，仅阻挡住平贾们不将江南藏书北运，但后来，北方的古书也倒流到南方来了。我们在敌伪和他国人的手里夺下了不少异书古本。
　　“八一三”后的头两年，我以个人的力量来罗致我自己所需要的图书，但以后两年，却以国家的力量，来“抢救”许许多多的民族文献。
　　我们既以国家的力量，来做这“抢救”文献的工作，在当时敌伪的爪牙密布之下，势不能不十分的小心秘密，慎重将事。我们想用私人名义或尚可公开的几个学校，像暨大和光华大学的名义购书。我们并不想“求”书，我们只是“抢救”。原来的目的，注重在江南若干大藏书家。如果他们的收藏，有散出的消息，我们便设法为国家收购下来，不令其落于书贾们和敌伪们的手中。我们最初极力避免与书贾们接触。怕他们多话，也怕有什么麻烦。但书贾们的消息是最灵通的，他们的手段也十分的灵活。当我们购下苏州玉海堂刘氏的藏书，又购下群碧楼邓氏的收藏之后，他们开始骚动了。这些家的收藏，原来都是他们“逐鹿”之目标，久思染指而未得的。在这几年中，江南藏书散出者，尚未有像这两批那末量多质精的。他们知道力不足以敌我们，特别是平贾们，也知道在江南一带已经不能再得到什么，便开始到我家里走动，不时的携来些很好、很重要的“书样”。我不能不“见猎心喜”，有动于中。和咏霓、柏丞二先生商量了若干次，我们便决定也收留些书贾们的东西。
　　这一来，书贾们便一天天的来得多，且来的更多了。我家里的“样本”堆得好几箱。时时刻刻要和咏霓、菊生、柏丞诸先生相商，往来的信札，叠起来总是有一尺以上高。——这些信札，我在“一二八”以后，全都毁去，大是可惜。惟我给咏霓先生的信札，他却为我保存起来。——我本来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收书的范围越来越广。所收的书，越来越多。往往弄得拮据异常。我殚心竭力地在做这件事，几乎把别的什么都放下了，忘记了。
　　我甚至忘记了为自己收书。我的不收书，恐怕是二十年来所未有的事。但因为有大的目标在前，我便把“小我”完全忘得干干净净。我觉得国家在购求搜罗着，和我们自己在购求搜罗没有什么不同。藏之于公和藏之于己，其结果也没有什么不同。我自己终究可以见到，读到的。更可喜悦的是，有那末多新奇的书，精美的书，未之前见的书，拥挤到一块来，我自己且有眼福，得以先睹为快。我是那末天真地高兴着，那末一股傻劲的在购求着，虽然忙得筋疲力尽也不顾。咏霓先生的好事和好书之心也不下于我。我们往往是高高兴兴地披阅着奇书异本，不时的一同拍案惊喜起来！在整整两年的合作里，我们水乳交融，从来没有一句违言，甚至没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咏霓先生不及看“升平”而长逝，我因为环境关系，竟不能抚棺一恸！抱憾终生！不忍见我们所得的“书”！谨以此“日录”奉献给咏霓先生，以为永念！
　　我们得到了玉海堂、群碧楼二藏书后，又续得嘉业堂明刊本一千二百余部。这是徐森玉先生和我，耗费了好几天工夫从刘氏所藏一千八百余部明刊本里拣选出来的。一举而获得一千二百部明本，确是空前未有之事。本来要将嘉业堂藏书全部收购，一以分量太多，庋藏不易；二则议价未谐，不如先撷取其精华。这些书最初放在我家里，简直无法清理，堆得“满坑满谷”的，从地上直堆到天花板，地上更无隙地可以容足。我们曾经把它们移迁到南京路科发药房堆栈楼上。因为怕不谨慎，又搬了回来。后来科发堆栈果被封闭，幸未受池鱼之殃。——虽然结果仍不免于被劫夺。
　　蕴辉斋张氏，风雨楼邓氏，海盐张氏，和涉园陶氏的一部分残留在沪的藏书，也均先后入藏。从南北各地书贾们手中所得到的，也有不少的东西。
　　最后，南浔适园张氏藏书，亦几经商洽而得全部收归国有，除了一部分湖州的乡邦文献之外。这一批书，数量并不太多，只有一千余部，但精品极富，仅黄荛圃校跋的书就在一百种左右。
　　这时，已近于“一二八”了，国际形势，一天天的紧张起来。上海的局面更一天天的变坏下去。我们实在不敢担保我们所收得的图书能够安全的庋藏。不能不作迁地为良之计。首先把可列入“国宝”之林的最珍贵古书八十多种，托徐森玉先生带到香港，再由香港用飞机运载到重庆去。这事，费尽了森玉先生的心与力，好容易才能安全的到了目的地。国立中央图书馆接得这批书之后，曾开了一次展览会，听说颇为耸动一时。其余的明刊本、抄校本等，凡三千二百余部，为我们二年来心力所瘁者，也都已陆续的从邮局寄到香港大学，由亡友许地山先生负责收下，再行装箱设法运到美国，暂行庋藏。这个打包邮寄的工作，整整地费了我们近两个月的时间。叶玉虎先生在香港方面也尽了很大的力量。他在港、粤所收得的书也加入其中。
　　不料刚刚装好箱，而珍珠港的炮声响了，这一大批重要的文献，图书，便被沦陷于香港了。至今还未寻找到它们的踪迹，存亡莫卜，所在不明。这是我最为疚心的事，也是我最为抱憾、不安的事！
　　我们费了那末多心力所搜集到的东西，难道竟被毁失或被劫夺了么？
　　我们两年间辛苦勤劳的所得难道竟亡于一旦么？
　　我们瘁心劳力从事于搜集，访求，抢救的结果，难道便是集合在一处，便于敌人的劫夺与烧毁么？
　　一念及此，便捶心痛恨，自怨多事。假如不寄到香港去，也许可以仍旧很安全的保全在此地吧？假如不搜集拢来，也许大部分的书仍可楚弓楚得，分藏于各地各收藏家手里吧？
　　这个“打击”实在太厉害了！太严重了！我们时时在打听着，在访问着；然而毫无消息。日本投降，香港接收之后，经了好几次的打听，访问，依然毫无踪影。难道果真完全毁失了，沉没了么？但愿是依然无恙的保存在某一个地点！但愿不沉失于海洋中！但愿能够安全的被保存于香港或日本的某一个地方，我不相信这大批的国之瑰宝便会这样的无影无踪地失去！我祷求它们的安全！
　　今日翻开了那寄港书的书目，厚厚的两册，每一部书都有一番收购的历史；每一部书都使我感到亲切，感到羞歉，感到痛心！他们使我伤心落泪，使我对之有莫名的不安与难过！为什么要自我得之，复自我失之呢！
　　虽然此地此时还保存着不少的足以骄傲的东西，还有无数的精品、善本乃至清代刊本，近代文献。然而总觉得失去的那一批实在太可惜太愧对之了！
　　我们要竭全力以寻访之，要“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寻访之！
　　政府正在组织一个赴日调查文物的团体，我希望这团体能够把这一批书寻到一个下落——除非得到了他们的下落，我的心永远是不能安宁的！
　　“一二八”后，我们的工作不能不停止。一则经济的来源断绝；二则敌伪的力量已经无孔不入，决难允许像我们这样的一个组织有存在的可能；三则，为了书籍及个人的安全计，我不能不离开了家，我一离开，工作也不能不随之而停顿了。
　　那时我们还不知道香港的消息如何，我们还在希望香港的书已经运了出去，但又担心着中途的沉失与被扣留。而同时存沪的书却不能不作一番打算。
　　“一二八”后的一个星期内，我每天都在设法搬运我家里所藏的书。一部分运藏到设法租得之同弄堂的一个医生家里；一部分重要的宋、元刊本，抄校本，则分别寄藏到张乾若先生及王伯祥先生处。所有的帐册、书目等等，也都寄藏到张、王二先生处。比较不重要的帐目、书目，则寄藏于来薰阁书店。
　　又有一小部分古书，则寄藏于张芹伯先生和张葱玉先生叔侄处。整整忙碌了七八天，动员我家里的全体的人，连孩子们也在内，还有几位书店里的伙友们，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忙碌地搬着运着，为了避免注意，不敢用搬场车子，只是一大包袱、一大包袱的运走。因此，搬运的时间更加拖长。我则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着，生怕中途发生了什么阻碍。直等到那几个运送的人平安的归来了，方才放下心头上的一块石，这样，战战兢兢地好容易把家里的书运空，方才无牵无挂地离开了家。
　　这时候，外面的空气越来越恐怖，越来越紧张，已有不少的友人被逮捕了去，我乃不能不走。我走的时候是十二月十六日。我没有确定的计划，我没有可住的地方，我没有敷余的款子。——我所有的款子只有一万元不到，而搬书已耗去二千多。——从前暂时躲避的几个戚友处，觉得都不大妥，也不愿牵连到他们，只随身携带着一包换洗的贴身衣衫和牙刷毛巾，茫茫的在街上走着。那时，爱多亚路、福煦路以南的旧法租界，似乎还比较的安静些，便无目的向南走去。这时候我颇有殉道者的感觉，心境惨惶，然而坚定异常。
　　太阳很可爱的晒着，什么都显得光明可喜，房屋、街道、秃顶的树、虽经霜而还残存着绿色的小草，甚至街道上的行人、车辆，乃至蹲在人家门口的猫和狗，都觉得可以恋恋。谁知道明天或后天，能否再见到这些人物或什么的呢！
　　我走到金神父路，想到了张耀翔先生的家。我推门进去，他和他的夫人程俊英女士，十分殷勤的招待着；坚留着吃饭和住宿，我感动得几乎哭了出来。在他那里住了一宿。但张先生是我的同事，我不能牵惹到他。第二天一清早，便跑到张乾若先生处，和他商量。乾若先生一口气答应了下来，说，食宿的事，由他负责。约定黄昏的时候，再来一趟，由他找一个人带我去汝林路住下。我再到张宅，取了那个小包袱，还借了一部铅印的《杜工部诗集》，辞别了他们，他们还坚留着我多住若干时日。我不能不辞谢了，说不出什么感激的话。那天下午在乾若先生那里，和他商定了改姓易名的事，和将来的计划。他给我以许多肯定而明白的指示。到了薄暮的时候，汝林路的房主人邓芷灵先生和夫人来了。匆匆地介绍一下，他们便领我到寓所那里去。电灯已经亮了，我随着走了不少不熟悉的路，仿佛走得很久，方才到了他们那里。
　　床铺和椅桌都已预先布置好。芷灵先生年龄已经很大，爽直而殷勤，在灯下谈了好些话，直到我连打了好几次的呵欠。那一夜，我做了不少可怕的梦，甚至连汽车经过街上，也为之惊慌起来。
　　第二天，我躲在房里读杜诗，并且摘录好几首出来。笔墨砚纸等也是向张家借得的。
　　过了几天，心里渐渐安定了下来，又到外面去走走，然而总不敢走到熟悉的人家去，只打了一个电话回家说是“平安”而已。这样的便和“庙弄”
　　的家不相往来！直到我祖母故世的时候，方才匆匆的再回来一趟，又匆匆的走了，一直在外面住了近四年的时候。
　　在这四年之间，过的生活很苦，然而很有趣。我从没有过这样的生活过。
　　前几次也住到外面过，但只是短时期的，也没有这次那末觉得严重过。有时很惊恐，又有时觉得很坦然有一天清晨，我走出大门，看见弄口有日本宪兵们持枪在站岗。我心里似被冰块所凝结，但又不能退回去，只好假装镇定的走了出去，他们并没有注意。原来他们在南头的一个弄堂里搜查着，并不注意到我们这一弄。又有一夜，听见街上有杂沓的沉重的皮鞋声，夹杂着兽吼似的叫骂声，仿佛是到了门口，但提神停息以听时，他们又渐渐地走过了，方才放心下来。有时，似觉得有人在后面跟着，简直不敢回过头去。有时，在电车或公共汽车上，有人注意着时，我也会连忙地在一个不相干的站头上跳了下去，我换了一身中装，有时还穿着从来不穿的马褂，眼镜的黑边也换了白边。不敢在公共地方出现，也不敢参与任何的婚、丧、寿宴。
　　我这样的小心的躲避着，四年来如一日，居然能够躲避得过去，而且在躲避的时候，还印行了两辑的《中国版画史图录》，有一百二十本的《应览堂丛书》，十二本的《长乐郑氏影印传奇第一集》和十二本的《明季史科丛书》，这不能不说是“天幸”！
　　虽然把旧藏的明刊本书、清刊的文集以及《四部丛刊》等书，卖的干干净净，然而所最喜爱的许多版画书、词曲、小说、书目，都还没有卖了去，正想再要卖出一批版画书而在恋恋不舍的时候，“天亮”的时间却已经到了。
　　如果再晚二三个月“天亮”的话，我的版画书却是非卖出不可的。
　　在这悠久的四个年头里，我也曾陆续的整理了不少的古书，写了好些跋尾。我并没有十分浪费这四年的蛰居的时间。
　　在这悠久的四个年头里，我见到、听到多少可惊可愕可喜可怖的事。我所最觉得可骄傲者，便是到处都是温热的友情的款待，许多友人们，有的向来不曾见过面的，都是那末热忱的招呼着，爱护着，担当着很大的干系；有的代为庋藏许多的图书，占据了那末多可宝贵的房间，而且还担当着那末大的风险。
　　在这些友人们里，我应该个个的感谢他们，永远地不能忘记他们，特别是张乾若先生和夫人，王伯祥先生，张耀翔先生和夫人，王馨迪先生和夫人！
　　有一个时候，那位医生有了危险，不能不把藏在那里的书全都搬到馨迪先生家里去！张叔平先生，张葱玉先生，章雪村先生等等，他们都是那末恳挚地帮助着我，几乎是带着“侠义”之气概。如果没有他们的有力的帮助，我也许便已冻馁而死，我所要保全的许许多多的书也许便都要出危险，发生问题。
　　我也以这部《日录》奉献给他们，作为一个患难中的纪念。
　　我这部《日录》，只是从“日记”中摘录出来的。无关于“求书”的事的，便不录出。虽然只是“书”的事，却也不少可惊可愕可喜可悲的若干故事在着。读者们对于古书没有什么兴趣的，也许对之也不会有什么兴趣。且我只写着两年间的“求书”的经过，——从二十九年正月初到三十年十二月初——有事便记，无事不录。现在还不知道能写到多少。说不定自己觉得不必再写，或者读者们觉得不必再看下去了时，我便停止了写。
　　以上是序，下面是按日的日记体的纪录。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郑振铎

冷摊得来

admin — Thu, 15 Apr 2010 01:07:36 +0000

　　寒斋的书橱前，从来不敢贴这样的告示：“自用书，不外借，请原谅。”
　　但，我理解在书橱前贴此类告示的主人的心情，非常羡慕这种直言的勇气。
　　我的很多藏书都得自冷摊，买时花不了几个钱，想不到日后竟成了“海内孤本”，身价倍增。比如狂飚社的高长虹，1926 年他在北京编过一种小型的杂志《弦上》，是极小的六十四开本，每期仅几页，很多研究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的人都不曾过目，仅仅知其名而已。某年，我吃过午饭之后，照例去东安市场的旧书摊漫步，无意间得到了这个小刊物的合订本，只用了八角钱。后来唐弢、陈漱渝同志先后借用过。去年高长虹的家乡来人，要印行高的文集，他们又借去复印了几份。果然按时还来了。“文革”当中，我到天津出差，顺便到当时设在东门内文庙的旧书店去看书。那是个内部门市部，正殿、侧殿里都有旧书，书价也不贵。其中署名马天安的剧本《出狱之后》，是个薄薄的很不起眼的小册子，只用了四角钱。回到北京便放在旧书堆里了，多年不曾翻动过。直到前几年，我在编邓颖超同志的《纪念与回忆》时，才发现马天安就是马骏烈士的笔名，剧本正是在天津出版的。当年马骏与周恩来等人一起组织觉悟社，共同领导了五四时期天津的学生运动，后来还担任过地下的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待我就此写了一篇书话之后，远居西北的马骏烈士之子来信说，他第一次知道父亲写过剧本，要求借阅。此外，写过《马骏传》的作者也来信说，不知此事。当马骏烈士的孙子还回我的藏书时，他说已经复印了几份，还诡秘地使了个眼色：“您当年花几毛钱买的旧书，现在成了革命文物了。”我深为这位年轻人懂得旧书的价值而欣慰不已。
　　六十年代初，北京中国书店在国子监设有旧书门市部，进门需要购书证，实在是个好去处。阿英、唐弢是常客。那时唐弢正在西郊主持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只有周末才回城，我则天天上班，只有星期日上午才能去看书，所以我们常在这一天碰面。阿英同志几乎天天到，竟连星期日亦不漏，有这种痴劲儿的人，现在见不到了。我在这里买到一本在当时来说可买可不买的书，那是土纸印的六十四开本的《缪弘遗诗》（见图109）。书很薄，作者又名不见经传，结果花了四角还是买来了，主要为着前面有李广田的一篇短序。这是西南联大一位学生的诗集。前些年，碰到李先生的家属，知道他们正编李先生的文集，一问果然漏收此篇，便借给他们抄补进去。青年朋友刘君，志在编撰《中国现代新诗目录》，他的腿很勤，跑遍了各地的图书馆，有好几本书却只见其目，《缪弘遗诗》和闻一多作序的《三盘鼓》即是。我借给他这两本书复印，他高兴得跳起来。我受到他情绪的感染，俨然以为自己真的拥有了金矿，飘飘然了许久。
　　事情还没有讲完，友人王景山教授，为撰写西南联大文艺社团的回忆录，也来找我借《缪弘遗诗》。我把书寄给他，他回信说——缪弘和我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同系、同级，又同是当时联大文艺社社员。捧读这本诗选，四十年前事，历历在目。这本诗选，当初我们都有的，但后来经过复员、解放，以及历次运动，大都没有了。现在竟从兄处看到，真可谓有缘矣。但更值得为兄一说的是，今天上午我已经把诗选拿给扉页署名“少伟”的那个人了。
　　真有这样的巧事，景山兄说，这位原书的藏主“少伟”也是西南联大同学、文艺社成员。他是夏衍同志的女婿，已故女作家赵慧琛的胞弟。赵女士在三十年代演过电影《马路天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景山兄等都各自复印了一份，并将原书还我，说来这已经是1986 年的事了。
　　我感谢这些找我借书的识者与不识者，他们都给我带来愉快的回忆，也不枉我多年来在冷摊前耗费的光阴。他们也没人强索我的藏书，因为连我也感到，他们保存那书也许比我更有理由。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这种尊重别人的感情是美好的。我还遇到过这样的借书人，以为我是图书馆，什么书都应该有。我说没有某本书，对方冷冷地一笑：“你再找找看么，何必说得这么肯定。”我想糟了，人家不相信我了。难道人世间还有比不被人家信任更难过的事吗？

姜德明《余时书话》

西泠访书记

admin — Thu, 15 Apr 2010 01:02:43 +0000

　　1957 年4 月中旬，我到杭州游览，曾访问过坐落在里西湖的浙江图书馆。
　　这里是清乾隆中所建的七阁之一——文澜阁的旧址，是著名的江南藏书胜地，那抄写了七部之多的“四库全书”复本之一，遵照“十全老人”的意愿，就藏在这里。杭州是江南文风兴盛之区，大批的读书人都到这里来借抄、借读经过删削、改造、加工的钦定典籍，颇发生了一些影响。这无疑是清代文化统制政策取得的一个不小的成功。后来经过太平天国的战争，这里的“四库全书”损失了一部分，也流失了一些。地方上一些有钱的读书人就又来辛辛苦苦地补抄，后来不知道终于补全了没有。不过那时的人力物力到底远远不及“乾隆盛世”，补抄本无论纸墨、抄工、装潢比起原本来是天差地远了。
　　在过去，浙江图书馆在全国公私藏书家中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地方性图书馆。解放以后，浙东故家藏书大量流出，一些地方上的藏书家的藏书也先后聚集在这里。它的收藏丰富起来了。1957 年我访问时，曾经被接待到楼上看了一些旧本，还带回了两部新印成的“特藏书目”。细细检阅，发现新入藏的书籍中间，其实也并无值得注意的宋元旧版，精华所在倒是一些明清以来的浙人著作的刻本、抄本和稿本。这中间颇有未之前见的秘书，而这恰恰是全国性的重点图书馆无法相比的特色。当时曾摘记了一些名目，想什么时候再到杭州来借读。可是“人事栗六”，一眨眼20 年，没有机会再到湖上，而且后来这愿望好像也成为一种荒唐的梦了。
　　当时我所希望借读的群书之一是“明季刻本、抹云楼旧藏”的柳隐如是撰的《戊寅草》一卷一册。这是一册异书。关于柳如是这个人物，我很早以前就发生了研究的兴趣。曾经搜罗了她的《湖上草》和《尺牍》的旧抄本，她的《事辑》，还有附在钱谦益文集和清初诗词总集中的她的作品，此外就是大量散见于清初文集、野史、笔记中有关她的记述。可惜的是，一直没有看到明末原刻的她的诗集。我只在王闻远的《孝慈堂书目》中看到过著录，还注明“棉纸”印本，可证是明末原刻无疑。此外，在马叙伦的《读书续记》卷六中看到一段详细的记载。那是高欣木旧藏的《柳如是尺牍一卷、湖上草一卷》，一共24 页，不只是原刊，还有林云凤的题诗，许多名人题跋、印记，和王国维的三首题句。据马夷初说，这书曾经张元济与高野侯“竞购”，最后高以50 银元买得。这在当时，应该说是相当可观的高价了。这书后来不知流落何许。现在见于浙馆书目中的《戊寅草》，是怎样的书呢？可能就是《湖上草》的改题重刻之本，也可能是另一种未之前知的诗集。戊寅是崇祯十一年（1638），正是如是下嫁钱牧斋之前活跃于湖上的时候。
　　为了一决此疑，1962 年曾托到过湖上的陈凡代为探询此书，后来还承他亲笔抄了一卷副本见赠。可惜他所见的并非《戊寅草》，而是张宗祥手抄的《湖上草》，一些都没有与通行本不同的地方。
　　这次在睽隔了十多年以后重游杭州，特别是看到陈寅恪教授《钱柳因缘考证》的序言以后，心里一直记挂着这书，终于在一个春晨又来到了文澜阁的旧地。庭院依然，只是更增添了一些萧寂。一般的游人是不会到这里来的。
　　走进去看，那楼房，楼梯，还有管理图书的人员，好像与过去都没有什么变化，到处都充满了一种古意。我说明了来意，还取出了一位过去浙江文化界领导人的介绍信，并出示了工作证。不过这一切都没有什么用。那位老同志是20 年前担任过领导职务的，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故将军”。要看“善本”书，这些都无用。还得向领导机关申请，得到批准才行。
　　后来经我说明住在上海，来一次杭州不容易，可否给予通融，这才打了电话，向领导机关请示。最后的指示是必须指定一位馆员在旁监视，才能阅读。这使我异常高兴了，监视就监视吧，这又有什么关系。我被安置在会客室里等待管理员登楼取书。大约过了半小时，我得到了答复：“找不到”。
　　原因是专门负责善本的同志下乡调查善本去了，原有的善本因为编目的原因被打乱了，这里没有人能摸得清。“什么时候熟习善本的同志才能回来呢？”
　　答曰，起码半年。要想快，就只有申请、批准，打电报叫回来。
　　这时，我终于最后地断念了。我既非长官，又非学者，想看一本旧书也算不上什么“要公”。打电报调人，这样的提议是真的使我吃了一惊的。
　　这就是过了二十多年，几经努力，终于还是看不成一本小册子的始末。
　　走出图书馆，坐在湖滨的石凳上，面对春光明艳的西子湖，不禁想起了许多事情。
　　多年以来，我对跑图书馆一直缺乏勇气，尤其是去看善本书。在旧社会，只有专家学者如胡适之之流才有看善本的福气，不必说了。解放以后，情况大大改变，但善本书的神秘性却又增添了新的成份。为了保藏善本所制定的新办法也更完备而丰富了。在阅读国家藏书的权利上，如陈伯达和那个“理论权威”以及十年来崛起的林彪、“四人帮”写作班子的大小头目……简直形成了一个新的“特权阶层”。他们不但可以无视一切规章制度，任意取阅藏书；甚至还发展到了动用国家力量任意劫掠公私藏书，任意迫害读书、藏书人的地步。
　　在“四人帮”覆灭前夕，私人藏书已经成为一种“罪恶”的、罕见的现象。连新华书店也开设了租书部，这就说明了个人买书一事已经不合时宜，甚至连新华书店本身的存在似乎也发生了疑问。这大抵也是张春桥念念不忘要加以消灭的“资产阶级权利”的一个方面吧。在这种情况下，有谁还想到“善本”呢？就是在梦里也难。善本书是国家的瑰宝（在日本是叫做“文化财”的），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加以保护，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它也不单纯只是一种“宝贝”，只要锁在保险箱里就好了；还得想到利用，使之为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大家知道重视书籍了，这是非常好的现象。但办法却不多，看来惟一的措施就是锁在什么妥当的地方。说“妥当”好像也不尽然，有些胡乱堆了十多年的书库，据说就已经发了霉，不可救药了。林彪、“四人帮”非法劫掠来的书物，发还的积极性也不高。与其还给原主去研究利用，好像总不及锁在图书馆这样的地方来得稳妥。理由么，有好多条，而且都十分堂皇，可惜的是都和实际有不短的距离。
　　保护善本，古今中外都有一套办法的。为了满足查找资料的需要，像显微胶片那样的设备，是若干年前就已经在使用了。为了其他的理由，必须接触原物时，就要另有一些严格的规定。怎样读书，其实也是衡量文化水平高低的一种尺度。记得孙从添在《藏书纪要》里就有着详细的说明。最常见的一种必须避免的手法，是用右指给舌头一舔，然后去掀那书页。古书用纸以棉料、竹料为多，哪里禁得这样的掀弄呢？好像这在过去还是颇为通行的办法，相传《金瓶梅》的“作者”，就将书页下角浸了毒药，送给严东楼，当他用那种手法读得津津有味时，就不觉地中了毒。可见即使是大官，看书时也往往采用此法。此外，如用指甲去划开书面，翻动书页，也是要不得的。
　　一切书，不只是善本，都受不了这样的待遇。诸如此类，必须订定一种规程，即使有些繁琐，也还是省不得。
　　现在全国的图书馆都在进行善本编目的工作，这是完全必要、亟应完成的。不过也不可忘记同时还有其他方面的工作要作。为了编目，连书都找不到了，事实上等于关门。这可不是好办法。
　　好像这也不只是图书馆里才存在的独特现象。最近报上在讨论传统剧目的推陈出新，有人就主张当前最重要的是“总结”，然后再来“选择”、“改革”、“提高”，最后才是为人民提供醇正无疵的优秀剧目。这是不能不称之为高论的。依了它，戏院就得先行关门，等待这个伟大的过程的完成。这和图书馆的有些情况有些类似，但也有不同。善本书睡在那里，只要不火烧、水湿、霉蒸……什么时候打开门来都不成问题，传统剧目则不然，它们多半活在一些仅存的老艺人身上，现在就来抢救还嫌有些晚了，哪里等得到那伟大的“总结……”过程的完成。老艺人还会有多少活下来；即使没有死光，还有多少能工作呢？
　　这样的高论，其终极目的不过是取消而已。希望在对待善本书的问题上，不出现这样的倾向。
　　1979年7月13日

黄裳《榆下说书》

淘书之乐

admin — Fri, 12 Mar 2010 18:03:04 +0000

　　作家赵珩谈藏书时说：“曾经拥有的或是企盼的! 失去的或是怀念的! 一切都会淡去! 物质于人! 只有临时典守! 哪里有常存永驻. 快乐只是停留在那短短的瞬间而已。”这种心境! 是需要学习的。
　　我有一喜好!就是打望书摊“瞅书摊很着迷”有一次!去火车站接人!火车晚点!就趁着间隙!溜进地下书店!站读了大半个时辰! 淘到了《感动人生》、《原创格言》；在机场候机时!我也会跑到大厅内设的高档书店!浏览了不少富丽堂皇的厚重期刊!最后忍痛买下了爱不释手的《城市中国》。
　　要说收获最大的!还是淘那些貌不惊人的旧书，每个周末!都要去住处附近的街边书摊逛逛” 翻遍那些过期的刊物!在那些熟悉刊物的下面#里层!偶尔会发现令人窃然欣喜的好书” 一次! 竟然淘到了一本英国作家迪克*威尔逊著的《周恩来传》 !如获至宝” 外国作家从不同的凡人视角!描写了一代总理伟大而不凡的一生!非常生动鲜活!让人耳目一新” 另一次!在出差途经的城市书摊!淘到一本( 英语四用辞典) !很是受用” 早晚常拿出来读一两页!从上面学到了不少好词妙句”
　　早些年!我利用周末节假日!淘了不少中外名著! 像张贤亮的《习惯死亡》、韩素音自传《伤残的树》#前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的《青春常在》 #法国作家埃尔韦*巴赞的《我敢爱谁》、《叶山嘉树#黑岛传治小说选列宁《是怎样写作学习的》等等!整齐地排列在书柜里” 我想! 等退休了! 泡一壶茶! 戴上老花镜! 重读这些旧书! 该是怎样一番晚霞辉映的景象和趣味呢。
　　我淘书不是为了藏书!只是书香堆里尽风流” 而淘书之乐不仅仅是精神的依归!更是心灵的无限蔓延”。
作者：香民来源：哈尔滨

庚寅年得書記(壹月篇)

admin — Fri, 12 Mar 2010 17:37:15 +0000

　　文/芦苇之死
　　
　　去学校，收到两张邮局的单子，通知去取书，于是在课间闲暇时间，奔往邮局。两摞书，沉甸甸的。这是我去年下半年，陆陆续续在豆瓣书店（武大店）里订的，北京的豆瓣书店真是个好书店，其经营的社科类图书多为文史类，又是库存旧书，打对折，为广大好书者赞之。其在武汉大学旁边的分店是我上大学时候去得最多的书店，也在那里买了很多的好书！
　　这次多亏其店长，其店每次书单一下，我便挑几本自己喜欢的告诉店长，让他给我留下，半年下来，近二十本，店长一次全邮寄予我，展而览之，心中狂喜，幸也！
　　《相忘书》止庵著山东画报出版社零六年四月一版一刷
　　《往事末付红尘》章立凡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零四年九月一版一刷
　　《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余英时著李彤译上海古籍出版社零四年十月一版一刷
　　《温故》（之一、之四、之七、之十、之十一、之十二）广西师大出版社
　　《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傅国涌著长江文艺出版社零五年一月一版一刷
　　《延安鲁艺风云录》王培元著广西师大出版社零四年十二月二版一刷
　　《我的父亲张元济》张树年著百花文艺出版社零六年六月一版一刷
　　《天窗》钟叔河著湖南文艺出版社零四年十月一版一刷
　　《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广东人民出版社零三年九月一版一刷
　　《论北大》钱理群著广西师大出版社零八年
　　《朝话——人生的省悟》梁漱溟著百花文艺出版社
　　《西行记》李广田著云南人民出版社零二年十月一版一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