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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书遇

读书志 — Sun, 08 May 2011 18:18:01 +0000

　　我戴了右派帽子，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劳动。沙岭子是宣化至张家口之间的一小站，这里有一个镇，本地叫做“堡”（读如“捕”）。每遇星期天、节假日，没有什么地方可去，我们就去堡里逛逛。堡里有一个供销社（卖红黑灯芯绒、凤穿牡丹被面、花素直贡呢、动物饼干、果酱面包、油盐酱醋、韭菜花、青椒糊、臭豆腐），一个山货店，一个缝纫社，一个木业生产合作社，一个兽医站。若是逢集，则有一些卖茄子、辣椒、疙瘩白的菜担，一些用绳络网在筐里的小猪秧子。我们就怀了很大的兴趣，看凤穿牡丹被面，看铁锅，看扫帚，看茄子，看辣椒，看猪秧子。
　　堡里照例还有一个新华书店，充斥于书架上的当然是毛选，此外还有些宣传计划生育的小册子、介绍化肥农药配制的科普书、连环画《智取威虎山》、《三打白骨精》。有一天，我去逛书店，忽然在一个书架的最高层发现了几本书：《梦溪笔谈》、《容斋随笔》、《癸巳类稿》、《十驾斋养新录》。
　　我不无激动地搬过一张凳子，把这几册书抽下来，请售货员计价。售货员把我打量了一遍，开了发票。
　　“你们这个书店怎么会进这样的书？”
　　“谁知道！也除是你，要不然，这几本书永远不会有人要。”
　　不久，我结束劳动，派到县上去画马铃薯图谱。我就带了这几本书，还有一套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到沽源去了。白天画图谱，夜晚灯下读书，如此右派，当得！
　　这几本书是按原价卖给我们的，不是廉价书。但这是早先的定价，故不贵。
　　鸡蛋书
　　赵树理同志曾希望他的书能在农村的庙会上卖，农民可以拿几个鸡蛋来换。这个理想一直未见实现。用实物换书，有一定困难，因为鸡蛋的价钱是涨落不定的。但是便宜到只值两三个鸡蛋，这样的书原先就有过。
　　我家在高邮北市口开了一爿中药店万全堂。万全堂的廊下常年摆着一个书摊，两张板凳支三块门板，“书”就一本一本地平放在上面。为了怕风吹跑，用几根削方了的木棍横压着。摊主用一个小板凳坐在一边，神情古朴。
　　这些书都是唱本，封面一色是浅紫色的很薄的标语纸的，上面印了单线的人物画，都与内容有关，左边留出长方的框，印出书名：《薛丁山征西》、《三请樊梨花》、《李三娘挑水》、《孟姜女哭长城》……里面是白色有光纸石印的“文本”，两句之间空一字，念起来不易串行。我曾经跟摊主借阅过。
　　一本“书”一会儿就看完了，因为只有几页，看完一本，再去换。这种唱本几乎千篇一律，开头总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三皇五帝是和什么故事都挨得上的。唱词是没有多大文采的，但却文从字顺，合辙押韵（七字句和十字句）。当中当然有许多不必要的“水词”。老舍先生曾批评旧曲艺有许多不必要的字，如“开言有语叫张生”，“叫张生”就得了嘛，干嘛还要“开言”还“有语”呢？不行啊，不这样就凑不足七个字，而且韵也押不好。这种“水词”在唱本中比比皆是，也自成一种文理。我倒想什么时候有空，专门研究一下曲艺唱本里的“水词”。不是开玩笑，我觉得我们的新诗里所缺乏的正是这种“水词”，字句之间过于拥挤，这是题外话。
　　我读过的唱本最有趣的一本是《王婆骂鸡》。
　　这种唱本是卖给农民的。农民进城，打了油，撕了布，称了盐，到万全堂买了治牙疼的“过街笑”、治肚子疼的暖脐膏，顺便就到书摊上翻翻，挑两本，放进捎码子，带回去了。
　　农民拿了这种书，不是看，是要大声念的。会唱“送麒麟”、“看火戏”的还要打起调子唱。一人唱念，就有不少人围坐静听。自娱娱人，这是家乡农村的重要文化生活。
　　唱本定价一百二十文左右，与一碗宽汤饺面相等，相当于三个鸡蛋。
　　这种石印唱本不知是什么地方出的（大概是上海），曲本作者更不知道是什么人。
　　另外一种极便宜的书是“百本张”的鼓曲段子。这是用毛边纸手抄的，折叠式，不装订，书面写出曲段名，背后有一方长方形的墨印“百本张”的印记（大小如豆腐干）。里面的字颇大，是蹩脚的馆阁体楷书，而皆微扁。
　　这种曲本是在庙会上卖的，我曾在隆福寺买到过几本。后来，就再看不见了。
　　这种唱本的价钱，也就是相当于三个鸡蛋。
　　附带想到一个问题，北京的鼓词俗曲的资料极为丰富，可是一直没有人认真地研究过。孙楷第先生曾编过俗曲目录，但只是目录而已。事实上这里可研究的东西很多，从民俗学的角度，从北京方言角度，当然也从文学角度，都很值得钻进去，搞十年八年。一般对北京曲段多只重视其文学性，重视罗松窗、韩小窗，对于更俚俗的不大看重。其实有些极俗的曲段。如“阔大奶奶逛庙会”、“穷大奶奶逛庙会”，单看题目就知道是非常有趣的。车王府有那么多曲本，一直躺在首都图书馆睡觉，太可惜了！

汪曾祺

旧书摊

读书志 — Mon, 25 Apr 2011 00:31:09 +0000

　　昆明的旧书店集中在文明街，街北头路西，有几家旧书店。我们和这几家旧书店的关系，不是去买书，倒是常去卖书。这几家旧书店的老板和伙计对于书都不大内行，只要是稍微整齐一点的书，古今中外，文法理工，都要，而且收购的价钱不低。尤其是工具书，拿去，当时就付钱。我在西南联大时，时常断顿，有时日高不起，拥被坠卧。朱德熙看我到快11 点钟还不露面，便知道我午饭还没有着落，于是挟了一本英文字典，走进来，推推我：“起来起来，去吃饭！”到了文明街，出脱了字典，两个人便可以吃一顿破酥包子或两碗闷鸡米线，还可以喝二两酒。
　　工具书里最走俏的是《辞源》。有一个同学发现一家书店的《辞源》的收售价比原价要高出不少，而拐角的商务印书馆的书架就有几十本崭新的《辞源》，于是以原价买到，转身即以高价卖给旧书店。他这种搬运工作干了好几次。
　　我应当在昆明旧书店也买过几本书，是些什么书，记不得了。
　　在上海，我短不了逛逛旧书店。有时是陪黄裳去，有时我自己去。也买过几本书。印象真凿的是买过一本英文的《威尼斯商人》。其时大概是想好好学学英文，但这本《威尼斯商人》始终没有读完。
　　我倒是在地摊上买到过几本好书。我在福煦路一个中学教书，有一个工友，姑且叫他老许吧，他管打扫办公室和教室外面的地面，打开水，还包几个无家的单身教员的伙食。伙食极简便，经常提供的是红烧小黄鱼和炒鸡毛菜。他在校门外还摆了一个书摊。他这书摊是名副其实的“地摊”，连一块板子或油布也没有，书直接平摊在人行道的水泥地上。老许坐于校门内侧，手里做着事，择菜或清除洋铁壶的水碱，一面拿眼睛向地摊上瞟着。我进进出出，总要蹲下来看看他的书。我曾经买过他一些书，——那是和烂纸的价钱差不多的，其中值得纪念的有两本，一本是张岱的《陶庵梦忆》，这本书现在大概还在我家不知哪个角落里。一本在我来说，是很名贵的：万有文库汤显祖评本《董解元西厢记》。我对董西厢一直在偏爱，以为非王西厢所可比。汤显祖的批语包括眉批和每一出的总批，都极精彩。这本书字大，纸厚，汤评是照手书刻印的。汤显祖字似欧阳率更《张翰帖》，秀逸处似陈老莲，极可爱。我未见过临川书真迹，得见此影印刻本，而不禁神往不置。“万有文库”算是什么稀罕版本呢？但在我这个向不藏书的人，是视同珍宝的。这书跟随我多年，约十年前为人借去不还，弄得我想引用汤评时，只能于记忆中得其仿佛，不胜怅怅！

汪曾祺

一折八扣书

读书志 — Mon, 25 Apr 2011 00:29:14 +0000

　　一折八扣书盛行于30 年代，中学生所买的大都是这种书。一折，而又打八扣，即定价如是一元，实售只是八分钱。当然书后面的定价是预先提高了的。但是经过一折八扣，总还是很便宜的。为什么不把定价压低，实价出售，而用这种一折八扣的办法呢，大概是投合买书人贪便宜的心理：这差不多等于白给了。
　　一折八扣书多是供人消遣的笔记小说，如《子不语》、《夜雨秋灯录》、《续齐谐》等等。但也有文笔好，内容有意思的，如余谵心的《板桥杂记》、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也有旧诗词集。我最初读到的《漱玉词》和《断肠词》就是这种一折八扣本。《断肠词》的样子我到现在还记得，封面是砖红色的，一侧画一枝滴下两滴墨水的羽毛笔。一折八扣书都很薄，但也有较厚的，《剑南诗钞》即是相当厚的两本。这书的封面是米黄色的铜版纸，王西神题签。这在一折八扣书中是相当贵的了。
　　星期天，上午上街，买买东西（毛巾、牙膏、袜子之类），吃一碗脆鳝面或辣油面（我读高中在江阴，江阴的面我以为是做得最好的，真是细若银丝，汤也极好），几只猪油青韭馅饼（满口清香），到书摊上挑一两本一折八扣书，回校。下午躺在床上吃粉盐豆（江阴的特产），喝白开水，看书，把三角函数、化学分子式暂时都忘在脑后，考试、分数，于我何有哉，这一天实在过得蛮快活。
　　一折八扣书为什么卖得如此之贱？因为成本低。除了垫出一点纸张油墨，就不须花什么钱。谈不上什么编辑，选一个底本，排印一下就是。大都只是白文，无注释，多数连标点也没有。
　　我倒希望现在能出这种无前言后记，无注释、评语、考证，只印白文的普及本的书。我不爱读那种塞进长篇大论的前言后记的书，好像被人牵着鼻子走。读了那样板着面孔的前言和啰嗦的后记，常常叫人生气。而且加进这样的东西，书就卖得很贵了。

汪曾祺

读廉价书

读书志 — Sun, 17 Apr 2011 02:23:04 +0000

　　文章滥贱，书价腾踊。我已经有好多年不买书了。这一半也是因为房子太小，买了没有地方放。年轻时倒也有买书的习惯。上街，总要到书店里逛逛，挟一两本回来。但我买的，大都是便宜的书。读廉价书有几样好处，一是买得起，掏出钱时不肉痛；二是无须珍惜，可以随便在上面圈点批注；三是丢了就丢了，不心疼。读廉价书亦有可记之事，爱记之。

汪曾祺

湖上访书记

读书志 — Wed, 06 Apr 2011 01:42:37 +0000

　　壬辰冬日，随军赴浙江一隅慰问，过杭州，演越曲祝英台故事于湖滨。
　　时方严寒，一夕，雪花如掌，经行坊肆，访书于丰乐桥堍，过松泉阁，买得元版范文正集于主人许，有顾大有、周九松二家印记，艺芸精舍原装未损，意颇乐之。更问它书，遂出此《睎颜集》见示，执以为元刻，索重值，盖以作者为张翥也。余告之此明刻也，更读序文，知其人杨氏，主人颇悻悻，交易未成，亦遂置之。明年秋，余为盖叫天先生事来杭，寓湖楼二月，暇时屡买书市内，更过松泉阁，此书仍在。主人必以归余，价只少减。余因久未得书，因念得此明初旧刻亦佳，遂挟之归沪，细检始知卷尾割去数行，补以旧楮，心颇怅怅。浙东汤某即汤寿潜，其家书之雪库装者，往往残帙，余遂告之肆主，责以不诚，其人亦声言不知。因念此本终无完日矣。后二月又过肆中，主人亟出书一册曰，此《睎颜集》下半，可配前买之本，展卷惊喜，即出重值得之。此书递藏于中吴金氏、杭州汪氏，咸丰兵火，遂成劳燕，今更合并，又九十五年矣。甲午五月。
　　此本买归后，细阅始知为不全本。此页为汤某割去四行，别以旧纸补之，以充全书，颇以为憾。十日前更过武林，估人告于旧家见此集残本后半，纸墨如一，闻之惊喜，意亦未敢便信也。三日前与燕同游湖上，暇时过肆，残本已至，果是一书，欢喜无限，以重值赎归。下半凡存四十九至九十九番，又跋一叶，是汤氏得此，割去四行而又失去一叶也。振绮原目作二册，咸丰庚申辛酉，杭城两遭兵燹，此书散出，分析异地，今乃展转同归余斋于百年之后，书福墨缘，如是如是。付工重装前漫识。癸巳十一月三十日，晨窗记。
　　癸巳十一月二十九日，与燕同寓湖上，游孤山、紫云、栖霞后，饭于张英杰先生家，观老人彩衣舞绸，后驱车过市，得此残本一册。此振绮汪氏书也，原订二册。付工重装，仍为二册，以还汪氏之旧。并记。
　　文瑞楼目卷八有杨翥《睎颜集》一条，振绮堂目卷四情字明人集类第二格有《睎颜诗集》二册不分卷一条。近更见振绮堂目蓝格稿本，与活字本编排不同而所记更洋。云此书为金星招藏，后归曹倦圃。然此本绝无洁躬一印，不知何故。此本序第一番汪印上旧有睎补之迹，或是曹溶旧印所在耶？丁酉六月初七日雨窗。
　　余淡心《东山谈苑》卷一，“杨仲举翥，吴县人。少孤贫，与兄戍武昌，为乡校师。杨文贞公士奇流寓武昌，偶憩翥馆，以无资告。翥遂让其馆而自教授他所，日往返十余里不倦。后文贞当国，乃相引拔，官至尚书。”此笔记中仅见者因更录之，戊戌十月。
　　梁维枢《玉剑尊闻》卷一德行类记，杨翥醇谨清约，与物无忤。邻有作檐沟注水于其庭者，则曰，晴日多，雨日少。又有侵其屋基者，则曰，普天之下皆王土，再过些须也不妨。是亦深通黄老之术者也。
　　《静志居诗话》卷七云：
　　杨翥字仲举，吴县人。少与兄戍武昌，为乡校师。仁宗驿召，授翰林编修，历修撰，迁郕府长史。景泰初，擢礼部左侍郎，寻进尚书。有《睎颜先生集》。《睎颜集》借之琴川毛氏，蒙叟为施铅评云，“宜亟焚毁，勿暴其短于后世可也。”未免太过。杨公长者，当存其言。以予所录二首，亦自成章。……
　　据此知竹垞选《明诗综》时，系借本于汲古毛氏，绛云楼藏明人集至富，亦未有此。竹垞之言自是忠厚长者，牧斋数语，文人轻薄之状自见，宜其有天巧星浪子之目也。仲举原集俱在，诗虽未甚佳，以置明人著作中，亦非下乘，较何李之俦，反少做作气。东涧之言，不足论也。戊戌大雪前五日重跋。
　　案：《睎颜先生诗集》不分卷，明初刻。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上下黑口，四周双边。大题下署“门生汤澂编录，同郡陈宏校正”。前有长洲陈颀序。收藏有“金星轺藏书记”（朱长）、“汪鱼亭藏阅书”（朱方）。又浙东汤氏藏印二方，其一云，“见即买，有必借，窘尽卖。高阁勤晒，国粹公器勿污坏。”写刻朴茂。全书分在朝、纪行、述怀、游览、酬和、赠寄、燕饮、庆贺、亲族、孝节、节序、山水、园林、花木、公署、道释、题画、堂宇、送别、哀挽、杂题、四言等二十二目，后有跋，佚去尾页，当是陈宏撰。
　　50 年代前期曾多次来往湖上，吸引我的不只是美丽的湖山，最不易忘的倒是这里有忘年的师友和那么多的旧书店。我曾在这里搜得鲁迅先生在东京印的《域外小说》初二集，郁达夫旧藏、封面上有他亲笔题署的《清人词集》，自然还有更多的旧本书。为了编写《盖叫天舞台艺术》纪录片，借住在西湖湖楼，过了一个美好的秋天。居室在二楼，推窗远望，孤山背后的放鹤亭正在目前。工作的日程是每天上午到金沙港盖老的住处去半天，说戏并谈剧本。
　　一面吃茶，一面听他海阔天空地谈天，梨园旧事，艺人生活，湖上风光，几乎无所不谈，对剧本却不及只字，只是说“你们看着办吧”。他的名作《洗浮山》因为是“八大拿”之一，不好处理，他主动地提出，可以改为《七雄聚义》，把贺天保改为朱仝，剧本结构、场次、词句都用不着大更动，很简单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一起去海宁看了一次潮以后，他又兴致勃勃地提议，影片中可以考虑加入汹涌澎湃怒潮的镜头，插在朱仝的武场刀花之间。这是一个奇突的想法，颇有电影艺术蒙太奇的意味，同时也表现了他对自己舞姿的欣爱与理解。这是他创造人物、设计身段的一贯思路，可惜这个设想因种种原因没有实现。
　　在盖老金沙港住宅的百忍堂内，正中的长案上安置着一尊高不逾尺的关羽的紫铜座像，侧身而坐，神色偃然，是出于无名匠师的杰作。盖老说他是在荒摊上买得的，因为这正是舞台上经常出现的子午相，是塑造人物身段极好的参考，侧身而坐，不但避免了正面入座的呆滞的缺点，而且也照顾到了台下观众不同的视角，无论怎么看都是美的。盖老并未接触过美学，可是在他的谈话中出现得最多的是“美”字。他是无时无地不在观察大自然、人间相、艺术品……时时敏感地吸取美的事物并糅和到他的舞台形象、舞蹈中去的。在这方面，他实在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创造者。
　　在他的家里，有许多佛像，人们也许以为他佞佛，其实他多半是当做雕塑艺术品搜集的。有一次与他一起游城隍山，走入城隍神庙时他对我说：“我是北方人，来到杭州落户，应该拜拜地主。”从随意谈笑中很能表现他对神佛的态度。
　　每天在他家吃过中饭，总是叫几部三轮车全家一起出门，我们几乎跑遍了杭州的名胜。碰到下雨，他就进城去洗澡，然后在饭店里晚饭，饭后到剧场去听李伯康的评弹《杨乃武》。他是北方人，寄居江南这许多年却仍未改乡音，但他却能领解苏州评弹趣味并发生极大的兴趣，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
　　盖老好客，留人吃饭是常事。我想吃了他许多次了，总得还请一下才对。
　　一次在城里晚饭，我先到账桌上预付了餐费。盖老饭后要夫人付账时方才发觉。他哈哈大笑道：“三杯酒，把我的大事误了。”这是《四进士》里宋士杰的唱词，他把下句“信阳州无有好人”改为“金沙港”。从这件小事也可以看出他的机智和燕赵豪侠的流风余韵。
　　碰到下雨或盖老去洗澡时，我就去蹓书店。当时浙东一隅的故家藏书大量地流散出来，据说在一处河码头每天都有从乡下装运旧书来的船只，在这里论秤当废纸卖出。几家书店都有人每天在码头茶馆里坐守，看见好书就随时抽下，用少高于废纸的价钱买得。不过这样的机会不是旅人所能获得的，还得经过书店才能展转到手。杭州的旧书店又有一种特异的习气，他们信托的是掮客和上海的书商，有好书不情愿给上门的顾客看。记得有一次走进抱经堂去看书，店主出去了，只有女主人应门。我在残书架上看到一叠鼠啮之余的破书，中间有好几种结一庐朱氏的旧藏，论价付钱之后，店主人一步踏进店门，大惊失色，一手夺下扎好的书，说“不卖了”。最后重新议价，以几倍的价钱才得成交，还扣下了一本旧抄《百川书志》的吴枚庵旧藏本，说什么也不肯卖了。当然，并非每家书店都是如此，像宝贻斋严氏、松泉阁王氏，都还可以从那里看到不坏的旧书。湖滨的大观楼也时有精本，振绮堂汪氏、结一庐朱氏、叶润臣、包子庄、缪荃孙的旧藏本都有时能遇到。叶润臣晚年移家杭州，不久逝世。他的藏书大概都是随身带到南方的。这是一位很有特色的藏家，我没有遇到过他收藏的明以前旧本，可能早已流散了，但他的藏书余烬50 年代还时时可以遇到，都是清刻精善稀少的本子。
　　松泉阁主人王松泉是一位可以谈谈的书友，他和阿英相熟，常替他收集晚清资料和戏曲小说。我从他手里买到《睎颜集》，先后两次得到两个残册，竟能配成全书，而且就是振绮汪氏旧藏的一部。这是很难得的一次巧遇。这本诗集是明初旧刻，可能刊于天顺中，写刻、字体朴茂，带有明初刻书特色，犹有元版遗意，算作善本应该是无疑的。不过杨翥的诗实在作得不太高明，难怪钱牧斋说了那些尖刻的怪话。保存文献是一件事，文献本身的价值则是另一件事。最近编印“全×诗词”之风大盛，从保存历史文化遗产的角度看，自然是一件美事，但我怀疑这个“全”字是不是可以做到。明清人的诗文词集浩如烟海，仅就今天所能见到的劫余的册籍辑录，恐怕远远说不上“全”，而这种“全”字号的大部书，除了对专业研究者有用之外，普通读者怕是不要看也看不了的。而善本也并非全是质量高的著作，简直是必然的。
　　白居易的名句“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我买到过一部乾隆中杭州人的诗集就叫《一半勾留集》，照例，诗写得并不高明。我想，照我的意思，除了西湖的一半之外，那另一半值得勾留的应该就是杭州的旧书了。我忘不了借住在里西湖湖楼的那一段美好的日子。楼居是寂寞的，特别是连朝秋雨的夜晚，只有翻阅新买得的旧书，才能多少排遣客居的孤寂。天色已晚，在暮雨潇潇中唤一只小艇摆渡到楼外楼去吃饭。郁达夫诗中有“极贱杭州酒”的话头，当时的杭州，酒饭确是便宜的。酒罢，仍乘小船回住处去，淅沥的雨声更紧更密了。倚枕读湖上诗人的诗集，对比今昔的湖上风光，仿佛与厉樊榭、丁钝丁、杭堇浦结伴同游，真是有趣极了。
　　这一回买得的旧书中，有一部《静便斋集》，是我所喜欢的，曾在书头卷尾写过两篇题记。
　　（《静便斋集》十卷，仁和王曾祥麟徵著，乾隆刻本。前有乾隆二十八年槐塘汪沆序。宁化雷鋐《两王生小传》，两王生者，曾祥与江都王世球也。）
　　癸巳秋日，余客湖上二月，时去市上观书，而绝少佳本。无已，乃买清刻集部读之。未几而旅寓橱中遂满，时时取而阅之，面对孤山，秋雨凄冷，赖此破寂。此本得之松泉阁，乾隆刻也。作者不甚著于艺术，向于符氏《秋声馆吟草》中知其姓氏，所从游者，如杭、厉诸先生皆名宿也，亦时能于卷中捃摭一二故实，是非弃物也。今日检得，拟付工重装，漫识耑卷。甲午腊月二十五日记。
　　癸巳秋日，余居湖上几两月，寓居在西泠里湖，楼室正对孤山放鹤亭，风晨月夕，常苦行笈无书，乃过市穷搜之。会于一肆见杭人文集不少，选得数十种，此书预焉。忆尚有翟晴江集，以其为画人，有重名，遂索高值，未能得也。此集殊佳，于中可知杭州故事不少，近日少暇，始得读一过。所论梅村两跋尤佳。王氏自有独见，惜其名姓不彰耳。己亥正月初四日记。

黄裳

苏州的书市

读书志 — Wed, 23 Mar 2011 13:33:53 +0000

　　近来很少到苏州去了，前些年可不是这样。50 年代有一阵子一个月总要去两三次，后来踪迹渐疏，也是一个月一次，或两个月三次。是什么吸引我这么舍不得苏州呢？虎丘、山塘、灵岩、天平、拙政园、网师园、松鹤楼、元大昌……这些当然都是使人留连而不忍去的所在。不过说到底，苏州对我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是那些旧书铺、书摊。
　　当年的护龙街，今天的人民路，从察院场朝南，几乎整条街都是书铺，连马路边上的地摊上都是书。出了火车站，赶到观前，什么地方都不去，首先就是逛书铺。这一逛就是半天，往往连吃饭也忘记了。玄妙观里景德路上也有书铺，不过去的机会较少。有一次坐三轮车到阊门去，忽然发现路边竟有一家书店，赶紧停车，跑进去一看，竟自买得了一册明万历刻的《草堂诗余评林》，书只剩了一半，但却是书林刻本（所谓“坊刻”）。在各家藏书目录上都没有著录。我多年来留神买各种不同版本的《草堂诗余》，前后所得有五六种，这个残本是其中之一。我在这里首先提到这件事，是想说明当时的苏州是无时无地都能得到中意的旧书的。
　　1948 年秋，吴晗从北京来沪，想乘飞机去港转赴解放区，不料机场要凭附有照片的身份证，走不成了，只好躲在上海朋友家里。那时郑西谛刚印好了一部《玄览堂丛书》，其中有许多都是难得的明史史料，送了一部给他，正好供他闭户读书，消磨岁月。不过总是看旧书也不免气闷，朋友们就约他到苏州去玩两天散心，同去的还有叶圣陶先生。车到苏州，有人接待，吃罢夜饭，已经是七八点钟了，郑西谛忽发豪兴，说：“我们去访书去！”书店都早已上了门板，西谛就一家家叫开了门进去看。我们先到玄妙观中的李德元书铺，主人拿出了三本书给我们看。其中有一册嘉靖赵府味经堂刻的《谈野翁试验小方》，版式很特别，巾箱本，版匡四周是阴文刻花的阑。味经堂刻的这类小册子很多，多是未见著录的，这本《小方》在《千顷堂书目》中却有，西谛就撺掇我买下了。同时买了一部康熙刻的《骆临海集》，价钱只及《小方》的十分之一，随手送给了吴晗，因为骆宾王是义乌人，他的同乡。
　　喝得半醉的西谛又带领我们走上了护龙街打开了一家书店的排门，走进去一看，满壁琳琅，整架都是清初刻的大部头各省方志，是许博明的藏书。西谛激动极了，连声说：“这些都应该买下来！”可是我知道他当时正是一文不名，不久前还卖掉了一大批明本书，有一本手写的《纫秋山馆行箧书目》放在寄售的书店里。可是一见有价值、难得碰见的好书，不管力量够得上够不上，还是说：“这些书应该全部买下来，不能让它流散了！”他就是这样一个爱书如命、豪情满襟的人。
　　1949 年秋江南解放，我到南京、无锡、扬州去采访，顺便也看看书。回上海的那天，经过苏州，已经是傍晚了，天上还落着潇潇暮雨，还是捺不住下了车赶到护龙街上。在集宝斋看到了一屋旧本书，那是刚收进来的不知谁家的旧藏，从地板上堆起了一人多高的一座“书山”。要一本本地看是不行的，只能抽。就这样我随手抽出了一本清初刻的女词人徐灿的《拙政园诗余》，真是高兴极了。书刻于顺治十年，大字疏行，依旧保留着晚明风气。纸用棉料，前有陈之遴序，卷尾还保留着她的几个儿子的校刻题名，旧为江山刘履芬藏书。此书她的同乡、著名藏书家吴兔床也不曾见过，刻《海昌丽则》时似乎根据的是个抄本。像这样以极偶然的机缘得到善本书的事，在别的地方是难得遇到的。
　　来往熟了，因之也结识了许多书友。琴川书店夏淡人是很能谈谈的一位。
　　尤其可感的是他允许我到书店楼上去随意翻看他所藏的大量残本。我买书是不弃丛残的，因为这些旧刻作为版刻的标本，自有其价值，有些还是不见全本流传的。有一次，得到一本《广川画跋》，只剩上半，是嘉靖刻本，白棉纸印。书既少见，尤其有意思的是这是明代快雪堂主人冯梦祯的藏书，前后有三四方印记，刻得精极。又一次，看到一本巾箱本的《埤雅》，只存上半。
　　看样子是万历刻本，但其中又夹杂了许多补刻的插页，小字写刻，时代似乎更早，终于不知道是什么本子。特别吸引了我的是书前有一方“顾印贞观”的白文方印，正是顾梁汾的藏书。夏君告诉我，这书的下半可能还在，要等配全了再给我。果然，没有好久，全书就寄来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些书从藏书人家里流散出来的情景，有时是乱七八糟地论斤而出的，身首异处的情形正是常事。它们没有落到还魂纸厂真是一种极大的幸运。
　　护龙街两侧有许多小巷子，好几次经过马医科巷，知道这就是俞曲园的故居所在。多次走进去打听，都没有找到。直到前两年曲园重新整修开放，才有机会去访问。原来这是在巷底深处，只修整了春在堂的几处屋宇，曲园好像还没有动工恢复。俞曲园的《春在堂随笔》中有一则云：曩在京师，许文恪招饮于其养园，花木翳然，屋宇幽雅，颇擅园林胜事。
　　文恪云，“冉地山侍郎尝病吾以杨木为屋，恐不耐久”，吾曰：“君视此屋，可支几年？”冉曰：“不过三十年耳。”吾曰：“然则君视许滇生尚可几年耶？”冉亦大笑。余谓公此论，真达人之见也。未及数年，公归道山，屋固未圮而已易主矣。余在吴下筑春在堂，旁有隙地，治一小圃，名曰曲园。率用卫公子荆法，以一苟字为之。或虑其不固，余辄举文恪语以解嘲焉。
　　这一节笔记写得很好，不但显示了主人的胸襟怀抱，也说明了曲园之不与拙政园、怡园等相提并论的作意。这正是一座学人的家园，其文化气息远胜于金碧辉煌的楼阁亭台，虽然在一般游人来说怕要失望，觉得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但在护龙街畔有这样一座小园，正是十分合适的，比起怡园来似乎还更有趣些。
　　三十年过去了，人民路上已是一番崭新的景象。古旧书店还剩下了一家，偶然走进去，承主人的好意让到楼上去看书。依旧是满壁琳琅，不过和三十年前相比，那时摆在地摊上的货色似乎还要比现在放在玻璃橱里的质量高得多。这是不能不使人叹息的。曲园可以重修，可是当年的书店街的盛况就不容易恢复了。即使是重开几间门面也不顶用，就和北京的琉璃厂一样。这样看来，俞曲园转述许滇生的话，还是有点意思的。时代大踏步前进了，许多旧事物，包括文化环境，免不了淘汰、鼎新，正不必发许滇生那样“达人”的感慨。历史旧的一页翻过去了，可历史总是历史，是不应该淡忘的。

黄裳

访书琐忆

读书志 — Sun, 20 Mar 2011 02:51:14 +0000

　　几十年来胡乱买书，颇有些特别的经历，不易忘记，当时就随手写在题跋里，闲时重看也觉得有趣，常想记录一点下来，大概也可以算作“书林逸话”之类。说起题跋，自来就有学术性与随笔性两大类。学者重视的是前者，考辨故实，校订文字，有功于学术研究，历来被看做题跋的正宗。但在我自己，喜欢的却往往是后者，而其代表作者则是黄荛圃。他的藏书题记经缪荃孙、吴昌绶等搜辑重刻，有煌煌十册之多。看那内容，虽然也谈版本、雠校，但更多的是记书坊、书友、藏书家故事的“闲言语”，而这是很为许多学者所不取的。黄荛圃先是买书、刻书，后来又卖书，还开设了滂喜园书店，商人当然要重视广告，在黄荛圃那个时代，还没有近代流行的种种广告手段，于是有人就说他的题跋也就是广告。这很丢了读书人的面子，遭到讥笑是当然的。不过我觉得这种指责并不公平。黄荛圃在题跋中总是直白地记下了书价，书籍的抄刻先后，是否善本，是全本还是残帙这些细节，而这作为广告是不合适的。因此我怀疑他在买书的时候，是否就先已算计着出卖、获利。
　　真的把题跋、目录作为广告手段的是缪荃孙，那已是比黄荛圃晚一百多年的清末民初。古书作为商品，有了更广阔的市场，大官僚、大商人、大地主为积累财富和附庸风雅也纷纷收罗古本，日本、美国的“洋庄”生意也日见兴隆。缪荃孙的办法是刻书目，每当他聚积到一批书以后就急急地刻《艺风堂藏书目》，在每种书后面附加的版本说明，就大有广告气味，夸张的语句是经常出现的。从许多实物看，这种说明常常有错误；但并不是缪荃孙的鉴别力特别低下，只是他千万百计地想把这些书说成不可多得的宝贝而已。
　　他的藏书目录一刻再刻，以至三续，这就给书坊开了先例，纷纷印发书目，变木刻为石印，出版更为迅速，成为不折不扣的广告了。
　　继缪荃孙而起的有傅增湘，他也先后刻成了几种书目与题跋，而尤值得注意的是不久前出版的他与张元济的通讯集。这是比题跋更为直白的经营古书业务的纪录，不但保留了大量古书流转的珍贵史料，也更暴露了藏书家活动的真相。
　　以上说的都是旁人的事，与我本来无甚关系。不过天下事有时确是不可思议，二十年前承蒙一位熟人揭发，说康生有话，我在书前书后写的许多题跋都是企图 “以伪乱真”的手段，目的则是投机倒把。因此造反派就要细查、追查，责令我细细交代历年所买的书，每本的进价，……。这可是个艰巨的任务，只能坐在牛棚里苦苦思索，这时最容易记起的就是买书中一些有趣的经历。按照指定的前提，加以点染，是可以制作出符合要求的货色来的。当然，在“创作”过程中常常不免背离了真实，带有“哗众取宠”的趋向，则是难以摆脱的“历史局限”。自己虽然不满意也没有法子想。从这里是可以悟出“报告文学”写作的困难的，特别是个人的回忆，无论是痛骂或夸赞自己，都只能表现出扭歪丑恶的面目。这些“创作”的故事已经找不到了，并不可惜，不过作为“创作”的教训失误，总是不应忘记的。
　　1953 年的秋天，我在杭州住了两个月，有很多时间就消磨在书店里。住处在里西湖，出门叫一只小船横渡过去就是湖滨，上岸以后沿解放路走入新华书店，又从这里走到延龄巷、丰乐桥、清河坊，这些地方都零零落落开设着一些书坊。当时旧书业很不景气，货色也少得可怜。有一天踏进了抱经堂，店里空空地没一个顾客，只有女主人抱着小孩在看守。案上摊着零碎的破书，真是一无可观。这时发现书架背后一叠叠放着许多残书，大约多年不曾触动，书上的灰尘也有寸把厚了，抽出两本来看，多半有结一庐的印记，真是意外的高兴。选了半日，得书一叠，问价付钱，正要离开时，店主人一步踏了进来，立时惊惶失色，打开纸包，一一检点，说是无论如何也不肯卖了。最后讨价还价，以十倍于原价成交，还被抽下了一本吴枚庵抄的《百川书志》残卷。在这中间，他还大声地叱责着主妇，使她几乎哭出声来。
　　塘栖朱氏的遗书本来藏在杭州，后来把重要的善本移至上海，残零书册都就地处理掉了，这大概就是这些书流落在旧书店头的来历。书并不珍贵，只是这点流转因缘很值得纪念。现在还在手头的是蒙古博明希哲所作的《西斋偶得》三卷、《凤城琐录》一卷、《西斋诗辑逸》三卷。嘉庆辛酉刻本，纸墨明净，是刻成后最早的印本。书前有翁方纲的序文和手书上版的“附识”，知道这是心斋（广泰）为妇翁刻梓的遗集。更难得的是书前有“大兴翁氏石墨书楼珍藏图书”的朱文大方印。可知是书刻成后持赠翁氏的本子。在卷尾还有墨书一行，“甲戌仲夏叶志诜借看一过”，下钤“平安馆印”白文方印。
　　甲戌是嘉庆十九年（1814），是书刻成后的第十三年。叶东卿是藏书家，还不能不从翁方纲展转借读，也可见此书流传之少了。
　　杭州丰乐桥堍有松泉阁书肆，主人王松泉与阿英相熟，是颇有眼力的书业经营者。那年秋天，在他的店里买到不少清代杭州诗人的集子，携归旅寓，颇能驱遣岑寂。清人别集那时真是贱如泥沙，可惜当地的图书馆不加重视，听任这一大批地方艺文流散毁弃了。杭州也真是文风极盛的地方，乾嘉以还竟自出现了那许多诗人，当时雕版的工值又贱，刻集成了一时风气。当然这中间缺乏第一流的诗人，但也有名姓不彰、著作自有分量的作者。如王曾祥的《静便斋集》就是那时所得。他的两篇《吴梅村集书后》，就是我所见仅有的对吴伟业的严肃评论。
　　也是在松泉阁，前一年的冬天曾经见到一册明初黑口本的《睎颜先生诗集》，写刻，字体静雅朴厚，黄皮纸印，是浙东汤氏藏书。当时钤有汤氏印记的旧书，狼藉市上，比论斤的市价高不了多少，但这本书却为主人看重得非常，认定是元版，因为原书卷前只列编录校正人姓氏，没有撰人题名，而在陈颀的前序中却有“公讳翥，字仲举”的话，所以就确认这是元代著名诗人也字仲举的张翥的遗集。我翻看序文，发现中间又有这几句：“若礼部尚书致仕杨公，其颜之徒钦？公苏人也，……”就说这是一位明代姓杨名翥的诗集，主人听了大不高兴，立即将书收回去了。转过年来的秋天，又走过松泉阁，主人一把拉住我，说那本黑口本不曾卖掉，是特为我留下的，劝我一定要买下，价钱虽然依旧很贵，但已不再坚持是元版。于是就买下，回来细看，才知道卷尾被割去了四行，已用旧纸粘补，虽然是个残本，不免有点懊恼。不料下一个春天再到杭州，书店主人却高兴地对我说，上次买去的是个残本，不过下半已经发现，还是劝我一定买下，凑成全壁。这次我不再迟疑，用比残本更高的价钱买下了。
　　这书前面有两方旧印，“金星招藏书记”和“汪鱼亭藏阅书”，知道是先在文瑞楼后归振绮堂的。查稿本《振绮堂书目》，有这样的记载：《睎颜诗集》，不分卷，二册。刊本。金星轺藏，后归曹倦圃。明杨翥撰。字仲举，吴县人，官至礼部尚书。
　　这里说书曾归曹溶，却不见旧记，今汪氏印上有剜补痕，灭去的大约就是曹氏藏印。流传次序也应该是曹氏在前才对。值得高兴的是，这书藏在汪家，在太平天国战役中失散，分别为两家所得，又都未因残帙而弃去，终于在整整一百年后得以重圆，实在是很不容易的。我过去也曾有几次用先后买得的残卷配成全书的经验，不过那到底是拼配，是百衲本，与原是一书的分而复合是不能相比的。
　　《诗集》以“在朝”、“纪行”、“述怀”、“游览”……等若干细目分类，诗语平稳，缺乏特色。朱竹垞《静志居诗话》说：“《躃颜集》借之琴川毛氏，蒙叟为施铅评，云宜亟焚毁，勿暴其短于后世可也。”可以看出钱牧斋的豁刻，连竹垞也觉得他“未免太过”了，还是在《明诗综》中选入了两诗。余谈心《东山谈苑》也记有有关作者的故事，原来他是因为曾让馆于流寓武昌的杨士奇，后来士奇当国，“乃相引拔，官至尚书”的。梁维枢《王剑尊闻》也记有他的一段故事， “邻省作檐沟注水于其庭者，则曰晴日多，雨日少”，说他是深通黄老之术的人。
　　上海复兴中路淡水路口曾有一家春秋旧书店，主人严氏，能装书。解放之初书市寥落，生活困难，我曾请他修补过旧书。有一天他对我说，过去他曾在宁波一户人家装书，这家的主人不懂书，但喜收书，只要送到门上，不论完缺一律收入，出价大约是明版白棉纸书每本一元。因此得了个“垃圾马车”的绰号。不过当时宁波市上的好书是很多的，散出的浙东故家藏书集中在这里，天一阁流出的书也常常可以遇见。所收满满的一屋旧书虽然大半是残本，但确也有不少好书。现在主人已经八十多岁了，住在上海，藏在宁波的书已先后给族人论秤卖出了不少。他取得主人的同意，可以到宁波去收书，不过缺少盘费，向我通融。我就借给五十元，答应书到之后请我来看，选中的书作价折回借款。
　　大约十天以后书由轮船运到，一起大约有几十麻袋，只好堆在书店隔壁的弄堂里。我得到消息后去看书，从清晨一直看到过午，弄得两手如漆，浑身灰土。书大半是残本，明本不少，但没有一部全书。当时我正收集明刻书影，大量的残本正是绝好的素材，就选了几十种。偶然在书堆里又发现了一包书，包皮的报纸已经发黄变脆，细白皮纸的原书却一些都没有损坏。这是四本《王状元标注唐文类》，明铜活字印本。卷首大题下次行题“祁东李氏铜版印行”。这是很少见的明初活字本，祁东不知道是什么地方，过去的书目里只瞿中溶的《古泉山馆题跋》中曾加著录，也不能确定祁东的地位，只是推测而已。原书四册，每册前有“春、夏、秋、冬” 的签条，还保留下两纸。看铜模字体，扁体写刻，与苏南一隅的安氏华氏活字的风格不类，与较早的唐人小集等更是不同。这四册书却是全的，可以算得这次所得书中的白眉。全书别无藏印。《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了同样的一部，则是劳权、徐渭仁的旧物，现不知流落何处。
　　这一次的买书经过大略如此，但在十年动乱中却成为一件大案。据说我曾到宁波去贩书一船，其中有多少种宋元本，发了大财云云。历数多年买书的经验，要算这次惹出的乱子最大了。
　　我的买书，正是有啥买啥，杂乱得很。买来的书也未能本本细看，总的印象是，旧书中间多的是封建说教的陈词滥调，偶尔发现片段的好意思、好文字，可真像披沙拣金那样的繁难。不过换一种眼光看，这又是可贵的资料，真想追寻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不能不从这里着手。杂和乱并不是坏事，只有这样才有希望较能窥见全局。
　　抄写旧时的记忆，实在也是无聊的事。在今天的书市上，旧书已经不再可能遇到。几十年中间，有的化为灰烬，有的变成纸浆，剩下来的也大都藏在图书馆里，想看一下也不容易，因此，这些访书的故事，也真的成为梦一般的故事了。
　　黄裳 1986年5月23日

琉璃厂故事

读书志 — Sun, 20 Feb 2011 06:45:50 +0000

　　不久以前，在《瞭望》周刊上看到一篇记琉璃厂的文字，读了不禁惘然。
　　去年冬天到北京，又抽空去了一次琉璃厂，所见的情景就和那篇文章中所写的差不多。这地方是越发的冷清了，依照旧样新修的许多店铺，都挂着古色古香的牌匾，书家换了一代新人，这是与过去不同的。水磨砖墙，朱红窗棂，一切都是崭新的。不过只是在门口匆匆走过，从来没有产生要踏进门去的念头。人们明白，这些店铺大抵都是做“洋庄”生意的，并非为普通市民所设。
　　摆在玻璃橱柜里的“古董”，自然也是极为昂贵的货色，而且真赝也很难说，因为仿古的东西必然是大量存在的。从前逛琉璃厂的趣味真的是百不存一了。除了看看古色古香的门面以外，还能有什么别的想望么？
　　翻检旧书，找出一册《翁氏家事略记》，是翁方纲自著的年谱。道光中英和原刻，虽然不过是百来年前的出版物，却是希见的书。连有名的《嘉业堂钞校本目录》中所著录的也只是“精抄本”，可见罕传。在乾隆三十八年癸巳（1773）条下有人四库馆修书的记事，也是有关琉璃厂的很好的史料。
　　《琉璃厂小志》所引翁氏在“复初斋诗”的小注中也约略说及，但远不及这里的详尽。
　　自癸巳春入院修书，时于翰林院署开四库全书馆，以内府所藏书发出到院，及各省所进民间藏书，又院中旧贮永乐大典内，日有摘抄成卷、汇编成部之书。合三处书籍，分员校勘。每日清晨入院，院设大厨，供给桌饭。午后归寓。以是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处，在宝善亭与同修程鱼门（晋芳）、姚姬川（鼐）、任幼植（大椿）诸人对案，详举所知，各开应考证之书目，是午携至琉璃厂书肆访查之。是时江浙书贾，亦皆踊跃遍征善本，足资考订者，悉聚于五柳居、文粹堂诸坊舍。每日检有应用者，辄载满车以归家中，请陆镇堂司其事。凡有足资考订者，价不甚昂，即留买之。力不能留者，或急写其需查数条，或暂借留数日，或又雇人抄写，以是日有所得。校勘之次，考订金石，架收拓本亦日渐增。
　　自朱竹君（筠）、钱辛楣（大昕）、张瘦同（埙）、陈竹厂（以纲）、孔约（广森），后又继以桂未谷（馥）、黄秋庵（易）、赵晋斋（魏）、陈无轩（焯）、丁小疋（杰）、沈匏尊（心淳）辈，时相过从讨论，如此者前后约将十年。
　　这里不只记录了四库全书馆编定书籍的工作情况，又记下了琉璃厂访书的种种。五柳居、文粹堂都是曾见于李南涧《琉璃厂书肆记》中的。乾隆中叶厂肆，照翁方纲的记述，简直就像是一处庞大的图书馆，而这馆却是由大小若干书店组成的。书店之外，自然还有古董店，举凡金石、书画、文玩、文房用具无不一一俱备，那么，这就又是一座庞大的博物馆了。这并不是国家举办的，却由大小若干私商组成。它们是交易的场所，也是传播文化的阵地。这是一种奇特的创造，不愧为传统文化中的特异场景。二百多年前的琉璃厂的经营方式，一直延续下来，没有中断，中间当然有兴衰，有起落，但大致还保留着过去的作风，即如读者可以将书带回家去的一点，后来就又发展到由店伙送书上门。总之，他们的经营方式是极为灵活的，总以方便读者为主要考虑，当然这也是商业竞争的一种手段，但也不能说不是富于文化气息的。
　　琉璃厂书肆还有一个特点是它的文化沙龙气息。沙龙这个字眼是外来的，多少年来一直背着恶名，是大家不敢或不愿提起的。但文化人在一起总要发生一些集体的活动，在过去，结诗文社，开大会（如明末复社的虎丘大会）都曾有过，不过只是昙花一现，并没有经常随意性的、松散的聚会场所。
　　琉璃厂的书庄就起了这样的作用。过去北京的宣武门南一带是文人聚居之地，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就是逛书店，因此踪迹也就常出现在海王村左近。这真是一种乐趣，不但可以时时在肆中发现新奇的书籍，还可以与朋友们聚谈，交换学术上的见解，称之为沙龙是恰当的。在解放后这种风气还一直沿续了好几年，从阿英的日记里就可以看到解放初期一些文化人徜徉于琉璃厂的记载。1949 年冬我到琉璃厂参观过，当时书市冷落，各家书店几乎都是门可罗雀，但主人殷勤好客的作风并没有改变，从凛冽的寒风中，掀开厚重的蓝色棉帘，里面就是温暖如春的小天地，洁净无尘的方桌，伙计们殷勤倒上茶水，一切都给人以静寂舒适的感觉。坐下来闲谈，很快就和“掌柜”
　　成了朋友。从书市盛衰谈到古书的聚散，新发现了什么善本，一些著名学人的踪迹，海阔天空地谈了一气之后，就站起来看书。那真是满壁琳琅，不外是经史子集的四部书，但按照当时的标准，也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
　　使我吃惊的是，各种各样版本的《金瓶梅》就满满地占据了半壁书架。对此我并没有多大兴趣。当然更不会预想到今天它的影印本的身价竟高达六百几十元一部，从这里的确也可以看出一点文化界的小沧桑。稍稍别致的是店主人给我看的一小册《痴婆子传》，说是旧抄，不过是书店伙计的新抄本而已，只是巾箱大字，底本倒是清初的原刻。后来遇见钱默存，说起此事，给他大大嘲弄了一通，还写给我一副联语，那上联就是“遍求善本痴婆子”，今天想起，也确是有点可笑的。这家书店是来薰阁，在店堂之外，后面还有好几进藏书室，其中有一间是残本库，在尘封的书架上杂乱放着一叠叠的旧书。
　　这引起了我的兴趣，像发现新大陆似的看到了不少稀见的本子。现在仍在手头的记得就有莫友芝旧藏的嘉靖刻本《宋文鉴》，大约有十来本，棉纸阔大，每册有会稽钮氏世学楼的印记，又有莫氏手题的书名。这是他在藏书题跋中提起过的，说是“得于皖口行营”，正是在和太平军作战的曾国藩的幕中，好像他当时所得的就是残书，于是就毫不踌躇地买下了。此外还有正统本的《诗林广记》，存下半一厚册，是关中刻本，比常见的嘉靖刻要少见得多。
　　那薄似蝉翼而又坚实如绸帛的纸张，古拙而气势生动的刻工，都是令人心醉的。此外还有一本《平海图》，已经被老鼠啮去了五分之一光景，但却是崇祯壬午刻成的绝好的版画，是海战的纪实之作。除了绘刻精妙之外，更能得见晚明人物衣冠、兵器、战斗、官场仪节等实际状况，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买得之后偶于王重民先生的文章中得知，原书名《壬午平海记》，系木活字本，已经流入美国，此卷首图一册，却因鼠吻之余，为贾人抽下，而我又无意于残书库中看到，也算是一种难得的幸运了。
　　记录这些过去买书的琐事，有什么意思呢？大概总是一点故旧之思在心头缭绕，时时想起，拂拭不去吧。琉璃厂在我的记忆中是一条温暖的街，在这里买到过一些书，也认识了一些书友，享受过不少随意谈笑的乐趣，也得到不少教益。这真是一种别致的沙龙，虽然并没有美酒与咖啡，总是令人怀念的。今天琉璃厂已经不再具有这样的特色了，也许它将以崭新的面目以另外的方式出现吧，我不知道，但文化界应该有他自己的沙龙则是必然的，迟早总会产生也是没有疑义的。

黄裳

琉璃厂

读书志 — Thu, 17 Feb 2011 08:33:19 +0000

　　三年前来北京，住了十天。琉璃厂也去过一次，不过只是匆匆地走了一转，前后一总不过半小时。后来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起，那次来京，没有买到一本旧书，没有听过一次京戏，觉得可惜。不料这句话被朋友记住了。这次他特地到吉祥去买了两张票，又约我吃过中饭一起到琉璃厂去看旧书，使我一下子弥补了三年前的两种缺憾，真是值得感谢。
　　6 月初的骄阳已经是很有点可怕了。马路平直而宽阔，不过路边的行道树却稀疏而矮小，提供不了多少绿荫。走过全聚德烤鸭楼大厦，走过鲁迅先生当年演讲过的地方 ——师大院外高墙，随后发现了一座有如小型汽车加油站似的“一得阁”墨汁店。加紧脚步，好不容易才奔到了琉璃厂。看见在荣宝斋对面正加紧恢复兴建原有书铺的门面与店房，“邃雅斋”和“来意阁”
　　的原址都已出现了青砖砌成的铺面，除了柱子是水泥构件以外，其他似乎都保存了原貌。橱窗镶上了精细镂花的木框，还没有油漆。这一切看了使人高兴，在大太阳底下也不禁伫立了好半晌。
　　接着我们就走进了中国书店，朋友和在这里工作的两位老店员相熟，我们被邀坐下来喝茶、看书、谈天，这一切都还能使人依稀想见当年琉璃厂的风貌。不过几十年过去，一切到底已经不再是从前的旧样了。
　　翻翻零本旧书，居然也买到了几册，没有空手而归。
　　《百喻经》二卷，1914 年会稽周氏施银托金陵刻经处刻本。这是有名的书。三十七年前我在南京曾亲自跑到刻经处买过一本，不过已是新印，印刷、纸张都远不及这一本。但这是否就是原跋所称最初印的“功德书一百本”之一，却也难说，但初印则是无疑的。
　　此书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印行，是为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而重印的，而且有两种版本。但到底都不如这原刻的可爱。也许这就是为许多人所嘲笑的“古董气”，不过我想多少有一点也不要紧。
　　《悲盦居士文存一卷·诗剩一卷》，赵之谦撰，光绪刻本。作为书画金石家，赵叔的声誉近来是空前地高涨了，印谱、画集都出版了不少，但他的诗文却极少为人所知。这虽然不过是光绪刻本，但并不多见，“诗剩”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薄薄的一本诗集，中间却有不少史料。太平天国攻下杭州，赵之谦逃到温州，这样，“辛酉以后诗”中就往往有记兵事和乱离情景的篇章，小注记事尤详。“二劝”诗并前序记平阳“金钱会”与瑞安团练“白布会”斗争情形甚详尽，是珍贵的史料。当然赵之谦是站在清朝官方一边的，他对太平天国的议论自然可想而知。
　　使我惊异的是，赵之谦对吕晚村也深恶痛绝，没有别的理由，只因吕是雍正帝钦定“罪大恶极”的“逆案”旨要。诗注说：“南阳讲习堂，留良居室也。籍没后犁为田。今则荒烟蔓草矣。”这是吕晚村故居的结局。诗注又说，“然理学大儒合之谋反大逆，言行不相顾，不应至斯极也。往居都下，见书摊上有钞本留良论学书数篇，邵阳魏君源加墨其上，言留良人当诛，言不可废。余不谓然，取归摧烧之。”
　　这种推理方法与行动今天看来都是奇怪的。在赵叔看来，“理学大儒”必然应该也是忠臣，如与这模式不合，就是“言行不相顾”了。当然更不必追究逆案的是非曲直。这是从典型的僵化头脑中产生的思想，是极有价值的一种标本。魏源就和他大不同，虽然不能不承认“某人当诛”，但却肯定了其人的思想，至少他明白两者之间应有区别。但赵之谦不能同意，取来一把扯碎烧掉了。这种行为简直不像是一个艺术家干得出来的。思想僵化之后就有可能化为卤莽灭裂以至疯狂，这里就是一个好证据。
　　像这样的旧书，是算不得“善本”的，但买到之后还是感到喜欢。这大概就是所谓“书癖”了吧。不用说更早，就是50 年代，像这样的书也多半没有上架的资格，它们大抵睡在地摊上。三十年来，琉璃厂（以至全国）旧书身价的“升格”是惊人的，根本的原因是旧书来源之濒于绝迹。这在我们的闲谈中也是触及了的，书的来源日渐稀少，这与全国机关学校大小图书馆的搜购有关。经营旧书的从业者也大大零落，仅有的一两位老同志都已白发盈颠，接班人则还没有成批成长起来，青年同志对这一“寂寞”的行业也缺乏热情。谈话中彼此都不免感到有点沉重，但也想不出什么“妙策”。
　　前一天正好访候了周叔张先生，九十三岁的高龄了，他的精神依旧极好，眼睛能看小字，记忆力也一点都没有衰退，只是耳朵有点背了。只要一提起书来，还是止不住有许多话想说，他说的自然都是“老话”，但有许多是值得思索的。
　　他听说琉璃厂在重建了，非常高兴。但又担心，这些老字号恢复以后，有没有供应市场充足的货色，有没有精通业务的从业员，读者、买书人能不能从琉璃厂获得过去那种精神、物质上的满足，好像都是问题。
　　典籍、文物、艺术品、纸墨笔砚……，这些都不是单纯的商品，过去读者逛琉璃厂也不只是为了来买书。我想，我们至今还没有足够的、标准的、门类齐全的图书馆、博物馆，但在过去，我们却有很好的替代物。例如，人
　　们到琉璃厂来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奔向一所庞大的、五彩缤纷的爱国主义大学
　　校、展览馆。不只能看，还能尽情欣赏、摩挲品昧，可能时还能买回去。这是一座文化超级市场，门类之广博，品种之丰富，新奇货色的不时出现，对寻求知识的顾客带有强烈的诱惑。这一切，今天的博物馆、书店……一切文化设施都不可能完全代替。人们在这里得到知识，还受到传统精神文明的熏染、教养；封建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但归根结底爱国主义内容的比重是占着重要地位的。
　　过去人们到琉璃厂的书铺里来，可以自由地坐下来与掌柜的谈天，一坐半日，一本书不买也不要紧。掌柜的是商人也是朋友，有些还是知识渊博的版本目录学家。他们是出色的知识信息传播者与咨询人，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踪迹和学术研究动向，自然终极目的还是做生意，但这并非唯一的内容。
　　至少应该说他们做生意的手段灵活多样，又是富于文化气息的。
　　在书店里灌了几碗茶，依旧救不了燥渴，这时就不禁想到在左近曾有过一家“信远斋”。小小的屋子，门上挂着门帘，屋里有擦得干干净净的旧八仙桌、方凳，放在角落里的几只盛酸梅汤的瓷缸。那凉沁心脾、有桂花香气、厚重得有如琥珀的酸甜汁水，真是想想也会从舌底沁出津液来。那不过是用“土法”冰镇的，但在我的印象里却觉得无论怎样先进的冷冻设备都不可能达到同样的效果。也许关键不只在“冷”，选料、配方、制做也有极大的关系，这样的“汤”吃了两碗以后就再也喝不下了，真是“三碗不过岗”。酸梅汤现在是到处可见了，人们一致公认这是好东西，还制成了卤，粉、汽水……，但好像都与信远斋的味道有些两样。
　　不久前在银幕上曾出现过一批以北京地方为背景的作品，其中有些是相当突出的优秀制作，《茶馆》、《骆驼祥子》、《城南旧事》、《如意》、《知音》……。广大观众对此表现了浓厚的兴趣。能不能把这看做一种“怀旧”的风呢？从现象上看好像很有点像，但这与好莱坞曾掀起过的怀旧浪潮并不就是一码事。像这样的社会文化现象的出现，那原因往往是非常复杂的。
　　过去的事物中确有值得怀念的东西，历史不能割断，记忆难以遗忘，这是极自然的。不同人对同一事物的看法则大不相同，好恶也两样。往往许多人都喜欢某种东西，但取舍之点并不一致。鲁迅也是爱逛琉璃厂的，但与某些遗老遗少就全然不同。鲁迅北来也到过信远斋，买的是蜜饯，那是因为天冷了，酸梅汤已经落市了的缘故。
　　从几十年前起，在北京这地方就一直有许多人在不断地“怀旧”。遗老们怀念他们的“故国”，军阀徒党怀念他们的“大帅”，……随着岁月的推移，这中间很换了不少花样。但这与住在北京的普通老百姓的牵连则不大，比较复杂的是作为文化积累的种种事物。有几百年历史的名城，这种积累是大量的、丰富的。好吃的菜肴、点心，大家都爱吃；故宫、北海……旅游者也一致赞叹。吃着“仿膳”的小窝窝头而缅怀慈禧皇太后的，今天怕已没有；游昆明湖而写出吊隆裕皇太后的《颐和园词》的王国维，也早已跳进湖里死掉了。总之，许多事物，在今天已只因其现实意义而为人民所记住，多时不见了就怀念。至于这些事物产生发展的政治历史背景，一般人是不大注意的，或简直忘却。这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怀旧”，与任何时代的遗老遗少都扯不到一起去。
　　研究近代文化史文学史的专家，还没有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近几十年以北京为中心产生的许多文化现象上，其实我倒觉得这是颇重要的，是了解新文化运动的产生与发展必不可少的环节。
　　以谭鑫培为代表的谭腔，以程砚秋为代表的程腔，为什么先后在北京这地方风靡了一世，我想这和当时的政治局势、人民心理都有极密切的关系。
　　他们创造的新腔，正好表现了人民抑郁、愤激的复杂心情，新腔的特点是低回与亢奋的交错与统一。旧有的声腔，无论是黄钟大吕或响遏行云都已无法加以宣泄了。谭、程的声腔是不同的，这些差异也正好细致地反映了他们所处不同时代的细微变化。
　　以黄晦闻（节）为代表的新型宋诗流派，或“同光体”的发展继续，也可以看做一种时代的声音。梁启超喜欢集宋词断句作对联，同时搞这花样的还有一大批人。如其中有名的一联“更能消几番风雨，最可惜一片江山”，就不能看做简单的文字游戏。它道出了住在北方的中国人的普遍心情。姚茫父（华）曾为琉璃厂的南纸店画过一套小小的笺样，每幅选吴文英词句，用简练的线条加以表现，我以为也不失为杰出的作品。画面境界的萧瑟荒寒，不只表现了画家自己同时也是人民的情怀。
　　30 年代林语堂编的《宇宙风》上，发表过不少记载北京风土、人情的文字，后来汇成了一本《北平一顾》，这应该说是有代表性的典型怀旧之作。
　　过去我一直觉得这是没有积极意义的小品文、小摆设，发抒的是没落的感情与趣味。但后来想，这些文字都作于“九·一八”与“七七”之间，那正是北平几乎已被国民党政府放弃了的时候，那么，这些文字就不能简单地划入闲适小品，而应更深入的体会那纸背的声音。
　　在那段时期，像这样的社会文化现象并不是个别的、孤立的，综合起来就能较为全面的反映人民的内心活动。在许多艺术家或并非艺术家说来，这就是他们反映社会现实的独特方法。
　　时代发展、社会变革必然要使许多事物化为陈迹，这有时是不可避免的，理所当然的。其中也有一些是还应该存留、或以新的面貌恢复存在的。无论是哪一种情形，我们都应该加以分析、研究，为之作出可信的历史总结，这将为我们带来很大的好处，从而保持必要的清醒，不致陷入胡涂的、低级趣味的怀旧的泥坑，也可避免作出可笑的蠢事。对社会上存在或曾经存在过的一切事物，人们都必须表态，回避不了，而这正是对人们思想是否健康、成熟的一种考验。
　　1983年6月10日

黄裳

黄裳:访书

读书志 — Sat, 22 Jan 2011 08:40:51 +0000

　　多年来，苏州对我的最大吸引力是书。访书在苏州，比起北京的琉璃厂、杭州的留下、南京的状元境……味道完全不同。
　　整整三十年前，也是这样的秋天，鲃肺汤上市的时候，我陪了叶圣陶、郑西谛、吴辰伯到苏州去旅行。在车站上遇到周予同，他是从上海到苏州社会教育学院去上课的。一把拖住他们到学校去演讲，没有谁肯去，事实上当时他们谁都不能公开露面。郑西谛就要我去讲，我当然不会去，因为，我连一些在学院说话的资格都没有。西谛还是不住地说，他真的不是在说笑话，正经得很，还说我是“三人行中最少年”。这事还恍如目前，而西谛的墓前如果种了白杨的话，怕真的也“堪作柱”了。
　　记得那天晚上在酒楼上夜饭，三个人都能喝，结果是虽未沉沉大醉，也相差不远。从酒楼出来时，观前一带早已上灯，西谛却吵着要去访书。先到玄妙观，在一家书店里看书，我花了一块钱买了一部康熙刻本的《骆临海集》送给了辰伯，因为他是义乌人，与骆宾王是同乡。从玄妙观出来后，又到护龙街上去访书，书店都早已上了门板。西谛就擂鼓似的敲门，终于敲开了。
　　书店的主人认识他的，就热诚招待。记得店里刚收得许博明家的一大批藏书，善本不少。特别是整整一架地方志，几乎都是康熙以前的清初刻本，西谛大声连赞 “好书”。其实我知道，他不久就要到香港转往解放区，不想买，也没有余钱买书的。不过他还是告诉我：“这些书是非买不可的，机会不能放过”！好像我是百万富翁似的。这情景也还如在目前。
　　从这家书店出来时，大约已是八九点钟了。给秋夜的微风一吹，大家也多少清醒了一些，算算护龙街上的旧书店，至少还有十多家，怕是不能遍访了。正是“酒已都醒，如何销夜永？”西谛还是不肯回到宿舍去，终于想出主意，要去看汪义庄里戈裕良手叠的假山。记得也是在护龙街上，钻进了一条狭狭的小弄，在昏暗中看见一座假山。自然是什么都没有看清楚，而且后来知道，这实在也并不是汪义庄。
　　这次访书的经过，想来虽然有些可笑，但确是十分美好的回忆。
　　那以后，我就时常到苏州来，每次总要有半天到一天的时间花费在书店里。当时的护龙街与玄妙观，真是书的海。不只是书店，连马路两边也摆着摊，连地上也都是的。相熟以后，还会被书店主人邀请到楼上去看他所藏的“秘本”、残书。这在我都是最大的乐趣。如果将所见、新闻、所得记下来，我看是不会输于我的同乡先辈李南涧的《琉璃厂书肆记》的。
　　不过这种“盛况”没有维持好久，苏州的书市逐渐消歇了，到江青伙同林彪抛出那个《座谈纪要》以后，整整十年，苏州市上就再也不能看到一册线装书，这中间又出现了另一种传说、神话似的故事。总的说来，恰如一场伟大的魔术吧。现在那谜底也逐步揭开了，如果记下来，其奇诡、悲壮就更非李南涧所能梦见。
　　自然，那些熟悉的书店经营者，也一个都不再露面，久违了。
　　这回，当我从怡园出来，漫步走进对面的古籍书店里去时，却十分意外地被几位店员叫住了。真的是意外，十年不见，彼此都还“无恙”。于是被让进内间，泡了茶，坐下来谈天。这两位老朋友，是最近才从江苏北部的农村里调回来，归了队的。在过去的十年里，线装书是被视为典型的“四旧”
　　的，那从事收集、流传线装书的人又该是什么呢？这是不言而喻的。他们的命运就不必说了。
　　现在终于“无恙”地回来了，那就好。我就问问他们最近的业务，曾经收到过什么好书？对旧本书在民间流散情况的估计，今后如何开展保护、征集的工作等等，问题有一大堆，而且并不都是愉快的故事。我不想写什么调查报告，因此在这里就略之。
　　好书，是日见其少了。近年来他们所收的可以看看的善本，说来说去也不过十种左右。就选抄两种名目在这里。嘉靖刻的贾谊《新书》，冯班校宋本；毛斧季的抄本《翦绡集》和《梅花衲》；归昌世的稿本《假庵杂著》，是记苏州掌故的；黄丕烈跋的明抄本《野客丛书》……
　　我又被让到楼上的书库里去看书，这真是好久没有过的快事，虽然看下来不免使人失望。书的质量是远远不能和过去相比了。现在摆在架子上的，过去大抵是放在地上的东西，甚至还不及。为了“不虚此行”，积习难改，我还是花了四角钱买了一册光绪十七年金陵刻本的《煮药漫抄》，书是薄薄的一本，只二卷，是诗话之类的东西。作者则是嘉兴叶炜（松石）。他是在同治甲戌（1874）应日本文部省之聘，到东京的外国语学校担任汉文教师的，那是日本的明治七年。叶松石在光绪六年又重游大阪。此书则是病中所记。
　　前面有日本湖山老人小野愿的序文（明治十五年）。
　　买到这本小书，我是非常高兴的。不只因为这是隔了十多年以后，重新阅肆得到的第一本旧书；更为了这是一百零四年前，在中国还没有派遣公使时就到日本去进行文化交流的前辈的作品。在敬爱的邓副主席访日的时候，得到此书，实在是极为使人高兴的事。
　　1978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