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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二十四史》

admin — Tue, 27 Jul 2010 08:34:22 +0000

　　1949 年初进城时，旧货充斥，海河两岸及墙子河两岸，接连都是席棚，木器估衣，到处都是。旧书摊也很多，随处可以见到，但集中的地方是大洋市场二楼。那些书贩用木板搭一书架，或放一床板，上面插列书籍，安装一盏照明灯，就算是一家。各家排列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很大的书肆。也有几家有铺面的，藏书较富。
　　那一年是天津社会生活大变动的时期，物资在默默地进行再分配。
　　但进城的人们，都是穷八路，当时注意的是添置几件衣物，并没有多少钱去买书，人们也没有买书的习惯。
　　那一时期，书籍是很便宜的，一部白纸的《四部丛刊》，带箱带套，也不过一二百元，很多拆散、流落到旧纸店去。各种《二十四史》也没人买，带樟木大漆盒子的，带专用书橱的，就风吹日晒的，堆在墙子河边街道上。
　　书贩们见到这种情景，见到这么容易得手的货源，都跃跃欲试。但他们本钱有限，货物周转也不灵，只能望洋兴叹，不敢多收。
　　我是穷学生出身，又在解放区多年，进城后携家带口，除谋划一家衣食，不暇他顾。但幼年养成的爱书积刁，又滋长起来。最初，只是在荒摊野市，买一两本旧书，放在自己的书桌上，后来有了一些稿费，才敢于购置一些成套的书，这已经是1954 年以后的事了。
　　最初，我从天祥书肆买了一部涵芬楼影印本的《史记》，是据武英殿本。本子较小，字体也不太清晰。涵芬楼影印的这部《二十四史》，后来我见过全套，是用小木箱分代函装，然后砌成一面小影壁，上面还有瓦檐的装饰。但纸张较劣，本子较小是它的缺点，因此，并不为藏书家所珍爱。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喜爱同文书局石印的《二十四史》，它也是根据武英殿本，但纸张洁白而厚，字大行稀，看起来醒目，也是用各式小木箱分装，然后堆叠起来，自成一面墙，很是大方。我只头了一部《粱书》而已。
　　有一次，天祥一位人瘦小而本亦薄的商人，买了一套中华书局印的前四史，很洁整。当时我还是胸无大志，以为买了前四史读读，也就可以了，用十元钱头了下来。因为开了这个头，以后就陆续买了不少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零种。其实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本《二十四史》，并不佳。即以前四史而言，名为仿宋，字也够大，但以字体扁而行紧密，看起来还是不很清楚，以下各史，行格虽稀，但所用纸张，无论黑白，都是洋纸，吸墨不良，多有油渍。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也是据武英殿本重排，校刊只能说还可以，总之，并不引人喜爱。清末，有几处官书局，分印《二十四史》，金陵书局出的包括《史记》在内的几种，很有名，我也曾在天祥见过，以本子太大，携带不便，失之交臂之间。
　　我的《南史》和《周书》，是光绪年间，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校印本，字体并不小，然字扁而行密，看起来字体连成一线，很费目力。清末民初，用这种字体印的书很不少，如《东华录》、《纪事本末》等。
　　这种书用木板夹起，“文化大革命”中抄书发还，院中小儿视为奇观，亦可纪也。
　　我的《陈书》是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的百衲本，这种本子在版本学术上很有价值，但读起来并不方便。我的《新五代史》，是刘氏玉海堂的覆宋本，共十二册，印制颇精。
　　国家标点的《二十四史》，可谓善本，读起来也方便。因为有了以上那些近似古董的书，后来只买了《魏书》、《辽史》，发现这种新书，厚重得很，反不及线装书，便利老年人阅读。
　　这样东拼西凑，我的《二十四史》也可以说是百衲本了。
　　孙犁 1981年2月1日刊出

买书

admin — Sat, 03 Jul 2010 04:53:53 +0000

　　《书话》单行本出版后，接到不少读者来信，劝我扩大范围，谈谈自己买书、藏书的经过。直到今年，还有人把书目寄来，嘱为鉴定；更有人飞柬相邀，约我“过斋看书”。看书本来是愉快的事情，怎奈去夏以来，一病缠绵，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病榻上磨，偶尔精神好些，也没有出门会客的能力。眼看这样下去，怕连笔都提不起来了。人活着而不工作，岂非等于不活。为此我很想伏案试试，即使写少些、慢些、轻松些，也很想伏案试试。
　　说起买书，二十多年来，自己的确买过书，如今还是一架一架地堆得满满的，从屋子的四壁到中央，纵横曲折，像一座矮矮的书城一样。
　　但我并不是藏书家，也不希望别人以藏书家看待我。这中间有个原因，大约三十年前，我遇见一个朋友，他性好读书，平日手不释卷，只是读书的方法非常古怪，总是读一页撕一页，随读随撕，一本书读完了，同时也给撕完了。我第一次看到，不免大吃一惊，问他这是在干什么，他指着自己的脑袋，笑嘻嘻说：“没有错！我把它放在这儿了。”他是我最初结交的少数朋友之一，博闻强记，脑子里装的书不少，手头上却一本书也没有。我很佩服他，又并不以他的读书方法为然。
　　可是说来奇怪，从此以后，他的话却楔入心坎，使我一直忘不了。
　　凡遇买了书来而不及翻阅，那张笑嘻嘻的脸孔便会在眼前出现：“哦！你没有把书放错地方吗？”我因此感到紧张，感到惭愧，感到坐立不安。
　　为了免除烦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如果自问没有工夫读，我就干脆不买书。
　　我的有目的地买书，开始于1942 年，那时往在上海徐家汇。日本军侵占上海，一天几次警报，家家烧书、撕书，成批地当做废纸卖书。目睹文化浩劫，实在心痛得很，于是发了个狠：别人卖书，我偏买书。离我寓所不远有个废纸收购站，主人是个猫儿脸的老头儿，人还和气，谈得熟了，他答应帮忙，从此我便节衣缩食，想尽办法，把所有可以省下的钱都花在买书上。书籍大概也真是一种“食粮”吧，有几次，我钻在废纸站的堆栈里，一天只啃两个烧饼，也居然对付了过去。我在那里买到《新青年》季刊、《前锋》、《小说月报》、《文学》，零星的《觉悟》、《学灯》和《晨报副刊》。不过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废纸的来势又猛，浪推潮涌，最后便只好望洋兴叹。我和老头儿约定把买下的书刊当做未出栈的废纸，仍然存在他那里。几个月后烧书的风潮逐渐平息，那张笑嘻嘻的脸孔又在眼前出现：“你没有把书放错地方吗？”说真的，我应该怎样衡量自己的行径呢？恰巧这时候，堆栈来催促提货了，我决计把它们接回家来：掘开地板，揭去屋瓦，塞入煤球堆，尽一切可能安顿了它们。
　　这样，我就被迫成了个“藏”书家。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藏书家，不仅因为我没有宋椠明刻，毛抄黄跋，单看这藏书方法，也不免使海内的通人齿冷。不过我又确实爱惜我的书，当时曾想： “江左征尘动鼓鼙，百千纸甲烂如泥。”逝者如斯，怎么能够担保手头的这些一定可以留存到异日呢？我感到惶惑。夜深了，一灯如豆，万籁俱寂，我于是偷偷地捧出一批来，翻着、读着，以迫不及待的心情，为文艺界一位先辈的文集做着辑佚的工作。浏览之间，我又顺于分门别类地夹上颜色不同的纸条，简单扼要地记下初次披读的感想。年复一年，正是这些书籍，它们始终伴随着我，和我一起度过了数不清的饥寒交迫的日子，度过了数不清的惊风骇浪的时刻，最后，又和我一起迎接了东方的黎明，牢牢地守护着我所寄托的往昔的印象和记录。
　　近年来，虽然偶尔还跑跑书店，事实却进一步证明我并不是一个藏书家：买书只是为了应用。在这点上，我自问够得上是那位朋友的朋友。
　　至于没有采用他的读书方法，对书籍多少有点爱惜，则是因为，案头架上，触处都足以钩起我对遥远年代的记忆；而只要我还有记忆，我又觉得，在革命的艰苦岁月里，这些书籍，有不少正是我的贫贱之交，正是我的患难之交哩。

作者：唐弢

丽则遗音

admin — Thu, 20 May 2010 12:37:55 +0000

　　元杨维桢撰六册明汲古阁刊本
　　此为铁崖赋集；汲古阁附刊于《铁崖古乐府》后。前数日下午，于中国书店遇姚石子先生，同检堆于桌上乱书。较可注意者，有《铁崖乐府》、《复古诗集》及此书，并为汲古阁刊本。且均初印者。余思得之而未言。惟嘱其留下《丽则遗音》。石子当时亦未言欲得之。明日再过，则肆中人言，《古乐府》及《复古诗集》已为石子购去。惜此《丽则遗音》因余一言，未能“璧合”。他日或当移赠石子，以成“完”书也。

文/郑振铎

文始真经（关尹子）

admin — Thu, 20 May 2010 12:28:32 +0000

　　宋抱一子陈显微注三卷一册明万历二十一年刊本
　　连日细雨绵绵，大有春意。颇思阅肆，因而阻兴。下午四时，借校中汽车，至开明书店一行，随转赴中国书店，遇杨寿祺及平贾数人在彼闲谈。得唐赓虞死耗，为之愕然！唐为经手买得半部清常道人校本杂剧者。几成交而为孙某所得。因此一转手，遂多费不少交涉与金钱。唐在沪设听涛山房，颇可交。不意其竟死于苏州。寿祺谈购李氏书事颇久。此次转售诸籍颇得利。
　　并知有《石仓明诗选》四集为平贾所得，殊可惜！桌上有《文始真经》一册，因其为明代单刊本，购之。《关尹子》初仅《道藏》有之，后收入湖北崇文书局《百子全书》中。此为抱一子注本，颇罕见。

文/郑振铎

赴宴路上淘书记

admin — Wed, 19 May 2010 10:21:34 +0000

——根据日记重写

陈武

今天是五月十八日，雨后初晴。

徐则臣回东海老家途经连云港，谈虹设午宴，让我过去作陪。我和则臣早就认识，他在北大读研时，主持的 “左岸文化”小说版块氛围非常好，我也经常光顾，发发帖子，看看文章。在《钟山》、《青年文学》等杂志，我们的小说还经常发表在一起。

虽然和则臣早就熟了，但见面的次数不多，错过见面的机会倒是有几次。在北京，在上海，在一些朋友的聚会上，都说则臣要来，又都因为什么什么原因而没来。开龙先生安排在东海的一次聚会上，则因为我要外出而再次错过欢聚。这次接到匡民打来电话之后，我便早早放下手中正在写的东西，准备早点出门，顺便把手里的几件杂事办了。

杂事之一是换书。

还是今年的早春，我在王克站旧书店里淘几册《张爱玲典藏全集》，2003年10月由哈尔滨出版社印行，共十四册。我淘到的几本是《对照记》、《爱默森选集》和《半生缘》，想把余下的凑齐，曾托好几个搞旧书的朋友帮忙寻找，但都没能如愿。在网上倒是查到了一些，也是东一本西一本的。因为早在二十年前，我买过一套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张爱玲文集》，以及以后由陈子善先生发掘整理的张氏其它作品集，因此对于《全集》的需求也并不是十分迫切。

但是，机缘还是来了。前几天到搞义工的朋友刘彦汝的义工俱乐部喝茶，看到她那儿有一整套《张爱玲典藏全集》，她看我爱不释手，就慷慨地送我了。

今天出门，我把那几本零散的张氏作品集带到王克站旧书店，跟他换了《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和梁实秋著、陈子善编的《雅舍谈书》，后者我藏了一册，因为这本的品相更好，还是又收了一本。

杂事之二是取书。

也是在今年早春，我购了一本俄罗斯作家伊萨克·巴别尔的《红色骑兵军》，看得入了迷，对短篇小说重新有了兴趣。在该书的勒口上，看到出版者浙江文艺出版社还出版了莱辛的小说集《老妇与猫》，就在先锋书店订了一册。此番正好路过。书店老板李磊也是我的熟人，他抱歉地说书还没来。

因为时间还早，我就在书架前看了一会书，买了一本《1984》、《纯真博物馆》、《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谈论什么》三书本。《1984》是文学大师乔治·奥威尔的巅峰之作，曾被翻成六十二种文字，止庵夸他是“圣徒”、“先知”，后者指的就是他曾写出了旷世名著《动物农场》和《1984》，后者是一本对生命力进行极限挑战的书，语言从容而尖锐。

《纯真博物馆》的作者是土耳其人奥尔罕·帕慕克，喜欢这本书是从目录上看到的八十三个小标题，每个小标题都会让我产生联想，比如“香舍丽榭精品店”、“芙颂的眼泪”、“城市的灯光和幸福”、 “我的整个人和你的连在一起”、“人生也就像爱情一样”等等。对一本书的喜欢，有时候就是一瞬间的闪念，极像了男女之间的一见钟情。《纯真博物馆》也许并不像书封上介绍的那样，被西方媒体称为“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洛丽塔》”，但，翻开书目上的小标题，一路读下来，立即就会感觉这是一本非同凡响的书。

卡佛我是早就熟悉的一个美国短篇小说大师，早在二十多年前，李惊涛、张亦辉在他们的文章里就谈过卡佛的“简约”和“简单”，记得他二人还就这两个词的同异做过分析和争论。我第一次读卡佛的小说，是在某一期的《世界文学》上，很短的两三个短篇，通篇都是短句和人物对话，感觉空间感和跳跃的幅度很大，第一印象并不是特别喜欢，或者不大适合我的阅读。但毕竟余华等好多作家都说过他厉害，我也曾买过他的小说集《请你安静些，好吗？》。所以，也就毫不犹豫就买下《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谈论什么》了。这本书也是译林出版社出的。我最近买了不少译林的书，克莱齐奥的《战争》我还买了两种，一种精装，一种简装。

杂事之三是淘书。

在我经过的路上，有几家买旧书的小书摊，规模都不大，但每次在旧书摊前流连，总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这次也不例外，淘到了《西洋歌剧故事全集》两册。我十多年前研究过几年舞台艺术，对歌剧这一形式也并不陌生，特别喜欢根据百老汇歌舞剧而拍摄的电影。此番能够以八块钱买两大册《西洋歌剧故事全集》，也算是意外之喜。另又淘到一本《古代婚恋杂谈》的小册子，了解一下古人的婚恋趣事，也挺有意思的。

对于逛旧书摊，我已经养成了习惯，多年来一直乐此不疲。徐雁先生在《悦读时代》卷首语《呼唤“书卷气”》一文中，引用了明代于谦《观书》诗，云：“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书似故人，大约也是翻看过的旧书了。在我的藏书中，不夸张地说，大约不少于三千本这样“故人”，基本上占了我的藏书的三分之一。

平时难得出门，今天因好友徐则臣的到来，赴宴路上，一路居然和书为伴，真是不亦乐乎！

更有意思的是，和徐则臣甫一见面，略作寒暄后，谈的还是书。他刚刚在《文汇报》和《随笔》发表同一篇文章《也许卡佛并没有那么好》，就这个话展开来，我们热烈地说了一通，主要是听了他对卡佛的评论，期间又说到了巴别尔，我说，比较卡佛和巴别尔，我更喜欢后者。则臣表示同意。正说间，周维先先生来了，也加入到谈书的话题，直到其他客人的到来。

2010-5-19上午匆匆草就于河南庄掬云居。窗外阳光灿烂，春意正浓。

via:http://blog.163.com/chenwu_lyg/blog/static/26955329201041910178245/

谈毛边书①

admin — Tue, 11 May 2010 15:24:29 +0000

　　（一）
　　毛边书的理由，据我想来是很简单的，大约与上边所说的第一项相像，但是利益在于读者的方面。
　　第一，毛边可以使书不大容易脏，——脏总是要脏的，不过比光边的不大容易看得出。
　　第二，毛边可以使书的“天地头”稍宽阔、好看一点。不但线装书要天地头宽，就是洋装书也总是四周空广一点的好看；这最好自然是用大纸印刷，不过未免太费，所以只好利用毛边使它宽阔一点罢了。
　　此外在著者及书店有什么用意，我不知道，或者也有罢，或者没有。因为要使得自己的书好看些，用小刀裁一下，在爱书的人似乎也还不是一件十分讨厌的事。至于费工夫，那是没有什么办法，本来读书就是很费工夫的，只能请读者忍耐一下子。在信仰“时即金”——（Timeismoney）的美国，这自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在中国似乎还不十分痛切地感到罢了。
　　（四月十日于北京）
　　（二）
　　有人要毛边，有人不要毛边，这是个人的嗜好问题，不是理论可以解决的，书店的唯一办法便是订成毛边与非毛边的两种，让主顾自由选择，但是似乎因了经验的教训，现在书店大抵多订非毛边的书发售，以致如原先那样想买毛边书的人也无处寻找，实在是很对不起的，虽然这是现代德谟克拉西的规则，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不管多数的意见如何。
　　（八月十三日）
　　□周作人 1927 年4—9 月刊《语丝》，署名岂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① 这两节都是《语丝》周刊来稿的编者按语。

求书日录

admin — Fri, 07 May 2010 16:51:53 +0000

　　如果能够尽一分力，必会有一分的成功。我十分相信这粗浅的哲学。只要肯尽力，天下没有不能成功的事。我梦想着要读到钱遵王（《也是园书目》）
　　里所载许多元明杂剧。我相信这些古剧决不会泯没不见于人间。他们一定会传下来，保存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藏家手里。他们的精光，若隐若现的直冲斗牛之间。不可能为水、为火、为兵所毁灭。我有辑古剧本为《古剧钩沈》之举，积稿已盈尺许。惟因有此信念，未敢将此“辑逸”之作问世。后来读到丁芝孙先生在《北平图书馆月刊》里发表的《也是园所藏元明杂剧跋》，我惊喜得发狂！我的信念被证明是确切不移的了！这些剧本果然尚在人间！
　　我发狂似的追逐于这些剧本之后。但丁氏的跋文，辞颇隐约，说是读过了之后，便已归还于原主旧山楼主人。我托人向常熟打听，但没有一丝一毫的踪影，又托人向丁氏询访，也是不得要领。难道这些剧本果然像神龙一现似的竟见首不见尾了么？”八一三”战役之后，江南文献，遭劫最甚。丁氏亦已作古。但我还不死心，曾托一个学生向丁氏及赵氏后人访求。而赵不骞先生亦已于此役殉难而死。二家后人俱不知其究竟。不料失望之余，无意中却于来青阁书庄杨寿祺君那里，知道这些剧本已于苏州地摊上发现。我极力托他购致。虽然那时，我绝对地没有购书的能力，但相信总会有办法的。隔了几天，杨君告诉我说，这部书凡订三十馀册，首半部为唐某所得，后半部为孙伯渊所得，都可以由他设法得到。我再三地重托他。我喜欢得几夜不能好好的睡眠。这恐怕是近百年来关于古剧的最大最重要的一个发现罢。杨君说，大约唐君的一部分，有一千五百金便可以购致，购得后，再向孙君商议，想来也不过只要此数。我立刻作书给袁守和先生，告诉他有这末一会事，且告诉他只要三千金。他和我同样的高兴，立刻复信说，他决定要购致。我立刻再到来青阁去，问他确信时，他却说，有了变卦了。我心里沉了下去。他说，唐君的半部，已经谈得差不多，却为孙伯渊所夺去。现在全书俱归于孙，他却要“待价而沽”，不肯说数目。说时，十分的懊丧。我也十分的懊丧。但仍托他向孙君商洽，也还另托他人向他商洽。孙说，非万金不谈。我觉得即万金也还不算贵。这些东西如何能够以金钱的价值来估计之呢！立刻跑到袁君的代表人孙洪芬先生那里去说明这事。他似乎很有点误会，说道：书价如此之昂，只好望洋兴叹矣。我一面托人向孙君继续商谈，一面打电报到教育部去。在这个国家多难，政府内迁之际，谁还会留意到文献的保全呢？然而教育部立刻有了回电，说教部决定要购致。这电文使我从失望里苏生。我自己去和孙君接洽，结果，以九千金成交。然而款呢？还是没有着落。而孙君却非在十几天以内交割不可。我且喜且惧地答应了下来。打了好几个电报去。
　　款的汇来，还是遥遥无期。离开约定的日子只有两三天了！我焦急得有三夜不曾好好的睡得安稳。只有一条路，向程瑞霖先生告贷。他一口答应了下来，笑着说道：看你几天没有好睡的情形，我借给你此款罢。我拿了支票，和翁率平先生坐了车同到孙君处付款取书。当时，取到书的时候，简直比攻下了一个名城，得到了一个国家还要得意！我翻了又翻，看了又看，慎重地把这书捧回家来。把帽子和大衣都丢了，还不知道。至今还不知是丢在车上呢，还是丢在孙家。这书放在我的书房里有半年，我为它写了一篇长文，还和商务印书馆订了合同，委托他们出版。现在印行的《孤本元明杂剧》一百余剧，便是其中的精华。我为此事费尽了心力，受尽了气，担尽了心事，也受尽了冤枉，然而，一切都很圆满。在这样的一个动乱不安的时代，我竟发现了、而且保全了这未重要、伟大的一部名著，不能不自以为踌躇满志的了！中国文学史上平添了一百多本从来未见的元明名剧，实在不是一件小事！我们政府的魄力也实在可佩服！在这末军事倥偬的时候还能够有力及此，可见我民族力量之惊人！但也可见“有志者事竟成”，实在不是一句假话。但此书款到了半年之后方才汇来，程先生竟不曾催促过一声，我至今还感谢他！他今日墓木已拱，不知究竟有见到这书的印行与否。应该以此书致献于他的灵前，以告慰于他！呜呼！季札挂剑，范张鸡黍，千金一诺，岂足以比程先生之为国家民族保存国宝乎！
　　这是我为国家购致古书的开始。虽然曾经过若干的波折，若干的苦痛，受过若干的诬蔑者的无端造谣，但我尽了这一分力，这力量并没有白费；这部不朽的弘伟的书，隐晦了近三百年，在三百年后的今日，终于重现于世，且经过了那末大的浩劫，竟能保全不失，不仅仅保全不失，且还能印出问世，这不是一个奇迹么！回想起来，还有些“传奇”的意味，然而在做着的时候，却是平淡无奇的。尽了一分力，为国家民族做些什么，当然不能预知有没有成绩。然而那成绩，或多或少，总会有的，有时且出于意外的好。我这件事便是一个例子。
　　“但管耕耘，莫问收获”。
　　我今日看到这一堆的书，摩挲着，心里还十分的温暖，把什么痛苦，什么诬蔑的话都忘记得干干净净。为了这末一部书吃些苦，难道不值得么？
　　“狂胪文献耗中年”，龚定庵的这一句话，对于我是足够吟味的。从“八一三”以后，足足的八年间，我为什么老留居在上海，不走向自由区去呢？
　　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然而我不能走。许多朋友们都走了，许多人都劝我走，我心里也想走，而想走不止一次，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我有我的自信力。我自信会躲过一切灾难的。我自信对于“狂胪文献”的事稍有一日之长。前四年，我耗心力于罗致、访求文献，后四年——“一二八”以后——我尽力于保全、整理那些已经得到的文献。我不能把这事告诉别人。有一个时期，我家里堆满了书，连楼梯旁全都堆得满满的。我闭上了门，一个客人都不见。竟引起不少人的误会与不满。但我不能对他们说出理由来。我所接见的全是些书贾们。从绝早的早晨到上了灯的晚间，除了到暨大授课的时间以外，我的时间全耗于接待他们，和他们应付着，周旋着。我还不曾早餐，他们已经来了。他们带了消息来，他们带了“头本”来，他们来借款，他们来算帐。我为了求书，不能不一一的款待他们。有的来自杭州，有的来自苏州，有的来自徽州，有的来自绍兴、宁波，有的来自平、津，最多的当然是本地的人。我有时简直来不及梳洗。我从心底里欢迎他们的帮助。就是没有铺子的掮包的书客，我也一律的招待着。我深受黄丕烈收书的方法的影响。
　　他曾经说过，他对于书船到的时候，即使没有自己想要的东西，也要选购几部，不使他们失望，以后自会于无意中有惊奇的发见的。这是千金买马骨的意思。我实行了这方法，果然有奇效。什么样的书都有送来。但在许多坏书、许多平常书里，往往夹杂着一二种好书、奇书。有时十天八天，没有见到什么，但有时，在一天里却见到十部八部乃至数十百部的奇书，足以偿数十百日的辛勤而有馀。我不知道别的人有没有这种经验：摩挲着一部久佚的古书，一部欲见不得的名著，一部重要的未刻的稿本，心里是那么温热，那末兴奋，那末紧张，那末喜悦。这喜悦简直把心腔都塞满了，再也容纳不下别的东西。
　　我觉得饱饱的，饭都吃不下去。有点陶醉之感。感到亲切，感到胜利，感到成功。我是办好了一件事了！我是得到并且保存一部好书了！更兴奋的是，我从劫灰里救全了它，从敌人手里夺下了它！我们的民族文献，历千百劫而不灭失的，这一次也不会灭失。我要把这保全民族文献的一部分担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决不放下。我做了许多别人认以为傻的傻事。但我不灰心，不畏难的做着，默默地躲藏的做着。我在躲藏里所做的事，也许要比公开的访求者更多更重要。每天这样的忙碌着，说句笑话，简直有点像周公的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有时也觉得倦，觉得劳苦，想要安静的休息一下，然而一见到书贾们的上门，便又兴奋起来，高兴起来。这兴奋，这高兴，也许是一场空，他们所携来的是那末无用、无价值的东西，不免感到失望，而且失望的时候是那末多，然而总打不断我的兴趣。我是那末顽强而自信的做着这事。整整的四个年头，天天过着这样的生活。这紧张的生活使我忘记了危险，忘记了威胁，忘记了敌人的魔手的巨影时时有罩笼下来的可能。为了保全这些费尽心力搜罗访求而来的民族文献，又有四个年头，我东躲西避着，离开了家，蛰居在友人们的家里，庆吊不问，与人世几乎不相往来。我绝早的起来，自己生火，自己烧水，烧饭，起初是吃着罐头食物，后来，买不起了，只好自己买菜来烧。在这四年里，我养成了一个人的独立生活的能力，学会了生火，烧饭，做菜的能力。假如有人问我：你这许多年躲避在上海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我可以不含糊的回答他说：为了抢救并保存若干民族的文献工作，没有人来做，我只好来做，而且做来并不含糊。我尽了我的一分力，我也得到了这一分力的成果。在头四年里，以我的力量和热忱吸引住南北的书贾们，救全了北自山西、平津，南至广东，西至汉口的许多古书与文献。没有一部重要的东西曾逃过我的注意。我所必须求得的，我都能得到。
　　那时，伪满的人在购书，敌人在购书，陈群、梁鸿志在购书，但我所要的东西决不会跑到他们那里去。我所拣剩下来的，他们才可以有机会拣选。我十分感谢南北书贾们的合作。但这不是我个人的力量，这乃是国家民族的力量。
　　书贾们的爱国决不敢后人。他们也知道民族文献的重要，所以不必责之以大义，他们自会自动的替我搜访罗致的。只要大公无私，自能奔走天下。这教训不单用在访求古书这一件事上面的吧。
　　我的好事和自信力使我走上了这“狂胪文献”的特殊的工作的路上去。
　　我对于书，本来有特癖。最初，我收的是西洋文学一类的书；后来搜集些词曲和小说，因为这些都是我自己所喜爱的；以后，更罗致了不少关于古代版画的书册。但收书范围究竟很窄小，且因限于资力，有许多自己喜爱的东西，非研究所必需的，便往往割爱不收。“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现在，有了比自己所有的超过千倍万倍的力量，自可“指挥如意”的收书了。兴趣渐渐地广赜，更广赜了；眼界也渐渐地阔大，更阔大了。从近代刊本到宋元旧本，到敦煌写经卷子，到古代石刻，到钟鼎文字，到甲骨文字，都感到有关联。对于抄校本的好处和黄顾（黄荛圃、顾千里）细心校勘特点，也渐渐地加以认识和尊重。我们曾经有一颗长方印：“不薄今人爱古人”，预备作为我们收来的古书、新书的暗记。这是适用于任何图籍上的，也表明了我们的态度：“不薄今人爱古人”。对于一个经营图书馆的人，所有的图书，都是有用的资材：一本小册子，一篇最顽固、反动的论文，也都是“竹头木屑”，用到的时候，全都能发生价值。大概在这一点上，我们与专门考究收藏古本善本的，专门收藏抄校本，或宋元本，或明刊白绵纸本，或清殿板，或清开花纸书的人有所不同。他们是收藏家。我们替国家图书馆收书却需有更广大，更宽恕，更切用的眼光，图书馆的收藏是为了大众的及各种专家们的。但收藏家却只是追求于个人的癖好之后。所以我为自己买书的时候，也只是顾到自己的癖好，不旁骛，不杂取，不兼收并蓄，但为图书馆收书时，情形和性质便完全不同了。
　　这使我学习到不少好的习惯和广大的见解；也使我对于过去从未注意到或不欲加以研究的古代书册，开始得到些经验和知识。
　　若干雕镂精工的宋刊本，所谓纸白如玉，墨若点漆的，曾使我沉醉过；即所谓麻沙本，在今日也是珍重异常，飘逸可爱。元刊本，用赵松雪体写的，或使用了不少简笔字、破体字的民间通俗本，也同样的使我觉得可爱或有用。
　　明刊本所见最多，异本奇书的发见也最多。嘉靖以前刊本，固然古朴可喜，即万历以下，特别是天启、崇祯间的刊本，曾被列入清代禁书目录的，那一部不是国之瑰宝，那一部不是有关民族文献或一代史料的东西！
　　清初刊本，在禁书目录里，固然可宝贵，即嘉道刊本，经洪杨之乱，流传绝罕的，得其一帙，也足以拍案大叫，浮白称快！
　　即民国成立以来，许多有时间性的报章，杂志，我也并不歧视之。其间有不少东西至今对于我们还可以有参考的价值。
　　至于柳大中以下的许多明抄校本，钱遵王、陆敕先辈之批校本，为先民贤哲精力之所寄的，却更足以使我摩挲不已，宝爱不忍释手了。
　　可惜收书的时间太短促，从二十九年的春天开始，到了三十年的冬初，即“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即告结束，前后不过两年的工夫。但在这两年里，我们却抢救了、搜罗了很不少的重要文献。在这两年里，我们创立了整个的国家图书馆。虽然不能说“应有尽有”，但在“量”与“质”
　　两方面却是同样的惊人，连自己也不能相信竟会有这末好的成绩！
　　说是“抢救”，那并不是虚假的话。如果不是为了“抢救”，在这国家存亡危急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再向国家要求分出一部分——虽然是极小的一部分——作战的力量来作此“不急之务”呢？
　　我替国家收到也是园旧藏元明杂剧，是偶然的事；但这“抢救”民族文献的工作，却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为什么在这时候非“抢救”不可呢？
　　“八一三”事变以后，江南藏书家多有烬于兵火者。但更多的是，要出售其所藏，以赡救其家属。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燹矣，楼中普通书籍，均荡然一空，然其历劫仅存之善本，固巍然犹存于上海。苏州“滂喜斋”的善本，也迁藏于沪，得不散失。然其普通书也常被劫盗。南浔刘氏嘉业堂，张氏适园之所藏，均未及迁出，岌岌可危。常熟赵氏旧山楼及翁氏、丁氏之所藏，时有在古书摊肆上发现。其价极奇廉，其书时有绝佳者。南陵徐氏书，亦有一部分出而易米，一时上海书市，颇有可观。而那时购书的人是那末少！
　　谢光甫君是一个最热忱的收藏家，每天下午必到中国书店和来青阁去坐坐，几乎是风雨无阻。他所得到的东西似乎最多且精。虽然他已于数年前归道山，但他的所藏至今还完好不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书库，值得骄傲的。我也常常到书店里去，但所得都为“奇零”，且囿于小说、戏曲的一隅。张尧伦、程守中诸位也略有所得，但所得最多者却是平贾们。他们辇载北去，获利无算。闻风而至者日以多。几乎每一家北平书肆都有人南下收书。在那个时候，他们有纵横如意、垄断南方书市之概。他们往往以中国书店为集中的地点。
　　一包包的邮件，堆得像小山阜似的。我每次到了那里，总是紧蹙着双眉，很不高兴。他们说某人得到某书了。我连忙去追踪某人，却答道，已经寄平了，或已经打了包了。寄平的，十之八九不能追得回来，打了包的有时还可以逼着他们拆包寻找。但以如此方法，得到的书实在寥寥可数，且也不胜其烦。
　　他们压根儿不愿意在南方售去。一则南方书价不高，不易得大利；二则我们往往知道其来价，不易“虎”人，索取高价；三则他们究竟以平肆为主，有好书去，易于招揽北方主顾。于是江南的图籍，便浩浩荡荡的车载北去。我一见到他们，便觉得有些触目伤心。虽然我所要的书，他们往往代为留下，但我的力量是那末薄弱，我所要的范围，又是那末窄小，实在有类于以杯水救车薪，全不济事。而那两年之间，江南散出去的古籍，又是那末多，那末齐整，那末精好，而且十分的廉价。徐积馀先生的数十箱清人文集，其间罕见本不少，为平贾扫数购去，打包寄走。常熟翁氏的书，没有一部不是难得之物，他们也陆续以低价得之。忆有《四库底本》一大堆，高及尺许，均单本者，为修绠堂孙助廉购去。后由余设法追回，仅追得其“糟粕”十数本而已。沈氏粹芳阁的书散出，他们也几乎网罗其全部精英，我仅得其中明刊本《皇明英烈传》等数种耳。又有红格抄本《庆元条法事例》，甚是罕见，亦为他们得去。他们眼明手快，人又众多，终日蟠据汉口路一带，有好书必为其所夺去。常常觉得懊恼异常。而他们所得售之谁何人呢？据他们的相互传说与告诉，大约十之六七是送到哈佛燕京学社和华北交通公司去，以可以得善价也。偶有特殊之书，乃送到北方的诸收藏家，像傅沅叔、董绶经、周叔韬[弢]那里去。殿板书和开花纸的书则大抵皆送到伪“满洲国”去。我觉得：这些兵燹之馀的古籍如果全都落到美国人和日本人手里去，将来总有一天，研究中国古学的人也要到外国去留学。这使我异常的苦闷和愤慨！更重要的是，华北交通公司等机关，收购的书，都以府县志及有关史料文献者为主体，其居心大不可测。近言之，则资其调查物资，研究地方情形及行军路线；远言之，则足以控制我民族史料及文献于千百世。一念及此，忧心如捣！但又没有“挽狂澜”的力量。同时，某家某家的书要散出的消息，又天天在传播着。平贾们也天天钻门路，在百计营谋。我一听到这些消息，便日夜焦虑不安，亟思“抢救”之策。我和当时留沪的关心文献的人士，像张菊生、张咏霓、何柏丞、张凤举诸先生，商谈了好几次。我们对于这个“抢救”的工作，都觉得必须立刻要做！我们干脆地不忍见古籍为敌伪所得，或大量的“出口”。
　　我们联名打了几个电报到重庆。我们要以政府的力量来阻止这个趋势，要以国家的力量来“抢救”民族的文献。
　　我们的要求，有了效果。我们开始以国家的力量来做这“抢救”的工作。
　　这工作做得很秘密，很成功，很顺利，当然也免不了有很多的阻碍与失望。其初，仅阻挡住平贾们不将江南藏书北运，但后来，北方的古书也倒流到南方来了。我们在敌伪和他国人的手里夺下了不少异书古本。
　　“八一三”后的头两年，我以个人的力量来罗致我自己所需要的图书，但以后两年，却以国家的力量，来“抢救”许许多多的民族文献。
　　我们既以国家的力量，来做这“抢救”文献的工作，在当时敌伪的爪牙密布之下，势不能不十分的小心秘密，慎重将事。我们想用私人名义或尚可公开的几个学校，像暨大和光华大学的名义购书。我们并不想“求”书，我们只是“抢救”。原来的目的，注重在江南若干大藏书家。如果他们的收藏，有散出的消息，我们便设法为国家收购下来，不令其落于书贾们和敌伪们的手中。我们最初极力避免与书贾们接触。怕他们多话，也怕有什么麻烦。但书贾们的消息是最灵通的，他们的手段也十分的灵活。当我们购下苏州玉海堂刘氏的藏书，又购下群碧楼邓氏的收藏之后，他们开始骚动了。这些家的收藏，原来都是他们“逐鹿”之目标，久思染指而未得的。在这几年中，江南藏书散出者，尚未有像这两批那末量多质精的。他们知道力不足以敌我们，特别是平贾们，也知道在江南一带已经不能再得到什么，便开始到我家里走动，不时的携来些很好、很重要的“书样”。我不能不“见猎心喜”，有动于中。和咏霓、柏丞二先生商量了若干次，我们便决定也收留些书贾们的东西。
　　这一来，书贾们便一天天的来得多，且来的更多了。我家里的“样本”堆得好几箱。时时刻刻要和咏霓、菊生、柏丞诸先生相商，往来的信札，叠起来总是有一尺以上高。——这些信札，我在“一二八”以后，全都毁去，大是可惜。惟我给咏霓先生的信札，他却为我保存起来。——我本来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收书的范围越来越广。所收的书，越来越多。往往弄得拮据异常。我殚心竭力地在做这件事，几乎把别的什么都放下了，忘记了。
　　我甚至忘记了为自己收书。我的不收书，恐怕是二十年来所未有的事。但因为有大的目标在前，我便把“小我”完全忘得干干净净。我觉得国家在购求搜罗着，和我们自己在购求搜罗没有什么不同。藏之于公和藏之于己，其结果也没有什么不同。我自己终究可以见到，读到的。更可喜悦的是，有那末多新奇的书，精美的书，未之前见的书，拥挤到一块来，我自己且有眼福，得以先睹为快。我是那末天真地高兴着，那末一股傻劲的在购求着，虽然忙得筋疲力尽也不顾。咏霓先生的好事和好书之心也不下于我。我们往往是高高兴兴地披阅着奇书异本，不时的一同拍案惊喜起来！在整整两年的合作里，我们水乳交融，从来没有一句违言，甚至没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咏霓先生不及看“升平”而长逝，我因为环境关系，竟不能抚棺一恸！抱憾终生！不忍见我们所得的“书”！谨以此“日录”奉献给咏霓先生，以为永念！
　　我们得到了玉海堂、群碧楼二藏书后，又续得嘉业堂明刊本一千二百余部。这是徐森玉先生和我，耗费了好几天工夫从刘氏所藏一千八百余部明刊本里拣选出来的。一举而获得一千二百部明本，确是空前未有之事。本来要将嘉业堂藏书全部收购，一以分量太多，庋藏不易；二则议价未谐，不如先撷取其精华。这些书最初放在我家里，简直无法清理，堆得“满坑满谷”的，从地上直堆到天花板，地上更无隙地可以容足。我们曾经把它们移迁到南京路科发药房堆栈楼上。因为怕不谨慎，又搬了回来。后来科发堆栈果被封闭，幸未受池鱼之殃。——虽然结果仍不免于被劫夺。
　　蕴辉斋张氏，风雨楼邓氏，海盐张氏，和涉园陶氏的一部分残留在沪的藏书，也均先后入藏。从南北各地书贾们手中所得到的，也有不少的东西。
　　最后，南浔适园张氏藏书，亦几经商洽而得全部收归国有，除了一部分湖州的乡邦文献之外。这一批书，数量并不太多，只有一千余部，但精品极富，仅黄荛圃校跋的书就在一百种左右。
　　这时，已近于“一二八”了，国际形势，一天天的紧张起来。上海的局面更一天天的变坏下去。我们实在不敢担保我们所收得的图书能够安全的庋藏。不能不作迁地为良之计。首先把可列入“国宝”之林的最珍贵古书八十多种，托徐森玉先生带到香港，再由香港用飞机运载到重庆去。这事，费尽了森玉先生的心与力，好容易才能安全的到了目的地。国立中央图书馆接得这批书之后，曾开了一次展览会，听说颇为耸动一时。其余的明刊本、抄校本等，凡三千二百余部，为我们二年来心力所瘁者，也都已陆续的从邮局寄到香港大学，由亡友许地山先生负责收下，再行装箱设法运到美国，暂行庋藏。这个打包邮寄的工作，整整地费了我们近两个月的时间。叶玉虎先生在香港方面也尽了很大的力量。他在港、粤所收得的书也加入其中。
　　不料刚刚装好箱，而珍珠港的炮声响了，这一大批重要的文献，图书，便被沦陷于香港了。至今还未寻找到它们的踪迹，存亡莫卜，所在不明。这是我最为疚心的事，也是我最为抱憾、不安的事！
　　我们费了那末多心力所搜集到的东西，难道竟被毁失或被劫夺了么？
　　我们两年间辛苦勤劳的所得难道竟亡于一旦么？
　　我们瘁心劳力从事于搜集，访求，抢救的结果，难道便是集合在一处，便于敌人的劫夺与烧毁么？
　　一念及此，便捶心痛恨，自怨多事。假如不寄到香港去，也许可以仍旧很安全的保全在此地吧？假如不搜集拢来，也许大部分的书仍可楚弓楚得，分藏于各地各收藏家手里吧？
　　这个“打击”实在太厉害了！太严重了！我们时时在打听着，在访问着；然而毫无消息。日本投降，香港接收之后，经了好几次的打听，访问，依然毫无踪影。难道果真完全毁失了，沉没了么？但愿是依然无恙的保存在某一个地点！但愿不沉失于海洋中！但愿能够安全的被保存于香港或日本的某一个地方，我不相信这大批的国之瑰宝便会这样的无影无踪地失去！我祷求它们的安全！
　　今日翻开了那寄港书的书目，厚厚的两册，每一部书都有一番收购的历史；每一部书都使我感到亲切，感到羞歉，感到痛心！他们使我伤心落泪，使我对之有莫名的不安与难过！为什么要自我得之，复自我失之呢！
　　虽然此地此时还保存着不少的足以骄傲的东西，还有无数的精品、善本乃至清代刊本，近代文献。然而总觉得失去的那一批实在太可惜太愧对之了！
　　我们要竭全力以寻访之，要“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寻访之！
　　政府正在组织一个赴日调查文物的团体，我希望这团体能够把这一批书寻到一个下落——除非得到了他们的下落，我的心永远是不能安宁的！
　　“一二八”后，我们的工作不能不停止。一则经济的来源断绝；二则敌伪的力量已经无孔不入，决难允许像我们这样的一个组织有存在的可能；三则，为了书籍及个人的安全计，我不能不离开了家，我一离开，工作也不能不随之而停顿了。
　　那时我们还不知道香港的消息如何，我们还在希望香港的书已经运了出去，但又担心着中途的沉失与被扣留。而同时存沪的书却不能不作一番打算。
　　“一二八”后的一个星期内，我每天都在设法搬运我家里所藏的书。一部分运藏到设法租得之同弄堂的一个医生家里；一部分重要的宋、元刊本，抄校本，则分别寄藏到张乾若先生及王伯祥先生处。所有的帐册、书目等等，也都寄藏到张、王二先生处。比较不重要的帐目、书目，则寄藏于来薰阁书店。
　　又有一小部分古书，则寄藏于张芹伯先生和张葱玉先生叔侄处。整整忙碌了七八天，动员我家里的全体的人，连孩子们也在内，还有几位书店里的伙友们，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忙碌地搬着运着，为了避免注意，不敢用搬场车子，只是一大包袱、一大包袱的运走。因此，搬运的时间更加拖长。我则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着，生怕中途发生了什么阻碍。直等到那几个运送的人平安的归来了，方才放下心头上的一块石，这样，战战兢兢地好容易把家里的书运空，方才无牵无挂地离开了家。
　　这时候，外面的空气越来越恐怖，越来越紧张，已有不少的友人被逮捕了去，我乃不能不走。我走的时候是十二月十六日。我没有确定的计划，我没有可住的地方，我没有敷余的款子。——我所有的款子只有一万元不到，而搬书已耗去二千多。——从前暂时躲避的几个戚友处，觉得都不大妥，也不愿牵连到他们，只随身携带着一包换洗的贴身衣衫和牙刷毛巾，茫茫的在街上走着。那时，爱多亚路、福煦路以南的旧法租界，似乎还比较的安静些，便无目的向南走去。这时候我颇有殉道者的感觉，心境惨惶，然而坚定异常。
　　太阳很可爱的晒着，什么都显得光明可喜，房屋、街道、秃顶的树、虽经霜而还残存着绿色的小草，甚至街道上的行人、车辆，乃至蹲在人家门口的猫和狗，都觉得可以恋恋。谁知道明天或后天，能否再见到这些人物或什么的呢！
　　我走到金神父路，想到了张耀翔先生的家。我推门进去，他和他的夫人程俊英女士，十分殷勤的招待着；坚留着吃饭和住宿，我感动得几乎哭了出来。在他那里住了一宿。但张先生是我的同事，我不能牵惹到他。第二天一清早，便跑到张乾若先生处，和他商量。乾若先生一口气答应了下来，说，食宿的事，由他负责。约定黄昏的时候，再来一趟，由他找一个人带我去汝林路住下。我再到张宅，取了那个小包袱，还借了一部铅印的《杜工部诗集》，辞别了他们，他们还坚留着我多住若干时日。我不能不辞谢了，说不出什么感激的话。那天下午在乾若先生那里，和他商定了改姓易名的事，和将来的计划。他给我以许多肯定而明白的指示。到了薄暮的时候，汝林路的房主人邓芷灵先生和夫人来了。匆匆地介绍一下，他们便领我到寓所那里去。电灯已经亮了，我随着走了不少不熟悉的路，仿佛走得很久，方才到了他们那里。
　　床铺和椅桌都已预先布置好。芷灵先生年龄已经很大，爽直而殷勤，在灯下谈了好些话，直到我连打了好几次的呵欠。那一夜，我做了不少可怕的梦，甚至连汽车经过街上，也为之惊慌起来。
　　第二天，我躲在房里读杜诗，并且摘录好几首出来。笔墨砚纸等也是向张家借得的。
　　过了几天，心里渐渐安定了下来，又到外面去走走，然而总不敢走到熟悉的人家去，只打了一个电话回家说是“平安”而已。这样的便和“庙弄”
　　的家不相往来！直到我祖母故世的时候，方才匆匆的再回来一趟，又匆匆的走了，一直在外面住了近四年的时候。
　　在这四年之间，过的生活很苦，然而很有趣。我从没有过这样的生活过。
　　前几次也住到外面过，但只是短时期的，也没有这次那末觉得严重过。有时很惊恐，又有时觉得很坦然有一天清晨，我走出大门，看见弄口有日本宪兵们持枪在站岗。我心里似被冰块所凝结，但又不能退回去，只好假装镇定的走了出去，他们并没有注意。原来他们在南头的一个弄堂里搜查着，并不注意到我们这一弄。又有一夜，听见街上有杂沓的沉重的皮鞋声，夹杂着兽吼似的叫骂声，仿佛是到了门口，但提神停息以听时，他们又渐渐地走过了，方才放心下来。有时，似觉得有人在后面跟着，简直不敢回过头去。有时，在电车或公共汽车上，有人注意着时，我也会连忙地在一个不相干的站头上跳了下去，我换了一身中装，有时还穿着从来不穿的马褂，眼镜的黑边也换了白边。不敢在公共地方出现，也不敢参与任何的婚、丧、寿宴。
　　我这样的小心的躲避着，四年来如一日，居然能够躲避得过去，而且在躲避的时候，还印行了两辑的《中国版画史图录》，有一百二十本的《应览堂丛书》，十二本的《长乐郑氏影印传奇第一集》和十二本的《明季史科丛书》，这不能不说是“天幸”！
　　虽然把旧藏的明刊本书、清刊的文集以及《四部丛刊》等书，卖的干干净净，然而所最喜爱的许多版画书、词曲、小说、书目，都还没有卖了去，正想再要卖出一批版画书而在恋恋不舍的时候，“天亮”的时间却已经到了。
　　如果再晚二三个月“天亮”的话，我的版画书却是非卖出不可的。
　　在这悠久的四个年头里，我也曾陆续的整理了不少的古书，写了好些跋尾。我并没有十分浪费这四年的蛰居的时间。
　　在这悠久的四个年头里，我见到、听到多少可惊可愕可喜可怖的事。我所最觉得可骄傲者，便是到处都是温热的友情的款待，许多友人们，有的向来不曾见过面的，都是那末热忱的招呼着，爱护着，担当着很大的干系；有的代为庋藏许多的图书，占据了那末多可宝贵的房间，而且还担当着那末大的风险。
　　在这些友人们里，我应该个个的感谢他们，永远地不能忘记他们，特别是张乾若先生和夫人，王伯祥先生，张耀翔先生和夫人，王馨迪先生和夫人！
　　有一个时候，那位医生有了危险，不能不把藏在那里的书全都搬到馨迪先生家里去！张叔平先生，张葱玉先生，章雪村先生等等，他们都是那末恳挚地帮助着我，几乎是带着“侠义”之气概。如果没有他们的有力的帮助，我也许便已冻馁而死，我所要保全的许许多多的书也许便都要出危险，发生问题。
　　我也以这部《日录》奉献给他们，作为一个患难中的纪念。
　　我这部《日录》，只是从“日记”中摘录出来的。无关于“求书”的事的，便不录出。虽然只是“书”的事，却也不少可惊可愕可喜可悲的若干故事在着。读者们对于古书没有什么兴趣的，也许对之也不会有什么兴趣。且我只写着两年间的“求书”的经过，——从二十九年正月初到三十年十二月初——有事便记，无事不录。现在还不知道能写到多少。说不定自己觉得不必再写，或者读者们觉得不必再看下去了时，我便停止了写。
　　以上是序，下面是按日的日记体的纪录。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郑振铎

关于醒世恒言

admin — Thu, 06 May 2010 00:40:19 +0000

　　《醒世恒言》四十卷，卷为一篇，凡录宋、元以来话本四十篇。陇西可一居士序云：“此《醒世恒言》四十种所以继《明言》、《通言》而刻也。”
　　故在“三言”里《恒言》实最后出版。其第一次印本为苏州叶敬池所刊。后又有衍庆堂翻刻本。叶氏本及衍庆堂本，均题可一居士评，墨浪主人校。
　　按叶敬池为明末苏州有名之出版家，曾为冯梦龙刊行了《新列国志》，又拟托冯氏继续的删订，改作《西汉演义》及《东汉演义》，惜均未及告成。
　　疑冯氏删定之十余种传奇也均为叶氏所刊。
　　墨浪主人之即为冯梦龙，殆无可疑。冯氏自署墨憨斋主人。所谓可一居士当亦即冯氏之别一笔名。
　　冯氏初纂《古今小说》四十卷，继又辑《警世通言》四十卷。今所见初印本《恒言》，其首页也题作：绘像古今小说《醒世恒言》
　　故颇疑《警世通言》及《恒言》，故皆应是《古今小说》的别名，其总题皆应作《古今小说》（《古今小说》，即题作“古今小说一刻”，明示读者将有“二刻”、“三刻”的续刊。《恒言》当即为“古今小说三刻”）。
　　姑苏笑花主人序《今古奇观》云：“墨憨斋增补《平妖》，穷工极变，不失本末，其技在《水浒》、《三国》之间。至所纂《喻世》、《醒世》、《警世》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可谓领异拔新，洞心骇目。”即空观主人（凌濛初）序《拍案惊奇》云：“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书，颇存雅道，时著良规。”
　　按《拍案惊奇》刊于天启七年，《今古奇观》则为崇祯间所刊，离“三言”的刊出，均不过三五年或十馀年，其见闻当然最真确，所云“墨憨斋”“纂《喻世》、《醒世》、《警世》”及“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书”诸语自确切可靠（墨憨斋及龙子犹均为冯氏之笔名）。
　　冯氏纂“三言”，录宋、元、明三代话本一百二十种，实为“话本”复活运动的最大功臣。嘉靖间，洪楩辑《清平山堂话本》，今所知者不过三十馀种，《京本通俗小说》则仅知有十馀卷，其刊印之魄力，均不及冯氏的弘伟。
　　《恒言》刊于天启丁卯（七年），离《通言》的刊出不过三年。《通言》搜辑宋、元话本，已是“取之尽玑珠”。故《恒言》里，明代的话本独多。
　　宋、元话本已甚罕见。那些明人作品，有确证者为：第三卷《卖油郎独占花魁》，第九卷《陈多寿生死夫妻》，第十卷《刘小官雌雄兄弟》，第十五卷《赫大卿遗恨鸳鸯绦》，第十六卷《陆五汉硬留合色鞋》，第十八卷《施润泽滩阙遇友》，第十九卷《白玉娘忍苦成夫》，第二十卷《张廷秀逃生救父》，第二十一卷《张淑儿巧智脱杨生》，第二十七卷《李玉英狱中讼冤》，第二十九卷《卢太学诗酒傲公侯》，第三十五卷《徐老仆义愤成家》，第三十六卷《蔡瑞虹忍辱报仇》，均是明代事，有年月可据。至其他各卷，大部分也可证其为明人之作。惟《勘皮靴单证二郎神》、《闹樊楼多情周胜仙》、《郑节使立功神臂弓》及《薛录事鱼服证仙》等数篇，笔致古朴而横恣，疑为宋、元人作（详见著者《中国文学论集》五八八页及以下）。
　　最可异的是，这些明人作品，作风大致相同，思想也十分的类似，疑出于一手。在《通言》里，《老门生三世报恩》已证实为冯氏手笔，则冯氏之写作《卖油郎》诸篇实为可能。且其作风也实极为相似。大抵冯氏纂《明言》、《通言》时，古代的材料已将用尽，惟欲凑足第三个四十篇之数，故不能不自己努力着手。虽极力模拟说话人的语气与格调，而明眼人一读而知其为有意的拟作。
　　衍庆堂翻刻叶敬池本《恒言》，遇“国朝”等字样仍为空格。但颇疑其为清初人所为。因《金主亮荒淫》一篇，已被删去。为什么其他淫秽之作不删，而独除去关于金主亮的一篇呢？这已可证其为清初的翻刻了。因为金主亮一篇被删，故不得已而将篇幅较长的《张廷秀逃生救父》分为上下二卷，以足四十卷之数。
　　今据叶敬池原刊本重印，故四十篇之数，完全无阙。张廷秀一篇，仍合为一卷。惟叶氏之图，则因所据本已阙之，故也不能据以印出，这实是一个大缺憾！
　　郑振铎（《醒世恒言》，上海生活书店一九三六年九月版）

全相平话三国志

admin — Thu, 06 May 2010 00:33:05 +0000

　　三国历史之成为通俗的故事，恐怕是很早很早的事，也许还远在《五代史平话》的构成之前。唐李商隐《骄儿诗》有云：“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则当唐时已以三国人物作为笑谑之资。在唐末时，通俗小说，当已很流行于世。说书的风气，早已由印度传入。一面“变文”体的伍子胥故事等成了世人所好，一面类似说书体的《唐太宗入冥记》等当然也博得群众的欢迎。那末佳妙的天然讲材，三国的历史，当然有很快的便成为说书人的专业或至少是所说的讲题之一的可能。苏轼在他的《志林》上说道：“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志林》卷六）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上也以为“说三分”有了专家。可见在北宋时代，三国故事，已成为极流行的一种讲史了。
　　但北宋的三国志话本之类的作品我们却已不能见得到了。我们所能见到的第一个三国志话本乃是元至治间新安虞氏所刊的五种“全相平话”之中的一种，《全相平话三国志》。金华蒋大器（庸愚子）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序上说：“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蒋氏所见的“评话”，或者是一种极古的本子，或者即为新安虞氏所刊的《全相平话三国志》。虞氏刊的《三国志平话》，老实说，也真足以当“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的批评。我们猜想，蒋氏之言，十有七八是指着这个元刊本《三国志平话》而发的。
　　但“虞氏新刊”的《三国志平话》果是他自己的“新作”呢，还是因袭、改订或廓大了的旧作？三国故事的流传既是有了那末悠久的历史，“三国志的话本”又颇有很早产生的可能。且我们既有了宋人传下的《五代史平话》，难保同时不有一种宋本的《三国志平话》。所以虞氏所刊的《三国志平话》很有以一种旧作为蓝本的可能。我们并不说她是翻刻，一则因虞氏既自说是“新刊”，当然不会是完全钞袭旧文；再则，虞氏刊的三国，与宋人传本的《五代史平话》，其气韵与结构之间，实迥乎不同，辞语的写作也完全歧异。
　　在取材一方面，更足以见出他们不是一条道路上的伙伴。《五代史平话》似出于通人之手，采用俚俗之说，极为小心，且不大敢十分大胆的超出于历史的真实的范围之外。虞氏刊的《三国志平话》则完全不同。她的取材是十分任意的。历史只有三分，采之传说和作者自己的想象的创作倒有七分。所谓“满纸荒唐言”者是也。且白字连篇，文法也不全不备，人名也音似而实非，种种都足以见出她是由民间的说话人的手笔之下写成了的。
　　想象中的宋人相传的三国志话本既不可得见，则最早的《三国志平话》的传本，便要算是这部“虞氏新刊”的了。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郑振铎文集》第五卷）
　　①本文系从《三国志演义的演化》中摘录，此标题是编者所加。

水浒传的续书

admin — Thu, 06 May 2010 00:31:44 +0000

　　《水浒传》的续书颇多，而以陈忱的《水浒后传》与俞万春的《荡寇志》为最重要。
　　陈忱为明末遗民，浙江乌程人（俞樾：《茶香室续钞》十三），自号古宋遗民。忱之作此书其用意与龚圣与之作《三十六人赞》正同。圣与生在宋末，目睹蒙古民族之侵入中原，忱则生在明末，也身历满洲人的统治。他们不甘为异族的奴属，因而希望有英雄豪侠起来，光复祖国——即使这些英雄，是杀人放火的暴徒，也是可爱的，可赞许的。水浒英雄因此便为他们所属目。
　　圣与只作了一篇赞，而忱则写了《水浒后传》四十回。这四十回的《水浒后传》是直接于百回本的后面的。第一回第六至七页（原刊本上）作者借阮小七口中说道：“无奈宋公明日夜望着招安。后来天子三降诏书，宿太尉保奏，大家就收拾朝京。即差我们征伏大辽，剿除方腊，赤心为国，血战数年。”在后文也处处的提起征方腊及征辽的事，却从不曾提起过一句“田虎、王庆”的话。陈忱未必没有见到过余氏全本《水浒》，也许连杨定见的百二十回《水浒全书》也见到过。然而为了避免异族统治者的疑忌之故，雁宕山樵的序，却假托作于万历戊申，作者姓氏，却题着古宋遗民，原刊本每页之下，也都题着“元人遗本”四字。卷首《论略》也说：“不知何许人。以时考之，当去施、罗未远，或与之同时，不相为下，亦未可知。”既然处处都要表示不是作于清初而是明代万历以前的书，当然不得不割舍了征田、王的故事了。
　　由此益可证明：征田、王的二段故事，为万历时候的“新增”，乃是人人都知的事实了。卷首的《论略》说：“《后传》为泄愤之书。愤宋江之忠义，而见鸩于奸党，故复聚余人，而救驾立功，开基创业。愤六贼之误国，而加之以流贬诛戮。愤诸贵幸之全身远害，而特表章草野孤臣，重围冒险。愤官宦之嚼民饱壑，而故使其倾倒宦囊，倍偿民利。愤释道之淫奢狂诞，而有万庆寺之烧，还道村之斩也。”全书概略，已尽见于此。其中最寓深意的是“开基创业”一件事。中原既然为少数民族所占据，不甘为奴的英雄之士，便只好航海远去，独立一邦。这是作者的寓意，也就是作者所希望而未能实现的。
　　宋江诸人死后，梁山泊未死的英雄尚有三十二人，然皆散在四方，“如珠之脱线，如叶之辞条，再不能收拾到一处。”不料权奸尚在，怨毒尚深，这三十二人，几乎个个被逼，重演“逼上梁山”的几幕既悲且壮的戏文。阮小七等既被逼而重占山头为盗，李俊等也受害而乘槎远去，占了暹罗国为王。而呼延灼、关胜诸人，则力为宋人抵御金兵。然时势已非，诸位英雄虽尽其心力，也只能撑住半壁江山而已。最后，高宗正式封李俊为暹罗王。兄弟聚会，君臣赋诗。结果是大圆满。这样的结束，仿佛很可大快人意，弥补了前书“神聚蓼儿洼”的不可弥补的悲剧。然而作者的意志却不在此。他一开头便使阮小七在梁山泊感旧思故，意境已极凄清。其后 “浔阳江闷和酒楼诗”（十六回），“小相逢古殿话新愁”（二十六回），“武行者叙旧六和塔”（二十八回）诸节，也无不有“临风泪零”，“车过腹痛”之感。作者之意，实不在弥补缺憾，而在怀念英雄。全书充满了凄凉之况，如深秋夕照，空山独立，凉风吹过松顶，籁籁有声。我们读了这部续书，只有更慨然的怒权奸之误国，伤英雄之凋落而已。作者如果不是一位伤心人，怎么能创造出这样的一个伤心之情境呢？雁宕山樵的序说：“必其垂老奇穷，颠连痼疾，孤茕绝后，而短褐不完，藜藿不继，屡憎于人，思沉湘蹈海而死。必非纡青拖紫，策坚乘肥，左娥右绿，阿堵堆塞，饱厌酒肉之徒，能措一辞也。”这便是作者自己的自况吧。下文且引一段来看：……那阮小七山前山后，各处走过一遍，甚觉伤心。叫伴当搬上祭物，摆在忠义堂空地上，点了香烛，满满的斟六七十大碗酒，朝上乱拜几拜，叫道： “晁天王、宋公明二位哥哥，众兄弟英魂不昧。我阮小七一片诚心，备些酒肉，重到山寨里，望空浇奠。众位都要似生前一般开怀畅饮。虽是被奸臣所算，害了性命，却也天下闻名，道是我等替天行道，忠心为国的好汉子。我阮小七他日死后，自然魂灵随着哥哥同在一处。”说罢，两泪交流。又磕了几个头，烧化纸帛，叫伴当把猪羊切碎，荡起酒来，大家来吃。伴当道：“不曾带得刀来，怎处？”阮小七道：“不妨，我腰边有解手刀，割来吃罢。”掀起衣襟，伸手去摸，笑道：“阿呀，也失带了。也罢，你就把手撕开。”伴当撕肉荡酒，团团坐定，大块肉，大碗酒，吃了一回。阮小七酒已半酣，揎拳裸臂的，说与伴当们道：“你们不晓得，这是忠义堂，前面扯起一扇杏黄旗，旗上写着‘替天行道’四个大字。兀的不见石柱倒在地上哩！大堂中间，供养晁天王灵位。左边第一把交椅，是寨主宋公明坐。因建一坛罗天大醮，报答神天，七昼夜圆满，上苍显异，坠下石碣，却篆着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员地煞星的姓名。因天文定了位次，不敢搀越，依次而坐。我却是天败星，坐第三十一把交椅。若商议甚么军情大事，擂起鼓来，众好汉都聚堂上，听传号令，好不整肃。那两边还有许多耳房旱寨水寨仓库监房，自从受了招安，尽行拆毁。如今变做满地荒草，几堆乱石了，你道可伤不可伤！”说一回，吃一回，不觉大醉。
　　雁宕山樵说：“肝肠如雪，意气如云，秉志忠贞，不甘阿附，傲慢寓谦和，隐讽兼规正，名长成串，触处为奇，又非漫然如许伯哭世，刘四骂人而已。”又说：“……中原陆沉，海外流放，是得《离骚》之哀。”作者的心事尽于此矣。
　　俞万春的《荡寇志》，其立意与情境都与《水浒后传》不同。《水浒后传》作于亡国之后，故怀念英雄。《荡寇志》作于太平天国即将起义之时，故痛恶“替天行道”的英雄。《水浒后传》充满了怀旧之感，故意境凄清，如秋月之孤高。《荡寇志》一心要斩杀起义的英雄，故字里行间都是怖厉的杀气，如入古斗兽之场，刑人之所，白骨委地，碧血染尘。俞氏作此之意，正与金人瑞相同，所以他的《荡寇志》便直接于金氏七十回本的《水浒》之后。金氏所口诛笔伐者尚止宋江一人，一百单八条好汉之死，也只托之于卢俊义的一梦。俞氏则不然。他创造了许多雷部的人物，专来剿除梁山泊英雄。
　　他将那一百单八条好汉，个个都绑上了断头台，个个都不得好死。这与《水浒传》的全书是完全不相拍合的。那末可爱、可敬的李逵、林冲、鲁智深、武松等等也都不脱盗名，同归于尽。《水浒传》的作者创造这几位英雄的初意，岂料到他们竟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水浒故事传布民间好几百年，又岂料到这个故事竟会有了这样的一个结局？一部英雄传奇而演变到这样的一个面目，真可以说是完全失去了英雄传奇的本相与特色了。作者实在太残忍了，太煞风景了，太辜负了《水浒传》的一部绝好的英雄传奇了。我们读到不愉快的书也有，却从没有读到像《荡寇志》那末不愉快，那末凄厉可怖的。
　　《荡寇志》又名《结水浒》，自第七十一回（因系紧接金本的第七十回）起至第一百四十回止，也共有七十回，又多了一回“结子”，正与金本的楔子相对。俞氏，山阴人，字仲华，别号忽来道人。在他儿子龙光的识语上，叙述他的生平颇详。道光辛卯壬辰间，俞氏随父从戎粤东“征讨”瑶民之变有“功”，获议叙。已而归越，以歧黄术邀游于西湖间。壬寅时，英人侵略海疆，他又献策军门，备陈战守器械。“晚归玄门，兼修净业。”道光己酉（二十九年，即公元一八四九年）卒。著有《骑射论》、《火器考》、《戚南塘纪效新书释》、《医学辨证》、《净土事相》及《荡寇志》等书。《荡寇志》始作于道光之丙戌（公元一八二六年），迄丁未（公元一八四七年）而稿成，凡经二十年，然尚“未遑修饰”。其后，他的儿子龙光乃手校数月而刊行之。
　　《荡寇志》的意境虽凄怖，然行文健隽，也颇有些动人心肺之处。头几回写陈丽卿的神情，很活泼可喜；像那样的一位女子，粗豪而又妩媚，直率而又婉丽，既不是弱不禁风的才女，又不是鲁鲁莽莽的卖解的艺妓。她活是一位早失慈母，不离父亲寸步，全由他训练出来的不懂人情世故的好女子。
　　但到了后来，丽卿便过于不像一位女子了。她的父亲陈希真的人物，更是一位世间所少有的超人，文武兼全，智勇皆备，又懂得些道法。写得太好了，反而将他写成一位“超人”或“非人”了，一点个性也看不出来。云天彪、祝永清等，也都写得不甚好。全书中最好的一段，最足动人的一段，是希真逃难，遇云威道故的一件事。闻名已久，知己相逢，班荆道故，互倾心怀，其情境的挚热很可使人感泣。
　　……云威道：“我却不曾会过。我有一个至交，是东里司捕盗巡检张鸣珂。他对我时常说起，那陈希真智勇都了得。那年轮囷城一战，官兵只得八千，败西夏兵五万，都是他一人的奇谋，可惜都被上司冒了去。至今惋惜他，又钦佩他。”希真道：“那张鸣珂莫不就是郓城县知县盖天锡的旧东人？”云威道：“便是。你且说那陈希真到底怎的了？有东京来的，说他辞了提辖，去做道士，可真么？”希真道：“是真的。”云威吁口气道：“英雄不遇，至于如此。”希真道：“他如今连道士也做不成了。”云威惊问道：“此话怎说？”希真道：“小侄动身的前几日，此人为一件事上，恶了高太尉，逃亡不知去向。现在各处追捕紧急，若吃拿住，决没性命！”云威听罢，拍着桌儿，只叫得苦。口里说道：“怎么这般颠倒！如此英雄，屈他在下僚，已是大错，怎的竟把他逼走了？却怎生还想望天下太平！他万一被追捕不过，心肠变了，竟去投那梁山泊，却怎好？贤侄，你可晓得他往那方去的？”希真道：“这却不知。这人恐未必上梁山。”云威道：“他不上梁山，不过一身之祸；他上了梁山，天下之祸。我料他也未必便上梁山，但不知何处去了。贤侄，贤侄，便似你也只得如此微职，岂不可悲。”那云威一片叹息之声，从丹田里直滚上来，眼角上津津的有水包着。希真见他这般肝胆相许，也止不住那心里的感激。看那云威背后只一个小厮，便道：“小侄有句话要禀叔父，叫尊纪回避了。”云威便叫那小厮出去。希真把格子门掩上，走去云威面前，扑的双膝跪下。云威大惊，忙亦跪下来搀道：“贤侄有话，但说不妨。这却何故？”希真流泪道：“小侄不敢欺瞒，叔父不要愁苦，只小侄便是落难逃亡的陈希真。”云威大惊。“梁山泊已曾兜揽过，要小侄去入伙，小侄那里肯去。
　　如今四海飘荡，无家可奔，却不知叔父如此错爱，使小侄悲酸钻入五脏。此生父母之外，只有叔父。”说罢，磕头不止，泪如泉涌。云威一只手拦不住他，尽他磕完了，又把希真的脸细看了看，叫道：“我的哥！你何不早说？忧得我苦！”二人从地上起来，抖抖衣服，仍复坐了。云威道：“怪道你说什么王勋，叫我无处落想。你且把高俅怎生逼你，说说我听。”希真道：“高俅逼迫，尚未露形迹，是侄儿见机先走。”就把那衙内怎的调戏女儿丽卿，再三盘算；怎的虚应着他，到后来怎的不得脱身，不得已坏了他两个承局，怎的叫丽卿男装，投奔山东沂州府；怎的恐有追赶，特从江南大宽转得到贵地。云威又惊又喜道：“不料阁下与老夫做了侄儿。你不必到沂州去，就住在敝庄，只说我的亲戚，无人敢来盘问。老夫养得你父女二人，待奸邪败了，朝廷少不得有番申理，那时再归故里。那庄家就这里开发了他。”希真道：“这却不敢。虽蒙厚恩，如父母一般。只是沂州舍亲处已是得信，在那里盼望，不如让小侄且去罢。”正说着，听得格子门外笑语之声，丽卿、云龙兄弟两个，手绾着手推门进来。二人见两位老的，都双眼揉红，眼泪未干，正惊疑要问。云威开言道：“龙儿不要厮绾着。他不是你哥哥，他是东京女英雄陈丽卿，乔扮男装。”丽卿大惊失色。云龙也吃了一惊，连忙放手，退了几步，看了看说道：“怪得我有五六分疑他是女子。”希真道：“我儿不要吃惊，我已向祖公公将真情尽告。切不可教外面庄家得知。”云威道：“你二人便姊弟称呼。”云龙就向丽卿唱个喏，丽卿答了个万福，二人不觉笑起来。云龙又细问缘由，云威一一说了。又对希真道：“贤侄既是这般说，令亲盼望，老夫亦不敢多留。只是显得老夫薄情。今日却去不得，与贤侄此一别，未知何日再会。卿姑有人家否？”希真道：“不曾。”云威道：“可惜龙孙正月里已定了一头亲事，不然扳附令爱，岂不是好。如今贤侄且将令爱送到令亲处安置了，自己再到这里来住几日，何如？”希真道： “山高水长，有此一日，小侄如无出身，定来追随几杖。只恨小女无缘，不能扳龙附凤。”希真方知丽卿果然不是此地姻缘。云威道：“贤侄休怪老夫说，似你这般人物，不争就此罢休。你此去须韬光养晦，再看天时。大丈夫纵然不能得志，切不可怨怅朝廷，官家须不曾亏待了人。贤侄，但愿天可怜见，着你日后出头，为国家出身大汗。老夫风烛残年，倘不能亲见，九泉下也兀自欢喜。”（第七十六回）
　　此外，又有天华翁的《水浒后传》。这一部书与《三国还魂记》相类，叙宋江再生为杨幺，卢俊义再生为王魔。像这类的“再生缘”，在民间传说中是极多的。惟此书我未见，不能评判，但以“再生”为骨架，其意境已落于凡尘，便再高明也决不会超出于《荡寇志》及《水浒后传》以上的。
　　又继于《荡寇志》之后的“续水浒”亦间有之。日本则常有以时事影射《水浒》的著作出版，但不是零片无可取，便是有意的强今以就古，都是无关紧要，不足轻重的，故这里一概不提了。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郑振铎文集》第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