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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藏书家陶湘

admin — Sat, 05 Nov 2011 13:07:19 +0000

　　天津藏书家虽不若江浙之盛，但也有足跻于全国藏书家之列的，如陶湘、金钺和周叔弢等人。金钺著籍天津，陶、周则为客居。三人均享高年，为跨越世纪人物。依齿序陶湘最先。
　　陶湘（1870～1939），字兰泉，号涉园。江苏武进人而居家天津多年。
　　清光绪十六年二十一岁时以大兴县学生员保送鸿胪寺序班，后又纳资加捐，累保至道员。历任京汉路北段养路处、机器处总办，行车副监督。1909 年任上海三新纱厂总办，并兼税关公款清理处及城壕放丈局两处会办。民国以后，投身于实业及金融业，先后任上海招商局董事兼天津分局经理、汉治萍煤矿
　　董事、天津中国银行经理、北京交通银行总行经理、天津裕元纱厂经理、山东鲁丰纱厂经理。1929 年曾应聘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专门委员，主持编订工作。晚年退职后由天津移居上海。
　　陶湘是近代目录学家、藏书家和刻书家。他虽然多年出仕经商，但仍孜孜于学术，尤深于版本目录之学，曾辑著目录书多种，如《钦定文渊阁四库全书目录》、《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目录》、《内府写本书目》、《钦定校正补刻通志堂经解目录》、《钦定石经目录》、《石经萃宝藏宋版五经目录》、《明代内府经厂本书目》、《清代殿版书目》、《武英殿聚珍版书目》、《清代殿版书始末记》、《明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明吴兴闵版书目》，而为故宫图书馆编订的《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三卷，用力尤勤，前后历时七年，收书达一千二百九十部，分十类排列。各书目均有功士林，嘉惠后学。
　　陶湘又酷好藏书，特别重视历代名家刻本，以其资财，广求精本善刻，其藏书处“涉园”历三十年经营，藏书达三十余万卷。所藏以明本及清初精刻本为主，有明闵刻本三十二种一百一十部，清殿版书百余种。生平尤喜收藏开化纸本，所以有“陶开化”之称。晚年境遇不佳，所藏逐渐流散。
　　陶湘不仅藏书，而且还选择所藏，斥资刊印流通。自清末以来，他先后刊行古籍约二百五十种左右，如《涉园续刻词录》、《儒学警悟》七集、《百川学海》、《喜咏轩丛书》、《百川书屋丛书》正续编及《营造法式》等。
　　他所印各书，校订精良，纸墨优选，行款装订，均称佳妙，为民国时期出版界所称誉。
　　陶湘于晚年曾回顾一生事迹，自编《涉园年略》，自叙至1939 年七十岁时止，而陶湘即卒于这一年。《涉园年略》以记著述及刻书等事为主，尤以记刻书事为详。凡序跋、凡例，无不录入，为研究版本目录及丛书源流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资料，也为天津地方文献增一源泉。
　　陶湘与金钺、周叔弢均见收于天津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所编《天津
　　近代人物录》，于三人均略述其藏书事迹，唯书后所附《人物分类索引》中，陶湘与金钺均被列为藏书家类，而周叔弢则入于工业家。叔老有知，或难欣然。
文/来新夏

中国的私人藏书家

admin — Sat, 05 Nov 2011 13:06:07 +0000

　　私人藏书与私学兴起有关。周的后期，以政府官员为师的官学被孔子等人私人讲学活动所打破，孔子弟子三千便是由私学培养出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当时称为士。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在分立争雄，各个政权为巩固和壮大自己，很需要有才识的“士”，这就推动了私人讲学活动。私学的兴盛使图书也开始由官方传入民间。一些“士”为了谋求利禄，便针对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根据自己的学识，提出种种对策来取悦国君，因而需用大量图书来丰富和充实自己的论点。如苏秦曾到各国去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来说服各国国君，希望能挤进各国的统治集团；但他没有达到目的，回家遭受到冷遇，于是“陈箧数十”，发愤读书。这说明苏秦有私藏图书数十箱。当时还有一位著名的名学家惠施有简书五车，这就是后世“学富五车”故事的来源。《韩非子·喻老》篇中讲到有个名叫徐冯的人曾对人说过：“智者不藏书”的话，可见藏书已非个别现象。“藏书”这个语词可能最早见于此。
　　私人藏书对保存图书有过重要作用，秦火焚书，官藏大多被毁，但私人藏书却颇有保存：所以司马迁论及汉初图书复川的原因是“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但秦有“挟书令”，凡私藏图书是有罪的，直至汉初，人们犹心有余悸，不敢响应献书号召，直至惠帝四年正式废除“挟书之令”，私人藏书才渐渐出现。有些著名学者如刘向、班斿、扬雄都有私藏。王莽篡权后，一部分不肯合作的人便带着私人藏书到山林中去隐居。
　　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号召献书，原先逃隐的人都纷纷到京师献出私藏。
　　东汉的私人藏书家也比以前增多，著名的有杜林、班固、蔡邕和华佗等。其中以蔡邕最为著名，他是中国第一个藏书近万卷的私人藏书家。《三国志·王粲传》中记载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蔡邕请客，王粲求见，蔡邕因为王粲是位才华横溢的后起之秀，所以匆忙去迎接，以致把鞋子都穿倒了，给后世留下了“倒屐相迎”的成语故事。客人们非常诧异，蔡邕特别介绍了王粲是异才，自己还不如他；并表示要把全部藏书文稿都赠与王粲。蔡邕有权赠书充分证明这是私藏。
　　三国虽然处于分立战乱时代，但对收藏图书还很重视。一些学者对自己的藏书已由单纯收藏进入整理，提高藏书的设备和质量。曹魏有一个名叫曹曾的人为了收藏自己的图书，就修了一个石窟，称为“曹氏书仓”。他既然能自建书库，心然有一定数量的私藏。著名玄学家王弼是当时藏书万卷的大藏书家。蜀丞相长史向朗不仅藏书量居蜀藏书家之首，而且还亲自对所藏书“刊定谬误”，开后世藏书家校勘图书的先河。
　　两晋私人藏书比较盛行，著名学者张华藏书甚富，据说他搬家时就“载书三十乘”。有些学者还开放自己的藏书，如范蔚经三世搜求，藏书有七千多卷，他允许别人来阅读自己的藏书，远近来读书的人经常有百余人。范蔚还为一些贫寒之士经办衣食。东晋的殷允、郗俭之等也都被称为“多书之家”。
　　南北朝时期的私人藏书由于纸写书的流行而加大了藏书量，南朝的著名学者陆澄、任昉、沈约等都藏书三万卷左右，所藏还多为世人罕见的书。这些藏书家不封闭自己的藏书面允许他人借阅。如南齐的崔慰祖聚书万卷，邻里少年到他家看书，他都亲自检取出借，满足要求，作好服务工作。北朝的辛术、李谧等人也都藏书较多，但因得书困难，藏量逊于南朝。
　　隋的私人藏书以学者许善心、柳■（音辨）二人为著名。他们都藏书近万卷，并参用自己的藏书进行目录编纂工作。
　　唐代由于经济繁荣，图书制作手段改进，私人藏书一时称盛。著名学者文人藏书万卷以上的有十五六人之多，如唐玄宗时的史学家吴兢家藏一万三千四百余卷，并自编了《吴氏西斋书目》一卷。另一个藏书家杜暹因为吝啬不愿借书而留下话柄。杜暹在所藏各书上都题三句话：“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第一句话是说我用很微薄的收入买来的图书都亲自校正过了；第二句话说我希望自己的子孙读了这些藏书都能知道圣人的道理；第三句话警告子孙：卖书和把书出借都是不孝的行为。杜暹聚集私藏的艰辛是值得同情，为使子孙知书明礼也是可以理解的，不允许卖书更是应该的；但借书给人也算不孝，未免过甚而显得自私。唐后期的柳仲郢私藏颇有特色。他藏书万卷，每书必写三本：一本最佳留作库藏，一本较次是经常翻读的书，一本比较一般，供年轻子弟们学习。这三类书分架安放，不相混杂。唐朝的最大藏书家是自玄宗以来历仕三朝的李泌，李泌私藏三万余卷，分别用红绿白等颜色的牙质书签来区别所藏经史子集等书。因为李泌曾被封为邺县侯，所以后世多把藏书称为“邺架”。李泌精心收藏爱护图书，当时在社会上得到很多人的赞赏。著名文学家韩愈还在《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一诗中专门颂扬李泌的藏书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意思是说邺侯李泌家藏三万卷书，每卷都有牙签，藏书完好如新，像没有人摸过一样，可以想见李泌藏书的繁富和精美。五代时也有一些藏书家，但不如唐代藏书家藏量之多，最多的不过几千卷。
　　宋代私人藏书较多，藏书家分布地区遍及边远和中原；藏书量少则数千卷，多则几万卷，而且数代聚书，绵延百数十年而不衰；藏书家有不少著名学者，对图书进行了保护校订整理工作，如北宋的著名藏书家宋敏求，藏书三万卷，他的全部藏书都经过校订三五遍，成为质量较高的藏书。南宋的晁公武，藏书二万四千多卷，都经过他的校订，并撰写《郡斋读书志》的私藏目录；还有陈振孙也尽一生精力研究自己的藏书，撰成《直斋书录解题》。
　　所有这些证明宋代的私藏活动己从单纯地典藏向学术研究领域大大地迈进一步。
　　元朝的私人藏书家多为汉人，如著名画家赵孟頫就家富藏书。原为宋秘书省小吏的上海人庄肃，宋亡后隐居上海，亲自抄书聚书至八万余卷。河南辉县的张思明私藏图书三万七千余卷。一些重臣武将如耶律楚材和张柔等人都藏书近万卷。
　　明代的私人藏书很盛，特别是江浙闽广一带有若干著名的藏书家。如宋濂“聚书万卷”；杨循吉藏书十万余卷；王世贞藏书三万卷，其中宋版书逾三千卷；徐■藏书五万三千余卷。尤其是范钦的“天一阁”和祁承■的淡生堂更具特色的影响。范钦（1506～1585），浙江宁波人，明嘉靖十一年进士，累官至兵部右侍郎。嘉靖四十年（1561）在宁波月湖之西创建天一阁藏书楼，所藏达七万多卷，是浙东藏书最多的一家。所藏多为明人著述和明代新刊古籍，其中明方志二百七十一种，有百分之六十五是海内孤本；有登科录、会试录和乡试录三百八十九种，都是仅见之本。这些藏书是研究明代政治、经济、人物和科技等方面问题的珍贵资料。其藏书楼天一阁不仅楼式结构和周围环境安排合理，而且对防火、防蠢、防潮等保护措施也很重视，是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图书馆。祁承■（1563～1628）是明代后期的藏书家，浙江绍兴人，万历时进士，累官至江西右参政。早年藏书逾万卷，不幸遭火灾，焚毁殆尽，后又以非凡的毅力，重新收集，终于聚书十万余卷。他在丰富的藏书建设基础上，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藏书建设理论——《淡生堂藏书约》，成为古代藏书建设的重要文献。
　　清代私人藏书空前兴盛，据统计，清代著名藏书家有四百九十七人，几占历代总和的一半。如清初的钱曾、朱彝尊、黄宗羲，康乾时的阮元、黄丕烈、卢文绍以及清代后期的四大藏书家——杨氏海源阁、瞿氏铁琴铜剑楼、丁氏八千卷楼和陆氏丽宋楼等，都是在质和量上臻于上乘的藏书家。他们都是有成就的学者，为了完善自己的藏书，相应地发展了版本、校勘和目录等方面的专学，留下了颇具影响的专著，对图书典藏、保护和传播文化方面都做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

文/来新夏

小镇书遇

admin — Sun, 08 May 2011 18:18:01 +0000

　　我戴了右派帽子，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劳动。沙岭子是宣化至张家口之间的一小站，这里有一个镇，本地叫做“堡”（读如“捕”）。每遇星期天、节假日，没有什么地方可去，我们就去堡里逛逛。堡里有一个供销社（卖红黑灯芯绒、凤穿牡丹被面、花素直贡呢、动物饼干、果酱面包、油盐酱醋、韭菜花、青椒糊、臭豆腐），一个山货店，一个缝纫社，一个木业生产合作社，一个兽医站。若是逢集，则有一些卖茄子、辣椒、疙瘩白的菜担，一些用绳络网在筐里的小猪秧子。我们就怀了很大的兴趣，看凤穿牡丹被面，看铁锅，看扫帚，看茄子，看辣椒，看猪秧子。
　　堡里照例还有一个新华书店，充斥于书架上的当然是毛选，此外还有些宣传计划生育的小册子、介绍化肥农药配制的科普书、连环画《智取威虎山》、《三打白骨精》。有一天，我去逛书店，忽然在一个书架的最高层发现了几本书：《梦溪笔谈》、《容斋随笔》、《癸巳类稿》、《十驾斋养新录》。
　　我不无激动地搬过一张凳子，把这几册书抽下来，请售货员计价。售货员把我打量了一遍，开了发票。
　　“你们这个书店怎么会进这样的书？”
　　“谁知道！也除是你，要不然，这几本书永远不会有人要。”
　　不久，我结束劳动，派到县上去画马铃薯图谱。我就带了这几本书，还有一套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到沽源去了。白天画图谱，夜晚灯下读书，如此右派，当得！
　　这几本书是按原价卖给我们的，不是廉价书。但这是早先的定价，故不贵。
　　鸡蛋书
　　赵树理同志曾希望他的书能在农村的庙会上卖，农民可以拿几个鸡蛋来换。这个理想一直未见实现。用实物换书，有一定困难，因为鸡蛋的价钱是涨落不定的。但是便宜到只值两三个鸡蛋，这样的书原先就有过。
　　我家在高邮北市口开了一爿中药店万全堂。万全堂的廊下常年摆着一个书摊，两张板凳支三块门板，“书”就一本一本地平放在上面。为了怕风吹跑，用几根削方了的木棍横压着。摊主用一个小板凳坐在一边，神情古朴。
　　这些书都是唱本，封面一色是浅紫色的很薄的标语纸的，上面印了单线的人物画，都与内容有关，左边留出长方的框，印出书名：《薛丁山征西》、《三请樊梨花》、《李三娘挑水》、《孟姜女哭长城》……里面是白色有光纸石印的“文本”，两句之间空一字，念起来不易串行。我曾经跟摊主借阅过。
　　一本“书”一会儿就看完了，因为只有几页，看完一本，再去换。这种唱本几乎千篇一律，开头总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三皇五帝是和什么故事都挨得上的。唱词是没有多大文采的，但却文从字顺，合辙押韵（七字句和十字句）。当中当然有许多不必要的“水词”。老舍先生曾批评旧曲艺有许多不必要的字，如“开言有语叫张生”，“叫张生”就得了嘛，干嘛还要“开言”还“有语”呢？不行啊，不这样就凑不足七个字，而且韵也押不好。这种“水词”在唱本中比比皆是，也自成一种文理。我倒想什么时候有空，专门研究一下曲艺唱本里的“水词”。不是开玩笑，我觉得我们的新诗里所缺乏的正是这种“水词”，字句之间过于拥挤，这是题外话。
　　我读过的唱本最有趣的一本是《王婆骂鸡》。
　　这种唱本是卖给农民的。农民进城，打了油，撕了布，称了盐，到万全堂买了治牙疼的“过街笑”、治肚子疼的暖脐膏，顺便就到书摊上翻翻，挑两本，放进捎码子，带回去了。
　　农民拿了这种书，不是看，是要大声念的。会唱“送麒麟”、“看火戏”的还要打起调子唱。一人唱念，就有不少人围坐静听。自娱娱人，这是家乡农村的重要文化生活。
　　唱本定价一百二十文左右，与一碗宽汤饺面相等，相当于三个鸡蛋。
　　这种石印唱本不知是什么地方出的（大概是上海），曲本作者更不知道是什么人。
　　另外一种极便宜的书是“百本张”的鼓曲段子。这是用毛边纸手抄的，折叠式，不装订，书面写出曲段名，背后有一方长方形的墨印“百本张”的印记（大小如豆腐干）。里面的字颇大，是蹩脚的馆阁体楷书，而皆微扁。
　　这种曲本是在庙会上卖的，我曾在隆福寺买到过几本。后来，就再看不见了。
　　这种唱本的价钱，也就是相当于三个鸡蛋。
　　附带想到一个问题，北京的鼓词俗曲的资料极为丰富，可是一直没有人认真地研究过。孙楷第先生曾编过俗曲目录，但只是目录而已。事实上这里可研究的东西很多，从民俗学的角度，从北京方言角度，当然也从文学角度，都很值得钻进去，搞十年八年。一般对北京曲段多只重视其文学性，重视罗松窗、韩小窗，对于更俚俗的不大看重。其实有些极俗的曲段。如“阔大奶奶逛庙会”、“穷大奶奶逛庙会”，单看题目就知道是非常有趣的。车王府有那么多曲本，一直躺在首都图书馆睡觉，太可惜了！

汪曾祺

旧书摊

admin — Mon, 25 Apr 2011 00:31:09 +0000

　　昆明的旧书店集中在文明街，街北头路西，有几家旧书店。我们和这几家旧书店的关系，不是去买书，倒是常去卖书。这几家旧书店的老板和伙计对于书都不大内行，只要是稍微整齐一点的书，古今中外，文法理工，都要，而且收购的价钱不低。尤其是工具书，拿去，当时就付钱。我在西南联大时，时常断顿，有时日高不起，拥被坠卧。朱德熙看我到快11 点钟还不露面，便知道我午饭还没有着落，于是挟了一本英文字典，走进来，推推我：“起来起来，去吃饭！”到了文明街，出脱了字典，两个人便可以吃一顿破酥包子或两碗闷鸡米线，还可以喝二两酒。　　工具书里最走俏的是《辞源》。有一个同学发现一家书店的《辞源》的收售价比原价要高出不少，而拐角的商务印书馆的书架就有几十本崭新的《辞源》，于是以原价买到，转身即以高价卖给旧书店。他这种搬运工作干了好几次。　　我应当在昆明旧书店也买过几本书，是些什么书，记不得了。　　在上海，我短不了逛逛旧书店。有时是陪黄裳去，有时我自己去。也买过几本书。印象真凿的是买过一本英文的《威尼斯商人》。其时大概是想好好学学英文，但这本《威尼斯商人》始终没有读完。　　我倒是在地摊上买到过几本好书。我在福煦路一个中学教书，有一个工友，姑且叫他老许吧，他管打扫办公室和教室外面的地面，打开水，还包几个无家的单身教员的伙食。伙食极简便，经常提供的是红烧小黄鱼和炒鸡毛菜。他在校门外还摆了一个书摊。他这书摊是名副其实的“地摊”，连一块板子或油布也没有，书直接平摊在人行道的水泥地上。老许坐于校门内侧，手里做着事，择菜或清除洋铁壶的水碱，一面拿眼睛向地摊上瞟着。我进进出出，总要蹲下来看看他的书。我曾经买过他一些书，——那是和烂纸的价钱差不多的，其中值得纪念的有两本，一本是张岱的《陶庵梦忆》，这本书现在大概还在我家不知哪个角落里。一本在我来说，是很名贵的：万有文库汤显祖评本《董解元西厢记》。我对董西厢一直在偏爱，以为非王西厢所可比。汤显祖的批语包括眉批和每一出的总批，都极精彩。这本书字大，纸厚，汤评是照手书刻印的。汤显祖字似欧阳率更《张翰帖》，秀逸处似陈老莲，极可爱。我未见过临川书真迹，得见此影印刻本，而不禁神往不置。“万有文库”算是什么稀罕版本呢？但在我这个向不藏书的人，是视同珍宝的。这书跟随我多年，约十年前为人借去不还，弄得我想引用汤评时，只能于记忆中得其仿佛，不胜怅怅！汪曾祺

扫叶山房

admin — Mon, 25 Apr 2011 00:30:02 +0000

　　扫叶山房是龚半千的斋名，我在南京，曾到清凉山看过其遗址。但这里说的是一家书店。这家书店专出石印线装书，白连史纸，字颇小，但行间加栏，所以看起来不很吃力。所印书大都几册作一部，外加一个蓝布函套。挑选的都是内容比较严肃，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古籍，这对于置不起善本的想做点学问的读书人是方便的。我不知道这家书店的老板是何许人，但是觉得是个有心人，他也想牟利，但也想做一点于人有益的事。这家书店在什么地方，我不记得了，印象中好像在上海四马路。扫叶山房出的书不少，嘉惠士林，功不可泯。我希望有人调查一下扫叶山房的始末，写一篇报告，这在中国出版史上将是有意思的一笔，虽然是小小的一笔。
　　我买过一些扫叶山房的书，都已失去。前几年架上有一函《景德镇匋录》，现在也不知去向了。

汪曾祺

一折八扣书

admin — Mon, 25 Apr 2011 00:29:14 +0000

　　一折八扣书盛行于30 年代，中学生所买的大都是这种书。一折，而又打八扣，即定价如是一元，实售只是八分钱。当然书后面的定价是预先提高了的。但是经过一折八扣，总还是很便宜的。为什么不把定价压低，实价出售，而用这种一折八扣的办法呢，大概是投合买书人贪便宜的心理：这差不多等于白给了。
　　一折八扣书多是供人消遣的笔记小说，如《子不语》、《夜雨秋灯录》、《续齐谐》等等。但也有文笔好，内容有意思的，如余谵心的《板桥杂记》、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也有旧诗词集。我最初读到的《漱玉词》和《断肠词》就是这种一折八扣本。《断肠词》的样子我到现在还记得，封面是砖红色的，一侧画一枝滴下两滴墨水的羽毛笔。一折八扣书都很薄，但也有较厚的，《剑南诗钞》即是相当厚的两本。这书的封面是米黄色的铜版纸，王西神题签。这在一折八扣书中是相当贵的了。
　　星期天，上午上街，买买东西（毛巾、牙膏、袜子之类），吃一碗脆鳝面或辣油面（我读高中在江阴，江阴的面我以为是做得最好的，真是细若银丝，汤也极好），几只猪油青韭馅饼（满口清香），到书摊上挑一两本一折八扣书，回校。下午躺在床上吃粉盐豆（江阴的特产），喝白开水，看书，把三角函数、化学分子式暂时都忘在脑后，考试、分数，于我何有哉，这一天实在过得蛮快活。
　　一折八扣书为什么卖得如此之贱？因为成本低。除了垫出一点纸张油墨，就不须花什么钱。谈不上什么编辑，选一个底本，排印一下就是。大都只是白文，无注释，多数连标点也没有。
　　我倒希望现在能出这种无前言后记，无注释、评语、考证，只印白文的普及本的书。我不爱读那种塞进长篇大论的前言后记的书，好像被人牵着鼻子走。读了那样板着面孔的前言和啰嗦的后记，常常叫人生气。而且加进这样的东西，书就卖得很贵了。

汪曾祺

读廉价书

admin — Sun, 17 Apr 2011 02:23:04 +0000

　　文章滥贱，书价腾踊。我已经有好多年不买书了。这一半也是因为房子太小，买了没有地方放。年轻时倒也有买书的习惯。上街，总要到书店里逛逛，挟一两本回来。但我买的，大都是便宜的书。读廉价书有几样好处，一是买得起，掏出钱时不肉痛；二是无须珍惜，可以随便在上面圈点批注；三是丢了就丢了，不心疼。读廉价书亦有可记之事，爱记之。

汪曾祺

湖上访书记

admin — Wed, 06 Apr 2011 01:42:37 +0000

　　壬辰冬日，随军赴浙江一隅慰问，过杭州，演越曲祝英台故事于湖滨。
　　时方严寒，一夕，雪花如掌，经行坊肆，访书于丰乐桥堍，过松泉阁，买得元版范文正集于主人许，有顾大有、周九松二家印记，艺芸精舍原装未损，意颇乐之。更问它书，遂出此《睎颜集》见示，执以为元刻，索重值，盖以作者为张翥也。余告之此明刻也，更读序文，知其人杨氏，主人颇悻悻，交易未成，亦遂置之。明年秋，余为盖叫天先生事来杭，寓湖楼二月，暇时屡买书市内，更过松泉阁，此书仍在。主人必以归余，价只少减。余因久未得书，因念得此明初旧刻亦佳，遂挟之归沪，细检始知卷尾割去数行，补以旧楮，心颇怅怅。浙东汤某即汤寿潜，其家书之雪库装者，往往残帙，余遂告之肆主，责以不诚，其人亦声言不知。因念此本终无完日矣。后二月又过肆中，主人亟出书一册曰，此《睎颜集》下半，可配前买之本，展卷惊喜，即出重值得之。此书递藏于中吴金氏、杭州汪氏，咸丰兵火，遂成劳燕，今更合并，又九十五年矣。甲午五月。
　　此本买归后，细阅始知为不全本。此页为汤某割去四行，别以旧纸补之，以充全书，颇以为憾。十日前更过武林，估人告于旧家见此集残本后半，纸墨如一，闻之惊喜，意亦未敢便信也。三日前与燕同游湖上，暇时过肆，残本已至，果是一书，欢喜无限，以重值赎归。下半凡存四十九至九十九番，又跋一叶，是汤氏得此，割去四行而又失去一叶也。振绮原目作二册，咸丰庚申辛酉，杭城两遭兵燹，此书散出，分析异地，今乃展转同归余斋于百年之后，书福墨缘，如是如是。付工重装前漫识。癸巳十一月三十日，晨窗记。
　　癸巳十一月二十九日，与燕同寓湖上，游孤山、紫云、栖霞后，饭于张英杰先生家，观老人彩衣舞绸，后驱车过市，得此残本一册。此振绮汪氏书也，原订二册。付工重装，仍为二册，以还汪氏之旧。并记。
　　文瑞楼目卷八有杨翥《睎颜集》一条，振绮堂目卷四情字明人集类第二格有《睎颜诗集》二册不分卷一条。近更见振绮堂目蓝格稿本，与活字本编排不同而所记更洋。云此书为金星招藏，后归曹倦圃。然此本绝无洁躬一印，不知何故。此本序第一番汪印上旧有睎补之迹，或是曹溶旧印所在耶？丁酉六月初七日雨窗。
　　余淡心《东山谈苑》卷一，“杨仲举翥，吴县人。少孤贫，与兄戍武昌，为乡校师。杨文贞公士奇流寓武昌，偶憩翥馆，以无资告。翥遂让其馆而自教授他所，日往返十余里不倦。后文贞当国，乃相引拔，官至尚书。”此笔记中仅见者因更录之，戊戌十月。
　　梁维枢《玉剑尊闻》卷一德行类记，杨翥醇谨清约，与物无忤。邻有作檐沟注水于其庭者，则曰，晴日多，雨日少。又有侵其屋基者，则曰，普天之下皆王土，再过些须也不妨。是亦深通黄老之术者也。
　　《静志居诗话》卷七云：
　　杨翥字仲举，吴县人。少与兄戍武昌，为乡校师。仁宗驿召，授翰林编修，历修撰，迁郕府长史。景泰初，擢礼部左侍郎，寻进尚书。有《睎颜先生集》。《睎颜集》借之琴川毛氏，蒙叟为施铅评云，“宜亟焚毁，勿暴其短于后世可也。”未免太过。杨公长者，当存其言。以予所录二首，亦自成章。……
　　据此知竹垞选《明诗综》时，系借本于汲古毛氏，绛云楼藏明人集至富，亦未有此。竹垞之言自是忠厚长者，牧斋数语，文人轻薄之状自见，宜其有天巧星浪子之目也。仲举原集俱在，诗虽未甚佳，以置明人著作中，亦非下乘，较何李之俦，反少做作气。东涧之言，不足论也。戊戌大雪前五日重跋。
　　案：《睎颜先生诗集》不分卷，明初刻。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上下黑口，四周双边。大题下署“门生汤澂编录，同郡陈宏校正”。前有长洲陈颀序。收藏有“金星轺藏书记”（朱长）、“汪鱼亭藏阅书”（朱方）。又浙东汤氏藏印二方，其一云，“见即买，有必借，窘尽卖。高阁勤晒，国粹公器勿污坏。”写刻朴茂。全书分在朝、纪行、述怀、游览、酬和、赠寄、燕饮、庆贺、亲族、孝节、节序、山水、园林、花木、公署、道释、题画、堂宇、送别、哀挽、杂题、四言等二十二目，后有跋，佚去尾页，当是陈宏撰。
　　50 年代前期曾多次来往湖上，吸引我的不只是美丽的湖山，最不易忘的倒是这里有忘年的师友和那么多的旧书店。我曾在这里搜得鲁迅先生在东京印的《域外小说》初二集，郁达夫旧藏、封面上有他亲笔题署的《清人词集》，自然还有更多的旧本书。为了编写《盖叫天舞台艺术》纪录片，借住在西湖湖楼，过了一个美好的秋天。居室在二楼，推窗远望，孤山背后的放鹤亭正在目前。工作的日程是每天上午到金沙港盖老的住处去半天，说戏并谈剧本。
　　一面吃茶，一面听他海阔天空地谈天，梨园旧事，艺人生活，湖上风光，几乎无所不谈，对剧本却不及只字，只是说“你们看着办吧”。他的名作《洗浮山》因为是“八大拿”之一，不好处理，他主动地提出，可以改为《七雄聚义》，把贺天保改为朱仝，剧本结构、场次、词句都用不着大更动，很简单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一起去海宁看了一次潮以后，他又兴致勃勃地提议，影片中可以考虑加入汹涌澎湃怒潮的镜头，插在朱仝的武场刀花之间。这是一个奇突的想法，颇有电影艺术蒙太奇的意味，同时也表现了他对自己舞姿的欣爱与理解。这是他创造人物、设计身段的一贯思路，可惜这个设想因种种原因没有实现。
　　在盖老金沙港住宅的百忍堂内，正中的长案上安置着一尊高不逾尺的关羽的紫铜座像，侧身而坐，神色偃然，是出于无名匠师的杰作。盖老说他是在荒摊上买得的，因为这正是舞台上经常出现的子午相，是塑造人物身段极好的参考，侧身而坐，不但避免了正面入座的呆滞的缺点，而且也照顾到了台下观众不同的视角，无论怎么看都是美的。盖老并未接触过美学，可是在他的谈话中出现得最多的是“美”字。他是无时无地不在观察大自然、人间相、艺术品……时时敏感地吸取美的事物并糅和到他的舞台形象、舞蹈中去的。在这方面，他实在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创造者。
　　在他的家里，有许多佛像，人们也许以为他佞佛，其实他多半是当做雕塑艺术品搜集的。有一次与他一起游城隍山，走入城隍神庙时他对我说：“我是北方人，来到杭州落户，应该拜拜地主。”从随意谈笑中很能表现他对神佛的态度。
　　每天在他家吃过中饭，总是叫几部三轮车全家一起出门，我们几乎跑遍了杭州的名胜。碰到下雨，他就进城去洗澡，然后在饭店里晚饭，饭后到剧场去听李伯康的评弹《杨乃武》。他是北方人，寄居江南这许多年却仍未改乡音，但他却能领解苏州评弹趣味并发生极大的兴趣，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
　　盖老好客，留人吃饭是常事。我想吃了他许多次了，总得还请一下才对。
　　一次在城里晚饭，我先到账桌上预付了餐费。盖老饭后要夫人付账时方才发觉。他哈哈大笑道：“三杯酒，把我的大事误了。”这是《四进士》里宋士杰的唱词，他把下句“信阳州无有好人”改为“金沙港”。从这件小事也可以看出他的机智和燕赵豪侠的流风余韵。
　　碰到下雨或盖老去洗澡时，我就去蹓书店。当时浙东一隅的故家藏书大量地流散出来，据说在一处河码头每天都有从乡下装运旧书来的船只，在这里论秤当废纸卖出。几家书店都有人每天在码头茶馆里坐守，看见好书就随时抽下，用少高于废纸的价钱买得。不过这样的机会不是旅人所能获得的，还得经过书店才能展转到手。杭州的旧书店又有一种特异的习气，他们信托的是掮客和上海的书商，有好书不情愿给上门的顾客看。记得有一次走进抱经堂去看书，店主出去了，只有女主人应门。我在残书架上看到一叠鼠啮之余的破书，中间有好几种结一庐朱氏的旧藏，论价付钱之后，店主人一步踏进店门，大惊失色，一手夺下扎好的书，说“不卖了”。最后重新议价，以几倍的价钱才得成交，还扣下了一本旧抄《百川书志》的吴枚庵旧藏本，说什么也不肯卖了。当然，并非每家书店都是如此，像宝贻斋严氏、松泉阁王氏，都还可以从那里看到不坏的旧书。湖滨的大观楼也时有精本，振绮堂汪氏、结一庐朱氏、叶润臣、包子庄、缪荃孙的旧藏本都有时能遇到。叶润臣晚年移家杭州，不久逝世。他的藏书大概都是随身带到南方的。这是一位很有特色的藏家，我没有遇到过他收藏的明以前旧本，可能早已流散了，但他的藏书余烬50 年代还时时可以遇到，都是清刻精善稀少的本子。
　　松泉阁主人王松泉是一位可以谈谈的书友，他和阿英相熟，常替他收集晚清资料和戏曲小说。我从他手里买到《睎颜集》，先后两次得到两个残册，竟能配成全书，而且就是振绮汪氏旧藏的一部。这是很难得的一次巧遇。这本诗集是明初旧刻，可能刊于天顺中，写刻、字体朴茂，带有明初刻书特色，犹有元版遗意，算作善本应该是无疑的。不过杨翥的诗实在作得不太高明，难怪钱牧斋说了那些尖刻的怪话。保存文献是一件事，文献本身的价值则是另一件事。最近编印“全×诗词”之风大盛，从保存历史文化遗产的角度看，自然是一件美事，但我怀疑这个“全”字是不是可以做到。明清人的诗文词集浩如烟海，仅就今天所能见到的劫余的册籍辑录，恐怕远远说不上“全”，而这种“全”字号的大部书，除了对专业研究者有用之外，普通读者怕是不要看也看不了的。而善本也并非全是质量高的著作，简直是必然的。
　　白居易的名句“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我买到过一部乾隆中杭州人的诗集就叫《一半勾留集》，照例，诗写得并不高明。我想，照我的意思，除了西湖的一半之外，那另一半值得勾留的应该就是杭州的旧书了。我忘不了借住在里西湖湖楼的那一段美好的日子。楼居是寂寞的，特别是连朝秋雨的夜晚，只有翻阅新买得的旧书，才能多少排遣客居的孤寂。天色已晚，在暮雨潇潇中唤一只小艇摆渡到楼外楼去吃饭。郁达夫诗中有“极贱杭州酒”的话头，当时的杭州，酒饭确是便宜的。酒罢，仍乘小船回住处去，淅沥的雨声更紧更密了。倚枕读湖上诗人的诗集，对比今昔的湖上风光，仿佛与厉樊榭、丁钝丁、杭堇浦结伴同游，真是有趣极了。
　　这一回买得的旧书中，有一部《静便斋集》，是我所喜欢的，曾在书头卷尾写过两篇题记。
　　（《静便斋集》十卷，仁和王曾祥麟徵著，乾隆刻本。前有乾隆二十八年槐塘汪沆序。宁化雷鋐《两王生小传》，两王生者，曾祥与江都王世球也。）
　　癸巳秋日，余客湖上二月，时去市上观书，而绝少佳本。无已，乃买清刻集部读之。未几而旅寓橱中遂满，时时取而阅之，面对孤山，秋雨凄冷，赖此破寂。此本得之松泉阁，乾隆刻也。作者不甚著于艺术，向于符氏《秋声馆吟草》中知其姓氏，所从游者，如杭、厉诸先生皆名宿也，亦时能于卷中捃摭一二故实，是非弃物也。今日检得，拟付工重装，漫识耑卷。甲午腊月二十五日记。
　　癸巳秋日，余居湖上几两月，寓居在西泠里湖，楼室正对孤山放鹤亭，风晨月夕，常苦行笈无书，乃过市穷搜之。会于一肆见杭人文集不少，选得数十种，此书预焉。忆尚有翟晴江集，以其为画人，有重名，遂索高值，未能得也。此集殊佳，于中可知杭州故事不少，近日少暇，始得读一过。所论梅村两跋尤佳。王氏自有独见，惜其名姓不彰耳。己亥正月初四日记。

黄裳

苏州的书市

admin — Wed, 23 Mar 2011 13:33:53 +0000

　　近来很少到苏州去了，前些年可不是这样。50 年代有一阵子一个月总要去两三次，后来踪迹渐疏，也是一个月一次，或两个月三次。是什么吸引我这么舍不得苏州呢？虎丘、山塘、灵岩、天平、拙政园、网师园、松鹤楼、元大昌……这些当然都是使人留连而不忍去的所在。不过说到底，苏州对我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是那些旧书铺、书摊。
　　当年的护龙街，今天的人民路，从察院场朝南，几乎整条街都是书铺，连马路边上的地摊上都是书。出了火车站，赶到观前，什么地方都不去，首先就是逛书铺。这一逛就是半天，往往连吃饭也忘记了。玄妙观里景德路上也有书铺，不过去的机会较少。有一次坐三轮车到阊门去，忽然发现路边竟有一家书店，赶紧停车，跑进去一看，竟自买得了一册明万历刻的《草堂诗余评林》，书只剩了一半，但却是书林刻本（所谓“坊刻”）。在各家藏书目录上都没有著录。我多年来留神买各种不同版本的《草堂诗余》，前后所得有五六种，这个残本是其中之一。我在这里首先提到这件事，是想说明当时的苏州是无时无地都能得到中意的旧书的。
　　1948 年秋，吴晗从北京来沪，想乘飞机去港转赴解放区，不料机场要凭附有照片的身份证，走不成了，只好躲在上海朋友家里。那时郑西谛刚印好了一部《玄览堂丛书》，其中有许多都是难得的明史史料，送了一部给他，正好供他闭户读书，消磨岁月。不过总是看旧书也不免气闷，朋友们就约他到苏州去玩两天散心，同去的还有叶圣陶先生。车到苏州，有人接待，吃罢夜饭，已经是七八点钟了，郑西谛忽发豪兴，说：“我们去访书去！”书店都早已上了门板，西谛就一家家叫开了门进去看。我们先到玄妙观中的李德元书铺，主人拿出了三本书给我们看。其中有一册嘉靖赵府味经堂刻的《谈野翁试验小方》，版式很特别，巾箱本，版匡四周是阴文刻花的阑。味经堂刻的这类小册子很多，多是未见著录的，这本《小方》在《千顷堂书目》中却有，西谛就撺掇我买下了。同时买了一部康熙刻的《骆临海集》，价钱只及《小方》的十分之一，随手送给了吴晗，因为骆宾王是义乌人，他的同乡。
　　喝得半醉的西谛又带领我们走上了护龙街打开了一家书店的排门，走进去一看，满壁琳琅，整架都是清初刻的大部头各省方志，是许博明的藏书。西谛激动极了，连声说：“这些都应该买下来！”可是我知道他当时正是一文不名，不久前还卖掉了一大批明本书，有一本手写的《纫秋山馆行箧书目》放在寄售的书店里。可是一见有价值、难得碰见的好书，不管力量够得上够不上，还是说：“这些书应该全部买下来，不能让它流散了！”他就是这样一个爱书如命、豪情满襟的人。
　　1949 年秋江南解放，我到南京、无锡、扬州去采访，顺便也看看书。回上海的那天，经过苏州，已经是傍晚了，天上还落着潇潇暮雨，还是捺不住下了车赶到护龙街上。在集宝斋看到了一屋旧本书，那是刚收进来的不知谁家的旧藏，从地板上堆起了一人多高的一座“书山”。要一本本地看是不行的，只能抽。就这样我随手抽出了一本清初刻的女词人徐灿的《拙政园诗余》，真是高兴极了。书刻于顺治十年，大字疏行，依旧保留着晚明风气。纸用棉料，前有陈之遴序，卷尾还保留着她的几个儿子的校刻题名，旧为江山刘履芬藏书。此书她的同乡、著名藏书家吴兔床也不曾见过，刻《海昌丽则》时似乎根据的是个抄本。像这样以极偶然的机缘得到善本书的事，在别的地方是难得遇到的。
　　来往熟了，因之也结识了许多书友。琴川书店夏淡人是很能谈谈的一位。
　　尤其可感的是他允许我到书店楼上去随意翻看他所藏的大量残本。我买书是不弃丛残的，因为这些旧刻作为版刻的标本，自有其价值，有些还是不见全本流传的。有一次，得到一本《广川画跋》，只剩上半，是嘉靖刻本，白棉纸印。书既少见，尤其有意思的是这是明代快雪堂主人冯梦祯的藏书，前后有三四方印记，刻得精极。又一次，看到一本巾箱本的《埤雅》，只存上半。
　　看样子是万历刻本，但其中又夹杂了许多补刻的插页，小字写刻，时代似乎更早，终于不知道是什么本子。特别吸引了我的是书前有一方“顾印贞观”的白文方印，正是顾梁汾的藏书。夏君告诉我，这书的下半可能还在，要等配全了再给我。果然，没有好久，全书就寄来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些书从藏书人家里流散出来的情景，有时是乱七八糟地论斤而出的，身首异处的情形正是常事。它们没有落到还魂纸厂真是一种极大的幸运。
　　护龙街两侧有许多小巷子，好几次经过马医科巷，知道这就是俞曲园的故居所在。多次走进去打听，都没有找到。直到前两年曲园重新整修开放，才有机会去访问。原来这是在巷底深处，只修整了春在堂的几处屋宇，曲园好像还没有动工恢复。俞曲园的《春在堂随笔》中有一则云：曩在京师，许文恪招饮于其养园，花木翳然，屋宇幽雅，颇擅园林胜事。
　　文恪云，“冉地山侍郎尝病吾以杨木为屋，恐不耐久”，吾曰：“君视此屋，可支几年？”冉曰：“不过三十年耳。”吾曰：“然则君视许滇生尚可几年耶？”冉亦大笑。余谓公此论，真达人之见也。未及数年，公归道山，屋固未圮而已易主矣。余在吴下筑春在堂，旁有隙地，治一小圃，名曰曲园。率用卫公子荆法，以一苟字为之。或虑其不固，余辄举文恪语以解嘲焉。
　　这一节笔记写得很好，不但显示了主人的胸襟怀抱，也说明了曲园之不与拙政园、怡园等相提并论的作意。这正是一座学人的家园，其文化气息远胜于金碧辉煌的楼阁亭台，虽然在一般游人来说怕要失望，觉得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但在护龙街畔有这样一座小园，正是十分合适的，比起怡园来似乎还更有趣些。
　　三十年过去了，人民路上已是一番崭新的景象。古旧书店还剩下了一家，偶然走进去，承主人的好意让到楼上去看书。依旧是满壁琳琅，不过和三十年前相比，那时摆在地摊上的货色似乎还要比现在放在玻璃橱里的质量高得多。这是不能不使人叹息的。曲园可以重修，可是当年的书店街的盛况就不容易恢复了。即使是重开几间门面也不顶用，就和北京的琉璃厂一样。这样看来，俞曲园转述许滇生的话，还是有点意思的。时代大踏步前进了，许多旧事物，包括文化环境，免不了淘汰、鼎新，正不必发许滇生那样“达人”的感慨。历史旧的一页翻过去了，可历史总是历史，是不应该淡忘的。

黄裳

访书琐忆

admin — Sun, 20 Mar 2011 02:51:14 +0000

　　几十年来胡乱买书，颇有些特别的经历，不易忘记，当时就随手写在题跋里，闲时重看也觉得有趣，常想记录一点下来，大概也可以算作“书林逸话”之类。说起题跋，自来就有学术性与随笔性两大类。学者重视的是前者，考辨故实，校订文字，有功于学术研究，历来被看做题跋的正宗。但在我自己，喜欢的却往往是后者，而其代表作者则是黄荛圃。他的藏书题记经缪荃孙、吴昌绶等搜辑重刻，有煌煌十册之多。看那内容，虽然也谈版本、雠校，但更多的是记书坊、书友、藏书家故事的“闲言语”，而这是很为许多学者所不取的。黄荛圃先是买书、刻书，后来又卖书，还开设了滂喜园书店，商人当然要重视广告，在黄荛圃那个时代，还没有近代流行的种种广告手段，于是有人就说他的题跋也就是广告。这很丢了读书人的面子，遭到讥笑是当然的。不过我觉得这种指责并不公平。黄荛圃在题跋中总是直白地记下了书价，书籍的抄刻先后，是否善本，是全本还是残帙这些细节，而这作为广告是不合适的。因此我怀疑他在买书的时候，是否就先已算计着出卖、获利。
　　真的把题跋、目录作为广告手段的是缪荃孙，那已是比黄荛圃晚一百多年的清末民初。古书作为商品，有了更广阔的市场，大官僚、大商人、大地主为积累财富和附庸风雅也纷纷收罗古本，日本、美国的“洋庄”生意也日见兴隆。缪荃孙的办法是刻书目，每当他聚积到一批书以后就急急地刻《艺风堂藏书目》，在每种书后面附加的版本说明，就大有广告气味，夸张的语句是经常出现的。从许多实物看，这种说明常常有错误；但并不是缪荃孙的鉴别力特别低下，只是他千万百计地想把这些书说成不可多得的宝贝而已。
　　他的藏书目录一刻再刻，以至三续，这就给书坊开了先例，纷纷印发书目，变木刻为石印，出版更为迅速，成为不折不扣的广告了。
　　继缪荃孙而起的有傅增湘，他也先后刻成了几种书目与题跋，而尤值得注意的是不久前出版的他与张元济的通讯集。这是比题跋更为直白的经营古书业务的纪录，不但保留了大量古书流转的珍贵史料，也更暴露了藏书家活动的真相。
　　以上说的都是旁人的事，与我本来无甚关系。不过天下事有时确是不可思议，二十年前承蒙一位熟人揭发，说康生有话，我在书前书后写的许多题跋都是企图 “以伪乱真”的手段，目的则是投机倒把。因此造反派就要细查、追查，责令我细细交代历年所买的书，每本的进价，……。这可是个艰巨的任务，只能坐在牛棚里苦苦思索，这时最容易记起的就是买书中一些有趣的经历。按照指定的前提，加以点染，是可以制作出符合要求的货色来的。当然，在“创作”过程中常常不免背离了真实，带有“哗众取宠”的趋向，则是难以摆脱的“历史局限”。自己虽然不满意也没有法子想。从这里是可以悟出“报告文学”写作的困难的，特别是个人的回忆，无论是痛骂或夸赞自己，都只能表现出扭歪丑恶的面目。这些“创作”的故事已经找不到了，并不可惜，不过作为“创作”的教训失误，总是不应忘记的。
　　1953 年的秋天，我在杭州住了两个月，有很多时间就消磨在书店里。住处在里西湖，出门叫一只小船横渡过去就是湖滨，上岸以后沿解放路走入新华书店，又从这里走到延龄巷、丰乐桥、清河坊，这些地方都零零落落开设着一些书坊。当时旧书业很不景气，货色也少得可怜。有一天踏进了抱经堂，店里空空地没一个顾客，只有女主人抱着小孩在看守。案上摊着零碎的破书，真是一无可观。这时发现书架背后一叠叠放着许多残书，大约多年不曾触动，书上的灰尘也有寸把厚了，抽出两本来看，多半有结一庐的印记，真是意外的高兴。选了半日，得书一叠，问价付钱，正要离开时，店主人一步踏了进来，立时惊惶失色，打开纸包，一一检点，说是无论如何也不肯卖了。最后讨价还价，以十倍于原价成交，还被抽下了一本吴枚庵抄的《百川书志》残卷。在这中间，他还大声地叱责着主妇，使她几乎哭出声来。
　　塘栖朱氏的遗书本来藏在杭州，后来把重要的善本移至上海，残零书册都就地处理掉了，这大概就是这些书流落在旧书店头的来历。书并不珍贵，只是这点流转因缘很值得纪念。现在还在手头的是蒙古博明希哲所作的《西斋偶得》三卷、《凤城琐录》一卷、《西斋诗辑逸》三卷。嘉庆辛酉刻本，纸墨明净，是刻成后最早的印本。书前有翁方纲的序文和手书上版的“附识”，知道这是心斋（广泰）为妇翁刻梓的遗集。更难得的是书前有“大兴翁氏石墨书楼珍藏图书”的朱文大方印。可知是书刻成后持赠翁氏的本子。在卷尾还有墨书一行，“甲戌仲夏叶志诜借看一过”，下钤“平安馆印”白文方印。
　　甲戌是嘉庆十九年（1814），是书刻成后的第十三年。叶东卿是藏书家，还不能不从翁方纲展转借读，也可见此书流传之少了。
　　杭州丰乐桥堍有松泉阁书肆，主人王松泉与阿英相熟，是颇有眼力的书业经营者。那年秋天，在他的店里买到不少清代杭州诗人的集子，携归旅寓，颇能驱遣岑寂。清人别集那时真是贱如泥沙，可惜当地的图书馆不加重视，听任这一大批地方艺文流散毁弃了。杭州也真是文风极盛的地方，乾嘉以还竟自出现了那许多诗人，当时雕版的工值又贱，刻集成了一时风气。当然这中间缺乏第一流的诗人，但也有名姓不彰、著作自有分量的作者。如王曾祥的《静便斋集》就是那时所得。他的两篇《吴梅村集书后》，就是我所见仅有的对吴伟业的严肃评论。
　　也是在松泉阁，前一年的冬天曾经见到一册明初黑口本的《睎颜先生诗集》，写刻，字体静雅朴厚，黄皮纸印，是浙东汤氏藏书。当时钤有汤氏印记的旧书，狼藉市上，比论斤的市价高不了多少，但这本书却为主人看重得非常，认定是元版，因为原书卷前只列编录校正人姓氏，没有撰人题名，而在陈颀的前序中却有“公讳翥，字仲举”的话，所以就确认这是元代著名诗人也字仲举的张翥的遗集。我翻看序文，发现中间又有这几句：“若礼部尚书致仕杨公，其颜之徒钦？公苏人也，……”就说这是一位明代姓杨名翥的诗集，主人听了大不高兴，立即将书收回去了。转过年来的秋天，又走过松泉阁，主人一把拉住我，说那本黑口本不曾卖掉，是特为我留下的，劝我一定要买下，价钱虽然依旧很贵，但已不再坚持是元版。于是就买下，回来细看，才知道卷尾被割去了四行，已用旧纸粘补，虽然是个残本，不免有点懊恼。不料下一个春天再到杭州，书店主人却高兴地对我说，上次买去的是个残本，不过下半已经发现，还是劝我一定买下，凑成全壁。这次我不再迟疑，用比残本更高的价钱买下了。
　　这书前面有两方旧印，“金星招藏书记”和“汪鱼亭藏阅书”，知道是先在文瑞楼后归振绮堂的。查稿本《振绮堂书目》，有这样的记载：《睎颜诗集》，不分卷，二册。刊本。金星轺藏，后归曹倦圃。明杨翥撰。字仲举，吴县人，官至礼部尚书。
　　这里说书曾归曹溶，却不见旧记，今汪氏印上有剜补痕，灭去的大约就是曹氏藏印。流传次序也应该是曹氏在前才对。值得高兴的是，这书藏在汪家，在太平天国战役中失散，分别为两家所得，又都未因残帙而弃去，终于在整整一百年后得以重圆，实在是很不容易的。我过去也曾有几次用先后买得的残卷配成全书的经验，不过那到底是拼配，是百衲本，与原是一书的分而复合是不能相比的。
　　《诗集》以“在朝”、“纪行”、“述怀”、“游览”……等若干细目分类，诗语平稳，缺乏特色。朱竹垞《静志居诗话》说：“《躃颜集》借之琴川毛氏，蒙叟为施铅评，云宜亟焚毁，勿暴其短于后世可也。”可以看出钱牧斋的豁刻，连竹垞也觉得他“未免太过”了，还是在《明诗综》中选入了两诗。余谈心《东山谈苑》也记有有关作者的故事，原来他是因为曾让馆于流寓武昌的杨士奇，后来士奇当国，“乃相引拔，官至尚书”的。梁维枢《王剑尊闻》也记有他的一段故事， “邻省作檐沟注水于其庭者，则曰晴日多，雨日少”，说他是深通黄老之术的人。
　　上海复兴中路淡水路口曾有一家春秋旧书店，主人严氏，能装书。解放之初书市寥落，生活困难，我曾请他修补过旧书。有一天他对我说，过去他曾在宁波一户人家装书，这家的主人不懂书，但喜收书，只要送到门上，不论完缺一律收入，出价大约是明版白棉纸书每本一元。因此得了个“垃圾马车”的绰号。不过当时宁波市上的好书是很多的，散出的浙东故家藏书集中在这里，天一阁流出的书也常常可以遇见。所收满满的一屋旧书虽然大半是残本，但确也有不少好书。现在主人已经八十多岁了，住在上海，藏在宁波的书已先后给族人论秤卖出了不少。他取得主人的同意，可以到宁波去收书，不过缺少盘费，向我通融。我就借给五十元，答应书到之后请我来看，选中的书作价折回借款。
　　大约十天以后书由轮船运到，一起大约有几十麻袋，只好堆在书店隔壁的弄堂里。我得到消息后去看书，从清晨一直看到过午，弄得两手如漆，浑身灰土。书大半是残本，明本不少，但没有一部全书。当时我正收集明刻书影，大量的残本正是绝好的素材，就选了几十种。偶然在书堆里又发现了一包书，包皮的报纸已经发黄变脆，细白皮纸的原书却一些都没有损坏。这是四本《王状元标注唐文类》，明铜活字印本。卷首大题下次行题“祁东李氏铜版印行”。这是很少见的明初活字本，祁东不知道是什么地方，过去的书目里只瞿中溶的《古泉山馆题跋》中曾加著录，也不能确定祁东的地位，只是推测而已。原书四册，每册前有“春、夏、秋、冬” 的签条，还保留下两纸。看铜模字体，扁体写刻，与苏南一隅的安氏华氏活字的风格不类，与较早的唐人小集等更是不同。这四册书却是全的，可以算得这次所得书中的白眉。全书别无藏印。《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了同样的一部，则是劳权、徐渭仁的旧物，现不知流落何处。
　　这一次的买书经过大略如此，但在十年动乱中却成为一件大案。据说我曾到宁波去贩书一船，其中有多少种宋元本，发了大财云云。历数多年买书的经验，要算这次惹出的乱子最大了。
　　我的买书，正是有啥买啥，杂乱得很。买来的书也未能本本细看，总的印象是，旧书中间多的是封建说教的陈词滥调，偶尔发现片段的好意思、好文字，可真像披沙拣金那样的繁难。不过换一种眼光看，这又是可贵的资料，真想追寻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不能不从这里着手。杂和乱并不是坏事，只有这样才有希望较能窥见全局。
　　抄写旧时的记忆，实在也是无聊的事。在今天的书市上，旧书已经不再可能遇到。几十年中间，有的化为灰烬，有的变成纸浆，剩下来的也大都藏在图书馆里，想看一下也不容易，因此，这些访书的故事，也真的成为梦一般的故事了。
　　黄裳 1986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