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德辉《书林清话》

叶德辉  《书林清话》

叶德辉

　　什么叫书？我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去下定义。我们姑且从孔老夫子谈起吧。他老人家读《易》，至于韦编三绝，可见用力之勤。当时还没有纸，文章是用漆写在竹简上面的，竹简用皮条拴起来，就成了书。翻起来很不方便，读起来也有困难。我国古时有一句话，叫做“学富五车”，说一个人肚子里有五车书，可见学问之大。这指的是用纸作成的书，如果是竹简，则五车也装不了多少部书。

　　后来发明了纸。这一来写书方便多了；但是还没有发明印刷术，藏书和读书都要用手抄，这当然也不容易。如果一个人抄的话，一辈子也抄不了多少书。可是这丝毫也阻挡不住藏书和读书者的热情。我们古籍中不知有多少藏书和读书的故事，也可以叫做佳话。我们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古籍中所寄托的文化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历千年而不衰，我们不能不感谢这些爱藏书和读书的先民。

　　后来我们又发明了印刷术。有了纸，又能印刷，书籍流传方便多了。从这时起，古籍中关于藏书和读书的佳话，更多了起来。宋版、元版、明版的书籍被视为珍品。历年都有一些藏书家，什么绛云楼、天一阁、铁琴铜剑楼、海源阁等等，说也说不完。有的已经消失，有的至今仍在，为我们新社会的建设服务。我们不能不感激这些藏书的祖先。

　　至于专门读书的人，历代记载更多。也还有一些关于读书的佳话，什么“囊萤映雪”之类。有人作过试验，无论萤和雪都不能亮到让人能读书的程度，然而在这一则佳话中所蕴含的鼓励人们读书的热情则是大家都能感觉到的。还有一些鼓励人读书的话和描绘读书乐趣的诗句“书中自有颜如玉”之类的话，是大家都熟悉的，说这种话的人的“活思想”是非常不高明的，不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赞赏。关于“四时读书乐”一类的诗，也是大家所熟悉的。可惜我童而习之，至今老朽昏聩，只记住了一句：“绿满窗前草不除”，这样的读书情趣也是颇能令人向往的，此外如“红袖添香夜读书”之类的读书情趣，代表另一种趣味。据鲁迅先生说，连大学问家刘半农也向往，可见确有动人之处了。“雪夜闭门读禁书”代表的情趣又自不同，又是“雪夜”，又是“闭门”，又是“禁书”，不是也颇有人向往吗？

　　这样藏书和读书的风气，其他国家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是据浅见所及，实在是远远不能同我国相比。因此我才悟出了“中国是世界上最爱藏书和读书的国家”这一条简明而意义深远的真理，中国古代光辉灿烂的文化有极大一部分是通过书籍传流下来的。到了今天，我们全体炎黄子孙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实际上每个人都回避不掉的。我们必须认真继承这个在世界上比较突出的优秀传统，要读书，读好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上无愧于先民，下造福于子孙万代。

季羡林　　1991年7月5日

　　旧书的概念，实在很宽泛，旷古久远的是，隔日黄花的也是，它的价值，因其版本、藏主等等而悬殊上下，或贵如瑰宝，或贱如废纸。即以苏州为例，辛亥革命时，乾嘉名人钟校本俯首可拾；抗战初期，又有大批珍本古椠散出，价格低廉得难以想像。至“文革”，愚蠢之事颇多，焚书就是其中之一，许多书都灰飞烟灭，这时的书，包括旧书和新印不久的书，都成了累赘。抄家的，固然都搜绝烧尽，不抄家的，也将书偷偷地烧掉、扔掉，或送去废品收购站，这时似乎没有书的家庭，才是真正彻底的无产者，也就是最安全的了。

　　历史就这样开了一个玩笑。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旧书价值陡然高涨。即依北京嘉德公司的一次拍卖活动为例，一部百衲本《二十四史》，市场价约二万元，拍卖至十七万元成交；一部《四库全书珍本》，市场价约三万五千元，但拍卖以二十九万元定槌。另外有一册宋本蝴蝶装《文苑英华》，虽为残本，但在拍卖会上以六十万元起价，终以一百三十万元被一位外籍人士所得。没有想到，书竟然会与花园别墅或豪华轿车等值起来。线装古籍如此，民国时出版物也是如此，在中国书店的一次拍卖会上，阿庚编的《死魂灵百图》起价三千六百元，甚至印数甚多的张爱玲《流言》初版本也起价三百元。据说，在深圳拍卖的新文学初版本，起价都是四位数。照此说来，如今几位民国书刊的收藏家，都应该是巨富了。喜欢买书，且再收藏的人，都可以称为藏书家。然而其中也有分别，洪北江将藏书家分为五等，一是“得一书必推求原本，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二是“辨其板片，注其误伪，是谓校雠家”；三是“搜采异本，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亩通人博士之浏览，上谓收藏家”；四是“等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谓鉴赏家”；五是“于旧家中落者，贱信其所藏，富室嗜书看，要求其善价，眼别真赝，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是谓掠贩家”。而今这五等，除浅薄的“掠贩家”外，其他也少见了，更有一些人以藏书装点居室而显示风雅的，也有以买古刻名钞显示富有的。

　　有人说，旧书将会和字画、陶瓷、玉器、钱币、邮票等等一样，成为收藏的热点，这并没有什么不好，既为热点，就是藏书人和贩书人都“如逃如逐，如奔如追，撩扑不开，牵挽不住”，书价的行情还将看好，也就有经济实力的较量。再说，旧书也有赝品，但毕竟少于字画、陶瓷之类多多，特别是民国刊本，本来价值有限，做赝本反而不合算，至多是伪托作者或藏家而已。由于我既没有收藏癖，又没有经济实力的支撑，对于这个收藏热，只能持一种旁观欣赏的态度，就像有人也属于爱车一族，但只能羡慕而无力购置，那就订一份《车迷》杂志，来煞煞有车的瘾。这是因为藏书毕竟含着附庸风雅的意味，附庸风雅总比赞美粗俗要好。

　　我虽然没有收藏癖，但阅肆访书还是隔三差五的事，凡买得一两本中意的书，也很会高兴一阵子。我所中意的书，也就是实用的书，要读的书，这就未必是旧书了，有时新的就好于旧的。比如民国年间整理的笔记、别集一类，本来校雠不精，鱼鲁亥豕的，不及新校点的排印本。新的影印本也好，毕竟有旧版的面貌，有的新印本附有索引，有的还专门印出配套的索引，如中华书局印的《太平广记》，便先后印过两本索引，这对我来说，就是有用。再比如珂罗版的画册，自然也不及新印的，新印的逼真细腻，与原作更接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书价还很便宜，当时许多笔记、别集还没有新印本，我就买了一些旧版的来读，有的便是当年“一折八扣”的货色，当买得新书，我便将这些旧书尽数送人。

　　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几乎没有什么旧书，虽然对民国文学比较有兴趣，但读的大都是新印本。读新印本并不是在靴外搔痒，与读初版本感觉实在差不多，然而正像和一个人交往，时间长了，就会有点感情，随着读的过程不断深入，也就想去寻找它的初版本、毛边本。十几年过去了，却还没有搜得多少本。个中原因很多，大概最主要的还是手头不宽裕、囊中羞涩，收藏癖也就难以养成了。

摘自《岁月回响》 青岛出版社出版

　　先说胡适藏书的规模和数量。胡适一生购书藏书以1948年12月为界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其第一阶段的藏书有据可查的，有102箱，约一两万册。实际上加上散落别处的图书和资料，还不止这个数。这些藏书基本上都留在北京，他只带走了一套甲戌本《红楼梦》作为纪念。到美国和台湾后，胡适从新开始聚书，日积月累，自己的购买加上朋友的大量赠送，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据他本人的描述是，“现在住的地方堆满了”（胡适《找书的快乐》）。不过，如果从藏书的规模和质量来看，第二个阶段自然无法同第一个阶段相比。因为他对自己晚年的藏书也并不满意，认为都是一些不相干的书，自己本行的书一本也没有，还需要靠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及其他一些图书馆的藏书才能进行学术研究。

　　因此，讲胡适藏书的齐备和珍稀，自然主要讲其第一个阶段。说到齐备，胡适是无法同很多藏书家相比的，因为他收藏图书与其他通常意义上的藏书家在动机上有所不同，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学术研究，而且其研究多为实证式研究，注重考据，讲求版本、校勘，这就必须在大量搜集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胡适的搜集资料往往是那种竭泽而渔似的搜集，比如他在撰写中国哲学史时，此类资料就置备得特别多，据熟悉其藏书情况的罗尔纲先生介绍，“《道藏》就一部，连在清代不算著名的经学家王运的丛书都收有”（罗尔纲《胡适琐记》）。比如为研究《水经注》，他广收博集，竟然看到了60多种版本，这即使是在今天，很多学者也难做到。因此，胡适的图书收藏往往与其学术研究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围绕着其研究课题而开展。在一个时间内研究什么课题，相关领域的图书就收集得特别齐备。胡适一生研究兴趣特别广泛，文史哲各个领域皆曾涉猎，其收书的广泛也就可以想象了。可以说胡适的图书收藏为专题式收藏，自有其特色在。这样，如果从藏书门类的系统完整这个角度来讲，胡适的藏书自然没有多少值得夸耀处，因为他甚至连一些基本的典籍都没有，“史部只有一部殿本《廿四史》，编年类《资治通鉴》、政书类《文献通考》等一本都没有，却例外竟有一本《大清律例》，那是他研究《红楼梦》时特地买的。文集部连《昭明文选》、《杜工部集》、《苏东坡集》都没有”（罗尔纲《胡适琐记》）。但如果就某一领域而言，其藏书则可谓无人能比。比如为了研究《水经注》，他竟然翻阅了多达60多种版本，至于收藏，据其本人说，“凡《水经注》的刻本，除宋元刻本外，我全收得了”（胡适1947年3月27日日记）。再比如其通俗文学类和哲学类图书收藏，与其他藏书家比起来并不逊色，仅《水浒传》一书，他就藏有多种珍贵的版本。

　　说到珍稀，在胡适的藏书中也确实是有一些珍本秘籍的，比如甲戌本《红楼梦》，可谓海内孤本，令海内外藏书家羡慕不已。其他如程乙本《红楼梦》、稿本《四松堂集》、明刻本《欢喜冤家》、嘉靖刻本《二郎宝卷》等，也都是世间少见的秘籍。在这方面，胡适的显赫名声也为其收藏带来了不少便利，比如甲戌本《红楼梦》就是书商主动送上门来的。再如他在购买明嘉靖黄省曾刻本《水经注》时，声言自己买不起太贵的书，来薰阁老板陈济川则坦言：“别人须出六十万元，胡先生买，我只要三十万元。”（胡适1947年3月27日日记）再说以胡适其人在学术文化史上的显赫名声和地位，即使是其收藏的普通图书特别是其本人或他人的签名、题字本也都有着重要文物和学术价值，如今无疑也都是藏书家可遇而不可求的珍贵收藏，这是其他大多藏书家所无法享受的荣誉。由于胡适一生交游特别广泛，三教九流的朋友都有不少，这类来往相赠的图书的数量自然也就可观。

　　可以说胡适是不经意间成为收藏家的，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与那些刻意经营的藏书家不同。因此他对藏书的态度也就显得较为开明和豁达，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不爱惜书，但他拿得起，放得下，知道收藏和利用的协调和轻重。当年他在离开北京时，对一百多箱藏书无疑是难以割舍的，但迫于形势，只带走一本，到了美国后固然心情不好，处境不佳，曾度过几年暗淡的寓公生活，但他也没有因失书而显得特别沮丧。自然，最令人称道的还是胡适的慷慨借书之举。1948年夏，虽然正处于战争期间，胡适还是极为耐心地帮助年轻的周汝昌，对其《红楼梦》研究“许他一切可能的帮助”（见胡适在周汝昌1948年7月11日来信上的眉批）。在与周汝昌仅一面之交的情况下，慨然把甲戌本《红楼梦》借给他，并不再过问。后来周汝昌兄弟私自主张，抄录了一个副本，胡适也没有怪罪，让周氏兄弟收藏了这一副本。这一胸襟相信是多数藏书家所不具有的，也只有胡适能做得出。正如周汝昌当时所说的：“慨然将极珍罕的书拿出，交与一个初次会面陌生的青年人，凭他携去，我觉得这样的事，旁人不是都能做得来的，”“我觉得学者们的学问见识固然重要，而其襟怀风度也同样要紧。我既钦先生前者，尤佩先生后者。”（见周汝昌1948年7月11日、9月19日致胡适书信）应该说，这才是一个藏书家应该具有的宽广胸怀。

　　而且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中国近现代藏书史上，胡适也是应该重重写上一笔的。因为他开一代风气之先，发起对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的研究，而且身体力行，进行此类图书的购藏，孕育了通俗文学的收藏风气。在此之前，虽然也有一些藏书家如黄丕烈、钱曾等收藏通俗文学，但多出于个人兴趣，且偏重宋元旧本，不成规模，也未能形成风气。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随着胡适所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的展开，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通俗文学收藏成为一股新的藏书风气，改变了以往图书收藏偏重经史的格局，并出现了一些专收通俗文学的藏书家，如马廉、郑振铎、阿英等，私人收藏之外，不少公共图书馆如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也开始通俗文学的收藏，一时间，很多以前不受重视的通俗文学书籍身价大涨，成为藏书家争相购藏的珍品，这些收藏又反过来极大地促进了通俗文学的研究，形成通俗文学收藏与研究的良性互动关系。也正是为此，胡适的功劳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他本人也是有意这样培养这种风气的。比如1920年，他以50元的价格买了一套一百二十回的《水浒传》，后来有位朋友告诉他：这本书买亏了，因为这是书商在黑市上以两元钱买的。但胡适并没有因此而后悔，反而颇为豁达地说：“不然。只要有人知道我肯花五十元买一部古本《水浒》，《水浒》和其他小说的古本就会跑出来了。”这正是胡适作为一个学者型藏书家比一般藏书家的高明之处。

　　1948年12月，胡适极为匆促地离开了北京，临走时只带走了甲戌本《红楼梦》和一些有关《水经注》的手稿，连他十分看重的《中国哲学史》中卷手稿都未能来得及带走，其藏书及大量个人资料虽已装成102个箱子，但也同样未能带出。这些藏书和资料后来分存于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年春，胡适立下遗嘱，其中第二条专门交代了其留在内地的藏书、资料的处理办法：“我将我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不得已离开北平时所留下请该大学图书馆保管的一百零二箱内全部我的书籍和文件交付并遗赠给该大学。”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胡适的遗嘱并未得到执行，这些藏书资料到目前为止仍然分存三处，给相关研究带来很多不便。虽然有学者如陈平原先生呼吁要建立胡适文库（参见其《关于建立“胡适文库”的设想》一文）；虽然有媒体关注，比如《中华读书报》1998年12月2日曾刊登过题为《胡适藏书今何在》的文章，但并未有实际效果。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沧海桑田，物是人非，20世纪的大门缓缓闭上，人类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该是坦然、理性地对待历史问题和评价父祖辈人物的时候了，我们有很多工作可做，胡适藏书的妥善处置即为其中一个环节，毕竟这些藏书和资料是胡适数十年心血之所聚，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妥善处理、保存好这些藏书资料，并使其最大程度地得到开掘和研究，也是对这位历史人物在天之灵、对一段历史的一个公平的交代。

　　再说藏书印，这可是中国人发明并大力推广的玩意儿。我看，比欧洲人的藏书票强。咱们的藏书印五花八门，从极普通的名章，到书斋、书室、堂名印章，金石书画鉴藏印以至抒情言志印（著名的如郑板桥的“二十年前旧板桥”），甚至类似遗嘱的垂诫子孙印，无所不有。真草篆隶，各体皆精。诚乃天下之大观与奇观也。由此发展出进入版本鉴定行列，据印章以考订收藏源流，以至于印章真伪、印泥年代及优劣。藏书印的鉴别，已发展成版本研究的一大旁证。专门著作，如故交林申清同志的《明清藏书家藏书印》等，均为近年来应运而生之作，所惜囿于所见大藏书家范围，视野不甚广阔罢了。

　　时运推移，解放前藏书家追求的百宋千元善本，多数早已进入国家级图书馆。一般的玩儿家、捡漏儿的，已经把目光移向更广袤的领域。图书馆的采购人员遇到的新问题多半也属于此类。对书影和藏书印的推广性研究已经提上日程。豪杰之士必然应运而生，干这手儿的前提有三：一为有丰富的藏书；二为有内行的识别、拣选能力；三为有强大的摄影、复印设备及得心应手的使用人员。其后期工作起码有二：一为优秀的印刷能力；二为开通的营销网络。线装书局最近出版了由著名出版家董光和先生策划，中国国家图书馆分馆的分管副馆长孙学雷领导的普通古籍组主编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藏书印选编》，就是这样一部佳作。此书洋洋十大本，几乎囊括国家图书馆馆藏之精华。前有孙学雷馆长的专文《印章流变与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藏书印述略》一文，已将此书内涵与藏书印研究之流变叙述得原原本本，十分清楚。拙稿所云，不过是孙女史大作的唾馀而已。

　　总之，此书是书影与藏书印研究的紧密结合的佳作，是此类著作中的头一部，开山之作，出手不凡。印刷精美逼真，足见策划者之绵密用心，更是工厂印制者追求精良成绩的成果。特别应该提出的是，附有详密的“印章释文索引”和“书名索引”，使人一索即得。这本是国外出版书籍的常规，但在我国经常忽略。此书对这一点极为着力，值得称赏。

　　其实，就是不搞藏书，却专门研究印章的人，翻阅此书，也会感到，如此大规模的实用型印谱，可称独此一家。要是时常翻阅，还能使您变化气质，离俗变雅，由自己刻几方藏书印试试，进而迈入“狂胪文献耗中年”的高雅境界。

《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藏书印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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