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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藏书家陶湘

admin — Sat, 05 Nov 2011 13:07:19 +0000

　　天津藏书家虽不若江浙之盛，但也有足跻于全国藏书家之列的，如陶湘、金钺和周叔弢等人。金钺著籍天津，陶、周则为客居。三人均享高年，为跨越世纪人物。依齿序陶湘最先。
　　陶湘（1870～1939），字兰泉，号涉园。江苏武进人而居家天津多年。
　　清光绪十六年二十一岁时以大兴县学生员保送鸿胪寺序班，后又纳资加捐，累保至道员。历任京汉路北段养路处、机器处总办，行车副监督。1909 年任上海三新纱厂总办，并兼税关公款清理处及城壕放丈局两处会办。民国以后，投身于实业及金融业，先后任上海招商局董事兼天津分局经理、汉治萍煤矿
　　董事、天津中国银行经理、北京交通银行总行经理、天津裕元纱厂经理、山东鲁丰纱厂经理。1929 年曾应聘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专门委员，主持编订工作。晚年退职后由天津移居上海。
　　陶湘是近代目录学家、藏书家和刻书家。他虽然多年出仕经商，但仍孜孜于学术，尤深于版本目录之学，曾辑著目录书多种，如《钦定文渊阁四库全书目录》、《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目录》、《内府写本书目》、《钦定校正补刻通志堂经解目录》、《钦定石经目录》、《石经萃宝藏宋版五经目录》、《明代内府经厂本书目》、《清代殿版书目》、《武英殿聚珍版书目》、《清代殿版书始末记》、《明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明吴兴闵版书目》，而为故宫图书馆编订的《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三卷，用力尤勤，前后历时七年，收书达一千二百九十部，分十类排列。各书目均有功士林，嘉惠后学。
　　陶湘又酷好藏书，特别重视历代名家刻本，以其资财，广求精本善刻，其藏书处“涉园”历三十年经营，藏书达三十余万卷。所藏以明本及清初精刻本为主，有明闵刻本三十二种一百一十部，清殿版书百余种。生平尤喜收藏开化纸本，所以有“陶开化”之称。晚年境遇不佳，所藏逐渐流散。
　　陶湘不仅藏书，而且还选择所藏，斥资刊印流通。自清末以来，他先后刊行古籍约二百五十种左右，如《涉园续刻词录》、《儒学警悟》七集、《百川学海》、《喜咏轩丛书》、《百川书屋丛书》正续编及《营造法式》等。
　　他所印各书，校订精良，纸墨优选，行款装订，均称佳妙，为民国时期出版界所称誉。
　　陶湘于晚年曾回顾一生事迹，自编《涉园年略》，自叙至1939 年七十岁时止，而陶湘即卒于这一年。《涉园年略》以记著述及刻书等事为主，尤以记刻书事为详。凡序跋、凡例，无不录入，为研究版本目录及丛书源流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资料，也为天津地方文献增一源泉。
　　陶湘与金钺、周叔弢均见收于天津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所编《天津
　　近代人物录》，于三人均略述其藏书事迹，唯书后所附《人物分类索引》中，陶湘与金钺均被列为藏书家类，而周叔弢则入于工业家。叔老有知，或难欣然。
文/来新夏

中国的私人藏书家

admin — Sat, 05 Nov 2011 13:06:07 +0000

　　私人藏书与私学兴起有关。周的后期，以政府官员为师的官学被孔子等人私人讲学活动所打破，孔子弟子三千便是由私学培养出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当时称为士。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在分立争雄，各个政权为巩固和壮大自己，很需要有才识的“士”，这就推动了私人讲学活动。私学的兴盛使图书也开始由官方传入民间。一些“士”为了谋求利禄，便针对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根据自己的学识，提出种种对策来取悦国君，因而需用大量图书来丰富和充实自己的论点。如苏秦曾到各国去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来说服各国国君，希望能挤进各国的统治集团；但他没有达到目的，回家遭受到冷遇，于是“陈箧数十”，发愤读书。这说明苏秦有私藏图书数十箱。当时还有一位著名的名学家惠施有简书五车，这就是后世“学富五车”故事的来源。《韩非子·喻老》篇中讲到有个名叫徐冯的人曾对人说过：“智者不藏书”的话，可见藏书已非个别现象。“藏书”这个语词可能最早见于此。
　　私人藏书对保存图书有过重要作用，秦火焚书，官藏大多被毁，但私人藏书却颇有保存：所以司马迁论及汉初图书复川的原因是“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但秦有“挟书令”，凡私藏图书是有罪的，直至汉初，人们犹心有余悸，不敢响应献书号召，直至惠帝四年正式废除“挟书之令”，私人藏书才渐渐出现。有些著名学者如刘向、班斿、扬雄都有私藏。王莽篡权后，一部分不肯合作的人便带着私人藏书到山林中去隐居。
　　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号召献书，原先逃隐的人都纷纷到京师献出私藏。
　　东汉的私人藏书家也比以前增多，著名的有杜林、班固、蔡邕和华佗等。其中以蔡邕最为著名，他是中国第一个藏书近万卷的私人藏书家。《三国志·王粲传》中记载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蔡邕请客，王粲求见，蔡邕因为王粲是位才华横溢的后起之秀，所以匆忙去迎接，以致把鞋子都穿倒了，给后世留下了“倒屐相迎”的成语故事。客人们非常诧异，蔡邕特别介绍了王粲是异才，自己还不如他；并表示要把全部藏书文稿都赠与王粲。蔡邕有权赠书充分证明这是私藏。
　　三国虽然处于分立战乱时代，但对收藏图书还很重视。一些学者对自己的藏书已由单纯收藏进入整理，提高藏书的设备和质量。曹魏有一个名叫曹曾的人为了收藏自己的图书，就修了一个石窟，称为“曹氏书仓”。他既然能自建书库，心然有一定数量的私藏。著名玄学家王弼是当时藏书万卷的大藏书家。蜀丞相长史向朗不仅藏书量居蜀藏书家之首，而且还亲自对所藏书“刊定谬误”，开后世藏书家校勘图书的先河。
　　两晋私人藏书比较盛行，著名学者张华藏书甚富，据说他搬家时就“载书三十乘”。有些学者还开放自己的藏书，如范蔚经三世搜求，藏书有七千多卷，他允许别人来阅读自己的藏书，远近来读书的人经常有百余人。范蔚还为一些贫寒之士经办衣食。东晋的殷允、郗俭之等也都被称为“多书之家”。
　　南北朝时期的私人藏书由于纸写书的流行而加大了藏书量，南朝的著名学者陆澄、任昉、沈约等都藏书三万卷左右，所藏还多为世人罕见的书。这些藏书家不封闭自己的藏书面允许他人借阅。如南齐的崔慰祖聚书万卷，邻里少年到他家看书，他都亲自检取出借，满足要求，作好服务工作。北朝的辛术、李谧等人也都藏书较多，但因得书困难，藏量逊于南朝。
　　隋的私人藏书以学者许善心、柳■（音辨）二人为著名。他们都藏书近万卷，并参用自己的藏书进行目录编纂工作。
　　唐代由于经济繁荣，图书制作手段改进，私人藏书一时称盛。著名学者文人藏书万卷以上的有十五六人之多，如唐玄宗时的史学家吴兢家藏一万三千四百余卷，并自编了《吴氏西斋书目》一卷。另一个藏书家杜暹因为吝啬不愿借书而留下话柄。杜暹在所藏各书上都题三句话：“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第一句话是说我用很微薄的收入买来的图书都亲自校正过了；第二句话说我希望自己的子孙读了这些藏书都能知道圣人的道理；第三句话警告子孙：卖书和把书出借都是不孝的行为。杜暹聚集私藏的艰辛是值得同情，为使子孙知书明礼也是可以理解的，不允许卖书更是应该的；但借书给人也算不孝，未免过甚而显得自私。唐后期的柳仲郢私藏颇有特色。他藏书万卷，每书必写三本：一本最佳留作库藏，一本较次是经常翻读的书，一本比较一般，供年轻子弟们学习。这三类书分架安放，不相混杂。唐朝的最大藏书家是自玄宗以来历仕三朝的李泌，李泌私藏三万余卷，分别用红绿白等颜色的牙质书签来区别所藏经史子集等书。因为李泌曾被封为邺县侯，所以后世多把藏书称为“邺架”。李泌精心收藏爱护图书，当时在社会上得到很多人的赞赏。著名文学家韩愈还在《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一诗中专门颂扬李泌的藏书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意思是说邺侯李泌家藏三万卷书，每卷都有牙签，藏书完好如新，像没有人摸过一样，可以想见李泌藏书的繁富和精美。五代时也有一些藏书家，但不如唐代藏书家藏量之多，最多的不过几千卷。
　　宋代私人藏书较多，藏书家分布地区遍及边远和中原；藏书量少则数千卷，多则几万卷，而且数代聚书，绵延百数十年而不衰；藏书家有不少著名学者，对图书进行了保护校订整理工作，如北宋的著名藏书家宋敏求，藏书三万卷，他的全部藏书都经过校订三五遍，成为质量较高的藏书。南宋的晁公武，藏书二万四千多卷，都经过他的校订，并撰写《郡斋读书志》的私藏目录；还有陈振孙也尽一生精力研究自己的藏书，撰成《直斋书录解题》。
　　所有这些证明宋代的私藏活动己从单纯地典藏向学术研究领域大大地迈进一步。
　　元朝的私人藏书家多为汉人，如著名画家赵孟頫就家富藏书。原为宋秘书省小吏的上海人庄肃，宋亡后隐居上海，亲自抄书聚书至八万余卷。河南辉县的张思明私藏图书三万七千余卷。一些重臣武将如耶律楚材和张柔等人都藏书近万卷。
　　明代的私人藏书很盛，特别是江浙闽广一带有若干著名的藏书家。如宋濂“聚书万卷”；杨循吉藏书十万余卷；王世贞藏书三万卷，其中宋版书逾三千卷；徐■藏书五万三千余卷。尤其是范钦的“天一阁”和祁承■的淡生堂更具特色的影响。范钦（1506～1585），浙江宁波人，明嘉靖十一年进士，累官至兵部右侍郎。嘉靖四十年（1561）在宁波月湖之西创建天一阁藏书楼，所藏达七万多卷，是浙东藏书最多的一家。所藏多为明人著述和明代新刊古籍，其中明方志二百七十一种，有百分之六十五是海内孤本；有登科录、会试录和乡试录三百八十九种，都是仅见之本。这些藏书是研究明代政治、经济、人物和科技等方面问题的珍贵资料。其藏书楼天一阁不仅楼式结构和周围环境安排合理，而且对防火、防蠢、防潮等保护措施也很重视，是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图书馆。祁承■（1563～1628）是明代后期的藏书家，浙江绍兴人，万历时进士，累官至江西右参政。早年藏书逾万卷，不幸遭火灾，焚毁殆尽，后又以非凡的毅力，重新收集，终于聚书十万余卷。他在丰富的藏书建设基础上，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藏书建设理论——《淡生堂藏书约》，成为古代藏书建设的重要文献。
　　清代私人藏书空前兴盛，据统计，清代著名藏书家有四百九十七人，几占历代总和的一半。如清初的钱曾、朱彝尊、黄宗羲，康乾时的阮元、黄丕烈、卢文绍以及清代后期的四大藏书家——杨氏海源阁、瞿氏铁琴铜剑楼、丁氏八千卷楼和陆氏丽宋楼等，都是在质和量上臻于上乘的藏书家。他们都是有成就的学者，为了完善自己的藏书，相应地发展了版本、校勘和目录等方面的专学，留下了颇具影响的专著，对图书典藏、保护和传播文化方面都做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

文/来新夏

扫叶山房

admin — Mon, 25 Apr 2011 00:30:02 +0000

　　扫叶山房是龚半千的斋名，我在南京，曾到清凉山看过其遗址。但这里说的是一家书店。这家书店专出石印线装书，白连史纸，字颇小，但行间加栏，所以看起来不很吃力。所印书大都几册作一部，外加一个蓝布函套。挑选的都是内容比较严肃，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古籍，这对于置不起善本的想做点学问的读书人是方便的。我不知道这家书店的老板是何许人，但是觉得是个有心人，他也想牟利，但也想做一点于人有益的事。这家书店在什么地方，我不记得了，印象中好像在上海四马路。扫叶山房出的书不少，嘉惠士林，功不可泯。我希望有人调查一下扫叶山房的始末，写一篇报告，这在中国出版史上将是有意思的一笔，虽然是小小的一笔。
　　我买过一些扫叶山房的书，都已失去。前几年架上有一函《景德镇匋录》，现在也不知去向了。

汪曾祺

风雨天一阁

admin — Tue, 09 Nov 2010 17:07:56 +0000

　　一
　　不知怎么回事，天一阁对于我，一直有一种奇怪的阻隔。照理，我是读书人，它是藏书楼，我是宁波人，它在宁波城，早该频频往访的了，然而却一直不得其门而入。1976 年春到宁波养病，住在我早年的老师盛钟健先生家，盛先生一直有心设法把我弄到天一阁里去看一段时间书，但按当时的情景，手续颇烦人，我也没有读书的心绪，只得作罢。后来情况好了，宁波市文化艺术界的朋友们总要定期邀我去讲点课，但我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始终没有去过天一阁。
　　是啊，现在大批到宁波作几日游的普通上海市民回来后都在大谈天一阁，而我这个经常钻研天一阁藏本重印书籍，对天一阁的变迁历史相当熟悉的人却从未进过阁，实在说不过去。直到1990 年8 月我再一次到宁波讲课，终于在讲完的那一天支支吾吾地向主人提出了这个要求。主人是文化局副局长斐明海先生，天一阁正属他管辖，在对我的这个可怕的缺漏大吃一惊之余立即决定，明天由他亲自陪同，进天一阁。
　　但是，就在这天晚上，台风袭来，暴雨如注，整个城市都在柔弱地颤抖。
　　第二天上午如约来到天一阁时，只见大门内的前后天井、整个院子全是一片汪洋。打落的树叶在水面上翻卷，重重砖墙间透出湿冷冷的阴气。
　　看门的老人没想到文化局长会在这样的天气陪着客人前来，慌忙从清洁工人那里借来半高统雨鞋要我们穿上，还递来两把雨伞。但是，院子里积水太深，才下脚，鞋统已经进水，唯一办法是干脆脱掉鞋子，挽起裤管趟水进去。本来浑身早已被风雨搅得冷飕飕的了，赤脚进水立即通体一阵寒襟。就这样，我和斐明海先生相扶相持，高一脚低一脚地向藏书楼走去。天一阁，我要靠近前去怎么这样难呢？明明已经到了跟前，还把风雨大水作为最后一道屏障来阻拦。我知道，历史上的学者要进天一阁看书是难乎其难的事，或许，我今天进天一阁也要在天帝的主持下举行一个狞厉的仪式？
　　天一阁之所以叫天一阁，是创办人取《易经》中“天一生水”之义，想借水防火，来免去历来藏书者最大的忧患火灾。今天初次相见，上天分明将“天一生水” 的奥义活生生地演绎给了我看，同时又逼迫我以最虔诚的形貌投入这个仪式，剥除斯文，剥除参观式的悠闲，甚至不让穿着鞋子踏入圣殿，背躬曲膝、哆哆嗦嗦地来到跟前。今天这里再也没有其他参观者，这一切岂不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安排？
　　二
　　不错，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
　　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的人种之一，让人惊叹地创造了独特而美丽的象形文字，创造了简帛，然后又顺理成章地创造了纸和印刷术。这一切，本该迅速地催发出一个书籍的海洋，把壮阔的华夏文明播扬翻腾。但是，野蛮的战火几乎不间断地在焚烧着脆薄的纸页，无边的愚昧更是在时时吞食着易碎的智慧。一个为写书、印书创造好了一切条件的民族竟不能堂而皇之地拥有和保存很多书，书籍在这块土地上始终是一种珍罕而又陌生的怪物，于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天地长期处于散乱状态和自发状态，它常常不知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自己究竟是谁，要干什么。
　　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很有一些文人学士终年辛劳地以抄书、藏书为业，但清苦的读书人到底能藏多少书，而这些书又何以保证历几代而不流散呢？”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功名资财、良田巍楼尚且如此，更遑论区区几箱书？宫廷当然有不少书，但在清代之前，大多构不成整体文化意义上的藏书规格，又每每毁于改朝换代之际，是不能够去指望的。鉴于这种种情况，历史只能把藏书的事业托付给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物了。这种人必得长期为官，有足够的资财可以搜集书籍；这种人为官又最好各地迁移，使他们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处的版本；这种人必须有极高的文化素养，对各种书籍的价值有迅捷的敏感；这种人必须有清晰的管理头脑，从建藏书楼到设计书橱都有精明的考虑，从借阅规则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这种人还必须有超越时间的深入谋划，对如何使自己的后代把藏书保存下去有预先的构想。当这些苛刻的条件全都集于一身时，他才有可能成为古代中国的一名藏书家。
　　这样的藏书家委实也是出过一些的，但没过几代，他们的事业都相继萎谢。他们的名字可以写出长长一串，但他们的藏书却早已流散得一本不剩了。
　　那么，这些名字也就组合成了一种没有成果的努力，一种似乎实现过而最终还是未能实现的悲剧性愿望。
　　能不能再出一个人呢，哪怕仅仅是一个，他可以把上述种种苛刻的条件提升得更加苛刻，他可以把管理、保存、继承诸项关节琢磨到极端，让偌大的中国留下一座藏书楼，一座，只是一座！上天，可怜可怜中国和中国文化吧。
　　这个人终于有了，他便是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
　　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阮元说：“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唯此岿然独存。”
　　这就是说，自明至清数百年广阔的中国文化界所留下的一部分书籍文明，终于找到了一所可以稍加归拢的房子。
　　明以前的漫长历史，不去说它了，明以后没有被归拢的书籍，也不去说它了，我们只向这座房子叩头致谢吧，感谢它为我们民族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栖脚处。
　　三
　　范钦是明代嘉靖年间人，自二十七岁考中进士后开始在全国各地做官，到的地方很多，北至陕西、河南，南至两广、云南，东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宦迹。最后做到兵部右侍郎，官职不算小了，这就为他的藏书提供了充裕的财力基础和搜罗空间。在文化资料十分散乱，又没有在这方面建立起像样的文化市场的当时，官职本身也是搜集书籍的重要依凭。他每到一地做官，总是非常留意搜集当地的公私刻本，特别是搜集其他藏书家不甚重视，或无力获得的各种地方志、政书、实录以及历科试士录，明代各地仕人刻印的诗文集，本是很容易成为过眼烟云的东西，他也搜得不少。这一切，光有搜集的热心和资财就不够了。乍一看，他是在公务之暇把玩书籍，而事实上他已经把人生的第一要务看成是搜集图书，做官倒成了业余，或者说，成了他搜集图书的必要手段。他内心隐潜着的轻重判断是这样，历史的宏观裁断也是这样。好像历史要当时的中国出一个藏书家，于是把他放在一个颠簸九州的官位上来成全他。
　　一天公务，也许是审理了一宗大案，也许是弹劾了一名贪官，也许是调停了几处官场恩怨，也许是理顺了几项财政关系，衙堂威仪，朝野声誉，不一而足。然而他知道，这一切的重量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傍晚时分差役递上的那个薄薄的蓝布包袱，那里边几册按他的意思搜集来的旧书，又要汇入行箧。
　　他那小心翼翼翻动书页的声音，比开道的鸣锣和吆喝都要响亮。
　　范钦的选择，碰撞到了我近年来特别关心的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没有这种东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他曾毫不客气地顶撞过当时在朝廷权势极盛的皇亲郭勋，因而遭到廷杖之罚，并下过监狱。后来在仕途上仍然耿直不阿，公然冒犯权奸严氏家族，严世藩想加害于他，而其父严嵩却说：“范钦是连郭勋都敢顶撞的人，你参了他的官，反而会让他更出名。”结果严氏家族竟奈何范钦不得。我们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一个成功的藏书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个强健的人。
　　这一点我们不妨把范钦和他身边的其他藏书家做个比较。与范钦很要好的书法大师丰坊也是一个藏书家，他的字毫无疑问要比范钦写得好，一代书家董其昌曾非常钦佩地把他与文征明并列，说他们两人是“墨池董狐”，可见在整个中国古代书法史上，他也是一个耀眼的星座。他在其他不少方面的学问也超过范钦，例如他的专著《五经世学》，就未必是范钦写得出来的。
　　但是，作为一个地道的学者艺术家，他太激动，太天真，太脱世，太不考虑前后左右，太随心所欲。起先他也曾狠下一条心变卖掉家里的千亩良田来换取书法名帖和其他书籍，在范钦的天一阁还未建立的时候他已构成了相当的藏书规模，但他实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口口声声尊他为师的门生们也可能是巧取豪夺之辈，更不懂得藏书楼防火的技术，结果他的全部藏书到他晚年已有十分之六被人拿走，又有一大部分毁于火灾，最后只得把剩余的书籍转售给范钦。范钦既没有丰坊的艺术才华，也没有丰坊的人格缺陷，因此，他以一种冷峻的理性提炼了丰坊也会有的文化良知，使之变成一种清醒的社会行为。相比之下，他的社会人格比较强健，只有这种人才能把文化事业管理起来。太纯粹的艺术家或学者在社会人格上大多缺少旋转力，是办不好这种事情的。
　　另一位可以与范钦构成对比的藏书家正是他的侄子范大澈。范大澈从小受叔父的影响，不少方面很像范钦，例如他为官很有能力，多次出使国外，而内心又对书籍有一种强烈的癖好；他学问不错，对书籍也有文化价值上的裁断力，因此曾被他搜集到一些重要珍本。他藏书，既有叔父的正面感染，也有叔父的反面刺激。据说有一次他向范钦借书而范钦不甚爽快，便立志自建藏书楼来悄悄与叔父争胜，历数年努力而楼成，他就经常邀请叔父前去作客，还故意把一些珍贵秘本放在案上任叔父随意取阅。遇到这种情况，范钦总是淡淡地一笑而已。在这里，叔侄两位藏书家的差别就看出来了。侄子虽然把事情也搞得很有样子，但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意气性的动力，这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终极性目标是很有限的，只要把楼建成，再搜集到叔父所没有的版本，他就会欣然自慰，结果，这位作为后辈新建的藏书楼只延续几代就合乎逻辑地流散了，而天一阁却以一种怪异的力度屹立着。
　　实际上，这也就是范钦身上所支撑着的一种超越意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在很大时间内的表现常常让人感到过于冷漠、严峻，甚至不近人情，但天一阁就是靠着它延续至今的。
　　四
　　藏书家遇到的真正麻烦大多是在身后，因此，范钦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力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家族遗传。不妨说，天一阁真正堪称悲壮的历史，开始于范钦死后。我不知道保住这座楼的使命对范氏家族来说算是一种荣幸，还是一场绵延数百年的苦役。
　　活到八十高龄的范钦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他把大儿子和二媳妇（二儿子已亡故）叫到跟前，安排遗产继承事项。老人在弥留之际还给后代出了一个难题，他把遗产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一楼藏书，让两房挑选。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遗产分割法。万两白银立即可以享用，而一楼藏书则除了沉重的负担没有任何享用的可能，因为范钦本身一辈子的举止早已告示后代，藏书绝对不能有一本变卖，而要保存好这些藏书每年又要支付一大笔费用。为什么他不把保存藏书的责任和万两白银都一分为二让两房一起来领受呢？为什么他要把权利和义务分割得如此彻底要后代选择呢？
　　我坚信这种遗产分割法老人已经反复考虑了几十年。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给自己出的难题，要么只能让这一切都随自己的生命烟消云散！他故意让遗嘱变得不近情理，让立志继承藏书的一房完全无利可图。因为他知道这时候只要有一丝掺假，再隔几代，假的成分会成倍地扩大，他也会重蹈其他藏书家的覆辙。他没有丝毫意思想讥刺或鄙薄要继承万两白银的那一房，诚实地承认自己没有承接这项历史性苦役的信心，总比在老人病塌前不太诚实的信誓旦旦好得多。但是，毫无疑问，范钦更希望在告别人世的最后一刻听到自己企盼了几十年的声音。他对死神并不恐惧，此刻却不无恐惧地直视着后辈的眼睛。
　　大儿子范大冲立即开口，他愿意继承藏书楼，并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田租充当藏书楼的保养费用。
　　就这样，一场没完没了的接力赛开始了。多少年后，范大冲也会有遗嘱，范大冲的儿子又会有遗嘱……，后一代的遗嘱比前一代还要严格。藏书的原始动机越来越远，而家族的繁衍却越来越大，怎么能使后代众多支脉的范氏世谱中每一家每一房都严格地格守先祖范钦的规范呢？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一再品味的艰难课题。在当时，一切有历史跨度的文化事业只能交付给家族传代系列，但家族传代本身却是一种不断分裂、异化、自立的生命过程。
　　让后代的后代接受一个需要终生投入的强硬指令，是十分违背生命的自在状态的；让几百年之后的后裔不经自身体验就来沿袭几百年前某位祖先的生命冲动，也难免有许多憋气的地方。不难想象，天一阁藏书楼对于许多范氏后代来说几乎成了一个宗教式的朝拜对象，只知要诚惶诚恐地维护和保存，却不知是为什么。按照今天的思维习惯，人们会在高度评价范氏家族的丰功伟绩之余随之揣想他们代代相传的文化自觉，其实我可肯定此间埋藏着许多难以言状的心理悲剧和家族纷争，这个在藏书楼下生活了几百年的家族非常值得同情。
　　后代子孙免不了会产生一种好奇，楼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到底有哪些书，能不能借来看看？亲戚朋友更会频频相问，作为你们家族世代供奉的这个秘府，能不能让我们看上一眼呢？
　　范钦和他的继承者们早就预料到这种可能，而且预料藏书楼就会因这种点滴可能而崩坍，因而已经预防在先。他们给家族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处罚规则，处罚内容是当时视为最大屈辱的不予参加祭祖大典，因为这种处罚意味着在家族血统关系上亮出了“黄牌”，比杖责鞭笞之类还要严重。处罚规则标明：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
　　在此，必须讲到那个我每次想起都很难过的事件了。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卿的内侄女钱绣芸是一个酷爱诗书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阁读点书，竟要知府做媒嫁给了范家。现代社会学家也许会责问钱姑娘你究竟是嫁给书还是嫁给人，但在我看来，她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时代既不看重钱也不看重势，只想借着婚配来多看一点书，总还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当自己成了范家媳妇之后还是不能登楼，一种说法是族规禁止妇女登楼，另一种说法是她所嫁的那一房范家后裔在当时已属于旁支。反正钱绣芸没有看到天一阁的任何一本书，郁郁而终。
　　今天，当我抬起头来仰望天一阁这楼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钱绣芸那忧郁的目光。我几乎觉得这里可出一个文学作品了，不是写一般的婚姻悲剧，而是写在那很少有人文主义气息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姑娘的生命如何强韧而又脆弱地与自己的文化渴求周旋。
　　从范氏家族的立场来看，不准登楼，不准看书，委实也出于无奈。只要开放一条小缝，终会裂成大隙。但是，永远地不准登楼，不准看书，这座藏书楼存在于世的意义又何在呢？这个问题，每每使范氏家族陷入困惑。
　　范氏家族规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开阁门必得各房一致同意。
　　阁门的钥匙和书橱的钥匙由各房分别掌管，组成一环也不可缺少的连环，如果有一房不到是无法接触到任何藏书的。既然每房都能有效地行使否决权，久而久之，每房也都产生了终极性的思考：被我们层层叠叠堵住了门的天一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就在这时，传来消息，大学者黄宗羲先生要想登楼看书！这对范家各房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撼。黄宗羲是“吾乡”余姚人，与范氏家族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照理是严禁登楼的，但无论如何他是靠自己的人品、气节、学问而受到全国思想学术界深深钦佩的巨人，范氏各房也早有所闻。尽管当时的信息传播手段非常落后，但由于黄宗羲的行为举止实在是奇崛响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间造成非凡的轰动效应。他的父亲本是明末东林党重要人物，被魏忠贤宦官集团所杀，后来宦官集团受审，十九岁的黄宗羲在廷质时竟义愤填膺地锥刺和痛殴漏网余党，后又追杀凶手，警告阮大铖，一时大快人心。清后南下时他与两个弟弟在家乡组织数百人的子弟兵“世忠营”英勇抗清，抗清失败后便潜心学术，边著述边讲学，把民族道义、人格道德溶化在学问中启世迪人，成为中国古代学术天域中第一流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在治学过程中已经到绍兴钮氏“世学楼”和祁氏“淡生堂”去读过书，现在终于想来叩天一阁之门了。他深知范氏家族的森严规矩，但他还是来了，时间是康熙十二年，即出乎意外，范氏家族的各房竟一致同意黄宗羲先生登楼，而且允许他细细地阅读楼上的全部藏书。这件事，我一直看成是范氏家族文化品格的一个验证。他们是藏书家，本身在思想学术界和社会政治领域都没有太高的地位，但他们毕竟为一个人而不是为其他人，交出了他们珍藏严守着的全部钥匙。
　　这里有选择，有裁断，有一个庞大的藏书世家的人格闪耀。黄宗羲先生长衣布鞋，悄然登楼了。铜锁在一具具打开，1673 年成为天一阁历史上特别有光彩的一年。
　　黄宗羲在天一阁翻阅了全部藏书，把其中流通未广者编为书目，并另撰《天一阁藏书记》留世。由此，这座藏书楼便与一位大学者的人格连结起来了。
　　从此以后，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执行还是十分苛严，在此后近二百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十余名，他们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国文化史的。
　　这样一来，天一阁终于显现了本身的存在意义，尽管显现的机会是那样小。封建家族的血缘继承关系和社会学术界的整体需求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藏书世家面临着无可调和的两难境地：要么深藏密裹使之留存，要么发挥社会价值而任之耗散。看来像天一阁那样经过最严格的选择做极有限的开放是一个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但是，如此严格地在全国学术界进行选择，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家族的职能范畴了。
　　直到乾隆决定编纂《四库全书》，这个矛盾的解决才出现了一些新的走向。乾隆谕旨各省采访遗书，要备藏书家，特别是江南的藏书家积极献书。
　　天一阁进呈珍贵古籍六百余种，其中有九十六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有三百七十余种列入存目。乾隆非常感谢天一阁的贡献，多次褒扬奖赐，并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书楼都仿照天一阁格局营建。
　　天一阁因此而大出其名，尽管上献的书籍大多数没有发还。但在国家级的“百科全书”中，在钦定的藏书楼中，都有了它的生命。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称乾隆下今天一阁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藏书的意义最终还是要让它广泛流播，“藏”本身不应成为终目的。连堂堂皇家编书都不得不大幅度地动用天一阁的珍藏，家族性的收藏变成了一种行政性的播扬，这证明天一阁获得了大成功，范钦获得了大成功。
　　五
　　天一阁终于走到了中国近代。什么事情一到中国近代总会变得怪异起来，这座古老的藏书楼开始了自己新的历险。
　　先是太平军进攻宁波时当地小偷趁乱拆墙偷书，然后当废纸论斤卖给造纸作坊。曾有一人出高价从作坊买去一批，却又遭大火焚毁。
　　这就成了天一阁此后命运的先兆，它现在遇到的问题已不是让不让某位学者上楼的问题了，竟然是窃贼和偷儿成了它最大的对手。
　　1914 年，一个叫薛继渭的偷儿奇迹般地潜入书楼，白天无声无息，晚上动手偷书，每日只以所带枣子充饥，东墙外的河上，有小船接运所偷书籍。
　　这一次几乎把天一阁的一半珍贵书籍给偷走了，它们渐渐出现在上海的书铺里。
　　薛继渭的这次偷窃与太平天国时的那些小偷不同，不仅数量巨大，操作系统，而且最终与上海的书铺挂上了钩，显然是受到书商的指使。近代都市的书商用这种办法来侵吞一个古老的藏书楼，我总觉得其中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把保护藏书楼的种种措施都想到了家的范钦，确实没有在防盗的问题上多动脑筋，因为这对在当时这样一个家族的院落来说构不成一种重大威胁。但是，这正像范钦想象不到会有一个近代降临，想象不到近代市场上那些商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会采取什么手段。一架架的书橱空了，钱绣芸小姐哀怨地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偷儿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
　　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听说天一阁遭此浩劫，并得知有些书商正准备把天一阁藏本卖给外国人，便立即拨巨资抢救，保存于东方图书馆的“涵芬搂” 里。菡芬楼因有天一阁藏书的润泽而享誉文化界，当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里汲取过营养。但是，众所周知，它最终竟又全部焚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炸弹之下。
　　这当然更不是数百年前的范钦先生所能预料的了。他“天一生水”的防火秘咒也终于失效。
　　六
　　然而毫无疑问，范钦和他后代的文化良知在现代并没有完全失去光亮。
　　除了张元济先生外，还有大量的热心人努力保护好天一阁这座“危楼”，使它不要全然成为废墟。这在现代无疑已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工程，靠着一家一族的力量已无济于事。幸好，本世纪30 年代、50 年代、60 年代直至80 年代，天一阁一次次被大规模地修缮和充实着，现在已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人们游览宁波时大多要去访谒的一个处所。天一阁的藏书还有待于整理，但在文化信息密集，文化沟通便捷的现代，它的主要意义已不是以书籍的实际内容给社会以知识，而是作为一种古典文化事业的象征存在着，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
　　我们这些人，在生命本质上无疑属于现代文化的创造者，但从遗传因子上考察又无可逃遁地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孑遗，因此或多或少也是天一阁传代系统的繁衍者，尽管在范氏家族看来只属于“他姓”，登天一阁楼梯时我的脚步非常缓慢，我不断地问自己：你来了吗？你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
　　很少有其他参观处所能使我像在这里一样心情既沉重又宁静。阁中一位老年的版本学家颤巍巍地捧出两个书函，让我翻阅明刻本，我翻了一部登科录，一部上海志，深深感到，如果没有这样的孤本，中国历史的许多重要侧面将沓无可寻。由此想到，保存这些历史的天一阁本身的历史，是否也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呢？裴明海先生递给我一本徐季子、郑学溥、袁元龙先生写的《宁波史话》的小册子，内中有一篇介绍了天一阁的变迁，写得扎实而清晰，使我知道了不少我原先不知道的史实。但在我看来，天一阁的历史是足以写一部宏伟的长篇史诗的。我们的文学艺术家什么时候能把他们的目光投向这种苍老的屋宇和庭园呢？什么时候能把范氏家族和其他许多家族数百年来的灵魂史袒示给现代世界呢？
文/余秋雨

藏书泪

admin — Sat, 23 Oct 2010 23:54:51 +0000

　　俄国文豪高尔基曾谓：“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但古往今来，茫茫人海中，插架满林，甚至坐拥书城者，固然是少数。等而下之者，虽室有藏书，却不研读，纯粹当摆设，充斯文，阶梯意义尽失。
　　明中叶关西文人胡侍指出：“关中非无积书之家，往往束置庋阁以饱蠹鱼，既不触目，又不假人，至有界之灶下以代薪蒸者。余每自恨不及蠹鱼也！”（《墅谈》）痛心疾首，令人扼腕。而有的学者之藏书诗，读来更使人感慨不已。“读书藏书，守之弗失。三千部居，不许借出。”这是嘉庆丙辰元年（1796）钤于崇祯版《音学五书》封里之朱色印文，不失为小诗。虽说“不许借出”，未免自私太甚。但藏书者对书之宝爱，不难想见。不过，曾几何时，这位“入学室”主人的三千部藏书，早已风流云散。晚明绍兴祁承氏澹生堂藏书之富，声名远播。祁氏特镌藏书铭一印，其文曰：“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其心可悯。但也是枉然。后人有得祁氏藏书者，有感于此，乃做诗谓：“阿翁铭识墨犹新，大担任觔换直银。说与痴儿休笑倒，难寻几世好书人。”（清·徐乃秋：《风月谈余录》卷一）真是伤心悟道之言。
　　嘉靖时苏州文士杨循吉所作“题书橱上”诗，回顾购书之艰难，藏书之辛劳，视书为命，奈何家人不知爱惜，真是一把藏书泪，满纸辛酸言。诗曰：“吾家本市人，南濠居百年。自我始为士，家无一简编。辛勤一十载，购求心颇专。小者虽未备，大者亦略全。经史及子集，无非前古传。一一红纸装，辛苦手自穿，当怒读则喜，当病读则痊。恃此用为命，纵横堆满前。当时作书者，非圣必大贤。岂但开卷看，抚弄亦欣然。奈何家人愚，心惟财货先。
　　坠地不肯拾，坏烂无与怜。尽吾一生巳，死不留一篇。朋友有读者，悉当相奉捐。胜过不肖子，持去将鬻钱！”（清·钱谦益：《列朝诗集》丙六）令人不忍卒读。不过，杨老先生愿意将全部书籍白送给愿读书的朋友，从而发挥书的应有作用，难能可贵，堪称是大彻大悟。试想，书无读者，进步价梯云云，又何从体现？前辈史学大师梁启超、顾颉刚、谢国桢等，临终前漫揾藏书泪，将书献国家，俾读者，翻检在明窗下。从而走出古代藏书家的悲剧氛围。这是应当受到今世、后世缅怀并效法的。
　　文/王春瑜 1994年7月13日于八角村

四枚藏书印

admin — Wed, 22 Sep 2010 00:57:22 +0000

　　我怎样看待书？数十年来不无变化，这在我先后镌刻的四枚藏书印中是有所表现的。
　　一、开卷有益。这四个字来得偶然，那是在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过年打扫屋子，不知怎么找出一轴“牛角挂书”图来，上面有隶书写的“开卷有益”四字。先父当时对我讲了一番读书总有好处的道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第二年开始学刻印时，就用这四个字刻了一枚藏书印。从那以后的七八年间，开卷有益差不多成了一种指导思想，因而读了不少课外书；内容虽然驳杂，但较多的还是文史两类。
　　到了高中二年级，有件事情使我对“开卷有益”产生了一些想法，不那么迷信了。一天，先母请人运回来一大箱线装书。我问她这书是哪里来的。
　　她说是从某世叔家里买来的。本来，某世叔在先母看来是个了不起的人，他不仅熟读四书五经，而且精读《二十四史》，大量古代诗文更是出口如流。
　　然而他终因染上烟癖，乃至潦倒而死；遗下妻子儿女无以为生，只得变卖藏书。我家所得的是最后一箱，买下来还带有救济性质。由此我想，若说“开卷有益”，则某世叔理当得益无数；何以他既不能兼济天下，亦不能独善其身，以至于落到如此下场？由此可见“开卷有益”还有个读什么和怎样读的问题。但究竟读什么和怎样读，在一个时期中我并不明确，只能仍按照惯性，读有点兴趣的书。
　　二、书到用时方恨少。那是在大学二年级，我忽然在报上看到高班同学写的一篇长文。读完之后，发现其中所说的事实与道理并没有超出我的知识范围，也就是说他写的我都知道。那么为什么他能写出文章在报上登出来，而我却做不到呢？仔细一想，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他学了知识是拿来使用的，而我学了知识却是未加使用。由此我便认为学与用一定要结合，学以致用是最好的读书方法。因为知识的使用，不仅能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乃至触类旁通；而且使用之后有可能获取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产生“成果感”，从而对学习有更深的感情与动力。古人讲“学然后知不足”，这固然有理，但还仅仅是感慨而已；不若“用然后知不足”更有迫切感与实践性，能促使人非赶紧学到更多的知识不可。因此我便刻了“书到用时方恨少”这一方新的藏书印，并在以后的治学经验传授中反复强调了“知识能用才是力量”以及“学为基础，想为主导，落实到用”等结论。我以这些思想指导自己看书学习，有三十多年之久。
　　三、纸上得来终觉浅。从1984 年起，我由于在民主党派兼职，就常常有“议政”的机会。这事本来我并未感觉为难，每次发言也往往颇有现场效果，幸而“不辱使命”，但时日一久，我反思自己的“议政”言论，深感实际上在现实中大都是行不通的。由此我便想到要把忧国忧民的动机变为利国利民的效果，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里关键是对历史、国情和社会上各个领域的实际情况要有深刻的了解，真正读懂社会生活这本大书，所提的意见和建议才真有实践意义。不深入社会实际，而仅凭书本知识与书面材料来出主意、想办法，是并不能行之有效的。由此我便想到陆游的一首诗：“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真是含有至理。于是就把“纸上得来终觉浅”一句，刻成一方藏书印。
　　读书数十年而到了“纸上得来终觉浅”的阶段，这并不意味着以前信奉的“开卷有益”与“书到用时方恨少”都是错的。应该说它们仍然有道理，有效用；但一个人若想真正做出一点利国利民的奉献，还必须努力寻求书本知识与客观实际的结合。真知本自实践出，还须行之于新的实践，得到新的检验。
　　四、以有涯随无涯。我在读小学时，某老师在我的纪念册上题了“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两句话。他说：“我们的生命有限，而知识无限，所以要抓紧时间好好读书。”后读《庄子·养生主》，见到那原话竟是：“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
　　照庄子看来，求知是危险的；有了一点知识便以为全知，就更加危险。这个说法也是一种道理。但我想，一个人若对一切都无所知，那就难于生存，更不要说进步了。因此求知尽管是“以有涯随无涯”，但毕竟还须尽力而为，否则就更加“殆矣”！尤其是一个知识分子，既当了和尚就必须念经，虽然是“以有涯随无涯”，也只能克尽厥职，继续走已经走了大半辈子的路。因此我就干脆刻了“以有涯随无涯”一方藏书印。我所能做的，就是常常警惕不要以一知半解为全知。这种心态，比小学老师的教导要消极，却比庄子要积极，也算是中庸之道吧。
　　以前没有想过，因而不曾意识到数十年读书心态竟有这么多变化。今后继续读书、用书，读社会生活这本大书，想必心态还是会有变化的。只要外部环境和作家心态日益自由，一些病症没有蔓延和恶性发展，散文就会以旺盛的生机迎来新世纪。（金开诚）

我的藏书

admin — Fri, 10 Sep 2010 16:53:27 +0000

　　我的爱跑旧书摊和藏书，当然与喜爱文学有关。现在回想起来，恐怕与家庭和后来的生活、工作环境也不无关系。
　　我不是书香门第出身，父亲是个开纸店的掌柜，主要印制中式账本。可是他挺有生意眼，同时还广收旧账本及一切书册，有的拆改成新账本，有的分类后送交两家造纸厂。生意兴隆时，还请天津相声演员戴少甫、太平歌词演员秦佩贤在一家商业电台上报过广告，甚至时常派店员到外地去收货。收来的货先堆在店铺的后屋里，我到店中闲串，偶尔从中捡几本有兴趣的带回家去看，记得有抗战前的《良友画报》、《论语》等杂志。那时我还是个小学生。
　　有一年，店里论斤称来一批新文艺书，书上签着“长君”的名字，我留下了丰子恺的《西洋美术史》、曾孟朴的《鲁男子·恋》、夏康农翻译的《茶花女》。奇怪的是同时我还发现了一个日记本，字体与书上的签名相同，当是书的主人所写。日记里记着主人与一位家庭教师的关系，感情委婉，且含伤感，我怀疑这位“长君”是位少女。因而产生一连串的联想，那教师后来是走了，少女追随而去了呢，还是被迫远嫁？也许少女终于忧郁而亡？那个日记本我保存了多年，后来还是扔了。其实现在想来，那个“长君”也未必是女的，我的种种联想，不过是一个少年的青春幻觉而已。但是，它给我日后的喜欢搜罗丛残埋下了种子。
　　我上中学的时候，绝对不是个用功的学生。一切从兴趣出发，下午常常逃学，不是看电影、话剧、曲艺，就是往天祥商场去逛旧书摊。我说过，那里的二楼是一座开架的图书馆，我的不少知识和新文学藏本都得自那儿。我对它至今留有一种怀恋之情。二十年前，我重访那里，只留一家小小的书店，往日情景俱已不见，那是任何人也无法挽回的历史了。
　　1950 年我移居北京。新闻学校毕业后，我来到王府井大街的一家报社工作，与东安市场的数十家旧书摊为邻。我几乎每天中午都去那儿散步，顺便淘一两本旧书回来。我想，如果当年把我分配到《新疆日报》或《西康日报》，也许我就无缘收藏现代文学书刊了。
　　又因为编文艺副刊的关系，我结识了现代文学史上三位藏书家中的两位，即阿英、唐弢先生。郑振铎先生为我们写《漫步书林》专栏，是袁水拍约的。有一次他来送稿，水拍同志不在，是我接待了郑先生。谈了一小会儿，说的什么全不记得了。我不止一次地参观过阿英、唐弢先生的藏书，大开了眼界。他们两位也分别到舍下看过我那可怜的一点藏书。特别是60 年代初，中国书店在国子监开设内部门市部的时候，我们时常在那里碰面。先是各自挑书，然后我又看他们都选了些什么好版本。我几乎对每本我所不藏的书都艳羡不止，恨不得也一一搜得。然而，这又谈何容易呢！两位先生少不得都对我有所指点，告诉我什么是稀见的版本或查禁书，哪一本又是印数极少的作家自费版。他们是我的书友，也是我的老师。他们的重新写书话，也都是我约来的。可惜当时的往来书信，都在“文革”中失掉了。
　　我的新文学藏书原先是有个范围的，即限于散文、杂文和报告文学之类，长篇小说和翻译不是重点。而且淘书时十分注重书品，缺页短封面或无版权页的绝对不收，价钱太贵的也不收。因此我也漏收了不少应收而终于未收的好书，现在后悔不及。所以我劝今天的同好们，如果一旦看到需要的书，千万别犹疑，赶快拿到手中，机会难再啊！
　　藏书的内容亦如滚雪球，是连锁反应的。比如我原先不收线装书，但是有些新文艺书是以线装形式印制的，如《志摩的诗》、刘半农的《扬鞭集》、俞平伯的《忆》、《燕知草》等，我当然要收藏。又如，因为研究鲁迅，凡与鲁迅有关的古籍或与他有关的同时代人的旧体诗词集等，我也搜集了不少。诸如沈尹默、陈师曾、乔大壮、寿玺等人的集子，甚至他们的书法、篆刻集亦入藏了。多年来常跑旧书店，见到稀见的古代刻本，纸好墨好刻工也好，价钱又公道，舍不得不买，所以寒舍也有一两本古色古香的明版书。一旦被不明真相的朋友见到，誉我一句：“阁下真是博学呀！”我便连忙解释，并惭愧得无地自容。担心古代优秀的刻本流失之心倒有，“博学”说则没门儿。
　　现在连北京也很难看到旧书了。你到了琉璃厂，可能会看到几本，刚往那儿一站，好心的店员便过来劝你：“这都是供应外宾的。”没好意思出口的话是“你买不起。”看看那书价，还真是买不起，只好躲开。每年春秋二季的古籍书市，总会摆出一点旧书。但抢购者如潮，我这个六旬开外的老人挤不上去，多年来不敢问津。最近，偶然碰到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他说这次春季书市，他去了好几趟，抢购了几本，其中一本1905 年出版的语文教科书，至少比他的年纪还大。他住西郊，家里人禁止他出门挤公共汽车，他都是偷着跑出来的。这是一位真正的藏书家，淘书的兴致之高令人尊敬。碰到这位老先生之后，我的不想再买旧书的决心又有点动摇了。（姜德明）

藏书偏好宋元刻之癖

admin — Sun, 21 Mar 2010 11:11:39 +0000

　　人有癖好，则有偏嗜。宋元人藏宋刻书，明人藏明刻书，此事之至易者也。《天禄琳琅》一，宋版南轩先生张侍讲《孟子详说》七卷后有识语二：一云“景定五年甲子，诏岁二月二十日重装于元吉山房；”一云“正统十三年戊辰岁夏四月上旬重装于吴庠书舍。乐安蒋裕识”。又六，元版《韦苏州集》十卷，末有刘辰翁跋云：“或谓公诗不琢句，不用事，不炼词。不知公之所以为唐大家者，或谓此也。晴窗检点，为之三叹。辰翁志。”又《后编》六，宋版《韦苏州集》十卷末亦有须溪墨迹跋云：“韦应物居官自愧，闵闵有恤人之心。其诗如深山采药，饮泉坐石，日晏忘归。孟浩然如访梅问柳，偏入幽寺。二人意趣相似，然入处不同。韦诗润处如石，孟诗如雪，虽淡无采色，不免有轻盈之意。德祐初初秋看二集并记。”又七，明版《文选》，有世美堂琅邪王氏珍玩朱记，世美堂为归有光妻曾大父致谦藏书处也。《震川集》有世美堂后记。又《后编》十五，明版《三辅黄图》前副叶有墨迹，略云：“此书已苍先生所赠。先生藏书万卷，咸手自正定云云。丙申六月遵王记于独醒堂中。”此皆足为同时人藏同时刻本之证，初不必偏于宋元也。
　　自钱牧斋、毛子晋先后提倡宋元旧刻，季沧苇、钱述古、徐传是继之。流于乾嘉，古刻愈稀，嗜书者众，零篇断叶，宝若球琳。盖已成为一种汉石柴窑，虽残碑破器，有不惜重赀以购者矣。昔曹溶序《绛云楼书目》云：“予以后进事宗伯，而宗伯相待绝款曲。每及一书，能言旧刻若何，新板若何，中间差几何，验之纤悉不爽。然太偏性，所收必宋元版，不取近人所刻及钞本，虽苏子美、叶石林、三沈集等，以非旧刻不入目录中。”倦圃所言，切中其病。先族祖石君公，癖性亦同，徐乾学作公传云：“所好书与世异，每遇宋元钞本，虽零缺单卷，必重购之，世所常行者勿贵也。”《黄记》，宋刻本《圣宋文选》，云：“近日阳湖孙观察渊如，谓当取家藏宋刻书，尽加涂抹，盖物既残毁，时尚弗属焉。或以不材终其天年，理固然也。”按孙、黄二人持论，诚为过激之谈。然其癖好宋本之心，亦云至矣。因思古人亦必有之，如宋尤袤《遂初堂书目》，胪载旧监本、秘阁本、杭本、旧杭本、越本、越州本、江西本、吉州本、严州本、湖北本、川本、池州本、京本、高丽本，而南宋中盛行之建本、婺州本，绝不一载。岂非以当时恒见之本，而遂不入于目欤。尤有传为奇谈者，《黄记》，《鱼玄机集》，云：“朱子儋，江阴人。世传有以爱妾换宋刻《汉书》事。亦好事之尤者。”《逊志堂杂钞》云：“嘉靖中，朱吉士大韶，性好藏书，尤爱宋时镂板。访得吴门故家有宋椠袁宏《后汉纪》，系陆放翁、刘须溪、谢叠山三先生手评，饰以古锦玉签，遂以一美婢易之，盖非此不能得也。婢临行题诗于壁曰：“无端割爱出深闺，犹胜前人换马时。他日相逢莫惆怅，春风吹尽道旁枝。’吉士见诗惋惜。未几捐馆。”夫以爱妾美婢换书，事似风雅，实则近于杀风景。此则侫宋之癖，入于膏肓。其为不情之举，殆有不可理论者矣。
叶德辉《书林清话》

藏书家印记之语

admin — Sun, 21 Mar 2010 11:09:52 +0000

　　藏书与藏法书名画不同，子孙能读贻之，不能读则及身而散之，亦人生大快意事。此吾生平所持论也。昔宋穆参军修，卖书相国寺中，逢人辄曰，“有能读得韩柳文成句者，便以一部相赠。”人知为伯长，皆引去。余犹笑其不达。夫欲卖则卖耳，何必问人能读韩柳文乎，更何必平白赠人，使人闻而引去也。吾尝忆及古人藏书印记，自唐至近世，各有不同，而亦同为不达而已。唐杜暹题其藏书卷末云：“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见宋周煇《清波杂志》。元赵孟頫书藏书卷后云：“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后人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苟归他室，当念斯言，取非其有，毋宁舍施。”毛晋汲古阁至刻为印记，钤于藏书前后，见蒋光煦《东湖丛记》。明祁承■澹生堂藏书印铭，云：“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勿失。”亦见《蒋记》。徐■题儿陆书轩云：“菲饮食，恶衣服，减自奉，买书读。积廿年，堆满屋，手有校，编有目。无牙签，无玉轴，置小斋，名汗竹。博非厨，记非麓，将老矣，竟不熟。
　　青箱业，教儿陆，继书香，尔当■。”见自撰《红雨楼书目》。钱穀藏书印记云：“百计寻书志亦迂，《丁志》：“明弘治刻《新安文献志》上钤此印，作‘卖衣买书志近迂’，似别一人。不知谁先谁后。”爱护不异惰侯珠。有假不还遭神诛，子孙不读真其愚。”《丁志》作“子孙鬻之何其愚”。见《张志》。《昼上人集》下，青浦王昶藏书印记云：“二万卷，书可贵。一千通，金石备。购且藏，极劳勚。愿后人，勤讲肄。敷文章，明义理，习典故，兼游艺。时整齐，勿废堕。如不材，敢弃置。是非人，犬豕类。屏山族，加鞭棰。述庵传诫。”见《蒋记》。吴骞藏书印记云：“寒可无衣，饥可无食，至于书不可一日失。”此昔人诒厥之名言，是为拜经楼藏书之雅则。见《丁志》。宋刻钞配《咸淳临安志》，陈鳣藏书印记云：“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见《蒋记》。诸人皆眷眷于其子孙，究之藏书家鲜有传及三世者。钱遵王《读书敏求记》云：“予尝论鱼山绛云楼，读书者之藏书也。
　　赵清常脉望馆，藏书者之藏书也。清常没，书尽归鱼山。武康山中，白昼鬼哭，嗜书之精爽若是。”遵王为此言，宜不以此等痴癖为然矣。乃其自序《述古堂书目》云：“丙午丁未之交，胸中茫茫然，意中惘惘然。举家藏宋刻之重复者，折阅售之泰兴季氏。殆将塞聪蔽明，仍为七日以前之混沌欤，抑亦天公怜我佞宋之癖，假手沧苇以破余之惑欤？”词意凄恻，则其笃好何异清常。余自先祖藏书至今，已及三代。吾更增置之，所收几二十万卷。诸儿不能读，浊世不知重，每叹子孙能知鬻书，犹胜于付之奚媵覆酱瓿褙鞋衬，及吾身而思遵王之遇沧苇其人，盖犹快意事也。
叶德辉《书林清话》

洪亮吉论藏书有数等

admin — Fri, 19 Mar 2010 18:07:22 +0000

　　洪亮吉《北江诗话》云：“藏书家有数等，钱少詹大昕、戴吉士震为考订家，卢学士文弨、翁阁学方纲为校雠家，鄞县范氏天一阁、钱唐吴氏瓶花斋、昆山徐氏传是楼为收藏家，吴门黄主事丕烈、邬镇鲍处士廷博为赏鉴家，吴门书估钱景开、陶五柳，湖南①书估施汉英为掠贩家。”按：洪氏亦约略言之。吾谓考订、校雠，是一是二，而可统名之著述家。若专以刻书为事，则当云校勘家。如顺康朝钱谦益绛云楼，王文简士祯池北书库，朱彝尊曝书亭，皆著述家也。毛晋汲古阁，校勘家，亦收藏家也。钱曾述古堂、也是园，季沧苇振宜，赏鉴家也。毛氏刻书风行天下，而校勘不精，故不能于校雠分居一席。犹之何焯《义门读书记》，平生校书最多，亦止可云赏鉴，而于考订校雠皆无取也。与洪同时者尚有毕制军沅经训堂，孙观察星衍平津馆、岱南阁、五松园，后均入金陵孙忠愍祠堂，著有《孙祠书目》。书前有印文，曰“孙忠愍祠堂藏书记”。粤匪乱后，其书多归吾县袁芳瑛卧雪庐。吾见之甚多。马徵君曰璐丛书楼、玲珑山馆，考订、校雠、收藏、鉴赏，皆兼之。若卢转运见曾雅雨堂，秦太史恩复石研斋，以及张太守敦仁、顾茂才广圻，则纯乎校勘家也。若康熙朝纳兰侍卫成德之通志堂，乾隆朝吴太史省兰之艺海珠尘，刻书虽多，精华甚少。然古书赖以传刻，固亦有功艺林。但求如黄丕烈《士礼居丛书》，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既精赏鉴，又善校勘，则亦绝无仅有者矣。此外如阙里孔农部继涵《红榈书屋》、《微波榭丛书》，李太守文藻《贷园丛书》，收藏亦各名家，校勘颇多有用，是亦当在标举之列① 《北江诗话》原作“湖州”。者也。

叶德辉《书林清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