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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读书志 &#187; 版本研究</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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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读书格言的整理，读书感想的聚合</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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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一</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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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ue, 06 Mar 2012 03:52:20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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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总论刻书之益 　　昔宋司马温公云：“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无穷之计。”吾按此数语，元孔行素《至正直记》亦引之，世皆奉为箴言。然积德而子孙昌大，或金根伏猎之见讥，亦非诒谋之善。故余谓积德、积书二者当并重。且温公虽有是言，而其好书亦有深癖。宋费衮《梁漫志》云：“温公独乐园之读书堂，文史万余卷。而公晨夕所常阅者，虽累数十年，皆新若手未触者。常谓其子公休曰：‘贾竖藏货贝，儒家惟此耳！然当知宝惜。吾每岁以上伏及重阳间，视天气晴明日，即设几案于当日所，侧群书其上，以曝其脑，所以年月虽深，终不损动。至于启卷，必先视几案洁净，藉以茵褥，然后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尝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渍及，亦虑触动其脑，每至看竟一版，即侧右手大指面衬其沿，而覆以次指捻面，捻而挟过，故得不至揉熟其纸。每见汝辈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图老氏犹知尊敬其书，岂以吾儒反不如乎？当宜志之。’”是则温公爱书，可云笃至。其谆谆垂诫，又何尝不为子孙计哉。虽然，吾有一说焉：“积金不如积书，积书不如积阴德”，是固然矣。今有一事，积书与积阴德皆兼之，而又与积金无异，则刻书是也。宋王明清《挥麈余话》云：“毋邱俭（按：毋昭裔之误。不知王氏原误耶，抑刻者误耶。）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发愤异日若贵，当板以镂之遗学者。后仕至蜀为宰，遂践其言刊之。印行书籍，创见于此。载陶岳《五代史补》。（按：今通行汲古阁刻《五代史补》无此文，王氏所见当是原本。）后唐平蜀，明宗命太学博士李锷书《五经》，仿其制作，刊板于国子监，监中印书之始。今则盛行于天下，蜀中为最。明清家有锷书印本《五经》存焉，后题长兴二年也。”（按：李锷亦误。日本有覆宋大字本《尔雅郭注》三卷，末题一行云“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臣李鹗书”，盖宋时重刻蜀本也。然则李锷为李鹗，断可知也。今此书有黎庶昌《古佚丛书》仿北宋刻本。）明焦《笔乘》续四云：“蜀相毋公，蒲津人。先为布衣，尝从人借《文选》、《初学记》，多有难色。公叹曰：‘恨余贫不能力致，他日稍达，愿刻板印之，庶及天下学者。’后公果显于蜀，乃曰：‘今可以酬宿愿矣。’因命工日夜雕板，印成二书，复雕九经、诸史，两蜀文字由此大兴。洎蜀归宋，豪族以财贿祸其家者什八九。会艺祖好书，命使尽取蜀文籍诸印本归阙。忽见卷尾有毋氏姓名，以问欧阳炯。炯曰：‘此毋氏家钱自造。’艺祖甚悦，即命以板还毋氏。是时其书遍于海内。初在蜀雕印之日，众多嗤笑。后家累千金，子孙禄食。嗤笑者往往从而假贷焉。左拾遗孙逢吉详言其事如此。”（按：此为宋人记载，惜原引未著书名。）朱彝尊等《徵刻唐宋秘本书目》凡例云：“大梁周子梨庄，栎园司农长公。司农世以书为业，嘉隆以来，雕板行世，周氏实始其事。游宦所至，访求不遗余力。闽谢在杭先生万历中钞书秘阁，后尽归司农。两遭患难，数世所积，化为乌有。独此缮写秘本二百余种，梨庄极力珍护，岿然独存。大抵皆今世所不数见者。”陈瑚《为毛潜在隐居乞言小传》云：“毛氏居昆湖之滨，以孝弟力田世其家。祖心湖，父虚吾，皆有隐德。子晋生而笃谨，好书籍。自其垂髫时即好锓书，有屈、陶二集之刻。客有言于虚吾者曰：‘公拮据半生以成厥家，今有子不事生产，日召梓工弄刀笔，不急是务，家殖将落。’母戈孺人解之曰：‘即不幸以锓书废家，犹贤于ヅυ六博也。’乃出橐中金助成之。书成而雕镂精工，字绝鲁亥，四方之士，购者云集。于是向之非且笑者，转而叹羡之矣。”徐康《前尘梦影录》云：“汲古阁在虞山郭外十余里，藏书刊书皆于是，今析隶昭邑界。剞劂工陶洪、湖孰、方山、溧水人居多。开工于万历中叶，至启祯时，留都沿江。毛氏广招刻工，以《十三经》、《十七史》为主。其时银串每两不及七百文，三分银刻一百字。所刻经、史、子、集、道经、释典，品类甚繁。当时盗贼蜂起赖工多保家。至国初家亦因此中落。有子曰、曰褒、曰表。字斧季，最著名，即钞本亦精校影写，风流文采，照映一时。下至童奴青衣，亦能钞录。所藏书多秘籍。三十年前，在紫珊斋中见汲古阁图山水挂屏，颇有名人笔意，惜忘为何人所绘矣。”按此因刻书或子孙食其禄，或乱世保其家，或数百年板本流传，令人景仰，故张文襄之洞《书目答问》附劝人刻书说云：“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书一法。其书终古不废，则刻书之人终古不泯。如歙之鲍、吴之黄、南海之伍、金山之钱，可决其五百年中必不泯灭，岂不胜于自著书自刻集乎？且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文襄倡此言，故光绪以来，海内刻书之风，几视乾嘉时相倍。而文襄仅在粤督任内刻《广雅丛书》百数十种，自后移节两湖几二十年，吾屡以续刻为请，公绝不措意。盖是时朝野上下，争以舍旧图新、变法强国为媒进，一倡百和。公亦不免随波逐流，忽忽至于暮年，亡羊补牢，兴学存古，进退失据，丧其生平。七十生辰自撰《抱冰堂弟子记》，叙述本心欲学司马温公，已官中丞，居洛著书。嗟乎！温公好书之诚且敬，人不可及，安敢效其居官著书，俯仰古今，益叹宋贤乎远矣。 　　○古今藏书家纪板本 　　古人私家藏书，必自撰目录。今世所传，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袁州本四卷、后志二卷，宋赵希弁《考异》一卷、《附志》一卷。一康熙壬寅海昌陈氏刻本，一道光十年裔孙贻端刻本。又衢州本二十卷嘉庆己卯汪士钟刻本。）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二十二卷。一武英殿聚珍版本，一浙江重刻武英殿聚珍版袖珍本。）是也。其时，有李淑《邯郸图书志》十卷，载《晁志》、《陈录》；荆南田镐《田氏书目》六卷，载《晁志》；董《广川藏书志》二十六卷，濡须《秦氏书目》一卷，莆田《李氏藏六堂书目》一卷，漳浦吴权《吴氏书目》一卷，莆田郑寅《郑氏书目》七卷，并载《陈录》。诸家所藏，多者三万卷，少者一二万卷，无所谓异本重本也。自镂板兴，于是兼言板本，其例创于宋尤袤《遂初堂书目》，（一卷。一元陶九成《说郛》本，一道光丙午潘仕诚《海山仙馆丛书》本，一光绪丙申盛宣怀《常州先哲遗书》本。）目中所录，一书多至数本，有成都石经本、秘阁本、旧监本、京本、江西本、吉州本、杭本、旧杭本、严州本、越州本、湖北本、川本、川大字本、川小字本、高丽本。此类书以正经正史为多，大约皆州郡公使库本也。同时岳珂刻《九经三传》，其《沿革例》所称有监本、唐石刻本、（按：此开成石经。）晋天福铜版本京师大字旧本、绍兴初监本、监中现行本蜀大字旧本、蜀学重刻大字本、中字本、中字有句读附音本、潭州旧本、抚州旧本、建大字本、（原注：俗称“无比九经”。）俞绍经家本又中字凡四本、婺州旧本、并兴国于氏、建余仁仲凡二十本，又越中注疏旧本、建有音释注疏本、蜀注疏本合二十三本。知辨别板本，宋末士大夫已开其风。明毛《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一卷。黄丕烈《士礼居丛书》刻本。）注有宋本、元本、旧抄、影宋、校宋本等字，此乃售书于潘稼堂耒，不得不详为记载，以备受书者之取证，非其藏书全目也。当时丰道生为华夏撰《真赏斋赋》，（一卷。缪氏云自在龛刻本。）不专叙宋、元板书。江阴李鹗《得月楼书目》，（一卷。一金氏《粟香室丛书》本，一《常州先哲遗书》重编刻本。）亦注宋板、元板、钞本字。国初季振宜《季沧苇书目》，（一卷。一嘉庆十年黄丕烈《士礼居丛书》刻本，一光绪乙亥伍绍棠《续刻粤雅堂丛书》本。）钱曾《述古堂藏书目》，（四卷。道光庚戌伍崇曜刻《粤雅堂丛书》本。卷首均别为宋板书目。徐乾学《传是楼宋元本书目》（一卷。光绪乙酉吴丙湘《传砚斋丛书》刻本。）至以专名属之。顾不详其刻于何地何时，犹是А饮尊之意。明范氏《天一阁书目》，（十卷。嘉庆中阮元编文选楼刻本。又六卷，光绪乙酉薛福成编刻本，板存宁波。）载宋、元、明刻及钞本字颇详，顾编撰出自后人，非范氏原例。钱曾《读书敏求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存目著录四卷。雍正四年赵孟升刻本，乾隆十年沈尚杰刻本，乾隆六十年沈氏重刻本，卷同。道光乙酉阮福文选楼刻本，据严氏书福楼本多数十种，又增《补遗》一卷。道光丙午潘仕诚《海山仙馆丛书》合校沈、阮两刻本，亦四卷。）号为赏鉴家，《四库存目提要》谓其但论缮写刊刻之工拙，于考证不甚留意，诚哉是言。吾谓即论缮刻亦择焉不精，犹门外也。自康、雍以来，宋元旧刻日稀，而绅士林佞宋秘宋之风，遂成一时佳话。乾隆四十年，大学士于敏中奉敕编《天禄琳琅书目》十卷，分列宋板、元板、明板、影宋等类，于刊刻时地、收藏姓名、印记，一一为之考证。嘉庆二年，以《前编》未尽及书成以后所得，敕彭元瑞等为《后编》二十卷，（光绪甲申长沙王先谦合刻前后编。是为官书言板本之始。《四库全书提要》，《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十卷。）《闰集》，（一卷。乾隆三十九年浙江布政使王望编刻本。）亦偶及之。其后臣民之家，孙星衍有《祠堂书目内编》、（四卷。）《外编》（三卷。嘉庆庚午兰陵孙忠愍祠刻板。）宋元旧板并同时所刻，分别注明。自为《平津馆鉴藏书籍记》、（三卷。）《补遗》、（一卷。）《续编》，（一卷。）陈宗彝又为之编《廉石居藏书记》（二卷。光绪甲申章氏《式训堂丛书》刻本。）吴焯有《绣谷亭薰习录》。（残稿本，存经部易一卷，集部三卷，近仁和吴昌绶校刻。）吴寿有《拜经楼藏书题跋记》、（五卷。）《附录》。（一卷。一道光己亥蒋光煦《涉闻梓旧》刻本一光绪庚辰《式训堂丛书》本。）黄丕烈有《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六卷。光绪十年潘祖荫刻本。）《续记》、（二卷。光绪二十一年江标刻本。）《再续》，（二卷。近日袖珍活字本）《百宋一廛书录》，（一卷。残稿本，近有《适园丛书》刻本。）顾广圻为作《百宋一廛赋》。（一卷。丕烈自为注。一嘉庆乙丑丕烈手书《士礼居丛书》本，一光绪三年吴县潘氏重刻本。）张金吾有《爱日精庐藏书志》、（三十六卷。）《续志》。（四卷。一道光丁亥家刻本，一光绪丁亥吴县徐氏活字排印本。）陈有《经籍跋文》，（一卷。一道光丁酉《涉闻梓旧》本，一光绪庚辰《式训堂丛书》本。）《简庄随笔》。（一卷。钞本。）彭元瑞有《知圣道斋读书跋尾》。（二卷。一家刻《恩馀堂经进稿》附刻本，一《式训堂丛书》本。）瞿中溶有《古泉山馆题跋》。（一卷。光绪戊申江阴缪氏《藕香零拾》刻本。）钱泰吉有《曝书杂记》。（三卷。一家刻《甘泉乡人稿》本，一道光丁酉蒋光煦《别下斋丛书》本，一同治戊辰莫友芝刻本，一光绪甲申《式训堂丛书》本。）朱绪曾有《开有益斋读书志》、（六卷。）《续》，（一卷。）附《金石记》。（一卷。光绪庚辰绪曾子崇峄刻本。）陈树杓有《带经堂书目》。（五卷。近邓氏风雨楼活字印本。）朱学勤有《结一庐书目》。（四卷。）光绪壬寅德辉刻本。邵懿辰有《批注四库全书简明目》。（二十卷。无刻本。莫友芝《知见传本书目》即据以为底本。）袁芳瑛有《卧雪庐藏书簿》。（四本。家藏底本。瞿镛有《铁琴铜剑楼书目》。（二十四卷。光绪三十四年镛孙启甲刻本。）丁丙有《善本书室藏书志》。（四十卷。光绪辛丑家刻本。）丁日昌有《持静斋书目》、（四卷。）《续》。（一卷。家刻本，无年月。）莫友芝有《宋元旧本书经眼录》，（三卷，附录一卷。同治癸酉友芝子绳孙刻。）又有《吕阝亭知见传本书目》。（四卷。宣统己酉日本田中庆活字印本。）杨绍和有《楹书隅录》、（五卷。《续编》。（五卷。光绪甲午家刻本。）陆心源有《宋楼藏书志》、（一百二十卷。光绪壬午家刻本。）《续志》，（四卷。光绪壬辰刻本。）又有《仪顾堂题跋》、（十六卷。光绪庚辰家刻本。）《续跋》。（十六卷。光绪壬辰刻本。）杨守敬有《日本访书志》，（十六卷。光绪丁酉家刻本。）又有《留真谱》。（十二册。光绪辛丑模印本。）缪荃孙有《艺风堂藏书记》、（八卷。光绪辛丑家刻本。）《续记》，（八卷。癸丑家刻本。）又编《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四卷。癸丑邓氏活字印本。）此外傅沅叔增湘、况夔笙周颐、何厚甫培元，收藏与过眼颇多，均有存目，尚未编定。盖自乾、嘉至光、宣，百年以来，谈此学者，咸视为身心性命之事，斯岂长恩有灵与，何沆瀣相承不绝如是也？外此诸家文集、日记、杂志亦多涉之，如王士祯《居易录》，（三十四卷。康熙辛巳刻《渔洋全集》本。）朱彝尊《曝书亭集》，（中多钞本书跋。）何焯《义门读书记》、（五十八卷。校书仅数种，乾隆辛未刻本。）《校注通志堂经解目录》，（一卷。一翁方纲《苏斋丛书》刻本，一咸丰癸丑《粤雅堂丛书》本。）卢文召《群书拾补》、（三十八种。乾隆庚戌抱经堂刻本。）又《抱经堂集》，（三十四卷。乾隆乙卯刻本。）钱大昕《竹汀日记钞》，（三卷。一何氏梦华馆编刻本，一章氏《式训堂丛书》本。）顾广圻《思适斋文集》，（十八卷。道光己酉徐渭仁《春晖堂丛书》刻本。）钱泰吉《甘泉乡人稿》，（二十四卷。一咸丰甲寅海昌刻本，一同治壬申刻本。）阮元《{研手}经室外集》，（五卷。即《四库未收书目》，《文选楼丛书》刻本。）蒋光煦《东湖丛记》，（六卷。咸丰元年别下斋刻本，光绪九年缪氏云自在龛重刻本。）陆心源《仪顾堂集》，（十六卷。同治甲戌刻本。）大抵于所见古书，非有考据，即有题记。浸淫及于日本，如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六卷。）《补遗》，（二卷。光绪乙酉活字印本。）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四卷。明治甲辰刻本。）皆于宋元古钞各书，考订至为精析。而西儒如法人伯希和，得敦煌鸣沙山石室古书，乃能辨析卷数之异同、刊刻之时代。上虞罗振玉撰《鸣沙山石室秘录》，述其问答之词，读之令人惊叹。吾同年友王仁俊，撰《敦煌石室真迹录》，（甲乙丙丁戊己六卷。）序称英印度总督派员司待讷，搜石室梵夹文载归。然则此种学术，将来且光被东西，裨助文化，岂止儒生占毕之业哉。 　　○书之称册 　　古书止有竹简，曰“汗简”，曰“杀青”。汗者，去其竹汁；杀青者，去其青皮。汉刘向《别录》云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陈楚间谓之汗，汗者去其汁也。而其用有二：一为刀刻，《说文解字》云八体之刻符是也；一为漆书，《后汉书·杜林传》“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晋书·束传》“太康二年，汲郡人发冢，得竹书数十车，皆简编，科斗文字杂写经史”，又云“时人于嵩山下得竹简一枚，上两行科斗书”是也。大抵秦汉公牍文，多是刀刻，故《史记》称萧何为秦之刀笔吏。漆写多中秘书，故汉时经师有贿兰台令史改漆书经文之事。刀刻不能改，漆书则易改，此二者所以有分别。然因此推见，周秦以前，竹书之用甚广。《说文解字》篆籀等字，即其明证。如篆曰“引书”，籀曰“读书”，籍曰“簿书”，笺曰“识书”，皆从竹而各谐声。《汉志》称书曰多少篇，篇亦从竹。《说文》：篇，书也；一曰关西谓榜曰“篇”。而册部，“扁”，署也；从户册者，署门户之文也。榜篇之“篇”，即“扁”之通借字。凡类于书者，皆可以从竹之字例之。《汉志》又云：“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春秋左传·杜预序》疏引《郑氏论语序》：《钩命决》云《春秋》二尺四寸书之，《孝经》一尺二寸书之。《仪礼·聘礼》疏引《郑氏论语序》云：《易》、《诗》、《书》、《春秋》、《礼》、《乐》册皆尺二寸，（当依《左传》疏引作二尺四寸。）《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谦焉。是班郑所见古简策书，其大小虽不一，而称书为一册，必由简策之册而来。《说文解字》：“册，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也，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册}，古文册从竹。”又竹部：“符，信也。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从竹，付声。”盖一长一短相比谓之册，六寸分合谓之符。故册可推称于符命，而符不可转称为书册。凡竹简必编以绳，亦护以革。《史记》：孔子晚喜《易》，韦编三绝。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引刘向《别录》：“孙子书以（同已杀青简，编以缥亻系绳。”《南史·王僧虔传》“楚王冢书青丝编”，然则今人言编辑，固犹沿其旧称矣。册，本通作策。《说文解字》：“策，马也。”别为一义，然汉人通借策作册。《礼记·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周礼》：内史“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左传·僖二十八年》：“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昭三年》：“郑伯如晋，……晋侯嘉焉，授之以策。”是册即策之证。至汉末则通行以策为册。蔡邕《独断》云：“策者，简也。礼曰：不满百文不书于策，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王充《论衡》云短书俗记，即策之短者。刘向《战国策叙录》云：“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余意当时以一国之事为一策，而其策有长有短，故又谓之短长。刘向又谓为游士策谋，盖不知策为简策之义。）其次一长一短，两编。书下附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曰’，以命诸侯王。”刘熙《释名》：“策，书教令于上，所以驱策诸下也。”《仪礼·聘礼》：记，“百名以上书于策。”《郑注》：“策，简也。”《正义》：“策是众简相连之称。”然则古书以众简相连而成册，今人则以线装分钉而成册，沿其称而失其义矣。（程大昌《演繁露》七：“《张苍传》：‘主柱下方书。’如淳曰：方，版也。《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册。方册云者，书之于版，亦或书之竹简也。通版为方，连版为册。近者太学课试，曾出《文武之政布在方册赋》，试者皆谓册为今之书册。不知今之书册，乃唐世叶子，古未有是也。”）宋陈大猷《书集传》十二卷、《或问》二卷，前有进表云：“臣所编《书集传》壹拾贰卷，《集传或问》叁卷，缮写成壹拾伍卷。”盖每卷为一册，见《瞿目》。（瞿镛《铁琴铜剑楼目》，详见前。兹省称，他目仿此。）是以一卷为一册，自宋以来如此。北宋刻《史记》分三十册，版心注数目。绍兴二年，刘峤刻《温国文正司马公集》八十卷，前有进书表云：八十卷计十有七册。宋本陈《乐书》前有进表云：并目录二百二十卷，谨缮写成一百二十册。影写宋刊本唐许嵩《建康实录》二十卷，末有记云：“江宁府嘉三年十一月开造《建康实录》，并案《三国志》、《东西晋书》并《南北史》校勘，至嘉四年五月毕工。凡二十卷，总二十五万七千五百七十七字，计一十策。”并见《陆志》。《白氏六帖类聚》三十卷，宋仁宗时刊本分十二册，卷一、二为第一册，卷三、四为第二册，卷五、六为第三册，卷七、八为第四册，卷九、十为第五册，十一、十二为第六册，十三、十四、十五为第七册，十六、十七、十八为第八册，十九、二十、二十一为第九册，卷廿二、廿三为第十册，廿四、廿五、廿六、廿七为第十一册，廿八、廿九、三十为第十二册，版心有帖一至帖十二等字。见《陆跋》。当时装订，有以一卷为一册者，有以数卷为一册者，必视其书之厚薄为之。元时书册亦如此。孔行素《至正直记》云：“江西学馆读书，皆有成式。《四书集注》作一册钉，《经传》作一册钉，《少微通鉴详节横驰》作一册钉，《诗苑丛珠》作一册钉，《礼部韵略》增注本作一册钉。”观此，则册、策二字，在宋元间时固犹通用也。 　　○书之称卷 　　卷子因于竹帛之帛。竹谓简，帛谓纸也。《墨子》云：“以其所行，书于竹帛。”《汉书·东方朔传》：“箸于竹帛。”王充《论衡》：“短书俗记，竹帛胤（俗本作乱。）文，非儒者所见，众多非一。”是竹帛本汉时通用物矣。帛之为书，便于舒卷，故一书谓之几卷。凡古书，以一篇作一卷。（《汉书·艺文志》有称若干篇者，竹也。有称若干卷者，帛也。）如《六经》汉人注本，皆小题在上，大题在下。（如《易》首《乾卦》。《书》《尧典》在上，《虞书》在下。《诗》《关雎训诂传》在上，诗名在下，皆是。）果为通连，则当大题在上，小题在下矣。卷之心必转以圆辊，两头稍长出于卷，馀出如车轴然。《隋书·经籍志》云：“炀帝即位，秘阁之书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旧唐书·经籍志》：“集贤院御书，经库皆钿白牙轴，黄缥带，红牙签；史库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绿牙轴，朱带，白牙签。”盖隋唐间简册已亡，存者止卷轴，故一书又谓之几轴。（韩愈诗：“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三万轴即三万卷也。）其卷长短随其纸料，亦便于杂钞。吾尝谓《吕氏春秋》每卷月令十二纪后，杂入他文四五篇，其义绝不可晓。后始悟所书月令后有馀幅，故以他文接钞。迨改为刻本，遂仍其旧。又悟大小二《戴记》之分析，初本无所去取。特兄弟分执数卷，习之日久，各自为学。而小戴先列学官，大戴遂微。然观大戴三十九篇中，又杂出《曾子》十篇，益信古人钞书，取便诵习。自卷并为本，此义益无可考见矣。 　　○书之称本 　　书之称本，必有所因。《说文解字》云“木下曰本”，而今人称书之下边曰书根，乃知本者，因根而计数之词。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云：《汉书》“中外礻是福”字当从示，而江南书本多误从手。《后汉书·酷吏樊晔传》“宁见乳虎穴”，江南书本“穴”皆误作“六”。杜台卿《玉烛宝典》引《字训》解瀹字云：“其字或草下，或水旁，或火旁，皆依书本。”《汉书·孔光传》“犬马齿[A128]”，颜师古注：“读与耋同，今书本有作截字者，俗写误也。”又《外戚孝成赵皇后传》“赫纸”，颜师古注：“今书本赫字或作击。”是书本之称，由来已久。至宋刻板大行，名义遂定。如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以书本为一例是也。日本岛田翰因谓书本为墨版之称，实为大误。（说见后《书有刻板之始》条。）吾谓书本由卷子摺叠而成，卷不如摺本翻阅之便，其制当兴于秦汉间。《战国策》刘向《叙录》云：“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意其时以一国为一策，随其策之长短，而名之以短长书。亦有改策为本者，《战国策·序》高诱注云：“六国时纵横之说，一曰短长书，一曰国本。”盖以一国为一本，犹之以前策式，以一国为一策也。《太平御览·学部》（六百七卷）《正谬误类》引《刘向别传》曰：“雠校者，一人持本，一人读析，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夫不曰持卷，而曰持本，则为摺本可知。魏晋以后，佛经梵夹大行于世，而其用益宏。唐释道宣《广宏明集》引梁阮孝绪《七录·序》，其称《七略》、《汉书·艺文志》曰若干种，若干家，若干卷。引袁山松《后汉书·艺文志》亦然。至称晋《中经簿》，始云四部书若干部，若干卷。称晋《义熙秘阁书目》以下，始云若干帙，（帙即字。）若干卷。所谓帙者，合数卷为之，则摺叠之制，在晋时已通行。而唐人试卷之式，亦本此而为之。宋赵彦卫《云麓漫钞》三云：“释氏写经，一行以十七字为准。故国朝试童行诵经，计其纸数，以十七字为行，二十五行为一纸。”程大昌《演繁露》七云：“唐人举进士，必行卷者为缄轴，录其所著文以献主司也。其式见《李义山集》。《新书·序》曰：治纸工率一幅以墨为边准，（原注：今俗呼解行也。）用十六行式，（原注云：一幅改为墨边十六行也。）率一行不过十一字。（原注：此式至本朝不用。”）是唐宋以下试卷之式，即本佛经，故一本一卷，遂为今日之定号。宋黄庭坚《山谷别集》十一跋张持义所藏吴彩鸾《唐韵》云：“右仙人吴彩鸾书孙忄面《唐韵》凡三十七叶。此唐人所谓叶子者也。按：彩鸾隐居在钟陵西山下，所书《唐韵》，民间多有。余所见凡六本，此一本二十九叶彩鸾书，其八叶后人所补。”宋张邦基《墨庄漫录》云：“裴传奇载，成都古仙人吴彩鸾善书小字，尝书《唐韵》鬻之。今蜀中导江迎祥院经藏，世称藏中《佛本行经》六十卷，乃彩鸾所书，亦异物也。今世间所传《唐韵》，犹有□旋风叶，字画清劲，人间往往有之。”而《演繁露》（十五）云：“古书不以简策缣帛皆为卷轴，至唐始为叶子，今书册是也。然古竹牒已用叠简为名，顾唐始以缣纸卷轴改为册叶耳。”然则今之书册，乃唐时叶子旧称，因是而变蝴蝶装。蝴蝶装者，不用线钉，但以糊粘书背，夹以坚硬护面。以板心向内，单口向外，揭之若蝴蝶翼然。阮文达元仿宋刻《绘图古列女传》，其原书即如此装式。森立之《经籍访古志补遗》秘传眼科龙木总论十卷，云“应永二十七年旧粘叶本”。据云“此本为狩谷望之旧藏，册不线钉，纸心粘装，宋人所谓蝴蝶装也”。吾按：此等装式，至元初犹存。吾藏有王应麟《王会解注》、《践阼解注》，粘糊至今如故。后人刻地图书，因合叶不便横阅，多有仿其装式者。然据阮刻《绘图列女传》跋云：“卷末有签条云‘一本，永乐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苏敬叔买’。”是无论线装、蝴蝶装，皆得通称为本矣。 　　○书之称叶 　　今俗称书一纸为一页。按《说文解字》页部首云：“头也，从{一自}从几。古文首如此。”是页为稽首之稽本字，于书无与也。其字又作叶，自有书本，即有此名。《墨庄漫录》称吴彩鸾所书《唐韵》为旋风叶是也。但《说文解字》草部：“叶，草木之叶也。从草，声。”于书叶之叶亦不相类。盖其本字当作。《说文解字》木部：“，扁也。，薄也。从木，世声。”而“扁”下云：“扁部，方木也。从木，扁声。《春秋传》曰：扁部荐。”按今《左昭·二十五年传》作“扁付藉”。杜注：“扁付，棺中グ床也。，骸骨也。”自是之本义。其云“，薄也”，则为书叶之。古者简籍之式，或用竹，或用木。竹以一简为一叶，木以一版为一。《说文解字》竹部：“叶，也；从竹，声。，书僮竹{占}也；从竹，龠声。”此竹简从叶之证也。又片部：“牒，札也。从片，声。”木部：“札，牒也。从木，乙声。”此札牒从木之证也。牒之木多用[A081]。《颜氏家训·书证篇》云：“《后汉书·杨由传》云‘风吹削’，此是削札牍之[A081]耳。古者书误则削之，故《左传》云‘削而投之’是也。或即谓札为削。王褒《童约》‘书削代牍’，苏竟书云‘昔以磨研编削之才’，皆其证也。《诗》‘伐木浒浒’，毛传云：‘浒浒，[A081]貌也。’史家假借为肝字，俗本悉作脯腊之脯，或为反哺之哺。学士因解云削脯是屏障之名，既无证据，亦为妄矣。此是风角占候耳。《风角书》曰：‘庶人风者，拂地扬尘转削。’若是屏障，何由可转也。”观黄门所辨，知札牒之木为[A081]木。又知木牒之牒，其制甚薄，故风可吹亦可转。六书一训薄，薄则便于翻检，故一翻为一。段玉裁注“叶”字云：“小儿所书写，每一{占}谓之一叶。今书一纸谓之一页，或作叶，其实当作此{}。”按段氏知其一不知其二。{}之与牒，皆从声，是字在{}牒之前明矣。竹简之书，仅能成行，不能成牒。书僮之{占}，又其小者，何能谓之叶。不知{}字专为竹{占}一{}之称，牒则木牍一版之称。一叶之叶本当作，亦取其薄而借用之，非其本义如此也。吾尝疑叶名之缘起，当本于佛经之梵贝书。释氏书言西域无纸，以贝多树叶写经，亦称经文为梵夹书。此则以一翻为一叶，其名实颇符。不然，草木之叶，于典册之式何涉哉。 　　○书之称部 　　今人言书曰某部，又曰几部。按汉史游《急就章》云：“分别部居不杂厕。”《说文解字·序》亦云：“分别部居，不相杂厕。”此以分类为分部，故称某类为某部。因而以一种为一部，义得相同。然吾以为本是字。《说文》竹部：“，爰也。”此爰书之名。下文云：“等，齐简也，从竹从寺。寺，官曹之等平也。”“范，法也。从竹。竹简书也，声。古法有竹刑。”爰书为案牍文，其类至多，故以称。即满字，今人以盈数为满，古亦如之。自后人以部为称，而之本字，人罕知之矣。 　　○书之称函 　　书称函者，义当取于函人之函，谓护书也。汉时卷子裹之以袱，其名曰。《说文解字》：“，书衣也。”《后汉书·杨厚传》：“祖父春卿，善图谶学，为公孙述将。汉兵平蜀，春卿自杀，临命，戒子统曰：‘吾绨中有先祖所传《秘记》，为汉家用，尔其修之。’”《太平御览》（六百六卷文部类，引宋谢灵运《书铭》：“怀幽卷赜，戢妙抱密。用舍以道，舒卷不失。亮唯勤玩，无或暇逸。”又引梁昭明太子《咏书诗》曰：“擢影兔园池，挺茎淇水侧。幸杂缃囊用，聊因班女织。”是其制以竹织成，与后书所云绨帙者有别。然则同一护书，则竹织者当称函矣。（敦煌石室所藏卷子，外皆以细织竹帘包之，盖即竹帙之一种。见罗振玉《鸣沙山石室秘录》。《太平御览》引晋《中经簿》：“盛书有缣、青缣、布、绢。”既曰盛，则亦用函明甚。然则阮孝绪《七录》所称若干，殆亦函矣。自改卷为摺，而后盛之以函，因是而有书囊。《隋书·经籍志》所谓魏秘书监荀勖分为四部，盛以缥囊是也。古书大率以五卷或十卷为一。晋葛洪《西京杂记》云：“刘子骏《汉书》一百卷，无首尾。……始甲终癸，为十衤失。衤失十卷，合为百卷。”《梁昭明太子集》前有梁简文帝《序》云：“凡二衤失，二十卷。”《北堂书钞》引阮《七录》云：大抵五卷以上为一。《隋志》云：《周易》一十卷。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毛诗故训传》二十卷，郑氏笺。”下接“马融注十卷”，云无下。盖失后之十卷也。唐魏徵《群书治要》五十卷，目录分五，亦以十卷为一。宋刻书尚同，《黄记》宋咸平国子监专刻本《吴志》二十卷云：“阅其目录牒文，自一卷至十卷分为上衤失，十一卷至二十卷分为下衤失。”真德秀《大学衍义》前有进表云：“臣书适成，为卷四十有三，为帙十有二。”是以四卷为一帙，盖亦视本之厚薄多少定之。总而论之，梁以前以裹书，梁以后以函书。故之名微，而函之名著矣。 　　○书有刻板之始 　　书有刻本，世皆以为始于五代冯道。其实唐僖宗中和年间已有之。据唐柳比《家训序》（诸书称引多作《柳比训序》，无家字。此殿本《薛五代史·唐书明宗纪》注引。）云：“中和三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浸染不可晓。”是为书有刻板之始。先六世祖宋少保公《石林燕语》（八）云：“世言雕板印书始冯道，此不然。但监本《五经》板，道为之尔。柳比《训序》言其在蜀时，尝阅书肆。云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则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此虽节载《训序》之文，固信以为唐有刻板书之证。特当时所刻印者，非经典四部及有用之书，故世人不甚称述耳。宋朱翌《猗觉寮杂记》云：“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后唐方镂《九经》。悉收人间所收经史，以镂板为正。见《两朝国史》。”据朱氏亦谓刻板实始于唐矣。近日本岛田翰撰《雕板渊源考》，（所撰《古文旧书考》之一。）据《颜氏家训》称“江南书本”，谓书本之为言，乃对墨板而言之。又据陆深《河汾燕闲录》引隋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板”之语，谓雕板兴于六朝。然陆氏此语本隋费长房《三宝记》，其文本曰“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意谓废像则重雕，遗经则重撰耳。阮吾山《茶馀客话》，亦误以雕像为雕板。而岛田翰必欲傅合陆说，遂谓陆氏明人，逮见旧本，必以雕撰为雕板。不思经可雕板，废像亦可雕板乎？岛田翰又历引《颜氏家训》“江南书本”；《玉烛宝典》引《字训》解瀹字曰“皆依书本”；宋晁公武《古文尚书训诂传》引隋刘炫《尚书述议》曰“四奥既宅，今书本奥皆作奥”：谓“书本”是墨板，为北齐以前有刻板之证。上虞罗振玉作《鸣沙山石室秘录记》，于雕本《一切如来尊胜陀罗尼经》下，亦从其说。吾以为谓雕板始于唐，不独如前所举唐柳比《训序》，可为确证。唐元微之为白居易《长庆集》作序，有“缮写模勒卖于市井”之语，司空图《一鸣集》九载有《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确化募雕刻律疏》，可见唐时刻板书之大行，更在僖宗以前矣。若以诸书称本，定为墨版之证，则刘向《别传》“校雠者一人持本”，后汉章帝赐黄香《淮南子》、《孟子》各一本，亦得谓墨板始于两汉乎？岛田氏谓在北齐以前，其所援据止诸书称本之词，陆氏误字之语，则吾未敢附和也。 　　○刻板盛于五代 　　雕板肇祖于唐，而盛行于五代。薛《五代史·唐书明宗纪》：“长兴三年二月辛未，中书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从之。”（宋王溥《五代会要》八经籍云：“后唐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钞写注出，子细看读。然后顾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便杂本交错。其年四月，敕差太子宾客马缟、太常丞陈观、太常博士段、路船、尚书屯田员外郎田敏，充详勘官。兼委国子监于诸色选人中召能书人，端楷写出，旋付匠人雕刻。每日五纸，与减一选。如无选，可减等第，据与改转官资。”）又《汉书·隐帝纪》：“乾元年五月己酉朔，国子监奏《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未有印板，欲集学官考校雕造，从之。”（《五代会要》云：“汉乾元年闰五月，国子监奏，见在雕印板《九经》内，有《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未有印本，今欲集学官校勘四经文字镂板，从之。”）宋王溥《五代会要》卷八（经籍）：“周广顺六年六月，尚书左丞兼判国子监事田敏，进印板《九经书》、《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二部，一百三十册。”（按：《会要》所采多《薛史》，此亦《薛史·周本纪》文，今本《薛史》辑自《永乐大典》，原文本多残缺，故《会要》所引周汉事亦较《薛史》为详，或亦《薛史》原文也。王应麟《玉海》引《中兴书目》云：“《字样》一卷，开成丁巳岁唐元度撰，大历十年司业张参纂成《五经文字》，以类相从。开成中，翰林待诏唐元度加《九经字样》，补所不载。晋开运末，祭酒田敏合二者为一编。后周广顺三年，田敏进印板《九经书》、《五经文字样》各二部。”按：应麟所记与《会要》微有不同。《会要》言田敏所进为《五经文字》、《九经字样》，而应麟谓田敏合二者为一编。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九经字样》一卷，往宰南城，出谒。有持故纸鬻于道者，得此书。乃古京本，五代开运丙午所刻也，遂为家藏书籍之最古者。”是振孙所见旧刻《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自为书，未尝合编也。应麟称引，与《会要》、《书录》皆不符，非《中兴书目》之误，即所见为流俗本也。）“显德二年二月，中书门下奏国子监祭酒尹拙状称：‘准敕校勘《经典释文》三十卷，雕造印板，欲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敕其《经典释文》已经本监官员校勘外，宜差张昭、田敏详校。”（按：显德二年，周世宗即位之二年也。疑亦《薛史》旧文。）当五代兵戈ㄈ扰，禅代朝露之际，而其君若臣，犹能崇尚经典，刻板印行，不得谓非盛美事也。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其时士大夫之好事者，如《宋史·毋守素传》云：“毋昭裔在成都，令门人勾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镂版，守素赍至中朝，行于世。”其嘉惠士林，固有足多者。至自刻己集，如《薛史·和凝传》云：“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焉。”又贯休《禅月集》，有王衍乾德五年昙域后序，称“检寻藁草及ウ记忆者，约一千首，雕刻成部”。可见其时刻板风行，举之甚易。故上自公卿，下至方外，皆得刻其私集，流播一时。今和凝仅传《宫词》、（《宋朝类苑》(殿本薛史本传? 　　⒁?：和鲁公凝有艳词一编，名《香奁集》，凝后贵，乃嫁其名为韩。今世传韩《香奁集》，乃凝所为也。凝生平著述，分为《演纶》、《游艺》、《孝悌》、《疑狱》、《香奁》、《ぷ金》六集。自为《游艺集序》云：“予有《香奁》、《ぷ金》二集，不行于世。”凝在政府避议论，讳其名。又欲后人知，故于《游艺集序》实之。此凝之意也。《疑狱集》（四卷。《四库全书·法家类》著录云：“五代和凝与其子{}同撰。……陈振孙《书录解题》称：《疑狱》三卷，上卷为凝书，中下二卷为{}所续。今本四卷，疑后人所分。”而贯休《禅月集》，乃裒然有二十卷传世，则固有幸有不幸也。若其时诸书刻本，自来未闻藏书家收藏。光绪庚子，甘肃敦煌县鸣沙山石室出《唐韵》、《切韵》二种，为五代细书小板刊本。（载罗振玉《鸣沙山石室秘录》。）惜为法人伯希和所收，今已入巴黎图书馆。吾国失此环宝，岂非守土者之过欤？ 　　○唐天刻书之伪 　　日本水野梅晓行笥中，有《文选·归去来辞》，卷尾刻“大唐天二年秋九月八日馀杭龙兴寺沙门无远刊行”字一行。德清傅云龙《纂喜庐丛书》中刻有此种残本，黎庶昌跋盛称之。据岛田翰云，是彼国大坂西村某赝刻三种之一。三种者：一延喜十三年《文选》，一即《归去来辞》，一忘其名。用写经故纸，集写经旧字活字摆印。水野所藏，正是此种。傅、黎当梯航四达之时，而犹受欺如此，则又无怪钱遵王以日本正平本《论语集解》当高丽本，而诧为书库中奇宝也。 　　○刀刻原于金石 　　凡物之初，无不简朴。草衣卉服，而后有冠裳；巢居穴处，而后有宫室；尊А饮，而后有樽；结绳画卦，而后有文字。惟刻工亦然，刻竹削牍，镂金勒石，皆以刀作字之先河。然纪事多用竹木，（《汉书·东方朔传》：奏三千奏牍。此古人公牍用木刻字之证。又姚方兴于大航头得《舜典》二十字，此亦木刻之仅存者。纪功专用金石。（古鼎彝金器字，有范铸者，有刀刻者，汉印亦然。今之所谓单刀法者，即当时刻印字也。）划然二途，各有体也。汉末，蔡邕书《九经》，刻石鸿都太学，是为以石刻经之始。自后魏三体之《尚书》、《左传》，唐石台之隶书《孝经》，皆在开成十二经之先，以其时未知刻版之利便也。唐开元御书《道德经》，今易州石刻乃其旧本。以石刻子，殆始于此时。然实胚胎于六朝峪石幢之刻佛经。盖魏晋以后，佛老大行。其刻《道德经》，乃重释老，非刻诸子也。故论有唐一代文治之盛，全在初盛之时。石刻既繁，木版亦因之而出。柳比《训序》所云，蜀时书肆，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可见当时蜀刻之广。迨乎末造，五季雕匠人役，学有专门。《六经》、《文选》大部书，亦遂层出不穷，非复墨扌纸钞之多所濡滞矣。夫石刻毡椎，旷工废日；装潢衤票背，费亦不赀。因是群趋于刻板之一途，遂开书坊之利薮，此亦文治艺术由渐而进之效也。吾尝言汉儒以后有功经传者三人：一为刘歆，一为蔡邕，一为冯道。有刘歆之《七略》，班固乃得因之为《艺文志》，于是经师不传之本，可以睹其目而知其人，此功之至大者也。其次则蔡邕之刻石，俾士人得睹全经。冯道之刻板，俾诸经各有读本。两庑特豚之祀，与其为语录空谈之儒所窃据，何若进此三人之餍人心志哉！虽然，此三人者，一则臣事王莽，一则失身董卓，一则为五姓恩荣之长乐老。至今为人口实，不得稍为之宽假。是则出处之际又不可不自审已。 　　○板本之名称 　　先祖宋少保公《石林燕语》（八）云：“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冯道始奏请官镂《六经》板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余襄公靖为秘书丞，尝言《前汉书》本谬甚，诏与王原叔同取秘阁古本参校，遂为《刊误》三十卷。其后刘原父兄弟，《两汉》皆有刊误。余在许昌，得宋景文用监本手校《西汉》一部，末题用十三本校，中间有脱两行者，惜乎今亡之矣。”据此而论，雕板谓之板，藏本谓之本。藏本者，官私所藏，未雕之善本也。自雕板盛行，于是板本二字合为一名。（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书本》内列有晋天福铜版本，此板本二字相连之文。然珂为南宋末人，是时版本之称沿用久矣。）而近人言藏书者，分目录、板本为两种学派。大约官家之书，自《崇文总目》以下，至乾隆所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为目录之学。私家之藏，自宋尤袤《遂初堂》、明毛晋《汲古阁》，及康雍乾嘉以来各藏书家，于宋元本旧钞，是为板本之学。然二者皆兼校雠，是又为校勘之学。本朝文治超轶宋元，皆此三者为之根柢，固不得谓为无益之事也。昔顾涧跋《蔡中郎文集》云：“书以弥古为弥善，可不待智者而后知矣。乃世间有一等人，（其人荛翁门下士也。）必谓书毋庸讲本子。噫！将自欺耶，欺人耶？敢书此以质荛翁。”跋载《黄记》。荛翁有此门下，亦可谓失传衣钵矣。同年友某尝与吾笑谈，谓平生不知板本，但见其书有字即读。吾戏语之曰：君所读书皆无字，是亦各明一义矣。 　　○版片之名称 　　《陆志》有元冯福京《昌国州图志》七卷，福京跋后有字数行云：“《昌国州图志》板五十六片??双面五十四，单面二，计印纸一百零十副，永为昌国州官物，相沿交割者。大德二年十一月长至日毕工。”《缪续记》有元赵氵方《春秋属辞》二十五卷、《春秋补注》十卷、《春秋师说》二卷，后有洪武元年程性谨书云：“右《春秋属辞》二十五卷，序目跋尾共该板三百二十三片。《左氏传补注》十卷，共该板一百片。《春秋师说》三卷，《附录》二卷，共该板六十九片。总计板四百九十二片。初，商山义塾奉命以是书刻梓。自庚子迄癸卯，计会廪膳赋输之馀，誊本鸠工刻板一百一十片，皆直学黄权视工。”此板之称片，习见于元明诸书。而明《南雍经籍考》之载板片数目，盖相沿久矣。 　　○刊刻之名义 　　刻板盛于赵宋，其名甚繁。今据各书考之，曰雕、曰新雕、曰刊、曰新刊、曰开雕、曰开板、曰开造、曰雕造、曰镂板、曰锓板、曰锓木、曰锓梓、曰刻梓、曰刻木、曰刻板、曰木、曰绣梓、曰模刻、曰校刻、曰刊行、曰板行，皆随时行文之辞，久而成为习语。其曰雕者，《瞿目》宋刊本杜佑《通典》二百卷，一百五、六、八、九卷末有“盐官县雕”是也。又曰新雕，乃别于旧板之名。《瞿目》校宋本《管子》二十四卷，每卷末有墨图记云“瞿源蔡潜道墨宝堂新雕印”是也。其曰刊者，《瞿目》影宋钞本《作邑自箴》十卷，末有“淳熙己亥中元浙西提刑司刊”是也。又曰新刊，亦别于旧板之名。《天禄琳琅》三庆元六祀孟春建安魏仲举家塾刻《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是也。其曰开雕者，《黄书录》宋绍兴九年刻《文粹》一百卷，末有{开木}刻地名年月官衔，云“临安府今重行开雕唐《文粹》”是也。其曰开板者，《张志》、《瞿目》影宋本《圣宋皇新乐图记》三卷，后有“皇五年十月初三日奉圣旨开板印造”二行是也。其曰开造者，《陆志》影宋本《建康实录》二十卷，后记“江宁府嘉三年十一月开造《建康实录》，并案《三国志》、《东西晋书》并《南北史》校勘，至嘉四年五月毕工”是也。其曰雕造者，《瞿目》影钞宋本孙《律》十二卷《音义》一卷，末有“天圣七年四月日准敕送崇文院雕造”一行是也。其曰镂板者，《瞿目》宋刊本《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元元年十月四日奉圣旨下杭州镂板”是也。其曰锓板者，《瞿目》影宋本《补汉兵志》一卷，有嘉定乙亥门人王大昌跋，别行记云“大昌于是年九月锓板漕廨，益广其传”是也。其曰锓木者，《瞿目》宋刊本《汉隽》十卷，末有嘉定辛未赵时侃题记云“访求旧本，再锓木于郡斋”是也。其曰锓梓者，《黄书录》、《丁志》宋刊本陆游《渭南文集》五十卷，游子跋云“锓梓溧阳学宫”是也。其曰刻梓者，《天禄琳琅》一宋廖氏世纟采堂本《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卷末有印记曰“世纟采廖氏刻梓家塾”是也。其曰刻木者，《张志》乾道丁亥会稽太守洪适刻王充《论衡》三十卷，云“刻之木，藏诸蓬莱阁”是也。其曰刻板者，《黄书录》宋刊本《产科备要》八卷跋云“淳熙甲辰刻板南康郡斋”是也。其曰木者，《杨录》宋麻沙本《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集》五十卷，有麻沙镇水南刘仲吉宅牌记云“不欲私藏，庸木以广其传”是也。其曰绣梓者，《张志》宋刊本赵汝愚《国朝名臣奏议》一百五十卷，末有淳庚戌诸王孙希氵静跋云“属泮宫以绣诸梓”是也。其曰模刻者，阮氏文选楼仿刊宋《绘图列女传》卷八，末有白文墨地木印记云“建安余氏模刻”是也。其曰校刻者，《张志》、《钱日记》宋蔡梦弼刻《史记》一百三十卷，《三皇本纪》后有“建溪蔡梦弼傅卿亲校刻梓于东塾”是也。其曰刊行者，《缪记》宋魏仲立刻本《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目后有牌子云“建安魏仲立宅刊行，士大夫幸详察之”是也。其曰板行者。《瞿目》校宋本《管子》二十四卷，卷终有图记二行云“瞿源蔡潜道宅板行”是也。其余官书，有曰校勘，有曰监雕，有曰印造。坊塾刻本，有曰校正，有曰录正，有曰印行。皆刊刻前后之职，亦因事立名，各有所本。在唐末、宋初习见者，曰镂板，《宋史·毋守素传》“毋昭裔在成都，令门人勾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六帖》镂版”是也。曰雕版，唐柳比《训序》言在蜀时尝阅书肆，云“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是也。曰印板，宋王溥《五代会要》云“后唐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是也。盖镂板、雕板、印板皆当时通俗之名称。其写样本，则曰篆板，《旧五代史·和凝传》“有集百卷，自篆于板，模印数百帙”是也。其印行本，则曰墨板，宋朱翌《猗觉寮杂记》云“唐末益州始有墨板”是也。元明坊刻习用者，多曰绣梓，《陆续跋》《新刊惠民御院药方》二十卷，末有“南溪精舍鼎新绣梓”八字。《杨录》建阳书林刘克常刻《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十卷、《后集》十卷、《续集》十卷、《别集》十卷，目录后牌记有“近因回禄之变，重新绣梓”等语。《杨志》、《杨谱》元刊本《大广益会玉篇》三十卷，目录后方木记云“建安郑氏鼎新绣梓”。《孙记》元版《唐诗始音辑注》一卷、《正音辑注》六卷、《遗响辑注》七卷，目录后有木长印云“建安叶氏鼎新绣梓”。（按：此非元版，盖入明后刻版。）盖一时风气，喜用何种文辞，遂相率而为雷同之语。胜代至今四五百年，书坊刻书，皆曰绣梓，亦有用新刊字者。知此类字通行日久，习而相忘，宜其不知有雕、镂、锓、等字之用矣。<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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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ent:encoded><![CDATA[<p>总论刻书之益<br />
　　昔宋司马温公云：“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无穷之计。”吾按此数语，元孔行素《至正直记》亦引之，世皆奉为箴言。然积德而子孙昌大，或金根伏猎之见讥，亦非诒谋之善。故余谓积德、积书二者当并重。且温公虽有是言，而其好书亦有深癖。宋费衮《梁漫志》云：“温公独乐园之读书堂，文史万余卷。<span id="more-4122"></span>而公晨夕所常阅者，虽累数十年，皆新若手未触者。常谓其子公休曰：‘贾竖藏货贝，儒家惟此耳！然当知宝惜。吾每岁以上伏及重阳间，视天气晴明日，即设几案于当日所，侧群书其上，以曝其脑，所以年月虽深，终不损动。至于启卷，必先视几案洁净，藉以茵褥，然后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尝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渍及，亦虑触动其脑，每至看竟一版，即侧右手大指面衬其沿，而覆以次指捻面，捻而挟过，故得不至揉熟其纸。每见汝辈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图老氏犹知尊敬其书，岂以吾儒反不如乎？当宜志之。’”是则温公爱书，可云笃至。其谆谆垂诫，又何尝不为子孙计哉。虽然，吾有一说焉：“积金不如积书，积书不如积阴德”，是固然矣。今有一事，积书与积阴德皆兼之，而又与积金无异，则刻书是也。宋王明清《挥麈余话》云：“毋邱俭（按：毋昭裔之误。不知王氏原误耶，抑刻者误耶。）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发愤异日若贵，当板以镂之遗学者。后仕至蜀为宰，遂践其言刊之。印行书籍，创见于此。载陶岳《五代史补》。（按：今通行汲古阁刻《五代史补》无此文，王氏所见当是原本。）后唐平蜀，明宗命太学博士李锷书《五经》，仿其制作，刊板于国子监，监中印书之始。今则盛行于天下，蜀中为最。明清家有锷书印本《五经》存焉，后题长兴二年也。”（按：李锷亦误。日本有覆宋大字本《尔雅郭注》三卷，末题一行云“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臣李鹗书”，盖宋时重刻蜀本也。然则李锷为李鹗，断可知也。今此书有黎庶昌《古佚丛书》仿北宋刻本。）明焦《笔乘》续四云：“蜀相毋公，蒲津人。先为布衣，尝从人借《文选》、《初学记》，多有难色。公叹曰：‘恨余贫不能力致，他日稍达，愿刻板印之，庶及天下学者。’后公果显于蜀，乃曰：‘今可以酬宿愿矣。’因命工日夜雕板，印成二书，复雕九经、诸史，两蜀文字由此大兴。洎蜀归宋，豪族以财贿祸其家者什八九。会艺祖好书，命使尽取蜀文籍诸印本归阙。忽见卷尾有毋氏姓名，以问欧阳炯。炯曰：‘此毋氏家钱自造。’艺祖甚悦，即命以板还毋氏。是时其书遍于海内。初在蜀雕印之日，众多嗤笑。后家累千金，子孙禄食。嗤笑者往往从而假贷焉。左拾遗孙逢吉详言其事如此。”（按：此为宋人记载，惜原引未著书名。）朱彝尊等《徵刻唐宋秘本书目》凡例云：“大梁周子梨庄，栎园司农长公。司农世以书为业，嘉隆以来，雕板行世，周氏实始其事。游宦所至，访求不遗余力。闽谢在杭先生万历中钞书秘阁，后尽归司农。两遭患难，数世所积，化为乌有。独此缮写秘本二百余种，梨庄极力珍护，岿然独存。大抵皆今世所不数见者。”陈瑚《为毛潜在隐居乞言小传》云：“毛氏居昆湖之滨，以孝弟力田世其家。祖心湖，父虚吾，皆有隐德。子晋生而笃谨，好书籍。自其垂髫时即好锓书，有屈、陶二集之刻。客有言于虚吾者曰：‘公拮据半生以成厥家，今有子不事生产，日召梓工弄刀笔，不急是务，家殖将落。’母戈孺人解之曰：‘即不幸以锓书废家，犹贤于ヅυ六博也。’乃出橐中金助成之。书成而雕镂精工，字绝鲁亥，四方之士，购者云集。于是向之非且笑者，转而叹羡之矣。”徐康《前尘梦影录》云：“汲古阁在虞山郭外十余里，藏书刊书皆于是，今析隶昭邑界。剞劂工陶洪、湖孰、方山、溧水人居多。开工于万历中叶，至启祯时，留都沿江。毛氏广招刻工，以《十三经》、《十七史》为主。其时银串每两不及七百文，三分银刻一百字。所刻经、史、子、集、道经、释典，品类甚繁。当时盗贼蜂起赖工多保家。至国初家亦因此中落。有子曰、曰褒、曰表。字斧季，最著名，即钞本亦精校影写，风流文采，照映一时。下至童奴青衣，亦能钞录。所藏书多秘籍。三十年前，在紫珊斋中见汲古阁图山水挂屏，颇有名人笔意，惜忘为何人所绘矣。”按此因刻书或子孙食其禄，或乱世保其家，或数百年板本流传，令人景仰，故张文襄之洞《书目答问》附劝人刻书说云：“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书一法。其书终古不废，则刻书之人终古不泯。如歙之鲍、吴之黄、南海之伍、金山之钱，可决其五百年中必不泯灭，岂不胜于自著书自刻集乎？且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文襄倡此言，故光绪以来，海内刻书之风，几视乾嘉时相倍。而文襄仅在粤督任内刻《广雅丛书》百数十种，自后移节两湖几二十年，吾屡以续刻为请，公绝不措意。盖是时朝野上下，争以舍旧图新、变法强国为媒进，一倡百和。公亦不免随波逐流，忽忽至于暮年，亡羊补牢，兴学存古，进退失据，丧其生平。七十生辰自撰《抱冰堂弟子记》，叙述本心欲学司马温公，已官中丞，居洛著书。嗟乎！温公好书之诚且敬，人不可及，安敢效其居官著书，俯仰古今，益叹宋贤乎远矣。<br />
　　○古今藏书家纪板本<br />
　　古人私家藏书，必自撰目录。今世所传，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袁州本四卷、后志二卷，宋赵希弁《考异》一卷、《附志》一卷。一康熙壬寅海昌陈氏刻本，一道光十年裔孙贻端刻本。又衢州本二十卷嘉庆己卯汪士钟刻本。）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二十二卷。一武英殿聚珍版本，一浙江重刻武英殿聚珍版袖珍本。）是也。其时，有李淑《邯郸图书志》十卷，载《晁志》、《陈录》；荆南田镐《田氏书目》六卷，载《晁志》；董《广川藏书志》二十六卷，濡须《秦氏书目》一卷，莆田《李氏藏六堂书目》一卷，漳浦吴权《吴氏书目》一卷，莆田郑寅《郑氏书目》七卷，并载《陈录》。诸家所藏，多者三万卷，少者一二万卷，无所谓异本重本也。自镂板兴，于是兼言板本，其例创于宋尤袤《遂初堂书目》，（一卷。一元陶九成《说郛》本，一道光丙午潘仕诚《海山仙馆丛书》本，一光绪丙申盛宣怀《常州先哲遗书》本。）目中所录，一书多至数本，有成都石经本、秘阁本、旧监本、京本、江西本、吉州本、杭本、旧杭本、严州本、越州本、湖北本、川本、川大字本、川小字本、高丽本。此类书以正经正史为多，大约皆州郡公使库本也。同时岳珂刻《九经三传》，其《沿革例》所称有监本、唐石刻本、（按：此开成石经。）晋天福铜版本京师大字旧本、绍兴初监本、监中现行本蜀大字旧本、蜀学重刻大字本、中字本、中字有句读附音本、潭州旧本、抚州旧本、建大字本、（原注：俗称“无比九经”。）俞绍经家本又中字凡四本、婺州旧本、并兴国于氏、建余仁仲凡二十本，又越中注疏旧本、建有音释注疏本、蜀注疏本合二十三本。知辨别板本，宋末士大夫已开其风。明毛《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一卷。黄丕烈《士礼居丛书》刻本。）注有宋本、元本、旧抄、影宋、校宋本等字，此乃售书于潘稼堂耒，不得不详为记载，以备受书者之取证，非其藏书全目也。当时丰道生为华夏撰《真赏斋赋》，（一卷。缪氏云自在龛刻本。）不专叙宋、元板书。江阴李鹗《得月楼书目》，（一卷。一金氏《粟香室丛书》本，一《常州先哲遗书》重编刻本。）亦注宋板、元板、钞本字。国初季振宜《季沧苇书目》，（一卷。一嘉庆十年黄丕烈《士礼居丛书》刻本，一光绪乙亥伍绍棠《续刻粤雅堂丛书》本。）钱曾《述古堂藏书目》，（四卷。道光庚戌伍崇曜刻《粤雅堂丛书》本。卷首均别为宋板书目。徐乾学《传是楼宋元本书目》（一卷。光绪乙酉吴丙湘《传砚斋丛书》刻本。）至以专名属之。顾不详其刻于何地何时，犹是А饮尊之意。明范氏《天一阁书目》，（十卷。嘉庆中阮元编文选楼刻本。又六卷，光绪乙酉薛福成编刻本，板存宁波。）载宋、元、明刻及钞本字颇详，顾编撰出自后人，非范氏原例。钱曾《读书敏求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存目著录四卷。雍正四年赵孟升刻本，乾隆十年沈尚杰刻本，乾隆六十年沈氏重刻本，卷同。道光乙酉阮福文选楼刻本，据严氏书福楼本多数十种，又增《补遗》一卷。道光丙午潘仕诚《海山仙馆丛书》合校沈、阮两刻本，亦四卷。）号为赏鉴家，《四库存目提要》谓其但论缮写刊刻之工拙，于考证不甚留意，诚哉是言。吾谓即论缮刻亦择焉不精，犹门外也。自康、雍以来，宋元旧刻日稀，而绅士林佞宋秘宋之风，遂成一时佳话。乾隆四十年，大学士于敏中奉敕编《天禄琳琅书目》十卷，分列宋板、元板、明板、影宋等类，于刊刻时地、收藏姓名、印记，一一为之考证。嘉庆二年，以《前编》未尽及书成以后所得，敕彭元瑞等为《后编》二十卷，（光绪甲申长沙王先谦合刻前后编。是为官书言板本之始。《四库全书提要》，《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十卷。）《闰集》，（一卷。乾隆三十九年浙江布政使王望编刻本。）亦偶及之。其后臣民之家，孙星衍有《祠堂书目内编》、（四卷。）《外编》（三卷。嘉庆庚午兰陵孙忠愍祠刻板。）宋元旧板并同时所刻，分别注明。自为《平津馆鉴藏书籍记》、（三卷。）《补遗》、（一卷。）《续编》，（一卷。）陈宗彝又为之编《廉石居藏书记》（二卷。光绪甲申章氏《式训堂丛书》刻本。）吴焯有《绣谷亭薰习录》。（残稿本，存经部易一卷，集部三卷，近仁和吴昌绶校刻。）吴寿有《拜经楼藏书题跋记》、（五卷。）《附录》。（一卷。一道光己亥蒋光煦《涉闻梓旧》刻本一光绪庚辰《式训堂丛书》本。）黄丕烈有《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六卷。光绪十年潘祖荫刻本。）《续记》、（二卷。光绪二十一年江标刻本。）《再续》，（二卷。近日袖珍活字本）《百宋一廛书录》，（一卷。残稿本，近有《适园丛书》刻本。）顾广圻为作《百宋一廛赋》。（一卷。丕烈自为注。一嘉庆乙丑丕烈手书《士礼居丛书》本，一光绪三年吴县潘氏重刻本。）张金吾有《爱日精庐藏书志》、（三十六卷。）《续志》。（四卷。一道光丁亥家刻本，一光绪丁亥吴县徐氏活字排印本。）陈有《经籍跋文》，（一卷。一道光丁酉《涉闻梓旧》本，一光绪庚辰《式训堂丛书》本。）《简庄随笔》。（一卷。钞本。）彭元瑞有《知圣道斋读书跋尾》。（二卷。一家刻《恩馀堂经进稿》附刻本，一《式训堂丛书》本。）瞿中溶有《古泉山馆题跋》。（一卷。光绪戊申江阴缪氏《藕香零拾》刻本。）钱泰吉有《曝书杂记》。（三卷。一家刻《甘泉乡人稿》本，一道光丁酉蒋光煦《别下斋丛书》本，一同治戊辰莫友芝刻本，一光绪甲申《式训堂丛书》本。）朱绪曾有《开有益斋读书志》、（六卷。）《续》，（一卷。）附《金石记》。（一卷。光绪庚辰绪曾子崇峄刻本。）陈树杓有《带经堂书目》。（五卷。近邓氏风雨楼活字印本。）朱学勤有《结一庐书目》。（四卷。）光绪壬寅德辉刻本。邵懿辰有《批注四库全书简明目》。（二十卷。无刻本。莫友芝《知见传本书目》即据以为底本。）袁芳瑛有《卧雪庐藏书簿》。（四本。家藏底本。瞿镛有《铁琴铜剑楼书目》。（二十四卷。光绪三十四年镛孙启甲刻本。）丁丙有《善本书室藏书志》。（四十卷。光绪辛丑家刻本。）丁日昌有《持静斋书目》、（四卷。）《续》。（一卷。家刻本，无年月。）莫友芝有《宋元旧本书经眼录》，（三卷，附录一卷。同治癸酉友芝子绳孙刻。）又有《吕阝亭知见传本书目》。（四卷。宣统己酉日本田中庆活字印本。）杨绍和有《楹书隅录》、（五卷。《续编》。（五卷。光绪甲午家刻本。）陆心源有《<百百>宋楼藏书志》、（一百二十卷。光绪壬午家刻本。）《续志》，（四卷。光绪壬辰刻本。）又有《仪顾堂题跋》、（十六卷。光绪庚辰家刻本。）《续跋》。（十六卷。光绪壬辰刻本。）杨守敬有《日本访书志》，（十六卷。光绪丁酉家刻本。）又有《留真谱》。（十二册。光绪辛丑模印本。）缪荃孙有《艺风堂藏书记》、（八卷。光绪辛丑家刻本。）《续记》，（八卷。癸丑家刻本。）又编《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四卷。癸丑邓氏活字印本。）此外傅沅叔增湘、况夔笙周颐、何厚甫培元，收藏与过眼颇多，均有存目，尚未编定。盖自乾、嘉至光、宣，百年以来，谈此学者，咸视为身心性命之事，斯岂长恩有灵与，何沆瀣相承不绝如是也？外此诸家文集、日记、杂志亦多涉之，如王士祯《居易录》，（三十四卷。康熙辛巳刻《渔洋全集》本。）朱彝尊《曝书亭集》，（中多钞本书跋。）何焯《义门读书记》、（五十八卷。校书仅数种，乾隆辛未刻本。）《校注通志堂经解目录》，（一卷。一翁方纲《苏斋丛书》刻本，一咸丰癸丑《粤雅堂丛书》本。）卢文召《群书拾补》、（三十八种。乾隆庚戌抱经堂刻本。）又《抱经堂集》，（三十四卷。乾隆乙卯刻本。）钱大昕《竹汀日记钞》，（三卷。一何氏梦华馆编刻本，一章氏《式训堂丛书》本。）顾广圻《思适斋文集》，（十八卷。道光己酉徐渭仁《春晖堂丛书》刻本。）钱泰吉《甘泉乡人稿》，（二十四卷。一咸丰甲寅海昌刻本，一同治壬申刻本。）阮元《{研手}经室外集》，（五卷。即《四库未收书目》，《文选楼丛书》刻本。）蒋光煦《东湖丛记》，（六卷。咸丰元年别下斋刻本，光绪九年缪氏云自在龛重刻本。）陆心源《仪顾堂集》，（十六卷。同治甲戌刻本。）大抵于所见古书，非有考据，即有题记。浸淫及于日本，如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六卷。）《补遗》，（二卷。光绪乙酉活字印本。）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四卷。明治甲辰刻本。）皆于宋元古钞各书，考订至为精析。而西儒如法人伯希和，得敦煌鸣沙山石室古书，乃能辨析卷数之异同、刊刻之时代。上虞罗振玉撰《鸣沙山石室秘录》，述其问答之词，读之令人惊叹。吾同年友王仁俊，撰《敦煌石室真迹录》，（甲乙丙丁戊己六卷。）序称英印度总督派员司待讷，搜石室梵夹文载归。然则此种学术，将来且光被东西，裨助文化，岂止儒生占毕之业哉。<br />
　　○书之称册<br />
　　古书止有竹简，曰“汗简”，曰“杀青”。汗者，去其竹汁；杀青者，去其青皮。汉刘向《别录》云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陈楚间谓之汗，汗者去其汁也。而其用有二：一为刀刻，《说文解字》云八体之刻符是也；一为漆书，《后汉书·杜林传》“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晋书·束传》“太康二年，汲郡人发冢，得竹书数十车，皆简编，科斗文字杂写经史”，又云“时人于嵩山下得竹简一枚，上两行科斗书”是也。大抵秦汉公牍文，多是刀刻，故《史记》称萧何为秦之刀笔吏。漆写多中秘书，故汉时经师有贿兰台令史改漆书经文之事。刀刻不能改，漆书则易改，此二者所以有分别。然因此推见，周秦以前，竹书之用甚广。《说文解字》篆籀等字，即其明证。如篆曰“引书”，籀曰“读书”，籍曰“簿书”，笺曰“识书”，皆从竹而各谐声。《汉志》称书曰多少篇，篇亦从竹。《说文》：篇，书也；一曰关西谓榜曰“篇”。而册部，“扁”，署也；从户册者，署门户之文也。榜篇之“篇”，即“扁”之通借字。凡类于书者，皆可以从竹之字例之。《汉志》又云：“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春秋左传·杜预序》疏引《郑氏论语序》：《钩命决》云《春秋》二尺四寸书之，《孝经》一尺二寸书之。《仪礼·聘礼》疏引《郑氏论语序》云：《易》、《诗》、《书》、《春秋》、《礼》、《乐》册皆尺二寸，（当依《左传》疏引作二尺四寸。）《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谦焉。是班郑所见古简策书，其大小虽不一，而称书为一册，必由简策之册而来。《说文解字》：“册，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也，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册}，古文册从竹。”又竹部：“符，信也。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从竹，付声。”盖一长一短相比谓之册，六寸分合谓之符。故册可推称于符命，而符不可转称为书册。凡竹简必编以绳，亦护以革。《史记》：孔子晚喜《易》，韦编三绝。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引刘向《别录》：“孙子书以（同已杀青简，编以缥亻系绳。”《南史·王僧虔传》“楚王冢书青丝编”，然则今人言编辑，固犹沿其旧称矣。册，本通作策。《说文解字》：“策，马也。”别为一义，然汉人通借策作册。《礼记·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周礼》：内史“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左传·僖二十八年》：“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昭三年》：“郑伯如晋，……晋侯嘉焉，授之以策。”是册即策之证。至汉末则通行以策为册。蔡邕《独断》云：“策者，简也。礼曰：不满百文不书于策，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王充《论衡》云短书俗记，即策之短者。刘向《战国策叙录》云：“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余意当时以一国之事为一策，而其策有长有短，故又谓之短长。刘向又谓为游士策谋，盖不知策为简策之义。）其次一长一短，两编。书下附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曰’，以命诸侯王。”刘熙《释名》：“策，书教令于上，所以驱策诸下也。”《仪礼·聘礼》：记，“百名以上书于策。”《郑注》：“策，简也。”《正义》：“策是众简相连之称。”然则古书以众简相连而成册，今人则以线装分钉而成册，沿其称而失其义矣。（程大昌《演繁露》七：“《张苍传》：‘主柱下方书。’如淳曰：方，版也。《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册。方册云者，书之于版，亦或书之竹简也。通版为方，连版为册。近者太学课试，曾出《文武之政布在方册赋》，试者皆谓册为今之书册。不知今之书册，乃唐世叶子，古未有是也。”）宋陈大猷《书集传》十二卷、《或问》二卷，前有进表云：“臣所编《书集传》壹拾贰卷，《集传或问》叁卷，缮写成壹拾伍卷。”盖每卷为一册，见《瞿目》。（瞿镛《铁琴铜剑楼目》，详见前。兹省称，他目仿此。）是以一卷为一册，自宋以来如此。北宋刻《史记》分三十册，版心注数目。绍兴二年，刘峤刻《温国文正司马公集》八十卷，前有进书表云：八十卷计十有七册。宋本陈《乐书》前有进表云：并目录二百二十卷，谨缮写成一百二十册。影写宋刊本唐许嵩《建康实录》二十卷，末有记云：“江宁府嘉三年十一月开造《建康实录》，并案《三国志》、《东西晋书》并《南北史》校勘，至嘉四年五月毕工。凡二十卷，总二十五万七千五百七十七字，计一十策。”并见《陆志》。《白氏六帖类聚》三十卷，宋仁宗时刊本分十二册，卷一、二为第一册，卷三、四为第二册，卷五、六为第三册，卷七、八为第四册，卷九、十为第五册，十一、十二为第六册，十三、十四、十五为第七册，十六、十七、十八为第八册，十九、二十、二十一为第九册，卷廿二、廿三为第十册，廿四、廿五、廿六、廿七为第十一册，廿八、廿九、三十为第十二册，版心有帖一至帖十二等字。见《陆跋》。当时装订，有以一卷为一册者，有以数卷为一册者，必视其书之厚薄为之。元时书册亦如此。孔行素《至正直记》云：“江西学馆读书，皆有成式。《四书集注》作一册钉，《经传》作一册钉，《少微通鉴详节横驰》作一册钉，《诗苑丛珠》作一册钉，《礼部韵略》增注本作一册钉。”观此，则册、策二字，在宋元间时固犹通用也。<br />
　　○书之称卷<br />
　　卷子因于竹帛之帛。竹谓简，帛谓纸也。《墨子》云：“以其所行，书于竹帛。”《汉书·东方朔传》：“箸于竹帛。”王充《论衡》：“短书俗记，竹帛胤（俗本作乱。）文，非儒者所见，众多非一。”是竹帛本汉时通用物矣。帛之为书，便于舒卷，故一书谓之几卷。凡古书，以一篇作一卷。（《汉书·艺文志》有称若干篇者，竹也。有称若干卷者，帛也。）如《六经》汉人注本，皆小题在上，大题在下。（如《易》首《乾卦》。《书》《尧典》在上，《虞书》在下。《诗》《关雎训诂传》在上，诗名在下，皆是。）果为通连，则当大题在上，小题在下矣。卷之心必转以圆辊，两头稍长出于卷，馀出如车轴然。《隋书·经籍志》云：“炀帝即位，秘阁之书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旧唐书·经籍志》：“集贤院御书，经库皆钿白牙轴，黄缥带，红牙签；史库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绿牙轴，朱带，白牙签。”盖隋唐间简册已亡，存者止卷轴，故一书又谓之几轴。（韩愈诗：“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三万轴即三万卷也。）其卷长短随其纸料，亦便于杂钞。吾尝谓《吕氏春秋》每卷月令十二纪后，杂入他文四五篇，其义绝不可晓。后始悟所书月令后有馀幅，故以他文接钞。迨改为刻本，遂仍其旧。又悟大小二《戴记》之分析，初本无所去取。特兄弟分执数卷，习之日久，各自为学。而小戴先列学官，大戴遂微。然观大戴三十九篇中，又杂出《曾子》十篇，益信古人钞书，取便诵习。自卷并为本，此义益无可考见矣。<br />
　　○书之称本<br />
　　书之称本，必有所因。《说文解字》云“木下曰本”，而今人称书之下边曰书根，乃知本者，因根而计数之词。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云：《汉书》“中外礻是福”字当从示，而江南书本多误从手。《后汉书·酷吏樊晔传》“宁见乳虎穴”，江南书本“穴”皆误作“六”。杜台卿《玉烛宝典》引《字训》解瀹字云：“其字或草下，或水旁，或火旁，皆依书本。”《汉书·孔光传》“犬马齿[A128]”，颜师古注：“读与耋同，今书本有作截字者，俗写误也。”又《外戚孝成赵皇后传》“赫纸”，颜师古注：“今书本赫字或作击。”是书本之称，由来已久。至宋刻板大行，名义遂定。如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以书本为一例是也。日本岛田翰因谓书本为墨版之称，实为大误。（说见后《书有刻板之始》条。）吾谓书本由卷子摺叠而成，卷不如摺本翻阅之便，其制当兴于秦汉间。《战国策》刘向《叙录》云：“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意其时以一国为一策，随其策之长短，而名之以短长书。亦有改策为本者，《战国策·序》高诱注云：“六国时纵横之说，一曰短长书，一曰国本。”盖以一国为一本，犹之以前策式，以一国为一策也。《太平御览·学部》（六百七卷）《正谬误类》引《刘向别传》曰：“雠校者，一人持本，一人读析，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夫不曰持卷，而曰持本，则为摺本可知。魏晋以后，佛经梵夹大行于世，而其用益宏。唐释道宣《广宏明集》引梁阮孝绪《七录·序》，其称《七略》、《汉书·艺文志》曰若干种，若干家，若干卷。引袁山松《后汉书·艺文志》亦然。至称晋《中经簿》，始云四部书若干部，若干卷。称晋《义熙秘阁书目》以下，始云若干帙，（帙即字。）若干卷。所谓帙者，合数卷为之，则摺叠之制，在晋时已通行。而唐人试卷之式，亦本此而为之。宋赵彦卫《云麓漫钞》三云：“释氏写经，一行以十七字为准。故国朝试童行诵经，计其纸数，以十七字为行，二十五行为一纸。”程大昌《演繁露》七云：“唐人举进士，必行卷者为缄轴，录其所著文以献主司也。其式见《李义山集》。《新书·序》曰：治纸工率一幅以墨为边准，（原注：今俗呼解行也。）用十六行式，（原注云：一幅改为墨边十六行也。）率一行不过十一字。（原注：此式至本朝不用。”）是唐宋以下试卷之式，即本佛经，故一本一卷，遂为今日之定号。宋黄庭坚《山谷别集》十一跋张持义所藏吴彩鸾《唐韵》云：“右仙人吴彩鸾书孙忄面《唐韵》凡三十七叶。此唐人所谓叶子者也。按：彩鸾隐居在钟陵西山下，所书《唐韵》，民间多有。余所见凡六本，此一本二十九叶彩鸾书，其八叶后人所补。”宋张邦基《墨庄漫录》云：“裴传奇载，成都古仙人吴彩鸾善书小字，尝书《唐韵》鬻之。今蜀中导江迎祥院经藏，世称藏中《佛本行经》六十卷，乃彩鸾所书，亦异物也。今世间所传《唐韵》，犹有□旋风叶，字画清劲，人间往往有之。”而《演繁露》（十五）云：“古书不以简策缣帛皆为卷轴，至唐始为叶子，今书册是也。然古竹牒已用叠简为名，顾唐始以缣纸卷轴改为册叶耳。”然则今之书册，乃唐时叶子旧称，因是而变蝴蝶装。蝴蝶装者，不用线钉，但以糊粘书背，夹以坚硬护面。以板心向内，单口向外，揭之若蝴蝶翼然。阮文达元仿宋刻《绘图古列女传》，其原书即如此装式。森立之《经籍访古志补遗》秘传眼科龙木总论十卷，云“应永二十七年旧粘叶本”。据云“此本为狩谷望之旧藏，册不线钉，纸心粘装，宋人所谓蝴蝶装也”。吾按：此等装式，至元初犹存。吾藏有王应麟《王会解注》、《践阼解注》，粘糊至今如故。后人刻地图书，因合叶不便横阅，多有仿其装式者。然据阮刻《绘图列女传》跋云：“卷末有签条云‘一本，永乐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苏敬叔买’。”是无论线装、蝴蝶装，皆得通称为本矣。<br />
　　○书之称叶<br />
　　今俗称书一纸为一页。按《说文解字》页部首云：“头也，从{一自}从几。古文<旨首>首如此。”是页为稽首之稽本字，于书无与也。其字又作叶，自有书本，即有此名。《墨庄漫录》称吴彩鸾所书《唐韵》为旋风叶是也。但《说文解字》草部：“叶，草木之叶也。从草，声。”于书叶之叶亦不相类。盖其本字当作。《说文解字》木部：“，扁也。，薄也。从木，世声。”而“扁”下云：“扁部，方木也。从木，扁声。《春秋传》曰：扁部荐。”按今《左昭·二十五年传》作“扁付藉”。杜注：“扁付，棺中グ床也。，骸骨也。”自是之本义。其云“，薄也”，则为书叶之。古者简籍之式，或用竹，或用木。竹以一简为一叶，木以一版为一。《说文解字》竹部：“叶，也；从竹，声。，书僮竹{占}也；从竹，龠声。”此竹简从叶之证也。又片部：“牒，札也。从片，声。”木部：“札，牒也。从木，乙声。”此札牒从木之证也。牒之木多用[A081]。《颜氏家训·书证篇》云：“《后汉书·杨由传》云‘风吹削’，此是削札牍之[A081]耳。古者书误则削之，故《左传》云‘削而投之’是也。或即谓札为削。王褒《童约》‘书削代牍’，苏竟书云‘昔以磨研编削之才’，皆其证也。《诗》‘伐木浒浒’，毛传云：‘浒浒，[A081]貌也。’史家假借为肝字，俗本悉作脯腊之脯，或为反哺之哺。学士因解云削脯是屏障之名，既无证据，亦为妄矣。此是风角占候耳。《风角书》曰：‘庶人风者，拂地扬尘转削。’若是屏障，何由可转也。”观黄门所辨，知札牒之木为[A081]木。又知木牒之牒，其制甚薄，故风可吹亦可转。六书一训薄，薄则便于翻检，故一翻为一。段玉裁注“叶”字云：“小儿所书写，每一{占}谓之一叶。今书一纸谓之一页，或作叶，其实当作此{}。”按段氏知其一不知其二。{}之与牒，皆从声，是字在{}牒之前明矣。竹简之书，仅能成行，不能成牒。书僮之{占}，又其小者，何能谓之叶。不知{}字专为竹{占}一{}之称，牒则木牍一版之称。一叶之叶本当作，亦取其薄而借用之，非其本义如此也。吾尝疑叶名之缘起，当本于佛经之梵贝书。释氏书言西域无纸，以贝多树叶写经，亦称经文为梵夹书。此则以一翻为一叶，其名实颇符。不然，草木之叶，于典册之式何涉哉。<br />
　　○书之称部<br />
　　今人言书曰某部，又曰几部。按汉史游《急就章》云：“分别部居不杂厕。”《说文解字·序》亦云：“分别部居，不相杂厕。”此以分类为分部，故称某类为某部。因而以一种为一部，义得相同。然吾以为本是字。《说文》竹部：“，爰也。”此爰书之名。下文云：“等，齐简也，从竹从寺。寺，官曹之等平也。”“范，法也。从竹。竹简书也，声。古法有竹刑。”爰书为案牍文，其类至多，故以称。即满字，今人以盈数为满，古亦如之。自后人以部为称，而之本字，人罕知之矣。<br />
　　○书之称函<br />
　　书称函者，义当取于函人之函，谓护书也。汉时卷子裹之以袱，其名曰。《说文解字》：“，书衣也。”《后汉书·杨厚传》：“祖父春卿，善图谶学，为公孙述将。汉兵平蜀，春卿自杀，临命，戒子统曰：‘吾绨中有先祖所传《秘记》，为汉家用，尔其修之。’”《太平御览》（六百六卷文部类，引宋谢灵运《书铭》：“怀幽卷赜，戢妙抱密。用舍以道，舒卷不失。亮唯勤玩，无或暇逸。”又引梁昭明太子《咏书诗》曰：“擢影兔园池，挺茎淇水侧。幸杂缃囊用，聊因班女织。”是其制以竹织成，与后书所云绨帙者有别。然则同一护书，则竹织者当称函矣。（敦煌石室所藏卷子，外皆以细织竹帘包之，盖即竹帙之一种。见罗振玉《鸣沙山石室秘录》。《太平御览》引晋《中经簿》：“盛书有缣、青缣、布、绢。”既曰盛，则亦用函明甚。然则阮孝绪《七录》所称若干，殆亦函矣。自改卷为摺，而后盛之以函，因是而有书囊。《隋书·经籍志》所谓魏秘书监荀勖分为四部，盛以缥囊是也。古书大率以五卷或十卷为一。晋葛洪《西京杂记》云：“刘子骏《汉书》一百卷，无首尾。……始甲终癸，为十衤失。衤失十卷，合为百卷。”《梁昭明太子集》前有梁简文帝《序》云：“凡二衤失，二十卷。”《北堂书钞》引阮《七录》云：大抵五卷以上为一。《隋志》云：《周易》一十卷。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毛诗故训传》二十卷，郑氏笺。”下接“马融注十卷”，云无下。盖失后之十卷也。唐魏徵《群书治要》五十卷，目录分五，亦以十卷为一。宋刻书尚同，《黄记》宋咸平国子监专刻本《吴志》二十卷云：“阅其目录牒文，自一卷至十卷分为上衤失，十一卷至二十卷分为下衤失。”真德秀《大学衍义》前有进表云：“臣书适成，为卷四十有三，为帙十有二。”是以四卷为一帙，盖亦视本之厚薄多少定之。总而论之，梁以前以裹书，梁以后以函书。故之名微，而函之名著矣。<br />
　　○书有刻板之始<br />
　　书有刻本，世皆以为始于五代冯道。其实唐僖宗中和年间已有之。据唐柳比《家训序》（诸书称引多作《柳比训序》，无家字。此殿本《薛五代史·唐书明宗纪》注引。）云：“中和三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浸染不可晓。”是为书有刻板之始。先六世祖宋少保公《石林燕语》（八）云：“世言雕板印书始冯道，此不然。但监本《五经》板，道为之尔。柳比《训序》言其在蜀时，尝阅书肆。云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则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此虽节载《训序》之文，固信以为唐有刻板书之证。特当时所刻印者，非经典四部及有用之书，故世人不甚称述耳。宋朱翌《猗觉寮杂记》云：“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后唐方镂《九经》。悉收人间所收经史，以镂板为正。见《两朝国史》。”据朱氏亦谓刻板实始于唐矣。近日本岛田翰撰《雕板渊源考》，（所撰《古文旧书考》之一。）据《颜氏家训》称“江南书本”，谓书本之为言，乃对墨板而言之。又据陆深《河汾燕闲录》引隋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板”之语，谓雕板兴于六朝。然陆氏此语本隋费长房《三宝记》，其文本曰“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意谓废像则重雕，遗经则重撰耳。阮吾山《茶馀客话》，亦误以雕像为雕板。而岛田翰必欲傅合陆说，遂谓陆氏明人，逮见旧本，必以雕撰为雕板。不思经可雕板，废像亦可雕板乎？岛田翰又历引《颜氏家训》“江南书本”；《玉烛宝典》引《字训》解瀹字曰“皆依书本”；宋晁公武《古文尚书训诂传》引隋刘炫《尚书述议》曰“四奥既宅，今书本奥皆作奥”：谓“书本”是墨板，为北齐以前有刻板之证。上虞罗振玉作《鸣沙山石室秘录记》，于雕本《一切如来尊胜陀罗尼经》下，亦从其说。吾以为谓雕板始于唐，不独如前所举唐柳比《训序》，可为确证。唐元微之为白居易《长庆集》作序，有“缮写模勒卖于市井”之语，司空图《一鸣集》九载有《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确化募雕刻律疏》，可见唐时刻板书之大行，更在僖宗以前矣。若以诸书称本，定为墨版之证，则刘向《别传》“校雠者一人持本”，后汉章帝赐黄香《淮南子》、《孟子》各一本，亦得谓墨板始于两汉乎？岛田氏谓在北齐以前，其所援据止诸书称本之词，陆氏误字之语，则吾未敢附和也。<br />
　　○刻板盛于五代<br />
　　雕板肇祖于唐，而盛行于五代。薛《五代史·唐书明宗纪》：“长兴三年二月辛未，中书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从之。”（宋王溥《五代会要》八经籍云：“后唐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钞写注出，子细看读。然后顾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便杂本交错。其年四月，敕差太子宾客马缟、太常丞陈观、太常博士段、路船、尚书屯田员外郎田敏，充详勘官。兼委国子监于诸色选人中召能书人，端楷写出，旋付匠人雕刻。每日五纸，与减一选。如无选，可减等第，据与改转官资。”）又《汉书·隐帝纪》：“乾元年五月己酉朔，国子监奏《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未有印板，欲集学官考校雕造，从之。”（《五代会要》云：“汉乾元年闰五月，国子监奏，见在雕印板《九经》内，有《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未有印本，今欲集学官校勘四经文字镂板，从之。”）宋王溥《五代会要》卷八（经籍）：“周广顺六年六月，尚书左丞兼判国子监事田敏，进印板《九经书》、《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二部，一百三十册。”（按：《会要》所采多《薛史》，此亦《薛史·周本纪》文，今本《薛史》辑自《永乐大典》，原文本多残缺，故《会要》所引周汉事亦较《薛史》为详，或亦《薛史》原文也。王应麟《玉海》引《中兴书目》云：“《字样》一卷，开成丁巳岁唐元度撰，大历十年司业张参纂成《五经文字》，以类相从。开成中，翰林待诏唐元度加《九经字样》，补所不载。晋开运末，祭酒田敏合二者为一编。后周广顺三年，田敏进印板《九经书》、《五经文字样》各二部。”按：应麟所记与《会要》微有不同。《会要》言田敏所进为《五经文字》、《九经字样》，而应麟谓田敏合二者为一编。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九经字样》一卷，往宰南城，出谒。有持故纸鬻于道者，得此书。乃古京本，五代开运丙午所刻也，遂为家藏书籍之最古者。”是振孙所见旧刻《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自为书，未尝合编也。应麟称引，与《会要》、《书录》皆不符，非《中兴书目》之误，即所见为流俗本也。）“显德二年二月，中书门下奏国子监祭酒尹拙状称：‘准敕校勘《经典释文》三十卷，雕造印板，欲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敕其《经典释文》已经本监官员校勘外，宜差张昭、田敏详校。”（按：显德二年，周世宗即位之二年也。疑亦《薛史》旧文。）当五代兵戈ㄈ扰，禅代朝露之际，而其君若臣，犹能崇尚经典，刻板印行，不得谓非盛美事也。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其时士大夫之好事者，如《宋史·毋守素传》云：“毋昭裔在成都，令门人勾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镂版，守素赍至中朝，行于世。”其嘉惠士林，固有足多者。至自刻己集，如《薛史·和凝传》云：“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焉。”又贯休《禅月集》，有王衍乾德五年昙域后序，称“检寻藁草及ウ记忆者，约一千首，雕刻成部”。可见其时刻板风行，举之甚易。故上自公卿，下至方外，皆得刻其私集，流播一时。今和凝仅传《宫词》、（《宋朝类苑》(殿本薛史本传?<br />
　　⒁?：和鲁公凝有艳词一编，名《香奁集》，凝后贵，乃嫁其名为韩。今世传韩《香奁集》，乃凝所为也。凝生平著述，分为《演纶》、《游艺》、《孝悌》、《疑狱》、《香奁》、《ぷ金》六集。自为《游艺集序》云：“予有《香奁》、《ぷ金》二集，不行于世。”凝在政府避议论，讳其名。又欲后人知，故于《游艺集序》实之。此凝之意也。《疑狱集》（四卷。《四库全书·法家类》著录云：“五代和凝与其子{}同撰。……陈振孙《书录解题》称：《疑狱》三卷，上卷为凝书，中下二卷为{}所续。今本四卷，疑后人所分。”而贯休《禅月集》，乃裒然有二十卷传世，则固有幸有不幸也。若其时诸书刻本，自来未闻藏书家收藏。光绪庚子，甘肃敦煌县鸣沙山石室出《唐韵》、《切韵》二种，为五代细书小板刊本。（载罗振玉《鸣沙山石室秘录》。）惜为法人伯希和所收，今已入巴黎图书馆。吾国失此环宝，岂非守土者之过欤？<br />
　　○唐天刻书之伪<br />
　　日本水野梅晓行笥中，有《文选·归去来辞》，卷尾刻“大唐天二年秋九月八日馀杭龙兴寺沙门无远刊行”字一行。德清傅云龙《纂喜庐丛书》中刻有此种残本，黎庶昌跋盛称之。据岛田翰云，是彼国大坂西村某赝刻三种之一。三种者：一延喜十三年《文选》，一即《归去来辞》，一忘其名。用写经故纸，集写经旧字活字摆印。水野所藏，正是此种。傅、黎当梯航四达之时，而犹受欺如此，则又无怪钱遵王以日本正平本《论语集解》当高丽本，而诧为书库中奇宝也。<br />
　　○刀刻原于金石<br />
　　凡物之初，无不简朴。草衣卉服，而后有冠裳；巢居穴处，而后有宫室；尊А饮，而后有樽；结绳画卦，而后有文字。惟刻工亦然，刻竹削牍，镂金勒石，皆以刀作字之先河。然纪事多用竹木，（《汉书·东方朔传》：奏三千奏牍。此古人公牍用木刻字之证。又姚方兴于大航头得《舜典》二十字，此亦木刻之仅存者。纪功专用金石。（古鼎彝金器字，有范铸者，有刀刻者，汉印亦然。今之所谓单刀法者，即当时刻印字也。）划然二途，各有体也。汉末，蔡邕书《九经》，刻石鸿都太学，是为以石刻经之始。自后魏三体之《尚书》、《左传》，唐石台之隶书《孝经》，皆在开成十二经之先，以其时未知刻版之利便也。唐开元御书《道德经》，今易州石刻乃其旧本。以石刻子，殆始于此时。然实胚胎于六朝峪石幢之刻佛经。盖魏晋以后，佛老大行。其刻《道德经》，乃重释老，非刻诸子也。故论有唐一代文治之盛，全在初盛之时。石刻既繁，木版亦因之而出。柳比《训序》所云，蜀时书肆，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可见当时蜀刻之广。迨乎末造，五季雕匠人役，学有专门。《六经》、《文选》大部书，亦遂层出不穷，非复墨扌纸钞之多所濡滞矣。夫石刻毡椎，旷工废日；装潢衤票背，费亦不赀。因是群趋于刻板之一途，遂开书坊之利薮，此亦文治艺术由渐而进之效也。吾尝言汉儒以后有功经传者三人：一为刘歆，一为蔡邕，一为冯道。有刘歆之《七略》，班固乃得因之为《艺文志》，于是经师不传之本，可以睹其目而知其人，此功之至大者也。其次则蔡邕之刻石，俾士人得睹全经。冯道之刻板，俾诸经各有读本。两庑特豚之祀，与其为语录空谈之儒所窃据，何若进此三人之餍人心志哉！虽然，此三人者，一则臣事王莽，一则失身董卓，一则为五姓恩荣之长乐老。至今为人口实，不得稍为之宽假。是则出处之际又不可不自审已。<br />
　　○板本之名称<br />
　　先祖宋少保公《石林燕语》（八）云：“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冯道始奏请官镂《六经》板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余襄公靖为秘书丞，尝言《前汉书》本谬甚，诏与王原叔同取秘阁古本参校，遂为《刊误》三十卷。其后刘原父兄弟，《两汉》皆有刊误。余在许昌，得宋景文用监本手校《西汉》一部，末题用十三本校，中间有脱两行者，惜乎今亡之矣。”据此而论，雕板谓之板，藏本谓之本。藏本者，官私所藏，未雕之善本也。自雕板盛行，于是板本二字合为一名。（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书本》内列有晋天福铜版本，此板本二字相连之文。然珂为南宋末人，是时版本之称沿用久矣。）而近人言藏书者，分目录、板本为两种学派。大约官家之书，自《崇文总目》以下，至乾隆所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为目录之学。私家之藏，自宋尤袤《遂初堂》、明毛晋《汲古阁》，及康雍乾嘉以来各藏书家，于宋元本旧钞，是为板本之学。然二者皆兼校雠，是又为校勘之学。本朝文治超轶宋元，皆此三者为之根柢，固不得谓为无益之事也。昔顾涧跋《蔡中郎文集》云：“书以弥古为弥善，可不待智者而后知矣。乃世间有一等人，（其人荛翁门下士也。）必谓书毋庸讲本子。噫！将自欺耶，欺人耶？敢书此以质荛翁。”跋载《黄记》。荛翁有此门下，亦可谓失传衣钵矣。同年友某尝与吾笑谈，谓平生不知板本，但见其书有字即读。吾戏语之曰：君所读书皆无字，是亦各明一义矣。<br />
　　○版片之名称<br />
　　《陆志》有元冯福京《昌国州图志》七卷，福京跋后有字数行云：“《昌国州图志》板五十六片??双面五十四，单面二，计印纸一百零十副，永为昌国州官物，相沿交割者。大德二年十一月长至日毕工。”《缪续记》有元赵氵方《春秋属辞》二十五卷、《春秋补注》十卷、《春秋师说》二卷，后有洪武元年程性谨书云：“右《春秋属辞》二十五卷，序目跋尾共该板三百二十三片。《左氏传补注》十卷，共该板一百片。《春秋师说》三卷，《附录》二卷，共该板六十九片。总计板四百九十二片。初，商山义塾奉命以是书刻梓。自庚子迄癸卯，计会廪膳赋输之馀，誊本鸠工刻板一百一十片，皆直学黄权视工。”此板之称片，习见于元明诸书。而明《南雍经籍考》之载板片数目，盖相沿久矣。<br />
　　○刊刻之名义<br />
　　刻板盛于赵宋，其名甚繁。今据各书考之，曰雕、曰新雕、曰刊、曰新刊、曰开雕、曰开板、曰开造、曰雕造、曰镂板、曰锓板、曰锓木、曰锓梓、曰刻梓、曰刻木、曰刻板、曰木、曰绣梓、曰模刻、曰校刻、曰刊行、曰板行，皆随时行文之辞，久而成为习语。其曰雕者，《瞿目》宋刊本杜佑《通典》二百卷，一百五、六、八、九卷末有“盐官县雕”是也。又曰新雕，乃别于旧板之名。《瞿目》校宋本《管子》二十四卷，每卷末有墨图记云“瞿源蔡潜道墨宝堂新雕印”是也。其曰刊者，《瞿目》影宋钞本《作邑自箴》十卷，末有“淳熙己亥中元浙西提刑司刊”是也。又曰新刊，亦别于旧板之名。《天禄琳琅》三庆元六祀孟春建安魏仲举家塾刻《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是也。其曰开雕者，《黄书录》宋绍兴九年刻《文粹》一百卷，末有{开木}刻地名年月官衔，云“临安府今重行开雕唐《文粹》”是也。其曰开板者，《张志》、《瞿目》影宋本《圣宋皇新乐图记》三卷，后有“皇五年十月初三日奉圣旨开板印造”二行是也。其曰开造者，《陆志》影宋本《建康实录》二十卷，后记“江宁府嘉三年十一月开造《建康实录》，并案《三国志》、《东西晋书》并《南北史》校勘，至嘉四年五月毕工”是也。其曰雕造者，《瞿目》影钞宋本孙《律》十二卷《音义》一卷，末有“天圣七年四月日准敕送崇文院雕造”一行是也。其曰镂板者，《瞿目》宋刊本《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元元年十月四日奉圣旨下杭州镂板”是也。其曰锓板者，《瞿目》影宋本《补汉兵志》一卷，有嘉定乙亥门人王大昌跋，别行记云“大昌于是年九月锓板漕廨，益广其传”是也。其曰锓木者，《瞿目》宋刊本《汉隽》十卷，末有嘉定辛未赵时侃题记云“访求旧本，再锓木于郡斋”是也。其曰锓梓者，《黄书录》、《丁志》宋刊本陆游《渭南文集》五十卷，游子跋云“锓梓溧阳学宫”是也。其曰刻梓者，《天禄琳琅》一宋廖氏世纟采堂本《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卷末有印记曰“世纟采廖氏刻梓家塾”是也。其曰刻木者，《张志》乾道丁亥会稽太守洪适刻王充《论衡》三十卷，云“刻之木，藏诸蓬莱阁”是也。其曰刻板者，《黄书录》宋刊本《产科备要》八卷跋云“淳熙甲辰刻板南康郡斋”是也。其曰木者，《杨录》宋麻沙本《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集》五十卷，有麻沙镇水南刘仲吉宅牌记云“不欲私藏，庸木以广其传”是也。其曰绣梓者，《张志》宋刊本赵汝愚《国朝名臣奏议》一百五十卷，末有淳庚戌诸王孙希氵静跋云“属泮宫以绣诸梓”是也。其曰模刻者，阮氏文选楼仿刊宋《绘图列女传》卷八，末有白文墨地木印记云“建安余氏模刻”是也。其曰校刻者，《张志》、《钱日记》宋蔡梦弼刻《史记》一百三十卷，《三皇本纪》后有“建溪蔡梦弼傅卿亲校刻梓于东塾”是也。其曰刊行者，《缪记》宋魏仲立刻本《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目后有牌子云“建安魏仲立宅刊行，士大夫幸详察之”是也。其曰板行者。《瞿目》校宋本《管子》二十四卷，卷终有图记二行云“瞿源蔡潜道宅板行”是也。其余官书，有曰校勘，有曰监雕，有曰印造。坊塾刻本，有曰校正，有曰录正，有曰印行。皆刊刻前后之职，亦因事立名，各有所本。在唐末、宋初习见者，曰镂板，《宋史·毋守素传》“毋昭裔在成都，令门人勾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六帖》镂版”是也。曰雕版，唐柳比《训序》言在蜀时尝阅书肆，云“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是也。曰印板，宋王溥《五代会要》云“后唐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是也。盖镂板、雕板、印板皆当时通俗之名称。其写样本，则曰篆板，《旧五代史·和凝传》“有集百卷，自篆于板，模印数百帙”是也。其印行本，则曰墨板，宋朱翌《猗觉寮杂记》云“唐末益州始有墨板”是也。元明坊刻习用者，多曰绣梓，《陆续跋》《新刊惠民御院药方》二十卷，末有“南溪精舍鼎新绣梓”八字。《杨录》建阳书林刘克常刻《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十卷、《后集》十卷、《续集》十卷、《别集》十卷，目录后牌记有“近因回禄之变，重新绣梓”等语。《杨志》、《杨谱》元刊本《大广益会玉篇》三十卷，目录后方木记云“建安郑氏鼎新绣梓”。《孙记》元版《唐诗始音辑注》一卷、《正音辑注》六卷、《遗响辑注》七卷，目录后有木长印云“建安叶氏鼎新绣梓”。（按：此非元版，盖入明后刻版。）盖一时风气，喜用何种文辞，遂相率而为雷同之语。胜代至今四五百年，书坊刻书，皆曰绣梓，亦有用新刊字者。知此类字通行日久，习而相忘，宜其不知有雕、镂、锓、等字之用矣。</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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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我的《二十四史》</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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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ue, 27 Jul 2010 08:34:22 +0000</pubDate>
		<dc:creator>读书志</dc:creator>
				<category><![CDATA[版本研究]]></category>
		<category><![CDATA[二十四史]]></category>
		<category><![CDATA[孙犁]]></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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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　　1949 年初进城时，旧货充斥，海河两岸及墙子河两岸，接连都是席棚，木器估衣，到处都是。旧书摊也很多，随处可以见到，但集中的地方是大洋市场二楼。那些书贩用木板搭一书架，或放一床板，上面插列书籍，安装一盏照明灯，就算是一家。各家排列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很大的书肆。也有几家有铺面的，藏书较富。 　　那一年是天津社会生活大变动的时期，物资在默默地进行再分配。 　　但进城的人们，都是穷八路，当时注意的是添置几件衣物，并没有多少钱去买书，人们也没有买书的习惯。 　　那一时期，书籍是很便宜的，一部白纸的《四部丛刊》，带箱带套，也不过一二百元，很多拆散、流落到旧纸店去。各种《二十四史》也没人买，带樟木大漆盒子的，带专用书橱的，就风吹日晒的，堆在墙子河边街道上。 　　书贩们见到这种情景，见到这么容易得手的货源，都跃跃欲试。但他们本钱有限，货物周转也不灵，只能望洋兴叹，不敢多收。 　　我是穷学生出身，又在解放区多年，进城后携家带口，除谋划一家衣食，不暇他顾。但幼年养成的爱书积刁，又滋长起来。最初，只是在荒摊野市，买一两本旧书，放在自己的书桌上，后来有了一些稿费，才敢于购置一些成套的书，这已经是1954 年以后的事了。 　　最初，我从天祥书肆买了一部涵芬楼影印本的《史记》，是据武英殿本。本子较小，字体也不太清晰。涵芬楼影印的这部《二十四史》，后来我见过全套，是用小木箱分代函装，然后砌成一面小影壁，上面还有瓦檐的装饰。但纸张较劣，本子较小是它的缺点，因此，并不为藏书家所珍爱。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喜爱同文书局石印的《二十四史》，它也是根据武英殿本，但纸张洁白而厚，字大行稀，看起来醒目，也是用各式小木箱分装，然后堆叠起来，自成一面墙，很是大方。我只头了一部《粱书》而已。 　　有一次，天祥一位人瘦小而本亦薄的商人，买了一套中华书局印的前四史，很洁整。当时我还是胸无大志，以为买了前四史读读，也就可以了，用十元钱头了下来。因为开了这个头，以后就陆续买了不少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零种。其实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本《二十四史》，并不佳。即以前四史而言，名为仿宋，字也够大，但以字体扁而行紧密，看起来还是不很清楚，以下各史，行格虽稀，但所用纸张，无论黑白，都是洋纸，吸墨不良，多有油渍。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也是据武英殿本重排，校刊只能说还可以，总之，并不引人喜爱。清末，有几处官书局，分印《二十四史》，金陵书局出的包括《史记》在内的几种，很有名，我也曾在天祥见过，以本子太大，携带不便，失之交臂之间。 　　我的《南史》和《周书》，是光绪年间，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校印本，字体并不小，然字扁而行密，看起来字体连成一线，很费目力。清末民初，用这种字体印的书很不少，如《东华录》、《纪事本末》等。 　　这种书用木板夹起，“文化大革命”中抄书发还，院中小儿视为奇观，亦可纪也。 　　我的《陈书》是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的百衲本，这种本子在版本学术上很有价值，但读起来并不方便。我的《新五代史》，是刘氏玉海堂的覆宋本，共十二册，印制颇精。 　　国家标点的《二十四史》，可谓善本，读起来也方便。因为有了以上那些近似古董的书，后来只买了《魏书》、《辽史》，发现这种新书，厚重得很，反不及线装书，便利老年人阅读。 　　这样东拼西凑，我的《二十四史》也可以说是百衲本了。 　　孙犁 1981年2月1日刊出<table class="wumii-related-items"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2" border="0" width="100%" style="clear: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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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 size="-1" color="#333333" style="line-height: 1.65em; font-size: 12px !important;">孙犁读书题记五则</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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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 size="-1" color="#333333" style="line-height: 1.65em; font-size: 12px !important;">孙犁读书题记三则</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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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年是天津社会生活大变动的时期，物资在默默地进行再分配。<br />
　　但进城的人们，都是穷八路，当时注意的是添置几件衣物，并没有多少钱去买书，人们也没有买书的习惯。<br />
　　那一时期，书籍是很便宜的，一部白纸的《四部丛刊》，带箱带套，也不过一二百元，很多拆散、流落到旧纸店去。各种《二十四史》也没人买，带樟木大漆盒子的，带专用书橱的，就风吹日晒的，堆在墙子河边街道上。<br />
　　书贩们见到这种情景，见到这么容易得手的货源，都跃跃欲试。但他们本钱有限，货物周转也不灵，只能望洋兴叹，不敢多收。<br />
　　我是穷学生出身，又在解放区多年，进城后携家带口，除谋划一家衣食，不暇他顾。但幼年养成的爱书积刁，又滋长起来。最初，只是在荒摊野市，买一两本旧书，放在自己的书桌上，后来有了一些稿费，才敢于购置一些成套的书，这已经是1954 年以后的事了。<br />
　　最初，我从天祥书肆买了一部涵芬楼影印本的《史记》，是据武英殿本。本子较小，字体也不太清晰。涵芬楼影印的这部《二十四史》，后来我见过全套，是用小木箱分代函装，然后砌成一面小影壁，上面还有瓦檐的装饰。但纸张较劣，本子较小是它的缺点，因此，并不为藏书家所珍爱。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喜爱同文书局石印的《二十四史》，它也是根据武英殿本，但纸张洁白而厚，字大行稀，看起来醒目，也是用各式小木箱分装，然后堆叠起来，自成一面墙，很是大方。我只头了一部《粱书》而已。<br />
　　有一次，天祥一位人瘦小而本亦薄的商人，买了一套中华书局印的前四史，很洁整。当时我还是胸无大志，以为买了前四史读读，也就可以了，用十元钱头了下来。因为开了这个头，以后就陆续买了不少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零种。其实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本《二十四史》，并不佳。即以前四史而言，名为仿宋，字也够大，但以字体扁而行紧密，看起来还是不很清楚，以下各史，行格虽稀，但所用纸张，无论黑白，都是洋纸，吸墨不良，多有油渍。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也是据武英殿本重排，校刊只能说还可以，总之，并不引人喜爱。清末，有几处官书局，分印《二十四史》，金陵书局出的包括《史记》在内的几种，很有名，我也曾在天祥见过，以本子太大，携带不便，失之交臂之间。<br />
　　我的《南史》和《周书》，是光绪年间，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校印本，字体并不小，然字扁而行密，看起来字体连成一线，很费目力。清末民初，用这种字体印的书很不少，如《东华录》、《纪事本末》等。<br />
　　这种书用木板夹起，“文化大革命”中抄书发还，院中小儿视为奇观，亦可纪也。<br />
　　我的《陈书》是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的百衲本，这种本子在版本学术上很有价值，但读起来并不方便。我的《新五代史》，是刘氏玉海堂的覆宋本，共十二册，印制颇精。<br />
　　国家标点的《二十四史》，可谓善本，读起来也方便。因为有了以上那些近似古董的书，后来只买了《魏书》、《辽史》，发现这种新书，厚重得很，反不及线装书，便利老年人阅读。<br />
　　这样东拼西凑，我的《二十四史》也可以说是百衲本了。<br />
　　孙犁  1981年2月1日刊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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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关于醒世恒言</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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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hu, 06 May 2010 00:40:19 +0000</pubDate>
		<dc:creator>读书志</dc:cre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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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醒世恒言]]></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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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　　《醒世恒言》四十卷，卷为一篇，凡录宋、元以来话本四十篇。陇西可一居士序云：“此《醒世恒言》四十种所以继《明言》、《通言》而刻也。” 　　故在“三言”里《恒言》实最后出版。其第一次印本为苏州叶敬池所刊。后又有衍庆堂翻刻本。叶氏本及衍庆堂本，均题可一居士评，墨浪主人校。 　　按叶敬池为明末苏州有名之出版家，曾为冯梦龙刊行了《新列国志》，又拟托冯氏继续的删订，改作《西汉演义》及《东汉演义》，惜均未及告成。 　　疑冯氏删定之十余种传奇也均为叶氏所刊。 　　墨浪主人之即为冯梦龙，殆无可疑。冯氏自署墨憨斋主人。所谓可一居士当亦即冯氏之别一笔名。 　　冯氏初纂《古今小说》四十卷，继又辑《警世通言》四十卷。今所见初印本《恒言》，其首页也题作：绘像古今小说《醒世恒言》 　　故颇疑《警世通言》及《恒言》，故皆应是《古今小说》的别名，其总题皆应作《古今小说》（《古今小说》，即题作“古今小说一刻”，明示读者将有“二刻”、“三刻”的续刊。《恒言》当即为“古今小说三刻”）。 　　姑苏笑花主人序《今古奇观》云：“墨憨斋增补《平妖》，穷工极变，不失本末，其技在《水浒》、《三国》之间。至所纂《喻世》、《醒世》、《警世》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可谓领异拔新，洞心骇目。”即空观主人（凌濛初）序《拍案惊奇》云：“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书，颇存雅道，时著良规。” 　　按《拍案惊奇》刊于天启七年，《今古奇观》则为崇祯间所刊，离“三言”的刊出，均不过三五年或十馀年，其见闻当然最真确，所云“墨憨斋”“纂《喻世》、《醒世》、《警世》”及“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书”诸语自确切可靠（墨憨斋及龙子犹均为冯氏之笔名）。 　　冯氏纂“三言”，录宋、元、明三代话本一百二十种，实为“话本”复活运动的最大功臣。嘉靖间，洪楩辑《清平山堂话本》，今所知者不过三十馀种，《京本通俗小说》则仅知有十馀卷，其刊印之魄力，均不及冯氏的弘伟。 　　《恒言》刊于天启丁卯（七年），离《通言》的刊出不过三年。《通言》搜辑宋、元话本，已是“取之尽玑珠”。故《恒言》里，明代的话本独多。 　　宋、元话本已甚罕见。那些明人作品，有确证者为：第三卷《卖油郎独占花魁》，第九卷《陈多寿生死夫妻》，第十卷《刘小官雌雄兄弟》，第十五卷《赫大卿遗恨鸳鸯绦》，第十六卷《陆五汉硬留合色鞋》，第十八卷《施润泽滩阙遇友》，第十九卷《白玉娘忍苦成夫》，第二十卷《张廷秀逃生救父》，第二十一卷《张淑儿巧智脱杨生》，第二十七卷《李玉英狱中讼冤》，第二十九卷《卢太学诗酒傲公侯》，第三十五卷《徐老仆义愤成家》，第三十六卷《蔡瑞虹忍辱报仇》，均是明代事，有年月可据。至其他各卷，大部分也可证其为明人之作。惟《勘皮靴单证二郎神》、《闹樊楼多情周胜仙》、《郑节使立功神臂弓》及《薛录事鱼服证仙》等数篇，笔致古朴而横恣，疑为宋、元人作（详见著者《中国文学论集》五八八页及以下）。 　　最可异的是，这些明人作品，作风大致相同，思想也十分的类似，疑出于一手。在《通言》里，《老门生三世报恩》已证实为冯氏手笔，则冯氏之写作《卖油郎》诸篇实为可能。且其作风也实极为相似。大抵冯氏纂《明言》、《通言》时，古代的材料已将用尽，惟欲凑足第三个四十篇之数，故不能不自己努力着手。虽极力模拟说话人的语气与格调，而明眼人一读而知其为有意的拟作。 　　衍庆堂翻刻叶敬池本《恒言》，遇“国朝”等字样仍为空格。但颇疑其为清初人所为。因《金主亮荒淫》一篇，已被删去。为什么其他淫秽之作不删，而独除去关于金主亮的一篇呢？这已可证其为清初的翻刻了。因为金主亮一篇被删，故不得已而将篇幅较长的《张廷秀逃生救父》分为上下二卷，以足四十卷之数。 　　今据叶敬池原刊本重印，故四十篇之数，完全无阙。张廷秀一篇，仍合为一卷。惟叶氏之图，则因所据本已阙之，故也不能据以印出，这实是一个大缺憾！ 　　郑振铎（《醒世恒言》，上海生活书店一九三六年九月版）]]></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CDATA[<p>　　《醒世恒言》四十卷，卷为一篇，凡录宋、元以来话本四十篇。陇西可一居士序云：“此《醒世恒言》四十种所以继《明言》、《通言》而刻也。”<br />
　　故在“三言”里《恒言》实最后出版。其第一次印本为苏州叶敬池所刊。后又有衍庆堂翻刻本。叶氏本及衍庆堂本，均题可一居士评，墨浪主人校。<span id="more-2807"></span><br />
　　按叶敬池为明末苏州有名之出版家，曾为冯梦龙刊行了《新列国志》，又拟托冯氏继续的删订，改作《西汉演义》及《东汉演义》，惜均未及告成。<br />
　　疑冯氏删定之十余种传奇也均为叶氏所刊。<br />
　　墨浪主人之即为冯梦龙，殆无可疑。冯氏自署墨憨斋主人。所谓可一居士当亦即冯氏之别一笔名。<br />
　　冯氏初纂《古今小说》四十卷，继又辑《警世通言》四十卷。今所见初印本《恒言》，其首页也题作：绘像古今小说《醒世恒言》<br />
　　故颇疑《警世通言》及《恒言》，故皆应是《古今小说》的别名，其总题皆应作《古今小说》（《古今小说》，即题作“古今小说一刻”，明示读者将有“二刻”、“三刻”的续刊。《恒言》当即为“古今小说三刻”）。<br />
　　姑苏笑花主人序《今古奇观》云：“墨憨斋增补《平妖》，穷工极变，不失本末，其技在《水浒》、《三国》之间。至所纂《喻世》、《醒世》、《警世》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可谓领异拔新，洞心骇目。”即空观主人（凌濛初）序《拍案惊奇》云：“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书，颇存雅道，时著良规。”<br />
　　按《拍案惊奇》刊于天启七年，《今古奇观》则为崇祯间所刊，离“三言”的刊出，均不过三五年或十馀年，其见闻当然最真确，所云“墨憨斋”“纂《喻世》、《醒世》、《警世》”及“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书”诸语自确切可靠（墨憨斋及龙子犹均为冯氏之笔名）。<br />
　　冯氏纂“三言”，录宋、元、明三代话本一百二十种，实为“话本”复活运动的最大功臣。嘉靖间，洪楩辑《清平山堂话本》，今所知者不过三十馀种，《京本通俗小说》则仅知有十馀卷，其刊印之魄力，均不及冯氏的弘伟。<br />
　　《恒言》刊于天启丁卯（七年），离《通言》的刊出不过三年。《通言》搜辑宋、元话本，已是“取之尽玑珠”。故《恒言》里，明代的话本独多。<br />
　　宋、元话本已甚罕见。那些明人作品，有确证者为：第三卷《卖油郎独占花魁》，第九卷《陈多寿生死夫妻》，第十卷《刘小官雌雄兄弟》，第十五卷《赫大卿遗恨鸳鸯绦》，第十六卷《陆五汉硬留合色鞋》，第十八卷《施润泽滩阙遇友》，第十九卷《白玉娘忍苦成夫》，第二十卷《张廷秀逃生救父》，第二十一卷《张淑儿巧智脱杨生》，第二十七卷《李玉英狱中讼冤》，第二十九卷《卢太学诗酒傲公侯》，第三十五卷《徐老仆义愤成家》，第三十六卷《蔡瑞虹忍辱报仇》，均是明代事，有年月可据。至其他各卷，大部分也可证其为明人之作。惟《勘皮靴单证二郎神》、《闹樊楼多情周胜仙》、《郑节使立功神臂弓》及《薛录事鱼服证仙》等数篇，笔致古朴而横恣，疑为宋、元人作（详见著者《中国文学论集》五八八页及以下）。<br />
　　最可异的是，这些明人作品，作风大致相同，思想也十分的类似，疑出于一手。在《通言》里，《老门生三世报恩》已证实为冯氏手笔，则冯氏之写作《卖油郎》诸篇实为可能。且其作风也实极为相似。大抵冯氏纂《明言》、《通言》时，古代的材料已将用尽，惟欲凑足第三个四十篇之数，故不能不自己努力着手。虽极力模拟说话人的语气与格调，而明眼人一读而知其为有意的拟作。<br />
　　衍庆堂翻刻叶敬池本《恒言》，遇“国朝”等字样仍为空格。但颇疑其为清初人所为。因《金主亮荒淫》一篇，已被删去。为什么其他淫秽之作不删，而独除去关于金主亮的一篇呢？这已可证其为清初的翻刻了。因为金主亮一篇被删，故不得已而将篇幅较长的《张廷秀逃生救父》分为上下二卷，以足四十卷之数。<br />
　　今据叶敬池原刊本重印，故四十篇之数，完全无阙。张廷秀一篇，仍合为一卷。惟叶氏之图，则因所据本已阙之，故也不能据以印出，这实是一个大缺憾！<br />
　　郑振铎（《醒世恒言》，上海生活书店一九三六年九月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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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全相平话三国志</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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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hu, 06 May 2010 00:33:05 +0000</pubDate>
		<dc:creator>读书志</dc:creator>
				<category><![CDATA[版本研究]]></category>
		<category><![CDATA[三国志]]></category>
		<category><![CDATA[郑振铎]]></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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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　　三国历史之成为通俗的故事，恐怕是很早很早的事，也许还远在《五代史平话》的构成之前。唐李商隐《骄儿诗》有云：“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则当唐时已以三国人物作为笑谑之资。在唐末时，通俗小说，当已很流行于世。说书的风气，早已由印度传入。一面“变文”体的伍子胥故事等成了世人所好，一面类似说书体的《唐太宗入冥记》等当然也博得群众的欢迎。那末佳妙的天然讲材，三国的历史，当然有很快的便成为说书人的专业或至少是所说的讲题之一的可能。苏轼在他的《志林》上说道：“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志林》卷六）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上也以为“说三分”有了专家。可见在北宋时代，三国故事，已成为极流行的一种讲史了。 　　但北宋的三国志话本之类的作品我们却已不能见得到了。我们所能见到的第一个三国志话本乃是元至治间新安虞氏所刊的五种“全相平话”之中的一种，《全相平话三国志》。金华蒋大器（庸愚子）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序上说：“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蒋氏所见的“评话”，或者是一种极古的本子，或者即为新安虞氏所刊的《全相平话三国志》。虞氏刊的《三国志平话》，老实说，也真足以当“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的批评。我们猜想，蒋氏之言，十有七八是指着这个元刊本《三国志平话》而发的。 　　但“虞氏新刊”的《三国志平话》果是他自己的“新作”呢，还是因袭、改订或廓大了的旧作？三国故事的流传既是有了那末悠久的历史，“三国志的话本”又颇有很早产生的可能。且我们既有了宋人传下的《五代史平话》，难保同时不有一种宋本的《三国志平话》。所以虞氏所刊的《三国志平话》很有以一种旧作为蓝本的可能。我们并不说她是翻刻，一则因虞氏既自说是“新刊”，当然不会是完全钞袭旧文；再则，虞氏刊的三国，与宋人传本的《五代史平话》，其气韵与结构之间，实迥乎不同，辞语的写作也完全歧异。 　　在取材一方面，更足以见出他们不是一条道路上的伙伴。《五代史平话》似出于通人之手，采用俚俗之说，极为小心，且不大敢十分大胆的超出于历史的真实的范围之外。虞氏刊的《三国志平话》则完全不同。她的取材是十分任意的。历史只有三分，采之传说和作者自己的想象的创作倒有七分。所谓“满纸荒唐言”者是也。且白字连篇，文法也不全不备，人名也音似而实非，种种都足以见出她是由民间的说话人的手笔之下写成了的。 　　想象中的宋人相传的三国志话本既不可得见，则最早的《三国志平话》的传本，便要算是这部“虞氏新刊”的了。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郑振铎文集》第五卷） 　　①本文系从《三国志演义的演化》中摘录，此标题是编者所加。]]></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CDATA[<p>　　三国历史之成为通俗的故事，恐怕是很早很早的事，也许还远在《五代史平话》的构成之前。唐李商隐《骄儿诗》有云：“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则当唐时已以三国人物作为笑谑之资。在唐末时，通俗小说，当已很流行于世。<span id="more-2803"></span>说书的风气，早已由印度传入。一面“变文”体的伍子胥故事等成了世人所好，一面类似说书体的《唐太宗入冥记》等当然也博得群众的欢迎。那末佳妙的天然讲材，三国的历史，当然有很快的便成为说书人的专业或至少是所说的讲题之一的可能。苏轼在他的《志林》上说道：“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志林》卷六）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上也以为“说三分”有了专家。可见在北宋时代，三国故事，已成为极流行的一种讲史了。<br />
　　但北宋的三国志话本之类的作品我们却已不能见得到了。我们所能见到的第一个三国志话本乃是元至治间新安虞氏所刊的五种“全相平话”之中的一种，《全相平话三国志》。金华蒋大器（庸愚子）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序上说：“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蒋氏所见的“评话”，或者是一种极古的本子，或者即为新安虞氏所刊的《全相平话三国志》。虞氏刊的《三国志平话》，老实说，也真足以当“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的批评。我们猜想，蒋氏之言，十有七八是指着这个元刊本《三国志平话》而发的。<br />
　　但“虞氏新刊”的《三国志平话》果是他自己的“新作”呢，还是因袭、改订或廓大了的旧作？三国故事的流传既是有了那末悠久的历史，“三国志的话本”又颇有很早产生的可能。且我们既有了宋人传下的《五代史平话》，难保同时不有一种宋本的《三国志平话》。所以虞氏所刊的《三国志平话》很有以一种旧作为蓝本的可能。我们并不说她是翻刻，一则因虞氏既自说是“新刊”，当然不会是完全钞袭旧文；再则，虞氏刊的三国，与宋人传本的《五代史平话》，其气韵与结构之间，实迥乎不同，辞语的写作也完全歧异。<br />
　　在取材一方面，更足以见出他们不是一条道路上的伙伴。《五代史平话》似出于通人之手，采用俚俗之说，极为小心，且不大敢十分大胆的超出于历史的真实的范围之外。虞氏刊的《三国志平话》则完全不同。她的取材是十分任意的。历史只有三分，采之传说和作者自己的想象的创作倒有七分。所谓“满纸荒唐言”者是也。且白字连篇，文法也不全不备，人名也音似而实非，种种都足以见出她是由民间的说话人的手笔之下写成了的。<br />
　　想象中的宋人相传的三国志话本既不可得见，则最早的《三国志平话》的传本，便要算是这部“虞氏新刊”的了。<br />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郑振铎文集》第五卷）<br />
　　①本文系从《三国志演义的演化》中摘录，此标题是编者所加。</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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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水浒传的续书</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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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hu, 06 May 2010 00:31:44 +0000</pubDate>
		<dc:creator>读书志</dc:creator>
				<category><![CDATA[版本研究]]></category>
		<category><![CDATA[水浒传]]></category>
		<category><![CDATA[荡寇志]]></category>
		<category><![CDATA[郑振铎]]></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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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　　《水浒传》的续书颇多，而以陈忱的《水浒后传》与俞万春的《荡寇志》为最重要。 　　陈忱为明末遗民，浙江乌程人（俞樾：《茶香室续钞》十三），自号古宋遗民。忱之作此书其用意与龚圣与之作《三十六人赞》正同。圣与生在宋末，目睹蒙古民族之侵入中原，忱则生在明末，也身历满洲人的统治。他们不甘为异族的奴属，因而希望有英雄豪侠起来，光复祖国——即使这些英雄，是杀人放火的暴徒，也是可爱的，可赞许的。水浒英雄因此便为他们所属目。 　　圣与只作了一篇赞，而忱则写了《水浒后传》四十回。这四十回的《水浒后传》是直接于百回本的后面的。第一回第六至七页（原刊本上）作者借阮小七口中说道：“无奈宋公明日夜望着招安。后来天子三降诏书，宿太尉保奏，大家就收拾朝京。即差我们征伏大辽，剿除方腊，赤心为国，血战数年。”在后文也处处的提起征方腊及征辽的事，却从不曾提起过一句“田虎、王庆”的话。陈忱未必没有见到过余氏全本《水浒》，也许连杨定见的百二十回《水浒全书》也见到过。然而为了避免异族统治者的疑忌之故，雁宕山樵的序，却假托作于万历戊申，作者姓氏，却题着古宋遗民，原刊本每页之下，也都题着“元人遗本”四字。卷首《论略》也说：“不知何许人。以时考之，当去施、罗未远，或与之同时，不相为下，亦未可知。”既然处处都要表示不是作于清初而是明代万历以前的书，当然不得不割舍了征田、王的故事了。 　　由此益可证明：征田、王的二段故事，为万历时候的“新增”，乃是人人都知的事实了。卷首的《论略》说：“《后传》为泄愤之书。愤宋江之忠义，而见鸩于奸党，故复聚余人，而救驾立功，开基创业。愤六贼之误国，而加之以流贬诛戮。愤诸贵幸之全身远害，而特表章草野孤臣，重围冒险。愤官宦之嚼民饱壑，而故使其倾倒宦囊，倍偿民利。愤释道之淫奢狂诞，而有万庆寺之烧，还道村之斩也。”全书概略，已尽见于此。其中最寓深意的是“开基创业”一件事。中原既然为少数民族所占据，不甘为奴的英雄之士，便只好航海远去，独立一邦。这是作者的寓意，也就是作者所希望而未能实现的。 　　宋江诸人死后，梁山泊未死的英雄尚有三十二人，然皆散在四方，“如珠之脱线，如叶之辞条，再不能收拾到一处。”不料权奸尚在，怨毒尚深，这三十二人，几乎个个被逼，重演“逼上梁山”的几幕既悲且壮的戏文。阮小七等既被逼而重占山头为盗，李俊等也受害而乘槎远去，占了暹罗国为王。而呼延灼、关胜诸人，则力为宋人抵御金兵。然时势已非，诸位英雄虽尽其心力，也只能撑住半壁江山而已。最后，高宗正式封李俊为暹罗王。兄弟聚会，君臣赋诗。结果是大圆满。这样的结束，仿佛很可大快人意，弥补了前书“神聚蓼儿洼”的不可弥补的悲剧。然而作者的意志却不在此。他一开头便使阮小七在梁山泊感旧思故，意境已极凄清。其后 “浔阳江闷和酒楼诗”（十六回），“小相逢古殿话新愁”（二十六回），“武行者叙旧六和塔”（二十八回）诸节，也无不有“临风泪零”，“车过腹痛”之感。作者之意，实不在弥补缺憾，而在怀念英雄。全书充满了凄凉之况，如深秋夕照，空山独立，凉风吹过松顶，籁籁有声。我们读了这部续书，只有更慨然的怒权奸之误国，伤英雄之凋落而已。作者如果不是一位伤心人，怎么能创造出这样的一个伤心之情境呢？雁宕山樵的序说：“必其垂老奇穷，颠连痼疾，孤茕绝后，而短褐不完，藜藿不继，屡憎于人，思沉湘蹈海而死。必非纡青拖紫，策坚乘肥，左娥右绿，阿堵堆塞，饱厌酒肉之徒，能措一辞也。”这便是作者自己的自况吧。下文且引一段来看：……那阮小七山前山后，各处走过一遍，甚觉伤心。叫伴当搬上祭物，摆在忠义堂空地上，点了香烛，满满的斟六七十大碗酒，朝上乱拜几拜，叫道： “晁天王、宋公明二位哥哥，众兄弟英魂不昧。我阮小七一片诚心，备些酒肉，重到山寨里，望空浇奠。众位都要似生前一般开怀畅饮。虽是被奸臣所算，害了性命，却也天下闻名，道是我等替天行道，忠心为国的好汉子。我阮小七他日死后，自然魂灵随着哥哥同在一处。”说罢，两泪交流。又磕了几个头，烧化纸帛，叫伴当把猪羊切碎，荡起酒来，大家来吃。伴当道：“不曾带得刀来，怎处？”阮小七道：“不妨，我腰边有解手刀，割来吃罢。”掀起衣襟，伸手去摸，笑道：“阿呀，也失带了。也罢，你就把手撕开。”伴当撕肉荡酒，团团坐定，大块肉，大碗酒，吃了一回。阮小七酒已半酣，揎拳裸臂的，说与伴当们道：“你们不晓得，这是忠义堂，前面扯起一扇杏黄旗，旗上写着‘替天行道’四个大字。兀的不见石柱倒在地上哩！大堂中间，供养晁天王灵位。左边第一把交椅，是寨主宋公明坐。因建一坛罗天大醮，报答神天，七昼夜圆满，上苍显异，坠下石碣，却篆着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员地煞星的姓名。因天文定了位次，不敢搀越，依次而坐。我却是天败星，坐第三十一把交椅。若商议甚么军情大事，擂起鼓来，众好汉都聚堂上，听传号令，好不整肃。那两边还有许多耳房旱寨水寨仓库监房，自从受了招安，尽行拆毁。如今变做满地荒草，几堆乱石了，你道可伤不可伤！”说一回，吃一回，不觉大醉。 　　雁宕山樵说：“肝肠如雪，意气如云，秉志忠贞，不甘阿附，傲慢寓谦和，隐讽兼规正，名长成串，触处为奇，又非漫然如许伯哭世，刘四骂人而已。”又说：“……中原陆沉，海外流放，是得《离骚》之哀。”作者的心事尽于此矣。 　　俞万春的《荡寇志》，其立意与情境都与《水浒后传》不同。《水浒后传》作于亡国之后，故怀念英雄。《荡寇志》作于太平天国即将起义之时，故痛恶“替天行道”的英雄。《水浒后传》充满了怀旧之感，故意境凄清，如秋月之孤高。《荡寇志》一心要斩杀起义的英雄，故字里行间都是怖厉的杀气，如入古斗兽之场，刑人之所，白骨委地，碧血染尘。俞氏作此之意，正与金人瑞相同，所以他的《荡寇志》便直接于金氏七十回本的《水浒》之后。金氏所口诛笔伐者尚止宋江一人，一百单八条好汉之死，也只托之于卢俊义的一梦。俞氏则不然。他创造了许多雷部的人物，专来剿除梁山泊英雄。 　　他将那一百单八条好汉，个个都绑上了断头台，个个都不得好死。这与《水浒传》的全书是完全不相拍合的。那末可爱、可敬的李逵、林冲、鲁智深、武松等等也都不脱盗名，同归于尽。《水浒传》的作者创造这几位英雄的初意，岂料到他们竟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水浒故事传布民间好几百年，又岂料到这个故事竟会有了这样的一个结局？一部英雄传奇而演变到这样的一个面目，真可以说是完全失去了英雄传奇的本相与特色了。作者实在太残忍了，太煞风景了，太辜负了《水浒传》的一部绝好的英雄传奇了。我们读到不愉快的书也有，却从没有读到像《荡寇志》那末不愉快，那末凄厉可怖的。 　　《荡寇志》又名《结水浒》，自第七十一回（因系紧接金本的第七十回）起至第一百四十回止，也共有七十回，又多了一回“结子”，正与金本的楔子相对。俞氏，山阴人，字仲华，别号忽来道人。在他儿子龙光的识语上，叙述他的生平颇详。道光辛卯壬辰间，俞氏随父从戎粤东“征讨”瑶民之变有“功”，获议叙。已而归越，以歧黄术邀游于西湖间。壬寅时，英人侵略海疆，他又献策军门，备陈战守器械。“晚归玄门，兼修净业。”道光己酉（二十九年，即公元一八四九年）卒。著有《骑射论》、《火器考》、《戚南塘纪效新书释》、《医学辨证》、《净土事相》及《荡寇志》等书。《荡寇志》始作于道光之丙戌（公元一八二六年），迄丁未（公元一八四七年）而稿成，凡经二十年，然尚“未遑修饰”。其后，他的儿子龙光乃手校数月而刊行之。 　　《荡寇志》的意境虽凄怖，然行文健隽，也颇有些动人心肺之处。头几回写陈丽卿的神情，很活泼可喜；像那样的一位女子，粗豪而又妩媚，直率而又婉丽，既不是弱不禁风的才女，又不是鲁鲁莽莽的卖解的艺妓。她活是一位早失慈母，不离父亲寸步，全由他训练出来的不懂人情世故的好女子。 　　但到了后来，丽卿便过于不像一位女子了。她的父亲陈希真的人物，更是一位世间所少有的超人，文武兼全，智勇皆备，又懂得些道法。写得太好了，反而将他写成一位“超人”或“非人”了，一点个性也看不出来。云天彪、祝永清等，也都写得不甚好。全书中最好的一段，最足动人的一段，是希真逃难，遇云威道故的一件事。闻名已久，知己相逢，班荆道故，互倾心怀，其情境的挚热很可使人感泣。 　　……云威道：“我却不曾会过。我有一个至交，是东里司捕盗巡检张鸣珂。他对我时常说起，那陈希真智勇都了得。那年轮囷城一战，官兵只得八千，败西夏兵五万，都是他一人的奇谋，可惜都被上司冒了去。至今惋惜他，又钦佩他。”希真道：“那张鸣珂莫不就是郓城县知县盖天锡的旧东人？”云威道：“便是。你且说那陈希真到底怎的了？有东京来的，说他辞了提辖，去做道士，可真么？”希真道：“是真的。”云威吁口气道：“英雄不遇，至于如此。”希真道：“他如今连道士也做不成了。”云威惊问道：“此话怎说？”希真道：“小侄动身的前几日，此人为一件事上，恶了高太尉，逃亡不知去向。现在各处追捕紧急，若吃拿住，决没性命！”云威听罢，拍着桌儿，只叫得苦。口里说道：“怎么这般颠倒！如此英雄，屈他在下僚，已是大错，怎的竟把他逼走了？却怎生还想望天下太平！他万一被追捕不过，心肠变了，竟去投那梁山泊，却怎好？贤侄，你可晓得他往那方去的？”希真道：“这却不知。这人恐未必上梁山。”云威道：“他不上梁山，不过一身之祸；他上了梁山，天下之祸。我料他也未必便上梁山，但不知何处去了。贤侄，贤侄，便似你也只得如此微职，岂不可悲。”那云威一片叹息之声，从丹田里直滚上来，眼角上津津的有水包着。希真见他这般肝胆相许，也止不住那心里的感激。看那云威背后只一个小厮，便道：“小侄有句话要禀叔父，叫尊纪回避了。”云威便叫那小厮出去。希真把格子门掩上，走去云威面前，扑的双膝跪下。云威大惊，忙亦跪下来搀道：“贤侄有话，但说不妨。这却何故？”希真流泪道：“小侄不敢欺瞒，叔父不要愁苦，只小侄便是落难逃亡的陈希真。”云威大惊。“梁山泊已曾兜揽过，要小侄去入伙，小侄那里肯去。 　　如今四海飘荡，无家可奔，却不知叔父如此错爱，使小侄悲酸钻入五脏。此生父母之外，只有叔父。”说罢，磕头不止，泪如泉涌。云威一只手拦不住他，尽他磕完了，又把希真的脸细看了看，叫道：“我的哥！你何不早说？忧得我苦！”二人从地上起来，抖抖衣服，仍复坐了。云威道：“怪道你说什么王勋，叫我无处落想。你且把高俅怎生逼你，说说我听。”希真道：“高俅逼迫，尚未露形迹，是侄儿见机先走。”就把那衙内怎的调戏女儿丽卿，再三盘算；怎的虚应着他，到后来怎的不得脱身，不得已坏了他两个承局，怎的叫丽卿男装，投奔山东沂州府；怎的恐有追赶，特从江南大宽转得到贵地。云威又惊又喜道：“不料阁下与老夫做了侄儿。你不必到沂州去，就住在敝庄，只说我的亲戚，无人敢来盘问。老夫养得你父女二人，待奸邪败了，朝廷少不得有番申理，那时再归故里。那庄家就这里开发了他。”希真道：“这却不敢。虽蒙厚恩，如父母一般。只是沂州舍亲处已是得信，在那里盼望，不如让小侄且去罢。”正说着，听得格子门外笑语之声，丽卿、云龙兄弟两个，手绾着手推门进来。二人见两位老的，都双眼揉红，眼泪未干，正惊疑要问。云威开言道：“龙儿不要厮绾着。他不是你哥哥，他是东京女英雄陈丽卿，乔扮男装。”丽卿大惊失色。云龙也吃了一惊，连忙放手，退了几步，看了看说道：“怪得我有五六分疑他是女子。”希真道：“我儿不要吃惊，我已向祖公公将真情尽告。切不可教外面庄家得知。”云威道：“你二人便姊弟称呼。”云龙就向丽卿唱个喏，丽卿答了个万福，二人不觉笑起来。云龙又细问缘由，云威一一说了。又对希真道：“贤侄既是这般说，令亲盼望，老夫亦不敢多留。只是显得老夫薄情。今日却去不得，与贤侄此一别，未知何日再会。卿姑有人家否？”希真道：“不曾。”云威道：“可惜龙孙正月里已定了一头亲事，不然扳附令爱，岂不是好。如今贤侄且将令爱送到令亲处安置了，自己再到这里来住几日，何如？”希真道： “山高水长，有此一日，小侄如无出身，定来追随几杖。只恨小女无缘，不能扳龙附凤。”希真方知丽卿果然不是此地姻缘。云威道：“贤侄休怪老夫说，似你这般人物，不争就此罢休。你此去须韬光养晦，再看天时。大丈夫纵然不能得志，切不可怨怅朝廷，官家须不曾亏待了人。贤侄，但愿天可怜见，着你日后出头，为国家出身大汗。老夫风烛残年，倘不能亲见，九泉下也兀自欢喜。”（第七十六回） 　　此外，又有天华翁的《水浒后传》。这一部书与《三国还魂记》相类，叙宋江再生为杨幺，卢俊义再生为王魔。像这类的“再生缘”，在民间传说中是极多的。惟此书我未见，不能评判，但以“再生”为骨架，其意境已落于凡尘，便再高明也决不会超出于《荡寇志》及《水浒后传》以上的。 　　又继于《荡寇志》之后的“续水浒”亦间有之。日本则常有以时事影射《水浒》的著作出版，但不是零片无可取，便是有意的强今以就古，都是无关紧要，不足轻重的，故这里一概不提了。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郑振铎文集》第五卷）]]></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CDATA[<p>　　《水浒传》的续书颇多，而以陈忱的《水浒后传》与俞万春的《荡寇志》为最重要。<br />
　　陈忱为明末遗民，浙江乌程人（俞樾：《茶香室续钞》十三），自号古宋遗民。忱之作此书其用意与龚圣与之作《三十六人赞》正同。圣与生在宋末，目睹蒙古民族之侵入中原，忱则生在明末，也身历满洲人的统治。<span id="more-2801"></span>他们不甘为异族的奴属，因而希望有英雄豪侠起来，光复祖国——即使这些英雄，是杀人放火的暴徒，也是可爱的，可赞许的。水浒英雄因此便为他们所属目。<br />
　　圣与只作了一篇赞，而忱则写了《水浒后传》四十回。这四十回的《水浒后传》是直接于百回本的后面的。第一回第六至七页（原刊本上）作者借阮小七口中说道：“无奈宋公明日夜望着招安。后来天子三降诏书，宿太尉保奏，大家就收拾朝京。即差我们征伏大辽，剿除方腊，赤心为国，血战数年。”在后文也处处的提起征方腊及征辽的事，却从不曾提起过一句“田虎、王庆”的话。陈忱未必没有见到过余氏全本《水浒》，也许连杨定见的百二十回《水浒全书》也见到过。然而为了避免异族统治者的疑忌之故，雁宕山樵的序，却假托作于万历戊申，作者姓氏，却题着古宋遗民，原刊本每页之下，也都题着“元人遗本”四字。卷首《论略》也说：“不知何许人。以时考之，当去施、罗未远，或与之同时，不相为下，亦未可知。”既然处处都要表示不是作于清初而是明代万历以前的书，当然不得不割舍了征田、王的故事了。<br />
　　由此益可证明：征田、王的二段故事，为万历时候的“新增”，乃是人人都知的事实了。卷首的《论略》说：“《后传》为泄愤之书。愤宋江之忠义，而见鸩于奸党，故复聚余人，而救驾立功，开基创业。愤六贼之误国，而加之以流贬诛戮。愤诸贵幸之全身远害，而特表章草野孤臣，重围冒险。愤官宦之嚼民饱壑，而故使其倾倒宦囊，倍偿民利。愤释道之淫奢狂诞，而有万庆寺之烧，还道村之斩也。”全书概略，已尽见于此。其中最寓深意的是“开基创业”一件事。中原既然为少数民族所占据，不甘为奴的英雄之士，便只好航海远去，独立一邦。这是作者的寓意，也就是作者所希望而未能实现的。<br />
　　宋江诸人死后，梁山泊未死的英雄尚有三十二人，然皆散在四方，“如珠之脱线，如叶之辞条，再不能收拾到一处。”不料权奸尚在，怨毒尚深，这三十二人，几乎个个被逼，重演“逼上梁山”的几幕既悲且壮的戏文。阮小七等既被逼而重占山头为盗，李俊等也受害而乘槎远去，占了暹罗国为王。而呼延灼、关胜诸人，则力为宋人抵御金兵。然时势已非，诸位英雄虽尽其心力，也只能撑住半壁江山而已。最后，高宗正式封李俊为暹罗王。兄弟聚会，君臣赋诗。结果是大圆满。这样的结束，仿佛很可大快人意，弥补了前书“神聚蓼儿洼”的不可弥补的悲剧。然而作者的意志却不在此。他一开头便使阮小七在梁山泊感旧思故，意境已极凄清。其后 “浔阳江闷和酒楼诗”（十六回），“小相逢古殿话新愁”（二十六回），“武行者叙旧六和塔”（二十八回）诸节，也无不有“临风泪零”，“车过腹痛”之感。作者之意，实不在弥补缺憾，而在怀念英雄。全书充满了凄凉之况，如深秋夕照，空山独立，凉风吹过松顶，籁籁有声。我们读了这部续书，只有更慨然的怒权奸之误国，伤英雄之凋落而已。作者如果不是一位伤心人，怎么能创造出这样的一个伤心之情境呢？雁宕山樵的序说：“必其垂老奇穷，颠连痼疾，孤茕绝后，而短褐不完，藜藿不继，屡憎于人，思沉湘蹈海而死。必非纡青拖紫，策坚乘肥，左娥右绿，阿堵堆塞，饱厌酒肉之徒，能措一辞也。”这便是作者自己的自况吧。下文且引一段来看：……那阮小七山前山后，各处走过一遍，甚觉伤心。叫伴当搬上祭物，摆在忠义堂空地上，点了香烛，满满的斟六七十大碗酒，朝上乱拜几拜，叫道： “晁天王、宋公明二位哥哥，众兄弟英魂不昧。我阮小七一片诚心，备些酒肉，重到山寨里，望空浇奠。众位都要似生前一般开怀畅饮。虽是被奸臣所算，害了性命，却也天下闻名，道是我等替天行道，忠心为国的好汉子。我阮小七他日死后，自然魂灵随着哥哥同在一处。”说罢，两泪交流。又磕了几个头，烧化纸帛，叫伴当把猪羊切碎，荡起酒来，大家来吃。伴当道：“不曾带得刀来，怎处？”阮小七道：“不妨，我腰边有解手刀，割来吃罢。”掀起衣襟，伸手去摸，笑道：“阿呀，也失带了。也罢，你就把手撕开。”伴当撕肉荡酒，团团坐定，大块肉，大碗酒，吃了一回。阮小七酒已半酣，揎拳裸臂的，说与伴当们道：“你们不晓得，这是忠义堂，前面扯起一扇杏黄旗，旗上写着‘替天行道’四个大字。兀的不见石柱倒在地上哩！大堂中间，供养晁天王灵位。左边第一把交椅，是寨主宋公明坐。因建一坛罗天大醮，报答神天，七昼夜圆满，上苍显异，坠下石碣，却篆着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员地煞星的姓名。因天文定了位次，不敢搀越，依次而坐。我却是天败星，坐第三十一把交椅。若商议甚么军情大事，擂起鼓来，众好汉都聚堂上，听传号令，好不整肃。那两边还有许多耳房旱寨水寨仓库监房，自从受了招安，尽行拆毁。如今变做满地荒草，几堆乱石了，你道可伤不可伤！”说一回，吃一回，不觉大醉。<br />
　　雁宕山樵说：“肝肠如雪，意气如云，秉志忠贞，不甘阿附，傲慢寓谦和，隐讽兼规正，名长成串，触处为奇，又非漫然如许伯哭世，刘四骂人而已。”又说：“……中原陆沉，海外流放，是得《离骚》之哀。”作者的心事尽于此矣。<br />
　　俞万春的《荡寇志》，其立意与情境都与《水浒后传》不同。《水浒后传》作于亡国之后，故怀念英雄。《荡寇志》作于太平天国即将起义之时，故痛恶“替天行道”的英雄。《水浒后传》充满了怀旧之感，故意境凄清，如秋月之孤高。《荡寇志》一心要斩杀起义的英雄，故字里行间都是怖厉的杀气，如入古斗兽之场，刑人之所，白骨委地，碧血染尘。俞氏作此之意，正与金人瑞相同，所以他的《荡寇志》便直接于金氏七十回本的《水浒》之后。金氏所口诛笔伐者尚止宋江一人，一百单八条好汉之死，也只托之于卢俊义的一梦。俞氏则不然。他创造了许多雷部的人物，专来剿除梁山泊英雄。<br />
　　他将那一百单八条好汉，个个都绑上了断头台，个个都不得好死。这与《水浒传》的全书是完全不相拍合的。那末可爱、可敬的李逵、林冲、鲁智深、武松等等也都不脱盗名，同归于尽。《水浒传》的作者创造这几位英雄的初意，岂料到他们竟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水浒故事传布民间好几百年，又岂料到这个故事竟会有了这样的一个结局？一部英雄传奇而演变到这样的一个面目，真可以说是完全失去了英雄传奇的本相与特色了。作者实在太残忍了，太煞风景了，太辜负了《水浒传》的一部绝好的英雄传奇了。我们读到不愉快的书也有，却从没有读到像《荡寇志》那末不愉快，那末凄厉可怖的。<br />
　　《荡寇志》又名《结水浒》，自第七十一回（因系紧接金本的第七十回）起至第一百四十回止，也共有七十回，又多了一回“结子”，正与金本的楔子相对。俞氏，山阴人，字仲华，别号忽来道人。在他儿子龙光的识语上，叙述他的生平颇详。道光辛卯壬辰间，俞氏随父从戎粤东“征讨”瑶民之变有“功”，获议叙。已而归越，以歧黄术邀游于西湖间。壬寅时，英人侵略海疆，他又献策军门，备陈战守器械。“晚归玄门，兼修净业。”道光己酉（二十九年，即公元一八四九年）卒。著有《骑射论》、《火器考》、《戚南塘纪效新书释》、《医学辨证》、《净土事相》及《荡寇志》等书。《荡寇志》始作于道光之丙戌（公元一八二六年），迄丁未（公元一八四七年）而稿成，凡经二十年，然尚“未遑修饰”。其后，他的儿子龙光乃手校数月而刊行之。<br />
　　《荡寇志》的意境虽凄怖，然行文健隽，也颇有些动人心肺之处。头几回写陈丽卿的神情，很活泼可喜；像那样的一位女子，粗豪而又妩媚，直率而又婉丽，既不是弱不禁风的才女，又不是鲁鲁莽莽的卖解的艺妓。她活是一位早失慈母，不离父亲寸步，全由他训练出来的不懂人情世故的好女子。<br />
　　但到了后来，丽卿便过于不像一位女子了。她的父亲陈希真的人物，更是一位世间所少有的超人，文武兼全，智勇皆备，又懂得些道法。写得太好了，反而将他写成一位“超人”或“非人”了，一点个性也看不出来。云天彪、祝永清等，也都写得不甚好。全书中最好的一段，最足动人的一段，是希真逃难，遇云威道故的一件事。闻名已久，知己相逢，班荆道故，互倾心怀，其情境的挚热很可使人感泣。<br />
　　……云威道：“我却不曾会过。我有一个至交，是东里司捕盗巡检张鸣珂。他对我时常说起，那陈希真智勇都了得。那年轮囷城一战，官兵只得八千，败西夏兵五万，都是他一人的奇谋，可惜都被上司冒了去。至今惋惜他，又钦佩他。”希真道：“那张鸣珂莫不就是郓城县知县盖天锡的旧东人？”云威道：“便是。你且说那陈希真到底怎的了？有东京来的，说他辞了提辖，去做道士，可真么？”希真道：“是真的。”云威吁口气道：“英雄不遇，至于如此。”希真道：“他如今连道士也做不成了。”云威惊问道：“此话怎说？”希真道：“小侄动身的前几日，此人为一件事上，恶了高太尉，逃亡不知去向。现在各处追捕紧急，若吃拿住，决没性命！”云威听罢，拍着桌儿，只叫得苦。口里说道：“怎么这般颠倒！如此英雄，屈他在下僚，已是大错，怎的竟把他逼走了？却怎生还想望天下太平！他万一被追捕不过，心肠变了，竟去投那梁山泊，却怎好？贤侄，你可晓得他往那方去的？”希真道：“这却不知。这人恐未必上梁山。”云威道：“他不上梁山，不过一身之祸；他上了梁山，天下之祸。我料他也未必便上梁山，但不知何处去了。贤侄，贤侄，便似你也只得如此微职，岂不可悲。”那云威一片叹息之声，从丹田里直滚上来，眼角上津津的有水包着。希真见他这般肝胆相许，也止不住那心里的感激。看那云威背后只一个小厮，便道：“小侄有句话要禀叔父，叫尊纪回避了。”云威便叫那小厮出去。希真把格子门掩上，走去云威面前，扑的双膝跪下。云威大惊，忙亦跪下来搀道：“贤侄有话，但说不妨。这却何故？”希真流泪道：“小侄不敢欺瞒，叔父不要愁苦，只小侄便是落难逃亡的陈希真。”云威大惊。“梁山泊已曾兜揽过，要小侄去入伙，小侄那里肯去。<br />
　　如今四海飘荡，无家可奔，却不知叔父如此错爱，使小侄悲酸钻入五脏。此生父母之外，只有叔父。”说罢，磕头不止，泪如泉涌。云威一只手拦不住他，尽他磕完了，又把希真的脸细看了看，叫道：“我的哥！你何不早说？忧得我苦！”二人从地上起来，抖抖衣服，仍复坐了。云威道：“怪道你说什么王勋，叫我无处落想。你且把高俅怎生逼你，说说我听。”希真道：“高俅逼迫，尚未露形迹，是侄儿见机先走。”就把那衙内怎的调戏女儿丽卿，再三盘算；怎的虚应着他，到后来怎的不得脱身，不得已坏了他两个承局，怎的叫丽卿男装，投奔山东沂州府；怎的恐有追赶，特从江南大宽转得到贵地。云威又惊又喜道：“不料阁下与老夫做了侄儿。你不必到沂州去，就住在敝庄，只说我的亲戚，无人敢来盘问。老夫养得你父女二人，待奸邪败了，朝廷少不得有番申理，那时再归故里。那庄家就这里开发了他。”希真道：“这却不敢。虽蒙厚恩，如父母一般。只是沂州舍亲处已是得信，在那里盼望，不如让小侄且去罢。”正说着，听得格子门外笑语之声，丽卿、云龙兄弟两个，手绾着手推门进来。二人见两位老的，都双眼揉红，眼泪未干，正惊疑要问。云威开言道：“龙儿不要厮绾着。他不是你哥哥，他是东京女英雄陈丽卿，乔扮男装。”丽卿大惊失色。云龙也吃了一惊，连忙放手，退了几步，看了看说道：“怪得我有五六分疑他是女子。”希真道：“我儿不要吃惊，我已向祖公公将真情尽告。切不可教外面庄家得知。”云威道：“你二人便姊弟称呼。”云龙就向丽卿唱个喏，丽卿答了个万福，二人不觉笑起来。云龙又细问缘由，云威一一说了。又对希真道：“贤侄既是这般说，令亲盼望，老夫亦不敢多留。只是显得老夫薄情。今日却去不得，与贤侄此一别，未知何日再会。卿姑有人家否？”希真道：“不曾。”云威道：“可惜龙孙正月里已定了一头亲事，不然扳附令爱，岂不是好。如今贤侄且将令爱送到令亲处安置了，自己再到这里来住几日，何如？”希真道： “山高水长，有此一日，小侄如无出身，定来追随几杖。只恨小女无缘，不能扳龙附凤。”希真方知丽卿果然不是此地姻缘。云威道：“贤侄休怪老夫说，似你这般人物，不争就此罢休。你此去须韬光养晦，再看天时。大丈夫纵然不能得志，切不可怨怅朝廷，官家须不曾亏待了人。贤侄，但愿天可怜见，着你日后出头，为国家出身大汗。老夫风烛残年，倘不能亲见，九泉下也兀自欢喜。”（第七十六回）<br />
　　此外，又有天华翁的《水浒后传》。这一部书与《三国还魂记》相类，叙宋江再生为杨幺，卢俊义再生为王魔。像这类的“再生缘”，在民间传说中是极多的。惟此书我未见，不能评判，但以“再生”为骨架，其意境已落于凡尘，便再高明也决不会超出于《荡寇志》及《水浒后传》以上的。<br />
　　又继于《荡寇志》之后的“续水浒”亦间有之。日本则常有以时事影射《水浒》的著作出版，但不是零片无可取，便是有意的强今以就古，都是无关紧要，不足轻重的，故这里一概不提了。<br />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郑振铎文集》第五卷）</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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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善本的标准</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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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Wed, 28 Apr 2010 00:48:22 +0000</pubDate>
		<dc:creator>读书志</dc:creator>
				<category><![CDATA[版本研究]]></category>
		<category><![CDATA[善本]]></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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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黄裳]]></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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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　　我有一个习惯，每买到一册新书，往往要在书前书后写一些字。按习惯，这是应该称之为题跋的。我所写的一些，离真正题跋的要求很远，但另外又想不出什么合适的名称，现在姑且也称之为跋吧，我在新买的一册《鲁迅图片集》前面跋曰： 　　此册为“四人帮”叭儿所编，出版之日，“四人帮”已近末日。北折价新书，中有拆换贴补多处，然不能救其总倾向也，因可觇石一歌之流伎俩之一般，遂买之归，立些存照。此十年间所刊“奇书”多矣，惜多未留存，补牢无及。盖囿于偏见，必好书始藏之，遂有此失。所谓“善本”之定义，殆非重加论定不可。温记所感如此。 　　这里使用了文言，也还是“积习”所致。但因水平所限，与传统的题跋之古色古香者，距离甚大，也许读者还是能够谅解的吧。我在这里提出的是我久已孕藏于胸的一点感想，那就是“善本”的标准问题。 　　“什么是善本？”数千年来，人们提出了无数答案，各不相同。其所以有如此的差异，大抵是由于标准不同之故。富翁买书，是为了保存财富，装点门面，附庸风雅那当然以“贵”为标准。一分钱一分货，价钱大的，当然就是善本了。学者意在研究，也买不起大价的书，他们就以实用为标准，只要有识见，少错字，内容丰富完整的书就算做善本了。还有一般的读书人，那标准就要更低一些，只要使他们得到满足的书，也就是他们的善本。此外还有许多说法，但大抵逃不出这个范围。 　　另外还有一个事实，也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为市场风气所左右的善本标准的升降。即以近数十年而论，宋元版当然一直是善本，但在过去，四部里的“经部” 是最受重视的。科举废后，“经”就从宝座上跌落下来了。有一个时期，重视起“集部”来。到了清末民初，禁书大红，这自然是受了民族革命的影响。后来好运就轮到戏曲、小说和地方志。小说的走运是因为“五四”以后重视了俗文学。至于地方志价格飞涨，那原因就更能发人深省，因为帝国主义十分“关心”“地大物博” 的中国，想收集资料，掌握中国的风俗、地理、物产、矿藏之类的情报了。 　　以上这些分析，十分粗略。但我觉得，上层建筑的作用与反作用，从中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十年以来，“四人帮”为了他们罪恶图谋的需要，制造了大量的书册，真是看了使人眼花缭乱，读了使人义愤填膺。但扔到茅厕坑去，却不是一个好办法。还是完整地留下一份来，加以分析研究，好好进行总结。那无论为今日，为明天，都是一件大功德事。何况这些书册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可珍的“历史文物”了。 　　岳飞的集子，虽然只是薄薄的一本，但是流传下来了。但秦桧的文集呢？ 　　没有了对立面，要研究历史，就会感到困难。这道理长久以来是很少有人理解的，真是可惜得很。我自己曾经收藏过阮胡子（大钺）的三种原刻诗集。 　　几年前就被正人君子指责为“立场反动”，随即抢去了。他们的理论根据是：阮大钺是历史上著名的坏人，收藏他的诗集，那立场自然就错了。至于为何还要抢去呢？也很易解。因为这些差不多已经是“孤本”的诗集，能卖出大价来。总之，他们所尊奉的还是善本的“旧标准”，因而不免总要做出可笑的事情。 黄裳《榆下说书》]]></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CDATA[<p>　　我有一个习惯，每买到一册新书，往往要在书前书后写一些字。按习惯，这是应该称之为题跋的。我所写的一些，离真正题跋的要求很远，但另外又想不出什么合适的名称，现在姑且也称之为跋吧，我在新买的一册《鲁迅图片集》前面跋曰：<span id="more-2748"></span><br />
　　此册为“四人帮”叭儿所编，出版之日，“四人帮”已近末日。北折价新书，中有拆换贴补多处，然不能救其总倾向也，因可觇石一歌之流伎俩之一般，遂买之归，立些存照。此十年间所刊“奇书”多矣，惜多未留存，补牢无及。盖囿于偏见，必好书始藏之，遂有此失。所谓“善本”之定义，殆非重加论定不可。温记所感如此。<br />
　　这里使用了文言，也还是“积习”所致。但因水平所限，与传统的题跋之古色古香者，距离甚大，也许读者还是能够谅解的吧。我在这里提出的是我久已孕藏于胸的一点感想，那就是“善本”的标准问题。<br />
　　“什么是善本？”数千年来，人们提出了无数答案，各不相同。其所以有如此的差异，大抵是由于标准不同之故。富翁买书，是为了保存财富，装点门面，附庸风雅那当然以“贵”为标准。一分钱一分货，价钱大的，当然就是善本了。学者意在研究，也买不起大价的书，他们就以实用为标准，只要有识见，少错字，内容丰富完整的书就算做善本了。还有一般的读书人，那标准就要更低一些，只要使他们得到满足的书，也就是他们的善本。此外还有许多说法，但大抵逃不出这个范围。<br />
　　另外还有一个事实，也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为市场风气所左右的善本标准的升降。即以近数十年而论，宋元版当然一直是善本，但在过去，四部里的“经部” 是最受重视的。科举废后，“经”就从宝座上跌落下来了。有一个时期，重视起“集部”来。到了清末民初，禁书大红，这自然是受了民族革命的影响。后来好运就轮到戏曲、小说和地方志。小说的走运是因为“五四”以后重视了俗文学。至于地方志价格飞涨，那原因就更能发人深省，因为帝国主义十分“关心”“地大物博” 的中国，想收集资料，掌握中国的风俗、地理、物产、矿藏之类的情报了。<br />
　　以上这些分析，十分粗略。但我觉得，上层建筑的作用与反作用，从中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十年以来，“四人帮”为了他们罪恶图谋的需要，制造了大量的书册，真是看了使人眼花缭乱，读了使人义愤填膺。但扔到茅厕坑去，却不是一个好办法。还是完整地留下一份来，加以分析研究，好好进行总结。那无论为今日，为明天，都是一件大功德事。何况这些书册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可珍的“历史文物”了。<br />
　　岳飞的集子，虽然只是薄薄的一本，但是流传下来了。但秦桧的文集呢？<br />
　　没有了对立面，要研究历史，就会感到困难。这道理长久以来是很少有人理解的，真是可惜得很。我自己曾经收藏过阮胡子（大钺）的三种原刻诗集。<br />
　　几年前就被正人君子指责为“立场反动”，随即抢去了。他们的理论根据是：阮大钺是历史上著名的坏人，收藏他的诗集，那立场自然就错了。至于为何还要抢去呢？也很易解。因为这些差不多已经是“孤本”的诗集，能卖出大价来。总之，他们所尊奉的还是善本的“旧标准”，因而不免总要做出可笑的事情。</p>
<p>黄裳《榆下说书》</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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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金瓶梅词话》的故事</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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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Sun, 18 Apr 2010 06:11:55 +0000</pubDate>
		<dc:creator>读书志</dc:cre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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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　　我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在我的藏书中间，引起了轩然大波的是一部《金瓶梅词话》。 　　40 年来，我曾经有不少机会在书商手里接触到真正的黄色书籍，不过我不想搜罗这种“宝贝”，因此在我的藏书中间，这种“宝书”所占的比重大抵也只有万分之几吧。就我的记忆，我藏有木刻的《双梅景闇丛书》和铅印线装的《金主亮海陵荒淫》两种，都是叶德辉刻印的。还有四本木刻的《杏花天》，大约是道光前后所刻的，要算做比较少见的本子了。此外就是这《金瓶梅词话》，影印线装本，是近时出版的。 　　在我的印象里，《金瓶梅》实在也算不了什么僻书。1950 年春，我在北京逛琉璃厂，在一家书店的架子上，就看见满满一架各种版本的《金瓶梅》。 　　崇祯本就有两部，清初的张竹坡本好像有十多部，后来的各种翻刻本就更多。 　　那胖胖的掌柜对这些“宝贝”也毫无居奇之意，价钱也很便宜。不过这些都不是万历刻的《词话》本。自从北平图书馆从山西发现了原刻《词话》之后，曾在当时的北平引起了轰动。有一个“古佚小说刊行会”借来影印了，郑西谛还将一册初印崇祯刻金瓶梅图附在前面。这就是我所藏的本子的祖本。记得《鲁迅书简》里就收有代友人购买此书的一信，对这种影印古本小说的工作，鲁迅先生也是赞成的。就在当时，北平的学者（记不清是不是马隅卿了） 　　还将金瓶梅图选了几幅翻刻制成大幅宣纸信笺。20 年前沈尹默给我的一封信就是用这信笺写的。沈尹默用浓墨行草写在一张这样的笺纸上，实在可以算得一件“名物”。当时及少后，学人利用此书进行研究的，有吴晗发表在《文学季刊》上的研究《金瓶梅》与《清明上河图》关系的论文；冯沅君女士的《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等。 　　我记下这些旧事，意在说明早在四十多年前，学术界已经开始注意运用《金瓶梅词话》进行科学研究。同时也可以说明在五四运动后一二十年中间，知识分子思想解放的一个侧面。至于我买得此书，目的只不过是为开手了的一部晚明历史小说搜集一些资料，希望从《词话》里得到一些晚明的风俗习惯、服饰、饮馔、宴乐、仪节等知识而已。 　　我虽然并无什么名贵的善本，但这《词话》在我的收藏中实在也算不了什么。但出奇的是它却是唯一受到许多人重视的“宝书”。十年前一个春天的下午，一位 “小将”找我谈话了，拐弯抹角了好半日，言归正传，问是否藏有一部《金瓶梅》。他知道了我确实有，而且还是附有精图一册的影印本时，就“激动”起来，反复申明不该保留这样的东西，这对思想改造不利，这种义正辞严的责难当然是“无可非议”的。结论是应该由他取去保管。他若无其事地撕去了封条，从书橱里取了去了。后来这位“小将”因为种种原因，从“风云人物”一下子变为“寻常百姓”，虽然常有见面点头的机缘，但也从来没有想到打听这部《金瓶梅》的下落。一直过了七八年，在清查过程中，有人揭发了此事，又有人告诉我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还有人对我表示了极大的同情。这些朋友的好心我是十分感谢的。但却产生了奇异的感想。一部影印的《金瓶梅词话》竟成为我被劫去的两卡车书籍的代表，这实在是我完全不曾料到的。 　　这次取回了劫余的书册时，一位经管书籍的朋友首先捧出来的也还是这两函“宝书”。他告诉我这部书后来终于被发现的经过，真有些像一个惊险故事。对这位朋友的好意，我是真心感谢的。 　　这很引起了我的一些思索。 　　像《金瓶梅》这样的书，大概在无论什么时代，也不可能成为公开的、普遍的读物的吧？它带有一定的神秘性是不足怪的。不过在几十年中间，尤其是最近的十多年里，它的神秘性却飞跃地增长了。特别是青年一代，他们对祖国的文化传统知道的实在不多，但偏偏记得有这样一部“宝书”，千方百计想看到它……其实也不只是青年，这就是《金瓶梅词话》变成我的藏书的代表的原因。 　　这实在是值得好好思索的。 黄裳《榆下说书》]]></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CDATA[<p>　　我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在我的藏书中间，引起了轩然大波的是一部《金瓶梅词话》。<br />
　　40 年来，我曾经有不少机会在书商手里接触到真正的黄色书籍，不过我不想搜罗这种“宝贝”，因此在我的藏书中间，这种“宝书”所占的比重大抵也只有万分之几吧。<span id="more-2679"></span>就我的记忆，我藏有木刻的《双梅景闇丛书》和铅印线装的《金主亮海陵荒淫》两种，都是叶德辉刻印的。还有四本木刻的《杏花天》，大约是道光前后所刻的，要算做比较少见的本子了。此外就是这《金瓶梅词话》，影印线装本，是近时出版的。<br />
　　在我的印象里，《金瓶梅》实在也算不了什么僻书。1950 年春，我在北京逛琉璃厂，在一家书店的架子上，就看见满满一架各种版本的《金瓶梅》。<br />
　　崇祯本就有两部，清初的张竹坡本好像有十多部，后来的各种翻刻本就更多。<br />
　　那胖胖的掌柜对这些“宝贝”也毫无居奇之意，价钱也很便宜。不过这些都不是万历刻的《词话》本。自从北平图书馆从山西发现了原刻《词话》之后，曾在当时的北平引起了轰动。有一个“古佚小说刊行会”借来影印了，郑西谛还将一册初印崇祯刻金瓶梅图附在前面。这就是我所藏的本子的祖本。记得《鲁迅书简》里就收有代友人购买此书的一信，对这种影印古本小说的工作，鲁迅先生也是赞成的。就在当时，北平的学者（记不清是不是马隅卿了）<br />
　　还将金瓶梅图选了几幅翻刻制成大幅宣纸信笺。20 年前沈尹默给我的一封信就是用这信笺写的。沈尹默用浓墨行草写在一张这样的笺纸上，实在可以算得一件“名物”。当时及少后，学人利用此书进行研究的，有吴晗发表在《文学季刊》上的研究《金瓶梅》与《清明上河图》关系的论文；冯沅君女士的《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等。<br />
　　我记下这些旧事，意在说明早在四十多年前，学术界已经开始注意运用《金瓶梅词话》进行科学研究。同时也可以说明在五四运动后一二十年中间，知识分子思想解放的一个侧面。至于我买得此书，目的只不过是为开手了的一部晚明历史小说搜集一些资料，希望从《词话》里得到一些晚明的风俗习惯、服饰、饮馔、宴乐、仪节等知识而已。<br />
　　我虽然并无什么名贵的善本，但这《词话》在我的收藏中实在也算不了什么。但出奇的是它却是唯一受到许多人重视的“宝书”。十年前一个春天的下午，一位 “小将”找我谈话了，拐弯抹角了好半日，言归正传，问是否藏有一部《金瓶梅》。他知道了我确实有，而且还是附有精图一册的影印本时，就“激动”起来，反复申明不该保留这样的东西，这对思想改造不利，这种义正辞严的责难当然是“无可非议”的。结论是应该由他取去保管。他若无其事地撕去了封条，从书橱里取了去了。后来这位“小将”因为种种原因，从“风云人物”一下子变为“寻常百姓”，虽然常有见面点头的机缘，但也从来没有想到打听这部《金瓶梅》的下落。一直过了七八年，在清查过程中，有人揭发了此事，又有人告诉我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还有人对我表示了极大的同情。这些朋友的好心我是十分感谢的。但却产生了奇异的感想。一部影印的《金瓶梅词话》竟成为我被劫去的两卡车书籍的代表，这实在是我完全不曾料到的。<br />
　　这次取回了劫余的书册时，一位经管书籍的朋友首先捧出来的也还是这两函“宝书”。他告诉我这部书后来终于被发现的经过，真有些像一个惊险故事。对这位朋友的好意，我是真心感谢的。<br />
　　这很引起了我的一些思索。<br />
　　像《金瓶梅》这样的书，大概在无论什么时代，也不可能成为公开的、普遍的读物的吧？它带有一定的神秘性是不足怪的。不过在几十年中间，尤其是最近的十多年里，它的神秘性却飞跃地增长了。特别是青年一代，他们对祖国的文化传统知道的实在不多，但偏偏记得有这样一部“宝书”，千方百计想看到它……其实也不只是青年，这就是《金瓶梅词话》变成我的藏书的代表的原因。<br />
　　这实在是值得好好思索的。</p>
<p>黄裳《榆下说书》</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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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晚明的版画</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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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Sat, 17 Apr 2010 11:30:10 +0000</pubDate>
		<dc:creator>读书志</dc:cre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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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　　版画作为一种艺术品，最早给以重视的却并不是专业的艺术家，也不是封建社会的上层人物。从诞生时开始，它就一直是普通人民群众的恩物。它是人民自己创造、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它是土生土长的艺术。 　　虽然早期版画有不少出于佛经，而佛经正是外来的东西，一定的影响自然不是没有，但从历史实物看，这影响小得很。在风格、技法上佛教版画自成一个系统、一个相当完整的流派，与其他门类的版画是泾渭分明、很少牵涉的。 　　既然社会上对版画有着强烈的需求，它的产生、发展就是不可阻挡的。在发展过程中也有过盛衰、兴替，这中间起着重要调节作用的是封建社会里的手工业和商业。不管中国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争论得如何激烈，经营雕版、印刷的手工作坊的生产肯定很早，而版画的出现，肯定也迟不了多少时候。 　　一切人民创造的美好事物，当它一旦出现并受到热烈欢迎以后，士大夫就要看中、眼红，要拿过来加以利用了。这种热心的“艺术爱好者”甚至包括地主阶级的头子——皇帝在内。我举不出哪位皇帝曾经下过提倡版画的诏书，但实例证明这并非毫无根据的揣测。跟着起劲的是大臣与各级官员，以至地主阶级中的种种头面人物。至于有名画家挤进版画创作者行列，那是颇晚的事了。如丁云鹏、陈老莲、萧尺木都是人所共知的版画画家，他们是应邀客串参加这一工作的，向他们发出邀请的则大抵是出版商人。画家自己发现了这一艺术形式的魅力，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创作，他们的眼光、魄力是值得佩服的，他们不愧是画苑里的豪杰之士。至于唐伯虎、仇十洲似乎自己并未参加过这工作，出版家有时借用了他们的粉本，有时简直只是打出了他们的招牌。如有些据说是唐寅作的版画的题属就写着“吴趋风魔解元”。唐伯虎无论怎样“风流”、“浪漫”，这样的别号怕是不会采用的。 　　附有版画的出版物绝大部分是通俗读物，售价是低廉的。日本的尊经阁文库藏有明万历中闽建书林拱唐金氏绣梓的《新调万曲长春》，书前扉页上有一方朱文印记，“每部价银一钱二分”，使我们约略可以知道这类书当时的市价。读者对象大抵是文化不高或只是多少认得几个字的市井小民。“万曲长春”是一种戏文唱词选本，每页分三栏，上下都是曲文，中间一栏则是“汇选江湖方语”，也就是江湖黑话大全。所收条目有些我们可以在明人话本小说上看到，是研究古代市语和俗文学的极好参考资料。此外就是精致的插图。可以揣想，在市镇的茶楼酒肆旅舍里，在走南闯北小商人一类人物手上会出现这种书本。它们的毁失也是极平常极容易的。没有哪个收藏家会保存这些东西。它们幸存到今天的怕也不过千百分之一二，而偶有所见也几乎都是“孤本”。这就给研究带来了很大困难。现存明刻插图本的一般情况大抵就是如此。 　　《养正图解》，是明万历中曾经担任过皇太子讲官的焦竑编著的。经理镌刻的是“南京吏科给事中”祝世禄，于万历中刻于金陵。全书凡60 图，每图后有故事说明，大抵从古书中节取。接下去是焦竑的讲解，间用口语，并有所发挥。祝序中首先提到“高皇帝尝命诸臣绘农业艰难图、古孝行图进太子诸王”，可见朱元璋是注意用形象教材对皇位接班人进行教育较早的一位皇帝。接受了朱元璋的意旨并进一步发展为大型图说的则是焦竑.他认为，“盖讲读止于析理，图说兼以征事。理之用虚，虚故隐约言之而不必有所指；事之指实，实故览之者易竟，而愈以明理之用。”（祝序）这大约可以算做古来一切看图识字类读物的理论说明。焦竑“仰遵祖训，采古言行可资劝戒者，著为图说”。他宣传的当然是封建道德规范与家法、教条。这书不同于一般民间通俗读物，是为皇太子准备的教材，所以刻版十分讲究，祝世禄在序中特别指出了“绘图为丁云鹏，书解为吴继序，捐赀镌之为吴怀让，而镌手为黄奇。”在序文中郑重介绍画家、书手、刻工，这办法就不多见。金陵是明代的留都，也是出版中心之一。丁云鹏是安徽人，黄奇是新安诸黄的先辈，这许多，就都使《养正图解》在版画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爱惜郎官”，写的是汉明帝与妹子馆陶公主的故事。公主在皇帝哥哥面前为儿子讨一个郎官的职位。明帝不肯，只赏了她1000 元钱。明帝的理由是，郎官虽小，可也是天上的星宿（传说天上太微垣里有25 颗“郎位星”）。 　　到了地方上，起码也是一个县官，要管100 里地方的百姓，这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所以不能答应。看来，汉明帝还是比较清醒的一位封建皇帝。他懂得不能把权轻易交给亲近人，在经济上马虎应付一下却不要紧。这种对“大节”“小节”灵活掌握的道理，今天看来当然不足为训，不过在2000 年前要算是难得的了。 　　另一幅“克己任贤”，画的是有名的唐玄宗照镜子的故事。照范文澜同志的说法，这是玄宗还不曾变为昏君时的著名故事。这里引一节焦竑的说解，从中多少可以领略一点给皇太子讲书的气氛。 　　“玄宗一日临镜，照见貌瘦，默然不乐。左右便逢迎说，‘自韩休为相，凡事违拂上意，以致陛下消瘦如此，何不逐去他，以自快乐。’玄宗说，‘韩休乃贤相，每事规正我。我得他为辅，百姓都阴受其福。我貌虽瘦，天下必肥……’”焦竑把古书译成接近口语的文字，读起来有些像小说，这与“朱子语类”之类都是难得的古白话文标本。焦竑说完故事，抓紧时机对未来的小皇帝进行了教育，将开（元）天（宝）作了对比，说道，“一人之身，而敬肆不同，治乱相反。人心之难保如此，可不畏哉！可不戒哉！”自然不免有点英雄创造历史的气味。不过这些话是面对特定对象讲的，所以不能不如此，也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和《养正图解》性质相近而规模更大，读者对象也更广的可以举出祝世禄的弟子汪廷讷编刻的《人镜阳秋》。汪廷讷是徽州休宁著名的富商，环翠堂主人。除了《人镜阳秋》以外，他还写过十几种传奇，是个剧作家，有名的《狮吼记》就是他的作品。《环翠堂乐府》在明刻附图的曲本中也是非常有名的。此外，他还有《坐隐先生全集》，其中有《棋谱》，也附有插图。 　　汪廷讷的社会地位（除了经营土地和商业以外，后来还出任过盐官），他对文化事业的非凡兴趣，他在版画发展史上的推动作用，都是值得研究的。 　　一般的著作都把环翠堂刻本算作金陵产品，其实这并不一定准确。南京是汪廷讷经常往来的地方，但他活动的基地应该仍旧是安徽。《人镜阳秋》是黄应组刻的，这是一位虬村黄氏著名的雕手，他为环翠堂主人长期服务，刻了大量版画作品，因为他们是同乡。环翠堂诸种所附的版画与同时金陵版画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应该说，是他为金陵派版画带来了一种全新的风格，带来了徽派版画的风格技法。环翠堂诸种的风格是工整、富丽的，一扫初期版画那种粗犷的风习。人物形象也逐渐变得长身玉立起来，这在女性身上特别显著，后来就逐渐发展到所有人物都是修长美丽的。初期版画经常出现的阴刻，即利用大片木板黑地的方法不见了。同一风格的作品还有起凤馆刻的《王李合评北西厢记》和《元本出相南琵琶记》。画工是歙县的汪耕，也是绘制《人镜阳秋》插图的画家。在他的笔下，屋宇地面的花砖、屏风的配景、窗格的雕花、衾枕帏幕、桌帔绣墩，无一不带有浓重繁复的装饰味，就连花草树石也有着图案气息。这一切，与汪廷讷那样的社会地位和欣赏趣味都是密切相关的。汪耕笔下的人物，女性往往是丰腴的，近于唐画，与后来流行的纤弱苗条的风调完全不同，就连老年妇女也不例外。反面的或凶狠武勇的人物也并不加以丑化，只在眉目须髯间少作点染。这许多，与汪廷讷及其朋辈的好尚也有很大的关系。 　　以环翠堂为代表的版画，必然会产生它的缺点，那就是公式化。一切仿佛都有了一定的规格，精致是精致的，但生命力却消失了。特别是像《人镜阳秋》那样有几百幅插图的大型画册，这缺点就更显得突出。环翠堂的版画是有独特的风格的，它使我们联想到清代的皇家版画如《耕织图》、《万寿庆典》，都是工致富丽但缺少生命力的作品。这是民间艺术到了封建统治者手中必然会发生的变化。他们只着意于歌舞升平，企图把现实装扮得尽可能理想，不过艺术的生命却完结了。这一流派不能说没有给明末版画带来影响，不过并不严重，现实主义的传统仍旧在发展、进步着。可能一般的书坊及其读者，没有那样的财力制作、购买这样的出版物，也并不怎样欣赏这种离开生活太远的美术品。 　　《人镜阳秋》分忠孝节义四大部，每一部又分若干类。汪廷讷希望通过宣传，巩固、发扬封建道德的用心是清楚的。书前请了许多名人作序，还刊出了“就正姓氏”105 人之多，都是当时著名人物。可见这是得到广大封建上层人士的批准、同意的。如“国史编修、经筵讲官、充起居注”的黄汝良在序中就说，“余初观其像，窃怪近于传奇，非经史善本，谓其无当也。” 　　就代表了某些头脑僵化者最初接触这书时的反应，不过他随即醒悟了，不禁连声赞叹，“昌朝兹编一出，见者莫不警惕。万古纲常，昭昭在目，是大有功于名教也。”终于得到了完全的批准。 　　现在从《人镜阳秋》里选取了两图，都是描画在开阔场景中的人物活动的，在全书中要算是一种别格。第一幅写的是范蠡与西施的故事。无无居士（汪廷讷的别号）说，“范蠡灭吴霸越，功成而载西施泛五湖。卓哉，擅千古之风流也。”可见他对范大夫的结局，是非常羡慕而且佩服的，这也正合于汪廷讷的身份，因为他自己就是一名兼作官僚的商人。看图中所写，范蠡与西施虽然过着逃亡生活，但依旧颇为阔气而悠闲，除摇船人外，还有三名僮仆。小船也挺讲究，案上还有瓶插珊瑚和书卷，这许多，正是无无居士自己理想生活的描画。范蠡的打扮也像一位道士或仙人，和同书中庄周与诸葛亮的形象没有什么区别。“想其洞庭橘熟，江乡蟹肥，维艇白苹渡口，垂钓红蓼滩头。友者白鹭沙鸥，瓦盏蓬窗，独斟浊酒。向之战姑苏而刎壮士首者，尽付之五湖烟水中矣。回视文种，鸟尽弓藏，难共欢乐者，越绝哉。”这不只可以作为图版说明，汪廷讷的思想境界也表达得明明白白了。 　　另外一幅是刊于“义部”、“惠爱类”之末的汪仕齐事迹图。这是编者的父亲。廷讷在自序中曾反复声明，由于“乡人”的坚持，才不得不添入的。 　　读者却借此得以了解仕齐是怎样一位能“得万货之情”并使人们“无不骇且神之”的能干商人。这图的经营也很别致，退休林泉的老封翁坐在堂上，大概正在施舍棉衣；下面的粮仓里则在放赈。远处的民工则正在取土、运土和打地基。两名雅人正悠闲地负手参观，他门是在监工也说不定。在这一幅中出现的人物有40 个。动作不同，神情各异。把繁复的内容，组织在一幅之中。 　　画家是费了心思的，刻工也显示了出色的功力。使用的只是简单但有力的线条，却能成功地传达出各不相同的神态。这是明代后期徽派刻工的真实本领。 　　几十年以后，这种手段就已经不再可见。雕工可以作到更为工细，画面可以更为繁复细腻。为皇家服务的雕版业无论在人力、物力哪一方面，都不是民间艺人所能比拟的。但作品的神态却差得远了。 　　关于汪廷讷，陈垣先生《跋明季之欧化美术及罗马字注音》一文中曾有所记，可以使我们知道他是怎样一位达到了可笑程度的好名者：汪亦徽人，其书（《坐隐棋谱》）刻于万历卅六七年，亦遍征当世名人题赠。据自跋，此则为万历卅三年利玛窦所赠。《坐隐集》并有酬利玛窦赠言一绝。然试译之，词句不可通，盖割裂《墨苑》利玛窦赠文及图说而成，殊可笑也……信手剪裁，任意联缀；不顾其汉音文义如何，欺当时识罗马字者希，特取其奇字异形，托之利赠，以惊世炫俗，可见当时风尚，士大夫以得利玛窦一言为荣也。 　　自从颜之推在“家训”里斥责了教育儿子学习鲜卑语、弹琵琶作为“服事公卿”的手段的齐国士大夫以来，中国历史上这一类记载多半出现于国势陵夷、强敌窥伺的年代。在明末，为某些士大夫所艳羡的是“远西诸儒”带来的近代文明成果，这与齐国士大夫的出发点是不同的。不管怎样说，佩服是一件事，摇头摆尾地讨好则是另一件事。对此，人民大众是看得清楚的。 　　封建统治阶级很懂得利用版画为自己服务。明代政府的出版机构——经厂，曾经刊行过大量书籍，其中就有附有大量插图的。如《释氏源流应化事迹》，全书有440 页之多，是先图后文的劝善书。雕版之精，图像之多，都是惊人的。这种明初北京出版的版画，带有浓厚的宗教画气息，与民间的版画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可以推测，一些专刻佛经扉画的工人，当时已被吸收到经厂中去，因而切断了与民间出版业的联系，也没有给坊刻留下任何影响。民间版画也有以佛教题材为主题十分出色的作品，风格就完全不同。 　　这里可以举出万历中新安诸黄所刻的《罗汉十八相》作为代表。 　　这是一种白棉纸印的大方册。共18 番，每页正面是图，背面是赞，大字隶书，六行，六字。最后一赞末属《海阳汪圣修书》。每页版心下有刻工姓名，有“黄应瑞刻”、“黄应泰刻”、“思桥”、“应道”、“伯府”、“应绅”等。现在选刊的第九幅，是一位“托钵持仗、偏袒衲衣”的罗汉。伯符是黄应瑞字，这位雕版名手在这一帧里确是表现了非凡的技巧。衣袂的飘举，神态的从容，眉目的安详，袈裟的富丽，这一切都是用极纤细的线条表现的，但纤细决不等于纤弱，线条似乎是带有弹性的金属丝，构成的人物体态、肢体、颜面轮廓，都饱含着跳动的活力。连袈裟的厚重与内衣的轻柔都有明显的差异。这是晚明版画所能达到的极高境界。 　　这种大方册的版画，似乎是万历中开始出现的一种习见样式。它们大抵是极为精美的作品，比一般书本插图的要求更高。近30 年前我曾在济南市上见到一厚册《东方三大图》，也是这种类型的大方画册。刻工是徽州汪志高，书前有万历甲寅朱延禧序，《东方三大赋》，谢在杭序，杨■序。所谓“三大”是东海，泰山和孔丘。全书180 页。可以算作一部煌煌巨制。 　　不只是堂皇重大、宣传封建道德最严正的事物，连最赤裸、淫秽的题材也是这种大方册版画的内容之一。它们同样是徽派版画刻工最精心的作品。 　　这一奇特现象是很能尖锐地反映晚明社会的本质的。一方面是无比的正经，另一面则是极端的腐朽。在明代后期，徽商在全国是最活跃的商人，典当是他们经营的重要业务。徽州的朝奉就是非常有名的专业人员，可以与绍兴的师爷媲美的。当铺最怕失火，而据说这种内容的版画画册是有非凡的避火功能的。这就是徽派版画出现这一品种的原因。在二三十年前，北京、山西的一些几十百年历史的老典当、钱庄往往就神秘地收藏着这种画册。我在傅惜华的家里曾经见过几种，后来是被康生一骨脑儿抢了去了。这些版画，在艺术史、社会史、民俗学上都是珍贵的文物。但过去一直没有人肯著录、议论。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儒释道三家地位的排列虽然时有上下，但道家的势力无疑是最弱的。不过它也不甘示弱，时时企图巩固、扩展自己的阵地。 　　他们在进行宣传的时候，也没有放过版画这一重要武器。 　　《道元一气》五集，俞俞道人曹士珩元白撰。崇祯中刻于金陵，也是一种同型的大方册。全书有四十几张插图，画者是曹元白自己，刻工无属名，看风格也是徽派名手无疑。书前有芝岳老人序；龙眠学仙童子燕胎道人郭士豪序（崇祯九年）；惺惺道人张延誉序（九年）；弟子汪瀚序（崇祯七年）。 　　作者和校订者都是新安一带人，他们请了徽州工人来雕版是很自然的。在全书前面，有作者隶书上版、蓝印的一篇告白，是很有趣的文献：是书也，独畅祖真秘旨，合阐性命微言，渐顿咸明，始终毕举。允为后学章程，远作丹经印正。年来自揆圜中，甲戌行携白下。偶为诸宰官鉴阅，遂命精梓流通，用开后觉，以求外护。俾读是篇者，发欢喜心，破贪悭想。 　　独助三千，同登八百。倘有无知利徒，影射翻刻，誓必闻之当道，借彼公案，了我因缘云。 　　这是中国出版史上难得的“版权所有”广告宣传的实例。它告诉我们几件事实。首先，这书的刊行是得到留都贵官的大力支持的，其次是这类书会有“无知利徒”企图翻印，可见是一种颇有销路的商品。作者维护版权的意图则不明确，似乎不大像是为了保护版税收入。至于前面讲到书的优点，所发挥的秘旨、微言，我虽曾翻看过一遍却终于不能懂。 　　释、道都是宗教。佛家宣传轮回，寄希望于来世或虚无飘缈的西方净土，总难免虚幻、空无的缺点。这对性急的人来说，不能算是怎样有力的宣传方法。这就是后来某些佛教大师提出顿悟说，提出不必念经、修行照样能成正果捷径的原因。但到底还是比不上道教的“现实”。道士主张长寿，力求获得眼前的享乐，允许养妻子，还可以进行烧炼，这是既能取得金银，又能得到长生的妙法。这样看来，佛家“出世”，道家则是“入世”的。按理道家会在宣传上占有优势，但实际却又不尽然。我想这是因为道家所用的一些方法过于自私也过于神秘了，实际效果并不显著。活了几千百岁的神仙至今只存在于武侠小说之中，人们不相信，这就反而不如和尚所宣传的来世、天堂之虽然朦胧却较有吸引力。以上这些完全门外人的臆测，与哲学范畴中的释道理论没有什么关系，记得多年前我在青城山上遇见过一位有名的道士，曾向他打听过有关炼丹、采补……的秘密。结果受到了一番委婉的驳斥。他说那些都是旁支、外道，不是道教的正宗。我想这大概也是事实。但在《道元一气》这样的书里，所见的却大半是后者。这类书之出现于晚明并受到欢迎，当然也是毫不奇怪的。 　　《三家图》是两张合幅的图。左面的一张写老子手里拿着一张太极图，释迦手里执了禅杖，在悬崖上对坐。手捧宝珠的龙女凌波而至。龙女的衣襟和鬓发都迎风飘拂，映衬了汹涌的波涛，是很美丽的形象。我不能明白这中间暗示了怎样的哲理，只觉得这是一张高妙的版画。另一张是《内篇》《金液还丹次第》中的一图，这是道家说教中最为反动荒谬的一个部分，是赤裸裸地把女性看做一种器具的“理论”，是真正抓住了封建主义的精髓并发出强烈诱惑力的一个部分。那些“宰官”们之所以欢迎并大力支持道士，他们希望通过道士的帮助获得的往往不是发财，而是纵欲的法门。从很古的时候起，道士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著作”就大量出现了，叶德辉刻过一部《双梅景闇丛书》，其中所收大半是这种货色。谁想真正了解封建主义的实质，只从儒家的教条中寻找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懂得一些释道二家的花样。《三家图》这个题名倒颇能说出一点内幕。 　　但以版画而论，这两幅却是很好的作品，都是新安派刻工技巧烂熟时期的作品。不过与通常的戏曲、小说插图比较，风格还是有所不同，我想这是因为不同画家的不同画风所引起的差异。中国的古版画，大抵总是画工一人，刻手又是一人。在雕版事业发达的地区，大抵有着一些专为书籍绘制插图的作者。他们熟习业务，和刻工合作得久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知道怎样的线条适于刻刀来表现，对传统绘画技法上有所舍弃也有所创新，这样就逐渐摸索出一套方法，与雕工配合形成了一种特异的风格。 　　状元，是封建社会由科举制度进身的最终优胜者，也是人们（特别是读书人）一致羡慕争夺的对象。最初发明这方法的不愧是聪明的统治者，他所运用的大约是和发明彩票的商人相同的策略，但更为巧妙而成功。皇帝已经消失了70 年，但到今天许多人还知道状元这名称和它所代表的涵义就是一种明证。 　　早在明代中期，“昆山顾氏”就已编成了一部纪录明代历科状元的书，这之后又陆续出现了“京省诸刻”多种不同版本，可见这是很受欢迎的读物。 　　到了万历后期，海阳吴承恩又增补重编为《状元图考》五卷，精雕行世。这是一部受到当时读书人高度重视的书，是各地书坊和举行种种科举考场的书棚里都必然陈列的畅销书。这书传世著录有几种刻本，重要的是万历丁未所刻一本。刻成后又陆续添上新科状元，补刻行世，其实并非都是新版重刻。 　　我所有的一本所收状元共77 人，每人一图。目录至钱士升止，但实际最后一图是周延儒，可见印刷已在书刊成九年之后了。这书所附的图绘是极精工的。 [...]]]></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CDATA[<p>　　版画作为一种艺术品，最早给以重视的却并不是专业的艺术家，也不是封建社会的上层人物。从诞生时开始，它就一直是普通人民群众的恩物。它是人民自己创造、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它是土生土长的艺术。<span id="more-2673"></span><br />
　　虽然早期版画有不少出于佛经，而佛经正是外来的东西，一定的影响自然不是没有，但从历史实物看，这影响小得很。在风格、技法上佛教版画自成一个系统、一个相当完整的流派，与其他门类的版画是泾渭分明、很少牵涉的。<br />
　　既然社会上对版画有着强烈的需求，它的产生、发展就是不可阻挡的。在发展过程中也有过盛衰、兴替，这中间起着重要调节作用的是封建社会里的手工业和商业。不管中国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争论得如何激烈，经营雕版、印刷的手工作坊的生产肯定很早，而版画的出现，肯定也迟不了多少时候。<br />
　　一切人民创造的美好事物，当它一旦出现并受到热烈欢迎以后，士大夫就要看中、眼红，要拿过来加以利用了。这种热心的“艺术爱好者”甚至包括地主阶级的头子——皇帝在内。我举不出哪位皇帝曾经下过提倡版画的诏书，但实例证明这并非毫无根据的揣测。跟着起劲的是大臣与各级官员，以至地主阶级中的种种头面人物。至于有名画家挤进版画创作者行列，那是颇晚的事了。如丁云鹏、陈老莲、萧尺木都是人所共知的版画画家，他们是应邀客串参加这一工作的，向他们发出邀请的则大抵是出版商人。画家自己发现了这一艺术形式的魅力，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创作，他们的眼光、魄力是值得佩服的，他们不愧是画苑里的豪杰之士。至于唐伯虎、仇十洲似乎自己并未参加过这工作，出版家有时借用了他们的粉本，有时简直只是打出了他们的招牌。如有些据说是唐寅作的版画的题属就写着“吴趋风魔解元”。唐伯虎无论怎样“风流”、“浪漫”，这样的别号怕是不会采用的。<br />
　　附有版画的出版物绝大部分是通俗读物，售价是低廉的。日本的尊经阁文库藏有明万历中闽建书林拱唐金氏绣梓的《新调万曲长春》，书前扉页上有一方朱文印记，“每部价银一钱二分”，使我们约略可以知道这类书当时的市价。读者对象大抵是文化不高或只是多少认得几个字的市井小民。“万曲长春”是一种戏文唱词选本，每页分三栏，上下都是曲文，中间一栏则是“汇选江湖方语”，也就是江湖黑话大全。所收条目有些我们可以在明人话本小说上看到，是研究古代市语和俗文学的极好参考资料。此外就是精致的插图。可以揣想，在市镇的茶楼酒肆旅舍里，在走南闯北小商人一类人物手上会出现这种书本。它们的毁失也是极平常极容易的。没有哪个收藏家会保存这些东西。它们幸存到今天的怕也不过千百分之一二，而偶有所见也几乎都是“孤本”。这就给研究带来了很大困难。现存明刻插图本的一般情况大抵就是如此。<br />
　　《养正图解》，是明万历中曾经担任过皇太子讲官的焦竑编著的。经理镌刻的是“南京吏科给事中”祝世禄，于万历中刻于金陵。全书凡60 图，每图后有故事说明，大抵从古书中节取。接下去是焦竑的讲解，间用口语，并有所发挥。祝序中首先提到“高皇帝尝命诸臣绘农业艰难图、古孝行图进太子诸王”，可见朱元璋是注意用形象教材对皇位接班人进行教育较早的一位皇帝。接受了朱元璋的意旨并进一步发展为大型图说的则是焦竑.他认为，“盖讲读止于析理，图说兼以征事。理之用虚，虚故隐约言之而不必有所指；事之指实，实故览之者易竟，而愈以明理之用。”（祝序）这大约可以算做古来一切看图识字类读物的理论说明。焦竑“仰遵祖训，采古言行可资劝戒者，著为图说”。他宣传的当然是封建道德规范与家法、教条。这书不同于一般民间通俗读物，是为皇太子准备的教材，所以刻版十分讲究，祝世禄在序中特别指出了“绘图为丁云鹏，书解为吴继序，捐赀镌之为吴怀让，而镌手为黄奇。”在序文中郑重介绍画家、书手、刻工，这办法就不多见。金陵是明代的留都，也是出版中心之一。丁云鹏是安徽人，黄奇是新安诸黄的先辈，这许多，就都使《养正图解》在版画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br />
　　“爱惜郎官”，写的是汉明帝与妹子馆陶公主的故事。公主在皇帝哥哥面前为儿子讨一个郎官的职位。明帝不肯，只赏了她1000 元钱。明帝的理由是，郎官虽小，可也是天上的星宿（传说天上太微垣里有25 颗“郎位星”）。<br />
　　到了地方上，起码也是一个县官，要管100 里地方的百姓，这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所以不能答应。看来，汉明帝还是比较清醒的一位封建皇帝。他懂得不能把权轻易交给亲近人，在经济上马虎应付一下却不要紧。这种对“大节”“小节”灵活掌握的道理，今天看来当然不足为训，不过在2000 年前要算是难得的了。<br />
　　另一幅“克己任贤”，画的是有名的唐玄宗照镜子的故事。照范文澜同志的说法，这是玄宗还不曾变为昏君时的著名故事。这里引一节焦竑的说解，从中多少可以领略一点给皇太子讲书的气氛。<br />
　　“玄宗一日临镜，照见貌瘦，默然不乐。左右便逢迎说，‘自韩休为相，凡事违拂上意，以致陛下消瘦如此，何不逐去他，以自快乐。’玄宗说，‘韩休乃贤相，每事规正我。我得他为辅，百姓都阴受其福。我貌虽瘦，天下必肥……’”焦竑把古书译成接近口语的文字，读起来有些像小说，这与“朱子语类”之类都是难得的古白话文标本。焦竑说完故事，抓紧时机对未来的小皇帝进行了教育，将开（元）天（宝）作了对比，说道，“一人之身，而敬肆不同，治乱相反。人心之难保如此，可不畏哉！可不戒哉！”自然不免有点英雄创造历史的气味。不过这些话是面对特定对象讲的，所以不能不如此，也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br />
　　和《养正图解》性质相近而规模更大，读者对象也更广的可以举出祝世禄的弟子汪廷讷编刻的《人镜阳秋》。汪廷讷是徽州休宁著名的富商，环翠堂主人。除了《人镜阳秋》以外，他还写过十几种传奇，是个剧作家，有名的《狮吼记》就是他的作品。《环翠堂乐府》在明刻附图的曲本中也是非常有名的。此外，他还有《坐隐先生全集》，其中有《棋谱》，也附有插图。<br />
　　汪廷讷的社会地位（除了经营土地和商业以外，后来还出任过盐官），他对文化事业的非凡兴趣，他在版画发展史上的推动作用，都是值得研究的。<br />
　　一般的著作都把环翠堂刻本算作金陵产品，其实这并不一定准确。南京是汪廷讷经常往来的地方，但他活动的基地应该仍旧是安徽。《人镜阳秋》是黄应组刻的，这是一位虬村黄氏著名的雕手，他为环翠堂主人长期服务，刻了大量版画作品，因为他们是同乡。环翠堂诸种所附的版画与同时金陵版画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应该说，是他为金陵派版画带来了一种全新的风格，带来了徽派版画的风格技法。环翠堂诸种的风格是工整、富丽的，一扫初期版画那种粗犷的风习。人物形象也逐渐变得长身玉立起来，这在女性身上特别显著，后来就逐渐发展到所有人物都是修长美丽的。初期版画经常出现的阴刻，即利用大片木板黑地的方法不见了。同一风格的作品还有起凤馆刻的《王李合评北西厢记》和《元本出相南琵琶记》。画工是歙县的汪耕，也是绘制《人镜阳秋》插图的画家。在他的笔下，屋宇地面的花砖、屏风的配景、窗格的雕花、衾枕帏幕、桌帔绣墩，无一不带有浓重繁复的装饰味，就连花草树石也有着图案气息。这一切，与汪廷讷那样的社会地位和欣赏趣味都是密切相关的。汪耕笔下的人物，女性往往是丰腴的，近于唐画，与后来流行的纤弱苗条的风调完全不同，就连老年妇女也不例外。反面的或凶狠武勇的人物也并不加以丑化，只在眉目须髯间少作点染。这许多，与汪廷讷及其朋辈的好尚也有很大的关系。<br />
　　以环翠堂为代表的版画，必然会产生它的缺点，那就是公式化。一切仿佛都有了一定的规格，精致是精致的，但生命力却消失了。特别是像《人镜阳秋》那样有几百幅插图的大型画册，这缺点就更显得突出。环翠堂的版画是有独特的风格的，它使我们联想到清代的皇家版画如《耕织图》、《万寿庆典》，都是工致富丽但缺少生命力的作品。这是民间艺术到了封建统治者手中必然会发生的变化。他们只着意于歌舞升平，企图把现实装扮得尽可能理想，不过艺术的生命却完结了。这一流派不能说没有给明末版画带来影响，不过并不严重，现实主义的传统仍旧在发展、进步着。可能一般的书坊及其读者，没有那样的财力制作、购买这样的出版物，也并不怎样欣赏这种离开生活太远的美术品。<br />
　　《人镜阳秋》分忠孝节义四大部，每一部又分若干类。汪廷讷希望通过宣传，巩固、发扬封建道德的用心是清楚的。书前请了许多名人作序，还刊出了“就正姓氏”105 人之多，都是当时著名人物。可见这是得到广大封建上层人士的批准、同意的。如“国史编修、经筵讲官、充起居注”的黄汝良在序中就说，“余初观其像，窃怪近于传奇，非经史善本，谓其无当也。”<br />
　　就代表了某些头脑僵化者最初接触这书时的反应，不过他随即醒悟了，不禁连声赞叹，“昌朝兹编一出，见者莫不警惕。万古纲常，昭昭在目，是大有功于名教也。”终于得到了完全的批准。<br />
　　现在从《人镜阳秋》里选取了两图，都是描画在开阔场景中的人物活动的，在全书中要算是一种别格。第一幅写的是范蠡与西施的故事。无无居士（汪廷讷的别号）说，“范蠡灭吴霸越，功成而载西施泛五湖。卓哉，擅千古之风流也。”可见他对范大夫的结局，是非常羡慕而且佩服的，这也正合于汪廷讷的身份，因为他自己就是一名兼作官僚的商人。看图中所写，范蠡与西施虽然过着逃亡生活，但依旧颇为阔气而悠闲，除摇船人外，还有三名僮仆。小船也挺讲究，案上还有瓶插珊瑚和书卷，这许多，正是无无居士自己理想生活的描画。范蠡的打扮也像一位道士或仙人，和同书中庄周与诸葛亮的形象没有什么区别。“想其洞庭橘熟，江乡蟹肥，维艇白苹渡口，垂钓红蓼滩头。友者白鹭沙鸥，瓦盏蓬窗，独斟浊酒。向之战姑苏而刎壮士首者，尽付之五湖烟水中矣。回视文种，鸟尽弓藏，难共欢乐者，越绝哉。”这不只可以作为图版说明，汪廷讷的思想境界也表达得明明白白了。<br />
　　另外一幅是刊于“义部”、“惠爱类”之末的汪仕齐事迹图。这是编者的父亲。廷讷在自序中曾反复声明，由于“乡人”的坚持，才不得不添入的。<br />
　　读者却借此得以了解仕齐是怎样一位能“得万货之情”并使人们“无不骇且神之”的能干商人。这图的经营也很别致，退休林泉的老封翁坐在堂上，大概正在施舍棉衣；下面的粮仓里则在放赈。远处的民工则正在取土、运土和打地基。两名雅人正悠闲地负手参观，他门是在监工也说不定。在这一幅中出现的人物有40 个。动作不同，神情各异。把繁复的内容，组织在一幅之中。<br />
　　画家是费了心思的，刻工也显示了出色的功力。使用的只是简单但有力的线条，却能成功地传达出各不相同的神态。这是明代后期徽派刻工的真实本领。<br />
　　几十年以后，这种手段就已经不再可见。雕工可以作到更为工细，画面可以更为繁复细腻。为皇家服务的雕版业无论在人力、物力哪一方面，都不是民间艺人所能比拟的。但作品的神态却差得远了。<br />
　　关于汪廷讷，陈垣先生《跋明季之欧化美术及罗马字注音》一文中曾有所记，可以使我们知道他是怎样一位达到了可笑程度的好名者：汪亦徽人，其书（《坐隐棋谱》）刻于万历卅六七年，亦遍征当世名人题赠。据自跋，此则为万历卅三年利玛窦所赠。《坐隐集》并有酬利玛窦赠言一绝。然试译之，词句不可通，盖割裂《墨苑》利玛窦赠文及图说而成，殊可笑也……信手剪裁，任意联缀；不顾其汉音文义如何，欺当时识罗马字者希，特取其奇字异形，托之利赠，以惊世炫俗，可见当时风尚，士大夫以得利玛窦一言为荣也。<br />
　　自从颜之推在“家训”里斥责了教育儿子学习鲜卑语、弹琵琶作为“服事公卿”的手段的齐国士大夫以来，中国历史上这一类记载多半出现于国势陵夷、强敌窥伺的年代。在明末，为某些士大夫所艳羡的是“远西诸儒”带来的近代文明成果，这与齐国士大夫的出发点是不同的。不管怎样说，佩服是一件事，摇头摆尾地讨好则是另一件事。对此，人民大众是看得清楚的。<br />
　　封建统治阶级很懂得利用版画为自己服务。明代政府的出版机构——经厂，曾经刊行过大量书籍，其中就有附有大量插图的。如《释氏源流应化事迹》，全书有440 页之多，是先图后文的劝善书。雕版之精，图像之多，都是惊人的。这种明初北京出版的版画，带有浓厚的宗教画气息，与民间的版画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可以推测，一些专刻佛经扉画的工人，当时已被吸收到经厂中去，因而切断了与民间出版业的联系，也没有给坊刻留下任何影响。民间版画也有以佛教题材为主题十分出色的作品，风格就完全不同。<br />
　　这里可以举出万历中新安诸黄所刻的《罗汉十八相》作为代表。<br />
　　这是一种白棉纸印的大方册。共18 番，每页正面是图，背面是赞，大字隶书，六行，六字。最后一赞末属《海阳汪圣修书》。每页版心下有刻工姓名，有“黄应瑞刻”、“黄应泰刻”、“思桥”、“应道”、“伯府”、“应绅”等。现在选刊的第九幅，是一位“托钵持仗、偏袒衲衣”的罗汉。伯符是黄应瑞字，这位雕版名手在这一帧里确是表现了非凡的技巧。衣袂的飘举，神态的从容，眉目的安详，袈裟的富丽，这一切都是用极纤细的线条表现的，但纤细决不等于纤弱，线条似乎是带有弹性的金属丝，构成的人物体态、肢体、颜面轮廓，都饱含着跳动的活力。连袈裟的厚重与内衣的轻柔都有明显的差异。这是晚明版画所能达到的极高境界。<br />
　　这种大方册的版画，似乎是万历中开始出现的一种习见样式。它们大抵是极为精美的作品，比一般书本插图的要求更高。近30 年前我曾在济南市上见到一厚册《东方三大图》，也是这种类型的大方画册。刻工是徽州汪志高，书前有万历甲寅朱延禧序，《东方三大赋》，谢在杭序，杨■序。所谓“三大”是东海，泰山和孔丘。全书180 页。可以算作一部煌煌巨制。<br />
　　不只是堂皇重大、宣传封建道德最严正的事物，连最赤裸、淫秽的题材也是这种大方册版画的内容之一。它们同样是徽派版画刻工最精心的作品。<br />
　　这一奇特现象是很能尖锐地反映晚明社会的本质的。一方面是无比的正经，另一面则是极端的腐朽。在明代后期，徽商在全国是最活跃的商人，典当是他们经营的重要业务。徽州的朝奉就是非常有名的专业人员，可以与绍兴的师爷媲美的。当铺最怕失火，而据说这种内容的版画画册是有非凡的避火功能的。这就是徽派版画出现这一品种的原因。在二三十年前，北京、山西的一些几十百年历史的老典当、钱庄往往就神秘地收藏着这种画册。我在傅惜华的家里曾经见过几种，后来是被康生一骨脑儿抢了去了。这些版画，在艺术史、社会史、民俗学上都是珍贵的文物。但过去一直没有人肯著录、议论。<br />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儒释道三家地位的排列虽然时有上下，但道家的势力无疑是最弱的。不过它也不甘示弱，时时企图巩固、扩展自己的阵地。<br />
　　他们在进行宣传的时候，也没有放过版画这一重要武器。<br />
　　《道元一气》五集，俞俞道人曹士珩元白撰。崇祯中刻于金陵，也是一种同型的大方册。全书有四十几张插图，画者是曹元白自己，刻工无属名，看风格也是徽派名手无疑。书前有芝岳老人序；龙眠学仙童子燕胎道人郭士豪序（崇祯九年）；惺惺道人张延誉序（九年）；弟子汪瀚序（崇祯七年）。<br />
　　作者和校订者都是新安一带人，他们请了徽州工人来雕版是很自然的。在全书前面，有作者隶书上版、蓝印的一篇告白，是很有趣的文献：是书也，独畅祖真秘旨，合阐性命微言，渐顿咸明，始终毕举。允为后学章程，远作丹经印正。年来自揆圜中，甲戌行携白下。偶为诸宰官鉴阅，遂命精梓流通，用开后觉，以求外护。俾读是篇者，发欢喜心，破贪悭想。<br />
　　独助三千，同登八百。倘有无知利徒，影射翻刻，誓必闻之当道，借彼公案，了我因缘云。<br />
　　这是中国出版史上难得的“版权所有”广告宣传的实例。它告诉我们几件事实。首先，这书的刊行是得到留都贵官的大力支持的，其次是这类书会有“无知利徒”企图翻印，可见是一种颇有销路的商品。作者维护版权的意图则不明确，似乎不大像是为了保护版税收入。至于前面讲到书的优点，所发挥的秘旨、微言，我虽曾翻看过一遍却终于不能懂。<br />
　　释、道都是宗教。佛家宣传轮回，寄希望于来世或虚无飘缈的西方净土，总难免虚幻、空无的缺点。这对性急的人来说，不能算是怎样有力的宣传方法。这就是后来某些佛教大师提出顿悟说，提出不必念经、修行照样能成正果捷径的原因。但到底还是比不上道教的“现实”。道士主张长寿，力求获得眼前的享乐，允许养妻子，还可以进行烧炼，这是既能取得金银，又能得到长生的妙法。这样看来，佛家“出世”，道家则是“入世”的。按理道家会在宣传上占有优势，但实际却又不尽然。我想这是因为道家所用的一些方法过于自私也过于神秘了，实际效果并不显著。活了几千百岁的神仙至今只存在于武侠小说之中，人们不相信，这就反而不如和尚所宣传的来世、天堂之虽然朦胧却较有吸引力。以上这些完全门外人的臆测，与哲学范畴中的释道理论没有什么关系，记得多年前我在青城山上遇见过一位有名的道士，曾向他打听过有关炼丹、采补……的秘密。结果受到了一番委婉的驳斥。他说那些都是旁支、外道，不是道教的正宗。我想这大概也是事实。但在《道元一气》这样的书里，所见的却大半是后者。这类书之出现于晚明并受到欢迎，当然也是毫不奇怪的。<br />
　　《三家图》是两张合幅的图。左面的一张写老子手里拿着一张太极图，释迦手里执了禅杖，在悬崖上对坐。手捧宝珠的龙女凌波而至。龙女的衣襟和鬓发都迎风飘拂，映衬了汹涌的波涛，是很美丽的形象。我不能明白这中间暗示了怎样的哲理，只觉得这是一张高妙的版画。另一张是《内篇》《金液还丹次第》中的一图，这是道家说教中最为反动荒谬的一个部分，是赤裸裸地把女性看做一种器具的“理论”，是真正抓住了封建主义的精髓并发出强烈诱惑力的一个部分。那些“宰官”们之所以欢迎并大力支持道士，他们希望通过道士的帮助获得的往往不是发财，而是纵欲的法门。从很古的时候起，道士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著作”就大量出现了，叶德辉刻过一部《双梅景闇丛书》，其中所收大半是这种货色。谁想真正了解封建主义的实质，只从儒家的教条中寻找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懂得一些释道二家的花样。《三家图》这个题名倒颇能说出一点内幕。<br />
　　但以版画而论，这两幅却是很好的作品，都是新安派刻工技巧烂熟时期的作品。不过与通常的戏曲、小说插图比较，风格还是有所不同，我想这是因为不同画家的不同画风所引起的差异。中国的古版画，大抵总是画工一人，刻手又是一人。在雕版事业发达的地区，大抵有着一些专为书籍绘制插图的作者。他们熟习业务，和刻工合作得久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知道怎样的线条适于刻刀来表现，对传统绘画技法上有所舍弃也有所创新，这样就逐渐摸索出一套方法，与雕工配合形成了一种特异的风格。<br />
　　状元，是封建社会由科举制度进身的最终优胜者，也是人们（特别是读书人）一致羡慕争夺的对象。最初发明这方法的不愧是聪明的统治者，他所运用的大约是和发明彩票的商人相同的策略，但更为巧妙而成功。皇帝已经消失了70 年，但到今天许多人还知道状元这名称和它所代表的涵义就是一种明证。<br />
　　早在明代中期，“昆山顾氏”就已编成了一部纪录明代历科状元的书，这之后又陆续出现了“京省诸刻”多种不同版本，可见这是很受欢迎的读物。<br />
　　到了万历后期，海阳吴承恩又增补重编为《状元图考》五卷，精雕行世。这是一部受到当时读书人高度重视的书，是各地书坊和举行种种科举考场的书棚里都必然陈列的畅销书。这书传世著录有几种刻本，重要的是万历丁未所刻一本。刻成后又陆续添上新科状元，补刻行世，其实并非都是新版重刻。<br />
　　我所有的一本所收状元共77 人，每人一图。目录至钱士升止，但实际最后一图是周延儒，可见印刷已在书刊成九年之后了。这书所附的图绘是极精工的。<br />
　　在卷首大题之下，编校姓氏之后还特列“黄应澄兆圣父绘图”一行，可见编者的重视。吴承恩的凡例中有两条说：图者像也，像也者象也。像其人亦像其行。……得良史黄兆圣氏，以像属焉。……<br />
　　绘与书双美矣。不得良工，徒为灾木。属之剞劂即歙黄氏诸伯仲，盖雕龙手也。<br />
　　明刻附图书中像这样在卷前大书特书，表彰画人、书手、雕工的，这是仅见的一例。那位绘图的黄应澄显然与虬村黄氏应字辈诸人是兄弟行，他是专职的画家，也许自己也能刻。雕工姓氏保留在书中的有应瑞、河清、惟乔、伯符、兆元、元吉、德脩、应泰、黄应渭等凡九见。其中有的则是别字。<br />
　　《图考》的编辑方法是每人一图，后附详考。图画的题材是撷取有关本人的一件故事或传说，而这往往是梦兆、阳德之类，因此包含了大量的因果报应迷信内容，但也暴露了一种思想。在当时，大约没有谁相信状元是靠真才实学得来的，重要的是运气，宿命因果是起着决定作用的。其实这是对封建统治者抡才取士政策的一种清醒的判定。皇帝大约没有料到也看不到这些副作用。<br />
　　不过以版画而论则确是出色的。因为题材广泛，画家又费过一番心思，所以虽然是近百幅的大型画册，也毫无单调雷同之感，比起《人镜阳秋》来要好得多。刻工更是极高明的，它工致，但毫不板滞。线条是细腻的，但不排除重笔。山石、堤岸、花树、发髻，都有用重笔渲染的地方，比起一色细线条来是一种进展。从初期版画的粗线条，到一味工细，再回到粗细并采以细为主，版画发展的痕迹是很清楚的。<br />
　　这里用作例证的是卷三嘉靖二十三年状元秦鸣雷的一幅。描写的是他常常会有的一种梦境，“骑马上天门”。构图非常别致，它的写梦也与后来连环画中运用的手法相似。现实与幻觉组织在同一画面之中，奔马的描绘也是出色的。<br />
　　说到连环画，不能不想到《壬午平海图》。关于此书我在《残本·复本》一文中曾作过介绍。这是明朝覆亡前夕江南苏松道程峋镇压了一次“海盗”<br />
　　起事之后的“纪功”之作。共有双面合幅版画27 张，“沿海地形图”六张半。<br />
　　用连续画卷的形式介绍了“平海”的全过程。现在介绍的一张“枭斩盗犯图”，正是封建统治者残酷镇压起义者血迹斑斑的实录，是难得的历史文献。行刑的刑场是演武场，坐在堂上的就是程峋和理刑推官知州三位官员。平台上有手执“行刑”号牌和挥动令旗者。左面悬着帅字大旗的台上有一群吹鼓手，他们手中的锣上写着“金”字，说明这就是“鸣金”的用具。刀斧手们就在辕门里面进行屠杀，许多“盗犯”已经身首异处了，还有的则正在“开刀”，等待处决的都跪在左侧一边。平台下面还另有一面“犯由牌”（？），一个役卒手里拿着不知什么名色的东西，正向大堂赶去呈验。旁边站着两个佩剑的武官，正在议论着什么。一个衙役正用树枝赶走看热闹的人群。左右两侧则是手执武器旗帜的兵丁。<br />
　　这些图没有在画面上留下刻工姓名。不过看刀法风格并不像是徽派，它是更为自如奔放，更有生气的。人物之众多，神态动作之生动，比起只着意刻画少数人物的徽派版画显然需要特有的圆熟技巧。这是可以代表明末苏松一带雕版水平的作品。《平海图》的出现，说明晚明版画施用之广，说明封建统治阶级对这一宣传形式的重视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br />
　　以版画形式出现的名副其实的连环画，应该说是大部头小说中的“绣像”或“出相”。三国、水浒……等著名长篇小说的明刻本多有绣像，有时它们分别被插入各卷或各回之前，有时就合订在卷首。如果故事是连贯性的，这就应该说是连环画了。有些插画较多的曲本自然也有相同的特点。其中成就突出的作品大抵到晚明才大量出现。影印本《金瓶梅词话》所据的原本是万历刻本，但书前却附有一厚册插图，是从崇祯刻《金瓶梅》中借用的。《词话》原本无图。有的研究者却误会插图与《词话》同出一书。<br />
　　《列国志》在明代有许多不同的刻本。但成为后来刻本的祖本的则是冯梦龙改编的不分卷、108 回本。这书的原本是明末金阊叶敬池所刻，刊刻甚精，有54 页、108 幅插图，也可以算是一部煌煌巨制。这里选取一张“献地图荆轲动秦王”作为代表。所写是“图穷而匕首见”以后紧张的顷刻。屏风已被推倒，地图还留在案上。荆轲手执匕首绕柱而走，秦王急切间拔剑不出。<br />
　　闻警来救的武士们正登上殿陛，而殿上诸臣则张皇失措出尽了丑。只写了10个人物，但在事变发生的俄顷，他们的不同反映都准确生动地再现出来了。<br />
　　画家刻工都是值得称赞的。看那雕版风格，与新安诸黄也不尽同，可以看做姑苏版画的标本。<br />
　　明代版画除了美术作品的功能以外，在科技、医药种种应用图书插绘方面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但注意的人却较少。当时最著名的雕版名手很少参加这种工作，大抵只由普通雕版工人担任。但数量却是很大的。<br />
　　明人喜欢编写篇幅巨大的类书，有一些还附有大量插图。如《三才图会》、《图书编》都是。后者有127 卷之多，章潢编。他根据“左图右书”的原则，尽量利用插图，对种种事物加以说明。照四库馆臣的意见，这书的学术价值比《三才图会》还要高些。如“城制”一图，刻工说不上工致，但却是忠实于实物的。不过也不是某一座具体城池的写实，而是一般的概括。这是中国古代百科全书类型出版物插图的范例。就世界范围来说也是先进的；至今依旧有参考价值。<br />
　　医书、本草学、植物学（如《野菜图谱》）、茶书（如《茶经》）、兵书、科技书（如王徵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这类书都附有数量可观的插图。因时代先后、刊书地域的不同，这些插图之间往往有精粗美恶的差异。<br />
　　但判别高下的尺度却应与美术作品的版画有所不同，在这里，忠实于客观事物的要求应是第一位的。例如李时珍的《本草》，原刻附有插图，虽然有些粗拙，但我相信是力图忠实于草木金石的实物的。我曾见过一部崇祯后期刻印的《本草》，插图要精致得多，刻工是有名的武林项南洲。我想，遇到这种情况，怕还是原刻初印的本子要来得可靠一些。因为这不是美术品，漂亮起来的翻刻本就很可能会走样，没有从李时珍手稿抚出的本子可靠了。但这也只是一种揣测，我不懂植物学，也没有用两本进行过比较。<br />
　　有一部叫做《修真秘要》的书，断不定应该归入子部道家还是医家，也许都不是。这是一种很有趣的现象。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现象是复杂的，是多种因素交错糅合在一起，成为一种似乎不伦不类的东西。想用一种简单的方法来分类，是无效的，前些年有人企图举办儒家法家大排队，就是想用“清理阶级队伍”的办法来给古人作鉴定，每人发给一张身份证。用心不能说不是良苦的，但效果很不理想。李白据说是法家，可是又和道士打得火热，希望长生；常常喝得大醉，可是一醉就能写出出色的诗来。他有时嘲笑孔丘，但也并不全部拒绝圣经贤传中的道理。这就使许多专家发生了困难。对此，李白是不能负责的。这本《修真秘要》是明嘉靖中赵府味经堂刻本，上文下图，共23 页、46 图。初看，这应当是一种健身运动的图说。但常常说到运气行功，似乎又讲的是气功一类的东西。再看看那些古怪的名目和示范表演者的形象，该是道家著作无疑了。开卷以后七幅都是以吕祖为主的，如“吕祖养精”之类；以下是陈抟，共四幅，都是“睡功”；下面就轮到“李白玩月”，可见在道士们眼中，李白的地位是很高的，仅次于吕、陈二祖。此外还有“仙人指路”、“龙扳爪”、“鸣天鼓”、“双手拿风雷”种种希奇名色。《修真秘要》前面有“前后卫生歌”，后面有“医家秘传随身备用加减十三方”（版心下有“味经堂”三字）那是不必踌躇就可以列入医家的了。<br />
　　明太祖分封诸子于全国要害地区，是为藩府。用意自然是要他们拱卫中央。不过有时也会弄巧成拙，如明成祖（永乐）就以燕王起兵“靖难”，夺取了政权。因此，中枢往往又对诸藩多方加以限制，设立了许多禁例。只给这些藩王在指定地区内以肆无忌惮地剥削残害人民群众，尽情过荒淫享乐生活的自由。有些藩王在这种环境下喜欢刻点书，算是一种消遣。所刻也大抵是曲本、棋谱、画谱、占卜书之类。地处中州的“赵府”所刻书要算是较多的。使用了“居敬堂”、“味经堂”两种牌号。前者所刻多半是正经书，后者所刻则以医家道家类书为主。这里所选的两幅版画，则是典型的明代中期北方雕版风格。可以看出，这与南方版画是全然异趣的两种不同作风。<br />
　　明代科技书中有关武备的著作比例颇高，这与时代社会背景有密切的关系。明朝的统治阶级先是要对付、镇压起义、反抗的农民和少数民族；随后又增加了“倭寇”的侵扰与“东夷”的威胁，直至最后席卷朱明王朝以去的明末农民大起义。这个一直受着威胁、打击的阶级必须重视武器的研究与改进，是不奇怪的。早期的这类著作中所收绝大部分还是传统的武器，自明代中叶以后，从不同渠道传来的外来新式武器就逐渐出现了。至于比较系统的、由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技知识，那是要到很晚才开始传播，还来不及运用到武器制造上面去。<br />
　　《利器解》一卷，万历刻大方册本，是陕西西安前卫指挥金事温编的著作。书中所收种种火器，有威远炮、迅雷炮、万胜佛郎机、噜蜜鸟铳……照郭子章在序中所说，“顾此二器（佛郎机、鸟嘴铳）国初未有也。嘉靖间一来自佛郎，一来自倭，皆东夷器也。”这书里记录的是简单的仿造方法。看那所附噜蜜鸟铳的图样，也只是粗疏的示意图，后面还有前口、火门、机等的细部图。在“上轨”、“下轨”中间的“转轮”，是一种可在两轨之间转动的齿轮，也画得草率，和实际相去很远。还有一种“绷子”，其实就是弹簧，书中的说明是，“绷子用黄铜片，两头交钉。折叠意若锁簧，钩来，则绷子折叠，下轨关轮而上轨至前燃火。放手，则绷子撑开，下轨推去，火管自回。”这种解说是早期科学器械说明书的标本，讲得虽然并不准确而且繁琐，意思则是清楚的。<br />
　　《利器解》是万历庚子（1600）刻于西安的官书，是明政府军事部门的内部文件，它的插图应该可以代表当时西北地区雕版的应有水平。事实上27年以后刻于北京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所附的许多插图，水平也并没有多少进步。这几乎是按照当时“西海耶稣会士邓玉函”带来的欧洲物理教科书上的图样照式翻刻的，连原有的罗马字也照样翻刻了过来，不过那里的齿轮也同样是很可笑的。西方的科学文化，在闭关已久的中国人看来是一种新鲜事物，是完全陌生的，但表示了应有的好奇与欢迎，也有的人在拚命地抗拒。<br />
　　这就是它在中国大地上开始落种、生根时的状况。雕版工人同样也不熟习这些，他们生产了并不理想的作品，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如此，这些300 年前的科技书的史料价值还是很高的。<br />
　　画谱、花草谱、墨谱、笺谱……都是大量使用了版画的图谱。一些著名的谱录都为人所熟知并艳说，如郑振铎的收藏《程氏墨苑》，鲁迅先生的翻刻《十竹斋笺谱》，还有十多年前在浙江发现的《萝轩变古笺谱》，是海盐张氏涉园旧物。此谱刊于天启丙寅，早于《十竹斋笺谱》几乎二十年。黄棉纸精印。逗板，拱花这些技巧在这部笺谱里已经使用，套色有至五六种者。<br />
　　说明这些都不是胡正言的发明创造。这是非常重要的发现，是经过徐森玉先生的鉴定主持收归国有的。我只隔着玻璃柜看见过陈列的一两页，读过一点简单的介绍。多少年来没有人再提起过，实在非常可惜。这是可以导致改写中国版画史有关章节的重大发现，可以据以纠正过去某些研究结论的。其中也包括了日本关心并研究中国占版画的学者的某些结论。现在一些美术出版机构又在开始复印一些古版画了，这是使人高兴的。那么为什么不设法把这书也重印出来并加以研究呢？<br />
　　关于古版画的复制，我想也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一些重要的、有突出特色的作品，就要求我们使用珂■版或更先进的印刷手段，石印、锌版、胶版都是不足取的。过去人们也曾尝试过用木版重刻，但成绩并不总是理想的。鲁迅、西谛主持重刻的《十竹斋笺谱》是非常成功的。但荣宝斋曾经翻刻过一种古版画集（书名记不真切了）却是一种完全失败的作品。它告诫我们，只凭工细的线条是不能使某些并不只是依赖线条的纤细而成功的原作复活的。有时得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效果。荣宝斋的雕版艺术家们可以成功地用几千百块套版复制一张古画，但却不能用一块木版重现一张明代版画，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一定总结过一些重要的经验，在刀法、工具上都会引出可贵的思索，而这正是研究古代版画应该花大气力的地方。有的中国版画史在书后的附图中就有用了一些可疑的插图，如《青楼韵语》、《三才图会》等可能就是辗转取材于并不成功的翻刻本，却不加以注明，这种作法当然是不足取的。<br />
　　萝轩、十竹斋两种笺谱，都开版于江浙出版事业兴盛的地区，但都独树一帜，与盛极一时的新安黄氏刻工没有什么关系。这是值得注意的。在百花竟放的形势下，流派层出不穷，人才也像雨后春笋那样的涌现出来。万历癸丑（1613），在松江刻成了一部“云间林有麟仁甫辑”的四卷本《素园石谱》，就是很值得重视的一部版画名作。此书过去故宫博物院曾经有过石印复本，但比起原书来是大为逊色了。在原书作者自序第一页版心下方，留下了“云间周有光刻”一行字，可以证明此书刻于松江。这书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画家企图表现石块的形与神，它的玲珑透漏与种种不同形态。在一百多幅图版中，运用了笔墨的各种功能，尽力传达出石块千变万化的形貌。刻工则用刀完美地再现了画家的意图，这与新安派用细腻的刀法制造的工丽风格是完全不同的。刻工不只再现了实物的形态，同是还表现了浓重的笔情墨趣，没有一整套精湛的刀法，是做不到的。这里只能介绍一幅“石丈”，可以约略看出，画家怎样用笔，刻工怎样用刀，完成了他们希望达到的效果。只靠工细，完全不可能做到这程度。<br />
　　金陵，明代的留都，雕版事业非常发达，确是可以算作一个出版中心。<br />
　　今天所知以汇刻曲本知名的书坊就有好几家，留下来的实物也还不少。经营这种出版业务的几乎都是唐氏一家。金陵三山街唐氏富春堂，有时属名唐对溪，可能就是书坊的主持人，他有时也用寿德堂的牌号。唐振吾的书肆名广庆堂。世德堂的主人则是“绣谷唐氏”，还有一位书林唐锦池。文林阁的主人也姓唐，所刻曲本数量之多可以与富春堂相比。在当时的金陵，除了陈大来经营的继志斋，曲本的出版似乎都被唐氏一家包办了。<br />
　　在诸唐中间，富春、世德两家是较早的老辈。富春堂诸种的版式与插图都是异常古朴的，是元末以来通俗读物的直接继承者。到了唐振吾就开始出现改革的迹象，插图风格逐渐趋于工丽。这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徽派版画的发展给出版业带来了新的刺激，同时也是一种威胁，不改进就不能生存下去。<br />
　　不过唐家似乎并未直接聘用徽派的雕工，而是走着自己的路。这就是后来形成的金陵派版画风格。文林阁和少后的继志斋（刊书于万历三十六年前后）<br />
　　的作品可以作为这种风格的代表。<br />
　　《观音鱼篮记》是文林阁所刊诸曲之一，这个故事和今天仍流行于地方戏中的《追鱼》是有些关系的。“包公鞫妖”一图在构图、刻工上都算得是成熟的作品。与徽派版画不同的是，还不曾全部使用细线条。人物的中靴、发髻和树木枝叶，仍旧利用了木版的黑地。从构图上看，画家想象的天地，还较多受着舞台的限制。这是一个尺度，可以有效地判断插图产生时代的先后与成就的高下。正如将舞台剧改编为电影，改编者的高明与否取决于摆脱舞台框框，尽意驰骋自己的想象能力。这在晚期许多有名的插图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如陈老莲的画《西厢》有时简单到抛却背景，只写人物；有时又使人物做梦，在梦境里表现舞台上根本无法表现的情境。在画家头脑里，舞台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br />
　　版画的成就愈高，它在出版物中所占的地位也更重要，也愈受到出版家的重视。前面曾经介绍过《状元图考》编者对图像的评价，这种趋势，到了明代末期，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刊于万历丙辰（1616）的《青楼韵语》，编者张梦征在“凡例”中就郑重声明，“图像仿龙眠、松雪诸家。<br />
　　岂云遽工。然刻本多谬称仿笔，以诬古人，不佞所不敢也。”书前又有郑应台所写的“韵语画品”，可见出版者对插图的重视。天启中刊《彩笔情辞》，明虎林叔周甫张栩选次，张氏在自序中也说，“图画俱系名笔仿古。细摩辞意，数日始成一幅。后觅良工，精密雕镂。神情绵邈，景物灿章。”崇祯丁丑（1637）杭州刻《吴骚合编》前凡例说，“清曲中图像，自吴骚始，非悦俗也。古云，诗中画，画中诗，开卷适情，自饶逸趣。是刻计出相若干幅，奇巧极工，较原本各自创画，以见心思之异。”短短20 年中间，杭州书坊先后刊印的这几种书无疑是可以作为晚明版画的代表作品写入美术史的。这是出版者极端重视、刻意经营的成果。我手头的一本《吴骚合编》，原书的扉页还保留着，棉纸蓝印，中间大字双行题“新镌出相乐府吴骚合编”，右上方有“白雪斋点定”五字。上端有龙凤纹大圆印，左下角是小字朱记一方，文云：<br />
　　词余之传，其来尚矣。佳本之获，世顿罕焉。往刻吴骚诸集，海内风驰，坊刻效颦，终难继武。第流行日久，积渐模糊；选帙屡分，未称合璧。兹特审音选订，精心删补。写丽情而务除俗套，搜旧曲而博览新声。更加画意穷工，增一编之景色；点板合法，师九宫之渊源。敢云大雅之复兴，实彰骚坛之全盛云尔。白雪斋谨识这方小字宋体刻成的印记，事实上是一则广告，加上上端极为工巧的朱文圆印，都在证明着这是原版初印的本子。但又不曾声明“翻刻必究”，那是因为雕版之精，不是“效颦”者轻易所能“继武”，因此也就不怕冒滥。<br />
　　保留着这样原扉页的印本，是很少见的，它本身也是出版史上的一种文献。<br />
　　还有一种《绿窗小史》，共收丛著47 种，前有秦淮寓客序，后有印记二方，“蕙若”、“白雪斋”。前面有精图多幅，看来也是同一书肆刊行的。<br />
　　又曾见《绿窗女史》十四卷，碧蕖馆藏书，前面也有大量精图，可能是较早的一本。《小史》之出，当已在崇祯中了。《小史》前面的插图，也正与《合编》是同一风格的版画。<br />
　　《韵语》的插图，由武林张梦征摹像，黄桂芳、黄端甫等刻成。“玉斝漫飞淮浦月，锦筝还趁郢人歌”是马湘兰的诗句。原题是《春日诸社丈过小园赏牡丹，各赋绝句见投，用韵和答四首》。画面所写，几乎与今天苏州园林中所见的光景无异。溪流、小桥、湖石、花树都是写实的，三位雅人对花、焚香、吃酒，一面入神地欣赏着“佳人”指上传出的琴声。小桥上一个跑着送来一盘石榴的小僮正和同伴在答话。六个人物的神情动作各不相同，真是栩栩如生。刻工的技巧也完全体现出了画家的意匠。<br />
　　另一幅写的据说是桂英的诗意，那题目就是《送王魁》，“灵沼文禽皆有匹，仙园美木尽交枝。无情微物犹如此，何事风流言别离。”《焚香记》、《情探》里的女主角竟自有作品流传，真是不可思议的事。当然我们不必浪费精力去考证那真伪。这幅画描写的是情人在分离之前依依惜别的情景。画家用浓墨重笔尽情渲染了蓊郁的林荫，枝叶交柯，仿佛有一种浓重阴凉的草木气息朴面而来。执手无语、双目交视的一对情人，与桥头整顿着琴囊书卷的小僮，溪中戏水的鸳鸯，互为映衬。小桥一过，就是咫尺天涯，离别的情味真是浓极了。<br />
　　这两幅风格完全不同的版画，可以使人们消除一种误解。新安诸黄并非只能刻细若游丝那样木刻线条的名手，他们也善于再现另一类笔墨，制造别一种气氛。<br />
　　《韵语》的插图是当时和后来都公认的名作。它甚至比原书的文字部分还有更强的生命力。我曾见到过一部题为《闲情女肆》的书，看纸墨，也是明末的印刷品，但其中的插图正是《韵语》的原物，只不过一起订在了卷首而已。这是《韵语》旧版落人别一书商之手以后，文字作废，但舍不得那精致的版画，才使它在另一部书中重现的。<br />
　　《彩笔情辞》的插图是古歙黄君茜刻，也是精丽绝伦的作品。这里复制一幅“斜阳江上烟波疾，怎对却西风立。”这是梁伯龙作品中的摘句，原作前有小序，略云，“癸丑之岁，南游永嘉，道经兰溪，徘徊江岸。凌丽樵之孤耸，见塞羽之长征。川原迢递，旧会难同；云树周遭，故园不见。情来引泣，事往会悲，因动仲宣之怀，敢拟登楼之什。”画面力图表现的正是这种特定情景。<br />
　　这也是一幅不同于虬村黄氏典型的典雅绵丽风格的作品。画家与刻工根据主题的要求，用几乎接近粗犷的劲健笔锋、线条，勾勒了江水、波涛、山石、虬松。气势之雄浑，韵致的苍凉，在满眼水软山温和好女如花、柔情似水的画面中间，不能不是一幅难得独特的精品，画面上仿佛真的隐隐传来了阵阵潮响、松声，吹来了使人站脚不住的天风。劲挺的松枝、汹涌的江水几乎占却画面的绝大部分，画家构图的胆识，也是无双的。<br />
　　当多少领略了晚明版画的种种不同风格之后，最后还是不能不回到它所表现的最普遍的题材和最有代表性的典型作品。《吴骚合编》中项南洲所刻的“寻芳缓步闻鶗鴂，柳畔黄鹏声弄舌”就是会使人着迷的这样的作品。一位春日游园的少女，迷醉地微侧着头恣意享受着和煦的春风的吹拂。风儿在哪里？在杨柳的柔条上，在少女和女侍的衣带中，也在那扑腾着双翅的黄莺身上。最主要的怕还是在她那惺忪的眉眼之间吧。<br />
　　洪国良刻的“良霄院落沉沉，立尽梧桐清影”。几乎是同样的人物，但环境变了，情调也变了。清秋、月夜、桐影，此外就是静，静。也许还有秋虫的鸣声，也许并没有。她不正在那里凝神谛听么？画家、刻工既然提供了充分想象的依据，读者自然就有权利运用自己的想象。美好的艺术品的功能不就正在这里么？<br />
　　杂七杂八地说了许多，有些方面还是来不及考虑，漏掉了。譬如建阳这个雕版中心，也曾产生过丰富的版画作品，有着浓重的地方色彩，就没涉及；明刻书籍有许多扉页、牌记，出版者也常常用版画加以装饰，也来不及讨论。<br />
　　譬如《重刊事物纪原》，是一部宋人编辑的通俗小型百科全书，颇受欢迎，一直传刻不绝，在明代就有天顺、正统、弘治诸本。其实多半是旧版在书坊中辗转流传，多次修版重印的。我所见的一本有“成化乙酉岁”（1465）的牌记，画面是一个童子，刀法古朴而生动，是明代早期版画极好的标本。又例如萧云从的《离骚图》，弘光元年（1645）刻本，是非常重要的版画作品，《中国版刻图录》说，“《离骚图》为汤复刻，与刻太平山水图画之汤尚、汤义，疑是一家。封面镌汤用先绣梓。”这汤氏也是一个雕版世家，是明末安徽地区的刻工。我所藏的《离骚图》、《天问图》，还是棉纸最初印本，原封面中间篆书“离骚”二字，有上方题“萧尺木先生手授图画”，左下方是“汤复上绣梓”。这应该是最早的款式。可惜此书被掠至今未归。<br />
　　我国明刻附有版画的书籍，在日本还保存着大量实物。内阁文库、尊经阁文库、宫内省图书寮、东京帝大、早稻田大学、无穷会等处都有所收藏。<br />
　　其中建阳书坊刻本尤为重要，往往是国内已佚的孤本。日本私人藏书家也非常重视明刻插图书，研究中国版画史，如薄井恭一先生所藏后来就曾选印为《明清插图本图录》一书。近年他们的研究情况，所知很少。我想在中日文化交流的这个方面，前景是广阔的。<br />
　　郑振铎主编的“古本戏曲丛刊”收入了大量的明刻插图本，事实上这也是一部可供参考的明刻版画汇集。不过想作研究还是应该根据原书实物，“丛刊”只能作为一种参考。石印复制的美术作品不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何况还有修版的工序，许多真实面貌都被修得失真了。“丛刊”的选材也不是没有缺点，有些重要的本子，因为种种原因就不曾被采用。如《西园记》是有明末原刻的，但采用的却是清两衡堂本，无图；沈采的《千金记》用的是富春堂本，却舍弃了万历二卷本的《仇实父绘画千金记》。一些重要的作品，实在无妨多收几种异本。这二卷本是傅惜华的旧藏，有十张插图，是非常出色的金陵派前期作品。其中“鸿门”、“夜宴”、“追信”、“别姬”诸图，都是使人不易忘记的名作。希望这书历劫之余依然无恙，能早日复制，呈献于读者的面前。<br />
　　从明代晚期版画的发展过程看，一方面是技巧上的趋于高度成熟，同时也带来了繁褥、纤弱、琐细的缺点，早期的雄健、刚劲风格消失了。内容上的变化则更为严重，这种趋向从大量新创作的剧本中也可以看得清楚，描写儿女私情作品的比例迅速增大，对一些重大的国家社会问题的关心减弱了。<br />
　　赤裸裸的黄色图画也大量出现，如《金瓶梅》的插图，描写男色的小说《弁而钗》的插图……都公然在书坊中发售。当时的“长官”们也视而不见，不予干涉。这当然并不能证明他们是一些“开明”的“长官”。真实的原因是他们自己就是这种腐朽文化的欣赏者与支持者，同时在那种社会风气之下，他们没有扮演两面派的必要，只有胡涂虫才会要求这类作品为明朝的覆亡负责。这一切并不是使社会趋于腐朽、灭亡的根本原因，只是它的一种病象。<br />
　　1980年11月6日 </p>
<p>黄裳《榆下说书》</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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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插图</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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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Sat, 17 Apr 2010 11:18:24 +0000</pubDate>
		<dc:creator>读书志</dc:cre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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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　　人人都从儿童时代经历过，也都有一些直到老年也不易忘却的记忆。好吃的东西，好玩的事物，可爱的人，有趣的游戏……都会留下这样的记忆。 　　这中间，最早接触到的美术作品留下来的印象，也是极重要的，往往还能准确地透露出一个人毕生生活情趣的趋向。从前小孩生下满了周岁，要举行一种“抓周”的仪式，用意也大抵在此。据说贾宝玉在抓周时一下手就抓住了胭脂不放，引起贾政老大的不高兴，认为这是没有出息的预兆。贾政不能理解“抓周”，不足深责。曹雪芹指出了这是一种“爱红的毛病”，很有些哲理性了，但这是后来才作出的“总结”。在只不过刚满岁的宝玉看来，胭脂只是红得可爱而已，至于这是女儿的专用品这一节，恐怕当时还是莫名其妙的。 　　近三年来，为儿童所编写的出版物，确是有了很大的成绩。非常惭愧，不但没有很好地留心，也不曾买过一本半本，我的印象只是从新华书店门市部里得来的。每次走过儿童读物的柜台，总会面对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书本画册而吃惊。觉得今天的儿童，比起自己的童年时代，实在是阔气多了。 　　这时我就想，当年自己曾经有过怎样的喜欢的事物呢？除了过年时新贴上的一两张花纸，几件粗拙的耍货，大约最有趣味的就是香烟画片了。父亲那时吸的是一种“大联珠”牌号的纸烟，每包中间藏着一张彩印的《封神榜》人物画片，在我看来，确是了不起的杰作。什么哪吒太子、申公豹、土行孙，都是首先从这画片上认得的。年纪稍大一些，又冒险取来父亲藏着的《红楼梦》、《聊斋志异》偷看前面的插图。这都是老同文的石印本，绘图印刷都相当精工。故事看不懂，但宝哥哥、林妹妹却立即从这些“绣像”上认识了。 　　至于对“熊夫人的幼稚园”发生兴趣，那是更后来进了小学后的事了。 　　这些从人生中最初得到的经验，使我明白，文学作品中间的插图，是很重要的一种美术形式。它并非只是专家学者眼里的“小人书”，或正经人心目中的“玩物丧志”、有害无益的东西。这种今天看来不免古怪的看法，在过去却正是正统的社会舆论。 　　直到今天，我觉得国家出版社的文学出版物，对插图还是不够重视，不能令人满意的。绝大部分是根本就没有插图；即使偶有一些，用心设计绘制的也不多。 　　鲁迅先生是非常重视书籍插图的，他的有关议论，搜集起来，恐怕数量不少，并具有颇完整的系统性。他一生中在这方面付出的精力也是惊人的。 　　鲁迅先生重视外来的经验，也不忘记、可能还更看重民族的、传统的经验。 　　他指出过在我们的出版史上，在插图的制作上，曾经有过辉煌的时期，他不懈地进行着保存、介绍、继承、创造的工作。今天，我们实在应该郑重接过先生未竟的遗愿努力工作下去。 　　在过去中国，书籍的插图基本上是木刻版画。最早、也是迄今最重要的研究著作是郑振铎的《中国版画史图录》，事实上也就是中国古代书籍的插图史，而且是以小说戏曲的插图为主干的。除了年画和以图为主的一些画谱、笺谱以外，中国古版画也确实以小说戏曲的绣像、插图内容最为丰富。它的黄金时代是在明代后期万历以后的短短70 年中间。 　　由于种种偏见，过去的藏书家没有人肯收藏这种带有插图的书，似乎只在缪荃荪的书目上见到过一两种，这是很大胆也很了不起的破格作法。这种局面得以开始扭转好像也是蒙受了五四运动的余荫。从那时起，旧小说开始公然走入文学的殿堂，紧跟着以戏曲为首的俗文学也得到了重视。学者在努力搜求旧本小说戏曲的同时，又发现并爱上了它的插图。在短短的时间内，这一类书变成了“奇货”，价钱也飞涨起来。经济规律在起着作用，奇书、异本不断地涌现了，使长久沉湮的珍贵文献得以重见天日，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更重要的还有，在那个时代里，要求发布保护文物的全面政策是不可思议的；即使有，也不过一纸空文，不会发生怎样实际的作用。但书市上价值的涨落却是非常有效的一种宣传，使人们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避免随意毁弃这些带有图画的破旧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那一阵子的小说戏曲热和版画热，郑西谛就不可能编成他的《版画史图录》和《古本戏曲丛刊》。 　　谈到古版画的搜集，我们不应该忘记吴瞿安、王孝慈、马隅卿、郑西谛、傅惜华等先生。在抢救、保存这一笔珍贵遗产的工作中，他们都投入了毕生的精力。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只靠一两家图书馆，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成绩，也许今天研究中国版画史的学者，就非得远渡重洋去寻找资料不可了。他们都是私人藏书家，有两位还一直生活、工作到五六十年代。最近曾与几位同志谈起，虽然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个人收藏的风气还是应该鼓励的。 　　只有在人民中间普遍存在着收藏文物的爱好与习惯的基础上，国家的收藏事业才有更广阔、美好的远景。我们必须少做以至杜绝一些杀鸡取卵式的蠢事。 　　最近报纸上报导的某些“文物仓库”里收藏的大量古书画霉坏报废的新闻是触目惊心的，同时也并不是个别的。事实上人民可从来没有放弃过这种良好的习惯。他们热心地收藏着新出版的书籍，现代画家的作品和一切美好的事物，并不因为曾经有过康生那样的恶棍的叫骂与恐吓而减少自己的兴趣。康生曾经指责收藏家们垄断资料，不肯化私为公，甚至投机倒把。但最后将人们收集的文物一骨脑儿抢回家去的也正是这个康生。这中间就包括了傅惜华所藏的大量古版画。 　　明代后期大量出现的版画作品，以小说戏曲插图为最多，但绝不只是仅在这些地方才有版画的踪迹。它的范围其实是非常广阔的。粗略地想想，诸如宗教宣传品、出版家的广告、科技图书（包括医书和动植物、武备、建筑、营造等等）、连环图画、人物肖像、名胜导游、通俗读物、美术专著（如画谱、笺谱、墨谱等等）、赌具（如叶子）、酒牌、进行封建道德教育的读物、黄色画册……必然还有漏略，但仅此种种，也可见当时的版画的应用之广，它的影响所及也绝非仅限于知识阶层，它的力量比起圣经贤传来也不知道要大到多少倍。 　　曾经有过的几种版画史，都是以时代先后为经的；我想不妨也可以用“横”的方法来试试看。按照版画应用的不同方面，选取一二实物，加以考查。 　　我国地方志的编纂，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文献价值不久以前才得到较充分的认识。作为地方志的支流，又出现过一些山志、名胜志。一座名山、一个名人、一所祠庙，以至书院、乡镇等等都可以有志。在这种书的前面，也往往附有人像、风景画、导游图之类。这类版画不只因雕刻时代的先后而显示出风格的衍变，更因为它们多系刊成于特定地区，故而又能表现地方特征。说起明代版画，人们大抵都知道有徽派、金陵派、建阳派、杭州派等等，但就全国范围论，这只不过是一些重点。要想有更全面的了解，就不能不求之于刻于不同地区的插图书。 　　有一部《文潞公轩诗》，三卷，翼城王泰编辑，是成化二十二年（1486）山西刻本。这书是纪念宋代的文彦博的，他在宋仁宗天圣六年曾在翼城作过县官，在河边造过一座亭子。这书就是收集了许多诗文题咏编成的。前面有一张图，古拙朴茂，可以作为明代前期北方山西地区版画的标本。 　　这是一张鸟瞰图，仿佛是一幅坐在飞机里拍摄下来的照片。作者撇开了实物的远近距离、大小比例，只是按照要求突出表现了应该突出的东西。城外的山水树木，是用传统的山水画法表现的。城内的“轩”就不同，那是更写实、更细致的。有趣的是穿了公服的文彦博，神态宛然，案上放着纸卷。 　　他大概并不在办公，而是欣赏山川云树，在作诗。下面的空白处补了一丛竹枝。刻法、刀工都是粗犷的，但并不草率，那几笔竹枝就刻得很好，表现了画家的笔情墨趣。 　　同样也是地方名胜专集的就还有《钓台集》。 　　这是为了纪念严子陵富春江畔的祠庙而编刻的书。我见过两种明刻，但其实是一副板子。书二卷，看前面的旧序，最早有弘治元年（1488）的纪年，但看版刻，也不过嘉靖、万历之间的东西。署名校刻的是桐庐知县杨束、曾振宣，不过这是算不得数的。在过去的时代里，作地方官的人都有附庸风雅的习惯。为当地修复几处名胜，刻点书，把自己的名字也塞进去，以为这样一来，就也可以“不朽”了。那用心与趣味和今天在许多名胜遗迹上放手涂写“某某到此一游”的正是一脉相传。这样的书刻成以后，版片就留在衙门里。后任官上任，就加上一篇序，挤上一个名字，刷印送人，算是也有一点微劳。久而久之，署名的地方挤不下了，就索性换刻第一页，只写上自己的大名，将前任官名一概取消，书也成了自己的创作。明刻书中，往往有同为一副版片，却只有第一页（或末页）不同的，原因大抵如此。这样的书著录的时候是必须留意的，很容易上当受骗，发生错误。 　　在这本《钓台集》前面，有一张《严先生遗像》和一张《钓台图》。图版的风格也是非常古朴的，但从版心、画上的题字看，依旧不过是万历中刻。 　　但肯定有更古的一个底本无疑。如果拿这两张版画作为明代中叶浙江严州开版的标本，大概是不会错的。 　　过去没有去过钓台，只从图上看，觉得“奇山异水”确是“天下独绝”（梁吴均语）。世上真有这样古怪的风景么？近来去富春江上走了一转，这才明白，这图是一张颇为“忠实”的“导游图”，也是采取了突出重点的手法，将“次要”的、哪怕是真实的峰峦树木，都一概略去了。最有趣的是两座山峰中间蜿蜒上升的曲线，不必说，它指示的是登山的路径，不过必须“攀藤附葛”才能登涉的山路。从图上看，竟与马戏团里所走的钢丝无异，不到现场，恐怕是无法领会此中奥妙的。 　　“严先生祠”的牌坊，客星亭，还有那座祠堂，今天都没有了。富春江水被刻成波涛滚滚的样子。全部构图风格，与明代地图或方志插图的刻法没有什么两样。可见画家、刻工都不像是后来突起的虬村黄氏那样专业的木刻工人，他们还不曾掌握那种圆熟的技巧，也没有将插图作为美术作品进行考虑。 　　几十年后，到了清初的顺治六年（1649），又出现了一部严州知府钱广居编的《选刻钓台集》。这次没有沿用旧版片，是全新的刻本，前面也有两幅图。严先生像看得出是照旧本抚刻的，但《钓台图》则是崭新的作品。钓台之外，还写出了上游的部分江景。比起旧图，是更为真实也更近于山水画的版画了。显而易见，这是经过了晚明版画的鼎盛时期以后的作品，明代前期那种粗犷、简略的风格已经不再有一点余迹了。 　　这里又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上距明亡虽不过六年，但这里的两图却纯属清代版画的风格，与晚明的作品显然不同。清初的版画并非不精工，制作方法继承的也是旧有的传统，但风格、面貌确是不同了。有经验的人很容易看出两者的区别。清初有些带圆图的曲本（即所谓“月光图”）、清初雕工名 　　手鲍承勋所刻的一些版画（如《杂剧三编》及《秦楼月》等）都是优秀的作 　　品，但确已非复晚明的风貌了。这种雕版风格上的变化，有时不必改朝换代也会出现。如明代嘉靖与万历之间，只不过有一个短暂的过渡期——隆庆，风格就截然不同；清初康熙与雍、乾刻本的差异也几乎一样。这种现象，还没有人进行细密的研究，给以科学的解释。 　　1980年10月5日 黄裳《榆下说书》]]></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CDATA[<p>　　人人都从儿童时代经历过，也都有一些直到老年也不易忘却的记忆。好吃的东西，好玩的事物，可爱的人，有趣的游戏……都会留下这样的记忆。<br />
　　这中间，最早接触到的美术作品留下来的印象，也是极重要的，往往还能准确地透露出一个人毕生生活情趣的趋向。<span id="more-2671"></span>从前小孩生下满了周岁，要举行一种“抓周”的仪式，用意也大抵在此。据说贾宝玉在抓周时一下手就抓住了胭脂不放，引起贾政老大的不高兴，认为这是没有出息的预兆。贾政不能理解“抓周”，不足深责。曹雪芹指出了这是一种“爱红的毛病”，很有些哲理性了，但这是后来才作出的“总结”。在只不过刚满岁的宝玉看来，胭脂只是红得可爱而已，至于这是女儿的专用品这一节，恐怕当时还是莫名其妙的。<br />
　　近三年来，为儿童所编写的出版物，确是有了很大的成绩。非常惭愧，不但没有很好地留心，也不曾买过一本半本，我的印象只是从新华书店门市部里得来的。每次走过儿童读物的柜台，总会面对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书本画册而吃惊。觉得今天的儿童，比起自己的童年时代，实在是阔气多了。<br />
　　这时我就想，当年自己曾经有过怎样的喜欢的事物呢？除了过年时新贴上的一两张花纸，几件粗拙的耍货，大约最有趣味的就是香烟画片了。父亲那时吸的是一种“大联珠”牌号的纸烟，每包中间藏着一张彩印的《封神榜》人物画片，在我看来，确是了不起的杰作。什么哪吒太子、申公豹、土行孙，都是首先从这画片上认得的。年纪稍大一些，又冒险取来父亲藏着的《红楼梦》、《聊斋志异》偷看前面的插图。这都是老同文的石印本，绘图印刷都相当精工。故事看不懂，但宝哥哥、林妹妹却立即从这些“绣像”上认识了。<br />
　　至于对“熊夫人的幼稚园”发生兴趣，那是更后来进了小学后的事了。<br />
　　这些从人生中最初得到的经验，使我明白，文学作品中间的插图，是很重要的一种美术形式。它并非只是专家学者眼里的“小人书”，或正经人心目中的“玩物丧志”、有害无益的东西。这种今天看来不免古怪的看法，在过去却正是正统的社会舆论。<br />
　　直到今天，我觉得国家出版社的文学出版物，对插图还是不够重视，不能令人满意的。绝大部分是根本就没有插图；即使偶有一些，用心设计绘制的也不多。<br />
　　鲁迅先生是非常重视书籍插图的，他的有关议论，搜集起来，恐怕数量不少，并具有颇完整的系统性。他一生中在这方面付出的精力也是惊人的。<br />
　　鲁迅先生重视外来的经验，也不忘记、可能还更看重民族的、传统的经验。<br />
　　他指出过在我们的出版史上，在插图的制作上，曾经有过辉煌的时期，他不懈地进行着保存、介绍、继承、创造的工作。今天，我们实在应该郑重接过先生未竟的遗愿努力工作下去。<br />
　　在过去中国，书籍的插图基本上是木刻版画。最早、也是迄今最重要的研究著作是郑振铎的《中国版画史图录》，事实上也就是中国古代书籍的插图史，而且是以小说戏曲的插图为主干的。除了年画和以图为主的一些画谱、笺谱以外，中国古版画也确实以小说戏曲的绣像、插图内容最为丰富。它的黄金时代是在明代后期万历以后的短短70 年中间。<br />
　　由于种种偏见，过去的藏书家没有人肯收藏这种带有插图的书，似乎只在缪荃荪的书目上见到过一两种，这是很大胆也很了不起的破格作法。这种局面得以开始扭转好像也是蒙受了五四运动的余荫。从那时起，旧小说开始公然走入文学的殿堂，紧跟着以戏曲为首的俗文学也得到了重视。学者在努力搜求旧本小说戏曲的同时，又发现并爱上了它的插图。在短短的时间内，这一类书变成了“奇货”，价钱也飞涨起来。经济规律在起着作用，奇书、异本不断地涌现了，使长久沉湮的珍贵文献得以重见天日，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更重要的还有，在那个时代里，要求发布保护文物的全面政策是不可思议的；即使有，也不过一纸空文，不会发生怎样实际的作用。但书市上价值的涨落却是非常有效的一种宣传，使人们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避免随意毁弃这些带有图画的破旧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那一阵子的小说戏曲热和版画热，郑西谛就不可能编成他的《版画史图录》和《古本戏曲丛刊》。<br />
　　谈到古版画的搜集，我们不应该忘记吴瞿安、王孝慈、马隅卿、郑西谛、傅惜华等先生。在抢救、保存这一笔珍贵遗产的工作中，他们都投入了毕生的精力。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只靠一两家图书馆，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成绩，也许今天研究中国版画史的学者，就非得远渡重洋去寻找资料不可了。他们都是私人藏书家，有两位还一直生活、工作到五六十年代。最近曾与几位同志谈起，虽然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个人收藏的风气还是应该鼓励的。<br />
　　只有在人民中间普遍存在着收藏文物的爱好与习惯的基础上，国家的收藏事业才有更广阔、美好的远景。我们必须少做以至杜绝一些杀鸡取卵式的蠢事。<br />
　　最近报纸上报导的某些“文物仓库”里收藏的大量古书画霉坏报废的新闻是触目惊心的，同时也并不是个别的。事实上人民可从来没有放弃过这种良好的习惯。他们热心地收藏着新出版的书籍，现代画家的作品和一切美好的事物，并不因为曾经有过康生那样的恶棍的叫骂与恐吓而减少自己的兴趣。康生曾经指责收藏家们垄断资料，不肯化私为公，甚至投机倒把。但最后将人们收集的文物一骨脑儿抢回家去的也正是这个康生。这中间就包括了傅惜华所藏的大量古版画。<br />
　　明代后期大量出现的版画作品，以小说戏曲插图为最多，但绝不只是仅在这些地方才有版画的踪迹。它的范围其实是非常广阔的。粗略地想想，诸如宗教宣传品、出版家的广告、科技图书（包括医书和动植物、武备、建筑、营造等等）、连环图画、人物肖像、名胜导游、通俗读物、美术专著（如画谱、笺谱、墨谱等等）、赌具（如叶子）、酒牌、进行封建道德教育的读物、黄色画册……必然还有漏略，但仅此种种，也可见当时的版画的应用之广，它的影响所及也绝非仅限于知识阶层，它的力量比起圣经贤传来也不知道要大到多少倍。<br />
　　曾经有过的几种版画史，都是以时代先后为经的；我想不妨也可以用“横”的方法来试试看。按照版画应用的不同方面，选取一二实物，加以考查。<br />
　　我国地方志的编纂，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文献价值不久以前才得到较充分的认识。作为地方志的支流，又出现过一些山志、名胜志。一座名山、一个名人、一所祠庙，以至书院、乡镇等等都可以有志。在这种书的前面，也往往附有人像、风景画、导游图之类。这类版画不只因雕刻时代的先后而显示出风格的衍变，更因为它们多系刊成于特定地区，故而又能表现地方特征。说起明代版画，人们大抵都知道有徽派、金陵派、建阳派、杭州派等等，但就全国范围论，这只不过是一些重点。要想有更全面的了解，就不能不求之于刻于不同地区的插图书。<br />
　　有一部《文潞公轩诗》，三卷，翼城王泰编辑，是成化二十二年（1486）山西刻本。这书是纪念宋代的文彦博的，他在宋仁宗天圣六年曾在翼城作过县官，在河边造过一座亭子。这书就是收集了许多诗文题咏编成的。前面有一张图，古拙朴茂，可以作为明代前期北方山西地区版画的标本。<br />
　　这是一张鸟瞰图，仿佛是一幅坐在飞机里拍摄下来的照片。作者撇开了实物的远近距离、大小比例，只是按照要求突出表现了应该突出的东西。城外的山水树木，是用传统的山水画法表现的。城内的“轩”就不同，那是更写实、更细致的。有趣的是穿了公服的文彦博，神态宛然，案上放着纸卷。<br />
　　他大概并不在办公，而是欣赏山川云树，在作诗。下面的空白处补了一丛竹枝。刻法、刀工都是粗犷的，但并不草率，那几笔竹枝就刻得很好，表现了画家的笔情墨趣。<br />
　　同样也是地方名胜专集的就还有《钓台集》。<br />
　　这是为了纪念严子陵富春江畔的祠庙而编刻的书。我见过两种明刻，但其实是一副板子。书二卷，看前面的旧序，最早有弘治元年（1488）的纪年，但看版刻，也不过嘉靖、万历之间的东西。署名校刻的是桐庐知县杨束、曾振宣，不过这是算不得数的。在过去的时代里，作地方官的人都有附庸风雅的习惯。为当地修复几处名胜，刻点书，把自己的名字也塞进去，以为这样一来，就也可以“不朽”了。那用心与趣味和今天在许多名胜遗迹上放手涂写“某某到此一游”的正是一脉相传。这样的书刻成以后，版片就留在衙门里。后任官上任，就加上一篇序，挤上一个名字，刷印送人，算是也有一点微劳。久而久之，署名的地方挤不下了，就索性换刻第一页，只写上自己的大名，将前任官名一概取消，书也成了自己的创作。明刻书中，往往有同为一副版片，却只有第一页（或末页）不同的，原因大抵如此。这样的书著录的时候是必须留意的，很容易上当受骗，发生错误。<br />
　　在这本《钓台集》前面，有一张《严先生遗像》和一张《钓台图》。图版的风格也是非常古朴的，但从版心、画上的题字看，依旧不过是万历中刻。<br />
　　但肯定有更古的一个底本无疑。如果拿这两张版画作为明代中叶浙江严州开版的标本，大概是不会错的。<br />
　　过去没有去过钓台，只从图上看，觉得“奇山异水”确是“天下独绝”（梁吴均语）。世上真有这样古怪的风景么？近来去富春江上走了一转，这才明白，这图是一张颇为“忠实”的“导游图”，也是采取了突出重点的手法，将“次要”的、哪怕是真实的峰峦树木，都一概略去了。最有趣的是两座山峰中间蜿蜒上升的曲线，不必说，它指示的是登山的路径，不过必须“攀藤附葛”才能登涉的山路。从图上看，竟与马戏团里所走的钢丝无异，不到现场，恐怕是无法领会此中奥妙的。<br />
　　“严先生祠”的牌坊，客星亭，还有那座祠堂，今天都没有了。富春江水被刻成波涛滚滚的样子。全部构图风格，与明代地图或方志插图的刻法没有什么两样。可见画家、刻工都不像是后来突起的虬村黄氏那样专业的木刻工人，他们还不曾掌握那种圆熟的技巧，也没有将插图作为美术作品进行考虑。<br />
　　几十年后，到了清初的顺治六年（1649），又出现了一部严州知府钱广居编的《选刻钓台集》。这次没有沿用旧版片，是全新的刻本，前面也有两幅图。严先生像看得出是照旧本抚刻的，但《钓台图》则是崭新的作品。钓台之外，还写出了上游的部分江景。比起旧图，是更为真实也更近于山水画的版画了。显而易见，这是经过了晚明版画的鼎盛时期以后的作品，明代前期那种粗犷、简略的风格已经不再有一点余迹了。<br />
　　这里又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上距明亡虽不过六年，但这里的两图却纯属清代版画的风格，与晚明的作品显然不同。清初的版画并非不精工，制作方法继承的也是旧有的传统，但风格、面貌确是不同了。有经验的人很容易看出两者的区别。清初有些带圆图的曲本（即所谓“月光图”）、清初雕工名<br />
　　手鲍承勋所刻的一些版画（如《杂剧三编》及《秦楼月》等）都是优秀的作<br />
　　品，但确已非复晚明的风貌了。这种雕版风格上的变化，有时不必改朝换代也会出现。如明代嘉靖与万历之间，只不过有一个短暂的过渡期——隆庆，风格就截然不同；清初康熙与雍、乾刻本的差异也几乎一样。这种现象，还没有人进行细密的研究，给以科学的解释。<br />
　　1980年10月5日</p>
<p>黄裳《榆下说书》</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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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残本·复本</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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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Fri, 16 Apr 2010 11:18:39 +0000</pubDate>
		<dc:creator>读书志</dc:cre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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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　　大部书，因为种种原因，不完整了，只剩下几本或孤零零的一册，这就成了残本。在线装书中这情况尤其容易出现。除了单本书之外，即使是小部头的也大抵有两本、四本或六本，因而极易拖散。过去的藏书家和书坊店，都很看不起残本，认为这是不值得收藏的，价钱因此也定得便宜。我开始买书，所得就往往是残本，后来也一直采取着这种人弃我取的策略。 　　试去翻翻过去的藏书目录，时代愈早，所记的残本就愈少。似乎到了明代的内阁书目，才大量出现了残本。不过那是帐簿一类的东西，是向皇帝报帐的，性质不同。到了毛子晋的秘本书目，才偶有残本出现，不过大抵是绝无仅有的宝书。黄丕烈的“百宋一廛”中所著录的宋版书，就有许多是不全的；到了30 年代的《宝礼堂宋本书目》，则绝大部分都是残本。并不是藏书家们忽然思想解放，而是宋版书日渐稀少下去的原故。除了宋元以外，明刻的残本他们还是不屑一顾的。到了解放后编印的一些书目，如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的，才不计钞刻、不论时代地著录了大量的残本，这当然是一种进步，是读书界实事求是作风有了长足进展的标识。 　　经过十年浩劫，旧书剩下来的不是很多了。除了彻底消灭不留痕迹者以外，残存下来的残本是大量的。它们大抵被堆集在仓库这样的地方，保管的条件有些也很不理想，听说发霉变质的情况也不是个别的。这是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的。应该组织足够的人力，抓紧抢救。首先防止仅存的书籍进一步毁灭；然后再来进行整理编目。必须彻底打破旧时代藏书家心中的“完缺之见”，重视残本、保护残本。把一切有历史文献价值的书籍保存下来。不这样做，不积极抢救，那在客观上似乎就是在继承着林彪、“四人帮”未竟的“事业”，这可有多么荒谬！ 　　前些时到富春江上去了一次。经过桐庐时承有关同志的好意参观了县文化馆。他们还珍重保存着一些线装书，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是贫乏的。 　　我翻检了一过，明刻本和旧写本也不过只有几种，其中有的就是残本，是明代晚期浙江作者的诗集，颇罕见的名目。像这样的残本，极可能同时也就是孤本，当然是应该保存下来的。他们仅有的一部地方志是乾隆刻本的《桐庐县志》。这部书可帮了他们的大忙。他们正在修复桐君山和钓台，都从这书得到了极有用的参考资料。最近新发掘出来的游览胜地“瑶林仙境”，是明初诗人徐方舟（舫）曾经游览过的地方，但徐舫的诗集和事迹却知道得很少。 　　他们想恢复钓台被毁的碑碣。县里本来保存得颇完整的钓台碑石的拓片，在前些年被当作“四旧”一股脑儿烧掉了。我有一本《选刻钓台集》，原四卷，现在只剩下了前二卷，也是残本。不过残佚的只是历代名人的题诗，“碑记”、“论”、“辨”……等却完全保存了下来。前面有“上章摄提格”（庚寅，即顺治七年，公元一六五○年）钱谦益的大字序。请钱牧斋来作这书的序文，实在不大合适，他只得说，“尘容俗状，靦然挂名于斯集，贻逸民遗民之羞，亦所不暇计也。”倒还是比较坦率的。 　　50 年代们期，在北京琉璃厂、隆福寺的许多书坊里，都还藏75 有大量的残本。像来薰阁、修绠堂这些书铺，大抵都在后进的许多间屋子里满满地藏着残本。1950 年1 月，我在来薰阁买到的《平海图》就是很有趣的一本书。 　　这是一本被老鼠咬掉了下半的残册。前面有两通大字序，撰人姓名都啮掉了。下面就是“图”，版心上面题“平海图”三字。开始是六页“北至莺游门，南至普陀山沿海地形图”。整幅都是大海波涛，中间点缀着山峦、岛屿、城池，都标着名目。再下面就是27 开好像连环画似的版画。在每幅的左上方都写着“标目”。例如“贼髻王四等淮河谋抢漕船”（一）：“三月二十九日贼犯新开河王百度死难”（五）：“苏松道程请抚院方略”（八）；“抚院黄移镇江阴出师”（九）：“四月二十二日高家嘴官兵大捷”（十二）；“擒获张海山报功”（十四）：“五月念六日北洋新港烧盗船六十二只”（十七）：“苏松道程移驻金山抚贼”（廿三）：“洞庭山计擒髻王四”（廿六） 　　等等，可以看出这是按了时间顺序采用大事记形式记下了这次镇压活动的全过程，前后大约三个月。这是非常精细的版画，可以与晚明最好的版画相比而毫无逊色。更可贵的是，它不同于一般戏曲小说的插图，是写实的作品。 　　其中描绘海战、会议、行刑等大场面的画幅，往往人物多至数十百人，也都工整细致，绝不潦草。从中可以得知明末的战船形制、人物衣冠、礼节仪制、战斗实况、旗帜器械、枭斩场面等等，这对了解真实历史事件面貌都是可靠的资料。这里所详细描画的一切与今天我们在戏曲舞台上所见大致是一致的，从而可以证明今天我们所说的古装戏，在明代，则正是时装戏。而明人在搬演更古的历史题材时，也大胆地运用了时式衣饰，并不事事遵古。 　　得到这残本以后五年，又偶然从苏州旧书肆里得到这图的残页12 幅，虽然也有破损，到底是较完整的全幅，就重装在一起。此外，不曾见到过第二本。 　　偶然读王重民记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见我国善本书的文章，知道有“《壬午平海记》二卷，活字本”一书。猜想可能就是同一部书，这一册序和图，因为残损，却幸运地留在国内了。 　　关于这历史事件的记载，却只在谈迁的《国榷》中有简略的几行。那是在崇祯十五年的三月，“盗犯太仓新开河，杀把总王百度”，同年六月庚戌又记：“崇明盗平，兵道程恂（当作峋）散其党二千余人，籍其兵四百四十人。” 　　关于此书，谢国桢据《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著录于《晚明史籍考》中。书录则又据《永丰县志》转录程峋事迹。“峋初名士凤，字垣公。童试时知县瞿式耜大奇之。登崇祯甲戌进士，为部郎，升镇江守，有治声。报最。擢苏松兵备道，迁江南督粮道。闻闯贼陷京师，吐血盈斗，死而复苏。值留都裁督粮道缺，奉亲入粤，升惠潮巡抚。寻遇刺。”“峋官苏松兵备道时曾剿平海■，此即当时往来书札及檄揭也。” 　　彭士望在《耻恭堂诗》自序中记他在崇祯庚辰在镇江曾受到程峋的接待，作诗说，“此邦妙山水，主人逢李邕。”彭士望后来还记下了程峋的死事，列入“王事兵乱死”的项目中。 　　封建时代的作者，根据当时的政治立场和道德准则，把程峋写成了一个“高大”的形象，这是不足怪的。不过，我又在明遗民徐树丕的笔记《识小录》中看到有关程峋的另一则“逸事”：兵备程峋者，永丰人。其在京师，与窠妇杜氏有情。此妇后嫁吾苏缙绅彭某。彭痴蠢人也。娶时为一武弁主婚，武弁认为妹故也。甲申春，武弁来吴，至彭家，与妹坐谈间，兵道适至。虽避屏后而以目送情，种种慕恋。程遂寄柬送之。中称“水丰人顿首”及“可怜相思救命”请话，贿彭仆妇诸人以达。杜作回书，仍用官封。而衙门人不晓其故，遂直致。 　　进时程方与粮道庄者对坐。庄见官封，意紧急事，促程启封。程亦叵测。 　　才启而红汗巾角露矣。上有诗八句并情语。程不能隐，面发赤。遂对庄答来人六十。乡绅者闻之，遂一一根究。知此事起于程，乃大张告示于关庙前，欲同程诅于神，一时哄传，笑破吴人之口。程虽强辩，究竟以此去官。 　　这记事实在太生动了。看来不可能是假造的。这件公案就发生在明亡的甲申年，也正是程峋得意地镇压了农民起义并编印了纪功的小册子之后。什么吐血盈斗、死去活来，八成是十足的鬼话。他是被苏州的士绅贴大字报赶走的，并非为了粮道缺的被裁。这故事好像颇为捻熟，似乎曾经写入过什么戏文里。那情节也实在很妙，比“玉堂春”的“会审”还要来得奇突。程峋寄给情人的信虽然只剩下了片言只语，也不愧为300 年前“古情书”的好例。 　　从这里我们更可以明了过去正经书里的官话都是很靠不住的，而野史则往往比较真实。程峋后来怎样死去，不详。但只要纳入“王事”一类，就可以算作好人了。当然这也是靠不大住的。过去晚明史册中常常有一大堆“殉难”、“殉节”的名单，情况非常复杂，真实性更是值得怀疑，需要清醒地对待。 　　即使如此，这一本《平海图》也还是有价值的。被程峋镇压了的“海盗”，是一支很了不起的农民起义武装。他们抢了漕船和福山营的哨船、刘河的营船，杀掉了哨官、把总，惊动了抚院、总镇、参将等文武大员，被官军在北洋新港一次烧掉的“盗船”就有62 只，可见这不是一支微弱的力量。这就不能不使人们想起清初纵横海上的张煌言、郑成功的水师，看来他们之间是有着一定的关涉的。 　　我举这个例子说明残本值得重视。下面想顺带谈到复本。这也是不应忽视的。 　　周密的《绝妙好词》，是宋人著名的诗余选本，现在已经算不得什么“秘籍”了。但在清初，却是湮没了好几百年、许多人想看也看不到的东西。第一个把它介绍给读书界的是和朱彝尊一起编选《词综》的嘉善人柯崇朴。他所根据的底本是常熟著名藏书家钱曾家的抄本。崇朴序中说，“余从子煜为钱氏族婿，因得假归”。这是此书清代的第一刻，时在康熙乙丑。 　　得到这原刻之后，我又买到另一个吴枚庵的批本，底本也就是柯本，不过印本较后了，面貌也有所改动。那变动是，一、抽掉了柯崇朴的大字序；二、武唐柯煜序的最末一行“康熙乙丑端阳日”也被删掉了；三、原刻卷首大题下“小幔亭重订”五字被挖改为”清吟堂重订”；四、卷首大题第二行原作“弁阳老人辑”五字，在“老人”下添刻“周密”二字；五、书前新增“康熙戊寅夏五”高士奇序一通。经过这样的改变，过了13 年，“小慢亭本” 　　变成了“清吟堂本”，版片还是旧版片，主人却换了。 　　也许这些细节只是研究版本的人才会发生兴趣的吧。然而不然。这一具体事例提供了一个作伪的标本。买到前人雕椠的版片，改头换面，就算是自己的业绩了。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剽窃行为，不过在“清吟堂主人”高士奇说来，却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事。他是连皇帝都敢骗的。传说他收藏的法书名画，记入《江村消夏录》的，多数有真伪二本，许多假货后来都入了“内府”。在高士奇看来，掠夺一下柯氏的劳绩，又算得了什么呢？旧书版片易手的事是常见的，比较老实的人，会说明版片源流的大略，也不没原刻书人的名字；比较调皮的就笼统他说一下什么旧版漫漶，重新墨版之类的话，仔细一看，其实还不过是旧版；最无耻而霸道的就是像高士奇的这一手。这些小小的常识，研究版本学的人是应该知道的。在鉴定版刻时代……的过程中，有许多错误就都因此而产生。 　　《绝妙好词》雍正中还有过项氏所刻一本，写刻精绝。我前后买到二本，第二本是最初印本，原来的扉页尚在，题“群玉书堂”刻。过去以为是“玉渊堂刻” 的，现在知道不对了。这都是多收复本才能得到的知识。 　　聂晋人、曾道扶所纂的《百名家词钞》是清初词人总集中著名的著作。 　　刻于康熙中，金阊绿荫堂梓。此书我先后买过三部残本，最后才得到叶誉虎旧藏的一部全本，共100 家。但这书是“随到随刻，未及次序”的，所以不能说最后的“全本”就是真正的全本。就我所得残本保留的总目细校，当日所刻，至少也在120 家以上。别出“全本”之外的就还有米汉雯、严曾渠、陆葇、周金然、彭桂、丁瀠、吴岩、徐吴升、侯文耀、沈季友、钱芳标等家。 　　而吴秉元的作品，“全本”题“摄闲词”，而残本则作“慎庵词”，内容也完全不同。这部《词钞》的价值，不只在于收集了许多没有单刻传世的词人作品，即使已有专集的，内容也大有不同，足资比勘。它所提供的知识，也不只是文学史上的，更多的是政治史、社会史上的。编者收集的原稿有许多都是钞稿本，到后来刻入全集时，往往有删削改动。如有名的词人顾梁汾，他有许多作品都经过仔细的修改，有只存原作一两句的。这种删削、修改，有出于艺术上的考虑，也有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至今还没有研究者注意到这种情况。又如曹寅的《荔轩词》，就有许多不见于《栋亭词钞》和《别集》的。余怀的《秋雪词》，也与《玉琴斋词》不同。萧山来集之是明末清初一位值得注意的作者。他从事过抗清斗争，写过剧本，留下了诗文集。约二十年前我在杭州曾看到过他的一大叠稿本，写在黑格的稿纸上，已经忘记了那名目。他比较著名但传世很少的著作是《倘湖樵书》十二卷。这是一部读书笔记，选集若干内容相近的资料，写入一个专题，有时也发一点议论。后出的《蓉搓蠡说》以及俞理初的《癸已类稿·存稿》等，可能都从他那里受到过影响。30 年前我买到一部原刻，但已较后印了。过了些时，又买到一本“卷一”的残本，却是刻成以后最早的印本。和旧有的一本对读，不禁大吃一惊。 　　版片无疑是同一版片，但内容和序次大大两样，原刻每卷前的目录第二行的题属是“倘湖樵人来集之元成父著，男燕雯拂云校阅”，后印本则大抵铲去了“男燕委……”的半行，有几卷连来集之的名字也铲去了。原本文中有圈，后印本也没有。有许多篇目见于原本的，后印本削去了。如一条题目“忠义强直之人不死”，后印本就只剩下“忠义强直”四字。卷二“甲申十同年图” 　　一条，变得有目无文，其他改削之处还很多。来集之是明遗民，书中常记明太祖和明代诸帝事，语意恭谨，遇“上”字必空格。虽然也有的地方奉承着清朝皇帝，但遗民的立场还是很鲜明的。这部书刻成以后一定经受过不少磨难。如果不是偶然得到初印残本，就不会知道中间还有这许多花样。 　　1980年5月30日 黄裳《榆下说书》]]></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CDATA[<p>　　大部书，因为种种原因，不完整了，只剩下几本或孤零零的一册，这就成了残本。在线装书中这情况尤其容易出现。除了单本书之外，即使是小部头的也大抵有两本、四本或六本，因而极易拖散。过去的藏书家和书坊店，都很看不起残本，认为这是不值得收藏的，价钱因此也定得便宜。<span id="more-2665"></span>我开始买书，所得就往往是残本，后来也一直采取着这种人弃我取的策略。<br />
　　试去翻翻过去的藏书目录，时代愈早，所记的残本就愈少。似乎到了明代的内阁书目，才大量出现了残本。不过那是帐簿一类的东西，是向皇帝报帐的，性质不同。到了毛子晋的秘本书目，才偶有残本出现，不过大抵是绝无仅有的宝书。黄丕烈的“百宋一廛”中所著录的宋版书，就有许多是不全的；到了30 年代的《宝礼堂宋本书目》，则绝大部分都是残本。并不是藏书家们忽然思想解放，而是宋版书日渐稀少下去的原故。除了宋元以外，明刻的残本他们还是不屑一顾的。到了解放后编印的一些书目，如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的，才不计钞刻、不论时代地著录了大量的残本，这当然是一种进步，是读书界实事求是作风有了长足进展的标识。<br />
　　经过十年浩劫，旧书剩下来的不是很多了。除了彻底消灭不留痕迹者以外，残存下来的残本是大量的。它们大抵被堆集在仓库这样的地方，保管的条件有些也很不理想，听说发霉变质的情况也不是个别的。这是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的。应该组织足够的人力，抓紧抢救。首先防止仅存的书籍进一步毁灭；然后再来进行整理编目。必须彻底打破旧时代藏书家心中的“完缺之见”，重视残本、保护残本。把一切有历史文献价值的书籍保存下来。不这样做，不积极抢救，那在客观上似乎就是在继承着林彪、“四人帮”未竟的“事业”，这可有多么荒谬！<br />
　　前些时到富春江上去了一次。经过桐庐时承有关同志的好意参观了县文化馆。他们还珍重保存着一些线装书，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是贫乏的。<br />
　　我翻检了一过，明刻本和旧写本也不过只有几种，其中有的就是残本，是明代晚期浙江作者的诗集，颇罕见的名目。像这样的残本，极可能同时也就是孤本，当然是应该保存下来的。他们仅有的一部地方志是乾隆刻本的《桐庐县志》。这部书可帮了他们的大忙。他们正在修复桐君山和钓台，都从这书得到了极有用的参考资料。最近新发掘出来的游览胜地“瑶林仙境”，是明初诗人徐方舟（舫）曾经游览过的地方，但徐舫的诗集和事迹却知道得很少。<br />
　　他们想恢复钓台被毁的碑碣。县里本来保存得颇完整的钓台碑石的拓片，在前些年被当作“四旧”一股脑儿烧掉了。我有一本《选刻钓台集》，原四卷，现在只剩下了前二卷，也是残本。不过残佚的只是历代名人的题诗，“碑记”、“论”、“辨”……等却完全保存了下来。前面有“上章摄提格”（庚寅，即顺治七年，公元一六五○年）钱谦益的大字序。请钱牧斋来作这书的序文，实在不大合适，他只得说，“尘容俗状，靦然挂名于斯集，贻逸民遗民之羞，亦所不暇计也。”倒还是比较坦率的。<br />
　　50 年代们期，在北京琉璃厂、隆福寺的许多书坊里，都还藏75 有大量的残本。像来薰阁、修绠堂这些书铺，大抵都在后进的许多间屋子里满满地藏着残本。1950 年1 月，我在来薰阁买到的《平海图》就是很有趣的一本书。<br />
　　这是一本被老鼠咬掉了下半的残册。前面有两通大字序，撰人姓名都啮掉了。下面就是“图”，版心上面题“平海图”三字。开始是六页“北至莺游门，南至普陀山沿海地形图”。整幅都是大海波涛，中间点缀着山峦、岛屿、城池，都标着名目。再下面就是27 开好像连环画似的版画。在每幅的左上方都写着“标目”。例如“贼髻王四等淮河谋抢漕船”（一）：“三月二十九日贼犯新开河王百度死难”（五）：“苏松道程请抚院方略”（八）；“抚院黄移镇江阴出师”（九）：“四月二十二日高家嘴官兵大捷”（十二）；“擒获张海山报功”（十四）：“五月念六日北洋新港烧盗船六十二只”（十七）：“苏松道程移驻金山抚贼”（廿三）：“洞庭山计擒髻王四”（廿六）<br />
　　等等，可以看出这是按了时间顺序采用大事记形式记下了这次镇压活动的全过程，前后大约三个月。这是非常精细的版画，可以与晚明最好的版画相比而毫无逊色。更可贵的是，它不同于一般戏曲小说的插图，是写实的作品。<br />
　　其中描绘海战、会议、行刑等大场面的画幅，往往人物多至数十百人，也都工整细致，绝不潦草。从中可以得知明末的战船形制、人物衣冠、礼节仪制、战斗实况、旗帜器械、枭斩场面等等，这对了解真实历史事件面貌都是可靠的资料。这里所详细描画的一切与今天我们在戏曲舞台上所见大致是一致的，从而可以证明今天我们所说的古装戏，在明代，则正是时装戏。而明人在搬演更古的历史题材时，也大胆地运用了时式衣饰，并不事事遵古。<br />
　　得到这残本以后五年，又偶然从苏州旧书肆里得到这图的残页12 幅，虽然也有破损，到底是较完整的全幅，就重装在一起。此外，不曾见到过第二本。<br />
　　偶然读王重民记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见我国善本书的文章，知道有“《壬午平海记》二卷，活字本”一书。猜想可能就是同一部书，这一册序和图，因为残损，却幸运地留在国内了。<br />
　　关于这历史事件的记载，却只在谈迁的《国榷》中有简略的几行。那是在崇祯十五年的三月，“盗犯太仓新开河，杀把总王百度”，同年六月庚戌又记：“崇明盗平，兵道程恂（当作峋）散其党二千余人，籍其兵四百四十人。”<br />
　　关于此书，谢国桢据《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著录于《晚明史籍考》中。书录则又据《永丰县志》转录程峋事迹。“峋初名士凤，字垣公。童试时知县瞿式耜大奇之。登崇祯甲戌进士，为部郎，升镇江守，有治声。报最。擢苏松兵备道，迁江南督粮道。闻闯贼陷京师，吐血盈斗，死而复苏。值留都裁督粮道缺，奉亲入粤，升惠潮巡抚。寻遇刺。”“峋官苏松兵备道时曾剿平海■，此即当时往来书札及檄揭也。”<br />
　　彭士望在《耻恭堂诗》自序中记他在崇祯庚辰在镇江曾受到程峋的接待，作诗说，“此邦妙山水，主人逢李邕。”彭士望后来还记下了程峋的死事，列入“王事兵乱死”的项目中。<br />
　　封建时代的作者，根据当时的政治立场和道德准则，把程峋写成了一个“高大”的形象，这是不足怪的。不过，我又在明遗民徐树丕的笔记《识小录》中看到有关程峋的另一则“逸事”：兵备程峋者，永丰人。其在京师，与窠妇杜氏有情。此妇后嫁吾苏缙绅彭某。彭痴蠢人也。娶时为一武弁主婚，武弁认为妹故也。甲申春，武弁来吴，至彭家，与妹坐谈间，兵道适至。虽避屏后而以目送情，种种慕恋。程遂寄柬送之。中称“水丰人顿首”及“可怜相思救命”请话，贿彭仆妇诸人以达。杜作回书，仍用官封。而衙门人不晓其故，遂直致。<br />
　　进时程方与粮道庄者对坐。庄见官封，意紧急事，促程启封。程亦叵测。<br />
　　才启而红汗巾角露矣。上有诗八句并情语。程不能隐，面发赤。遂对庄答来人六十。乡绅者闻之，遂一一根究。知此事起于程，乃大张告示于关庙前，欲同程诅于神，一时哄传，笑破吴人之口。程虽强辩，究竟以此去官。<br />
　　这记事实在太生动了。看来不可能是假造的。这件公案就发生在明亡的甲申年，也正是程峋得意地镇压了农民起义并编印了纪功的小册子之后。什么吐血盈斗、死去活来，八成是十足的鬼话。他是被苏州的士绅贴大字报赶走的，并非为了粮道缺的被裁。这故事好像颇为捻熟，似乎曾经写入过什么戏文里。那情节也实在很妙，比“玉堂春”的“会审”还要来得奇突。程峋寄给情人的信虽然只剩下了片言只语，也不愧为300 年前“古情书”的好例。<br />
　　从这里我们更可以明了过去正经书里的官话都是很靠不住的，而野史则往往比较真实。程峋后来怎样死去，不详。但只要纳入“王事”一类，就可以算作好人了。当然这也是靠不大住的。过去晚明史册中常常有一大堆“殉难”、“殉节”的名单，情况非常复杂，真实性更是值得怀疑，需要清醒地对待。<br />
　　即使如此，这一本《平海图》也还是有价值的。被程峋镇压了的“海盗”，是一支很了不起的农民起义武装。他们抢了漕船和福山营的哨船、刘河的营船，杀掉了哨官、把总，惊动了抚院、总镇、参将等文武大员，被官军在北洋新港一次烧掉的“盗船”就有62 只，可见这不是一支微弱的力量。这就不能不使人们想起清初纵横海上的张煌言、郑成功的水师，看来他们之间是有着一定的关涉的。<br />
　　我举这个例子说明残本值得重视。下面想顺带谈到复本。这也是不应忽视的。<br />
　　周密的《绝妙好词》，是宋人著名的诗余选本，现在已经算不得什么“秘籍”了。但在清初，却是湮没了好几百年、许多人想看也看不到的东西。第一个把它介绍给读书界的是和朱彝尊一起编选《词综》的嘉善人柯崇朴。他所根据的底本是常熟著名藏书家钱曾家的抄本。崇朴序中说，“余从子煜为钱氏族婿，因得假归”。这是此书清代的第一刻，时在康熙乙丑。<br />
　　得到这原刻之后，我又买到另一个吴枚庵的批本，底本也就是柯本，不过印本较后了，面貌也有所改动。那变动是，一、抽掉了柯崇朴的大字序；二、武唐柯煜序的最末一行“康熙乙丑端阳日”也被删掉了；三、原刻卷首大题下“小幔亭重订”五字被挖改为”清吟堂重订”；四、卷首大题第二行原作“弁阳老人辑”五字，在“老人”下添刻“周密”二字；五、书前新增“康熙戊寅夏五”高士奇序一通。经过这样的改变，过了13 年，“小慢亭本”<br />
　　变成了“清吟堂本”，版片还是旧版片，主人却换了。<br />
　　也许这些细节只是研究版本的人才会发生兴趣的吧。然而不然。这一具体事例提供了一个作伪的标本。买到前人雕椠的版片，改头换面，就算是自己的业绩了。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剽窃行为，不过在“清吟堂主人”高士奇说来，却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事。他是连皇帝都敢骗的。传说他收藏的法书名画，记入《江村消夏录》的，多数有真伪二本，许多假货后来都入了“内府”。在高士奇看来，掠夺一下柯氏的劳绩，又算得了什么呢？旧书版片易手的事是常见的，比较老实的人，会说明版片源流的大略，也不没原刻书人的名字；比较调皮的就笼统他说一下什么旧版漫漶，重新墨版之类的话，仔细一看，其实还不过是旧版；最无耻而霸道的就是像高士奇的这一手。这些小小的常识，研究版本学的人是应该知道的。在鉴定版刻时代……的过程中，有许多错误就都因此而产生。<br />
　　《绝妙好词》雍正中还有过项氏所刻一本，写刻精绝。我前后买到二本，第二本是最初印本，原来的扉页尚在，题“群玉书堂”刻。过去以为是“玉渊堂刻” 的，现在知道不对了。这都是多收复本才能得到的知识。<br />
　　聂晋人、曾道扶所纂的《百名家词钞》是清初词人总集中著名的著作。<br />
　　刻于康熙中，金阊绿荫堂梓。此书我先后买过三部残本，最后才得到叶誉虎旧藏的一部全本，共100 家。但这书是“随到随刻，未及次序”的，所以不能说最后的“全本”就是真正的全本。就我所得残本保留的总目细校，当日所刻，至少也在120 家以上。别出“全本”之外的就还有米汉雯、严曾渠、陆葇、周金然、彭桂、丁瀠、吴岩、徐吴升、侯文耀、沈季友、钱芳标等家。<br />
　　而吴秉元的作品，“全本”题“摄闲词”，而残本则作“慎庵词”，内容也完全不同。这部《词钞》的价值，不只在于收集了许多没有单刻传世的词人作品，即使已有专集的，内容也大有不同，足资比勘。它所提供的知识，也不只是文学史上的，更多的是政治史、社会史上的。编者收集的原稿有许多都是钞稿本，到后来刻入全集时，往往有删削改动。如有名的词人顾梁汾，他有许多作品都经过仔细的修改，有只存原作一两句的。这种删削、修改，有出于艺术上的考虑，也有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至今还没有研究者注意到这种情况。又如曹寅的《荔轩词》，就有许多不见于《栋亭词钞》和《别集》的。余怀的《秋雪词》，也与《玉琴斋词》不同。萧山来集之是明末清初一位值得注意的作者。他从事过抗清斗争，写过剧本，留下了诗文集。约二十年前我在杭州曾看到过他的一大叠稿本，写在黑格的稿纸上，已经忘记了那名目。他比较著名但传世很少的著作是《倘湖樵书》十二卷。这是一部读书笔记，选集若干内容相近的资料，写入一个专题，有时也发一点议论。后出的《蓉搓蠡说》以及俞理初的《癸已类稿·存稿》等，可能都从他那里受到过影响。30 年前我买到一部原刻，但已较后印了。过了些时，又买到一本“卷一”的残本，却是刻成以后最早的印本。和旧有的一本对读，不禁大吃一惊。<br />
　　版片无疑是同一版片，但内容和序次大大两样，原刻每卷前的目录第二行的题属是“倘湖樵人来集之元成父著，男燕雯拂云校阅”，后印本则大抵铲去了“男燕委……”的半行，有几卷连来集之的名字也铲去了。原本文中有圈，后印本也没有。有许多篇目见于原本的，后印本削去了。如一条题目“忠义强直之人不死”，后印本就只剩下“忠义强直”四字。卷二“甲申十同年图”<br />
　　一条，变得有目无文，其他改削之处还很多。来集之是明遗民，书中常记明太祖和明代诸帝事，语意恭谨，遇“上”字必空格。虽然也有的地方奉承着清朝皇帝，但遗民的立场还是很鲜明的。这部书刻成以后一定经受过不少磨难。如果不是偶然得到初印残本，就不会知道中间还有这许多花样。<br />
　　1980年5月30日</p>
<p>黄裳《榆下说书》</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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