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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二十四史》

admin — Tue, 27 Jul 2010 08:34:22 +0000

　　1949 年初进城时，旧货充斥，海河两岸及墙子河两岸，接连都是席棚，木器估衣，到处都是。旧书摊也很多，随处可以见到，但集中的地方是大洋市场二楼。那些书贩用木板搭一书架，或放一床板，上面插列书籍，安装一盏照明灯，就算是一家。各家排列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很大的书肆。也有几家有铺面的，藏书较富。
　　那一年是天津社会生活大变动的时期，物资在默默地进行再分配。
　　但进城的人们，都是穷八路，当时注意的是添置几件衣物，并没有多少钱去买书，人们也没有买书的习惯。
　　那一时期，书籍是很便宜的，一部白纸的《四部丛刊》，带箱带套，也不过一二百元，很多拆散、流落到旧纸店去。各种《二十四史》也没人买，带樟木大漆盒子的，带专用书橱的，就风吹日晒的，堆在墙子河边街道上。
　　书贩们见到这种情景，见到这么容易得手的货源，都跃跃欲试。但他们本钱有限，货物周转也不灵，只能望洋兴叹，不敢多收。
　　我是穷学生出身，又在解放区多年，进城后携家带口，除谋划一家衣食，不暇他顾。但幼年养成的爱书积刁，又滋长起来。最初，只是在荒摊野市，买一两本旧书，放在自己的书桌上，后来有了一些稿费，才敢于购置一些成套的书，这已经是1954 年以后的事了。
　　最初，我从天祥书肆买了一部涵芬楼影印本的《史记》，是据武英殿本。本子较小，字体也不太清晰。涵芬楼影印的这部《二十四史》，后来我见过全套，是用小木箱分代函装，然后砌成一面小影壁，上面还有瓦檐的装饰。但纸张较劣，本子较小是它的缺点，因此，并不为藏书家所珍爱。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喜爱同文书局石印的《二十四史》，它也是根据武英殿本，但纸张洁白而厚，字大行稀，看起来醒目，也是用各式小木箱分装，然后堆叠起来，自成一面墙，很是大方。我只头了一部《粱书》而已。
　　有一次，天祥一位人瘦小而本亦薄的商人，买了一套中华书局印的前四史，很洁整。当时我还是胸无大志，以为买了前四史读读，也就可以了，用十元钱头了下来。因为开了这个头，以后就陆续买了不少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零种。其实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本《二十四史》，并不佳。即以前四史而言，名为仿宋，字也够大，但以字体扁而行紧密，看起来还是不很清楚，以下各史，行格虽稀，但所用纸张，无论黑白，都是洋纸，吸墨不良，多有油渍。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也是据武英殿本重排，校刊只能说还可以，总之，并不引人喜爱。清末，有几处官书局，分印《二十四史》，金陵书局出的包括《史记》在内的几种，很有名，我也曾在天祥见过，以本子太大，携带不便，失之交臂之间。
　　我的《南史》和《周书》，是光绪年间，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校印本，字体并不小，然字扁而行密，看起来字体连成一线，很费目力。清末民初，用这种字体印的书很不少，如《东华录》、《纪事本末》等。
　　这种书用木板夹起，“文化大革命”中抄书发还，院中小儿视为奇观，亦可纪也。
　　我的《陈书》是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的百衲本，这种本子在版本学术上很有价值，但读起来并不方便。我的《新五代史》，是刘氏玉海堂的覆宋本，共十二册，印制颇精。
　　国家标点的《二十四史》，可谓善本，读起来也方便。因为有了以上那些近似古董的书，后来只买了《魏书》、《辽史》，发现这种新书，厚重得很，反不及线装书，便利老年人阅读。
　　这样东拼西凑，我的《二十四史》也可以说是百衲本了。
　　孙犁 1981年2月1日刊出

关于醒世恒言

admin — Thu, 06 May 2010 00:40:19 +0000

　　《醒世恒言》四十卷，卷为一篇，凡录宋、元以来话本四十篇。陇西可一居士序云：“此《醒世恒言》四十种所以继《明言》、《通言》而刻也。”
　　故在“三言”里《恒言》实最后出版。其第一次印本为苏州叶敬池所刊。后又有衍庆堂翻刻本。叶氏本及衍庆堂本，均题可一居士评，墨浪主人校。
　　按叶敬池为明末苏州有名之出版家，曾为冯梦龙刊行了《新列国志》，又拟托冯氏继续的删订，改作《西汉演义》及《东汉演义》，惜均未及告成。
　　疑冯氏删定之十余种传奇也均为叶氏所刊。
　　墨浪主人之即为冯梦龙，殆无可疑。冯氏自署墨憨斋主人。所谓可一居士当亦即冯氏之别一笔名。
　　冯氏初纂《古今小说》四十卷，继又辑《警世通言》四十卷。今所见初印本《恒言》，其首页也题作：绘像古今小说《醒世恒言》
　　故颇疑《警世通言》及《恒言》，故皆应是《古今小说》的别名，其总题皆应作《古今小说》（《古今小说》，即题作“古今小说一刻”，明示读者将有“二刻”、“三刻”的续刊。《恒言》当即为“古今小说三刻”）。
　　姑苏笑花主人序《今古奇观》云：“墨憨斋增补《平妖》，穷工极变，不失本末，其技在《水浒》、《三国》之间。至所纂《喻世》、《醒世》、《警世》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可谓领异拔新，洞心骇目。”即空观主人（凌濛初）序《拍案惊奇》云：“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书，颇存雅道，时著良规。”
　　按《拍案惊奇》刊于天启七年，《今古奇观》则为崇祯间所刊，离“三言”的刊出，均不过三五年或十馀年，其见闻当然最真确，所云“墨憨斋”“纂《喻世》、《醒世》、《警世》”及“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书”诸语自确切可靠（墨憨斋及龙子犹均为冯氏之笔名）。
　　冯氏纂“三言”，录宋、元、明三代话本一百二十种，实为“话本”复活运动的最大功臣。嘉靖间，洪楩辑《清平山堂话本》，今所知者不过三十馀种，《京本通俗小说》则仅知有十馀卷，其刊印之魄力，均不及冯氏的弘伟。
　　《恒言》刊于天启丁卯（七年），离《通言》的刊出不过三年。《通言》搜辑宋、元话本，已是“取之尽玑珠”。故《恒言》里，明代的话本独多。
　　宋、元话本已甚罕见。那些明人作品，有确证者为：第三卷《卖油郎独占花魁》，第九卷《陈多寿生死夫妻》，第十卷《刘小官雌雄兄弟》，第十五卷《赫大卿遗恨鸳鸯绦》，第十六卷《陆五汉硬留合色鞋》，第十八卷《施润泽滩阙遇友》，第十九卷《白玉娘忍苦成夫》，第二十卷《张廷秀逃生救父》，第二十一卷《张淑儿巧智脱杨生》，第二十七卷《李玉英狱中讼冤》，第二十九卷《卢太学诗酒傲公侯》，第三十五卷《徐老仆义愤成家》，第三十六卷《蔡瑞虹忍辱报仇》，均是明代事，有年月可据。至其他各卷，大部分也可证其为明人之作。惟《勘皮靴单证二郎神》、《闹樊楼多情周胜仙》、《郑节使立功神臂弓》及《薛录事鱼服证仙》等数篇，笔致古朴而横恣，疑为宋、元人作（详见著者《中国文学论集》五八八页及以下）。
　　最可异的是，这些明人作品，作风大致相同，思想也十分的类似，疑出于一手。在《通言》里，《老门生三世报恩》已证实为冯氏手笔，则冯氏之写作《卖油郎》诸篇实为可能。且其作风也实极为相似。大抵冯氏纂《明言》、《通言》时，古代的材料已将用尽，惟欲凑足第三个四十篇之数，故不能不自己努力着手。虽极力模拟说话人的语气与格调，而明眼人一读而知其为有意的拟作。
　　衍庆堂翻刻叶敬池本《恒言》，遇“国朝”等字样仍为空格。但颇疑其为清初人所为。因《金主亮荒淫》一篇，已被删去。为什么其他淫秽之作不删，而独除去关于金主亮的一篇呢？这已可证其为清初的翻刻了。因为金主亮一篇被删，故不得已而将篇幅较长的《张廷秀逃生救父》分为上下二卷，以足四十卷之数。
　　今据叶敬池原刊本重印，故四十篇之数，完全无阙。张廷秀一篇，仍合为一卷。惟叶氏之图，则因所据本已阙之，故也不能据以印出，这实是一个大缺憾！
　　郑振铎（《醒世恒言》，上海生活书店一九三六年九月版）

全相平话三国志

admin — Thu, 06 May 2010 00:33:05 +0000

　　三国历史之成为通俗的故事，恐怕是很早很早的事，也许还远在《五代史平话》的构成之前。唐李商隐《骄儿诗》有云：“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则当唐时已以三国人物作为笑谑之资。在唐末时，通俗小说，当已很流行于世。说书的风气，早已由印度传入。一面“变文”体的伍子胥故事等成了世人所好，一面类似说书体的《唐太宗入冥记》等当然也博得群众的欢迎。那末佳妙的天然讲材，三国的历史，当然有很快的便成为说书人的专业或至少是所说的讲题之一的可能。苏轼在他的《志林》上说道：“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志林》卷六）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上也以为“说三分”有了专家。可见在北宋时代，三国故事，已成为极流行的一种讲史了。
　　但北宋的三国志话本之类的作品我们却已不能见得到了。我们所能见到的第一个三国志话本乃是元至治间新安虞氏所刊的五种“全相平话”之中的一种，《全相平话三国志》。金华蒋大器（庸愚子）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序上说：“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蒋氏所见的“评话”，或者是一种极古的本子，或者即为新安虞氏所刊的《全相平话三国志》。虞氏刊的《三国志平话》，老实说，也真足以当“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的批评。我们猜想，蒋氏之言，十有七八是指着这个元刊本《三国志平话》而发的。
　　但“虞氏新刊”的《三国志平话》果是他自己的“新作”呢，还是因袭、改订或廓大了的旧作？三国故事的流传既是有了那末悠久的历史，“三国志的话本”又颇有很早产生的可能。且我们既有了宋人传下的《五代史平话》，难保同时不有一种宋本的《三国志平话》。所以虞氏所刊的《三国志平话》很有以一种旧作为蓝本的可能。我们并不说她是翻刻，一则因虞氏既自说是“新刊”，当然不会是完全钞袭旧文；再则，虞氏刊的三国，与宋人传本的《五代史平话》，其气韵与结构之间，实迥乎不同，辞语的写作也完全歧异。
　　在取材一方面，更足以见出他们不是一条道路上的伙伴。《五代史平话》似出于通人之手，采用俚俗之说，极为小心，且不大敢十分大胆的超出于历史的真实的范围之外。虞氏刊的《三国志平话》则完全不同。她的取材是十分任意的。历史只有三分，采之传说和作者自己的想象的创作倒有七分。所谓“满纸荒唐言”者是也。且白字连篇，文法也不全不备，人名也音似而实非，种种都足以见出她是由民间的说话人的手笔之下写成了的。
　　想象中的宋人相传的三国志话本既不可得见，则最早的《三国志平话》的传本，便要算是这部“虞氏新刊”的了。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郑振铎文集》第五卷）
　　①本文系从《三国志演义的演化》中摘录，此标题是编者所加。

水浒传的续书

admin — Thu, 06 May 2010 00:31:44 +0000

　　《水浒传》的续书颇多，而以陈忱的《水浒后传》与俞万春的《荡寇志》为最重要。
　　陈忱为明末遗民，浙江乌程人（俞樾：《茶香室续钞》十三），自号古宋遗民。忱之作此书其用意与龚圣与之作《三十六人赞》正同。圣与生在宋末，目睹蒙古民族之侵入中原，忱则生在明末，也身历满洲人的统治。他们不甘为异族的奴属，因而希望有英雄豪侠起来，光复祖国——即使这些英雄，是杀人放火的暴徒，也是可爱的，可赞许的。水浒英雄因此便为他们所属目。
　　圣与只作了一篇赞，而忱则写了《水浒后传》四十回。这四十回的《水浒后传》是直接于百回本的后面的。第一回第六至七页（原刊本上）作者借阮小七口中说道：“无奈宋公明日夜望着招安。后来天子三降诏书，宿太尉保奏，大家就收拾朝京。即差我们征伏大辽，剿除方腊，赤心为国，血战数年。”在后文也处处的提起征方腊及征辽的事，却从不曾提起过一句“田虎、王庆”的话。陈忱未必没有见到过余氏全本《水浒》，也许连杨定见的百二十回《水浒全书》也见到过。然而为了避免异族统治者的疑忌之故，雁宕山樵的序，却假托作于万历戊申，作者姓氏，却题着古宋遗民，原刊本每页之下，也都题着“元人遗本”四字。卷首《论略》也说：“不知何许人。以时考之，当去施、罗未远，或与之同时，不相为下，亦未可知。”既然处处都要表示不是作于清初而是明代万历以前的书，当然不得不割舍了征田、王的故事了。
　　由此益可证明：征田、王的二段故事，为万历时候的“新增”，乃是人人都知的事实了。卷首的《论略》说：“《后传》为泄愤之书。愤宋江之忠义，而见鸩于奸党，故复聚余人，而救驾立功，开基创业。愤六贼之误国，而加之以流贬诛戮。愤诸贵幸之全身远害，而特表章草野孤臣，重围冒险。愤官宦之嚼民饱壑，而故使其倾倒宦囊，倍偿民利。愤释道之淫奢狂诞，而有万庆寺之烧，还道村之斩也。”全书概略，已尽见于此。其中最寓深意的是“开基创业”一件事。中原既然为少数民族所占据，不甘为奴的英雄之士，便只好航海远去，独立一邦。这是作者的寓意，也就是作者所希望而未能实现的。
　　宋江诸人死后，梁山泊未死的英雄尚有三十二人，然皆散在四方，“如珠之脱线，如叶之辞条，再不能收拾到一处。”不料权奸尚在，怨毒尚深，这三十二人，几乎个个被逼，重演“逼上梁山”的几幕既悲且壮的戏文。阮小七等既被逼而重占山头为盗，李俊等也受害而乘槎远去，占了暹罗国为王。而呼延灼、关胜诸人，则力为宋人抵御金兵。然时势已非，诸位英雄虽尽其心力，也只能撑住半壁江山而已。最后，高宗正式封李俊为暹罗王。兄弟聚会，君臣赋诗。结果是大圆满。这样的结束，仿佛很可大快人意，弥补了前书“神聚蓼儿洼”的不可弥补的悲剧。然而作者的意志却不在此。他一开头便使阮小七在梁山泊感旧思故，意境已极凄清。其后 “浔阳江闷和酒楼诗”（十六回），“小相逢古殿话新愁”（二十六回），“武行者叙旧六和塔”（二十八回）诸节，也无不有“临风泪零”，“车过腹痛”之感。作者之意，实不在弥补缺憾，而在怀念英雄。全书充满了凄凉之况，如深秋夕照，空山独立，凉风吹过松顶，籁籁有声。我们读了这部续书，只有更慨然的怒权奸之误国，伤英雄之凋落而已。作者如果不是一位伤心人，怎么能创造出这样的一个伤心之情境呢？雁宕山樵的序说：“必其垂老奇穷，颠连痼疾，孤茕绝后，而短褐不完，藜藿不继，屡憎于人，思沉湘蹈海而死。必非纡青拖紫，策坚乘肥，左娥右绿，阿堵堆塞，饱厌酒肉之徒，能措一辞也。”这便是作者自己的自况吧。下文且引一段来看：……那阮小七山前山后，各处走过一遍，甚觉伤心。叫伴当搬上祭物，摆在忠义堂空地上，点了香烛，满满的斟六七十大碗酒，朝上乱拜几拜，叫道： “晁天王、宋公明二位哥哥，众兄弟英魂不昧。我阮小七一片诚心，备些酒肉，重到山寨里，望空浇奠。众位都要似生前一般开怀畅饮。虽是被奸臣所算，害了性命，却也天下闻名，道是我等替天行道，忠心为国的好汉子。我阮小七他日死后，自然魂灵随着哥哥同在一处。”说罢，两泪交流。又磕了几个头，烧化纸帛，叫伴当把猪羊切碎，荡起酒来，大家来吃。伴当道：“不曾带得刀来，怎处？”阮小七道：“不妨，我腰边有解手刀，割来吃罢。”掀起衣襟，伸手去摸，笑道：“阿呀，也失带了。也罢，你就把手撕开。”伴当撕肉荡酒，团团坐定，大块肉，大碗酒，吃了一回。阮小七酒已半酣，揎拳裸臂的，说与伴当们道：“你们不晓得，这是忠义堂，前面扯起一扇杏黄旗，旗上写着‘替天行道’四个大字。兀的不见石柱倒在地上哩！大堂中间，供养晁天王灵位。左边第一把交椅，是寨主宋公明坐。因建一坛罗天大醮，报答神天，七昼夜圆满，上苍显异，坠下石碣，却篆着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员地煞星的姓名。因天文定了位次，不敢搀越，依次而坐。我却是天败星，坐第三十一把交椅。若商议甚么军情大事，擂起鼓来，众好汉都聚堂上，听传号令，好不整肃。那两边还有许多耳房旱寨水寨仓库监房，自从受了招安，尽行拆毁。如今变做满地荒草，几堆乱石了，你道可伤不可伤！”说一回，吃一回，不觉大醉。
　　雁宕山樵说：“肝肠如雪，意气如云，秉志忠贞，不甘阿附，傲慢寓谦和，隐讽兼规正，名长成串，触处为奇，又非漫然如许伯哭世，刘四骂人而已。”又说：“……中原陆沉，海外流放，是得《离骚》之哀。”作者的心事尽于此矣。
　　俞万春的《荡寇志》，其立意与情境都与《水浒后传》不同。《水浒后传》作于亡国之后，故怀念英雄。《荡寇志》作于太平天国即将起义之时，故痛恶“替天行道”的英雄。《水浒后传》充满了怀旧之感，故意境凄清，如秋月之孤高。《荡寇志》一心要斩杀起义的英雄，故字里行间都是怖厉的杀气，如入古斗兽之场，刑人之所，白骨委地，碧血染尘。俞氏作此之意，正与金人瑞相同，所以他的《荡寇志》便直接于金氏七十回本的《水浒》之后。金氏所口诛笔伐者尚止宋江一人，一百单八条好汉之死，也只托之于卢俊义的一梦。俞氏则不然。他创造了许多雷部的人物，专来剿除梁山泊英雄。
　　他将那一百单八条好汉，个个都绑上了断头台，个个都不得好死。这与《水浒传》的全书是完全不相拍合的。那末可爱、可敬的李逵、林冲、鲁智深、武松等等也都不脱盗名，同归于尽。《水浒传》的作者创造这几位英雄的初意，岂料到他们竟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水浒故事传布民间好几百年，又岂料到这个故事竟会有了这样的一个结局？一部英雄传奇而演变到这样的一个面目，真可以说是完全失去了英雄传奇的本相与特色了。作者实在太残忍了，太煞风景了，太辜负了《水浒传》的一部绝好的英雄传奇了。我们读到不愉快的书也有，却从没有读到像《荡寇志》那末不愉快，那末凄厉可怖的。
　　《荡寇志》又名《结水浒》，自第七十一回（因系紧接金本的第七十回）起至第一百四十回止，也共有七十回，又多了一回“结子”，正与金本的楔子相对。俞氏，山阴人，字仲华，别号忽来道人。在他儿子龙光的识语上，叙述他的生平颇详。道光辛卯壬辰间，俞氏随父从戎粤东“征讨”瑶民之变有“功”，获议叙。已而归越，以歧黄术邀游于西湖间。壬寅时，英人侵略海疆，他又献策军门，备陈战守器械。“晚归玄门，兼修净业。”道光己酉（二十九年，即公元一八四九年）卒。著有《骑射论》、《火器考》、《戚南塘纪效新书释》、《医学辨证》、《净土事相》及《荡寇志》等书。《荡寇志》始作于道光之丙戌（公元一八二六年），迄丁未（公元一八四七年）而稿成，凡经二十年，然尚“未遑修饰”。其后，他的儿子龙光乃手校数月而刊行之。
　　《荡寇志》的意境虽凄怖，然行文健隽，也颇有些动人心肺之处。头几回写陈丽卿的神情，很活泼可喜；像那样的一位女子，粗豪而又妩媚，直率而又婉丽，既不是弱不禁风的才女，又不是鲁鲁莽莽的卖解的艺妓。她活是一位早失慈母，不离父亲寸步，全由他训练出来的不懂人情世故的好女子。
　　但到了后来，丽卿便过于不像一位女子了。她的父亲陈希真的人物，更是一位世间所少有的超人，文武兼全，智勇皆备，又懂得些道法。写得太好了，反而将他写成一位“超人”或“非人”了，一点个性也看不出来。云天彪、祝永清等，也都写得不甚好。全书中最好的一段，最足动人的一段，是希真逃难，遇云威道故的一件事。闻名已久，知己相逢，班荆道故，互倾心怀，其情境的挚热很可使人感泣。
　　……云威道：“我却不曾会过。我有一个至交，是东里司捕盗巡检张鸣珂。他对我时常说起，那陈希真智勇都了得。那年轮囷城一战，官兵只得八千，败西夏兵五万，都是他一人的奇谋，可惜都被上司冒了去。至今惋惜他，又钦佩他。”希真道：“那张鸣珂莫不就是郓城县知县盖天锡的旧东人？”云威道：“便是。你且说那陈希真到底怎的了？有东京来的，说他辞了提辖，去做道士，可真么？”希真道：“是真的。”云威吁口气道：“英雄不遇，至于如此。”希真道：“他如今连道士也做不成了。”云威惊问道：“此话怎说？”希真道：“小侄动身的前几日，此人为一件事上，恶了高太尉，逃亡不知去向。现在各处追捕紧急，若吃拿住，决没性命！”云威听罢，拍着桌儿，只叫得苦。口里说道：“怎么这般颠倒！如此英雄，屈他在下僚，已是大错，怎的竟把他逼走了？却怎生还想望天下太平！他万一被追捕不过，心肠变了，竟去投那梁山泊，却怎好？贤侄，你可晓得他往那方去的？”希真道：“这却不知。这人恐未必上梁山。”云威道：“他不上梁山，不过一身之祸；他上了梁山，天下之祸。我料他也未必便上梁山，但不知何处去了。贤侄，贤侄，便似你也只得如此微职，岂不可悲。”那云威一片叹息之声，从丹田里直滚上来，眼角上津津的有水包着。希真见他这般肝胆相许，也止不住那心里的感激。看那云威背后只一个小厮，便道：“小侄有句话要禀叔父，叫尊纪回避了。”云威便叫那小厮出去。希真把格子门掩上，走去云威面前，扑的双膝跪下。云威大惊，忙亦跪下来搀道：“贤侄有话，但说不妨。这却何故？”希真流泪道：“小侄不敢欺瞒，叔父不要愁苦，只小侄便是落难逃亡的陈希真。”云威大惊。“梁山泊已曾兜揽过，要小侄去入伙，小侄那里肯去。
　　如今四海飘荡，无家可奔，却不知叔父如此错爱，使小侄悲酸钻入五脏。此生父母之外，只有叔父。”说罢，磕头不止，泪如泉涌。云威一只手拦不住他，尽他磕完了，又把希真的脸细看了看，叫道：“我的哥！你何不早说？忧得我苦！”二人从地上起来，抖抖衣服，仍复坐了。云威道：“怪道你说什么王勋，叫我无处落想。你且把高俅怎生逼你，说说我听。”希真道：“高俅逼迫，尚未露形迹，是侄儿见机先走。”就把那衙内怎的调戏女儿丽卿，再三盘算；怎的虚应着他，到后来怎的不得脱身，不得已坏了他两个承局，怎的叫丽卿男装，投奔山东沂州府；怎的恐有追赶，特从江南大宽转得到贵地。云威又惊又喜道：“不料阁下与老夫做了侄儿。你不必到沂州去，就住在敝庄，只说我的亲戚，无人敢来盘问。老夫养得你父女二人，待奸邪败了，朝廷少不得有番申理，那时再归故里。那庄家就这里开发了他。”希真道：“这却不敢。虽蒙厚恩，如父母一般。只是沂州舍亲处已是得信，在那里盼望，不如让小侄且去罢。”正说着，听得格子门外笑语之声，丽卿、云龙兄弟两个，手绾着手推门进来。二人见两位老的，都双眼揉红，眼泪未干，正惊疑要问。云威开言道：“龙儿不要厮绾着。他不是你哥哥，他是东京女英雄陈丽卿，乔扮男装。”丽卿大惊失色。云龙也吃了一惊，连忙放手，退了几步，看了看说道：“怪得我有五六分疑他是女子。”希真道：“我儿不要吃惊，我已向祖公公将真情尽告。切不可教外面庄家得知。”云威道：“你二人便姊弟称呼。”云龙就向丽卿唱个喏，丽卿答了个万福，二人不觉笑起来。云龙又细问缘由，云威一一说了。又对希真道：“贤侄既是这般说，令亲盼望，老夫亦不敢多留。只是显得老夫薄情。今日却去不得，与贤侄此一别，未知何日再会。卿姑有人家否？”希真道：“不曾。”云威道：“可惜龙孙正月里已定了一头亲事，不然扳附令爱，岂不是好。如今贤侄且将令爱送到令亲处安置了，自己再到这里来住几日，何如？”希真道： “山高水长，有此一日，小侄如无出身，定来追随几杖。只恨小女无缘，不能扳龙附凤。”希真方知丽卿果然不是此地姻缘。云威道：“贤侄休怪老夫说，似你这般人物，不争就此罢休。你此去须韬光养晦，再看天时。大丈夫纵然不能得志，切不可怨怅朝廷，官家须不曾亏待了人。贤侄，但愿天可怜见，着你日后出头，为国家出身大汗。老夫风烛残年，倘不能亲见，九泉下也兀自欢喜。”（第七十六回）
　　此外，又有天华翁的《水浒后传》。这一部书与《三国还魂记》相类，叙宋江再生为杨幺，卢俊义再生为王魔。像这类的“再生缘”，在民间传说中是极多的。惟此书我未见，不能评判，但以“再生”为骨架，其意境已落于凡尘，便再高明也决不会超出于《荡寇志》及《水浒后传》以上的。
　　又继于《荡寇志》之后的“续水浒”亦间有之。日本则常有以时事影射《水浒》的著作出版，但不是零片无可取，便是有意的强今以就古，都是无关紧要，不足轻重的，故这里一概不提了。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郑振铎文集》第五卷）

善本的标准

admin — Wed, 28 Apr 2010 00:48:22 +0000

　　我有一个习惯，每买到一册新书，往往要在书前书后写一些字。按习惯，这是应该称之为题跋的。我所写的一些，离真正题跋的要求很远，但另外又想不出什么合适的名称，现在姑且也称之为跋吧，我在新买的一册《鲁迅图片集》前面跋曰：
　　此册为“四人帮”叭儿所编，出版之日，“四人帮”已近末日。北折价新书，中有拆换贴补多处，然不能救其总倾向也，因可觇石一歌之流伎俩之一般，遂买之归，立些存照。此十年间所刊“奇书”多矣，惜多未留存，补牢无及。盖囿于偏见，必好书始藏之，遂有此失。所谓“善本”之定义，殆非重加论定不可。温记所感如此。
　　这里使用了文言，也还是“积习”所致。但因水平所限，与传统的题跋之古色古香者，距离甚大，也许读者还是能够谅解的吧。我在这里提出的是我久已孕藏于胸的一点感想，那就是“善本”的标准问题。
　　“什么是善本？”数千年来，人们提出了无数答案，各不相同。其所以有如此的差异，大抵是由于标准不同之故。富翁买书，是为了保存财富，装点门面，附庸风雅那当然以“贵”为标准。一分钱一分货，价钱大的，当然就是善本了。学者意在研究，也买不起大价的书，他们就以实用为标准，只要有识见，少错字，内容丰富完整的书就算做善本了。还有一般的读书人，那标准就要更低一些，只要使他们得到满足的书，也就是他们的善本。此外还有许多说法，但大抵逃不出这个范围。
　　另外还有一个事实，也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为市场风气所左右的善本标准的升降。即以近数十年而论，宋元版当然一直是善本，但在过去，四部里的“经部” 是最受重视的。科举废后，“经”就从宝座上跌落下来了。有一个时期，重视起“集部”来。到了清末民初，禁书大红，这自然是受了民族革命的影响。后来好运就轮到戏曲、小说和地方志。小说的走运是因为“五四”以后重视了俗文学。至于地方志价格飞涨，那原因就更能发人深省，因为帝国主义十分“关心”“地大物博” 的中国，想收集资料，掌握中国的风俗、地理、物产、矿藏之类的情报了。
　　以上这些分析，十分粗略。但我觉得，上层建筑的作用与反作用，从中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十年以来，“四人帮”为了他们罪恶图谋的需要，制造了大量的书册，真是看了使人眼花缭乱，读了使人义愤填膺。但扔到茅厕坑去，却不是一个好办法。还是完整地留下一份来，加以分析研究，好好进行总结。那无论为今日，为明天，都是一件大功德事。何况这些书册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可珍的“历史文物”了。
　　岳飞的集子，虽然只是薄薄的一本，但是流传下来了。但秦桧的文集呢？
　　没有了对立面，要研究历史，就会感到困难。这道理长久以来是很少有人理解的，真是可惜得很。我自己曾经收藏过阮胡子（大钺）的三种原刻诗集。
　　几年前就被正人君子指责为“立场反动”，随即抢去了。他们的理论根据是：阮大钺是历史上著名的坏人，收藏他的诗集，那立场自然就错了。至于为何还要抢去呢？也很易解。因为这些差不多已经是“孤本”的诗集，能卖出大价来。总之，他们所尊奉的还是善本的“旧标准”，因而不免总要做出可笑的事情。

黄裳《榆下说书》

《金瓶梅词话》的故事

admin — Sun, 18 Apr 2010 06:11:55 +0000

　　我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在我的藏书中间，引起了轩然大波的是一部《金瓶梅词话》。
　　40 年来，我曾经有不少机会在书商手里接触到真正的黄色书籍，不过我不想搜罗这种“宝贝”，因此在我的藏书中间，这种“宝书”所占的比重大抵也只有万分之几吧。就我的记忆，我藏有木刻的《双梅景闇丛书》和铅印线装的《金主亮海陵荒淫》两种，都是叶德辉刻印的。还有四本木刻的《杏花天》，大约是道光前后所刻的，要算做比较少见的本子了。此外就是这《金瓶梅词话》，影印线装本，是近时出版的。
　　在我的印象里，《金瓶梅》实在也算不了什么僻书。1950 年春，我在北京逛琉璃厂，在一家书店的架子上，就看见满满一架各种版本的《金瓶梅》。
　　崇祯本就有两部，清初的张竹坡本好像有十多部，后来的各种翻刻本就更多。
　　那胖胖的掌柜对这些“宝贝”也毫无居奇之意，价钱也很便宜。不过这些都不是万历刻的《词话》本。自从北平图书馆从山西发现了原刻《词话》之后，曾在当时的北平引起了轰动。有一个“古佚小说刊行会”借来影印了，郑西谛还将一册初印崇祯刻金瓶梅图附在前面。这就是我所藏的本子的祖本。记得《鲁迅书简》里就收有代友人购买此书的一信，对这种影印古本小说的工作，鲁迅先生也是赞成的。就在当时，北平的学者（记不清是不是马隅卿了）
　　还将金瓶梅图选了几幅翻刻制成大幅宣纸信笺。20 年前沈尹默给我的一封信就是用这信笺写的。沈尹默用浓墨行草写在一张这样的笺纸上，实在可以算得一件“名物”。当时及少后，学人利用此书进行研究的，有吴晗发表在《文学季刊》上的研究《金瓶梅》与《清明上河图》关系的论文；冯沅君女士的《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等。
　　我记下这些旧事，意在说明早在四十多年前，学术界已经开始注意运用《金瓶梅词话》进行科学研究。同时也可以说明在五四运动后一二十年中间，知识分子思想解放的一个侧面。至于我买得此书，目的只不过是为开手了的一部晚明历史小说搜集一些资料，希望从《词话》里得到一些晚明的风俗习惯、服饰、饮馔、宴乐、仪节等知识而已。
　　我虽然并无什么名贵的善本，但这《词话》在我的收藏中实在也算不了什么。但出奇的是它却是唯一受到许多人重视的“宝书”。十年前一个春天的下午，一位 “小将”找我谈话了，拐弯抹角了好半日，言归正传，问是否藏有一部《金瓶梅》。他知道了我确实有，而且还是附有精图一册的影印本时，就“激动”起来，反复申明不该保留这样的东西，这对思想改造不利，这种义正辞严的责难当然是“无可非议”的。结论是应该由他取去保管。他若无其事地撕去了封条，从书橱里取了去了。后来这位“小将”因为种种原因，从“风云人物”一下子变为“寻常百姓”，虽然常有见面点头的机缘，但也从来没有想到打听这部《金瓶梅》的下落。一直过了七八年，在清查过程中，有人揭发了此事，又有人告诉我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还有人对我表示了极大的同情。这些朋友的好心我是十分感谢的。但却产生了奇异的感想。一部影印的《金瓶梅词话》竟成为我被劫去的两卡车书籍的代表，这实在是我完全不曾料到的。
　　这次取回了劫余的书册时，一位经管书籍的朋友首先捧出来的也还是这两函“宝书”。他告诉我这部书后来终于被发现的经过，真有些像一个惊险故事。对这位朋友的好意，我是真心感谢的。
　　这很引起了我的一些思索。
　　像《金瓶梅》这样的书，大概在无论什么时代，也不可能成为公开的、普遍的读物的吧？它带有一定的神秘性是不足怪的。不过在几十年中间，尤其是最近的十多年里，它的神秘性却飞跃地增长了。特别是青年一代，他们对祖国的文化传统知道的实在不多，但偏偏记得有这样一部“宝书”，千方百计想看到它……其实也不只是青年，这就是《金瓶梅词话》变成我的藏书的代表的原因。
　　这实在是值得好好思索的。

黄裳《榆下说书》

晚明的版画

admin — Sat, 17 Apr 2010 11:30:10 +0000

　　版画作为一种艺术品，最早给以重视的却并不是专业的艺术家，也不是封建社会的上层人物。从诞生时开始，它就一直是普通人民群众的恩物。它是人民自己创造、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它是土生土长的艺术。
　　虽然早期版画有不少出于佛经，而佛经正是外来的东西，一定的影响自然不是没有，但从历史实物看，这影响小得很。在风格、技法上佛教版画自成一个系统、一个相当完整的流派，与其他门类的版画是泾渭分明、很少牵涉的。
　　既然社会上对版画有着强烈的需求，它的产生、发展就是不可阻挡的。在发展过程中也有过盛衰、兴替，这中间起着重要调节作用的是封建社会里的手工业和商业。不管中国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争论得如何激烈，经营雕版、印刷的手工作坊的生产肯定很早，而版画的出现，肯定也迟不了多少时候。
　　一切人民创造的美好事物，当它一旦出现并受到热烈欢迎以后，士大夫就要看中、眼红，要拿过来加以利用了。这种热心的“艺术爱好者”甚至包括地主阶级的头子——皇帝在内。我举不出哪位皇帝曾经下过提倡版画的诏书，但实例证明这并非毫无根据的揣测。跟着起劲的是大臣与各级官员，以至地主阶级中的种种头面人物。至于有名画家挤进版画创作者行列，那是颇晚的事了。如丁云鹏、陈老莲、萧尺木都是人所共知的版画画家，他们是应邀客串参加这一工作的，向他们发出邀请的则大抵是出版商人。画家自己发现了这一艺术形式的魅力，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创作，他们的眼光、魄力是值得佩服的，他们不愧是画苑里的豪杰之士。至于唐伯虎、仇十洲似乎自己并未参加过这工作，出版家有时借用了他们的粉本，有时简直只是打出了他们的招牌。如有些据说是唐寅作的版画的题属就写着“吴趋风魔解元”。唐伯虎无论怎样“风流”、“浪漫”，这样的别号怕是不会采用的。
　　附有版画的出版物绝大部分是通俗读物，售价是低廉的。日本的尊经阁文库藏有明万历中闽建书林拱唐金氏绣梓的《新调万曲长春》，书前扉页上有一方朱文印记，“每部价银一钱二分”，使我们约略可以知道这类书当时的市价。读者对象大抵是文化不高或只是多少认得几个字的市井小民。“万曲长春”是一种戏文唱词选本，每页分三栏，上下都是曲文，中间一栏则是“汇选江湖方语”，也就是江湖黑话大全。所收条目有些我们可以在明人话本小说上看到，是研究古代市语和俗文学的极好参考资料。此外就是精致的插图。可以揣想，在市镇的茶楼酒肆旅舍里，在走南闯北小商人一类人物手上会出现这种书本。它们的毁失也是极平常极容易的。没有哪个收藏家会保存这些东西。它们幸存到今天的怕也不过千百分之一二，而偶有所见也几乎都是“孤本”。这就给研究带来了很大困难。现存明刻插图本的一般情况大抵就是如此。
　　《养正图解》，是明万历中曾经担任过皇太子讲官的焦竑编著的。经理镌刻的是“南京吏科给事中”祝世禄，于万历中刻于金陵。全书凡60 图，每图后有故事说明，大抵从古书中节取。接下去是焦竑的讲解，间用口语，并有所发挥。祝序中首先提到“高皇帝尝命诸臣绘农业艰难图、古孝行图进太子诸王”，可见朱元璋是注意用形象教材对皇位接班人进行教育较早的一位皇帝。接受了朱元璋的意旨并进一步发展为大型图说的则是焦竑.他认为，“盖讲读止于析理，图说兼以征事。理之用虚，虚故隐约言之而不必有所指；事之指实，实故览之者易竟，而愈以明理之用。”（祝序）这大约可以算做古来一切看图识字类读物的理论说明。焦竑“仰遵祖训，采古言行可资劝戒者，著为图说”。他宣传的当然是封建道德规范与家法、教条。这书不同于一般民间通俗读物，是为皇太子准备的教材，所以刻版十分讲究，祝世禄在序中特别指出了“绘图为丁云鹏，书解为吴继序，捐赀镌之为吴怀让，而镌手为黄奇。”在序文中郑重介绍画家、书手、刻工，这办法就不多见。金陵是明代的留都，也是出版中心之一。丁云鹏是安徽人，黄奇是新安诸黄的先辈，这许多，就都使《养正图解》在版画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爱惜郎官”，写的是汉明帝与妹子馆陶公主的故事。公主在皇帝哥哥面前为儿子讨一个郎官的职位。明帝不肯，只赏了她1000 元钱。明帝的理由是，郎官虽小，可也是天上的星宿（传说天上太微垣里有25 颗“郎位星”）。
　　到了地方上，起码也是一个县官，要管100 里地方的百姓，这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所以不能答应。看来，汉明帝还是比较清醒的一位封建皇帝。他懂得不能把权轻易交给亲近人，在经济上马虎应付一下却不要紧。这种对“大节”“小节”灵活掌握的道理，今天看来当然不足为训，不过在2000 年前要算是难得的了。
　　另一幅“克己任贤”，画的是有名的唐玄宗照镜子的故事。照范文澜同志的说法，这是玄宗还不曾变为昏君时的著名故事。这里引一节焦竑的说解，从中多少可以领略一点给皇太子讲书的气氛。
　　“玄宗一日临镜，照见貌瘦，默然不乐。左右便逢迎说，‘自韩休为相，凡事违拂上意，以致陛下消瘦如此，何不逐去他，以自快乐。’玄宗说，‘韩休乃贤相，每事规正我。我得他为辅，百姓都阴受其福。我貌虽瘦，天下必肥……’”焦竑把古书译成接近口语的文字，读起来有些像小说，这与“朱子语类”之类都是难得的古白话文标本。焦竑说完故事，抓紧时机对未来的小皇帝进行了教育，将开（元）天（宝）作了对比，说道，“一人之身，而敬肆不同，治乱相反。人心之难保如此，可不畏哉！可不戒哉！”自然不免有点英雄创造历史的气味。不过这些话是面对特定对象讲的，所以不能不如此，也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和《养正图解》性质相近而规模更大，读者对象也更广的可以举出祝世禄的弟子汪廷讷编刻的《人镜阳秋》。汪廷讷是徽州休宁著名的富商，环翠堂主人。除了《人镜阳秋》以外，他还写过十几种传奇，是个剧作家，有名的《狮吼记》就是他的作品。《环翠堂乐府》在明刻附图的曲本中也是非常有名的。此外，他还有《坐隐先生全集》，其中有《棋谱》，也附有插图。
　　汪廷讷的社会地位（除了经营土地和商业以外，后来还出任过盐官），他对文化事业的非凡兴趣，他在版画发展史上的推动作用，都是值得研究的。
　　一般的著作都把环翠堂刻本算作金陵产品，其实这并不一定准确。南京是汪廷讷经常往来的地方，但他活动的基地应该仍旧是安徽。《人镜阳秋》是黄应组刻的，这是一位虬村黄氏著名的雕手，他为环翠堂主人长期服务，刻了大量版画作品，因为他们是同乡。环翠堂诸种所附的版画与同时金陵版画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应该说，是他为金陵派版画带来了一种全新的风格，带来了徽派版画的风格技法。环翠堂诸种的风格是工整、富丽的，一扫初期版画那种粗犷的风习。人物形象也逐渐变得长身玉立起来，这在女性身上特别显著，后来就逐渐发展到所有人物都是修长美丽的。初期版画经常出现的阴刻，即利用大片木板黑地的方法不见了。同一风格的作品还有起凤馆刻的《王李合评北西厢记》和《元本出相南琵琶记》。画工是歙县的汪耕，也是绘制《人镜阳秋》插图的画家。在他的笔下，屋宇地面的花砖、屏风的配景、窗格的雕花、衾枕帏幕、桌帔绣墩，无一不带有浓重繁复的装饰味，就连花草树石也有着图案气息。这一切，与汪廷讷那样的社会地位和欣赏趣味都是密切相关的。汪耕笔下的人物，女性往往是丰腴的，近于唐画，与后来流行的纤弱苗条的风调完全不同，就连老年妇女也不例外。反面的或凶狠武勇的人物也并不加以丑化，只在眉目须髯间少作点染。这许多，与汪廷讷及其朋辈的好尚也有很大的关系。
　　以环翠堂为代表的版画，必然会产生它的缺点，那就是公式化。一切仿佛都有了一定的规格，精致是精致的，但生命力却消失了。特别是像《人镜阳秋》那样有几百幅插图的大型画册，这缺点就更显得突出。环翠堂的版画是有独特的风格的，它使我们联想到清代的皇家版画如《耕织图》、《万寿庆典》，都是工致富丽但缺少生命力的作品。这是民间艺术到了封建统治者手中必然会发生的变化。他们只着意于歌舞升平，企图把现实装扮得尽可能理想，不过艺术的生命却完结了。这一流派不能说没有给明末版画带来影响，不过并不严重，现实主义的传统仍旧在发展、进步着。可能一般的书坊及其读者，没有那样的财力制作、购买这样的出版物，也并不怎样欣赏这种离开生活太远的美术品。
　　《人镜阳秋》分忠孝节义四大部，每一部又分若干类。汪廷讷希望通过宣传，巩固、发扬封建道德的用心是清楚的。书前请了许多名人作序，还刊出了“就正姓氏”105 人之多，都是当时著名人物。可见这是得到广大封建上层人士的批准、同意的。如“国史编修、经筵讲官、充起居注”的黄汝良在序中就说，“余初观其像，窃怪近于传奇，非经史善本，谓其无当也。”
　　就代表了某些头脑僵化者最初接触这书时的反应，不过他随即醒悟了，不禁连声赞叹，“昌朝兹编一出，见者莫不警惕。万古纲常，昭昭在目，是大有功于名教也。”终于得到了完全的批准。
　　现在从《人镜阳秋》里选取了两图，都是描画在开阔场景中的人物活动的，在全书中要算是一种别格。第一幅写的是范蠡与西施的故事。无无居士（汪廷讷的别号）说，“范蠡灭吴霸越，功成而载西施泛五湖。卓哉，擅千古之风流也。”可见他对范大夫的结局，是非常羡慕而且佩服的，这也正合于汪廷讷的身份，因为他自己就是一名兼作官僚的商人。看图中所写，范蠡与西施虽然过着逃亡生活，但依旧颇为阔气而悠闲，除摇船人外，还有三名僮仆。小船也挺讲究，案上还有瓶插珊瑚和书卷，这许多，正是无无居士自己理想生活的描画。范蠡的打扮也像一位道士或仙人，和同书中庄周与诸葛亮的形象没有什么区别。“想其洞庭橘熟，江乡蟹肥，维艇白苹渡口，垂钓红蓼滩头。友者白鹭沙鸥，瓦盏蓬窗，独斟浊酒。向之战姑苏而刎壮士首者，尽付之五湖烟水中矣。回视文种，鸟尽弓藏，难共欢乐者，越绝哉。”这不只可以作为图版说明，汪廷讷的思想境界也表达得明明白白了。
　　另外一幅是刊于“义部”、“惠爱类”之末的汪仕齐事迹图。这是编者的父亲。廷讷在自序中曾反复声明，由于“乡人”的坚持，才不得不添入的。
　　读者却借此得以了解仕齐是怎样一位能“得万货之情”并使人们“无不骇且神之”的能干商人。这图的经营也很别致，退休林泉的老封翁坐在堂上，大概正在施舍棉衣；下面的粮仓里则在放赈。远处的民工则正在取土、运土和打地基。两名雅人正悠闲地负手参观，他门是在监工也说不定。在这一幅中出现的人物有40 个。动作不同，神情各异。把繁复的内容，组织在一幅之中。
　　画家是费了心思的，刻工也显示了出色的功力。使用的只是简单但有力的线条，却能成功地传达出各不相同的神态。这是明代后期徽派刻工的真实本领。
　　几十年以后，这种手段就已经不再可见。雕工可以作到更为工细，画面可以更为繁复细腻。为皇家服务的雕版业无论在人力、物力哪一方面，都不是民间艺人所能比拟的。但作品的神态却差得远了。
　　关于汪廷讷，陈垣先生《跋明季之欧化美术及罗马字注音》一文中曾有所记，可以使我们知道他是怎样一位达到了可笑程度的好名者：汪亦徽人，其书（《坐隐棋谱》）刻于万历卅六七年，亦遍征当世名人题赠。据自跋，此则为万历卅三年利玛窦所赠。《坐隐集》并有酬利玛窦赠言一绝。然试译之，词句不可通，盖割裂《墨苑》利玛窦赠文及图说而成，殊可笑也……信手剪裁，任意联缀；不顾其汉音文义如何，欺当时识罗马字者希，特取其奇字异形，托之利赠，以惊世炫俗，可见当时风尚，士大夫以得利玛窦一言为荣也。
　　自从颜之推在“家训”里斥责了教育儿子学习鲜卑语、弹琵琶作为“服事公卿”的手段的齐国士大夫以来，中国历史上这一类记载多半出现于国势陵夷、强敌窥伺的年代。在明末，为某些士大夫所艳羡的是“远西诸儒”带来的近代文明成果，这与齐国士大夫的出发点是不同的。不管怎样说，佩服是一件事，摇头摆尾地讨好则是另一件事。对此，人民大众是看得清楚的。
　　封建统治阶级很懂得利用版画为自己服务。明代政府的出版机构——经厂，曾经刊行过大量书籍，其中就有附有大量插图的。如《释氏源流应化事迹》，全书有440 页之多，是先图后文的劝善书。雕版之精，图像之多，都是惊人的。这种明初北京出版的版画，带有浓厚的宗教画气息，与民间的版画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可以推测，一些专刻佛经扉画的工人，当时已被吸收到经厂中去，因而切断了与民间出版业的联系，也没有给坊刻留下任何影响。民间版画也有以佛教题材为主题十分出色的作品，风格就完全不同。
　　这里可以举出万历中新安诸黄所刻的《罗汉十八相》作为代表。
　　这是一种白棉纸印的大方册。共18 番，每页正面是图，背面是赞，大字隶书，六行，六字。最后一赞末属《海阳汪圣修书》。每页版心下有刻工姓名，有“黄应瑞刻”、“黄应泰刻”、“思桥”、“应道”、“伯府”、“应绅”等。现在选刊的第九幅，是一位“托钵持仗、偏袒衲衣”的罗汉。伯符是黄应瑞字，这位雕版名手在这一帧里确是表现了非凡的技巧。衣袂的飘举，神态的从容，眉目的安详，袈裟的富丽，这一切都是用极纤细的线条表现的，但纤细决不等于纤弱，线条似乎是带有弹性的金属丝，构成的人物体态、肢体、颜面轮廓，都饱含着跳动的活力。连袈裟的厚重与内衣的轻柔都有明显的差异。这是晚明版画所能达到的极高境界。
　　这种大方册的版画，似乎是万历中开始出现的一种习见样式。它们大抵是极为精美的作品，比一般书本插图的要求更高。近30 年前我曾在济南市上见到一厚册《东方三大图》，也是这种类型的大方画册。刻工是徽州汪志高，书前有万历甲寅朱延禧序，《东方三大赋》，谢在杭序，杨■序。所谓“三大”是东海，泰山和孔丘。全书180 页。可以算作一部煌煌巨制。
　　不只是堂皇重大、宣传封建道德最严正的事物，连最赤裸、淫秽的题材也是这种大方册版画的内容之一。它们同样是徽派版画刻工最精心的作品。
　　这一奇特现象是很能尖锐地反映晚明社会的本质的。一方面是无比的正经，另一面则是极端的腐朽。在明代后期，徽商在全国是最活跃的商人，典当是他们经营的重要业务。徽州的朝奉就是非常有名的专业人员，可以与绍兴的师爷媲美的。当铺最怕失火，而据说这种内容的版画画册是有非凡的避火功能的。这就是徽派版画出现这一品种的原因。在二三十年前，北京、山西的一些几十百年历史的老典当、钱庄往往就神秘地收藏着这种画册。我在傅惜华的家里曾经见过几种，后来是被康生一骨脑儿抢了去了。这些版画，在艺术史、社会史、民俗学上都是珍贵的文物。但过去一直没有人肯著录、议论。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儒释道三家地位的排列虽然时有上下，但道家的势力无疑是最弱的。不过它也不甘示弱，时时企图巩固、扩展自己的阵地。
　　他们在进行宣传的时候，也没有放过版画这一重要武器。
　　《道元一气》五集，俞俞道人曹士珩元白撰。崇祯中刻于金陵，也是一种同型的大方册。全书有四十几张插图，画者是曹元白自己，刻工无属名，看风格也是徽派名手无疑。书前有芝岳老人序；龙眠学仙童子燕胎道人郭士豪序（崇祯九年）；惺惺道人张延誉序（九年）；弟子汪瀚序（崇祯七年）。
　　作者和校订者都是新安一带人，他们请了徽州工人来雕版是很自然的。在全书前面，有作者隶书上版、蓝印的一篇告白，是很有趣的文献：是书也，独畅祖真秘旨，合阐性命微言，渐顿咸明，始终毕举。允为后学章程，远作丹经印正。年来自揆圜中，甲戌行携白下。偶为诸宰官鉴阅，遂命精梓流通，用开后觉，以求外护。俾读是篇者，发欢喜心，破贪悭想。
　　独助三千，同登八百。倘有无知利徒，影射翻刻，誓必闻之当道，借彼公案，了我因缘云。
　　这是中国出版史上难得的“版权所有”广告宣传的实例。它告诉我们几件事实。首先，这书的刊行是得到留都贵官的大力支持的，其次是这类书会有“无知利徒”企图翻印，可见是一种颇有销路的商品。作者维护版权的意图则不明确，似乎不大像是为了保护版税收入。至于前面讲到书的优点，所发挥的秘旨、微言，我虽曾翻看过一遍却终于不能懂。
　　释、道都是宗教。佛家宣传轮回，寄希望于来世或虚无飘缈的西方净土，总难免虚幻、空无的缺点。这对性急的人来说，不能算是怎样有力的宣传方法。这就是后来某些佛教大师提出顿悟说，提出不必念经、修行照样能成正果捷径的原因。但到底还是比不上道教的“现实”。道士主张长寿，力求获得眼前的享乐，允许养妻子，还可以进行烧炼，这是既能取得金银，又能得到长生的妙法。这样看来，佛家“出世”，道家则是“入世”的。按理道家会在宣传上占有优势，但实际却又不尽然。我想这是因为道家所用的一些方法过于自私也过于神秘了，实际效果并不显著。活了几千百岁的神仙至今只存在于武侠小说之中，人们不相信，这就反而不如和尚所宣传的来世、天堂之虽然朦胧却较有吸引力。以上这些完全门外人的臆测，与哲学范畴中的释道理论没有什么关系，记得多年前我在青城山上遇见过一位有名的道士，曾向他打听过有关炼丹、采补……的秘密。结果受到了一番委婉的驳斥。他说那些都是旁支、外道，不是道教的正宗。我想这大概也是事实。但在《道元一气》这样的书里，所见的却大半是后者。这类书之出现于晚明并受到欢迎，当然也是毫不奇怪的。
　　《三家图》是两张合幅的图。左面的一张写老子手里拿着一张太极图，释迦手里执了禅杖，在悬崖上对坐。手捧宝珠的龙女凌波而至。龙女的衣襟和鬓发都迎风飘拂，映衬了汹涌的波涛，是很美丽的形象。我不能明白这中间暗示了怎样的哲理，只觉得这是一张高妙的版画。另一张是《内篇》《金液还丹次第》中的一图，这是道家说教中最为反动荒谬的一个部分，是赤裸裸地把女性看做一种器具的“理论”，是真正抓住了封建主义的精髓并发出强烈诱惑力的一个部分。那些“宰官”们之所以欢迎并大力支持道士，他们希望通过道士的帮助获得的往往不是发财，而是纵欲的法门。从很古的时候起，道士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著作”就大量出现了，叶德辉刻过一部《双梅景闇丛书》，其中所收大半是这种货色。谁想真正了解封建主义的实质，只从儒家的教条中寻找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懂得一些释道二家的花样。《三家图》这个题名倒颇能说出一点内幕。
　　但以版画而论，这两幅却是很好的作品，都是新安派刻工技巧烂熟时期的作品。不过与通常的戏曲、小说插图比较，风格还是有所不同，我想这是因为不同画家的不同画风所引起的差异。中国的古版画，大抵总是画工一人，刻手又是一人。在雕版事业发达的地区，大抵有着一些专为书籍绘制插图的作者。他们熟习业务，和刻工合作得久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知道怎样的线条适于刻刀来表现，对传统绘画技法上有所舍弃也有所创新，这样就逐渐摸索出一套方法，与雕工配合形成了一种特异的风格。
　　状元，是封建社会由科举制度进身的最终优胜者，也是人们（特别是读书人）一致羡慕争夺的对象。最初发明这方法的不愧是聪明的统治者，他所运用的大约是和发明彩票的商人相同的策略，但更为巧妙而成功。皇帝已经消失了70 年，但到今天许多人还知道状元这名称和它所代表的涵义就是一种明证。
　　早在明代中期，“昆山顾氏”就已编成了一部纪录明代历科状元的书，这之后又陆续出现了“京省诸刻”多种不同版本，可见这是很受欢迎的读物。
　　到了万历后期，海阳吴承恩又增补重编为《状元图考》五卷，精雕行世。这是一部受到当时读书人高度重视的书，是各地书坊和举行种种科举考场的书棚里都必然陈列的畅销书。这书传世著录有几种刻本，重要的是万历丁未所刻一本。刻成后又陆续添上新科状元，补刻行世，其实并非都是新版重刻。
　　我所有的一本所收状元共77 人，每人一图。目录至钱士升止，但实际最后一图是周延儒，可见印刷已在书刊成九年之后了。这书所附的图绘是极精工的。
　　在卷首大题之下，编校姓氏之后还特列“黄应澄兆圣父绘图”一行，可见编者的重视。吴承恩的凡例中有两条说：图者像也，像也者象也。像其人亦像其行。……得良史黄兆圣氏，以像属焉。……
　　绘与书双美矣。不得良工，徒为灾木。属之剞劂即歙黄氏诸伯仲，盖雕龙手也。
　　明刻附图书中像这样在卷前大书特书，表彰画人、书手、雕工的，这是仅见的一例。那位绘图的黄应澄显然与虬村黄氏应字辈诸人是兄弟行，他是专职的画家，也许自己也能刻。雕工姓氏保留在书中的有应瑞、河清、惟乔、伯符、兆元、元吉、德脩、应泰、黄应渭等凡九见。其中有的则是别字。
　　《图考》的编辑方法是每人一图，后附详考。图画的题材是撷取有关本人的一件故事或传说，而这往往是梦兆、阳德之类，因此包含了大量的因果报应迷信内容，但也暴露了一种思想。在当时，大约没有谁相信状元是靠真才实学得来的，重要的是运气，宿命因果是起着决定作用的。其实这是对封建统治者抡才取士政策的一种清醒的判定。皇帝大约没有料到也看不到这些副作用。
　　不过以版画而论则确是出色的。因为题材广泛，画家又费过一番心思，所以虽然是近百幅的大型画册，也毫无单调雷同之感，比起《人镜阳秋》来要好得多。刻工更是极高明的，它工致，但毫不板滞。线条是细腻的，但不排除重笔。山石、堤岸、花树、发髻，都有用重笔渲染的地方，比起一色细线条来是一种进展。从初期版画的粗线条，到一味工细，再回到粗细并采以细为主，版画发展的痕迹是很清楚的。
　　这里用作例证的是卷三嘉靖二十三年状元秦鸣雷的一幅。描写的是他常常会有的一种梦境，“骑马上天门”。构图非常别致，它的写梦也与后来连环画中运用的手法相似。现实与幻觉组织在同一画面之中，奔马的描绘也是出色的。
　　说到连环画，不能不想到《壬午平海图》。关于此书我在《残本·复本》一文中曾作过介绍。这是明朝覆亡前夕江南苏松道程峋镇压了一次“海盗”
　　起事之后的“纪功”之作。共有双面合幅版画27 张，“沿海地形图”六张半。
　　用连续画卷的形式介绍了“平海”的全过程。现在介绍的一张“枭斩盗犯图”，正是封建统治者残酷镇压起义者血迹斑斑的实录，是难得的历史文献。行刑的刑场是演武场，坐在堂上的就是程峋和理刑推官知州三位官员。平台上有手执“行刑”号牌和挥动令旗者。左面悬着帅字大旗的台上有一群吹鼓手，他们手中的锣上写着“金”字，说明这就是“鸣金”的用具。刀斧手们就在辕门里面进行屠杀，许多“盗犯”已经身首异处了，还有的则正在“开刀”，等待处决的都跪在左侧一边。平台下面还另有一面“犯由牌”（？），一个役卒手里拿着不知什么名色的东西，正向大堂赶去呈验。旁边站着两个佩剑的武官，正在议论着什么。一个衙役正用树枝赶走看热闹的人群。左右两侧则是手执武器旗帜的兵丁。
　　这些图没有在画面上留下刻工姓名。不过看刀法风格并不像是徽派，它是更为自如奔放，更有生气的。人物之众多，神态动作之生动，比起只着意刻画少数人物的徽派版画显然需要特有的圆熟技巧。这是可以代表明末苏松一带雕版水平的作品。《平海图》的出现，说明晚明版画施用之广，说明封建统治阶级对这一宣传形式的重视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以版画形式出现的名副其实的连环画，应该说是大部头小说中的“绣像”或“出相”。三国、水浒……等著名长篇小说的明刻本多有绣像，有时它们分别被插入各卷或各回之前，有时就合订在卷首。如果故事是连贯性的，这就应该说是连环画了。有些插画较多的曲本自然也有相同的特点。其中成就突出的作品大抵到晚明才大量出现。影印本《金瓶梅词话》所据的原本是万历刻本，但书前却附有一厚册插图，是从崇祯刻《金瓶梅》中借用的。《词话》原本无图。有的研究者却误会插图与《词话》同出一书。
　　《列国志》在明代有许多不同的刻本。但成为后来刻本的祖本的则是冯梦龙改编的不分卷、108 回本。这书的原本是明末金阊叶敬池所刻，刊刻甚精，有54 页、108 幅插图，也可以算是一部煌煌巨制。这里选取一张“献地图荆轲动秦王”作为代表。所写是“图穷而匕首见”以后紧张的顷刻。屏风已被推倒，地图还留在案上。荆轲手执匕首绕柱而走，秦王急切间拔剑不出。
　　闻警来救的武士们正登上殿陛，而殿上诸臣则张皇失措出尽了丑。只写了10个人物，但在事变发生的俄顷，他们的不同反映都准确生动地再现出来了。
　　画家刻工都是值得称赞的。看那雕版风格，与新安诸黄也不尽同，可以看做姑苏版画的标本。
　　明代版画除了美术作品的功能以外，在科技、医药种种应用图书插绘方面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但注意的人却较少。当时最著名的雕版名手很少参加这种工作，大抵只由普通雕版工人担任。但数量却是很大的。
　　明人喜欢编写篇幅巨大的类书，有一些还附有大量插图。如《三才图会》、《图书编》都是。后者有127 卷之多，章潢编。他根据“左图右书”的原则，尽量利用插图，对种种事物加以说明。照四库馆臣的意见，这书的学术价值比《三才图会》还要高些。如“城制”一图，刻工说不上工致，但却是忠实于实物的。不过也不是某一座具体城池的写实，而是一般的概括。这是中国古代百科全书类型出版物插图的范例。就世界范围来说也是先进的；至今依旧有参考价值。
　　医书、本草学、植物学（如《野菜图谱》）、茶书（如《茶经》）、兵书、科技书（如王徵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这类书都附有数量可观的插图。因时代先后、刊书地域的不同，这些插图之间往往有精粗美恶的差异。
　　但判别高下的尺度却应与美术作品的版画有所不同，在这里，忠实于客观事物的要求应是第一位的。例如李时珍的《本草》，原刻附有插图，虽然有些粗拙，但我相信是力图忠实于草木金石的实物的。我曾见过一部崇祯后期刻印的《本草》，插图要精致得多，刻工是有名的武林项南洲。我想，遇到这种情况，怕还是原刻初印的本子要来得可靠一些。因为这不是美术品，漂亮起来的翻刻本就很可能会走样，没有从李时珍手稿抚出的本子可靠了。但这也只是一种揣测，我不懂植物学，也没有用两本进行过比较。
　　有一部叫做《修真秘要》的书，断不定应该归入子部道家还是医家，也许都不是。这是一种很有趣的现象。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现象是复杂的，是多种因素交错糅合在一起，成为一种似乎不伦不类的东西。想用一种简单的方法来分类，是无效的，前些年有人企图举办儒家法家大排队，就是想用“清理阶级队伍”的办法来给古人作鉴定，每人发给一张身份证。用心不能说不是良苦的，但效果很不理想。李白据说是法家，可是又和道士打得火热，希望长生；常常喝得大醉，可是一醉就能写出出色的诗来。他有时嘲笑孔丘，但也并不全部拒绝圣经贤传中的道理。这就使许多专家发生了困难。对此，李白是不能负责的。这本《修真秘要》是明嘉靖中赵府味经堂刻本，上文下图，共23 页、46 图。初看，这应当是一种健身运动的图说。但常常说到运气行功，似乎又讲的是气功一类的东西。再看看那些古怪的名目和示范表演者的形象，该是道家著作无疑了。开卷以后七幅都是以吕祖为主的，如“吕祖养精”之类；以下是陈抟，共四幅，都是“睡功”；下面就轮到“李白玩月”，可见在道士们眼中，李白的地位是很高的，仅次于吕、陈二祖。此外还有“仙人指路”、“龙扳爪”、“鸣天鼓”、“双手拿风雷”种种希奇名色。《修真秘要》前面有“前后卫生歌”，后面有“医家秘传随身备用加减十三方”（版心下有“味经堂”三字）那是不必踌躇就可以列入医家的了。
　　明太祖分封诸子于全国要害地区，是为藩府。用意自然是要他们拱卫中央。不过有时也会弄巧成拙，如明成祖（永乐）就以燕王起兵“靖难”，夺取了政权。因此，中枢往往又对诸藩多方加以限制，设立了许多禁例。只给这些藩王在指定地区内以肆无忌惮地剥削残害人民群众，尽情过荒淫享乐生活的自由。有些藩王在这种环境下喜欢刻点书，算是一种消遣。所刻也大抵是曲本、棋谱、画谱、占卜书之类。地处中州的“赵府”所刻书要算是较多的。使用了“居敬堂”、“味经堂”两种牌号。前者所刻多半是正经书，后者所刻则以医家道家类书为主。这里所选的两幅版画，则是典型的明代中期北方雕版风格。可以看出，这与南方版画是全然异趣的两种不同作风。
　　明代科技书中有关武备的著作比例颇高，这与时代社会背景有密切的关系。明朝的统治阶级先是要对付、镇压起义、反抗的农民和少数民族；随后又增加了“倭寇”的侵扰与“东夷”的威胁，直至最后席卷朱明王朝以去的明末农民大起义。这个一直受着威胁、打击的阶级必须重视武器的研究与改进，是不奇怪的。早期的这类著作中所收绝大部分还是传统的武器，自明代中叶以后，从不同渠道传来的外来新式武器就逐渐出现了。至于比较系统的、由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技知识，那是要到很晚才开始传播，还来不及运用到武器制造上面去。
　　《利器解》一卷，万历刻大方册本，是陕西西安前卫指挥金事温编的著作。书中所收种种火器，有威远炮、迅雷炮、万胜佛郎机、噜蜜鸟铳……照郭子章在序中所说，“顾此二器（佛郎机、鸟嘴铳）国初未有也。嘉靖间一来自佛郎，一来自倭，皆东夷器也。”这书里记录的是简单的仿造方法。看那所附噜蜜鸟铳的图样，也只是粗疏的示意图，后面还有前口、火门、机等的细部图。在“上轨”、“下轨”中间的“转轮”，是一种可在两轨之间转动的齿轮，也画得草率，和实际相去很远。还有一种“绷子”，其实就是弹簧，书中的说明是，“绷子用黄铜片，两头交钉。折叠意若锁簧，钩来，则绷子折叠，下轨关轮而上轨至前燃火。放手，则绷子撑开，下轨推去，火管自回。”这种解说是早期科学器械说明书的标本，讲得虽然并不准确而且繁琐，意思则是清楚的。
　　《利器解》是万历庚子（1600）刻于西安的官书，是明政府军事部门的内部文件，它的插图应该可以代表当时西北地区雕版的应有水平。事实上27年以后刻于北京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所附的许多插图，水平也并没有多少进步。这几乎是按照当时“西海耶稣会士邓玉函”带来的欧洲物理教科书上的图样照式翻刻的，连原有的罗马字也照样翻刻了过来，不过那里的齿轮也同样是很可笑的。西方的科学文化，在闭关已久的中国人看来是一种新鲜事物，是完全陌生的，但表示了应有的好奇与欢迎，也有的人在拚命地抗拒。
　　这就是它在中国大地上开始落种、生根时的状况。雕版工人同样也不熟习这些，他们生产了并不理想的作品，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如此，这些300 年前的科技书的史料价值还是很高的。
　　画谱、花草谱、墨谱、笺谱……都是大量使用了版画的图谱。一些著名的谱录都为人所熟知并艳说，如郑振铎的收藏《程氏墨苑》，鲁迅先生的翻刻《十竹斋笺谱》，还有十多年前在浙江发现的《萝轩变古笺谱》，是海盐张氏涉园旧物。此谱刊于天启丙寅，早于《十竹斋笺谱》几乎二十年。黄棉纸精印。逗板，拱花这些技巧在这部笺谱里已经使用，套色有至五六种者。
　　说明这些都不是胡正言的发明创造。这是非常重要的发现，是经过徐森玉先生的鉴定主持收归国有的。我只隔着玻璃柜看见过陈列的一两页，读过一点简单的介绍。多少年来没有人再提起过，实在非常可惜。这是可以导致改写中国版画史有关章节的重大发现，可以据以纠正过去某些研究结论的。其中也包括了日本关心并研究中国占版画的学者的某些结论。现在一些美术出版机构又在开始复印一些古版画了，这是使人高兴的。那么为什么不设法把这书也重印出来并加以研究呢？
　　关于古版画的复制，我想也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一些重要的、有突出特色的作品，就要求我们使用珂■版或更先进的印刷手段，石印、锌版、胶版都是不足取的。过去人们也曾尝试过用木版重刻，但成绩并不总是理想的。鲁迅、西谛主持重刻的《十竹斋笺谱》是非常成功的。但荣宝斋曾经翻刻过一种古版画集（书名记不真切了）却是一种完全失败的作品。它告诫我们，只凭工细的线条是不能使某些并不只是依赖线条的纤细而成功的原作复活的。有时得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效果。荣宝斋的雕版艺术家们可以成功地用几千百块套版复制一张古画，但却不能用一块木版重现一张明代版画，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一定总结过一些重要的经验，在刀法、工具上都会引出可贵的思索，而这正是研究古代版画应该花大气力的地方。有的中国版画史在书后的附图中就有用了一些可疑的插图，如《青楼韵语》、《三才图会》等可能就是辗转取材于并不成功的翻刻本，却不加以注明，这种作法当然是不足取的。
　　萝轩、十竹斋两种笺谱，都开版于江浙出版事业兴盛的地区，但都独树一帜，与盛极一时的新安黄氏刻工没有什么关系。这是值得注意的。在百花竟放的形势下，流派层出不穷，人才也像雨后春笋那样的涌现出来。万历癸丑（1613），在松江刻成了一部“云间林有麟仁甫辑”的四卷本《素园石谱》，就是很值得重视的一部版画名作。此书过去故宫博物院曾经有过石印复本，但比起原书来是大为逊色了。在原书作者自序第一页版心下方，留下了“云间周有光刻”一行字，可以证明此书刻于松江。这书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画家企图表现石块的形与神，它的玲珑透漏与种种不同形态。在一百多幅图版中，运用了笔墨的各种功能，尽力传达出石块千变万化的形貌。刻工则用刀完美地再现了画家的意图，这与新安派用细腻的刀法制造的工丽风格是完全不同的。刻工不只再现了实物的形态，同是还表现了浓重的笔情墨趣，没有一整套精湛的刀法，是做不到的。这里只能介绍一幅“石丈”，可以约略看出，画家怎样用笔，刻工怎样用刀，完成了他们希望达到的效果。只靠工细，完全不可能做到这程度。
　　金陵，明代的留都，雕版事业非常发达，确是可以算作一个出版中心。
　　今天所知以汇刻曲本知名的书坊就有好几家，留下来的实物也还不少。经营这种出版业务的几乎都是唐氏一家。金陵三山街唐氏富春堂，有时属名唐对溪，可能就是书坊的主持人，他有时也用寿德堂的牌号。唐振吾的书肆名广庆堂。世德堂的主人则是“绣谷唐氏”，还有一位书林唐锦池。文林阁的主人也姓唐，所刻曲本数量之多可以与富春堂相比。在当时的金陵，除了陈大来经营的继志斋，曲本的出版似乎都被唐氏一家包办了。
　　在诸唐中间，富春、世德两家是较早的老辈。富春堂诸种的版式与插图都是异常古朴的，是元末以来通俗读物的直接继承者。到了唐振吾就开始出现改革的迹象，插图风格逐渐趋于工丽。这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徽派版画的发展给出版业带来了新的刺激，同时也是一种威胁，不改进就不能生存下去。
　　不过唐家似乎并未直接聘用徽派的雕工，而是走着自己的路。这就是后来形成的金陵派版画风格。文林阁和少后的继志斋（刊书于万历三十六年前后）
　　的作品可以作为这种风格的代表。
　　《观音鱼篮记》是文林阁所刊诸曲之一，这个故事和今天仍流行于地方戏中的《追鱼》是有些关系的。“包公鞫妖”一图在构图、刻工上都算得是成熟的作品。与徽派版画不同的是，还不曾全部使用细线条。人物的中靴、发髻和树木枝叶，仍旧利用了木版的黑地。从构图上看，画家想象的天地，还较多受着舞台的限制。这是一个尺度，可以有效地判断插图产生时代的先后与成就的高下。正如将舞台剧改编为电影，改编者的高明与否取决于摆脱舞台框框，尽意驰骋自己的想象能力。这在晚期许多有名的插图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如陈老莲的画《西厢》有时简单到抛却背景，只写人物；有时又使人物做梦，在梦境里表现舞台上根本无法表现的情境。在画家头脑里，舞台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
　　版画的成就愈高，它在出版物中所占的地位也更重要，也愈受到出版家的重视。前面曾经介绍过《状元图考》编者对图像的评价，这种趋势，到了明代末期，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刊于万历丙辰（1616）的《青楼韵语》，编者张梦征在“凡例”中就郑重声明，“图像仿龙眠、松雪诸家。
　　岂云遽工。然刻本多谬称仿笔，以诬古人，不佞所不敢也。”书前又有郑应台所写的“韵语画品”，可见出版者对插图的重视。天启中刊《彩笔情辞》，明虎林叔周甫张栩选次，张氏在自序中也说，“图画俱系名笔仿古。细摩辞意，数日始成一幅。后觅良工，精密雕镂。神情绵邈，景物灿章。”崇祯丁丑（1637）杭州刻《吴骚合编》前凡例说，“清曲中图像，自吴骚始，非悦俗也。古云，诗中画，画中诗，开卷适情，自饶逸趣。是刻计出相若干幅，奇巧极工，较原本各自创画，以见心思之异。”短短20 年中间，杭州书坊先后刊印的这几种书无疑是可以作为晚明版画的代表作品写入美术史的。这是出版者极端重视、刻意经营的成果。我手头的一本《吴骚合编》，原书的扉页还保留着，棉纸蓝印，中间大字双行题“新镌出相乐府吴骚合编”，右上方有“白雪斋点定”五字。上端有龙凤纹大圆印，左下角是小字朱记一方，文云：
　　词余之传，其来尚矣。佳本之获，世顿罕焉。往刻吴骚诸集，海内风驰，坊刻效颦，终难继武。第流行日久，积渐模糊；选帙屡分，未称合璧。兹特审音选订，精心删补。写丽情而务除俗套，搜旧曲而博览新声。更加画意穷工，增一编之景色；点板合法，师九宫之渊源。敢云大雅之复兴，实彰骚坛之全盛云尔。白雪斋谨识这方小字宋体刻成的印记，事实上是一则广告，加上上端极为工巧的朱文圆印，都在证明着这是原版初印的本子。但又不曾声明“翻刻必究”，那是因为雕版之精，不是“效颦”者轻易所能“继武”，因此也就不怕冒滥。
　　保留着这样原扉页的印本，是很少见的，它本身也是出版史上的一种文献。
　　还有一种《绿窗小史》，共收丛著47 种，前有秦淮寓客序，后有印记二方，“蕙若”、“白雪斋”。前面有精图多幅，看来也是同一书肆刊行的。
　　又曾见《绿窗女史》十四卷，碧蕖馆藏书，前面也有大量精图，可能是较早的一本。《小史》之出，当已在崇祯中了。《小史》前面的插图，也正与《合编》是同一风格的版画。
　　《韵语》的插图，由武林张梦征摹像，黄桂芳、黄端甫等刻成。“玉斝漫飞淮浦月，锦筝还趁郢人歌”是马湘兰的诗句。原题是《春日诸社丈过小园赏牡丹，各赋绝句见投，用韵和答四首》。画面所写，几乎与今天苏州园林中所见的光景无异。溪流、小桥、湖石、花树都是写实的，三位雅人对花、焚香、吃酒，一面入神地欣赏着“佳人”指上传出的琴声。小桥上一个跑着送来一盘石榴的小僮正和同伴在答话。六个人物的神情动作各不相同，真是栩栩如生。刻工的技巧也完全体现出了画家的意匠。
　　另一幅写的据说是桂英的诗意，那题目就是《送王魁》，“灵沼文禽皆有匹，仙园美木尽交枝。无情微物犹如此，何事风流言别离。”《焚香记》、《情探》里的女主角竟自有作品流传，真是不可思议的事。当然我们不必浪费精力去考证那真伪。这幅画描写的是情人在分离之前依依惜别的情景。画家用浓墨重笔尽情渲染了蓊郁的林荫，枝叶交柯，仿佛有一种浓重阴凉的草木气息朴面而来。执手无语、双目交视的一对情人，与桥头整顿着琴囊书卷的小僮，溪中戏水的鸳鸯，互为映衬。小桥一过，就是咫尺天涯，离别的情味真是浓极了。
　　这两幅风格完全不同的版画，可以使人们消除一种误解。新安诸黄并非只能刻细若游丝那样木刻线条的名手，他们也善于再现另一类笔墨，制造别一种气氛。
　　《韵语》的插图是当时和后来都公认的名作。它甚至比原书的文字部分还有更强的生命力。我曾见到过一部题为《闲情女肆》的书，看纸墨，也是明末的印刷品，但其中的插图正是《韵语》的原物，只不过一起订在了卷首而已。这是《韵语》旧版落人别一书商之手以后，文字作废，但舍不得那精致的版画，才使它在另一部书中重现的。
　　《彩笔情辞》的插图是古歙黄君茜刻，也是精丽绝伦的作品。这里复制一幅“斜阳江上烟波疾，怎对却西风立。”这是梁伯龙作品中的摘句，原作前有小序，略云，“癸丑之岁，南游永嘉，道经兰溪，徘徊江岸。凌丽樵之孤耸，见塞羽之长征。川原迢递，旧会难同；云树周遭，故园不见。情来引泣，事往会悲，因动仲宣之怀，敢拟登楼之什。”画面力图表现的正是这种特定情景。
　　这也是一幅不同于虬村黄氏典型的典雅绵丽风格的作品。画家与刻工根据主题的要求，用几乎接近粗犷的劲健笔锋、线条，勾勒了江水、波涛、山石、虬松。气势之雄浑，韵致的苍凉，在满眼水软山温和好女如花、柔情似水的画面中间，不能不是一幅难得独特的精品，画面上仿佛真的隐隐传来了阵阵潮响、松声，吹来了使人站脚不住的天风。劲挺的松枝、汹涌的江水几乎占却画面的绝大部分，画家构图的胆识，也是无双的。
　　当多少领略了晚明版画的种种不同风格之后，最后还是不能不回到它所表现的最普遍的题材和最有代表性的典型作品。《吴骚合编》中项南洲所刻的“寻芳缓步闻鶗鴂，柳畔黄鹏声弄舌”就是会使人着迷的这样的作品。一位春日游园的少女，迷醉地微侧着头恣意享受着和煦的春风的吹拂。风儿在哪里？在杨柳的柔条上，在少女和女侍的衣带中，也在那扑腾着双翅的黄莺身上。最主要的怕还是在她那惺忪的眉眼之间吧。
　　洪国良刻的“良霄院落沉沉，立尽梧桐清影”。几乎是同样的人物，但环境变了，情调也变了。清秋、月夜、桐影，此外就是静，静。也许还有秋虫的鸣声，也许并没有。她不正在那里凝神谛听么？画家、刻工既然提供了充分想象的依据，读者自然就有权利运用自己的想象。美好的艺术品的功能不就正在这里么？
　　杂七杂八地说了许多，有些方面还是来不及考虑，漏掉了。譬如建阳这个雕版中心，也曾产生过丰富的版画作品，有着浓重的地方色彩，就没涉及；明刻书籍有许多扉页、牌记，出版者也常常用版画加以装饰，也来不及讨论。
　　譬如《重刊事物纪原》，是一部宋人编辑的通俗小型百科全书，颇受欢迎，一直传刻不绝，在明代就有天顺、正统、弘治诸本。其实多半是旧版在书坊中辗转流传，多次修版重印的。我所见的一本有“成化乙酉岁”（1465）的牌记，画面是一个童子，刀法古朴而生动，是明代早期版画极好的标本。又例如萧云从的《离骚图》，弘光元年（1645）刻本，是非常重要的版画作品，《中国版刻图录》说，“《离骚图》为汤复刻，与刻太平山水图画之汤尚、汤义，疑是一家。封面镌汤用先绣梓。”这汤氏也是一个雕版世家，是明末安徽地区的刻工。我所藏的《离骚图》、《天问图》，还是棉纸最初印本，原封面中间篆书“离骚”二字，有上方题“萧尺木先生手授图画”，左下方是“汤复上绣梓”。这应该是最早的款式。可惜此书被掠至今未归。
　　我国明刻附有版画的书籍，在日本还保存着大量实物。内阁文库、尊经阁文库、宫内省图书寮、东京帝大、早稻田大学、无穷会等处都有所收藏。
　　其中建阳书坊刻本尤为重要，往往是国内已佚的孤本。日本私人藏书家也非常重视明刻插图书，研究中国版画史，如薄井恭一先生所藏后来就曾选印为《明清插图本图录》一书。近年他们的研究情况，所知很少。我想在中日文化交流的这个方面，前景是广阔的。
　　郑振铎主编的“古本戏曲丛刊”收入了大量的明刻插图本，事实上这也是一部可供参考的明刻版画汇集。不过想作研究还是应该根据原书实物，“丛刊”只能作为一种参考。石印复制的美术作品不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何况还有修版的工序，许多真实面貌都被修得失真了。“丛刊”的选材也不是没有缺点，有些重要的本子，因为种种原因就不曾被采用。如《西园记》是有明末原刻的，但采用的却是清两衡堂本，无图；沈采的《千金记》用的是富春堂本，却舍弃了万历二卷本的《仇实父绘画千金记》。一些重要的作品，实在无妨多收几种异本。这二卷本是傅惜华的旧藏，有十张插图，是非常出色的金陵派前期作品。其中“鸿门”、“夜宴”、“追信”、“别姬”诸图，都是使人不易忘记的名作。希望这书历劫之余依然无恙，能早日复制，呈献于读者的面前。
　　从明代晚期版画的发展过程看，一方面是技巧上的趋于高度成熟，同时也带来了繁褥、纤弱、琐细的缺点，早期的雄健、刚劲风格消失了。内容上的变化则更为严重，这种趋向从大量新创作的剧本中也可以看得清楚，描写儿女私情作品的比例迅速增大，对一些重大的国家社会问题的关心减弱了。
　　赤裸裸的黄色图画也大量出现，如《金瓶梅》的插图，描写男色的小说《弁而钗》的插图……都公然在书坊中发售。当时的“长官”们也视而不见，不予干涉。这当然并不能证明他们是一些“开明”的“长官”。真实的原因是他们自己就是这种腐朽文化的欣赏者与支持者，同时在那种社会风气之下，他们没有扮演两面派的必要，只有胡涂虫才会要求这类作品为明朝的覆亡负责。这一切并不是使社会趋于腐朽、灭亡的根本原因，只是它的一种病象。
　　1980年11月6日

黄裳《榆下说书》

插图

admin — Sat, 17 Apr 2010 11:18:24 +0000

　　人人都从儿童时代经历过，也都有一些直到老年也不易忘却的记忆。好吃的东西，好玩的事物，可爱的人，有趣的游戏……都会留下这样的记忆。
　　这中间，最早接触到的美术作品留下来的印象，也是极重要的，往往还能准确地透露出一个人毕生生活情趣的趋向。从前小孩生下满了周岁，要举行一种“抓周”的仪式，用意也大抵在此。据说贾宝玉在抓周时一下手就抓住了胭脂不放，引起贾政老大的不高兴，认为这是没有出息的预兆。贾政不能理解“抓周”，不足深责。曹雪芹指出了这是一种“爱红的毛病”，很有些哲理性了，但这是后来才作出的“总结”。在只不过刚满岁的宝玉看来，胭脂只是红得可爱而已，至于这是女儿的专用品这一节，恐怕当时还是莫名其妙的。
　　近三年来，为儿童所编写的出版物，确是有了很大的成绩。非常惭愧，不但没有很好地留心，也不曾买过一本半本，我的印象只是从新华书店门市部里得来的。每次走过儿童读物的柜台，总会面对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书本画册而吃惊。觉得今天的儿童，比起自己的童年时代，实在是阔气多了。
　　这时我就想，当年自己曾经有过怎样的喜欢的事物呢？除了过年时新贴上的一两张花纸，几件粗拙的耍货，大约最有趣味的就是香烟画片了。父亲那时吸的是一种“大联珠”牌号的纸烟，每包中间藏着一张彩印的《封神榜》人物画片，在我看来，确是了不起的杰作。什么哪吒太子、申公豹、土行孙，都是首先从这画片上认得的。年纪稍大一些，又冒险取来父亲藏着的《红楼梦》、《聊斋志异》偷看前面的插图。这都是老同文的石印本，绘图印刷都相当精工。故事看不懂，但宝哥哥、林妹妹却立即从这些“绣像”上认识了。
　　至于对“熊夫人的幼稚园”发生兴趣，那是更后来进了小学后的事了。
　　这些从人生中最初得到的经验，使我明白，文学作品中间的插图，是很重要的一种美术形式。它并非只是专家学者眼里的“小人书”，或正经人心目中的“玩物丧志”、有害无益的东西。这种今天看来不免古怪的看法，在过去却正是正统的社会舆论。
　　直到今天，我觉得国家出版社的文学出版物，对插图还是不够重视，不能令人满意的。绝大部分是根本就没有插图；即使偶有一些，用心设计绘制的也不多。
　　鲁迅先生是非常重视书籍插图的，他的有关议论，搜集起来，恐怕数量不少，并具有颇完整的系统性。他一生中在这方面付出的精力也是惊人的。
　　鲁迅先生重视外来的经验，也不忘记、可能还更看重民族的、传统的经验。
　　他指出过在我们的出版史上，在插图的制作上，曾经有过辉煌的时期，他不懈地进行着保存、介绍、继承、创造的工作。今天，我们实在应该郑重接过先生未竟的遗愿努力工作下去。
　　在过去中国，书籍的插图基本上是木刻版画。最早、也是迄今最重要的研究著作是郑振铎的《中国版画史图录》，事实上也就是中国古代书籍的插图史，而且是以小说戏曲的插图为主干的。除了年画和以图为主的一些画谱、笺谱以外，中国古版画也确实以小说戏曲的绣像、插图内容最为丰富。它的黄金时代是在明代后期万历以后的短短70 年中间。
　　由于种种偏见，过去的藏书家没有人肯收藏这种带有插图的书，似乎只在缪荃荪的书目上见到过一两种，这是很大胆也很了不起的破格作法。这种局面得以开始扭转好像也是蒙受了五四运动的余荫。从那时起，旧小说开始公然走入文学的殿堂，紧跟着以戏曲为首的俗文学也得到了重视。学者在努力搜求旧本小说戏曲的同时，又发现并爱上了它的插图。在短短的时间内，这一类书变成了“奇货”，价钱也飞涨起来。经济规律在起着作用，奇书、异本不断地涌现了，使长久沉湮的珍贵文献得以重见天日，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更重要的还有，在那个时代里，要求发布保护文物的全面政策是不可思议的；即使有，也不过一纸空文，不会发生怎样实际的作用。但书市上价值的涨落却是非常有效的一种宣传，使人们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避免随意毁弃这些带有图画的破旧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那一阵子的小说戏曲热和版画热，郑西谛就不可能编成他的《版画史图录》和《古本戏曲丛刊》。
　　谈到古版画的搜集，我们不应该忘记吴瞿安、王孝慈、马隅卿、郑西谛、傅惜华等先生。在抢救、保存这一笔珍贵遗产的工作中，他们都投入了毕生的精力。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只靠一两家图书馆，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成绩，也许今天研究中国版画史的学者，就非得远渡重洋去寻找资料不可了。他们都是私人藏书家，有两位还一直生活、工作到五六十年代。最近曾与几位同志谈起，虽然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个人收藏的风气还是应该鼓励的。
　　只有在人民中间普遍存在着收藏文物的爱好与习惯的基础上，国家的收藏事业才有更广阔、美好的远景。我们必须少做以至杜绝一些杀鸡取卵式的蠢事。
　　最近报纸上报导的某些“文物仓库”里收藏的大量古书画霉坏报废的新闻是触目惊心的，同时也并不是个别的。事实上人民可从来没有放弃过这种良好的习惯。他们热心地收藏着新出版的书籍，现代画家的作品和一切美好的事物，并不因为曾经有过康生那样的恶棍的叫骂与恐吓而减少自己的兴趣。康生曾经指责收藏家们垄断资料，不肯化私为公，甚至投机倒把。但最后将人们收集的文物一骨脑儿抢回家去的也正是这个康生。这中间就包括了傅惜华所藏的大量古版画。
　　明代后期大量出现的版画作品，以小说戏曲插图为最多，但绝不只是仅在这些地方才有版画的踪迹。它的范围其实是非常广阔的。粗略地想想，诸如宗教宣传品、出版家的广告、科技图书（包括医书和动植物、武备、建筑、营造等等）、连环图画、人物肖像、名胜导游、通俗读物、美术专著（如画谱、笺谱、墨谱等等）、赌具（如叶子）、酒牌、进行封建道德教育的读物、黄色画册……必然还有漏略，但仅此种种，也可见当时的版画的应用之广，它的影响所及也绝非仅限于知识阶层，它的力量比起圣经贤传来也不知道要大到多少倍。
　　曾经有过的几种版画史，都是以时代先后为经的；我想不妨也可以用“横”的方法来试试看。按照版画应用的不同方面，选取一二实物，加以考查。
　　我国地方志的编纂，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文献价值不久以前才得到较充分的认识。作为地方志的支流，又出现过一些山志、名胜志。一座名山、一个名人、一所祠庙，以至书院、乡镇等等都可以有志。在这种书的前面，也往往附有人像、风景画、导游图之类。这类版画不只因雕刻时代的先后而显示出风格的衍变，更因为它们多系刊成于特定地区，故而又能表现地方特征。说起明代版画，人们大抵都知道有徽派、金陵派、建阳派、杭州派等等，但就全国范围论，这只不过是一些重点。要想有更全面的了解，就不能不求之于刻于不同地区的插图书。
　　有一部《文潞公轩诗》，三卷，翼城王泰编辑，是成化二十二年（1486）山西刻本。这书是纪念宋代的文彦博的，他在宋仁宗天圣六年曾在翼城作过县官，在河边造过一座亭子。这书就是收集了许多诗文题咏编成的。前面有一张图，古拙朴茂，可以作为明代前期北方山西地区版画的标本。
　　这是一张鸟瞰图，仿佛是一幅坐在飞机里拍摄下来的照片。作者撇开了实物的远近距离、大小比例，只是按照要求突出表现了应该突出的东西。城外的山水树木，是用传统的山水画法表现的。城内的“轩”就不同，那是更写实、更细致的。有趣的是穿了公服的文彦博，神态宛然，案上放着纸卷。
　　他大概并不在办公，而是欣赏山川云树，在作诗。下面的空白处补了一丛竹枝。刻法、刀工都是粗犷的，但并不草率，那几笔竹枝就刻得很好，表现了画家的笔情墨趣。
　　同样也是地方名胜专集的就还有《钓台集》。
　　这是为了纪念严子陵富春江畔的祠庙而编刻的书。我见过两种明刻，但其实是一副板子。书二卷，看前面的旧序，最早有弘治元年（1488）的纪年，但看版刻，也不过嘉靖、万历之间的东西。署名校刻的是桐庐知县杨束、曾振宣，不过这是算不得数的。在过去的时代里，作地方官的人都有附庸风雅的习惯。为当地修复几处名胜，刻点书，把自己的名字也塞进去，以为这样一来，就也可以“不朽”了。那用心与趣味和今天在许多名胜遗迹上放手涂写“某某到此一游”的正是一脉相传。这样的书刻成以后，版片就留在衙门里。后任官上任，就加上一篇序，挤上一个名字，刷印送人，算是也有一点微劳。久而久之，署名的地方挤不下了，就索性换刻第一页，只写上自己的大名，将前任官名一概取消，书也成了自己的创作。明刻书中，往往有同为一副版片，却只有第一页（或末页）不同的，原因大抵如此。这样的书著录的时候是必须留意的，很容易上当受骗，发生错误。
　　在这本《钓台集》前面，有一张《严先生遗像》和一张《钓台图》。图版的风格也是非常古朴的，但从版心、画上的题字看，依旧不过是万历中刻。
　　但肯定有更古的一个底本无疑。如果拿这两张版画作为明代中叶浙江严州开版的标本，大概是不会错的。
　　过去没有去过钓台，只从图上看，觉得“奇山异水”确是“天下独绝”（梁吴均语）。世上真有这样古怪的风景么？近来去富春江上走了一转，这才明白，这图是一张颇为“忠实”的“导游图”，也是采取了突出重点的手法，将“次要”的、哪怕是真实的峰峦树木，都一概略去了。最有趣的是两座山峰中间蜿蜒上升的曲线，不必说，它指示的是登山的路径，不过必须“攀藤附葛”才能登涉的山路。从图上看，竟与马戏团里所走的钢丝无异，不到现场，恐怕是无法领会此中奥妙的。
　　“严先生祠”的牌坊，客星亭，还有那座祠堂，今天都没有了。富春江水被刻成波涛滚滚的样子。全部构图风格，与明代地图或方志插图的刻法没有什么两样。可见画家、刻工都不像是后来突起的虬村黄氏那样专业的木刻工人，他们还不曾掌握那种圆熟的技巧，也没有将插图作为美术作品进行考虑。
　　几十年后，到了清初的顺治六年（1649），又出现了一部严州知府钱广居编的《选刻钓台集》。这次没有沿用旧版片，是全新的刻本，前面也有两幅图。严先生像看得出是照旧本抚刻的，但《钓台图》则是崭新的作品。钓台之外，还写出了上游的部分江景。比起旧图，是更为真实也更近于山水画的版画了。显而易见，这是经过了晚明版画的鼎盛时期以后的作品，明代前期那种粗犷、简略的风格已经不再有一点余迹了。
　　这里又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上距明亡虽不过六年，但这里的两图却纯属清代版画的风格，与晚明的作品显然不同。清初的版画并非不精工，制作方法继承的也是旧有的传统，但风格、面貌确是不同了。有经验的人很容易看出两者的区别。清初有些带圆图的曲本（即所谓“月光图”）、清初雕工名
　　手鲍承勋所刻的一些版画（如《杂剧三编》及《秦楼月》等）都是优秀的作
　　品，但确已非复晚明的风貌了。这种雕版风格上的变化，有时不必改朝换代也会出现。如明代嘉靖与万历之间，只不过有一个短暂的过渡期——隆庆，风格就截然不同；清初康熙与雍、乾刻本的差异也几乎一样。这种现象，还没有人进行细密的研究，给以科学的解释。
　　1980年10月5日

黄裳《榆下说书》

残本·复本

admin — Fri, 16 Apr 2010 11:18:39 +0000

　　大部书，因为种种原因，不完整了，只剩下几本或孤零零的一册，这就成了残本。在线装书中这情况尤其容易出现。除了单本书之外，即使是小部头的也大抵有两本、四本或六本，因而极易拖散。过去的藏书家和书坊店，都很看不起残本，认为这是不值得收藏的，价钱因此也定得便宜。我开始买书，所得就往往是残本，后来也一直采取着这种人弃我取的策略。
　　试去翻翻过去的藏书目录，时代愈早，所记的残本就愈少。似乎到了明代的内阁书目，才大量出现了残本。不过那是帐簿一类的东西，是向皇帝报帐的，性质不同。到了毛子晋的秘本书目，才偶有残本出现，不过大抵是绝无仅有的宝书。黄丕烈的“百宋一廛”中所著录的宋版书，就有许多是不全的；到了30 年代的《宝礼堂宋本书目》，则绝大部分都是残本。并不是藏书家们忽然思想解放，而是宋版书日渐稀少下去的原故。除了宋元以外，明刻的残本他们还是不屑一顾的。到了解放后编印的一些书目，如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的，才不计钞刻、不论时代地著录了大量的残本，这当然是一种进步，是读书界实事求是作风有了长足进展的标识。
　　经过十年浩劫，旧书剩下来的不是很多了。除了彻底消灭不留痕迹者以外，残存下来的残本是大量的。它们大抵被堆集在仓库这样的地方，保管的条件有些也很不理想，听说发霉变质的情况也不是个别的。这是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的。应该组织足够的人力，抓紧抢救。首先防止仅存的书籍进一步毁灭；然后再来进行整理编目。必须彻底打破旧时代藏书家心中的“完缺之见”，重视残本、保护残本。把一切有历史文献价值的书籍保存下来。不这样做，不积极抢救，那在客观上似乎就是在继承着林彪、“四人帮”未竟的“事业”，这可有多么荒谬！
　　前些时到富春江上去了一次。经过桐庐时承有关同志的好意参观了县文化馆。他们还珍重保存着一些线装书，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是贫乏的。
　　我翻检了一过，明刻本和旧写本也不过只有几种，其中有的就是残本，是明代晚期浙江作者的诗集，颇罕见的名目。像这样的残本，极可能同时也就是孤本，当然是应该保存下来的。他们仅有的一部地方志是乾隆刻本的《桐庐县志》。这部书可帮了他们的大忙。他们正在修复桐君山和钓台，都从这书得到了极有用的参考资料。最近新发掘出来的游览胜地“瑶林仙境”，是明初诗人徐方舟（舫）曾经游览过的地方，但徐舫的诗集和事迹却知道得很少。
　　他们想恢复钓台被毁的碑碣。县里本来保存得颇完整的钓台碑石的拓片，在前些年被当作“四旧”一股脑儿烧掉了。我有一本《选刻钓台集》，原四卷，现在只剩下了前二卷，也是残本。不过残佚的只是历代名人的题诗，“碑记”、“论”、“辨”……等却完全保存了下来。前面有“上章摄提格”（庚寅，即顺治七年，公元一六五○年）钱谦益的大字序。请钱牧斋来作这书的序文，实在不大合适，他只得说，“尘容俗状，靦然挂名于斯集，贻逸民遗民之羞，亦所不暇计也。”倒还是比较坦率的。
　　50 年代们期，在北京琉璃厂、隆福寺的许多书坊里，都还藏75 有大量的残本。像来薰阁、修绠堂这些书铺，大抵都在后进的许多间屋子里满满地藏着残本。1950 年1 月，我在来薰阁买到的《平海图》就是很有趣的一本书。
　　这是一本被老鼠咬掉了下半的残册。前面有两通大字序，撰人姓名都啮掉了。下面就是“图”，版心上面题“平海图”三字。开始是六页“北至莺游门，南至普陀山沿海地形图”。整幅都是大海波涛，中间点缀着山峦、岛屿、城池，都标着名目。再下面就是27 开好像连环画似的版画。在每幅的左上方都写着“标目”。例如“贼髻王四等淮河谋抢漕船”（一）：“三月二十九日贼犯新开河王百度死难”（五）：“苏松道程请抚院方略”（八）；“抚院黄移镇江阴出师”（九）：“四月二十二日高家嘴官兵大捷”（十二）；“擒获张海山报功”（十四）：“五月念六日北洋新港烧盗船六十二只”（十七）：“苏松道程移驻金山抚贼”（廿三）：“洞庭山计擒髻王四”（廿六）
　　等等，可以看出这是按了时间顺序采用大事记形式记下了这次镇压活动的全过程，前后大约三个月。这是非常精细的版画，可以与晚明最好的版画相比而毫无逊色。更可贵的是，它不同于一般戏曲小说的插图，是写实的作品。
　　其中描绘海战、会议、行刑等大场面的画幅，往往人物多至数十百人，也都工整细致，绝不潦草。从中可以得知明末的战船形制、人物衣冠、礼节仪制、战斗实况、旗帜器械、枭斩场面等等，这对了解真实历史事件面貌都是可靠的资料。这里所详细描画的一切与今天我们在戏曲舞台上所见大致是一致的，从而可以证明今天我们所说的古装戏，在明代，则正是时装戏。而明人在搬演更古的历史题材时，也大胆地运用了时式衣饰，并不事事遵古。
　　得到这残本以后五年，又偶然从苏州旧书肆里得到这图的残页12 幅，虽然也有破损，到底是较完整的全幅，就重装在一起。此外，不曾见到过第二本。
　　偶然读王重民记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见我国善本书的文章，知道有“《壬午平海记》二卷，活字本”一书。猜想可能就是同一部书，这一册序和图，因为残损，却幸运地留在国内了。
　　关于这历史事件的记载，却只在谈迁的《国榷》中有简略的几行。那是在崇祯十五年的三月，“盗犯太仓新开河，杀把总王百度”，同年六月庚戌又记：“崇明盗平，兵道程恂（当作峋）散其党二千余人，籍其兵四百四十人。”
　　关于此书，谢国桢据《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著录于《晚明史籍考》中。书录则又据《永丰县志》转录程峋事迹。“峋初名士凤，字垣公。童试时知县瞿式耜大奇之。登崇祯甲戌进士，为部郎，升镇江守，有治声。报最。擢苏松兵备道，迁江南督粮道。闻闯贼陷京师，吐血盈斗，死而复苏。值留都裁督粮道缺，奉亲入粤，升惠潮巡抚。寻遇刺。”“峋官苏松兵备道时曾剿平海■，此即当时往来书札及檄揭也。”
　　彭士望在《耻恭堂诗》自序中记他在崇祯庚辰在镇江曾受到程峋的接待，作诗说，“此邦妙山水，主人逢李邕。”彭士望后来还记下了程峋的死事，列入“王事兵乱死”的项目中。
　　封建时代的作者，根据当时的政治立场和道德准则，把程峋写成了一个“高大”的形象，这是不足怪的。不过，我又在明遗民徐树丕的笔记《识小录》中看到有关程峋的另一则“逸事”：兵备程峋者，永丰人。其在京师，与窠妇杜氏有情。此妇后嫁吾苏缙绅彭某。彭痴蠢人也。娶时为一武弁主婚，武弁认为妹故也。甲申春，武弁来吴，至彭家，与妹坐谈间，兵道适至。虽避屏后而以目送情，种种慕恋。程遂寄柬送之。中称“水丰人顿首”及“可怜相思救命”请话，贿彭仆妇诸人以达。杜作回书，仍用官封。而衙门人不晓其故，遂直致。
　　进时程方与粮道庄者对坐。庄见官封，意紧急事，促程启封。程亦叵测。
　　才启而红汗巾角露矣。上有诗八句并情语。程不能隐，面发赤。遂对庄答来人六十。乡绅者闻之，遂一一根究。知此事起于程，乃大张告示于关庙前，欲同程诅于神，一时哄传，笑破吴人之口。程虽强辩，究竟以此去官。
　　这记事实在太生动了。看来不可能是假造的。这件公案就发生在明亡的甲申年，也正是程峋得意地镇压了农民起义并编印了纪功的小册子之后。什么吐血盈斗、死去活来，八成是十足的鬼话。他是被苏州的士绅贴大字报赶走的，并非为了粮道缺的被裁。这故事好像颇为捻熟，似乎曾经写入过什么戏文里。那情节也实在很妙，比“玉堂春”的“会审”还要来得奇突。程峋寄给情人的信虽然只剩下了片言只语，也不愧为300 年前“古情书”的好例。
　　从这里我们更可以明了过去正经书里的官话都是很靠不住的，而野史则往往比较真实。程峋后来怎样死去，不详。但只要纳入“王事”一类，就可以算作好人了。当然这也是靠不大住的。过去晚明史册中常常有一大堆“殉难”、“殉节”的名单，情况非常复杂，真实性更是值得怀疑，需要清醒地对待。
　　即使如此，这一本《平海图》也还是有价值的。被程峋镇压了的“海盗”，是一支很了不起的农民起义武装。他们抢了漕船和福山营的哨船、刘河的营船，杀掉了哨官、把总，惊动了抚院、总镇、参将等文武大员，被官军在北洋新港一次烧掉的“盗船”就有62 只，可见这不是一支微弱的力量。这就不能不使人们想起清初纵横海上的张煌言、郑成功的水师，看来他们之间是有着一定的关涉的。
　　我举这个例子说明残本值得重视。下面想顺带谈到复本。这也是不应忽视的。
　　周密的《绝妙好词》，是宋人著名的诗余选本，现在已经算不得什么“秘籍”了。但在清初，却是湮没了好几百年、许多人想看也看不到的东西。第一个把它介绍给读书界的是和朱彝尊一起编选《词综》的嘉善人柯崇朴。他所根据的底本是常熟著名藏书家钱曾家的抄本。崇朴序中说，“余从子煜为钱氏族婿，因得假归”。这是此书清代的第一刻，时在康熙乙丑。
　　得到这原刻之后，我又买到另一个吴枚庵的批本，底本也就是柯本，不过印本较后了，面貌也有所改动。那变动是，一、抽掉了柯崇朴的大字序；二、武唐柯煜序的最末一行“康熙乙丑端阳日”也被删掉了；三、原刻卷首大题下“小幔亭重订”五字被挖改为”清吟堂重订”；四、卷首大题第二行原作“弁阳老人辑”五字，在“老人”下添刻“周密”二字；五、书前新增“康熙戊寅夏五”高士奇序一通。经过这样的改变，过了13 年，“小慢亭本”
　　变成了“清吟堂本”，版片还是旧版片，主人却换了。
　　也许这些细节只是研究版本的人才会发生兴趣的吧。然而不然。这一具体事例提供了一个作伪的标本。买到前人雕椠的版片，改头换面，就算是自己的业绩了。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剽窃行为，不过在“清吟堂主人”高士奇说来，却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事。他是连皇帝都敢骗的。传说他收藏的法书名画，记入《江村消夏录》的，多数有真伪二本，许多假货后来都入了“内府”。在高士奇看来，掠夺一下柯氏的劳绩，又算得了什么呢？旧书版片易手的事是常见的，比较老实的人，会说明版片源流的大略，也不没原刻书人的名字；比较调皮的就笼统他说一下什么旧版漫漶，重新墨版之类的话，仔细一看，其实还不过是旧版；最无耻而霸道的就是像高士奇的这一手。这些小小的常识，研究版本学的人是应该知道的。在鉴定版刻时代……的过程中，有许多错误就都因此而产生。
　　《绝妙好词》雍正中还有过项氏所刻一本，写刻精绝。我前后买到二本，第二本是最初印本，原来的扉页尚在，题“群玉书堂”刻。过去以为是“玉渊堂刻” 的，现在知道不对了。这都是多收复本才能得到的知识。
　　聂晋人、曾道扶所纂的《百名家词钞》是清初词人总集中著名的著作。
　　刻于康熙中，金阊绿荫堂梓。此书我先后买过三部残本，最后才得到叶誉虎旧藏的一部全本，共100 家。但这书是“随到随刻，未及次序”的，所以不能说最后的“全本”就是真正的全本。就我所得残本保留的总目细校，当日所刻，至少也在120 家以上。别出“全本”之外的就还有米汉雯、严曾渠、陆葇、周金然、彭桂、丁瀠、吴岩、徐吴升、侯文耀、沈季友、钱芳标等家。
　　而吴秉元的作品，“全本”题“摄闲词”，而残本则作“慎庵词”，内容也完全不同。这部《词钞》的价值，不只在于收集了许多没有单刻传世的词人作品，即使已有专集的，内容也大有不同，足资比勘。它所提供的知识，也不只是文学史上的，更多的是政治史、社会史上的。编者收集的原稿有许多都是钞稿本，到后来刻入全集时，往往有删削改动。如有名的词人顾梁汾，他有许多作品都经过仔细的修改，有只存原作一两句的。这种删削、修改，有出于艺术上的考虑，也有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至今还没有研究者注意到这种情况。又如曹寅的《荔轩词》，就有许多不见于《栋亭词钞》和《别集》的。余怀的《秋雪词》，也与《玉琴斋词》不同。萧山来集之是明末清初一位值得注意的作者。他从事过抗清斗争，写过剧本，留下了诗文集。约二十年前我在杭州曾看到过他的一大叠稿本，写在黑格的稿纸上，已经忘记了那名目。他比较著名但传世很少的著作是《倘湖樵书》十二卷。这是一部读书笔记，选集若干内容相近的资料，写入一个专题，有时也发一点议论。后出的《蓉搓蠡说》以及俞理初的《癸已类稿·存稿》等，可能都从他那里受到过影响。30 年前我买到一部原刻，但已较后印了。过了些时，又买到一本“卷一”的残本，却是刻成以后最早的印本。和旧有的一本对读，不禁大吃一惊。
　　版片无疑是同一版片，但内容和序次大大两样，原刻每卷前的目录第二行的题属是“倘湖樵人来集之元成父著，男燕雯拂云校阅”，后印本则大抵铲去了“男燕委……”的半行，有几卷连来集之的名字也铲去了。原本文中有圈，后印本也没有。有许多篇目见于原本的，后印本削去了。如一条题目“忠义强直之人不死”，后印本就只剩下“忠义强直”四字。卷二“甲申十同年图”
　　一条，变得有目无文，其他改削之处还很多。来集之是明遗民，书中常记明太祖和明代诸帝事，语意恭谨，遇“上”字必空格。虽然也有的地方奉承着清朝皇帝，但遗民的立场还是很鲜明的。这部书刻成以后一定经受过不少磨难。如果不是偶然得到初印残本，就不会知道中间还有这许多花样。
　　1980年5月30日

黄裳《榆下说书》

谈“题跋”

admin — Thu, 15 Apr 2010 23:07:49 +0000

　　一向喜欢读藏书题跋，买旧书时遇到书后有前人跋文的尤为高兴，辑录跋文的专集也搜罗得不少，好像对这个题目很有些话可说。可是稍稍过细一想，就感到要谈出些较有系统的意见还是很不容易的，例如题跋与后记之类应该怎样区分就不大说得清楚；又如“四库全书”的“提要”，事实上也是一些题跋的汇编，不过它是 “钦定”的，过去的读书人一向对之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即使发现了其中有错误，也不敢指出；斗胆想提些意见，一开始也还是得先写上“伏读……”再进行声述，这可不是“百家争鸣”应有的气氛。因此，准也不敢把《提要》当作题跋来考虑。此外，题跋本身也是五花八门，内容多样，有涉及考证、校勘的，有广告性的，有杂记琐事有如日记的……总之，大别之不外两类，即学术性的与文学性的两大类。我所喜欢的则是后者。
　　题跋小文，是从宋人才开始注意并大量写作的。影响最大的应数苏轼和黄庭坚。他们所写也还不是书籍的跋文，过去一向被视为散文小品，这是与他们集中的大篇正宗文字对比而言的。此外，欧阳修、叶石林等也都写题跋，陆放翁更是此中名手。他们的流风余韵可以说一直延续到晚近也还不曾消歇。南北宋之交的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所写的《金石录后序》更是突出的作品。
　　这并非小品，而是她为丈夫赵明诚的三十卷学术著作所写的跋文。《后序》详细记录了他们夫妇从青年时代起辛勤收集古文物书籍的经过，以及靖康之变转徙流离中藏物损失的过程。李清照是文学家，《后序》的文学性也特别强烈，是写尽了家国身世之感的名作。《后序》留下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影响主要不是表现在学术性，而是在文学性方面。
　　长夏理书，随手翻得一些实物例证，现在就依次引录，少加说明，也许可以对题跋这一品种，略窥涯略。
　　《陕西四镇军马数》一卷，后附《会兵御虏》，明嘉靖刻本。收藏有季振宜三印，又“姑苏吴岫家藏”印。这是一册官书，也就是当时官刻的一种内部文件，应该算是机密的。因此流传不多，好像只在“近古堂”、“绛云楼”、“传是楼”的书目中有记录，那名目也多少有些不同。这是难怪的。
　　推想此书一定不只刻过一次，每换一任主管官员大约都要重刻几次。那些见于旧目的本子也都找不到了，无从对校。这本书是明代苏州著名藏书家吴方山（岫）的藏书。在吴岫看来，这并非古书，而是崭新的出版物。但他却在
　　卷中留下了五行手跋：
　　陕西设总制，自石淙杨公始。嘉靖七年春召归。晋溪公王琼继之，撰为此书。公由谪所起用，一平吐蕃，再平套虏。实以兵马素练，钱粮敷足，根本已固故也。下有会御事宜，乃其经略，故并刊焉。继其政者，当珍藏检阅勿忽。姑苏末学吴岫题。
　　此书原不著撰人，从吴岫跋中可以知道作者是王琼。所谓陕西四镇是“陕西镇”、“延绥镇”、“宁夏镇”和“甘肃镇”。书中详记各镇所属卫、所、堡设官及兵马数量，陕西一省民屯夏粮秋粮数目，以及《会兵御虏图》等，后面所附帖、札付等文件则是嘉靖七年冬至八年夏所发出。吴岫的跋算不上什么考据，这在他看来原不过是一本新书。但从他的看重此书，可以知道明朝中叶的藏书家还是重视当代文献的，并不像清初的常熟派藏书家，一味地追求古。其实也难怪，清初的政治气候已经不允许读书人留心当代政治、经济、军事等等事物，他们的一头钻进古书堆里，是应予原谅的。
　　《老子全抄》一册，竹纸绿格写本。版心上有“聊尔编”三字。书衣有墨笔跋：
　　此先夷度府君手自点阅之书也。计其时尚为诸生。先人手泽，子孙当世珍焉。不肖男骏佳谨识。时辛亥孟春，已七十八岁矣。
　　夷度是祁承■，明代浙江著名藏书家澹生堂的主人。祁骏佳是他的长子，彪佳的哥哥。辛亥是康熙十年。乙酉清兵下江南，祁彪佳自沉死。祁家诸子图谋兴复故国，组织抗敌力量，被人告发，破家。澹生堂的藏书就在此时散佚了。那详情在黄梨洲和全谢山等人的著作中都有记载。祁氏诸子佞佛，骏佳尤甚，常常把家藏书籍随意送给和尚。不过一些先世手泽还珍重保藏在家里。这一本《老子全抄》和另一本《易测》，就因为是承■少年时的读本，保存下来了。这两书写手都极精，不像是抄书人的手笔，应是万历以前写本。
　　卷中有朱笔、蓝笔圈点，是出于祁承■之手的。八千卷楼曾有澹生堂抄本《蝶庵道人清梦录》一卷，卷首有“旷翁（承■）题，男骏佳书”的跋语，就都是这一类的“澹生堂抄本”书。
　　这两行跋语，中间隐藏着一段残酷的斗争故事，但跋文本身却一些都不曾透露，这是当时政治情势下必然的产物。祁骏佳不像李清照，虽然逃来逃去，到底还在南宋的版图之内，所以还能畅所欲言地发挥家国之痛；这在祁氏诸子就不可能，他们只能“寄沉痛于悠闲”，说两句“淡话”。
　　清代著名藏书家留下的题跋是很多的。如何义门、吴尺凫、鲍以文、黄荛圃、顾千里、吴兔床、陈仲鱼、钱竹汀……这里只是随手拈来，自然还有很多漏略。不过由于上面所说的原因，他们都已将兴趣集中在版本、校勘上面，学术性的成份在他们的跋文中空前增大了。他们的劳绩是值得重视的。
　　至今，在涉及版本目录之学时还不能不时时求教于他们的著作。这中间自然也有一二位是别有特色的。如鲍以文，他平生收藏、刊刻了大量的古书，但他并非完全是书呆子，他爱刻宋元人集，如汪水云的诗，这中间并不是毫无用意的。他也是个有风趣的人物，我有他所校的元人集，不只是卷中朱墨杂下，在每卷之后，还记下了何时、何地校毕此卷，还随手记下了气候、风物、人事……是很有文学意味的随笔，较早的严虞惇也喜欢这样做，他在川江舟中读苏诗，每卷后的跋文，几乎就是一篇小小的游记，集在一起，就是一卷很好的出蜀日录。
　　黄荛圃也喜欢在题跋里记琐事，买书经过，书肆、书估、书价、藏家……包括日常生活，都随手记在跋文里。虽然有些学者很不以这样的作风为然，加以讥笑，但我却喜欢读这样的题跋。他的题跋已经被搜辑汇刻为厚厚一叠，他曾经跋过的书的身价也被抬高到不可思议的荒谬高度。不管是怎样的破书，只要有他一两行题跋，就会身价百倍（其实百倍也不止），这则是很没有道理的。
　　我记起了二十几年前偶然得到一部《王注苏诗》，是万历刻本，是很普通的书，印本也很不好。不过这是翁同垞的批校本，从常熟翁家散出的，书中有许多跋语特别有趣，曾随手抄下，也至今不忘。这书先有虞山钱简臣的批语，翁常熟又借得严思庵的评本，用紫笔过录下来。翁的题跋是这样的：光绪庚子四月朔，邑子翁同龢获观。
　　评点极矜慎，而于鄙意有未尽合者。余粗疏任气，老将至而未知所裁也。雍正辛亥距今百六十六年，展卷兴感。龢记。光绪庚子五月。
　　光绪庚子首夏，得此书于邑中书估。有雍正九年钱公筒臣批点，丹黄烂然，颇极矜慎。是年六月汪柳门侍郎由吴门寄示严思庵先生手批本，前后数过，最后为康熙五十年辛卯，则又在此评本之前廿年矣。钱公于严先生为乡里后进，而手眼各别，因以紫色笔移写严评并圈点于册内，以证吾虞诗派之同异。
　　思庵先生古之狷者也。其罢官居京师时，至于绝粮，得人馈青钱二千始济，非其人必不受也。余削籍归田，生计日迫，然犹有书画数箧、墓庐一区，仰愧先生多矣。龢记。
　　批本中题记，往往涂抹过半，意当日文字之禁严耶？卷末有味闲居士鎏者，先生长子也。
　　庚子六月，北方有警，讹言纷然。回望神京，魂神飞越。此岂吾读书时耶？然舍读书又何为也。嗟乎，嗟乎！以庸流参大计，以华士谈诗书，以沾沾格律绳古仙之奇作，同一憾事！是月望，松禅。
　　自十六以后，无雨。几于流金烁石矣。余假菉卿侄舍以居，书室如斗，蚊雷轰然，临圈点毕，因记。六月廿九日。
　　在这十册书中，翁同龢用紫笔过录了严思庵的全部圈批，还在每一卷尾过录了有时长达数百千字的跋语，一色小行楷，这是翁氏晚年书法极好的代表作品。在这一切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几段题跋中透露出来他的内心活动。
　　翁同龢是光绪帝的师傅，人所共知的“帝党”。康有为就是经他的保荐得到重用的。一般都把他看做戊戌政变的重要人物。其实他在四月二十七日就被罢斥了，而变法的诏书是五月初一日才颁布的。翁罢相后并未出京，在西太后重新垂帘“训政”，杀了六君子以后，才来追究他保荐康有为的罪案，终于被驱逐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懿旨”中并有“毋许滋生事端”
　　字样。据马叙伦记，“常热循故事，月具文投地方官云，‘具禀奉旨驱逐回籍严加管束原任协办大学士翁同龢禀知：本月同龢在籍并未滋生事端’云云，皆亲笔”（《石屋余渖》）。这大约就是“四人帮”横行时“思想汇报”之类花样的先河，不过比起清朝故事来，后者可是要严厉、紧张得多了。翁同龢幸而早生70 年，不但可以虚应故事地交差，还敢在旧书上白纸黑字大发牢骚，看样子他是并不担心抄家或追查“黑材料”的。翁同龢在乡下读苏东坡诗集时，正好是义和团起事的庚子年（1900）。他虽久已退归林下，可是还念念不忘“神京”，并痛骂“参大计”的“庸流”（我不相信这是他的自我批判），他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他自己是否就不是“庸流”，在当时却是有争论的。他的同乡曾孟朴就在《孽海花》里为他绘制了大体上颇为传神的画像。他和李鸿章是政敌，甲午之役，他是主战派的首领，与主和的李鸿章是对立的。不过他也并非什么值得佩服的政治家，并没有什么远见。充其量不过是平庸的“状元宰相”而已，不只是书生论政的典型，也是将派别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的人物。这在同时人的评论中是可以找到不少记录的。不过即使如此，他的那些题跋，依旧不失为有意义的文献。他的关心国事，自然也是不错的。
　　与翁同龢同时或少后，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题跋作者。如沈曾植，收入《海日楼题跋》中的藏书题跋，大半论及版本源流，应该归入学术性一类，不过他的文字写得好，有一些是可读的散文。他是“遗老”，文章中带有浓烈的遗老气与寒酸气，有时十分可笑。如后来成为“四部丛刊”底本的《中兴闲气集》和《河岳英灵集》，就是他的旧藏，但在影印时，他的题跋却被删去了。收入《海日楼札丛》的也不完整，查原书，在“甲寅三月……”之前是被灭去了“宣统”二字的。甲寅是 1914 年，已在辛亥革命后三年了。沈曾植和其他一大群遗老，躲在上海的租界里，还在奉着“逊清”的正朔。又过了七年，许多遗老在“宣统辛酉正月万寿节”（按即溥仪的生日），又在沈的家里聚会，还在这两部书上写下了“观款”。遗老的名单是“冯煦、王秉思、邹嘉来、余肇康、吴庆焘、朱祖谋、郑孝胥、王乃征、章梫、杨钟羲、胡嗣瑗、陈曾寿、陈曾任、沈曾植”，共14 人之多。这些，在商务印书馆影印时，就都灭去了。显然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不见原书，是不能发现这种有趣的差异的。从这里，我们又可以得到两条经验：一，一切影印本，不只是“四部丛刊”，都是靠不住的，多少总有些有意无意的删削、改动，作为历史资料，还不是可以完全凭信的。二，看来版本还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它有助于提供真实的历史资料。
　　最后，不能不提到郑振铎。西谛是有名的藏书家，也喜欢写题跋。从他的题跋文中人们可以接触到他对书籍爱好的真挚的心。他在题记中经常会写下“大喜欲狂”、“为之狂喜”、“惊喜过望”这样的词句，只要与西谛相熟的，都会知道这些都是他得到一本满意的书以后真实心情的写照，不是做作出来的。他为《天一阁抄本录鬼簿》所写的长跋，可以算做标本，原文已收入《西谛题跋》与影印本《录鬼簿》了。我在这里想介绍的是他的另一篇题跋。这是他自己手书上版的《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后面的一篇手写跋。
　　此书刻成于1937 年秋，共22 页。刻成后只印了少量的蓝印本。那木版就寄存在上海的来青阁书店里。书店的老板怕这篇跋惹祸，就把刻了跋的那块木版毁掉了，剩下来的21 块木版却还在。抗战胜利以后，来青阁又曾用这旧版印过少量的蓝印本，但已经没有原跋了。我的一册是书友郭石麒所赠，还是宣纸的最初印本，时间已经过去了 40 年，书口处两行的蓝色都已退掉，但字迹还清晰，现在就转录在这里。
　　余性喜聚书。二十年来，节衣缩食所得，尽耗于斯。于宋元以来歌词戏曲小说，搜求尤力。间亦得秘册。唯一书之获，往往历尽苦辛。有得而复失，失而复于他时他地得之者；有失而终不可复得者；有始以为终不可得，而忽一旦得之者；有初仅获一二残帙，于数月数年后始得全书者。盖往往有可喜之奇遇焉。人声静寂，一灯荧荧，据案披卷，每书几皆若能倾诉其被收藏之故事。尝读黄荛圃藏书题跋记，于其得书之艰，好书之切，深有同感。二十一年正月，丁上海之役，历年友好贻惠之著述，与清末以来之印本，胥尽于一炬，而所藏他书，以别庋北平，获色于难。收书之兴，亦未少衰。五年来所获滋多于前焉。前夏举室南迁，藏书亦捆载而南。以所寓湫狭，将非所日需之图籍万数千册移储东区。
　　不意今乃复丁浩动，其存其亡，渺不可知。连日烟焰冲天，炮声动地，前方将士正出生入死，为国捐躯，区区万册图籍之存亡，复何足萦念虑，而歌词戏曲小说诸书，以藏于蜗居，独得幸免。抗战方始，此区区之幸免者，又安能测其前途运命之何若耶。唯中不乏孤本稿本，历劫仅存者。
　　先民精神所寄，必不忍听其泯没无闻。爰竭数日之力，先写定所藏善本曲目如右。通行刊本千余种，均摒去不录。呜呼！书生报国，不徒在抱残守阙。百宋千元之弘业，当待之驱寇功成之后。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郑振铎跋。
　　这是一篇文情并茂的跋文。可贵的是，在一般藏书家照例要感叹唏嘘的场合，作者却表现了十分昂扬的气概。而这就正像他的为人，他就是这样一位热爱祖国文化典籍，生气勃勃，努力工作至死不息的人。
　　1979年7月21日

黄裳《榆下说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