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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本曾经的畅销书《小骑手》

admin — Sat, 04 Feb 2012 14:10:33 +0000

　　三十四年前，我和画家刘大为有过一次艺术联手，用连环画表达少年儿童“向雷锋同志学习”这一主题。当时刘大为在包头日报当美术编辑，我在包头市委宣传部当干事，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向刘大为约画，一套彩色连环画，大为让我编个脚本，要求是牧区小学生“向雷峰同志学习”的内容，我遵照当时流行的政治第一主题先行的创作方法，如此这般地编了起来。大致故事是：男生巴图因出风头被小青马摔伤了，学习班长斯琴用雷锋精神感化他，使他终于转化成关心集体、助人为乐的好学生，在那达慕赛马中果敢地处理了意外事故，心甘情愿地把荣誉让给了别人。

　　大为那时是画西画的(改为国画是他考上中央美院以后的事)，我编的这个故事因为有蒙古袍，有马，有男生女生有那达慕大会，他用构图、造型和色彩营造出变化多端、绚丽多姿的画面，凸显了浓重的民族特色。

　　这本小人书在1975年8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就印了556786册。想象着至少有55万个小学生手里翻阅这本书的情景，我们很是得意了一阵子。后来北京的外文出版社发现了这本书，要去了画稿原作，译成了英、德、日等版，印成大开本画册。看着我们的书名、作者名被译成形形色色的西洋字母，虽然念不出声来，却也享受到了“世界发行”的殊荣。我的东乌旗蒙古朋友长明见到我时笑着说：“我看了你的新编龟兔赛跑，你真能整!”我愣了一下，迅即明白了他的戏谑，相对哈哈大笑。

　　文化大革命过时了，而雷锋精神据说价值长存。几十年一晃已成过往，我到了只剩下怀旧的年龄，而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正如日中天。前几天他妻子因整理刘大为年表，找不到《小骑手》这本书，我给他邮了一本内蒙版的和一本德文版的，我想大为“回首来时路”，也许会想起成名前的那段时光吧。

　　滑囯璋 2009年3月28日《呼和浩特日报》

我的第一本书

admin — Thu, 29 Dec 2011 03:21:36 +0000

　　我的第一本书是短篇集，书名叫《高高的白杨树》，和现在的青年作者出书的情况相比，我那时就要幸运得多了。那时虽然茅盾先生已经推荐过我的《百合花》，但到底我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编辑，可是，当时上海文艺出版社似乎没有多大的疑虑，立即拍板与我签了合同。为此我感谢他们，向上海文艺出版社一鞠躬!同时我愿在此揭露一个小秘密，我曾经为我的第一本书做过许多梦，而重复出现的一个梦，是我一手抱着我那本书，一手抱着我的小女儿(大女儿已经不是一只手可以抱得动了)，脚下是我的丈夫。

　　为什么脚下是丈夫?因为我在南京军区文工团创作室的时候，那时我们那个创作室里有黄宗江、沈默君、刘川、陈真等同志，都是大作家，而我算是老幺。我丈夫是创作室的主任，非常明显，他最看不起的是我。在创作人员几乎全体都从南京去上海观摩的时候，就多我一个，不让我去，说是避嫌，实际上就是看不起，意思很明白，你茹志鹃去观摩也是白观摩。这件事对我的自尊心伤得太厉害了，使我久久不能忘记，总想有朝一日，我一书在手，非要你在我脚下照相。没想到1958 年，我的书还未出来的时候，我丈夫王啸平却真的已打倒在地，变成右派了，可上海文艺出版社还是出版了一个右派分子老婆的书，为此我向他们再鞠一躬!书出来后，尽管我家庭遭到这样的不幸，但在国庆十周年的假期中，我还是用这笔稿费带领了全家，还请了我三哥、四哥、四嫂、侄儿，一起玩了杭州。这是我度过孤苦童年的地方，在杭州长大的我，却从没游过西湖，我用这笔稿费也算荣归了一次，也给戴了“帽子”的丈夫散散心。为此我向上海文艺出版社三鞠躬!礼毕，再讲两件同出版社和我这本书不无关系的小事。第一件，记得那时身上带了几百元的稿费，好像是一笔用之不尽的巨款，八九个人住宿吃用之后，掐指一算，大惊失色，我们竟然没了回程的路费。在万分尴尬的情况下，竟自跑去学士路敲开了方令孺先生的大门，向她借了两百元，一行人才舒舒服服回到上海，结束了这次难忘的旅游。回来后，当然立即寄还了方先生的钱。还有一件，“文化大革命”中，我的书都作为封资修的货色，论斤卖了，手头边一本也没了，扫除得干干净净。然而，尽管“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而读者却始终没有忘记我，一位姓洪名宜宾的读者，用一张毛主席坐在窑洞里写字的画像作为包书纸，将《高高的白杨树》包好，在1980 年7 月18 日送给我作为纪念，这件礼物可谓珍贵了，这纪念的意义关系到作者、读者，也还有当初出版这本书的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流光如矢。想起了这桩桩件件，使我肃然起敬，向你们致敬，愿你们像当初培养我那样，培养今天的青年作者，向你们三鞠躬，这里面有你们也有我们，这纪念是共同的，不过源头是你们。

　　作者:茹志鹃(1925～)小说家。女。浙江杭州人。1943 年参加新四军，入苏中公学学习，后历任苏中军区前线话剧团演员、华东军区文工团创作组副组长等职。1960 年开始专业创作。有小说集《高高的白杨树》、《百合花》等。

关于《受戒》

admin — Sat, 28 May 2011 17:15:03 +0000

　　我没有当过和尚。
　　我的家乡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庙。我的家乡没有多少名胜风景。我们小时候经常去玩的地方，便是这些庙。我们去看佛像，看释迦牟尼和他两旁的侍者（有一个侍者岁数很大了，还老那么站着，我常为他不平），看降龙罗汉、伏虎罗汉、长眉罗汉，看释迦牟尼的背后塑在墙壁上的“海水观音”。观音站在一个鳌鱼的头上，四周都是卷着漩涡的海水。我没有见过海，却从这一壁泥塑上听到了大海的声音。一个中小城市的寺庙，实际上就是一个美术馆。
　　它同时又是一所公园。庙里大都有广庭、大树、高楼，我到现在还记得走上吱吱作响的楼梯，踏着尘土上印着清晰的黄鼠狼足迹的楼板时心里的轻微地紧张，记得凭栏一望后的畅快。
　　我写的那个善因寺是有的。我读初中时，天天从寺边经过。寺里放戒，一天去看几回。
　　我小时就认识一些和尚。我曾到一个人迹罕到的小庵里，去看过一个戒行严苦的老和尚。他年轻时曾在香炉里烧掉自己的两个指头，自号八指头陀。
　　我见过一些阔和尚，那些大庙里的方丈。他们大都衣履讲究（讲究到令人难以相信），相貌堂堂，谈吐不俗，比县里的许多绅士还显得更有文化。事实上他们就是这个县的文化人。我写的那个石桥是有那么一个人的（名字我给他改了），他能写能画，画法任伯年，书学吴昌硕，都很有可观。我们还常常走过门外，去看他那个小老婆，长得像一穗兰花。
　　我也认识一些以念经为职业的普通的和尚。我们家常做法事。我因为是长子，常在法事的开头和当中被叫去磕头；法事完了，在他们脱下袈裟，互道辛苦之后（头一次听见他们互相道“辛苦”，我颇为感动，原来和尚之间也很讲人情，不是那样冷淡），陪他们一起喝粥或者吃挂面。这样我就有机会看怎样布置道场，翻看他们的经卷，听他们敲击法器，对着经本一句一句地听正座唱“叹骷髅”（据说这一段唱词是苏东坡写的）。
　　我认为和尚也是一种人，他们的生活也是一种生活。凡作为人的七情六欲，他们皆不缺少，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一个乡下的小庵里住了几个月，就住在小说里所写的“一花一世界”那几间小屋里。庵名我已经忘记了，反正不叫菩提庵。
　　菩提庵是我因为小门上有那样一副对联而给它起的。“一花一世界”，我并不大懂，只是朦朦胧胧地感到一种哲学的美。我那时也就是明海那样的年龄，十七八岁，能懂什么呢。
　　庵里的人，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就是我所写的那样。明海是没有的，倒是有一个小和尚，人相当蠢，和明海不一样。至于当家和尚拍着板教小和尚念经，则是我亲眼得见。
　　这个庄是叫庵赵庄。小英子的一家，如我所写的那样。这一家，人特别的勤劳，房屋、用具特别的整齐干净，小英子眉眼的明秀，性格的开放爽朗，身体姿态的优美和健康，都使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和我在城里所见的女孩子不一样。她的全身，都发散着一种青春的气息。
　　我一直想写写在这小庵里所见到的生活，一直没有写。
　　怎么会在四十三年之后，在我已经六十岁的时候，忽然会写出这样一篇东西来呢？这是说不明白的。要说明一个作者怎样孕育一篇作品，就像要说明一棵树是怎样开出花来的一样的困难。
　　理智地想一下，因由也是有一些的。
　　一是在这以前，我曾经忽然心血来潮，想起我在三十二年前写的，久已遗失的一篇旧作《异秉》，提笔重写了一遍。写后，想：是谁规定过，解放前的生活不能反映呢？既然历史小说都可以写，为什么写写旧社会就不行呢？今天的人，对于今天的生活所过来的那个旧的生活，就不需要再认识认识吗？旧社会的悲哀和苦趣，以及旧社会也不是没有的欢乐，不能给今天的人一点什么吗？这样，我就渐渐回忆起四十二年前的一些旧梦。当然，今天来写旧生活，和我当时的感情不一样，正好同我重写过的《异秉》和三十二年前所写的感情也一定不会一样。四十多年前的事，我是用一个80 年代的人的感情来写的。《受戒》的产生，是我这样一个80 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
　　二是前几个月，因为我的教师沈从文要编他的小说集，我又一次比较集中、比较系统的读了他的小说。我认为，他的小说，他的小说里的人物，特别是他笔下的那些农村的少女，三三、夭夭、翠翠，是推动我产生小英子这样一个形象的一种很潜在的因素。这一点，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在写作过程中，一点也没有察觉。大概是有关系的，我是沈先生的学生，我曾问过自己：这篇小说像什么？我觉得，有点像《边城》。
　　第三，是受了百花齐放的气候的感召。
　　试想一想，不用说十年浩幼，就是“十七年”，我会写出这样一篇东西么？写出了，会有地方发表么？发表了，会有人没有顾虑地表示他喜欢这篇作品么？都不可能的。那么，我就觉得，我们的文艺的情况真是好了，人们的思想比前一阵解放得多了。百花齐放，蔚然成风，使人感到温暖。虽然风的形成是曲曲折折的（这种曲折的过程我不大了解），也许还会乍暖还寒？
　　但是我想不会。我为此，为我们这个国家，感到高兴。
　　这篇小说写的是什么？我在大体上有了一个设想之后，曾和个别同志谈过。“你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东西呢？”当时我没有回答，只是带着一点激动说：“我要写！我一定要把它写得很美，很健康，很有诗意！”写成后，我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人们都说，文艺有三种作用：教育作用、美感作用和认识作用。是的。
　　我承认有的作品有更深刻或更明显的教育意义。但是我希望不要把美感作用和教育作用截然分开甚至对立起来，不要把教育作用看得太狭窄（我历来不赞成单纯娱乐性的文艺这种提法），那样就会导致题材的单调。美感作用同时也是一种教育作用。美育嘛，这两年重提美育，我认为是很有必要的。这是医治民族的创伤，提高青年品德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我们的青年应该生活得更充实，更优美，更高尚。我甚至相信，一个真正能欣赏齐白石和柴可夫斯基的青年，不大会成为一个打砸抢分子。
　　我的作品的内在的情绪是欢乐的。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是我们今天应该快乐。一个作家，有责任给予人们一分快乐，尤其是今天（请不要误会，我并不反对写悲惨的故事）。我在写出这个作品之后，原本也是有顾虑的。
　　我说过，发表这样的作品是需要勇气的。但是我到底还是拿出来了，我还有一点自信。我相信我的作品是健康的，是引人向上的，是可以增加人对于生活的信心的，这至少是我的希望。
　　也许会适得其反。
　　我们当然是需要有战斗性的，描写具有丰富的人性的现代英雄的，深刻而尖锐地揭示社会的病痛并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悲壮、宏伟的作品。悲剧总要比喜剧更高一些。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
　　我从来没有说过关于自己作品的话。一个不长的短篇，也没有多少可说的话。《小说选刊》的编者要我写几句关于《受戒》的话，我就写了这样一些。写得不短，而且那样的直率，大概我的性格在变。
　　很多人的性格都在变。这好。

自己的文章

admin — Wed, 06 Apr 2011 01:44:42 +0000

　　我虽然在写小说和散文，可是不大注意到理论。近来忽然觉得有些话要说，就写在下面。
　　我以为文学理论是出在文学作品之后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恐怕还是如此。倘要提高作者的自觉，则从作品中汲取理论，而以之为作品的再生产的衡量，自然是有益处的。但在这样衡量之际，须得记住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作品与理论乃如马之两骖，或前或后，互相推进。理论并非高高坐在上头，手执鞭子的御者。
　　现在似乎是文学作品贫乏，理论也贫乏。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
　　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
　　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水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归人性。
　　文学史上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
　　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
　　斗争是动人的，因为它是强大的，而同时是酸楚的。斗争者失去了人生的和谐，寻求着新的和谐。倘使为斗争而斗争，便缺少回味，写了出来也不能成为好的作品。
　　我发觉许多作品里力的成分大于美的成分。力是快乐的，美却是悲哀的，两者不能独立存在。“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诗，然而它的人生态度又是何等肯定。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剧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角，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
　　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
　　我知道人们急于要求完成，不然就要求刺激来满足自己嗜好。他们对于仅仅是启示，似乎不耐烦。但我还是只能这样写。我以为这样写是更真实的。
　　我知道我的作品里缺少力，但既然是个写小说的，就只能尽量表现小说里人物的力，不能代替他们创造出力来。而且我相信，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
　　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塌，新的在滋长中。但在时代的高潮来到之前，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例外。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瞭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于是他对于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疑心这是个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阴暗而明亮的。回忆与现实之间时时发现尴尬的不和谐，因而产生了郑重而轻微的骚动，认真而未有名目的斗争。
　　Michael Angelo 的一个未完工的石像，题名《黎明》的，只是一个粗糙的人形，面目都不清楚，却正是大气磅礴的，象征一个将要到的新时代。
　　倘若现在也有那样的作品，自然是使人神往的，可是没有，也不能有，因为人们还不能挣脱时代的梦魔。
　　我写作的题材便是这么一个时代，我以为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是比较适宜的。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我存着这个心，可不知道做得好做不好。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战争与革命，由于事件本身的性质，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切。而描写战争与革命的作品也往往失败在技术的成分大于艺术的成分。和恋爱的放恣相比，战争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有点强迫自己。真的革命与革命的战争，在情调上我想应当和恋爱是近亲，和恋爱一样是放恣的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
　　我喜欢素朴，可是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因此我的文章容易被人看做过于华靡。但我以为用《旧约》那样单纯的写法是做不通的，托尔斯泰晚年就是被这个牺牲了。我也并不赞成唯美派，但我以为唯美派的缺点不在于它的美，而在于它的美没有底子。溪涧之水的浪花是轻佻的，但倘是海水，则看来虽似一般的微波粼粼，也仍然饱蓄着洪涛大浪的气象的。美的东西不一定伟大，但伟大的东西总是美的。只是我不把虚伪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因此容易被人看做我是有所耽溺，流连忘返了。虽然如此，我还是保持我的作风，只是自己惭愧写得不到家。而我也不过是一个文学的习作者。
　　我的作品，旧派的人看了觉得还轻松，可是嫌它不够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够严肃。但我只能做到这样，而且自信也并非折衷派。我只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些。
　　还有，因为我用的是参差的对照的写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所以我的作品有时候主题欠分明。但我以为，文学的主题或者是可以改进一下。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许多留到现在的伟大作品，原来的主题往往不再被读者注意。因为事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已不使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时从故事本身发现了新的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就说《战争与和平》罢，托尔斯泰原来是想归结到当时流行的一种宗教团体的人生态度的，结果却是故事自身的展开战胜了预定的主题。这作品修改七次之多，每次修改都使预定的主题受到了惩罚。终于剩下来的主题只占插话的地位，而且是全书中安放得最不舒服的部分，但也没有新的主题去代替它。因此写成之后，托尔斯泰自己还觉得若有所夫。和《复活》比较，《战争与和平》的主题果然是很模糊的，但后者仍然是更伟大的作品。至今我们读它，依然一寸寸都是活的。现代文学作品和过去不同的地方，似乎也就在这一点上，不再那么强调主题，却是让故事自身给它所能给的，而让读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
　　《连环套》就是这样子写下来的，现在也还在继续写下去。在那作品里，欠注意到主题是真，但我希望这故事本身有人喜欢。我的本意很简单：既然有这样的事情，我就来描写它。现代人多是疲倦的，现代婚姻制度又是不合理的。所以有沉默的夫妻关系，有怕致负责，但求轻松一下的高等调情，有回复到动物的****的嫖妓——但仍然是动物式的人，不是动物，所以比动物更为可怖。还有便是姘居，姘居不像夫妻关系的郑重，但比高等调情更负责任，比嫖妓又是更人性的。走极端的人究竟不多，所以姘居在今日成了很普遍的现象。姘居生活的男人的社会地位，大概是中等或中等以下，倒是勤勤俭俭在过日子的。他们不敢大放肆，却也不那么拘谨得无聊。他们需要活泼的，着实的男女关系，这正是和他们其他方面生活的活泼而着实相适应的。
　　他们需要有女人替他们照顾家庭，所以，他们对于女人倒也并不那么病态。
　　《连环套》里的雅赫雅不过是个中等的绸缎店主，得自己上柜台去的。如果霓喜能够同他相安无事，不难一直相安下去，白头偕老也无不可。他们同居生活的失败是由于霓喜本身性格上的缺陷。她的第二个男人窦尧芳是个规模较好的药材店主，也还是没有大资本家的气派的。和霓喜姘居过的一个小官吏，也不过仅仅沾着点官气而已。他们对霓喜并没有任何特殊心理，相互之间还是人与人的关系，有着某种真情，原是不足为异的。
　　姘居的女人呢，她们的原来地位总比男人还要低些，但多是些有着泼辣的生命力的。她们对男人具有一种魅惑力，但那是健康的女人的魅惑力。因为倘使过于病态，便不合那些男人的需要。她们也操作，也吃醋争风打架，可以很野蛮，但不歇斯底里。她们只有一宗不足处；就是她们的地位始终是不确定的。疑忌与自危使她们渐渐变成自私者。
　　这种姘居生活中国比外国更多，但还没有人认真拿它写过。鸳鸯蝴蝶派文人看看他们不够才子佳人的多情，新式文人又嫌他们既不像爱，又不像嫖，不够健康，又不够病态，缺乏主题的明朗性。
　　霓喜的故事，使我感动的是霓喜对于物质生活的单纯的爱，而这物质生活却需要随时下死劲去抓住。她要男性的爱，同时也要安全。可是不能兼顾，每致人财两空。结果她觉得什么都靠不住，还是投资在儿女身上，囤积了一点人力——最无人道的囤积。
　　霓喜并非没有感情的，对于这个世界她要爱而爱不进去。但她并非完全没有得到爱，不过只是摭食人家的残羹冷炙，如杜甫诗里说：“残羹与冷炙，到处潜酸辛。”但她究竟是个健康的女人，不至于沦为乞儿相。她倒像是在贪婪地嚼着大量的榨过油的豆饼，虽然依恃着她的体质，而豆饼里也多少有着滋养，但终于不免吃伤了脾胃。而且，人吃畜牲的饲料，到底是悲怆的。
　　至于《连环套》里有许多地方袭用旧小说的词句——五十年前的广东人
　　与外国人，语气像《金瓶梅》中的人物；赛珍珠小说中的中国人，说话带有英国旧文学气息，同属迁就的借用，原是不足为训的。我当初的用意是这样：写上海人心目中的浪漫气氛的香港，已经隔有相当的距离；五十年前的香港，更多了一重时间上的距离，因此特地采用了一种过了时的词汇来代表这双重距离。有时候未免刻意做作，所以有些过分了。我想将来是可以改掉一点的。
　　张爱玲 1944年12月

我为何编《钱选》？

admin — Mon, 20 Sep 2010 13:43:13 +0000

　　1986 年春，《随笔》杂志的主编黄伟经兄从广州来北京组稿。此公组稿点子之多、本事之大，我是久已闻名的。文友们在便宴上，正就某个题目“侃”得忘情时，他会以梅县客家话大嗓门突然大喊：“这是一篇好文章！你写，你写！什么时候交稿？”于是，朋友们戏称他是“座山雕的部下——到处抓一把”。以后，凡伟经兄来京要相约聚会时，老友们在电话中不说谁来了，只说：“皇军进村了！”
　　我在《随笔》（1986 年第五期）上那篇谈需要刻不容缓研究钱钟书的信，就是在上述情境下，被伟经擒拿的。标题《文化昆仑——钱钟书》也是他老兄给加的。——后来钱先生看到题目曾向我抗议，说“昆仑山把我压扁压死了！”正如他自己所打趣的“淑女也怕蛮夫缠”，伟经之“蛮”并非不顾一切地死缠，而实在是由于他的慧眼和赤诚，感动得被约稿的人觉得却之有愧：“行，我算服你了！”
　　本来是一封漫不经心随手写下的致友人书信，万没想到经黄兄捅出之后，得到那么多那么强的反馈。《羊城晚报》、《文艺报》、《现代人报》、《报刊文摘》、《文摘报》……不约而同地相继摘编和转载。
　　我信中说，准备向当时担任文化部部长的王蒙建议，在艺术研究院设“钱钟书研究”一类的机构。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虽然没设这类机构，但《钱钟书研究》这一不定期的刊物，却在王蒙的支持下，由文化艺术出版社总编辑黄克着手筹备了。我看到第一期的稿目，有海内外学人研读钱先生学术与文学著作的文章，真是喜出望外。空谷传声的效果，与其说是我冒叫一声所致，不如说是：开放的当代中国需要钱钟书式的学者！未来的中国文化界，呼唤着更多的钱钟书式的学者早日诞生。
　　我原想：冒叫一声，赶紧走人，下一个节目：研究钱钟书，该是学者们的大轴戏了。谁知忧喜俱来，黄伟经又揪住我不放：“你叫喊研究钱钟书，你也得来一个！花城出版社计划在1989 年把钱先生的学术著作汇集起来出一个六卷的选本，这一工程，由你承包！”
　　“老兄，你饶了我吧！比我合适的老、中、青学者，大有人在！况且，我的主业是编报。您别拿穷人开心了！”
　　伟经大发其“蛮”性：“非君莫属！非君莫属！”我心想：这是我冒叫一声应得的惩罚！只是这种惩罚不同于政治的、肉体的，是催人向上、迫我学习的一种精神上的愉快的苦役。丑女也怕蛮夫缠呀。志趣相投，“向青年读者普及钱钟书”何妨一试呢。黄伟经又赢了。得，两年的业余时间全卖给他了。
　　方成兄跟我闲扯时说，中国称得上幽默大师的只有四人，鲁迅、老舍、钱钟书、侯宝林。在这四人中，青年读者对钱钟书所独有的学者式的幽默的了解，恐怕是通过《围城》吧。也许还有些人读过杨绛先生写的《记钱钟书与》，对钱先生“痴气旺盛”的幽默有更深一层的了解。然而，还有“忧世伤生”的诗人钱钟书，那就是读他的诗（三联版《槐聚诗存》）才能进一步了解。我以为最需要当今青年了解的是那个“好学深思”的钱钟书。
　　这是对我们最有价值最难于了解的钱钟书之魂。
　　评述其人，不如通晓其文。但如果止步于《围城》，是无法了解钱钟书表里全貌的。然而，钱先生学术著作除《七缀集》、《宋诗选注》外，《谈艺录》和《管锥编》都是用古文写作，加上大量外语引文，难免使一些青年读者望而生畏。
　　其实，只要具有文科大专程度的朋友，如果不是为了消遣，而是着眼于治学、创作，或者出于提高自己的文艺修养、文化素质和创造性思维的目的考虑，知难而进，耐心咀嚼，必定会登堂入室、渐进佳境的。
　　就拿钱先生论幽默来说吧。方成跟我说的当代四位幽默大师，并没有经过民意测验，也未履行差额选举，是不足为凭的。但是，在这四位大师之中，对幽默理论的开掘，能够如此探幽索隐取精用弘，进行如此深广奇辟的阐发的大师，唯钱先生一人耳。即令就幽默而论，倘若我们仅仅把眼光盯在钱先生对幽默理论的建树上，那就对钱著整体的学术价值的理解，过于偏狭了。
　　钱先生的学术上的巨大贡献在于：通过对于幽默滑稽的论断（详见《论学文选》第208～230 页），他提供的方法论、认识论所具有的开创性的意义。
　　他能打破时间，跨越空间，泯乎国界，超然历史，把貌似了无联系的知识观念进行“打通”，使之千里相会，得成配偶，将它们之间的异同搅乱，留碍顿扫，寻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文化心理、文化积累、文化整合与文化差异的种种轨迹。裴斯泰洛齐说过：“千言万语都不如提出一个好例子。”钱先生所占有材料之丰富、翔实、充足，确实令人叹为观止。巴尔扎克说过，“一个思考的人才真是一个力量无边的人”。钱先生所论证论点的简约、睿智、精确，又教人心倾神驰。即令是最愚钝的人，通过阅读钱著，也会在创造、治学方法方面获得意想不到的解疑开窍得趣益智的效果。
　　类似论幽默的沟通中外、融贯古今、博大创辟的唯钱先生所独树一帜并且胜任愉快的方法，在钱著中比比皆是，诸如《圆喻的多义》、《典型个性的复杂性》、《灵感论》、《神韵论》、《论比喻》、《通感》……由于钱氏学术著作是精炼的短篇论文和杂记的组合，他的这些思想闪光均散见于他学术著作之中，若能把它们汇集起来，按主题分门别类编成工具书式的词条，这对于有志于治学、创作的青年学子，不仅会加强加深所论的知识观点，使之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而且也省却大家翻检之劳。我的这些浅见，得到钱先生的首肯，并且慨然惠赐自1978 年之后至今约七年多的新补手稿（约二十余万字）。这样，就使得钱氏学术著作，在中国大陆有了一个更加完备的选本。
　　我对个别训诂和考订段落有所删节。原著中大量征引的多种外文书籍的出处及注释，为适应一般读者也悉行删去。每个专题之前，我都像节目主持人那样，尽我肤浅的理解作个最简要的说明，但未必能概括原著意蕴，好在读者看到此书时自可独立例览，作更深入全面的领会。
　　由于钱先生有诗歌、散文和长短篇小说创作的实践经验，所以他的学术著作又与一般学者不同，非常深入地探讨了中外古今的创作奥秘及其技巧问题。诸如：作家对命运的态度，人品与作品的关系，愤懑出佳构，写作的甘苦，刻薄人善作文字，语言的狡黠性，语言与思想的距离，名篇往往破体，研习与蹈袭，得心与应手，中外文学作品情节惊人相似，如何写美女、写梦、写愁、写景、写情境交融，史学与文学之异同，论理趣，精炼、含蓄、比喻、联想以及写作的结构章法、修词炼字等等，尤其在塑造人物的多侧面性格的一贯与万殊方面的论述，引证如万斛源泉，阐发又自出机杼，兼得作家与学者双重优势的双向收获。
　　数十年来，“言必称希腊”在中国几乎成为贬意语，“中庸”也变成“和稀泥”的别名；然而，在中国，真正能“言必称稀腊”言之成理的有几人？
　　即令当今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骨子里也在搞“封禅”、“祭孔”的人，能像钱先生那样将“中庸”阐述得符合本来意义及辩证逻辑的，又有几人？1988年10 月5 日，由文化艺术出版社黄克出面，组成了一次有关出版“钱钟书研究”丛刊的小型座谈。周振甫先生因出差未到。到会者在京的有刘再复、庞朴、傅璇琮、陆文虎等人，各自就“研究钱钟书”议题发表了意见。王蒙后来，也作了即兴发言。大意我约略记得：大学者有免疫力！不论是复古还是食洋不化，不论是僵化还是自由化，你从钱钟书著作里都找不到。这真是生公说法，要言不烦。
　　可是，钱先生对我们这些举动着实恼火，但又无可奈何。我也不敢向他讲起这些。因为老先生的一贯态度是：期期不愿与闻。他说：“生来寒士骨相，冷板凳命运，一遇吹擂便如坐针毡。”然而我想，美国、苏联、法国、联邦德国、新西兰和日本都有学者正在研究钱钟书并取得成果。难道真会像“敦煌学”那样，钱钟书其人在中国，钱钟书研究却在国外吗？香港出了钱著数种，海峡彼岸的台湾正在出版《管锥编》、《谈艺录》、《钱钟书》（当代世界小说家读本丛书第四十八）、《钱著七种》等几个版本。海峡此岸的大陆，对钱钟书著作出版可谓差强人意。然而对钱钟书的研究，相形之下是不是过于冷清了些呢？老实讲，对“钱著”进行一般称颂已属多余，目前有志于钻研“钱著”的学人最要紧的是拿出有创见的成果来。“好之者不如知之者”，此之谓也。
　　钱先生似乎早已习惯并且喜欢这种冷清。愚以为，真正的大学者，从来不希冀什么轰动效应。对于当代普罗米修斯来说，用火种点亮开放的当代中国人的心，那就是最大的欣慰了。可是，在貌似冷清的氛围中，却有激流潜伏滚动着。当学术著作、严肃文学在商品经济冲激波面前显得不景气的时候，《宋诗选注》已第八次印刷，销行十余万册；《围城》已第五次印刷，销行近上百万册（北京交道口还有一家时髦的发屋，名叫“围城”，橱窗里陈列着这本小说，亦趣闻也）；《七辍集》也已再版；《管锥编》、《谈艺录》已四次印刷，至今仍然供不应求。谁能说中国的高层次的读者不是在日益扩大呢？尤令人高兴的是我国有研究钱钟书的自发的知识分子的小社团的出现，更有陆文虎（总政文化部）、陈子谦（四川社科院）、胡范铸（上海华东师大）、张明亮（广州华南师大）、黄宝生（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等等青年学者，还有著名中年学者刘梦溪等人，都在“钱钟书研究”这一巨大的矿藏中开掘着、探索着和发现着。他们已经取得的和将要取得的研究成果，都会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新篇章，成为国人的共同精神财富，成为提高中国人文化素质的宝贵养料，也是为1990 年钱先生八十大寿献出的一颗颗珍贵的寿桃。
　　文化艺术出版社的黄克和总政文化部的陆文虎，不顾钱先生的坚决反对，终于将二十多万字集钱钟书研究之精萃的中外论文汇编为《钱钟书研究》第一辑隆重推出了。并且还在首都王府井书店邀请周振甫先生等参加了这本书的首发式。钱钟书著作的知音，从络绎不绝的读者群中，已经看出越来越多了。今年年初，花城出版社又在广州举行《钱钟书论学文选》的首发式，有心的观众大约已经从电视上看到那个盛况了。
　　人是没有灵魂的。然而人类的精神却是不灭的。聚积人类知识财富越是丰厚的学者，他所代表的时代精神则越是强烈。中国现代的文学革命，产生过陈独秀、蔡元培、鲁迅、胡适这样一批代表人物；中国当代的文化建设已经产生和正在产生它的代表人物，钱钟书就是其中之一。
　　亚里士多德说过：“人类所需的知识有三：理论、实用、鉴别。”钱先生学术著作所提供的文化辩证法、文艺创作论和文学鉴赏论，将会带给中国文艺界、思想理论界以不可估量的影响。
　　苍鹰高飞，凭借翅膀的扇动。中华民族要奋飞，只有凭借科学与艺术思维的自由创造。闭关锁国、思想禁锢、文化****可以得逞于一时，然而人类向上的原动力，归根到底还是培根那句举世公认闪烁着真理光芒的老话：“知识就是力量！”虽然常常有人相信“力量就是知识”，甚至以为权力可以取代知识。
　　舒展 1990年2月25～27日

在爱与黑暗中独自穿行

admin — Fri, 02 Jan 2009 19:15:06 +0000

采写记者：邢宇皓出处：光明日报
　　阿摩司·奥兹,以色列文坛泰斗。他的作品多部被翻译成中文,其中包括译林出版社出版的《何去何从》（姚永彩译）、《我的米海尔》（钟志清译）、《沙海无澜》（姚乃强、郭鸿寿译）、《了解女人》（傅浩、柯彦玢译）、《费玛》（范一泓、尉颖颖、徐惟礼译）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黑匣子》（钟志清译）等。《爱与黑暗的故事》是作者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被公认为奥兹的巅峰之作，目前已被翻译成20余种文字。

　　“他们像潜入似水年华的巨人，同时触及间隔甚远的几个时代，而在时代与时代之间被安置了那么多的日子——那就是在时间之中。”合上阿摩司·奥兹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脑海中萦绕的，竟是这样一段文字。当年，普鲁斯特正是用这个句子结束了他那伟大的划时代作品《追忆似水年华》。

　　68岁的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有着无数令人羡慕的文学桂冠——法国“费米娜奖”得主、德国“歌德文化奖”得主、“以色列国家文学奖”得主、“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得主，“当今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希伯来语作家”，然而，如果你能写出《爱与黑暗的故事》这样一部沉郁博大的作品，即便是“诺贝尔文学奖最有力的竞争者”这样的“头衔”，也已经显得无足轻重。

　　当写作与生命熔铸在一起，任何世俗的荣誉至多不过是锦上添花。

　　日前，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邀请，阿摩司·奥兹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和着刚刚出版依然泛着墨香的中文版《爱与黑暗的故事》，阿摩司·奥兹谈起了他的文学与人生。

　　“我们之间的交谈，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文学的魔力，在于它能把陌生的地方变得熟悉。我读莫言的作品，就仿佛被他带到了中国的乡村，触摸到那里的人们，甚至闻到了那里的气息。除了文学，其他方式很难让人能做到这一点。”

　　“成就伟大的文学作品的奥秘，就是作家以另外的眼光、立场来审视自己。”奥兹说，“我从小就有一种奇怪的冲动——愿意赋予某件事情第二次机会，当然，它不可能拥有这次机会——至今，这样的冲动仍驱动着我前行，不管我何时坐下来写小说。”写作《爱与黑暗的故事》，正是这样的一次尝试——

　　“我把那些已经过世的亲人请回我现在的家里，和他们谈论那些在他们生前我们从未谈论过的话题。我们有许多话要说，我有许多问题要问。在那些年，在我的童年时代，我们从来没有交谈。一次也没有。一个字也没有。没有谈论过他们的过去，没有谈论过他们的梦想、梦想如何破灭，没有谈论过他们的感情、我的感情。而在今天，我们之间的交谈，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正是这样的交谈，使作者分享着家族三代人的记忆，一起寻求那些曾经并依然困扰着犹太民族的问题答案。这使整个作品焕发出史诗的光泽。正如《华盛顿邮报》所评论的那样：“奥兹以无止境的深刻和宽广，为我们展现了这个时代和他那片地方的精彩场景，并且避免教条式答案的诱惑，使他那些问题的范围无限深远。”

　　“这是一部爱与黑暗的历史”

　　“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于这个城市，只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在他的自传性作品《伊斯坦布尔》中这样写道。在帕慕克笔下，写尽的，是对伊斯坦布尔的迷恋、挚爱与哀愁。而同为自传性作品，奥兹《爱与黑暗的故事》中的耶路撒冷所显现的，却是犹太民族的迷茫、不安与心灵挣扎。

　　“整个犹太人的历史，就是一部爱与黑暗的历史。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们没有自己的家园、没有自己的语言、没有安全感。除了书籍，我们一无所有。

　　我小时候希望自己长大以后成为一本书，而不是作家。人可以像蚂蚁一样被杀死，作家也一样，但书呢，不管你怎样试图要将它灭绝，却总会有一两本伺机生存下来，在某个鲜人问津的图书馆的某个角落里享受上架的待遇。”

　　“想成为一本书”的背后，竟是一颗如此忐忑不安的幼小心灵。

　　“《爱与黑暗的故事》写的是犹太人如何回到家园的故事，也是犹太民族的梦想变为现实的故事。但事实上，梦想和现实之间依然有很大的距离，因此，我的故事也在悲剧和喜剧间徘徊。”

　　在奥兹笔下，长辈们在内心深处，依旧对他们曾经生活的欧洲充满依恋，尽管在那里他们并不能获得认同；脚下的以色列土地，是他们的终老之所，但长达2000年的放逐，让他们隐隐感到与这片曾经朝思暮想的土地之间的隔膜。尽管有诸多不适，但精通多国语言的父辈，却不愿孩子学习希伯来语以外的其他语言，怕的是他们禁不起由此带来的外部世界的诱惑；年轻一代，虽然渴望成为拓荒的犹太英雄，但最终又发现，“即使我的皮肤最后晒成了深褐色，但内心依然苍白”。在奥兹的笔下，充满了矛盾纠缠的悖论。

　　“如果用一个词描述我的作品，那就是‘家庭’；用两个词描述，那就是‘不幸的家庭’；允许用更多的词，那就是‘家庭是宇宙中最神秘的细胞，家庭最充满悖论，每个家庭都包含着生与死’”。

　　“这部作品是我自己的‘和平进程’”

　　“母亲的死和她所讲述的故事让我变成了作家。我的写作，就是为了回忆她、理解她。”奥兹的这段话不禁让人想起《爱与黑暗的故事》中，在耶路撒冷的雨夜，奥兹与病中的母亲相互温暖的凄美时光。然而，同样是悖论，母亲以自杀结束了生命。对此，奥兹无法原谅母亲。正如巴以两个饱尝流离之苦的国家却无法达成和解一样，父母这对好人却不能平和地生活在一起也成了他无法释怀的心结，直到他完成了《爱与黑暗的故事》。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创作也越来越个人化。在写我的家庭之前，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我意识到，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两个灵魂在对话。只有学会与自己生活，才能与别人友好相处。今天，我能够理解和原谅我的父母。《爱与黑暗的故事》就是我自己的‘和平进程’。”

　　《爱与黑暗的故事》并不完全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母亲的自杀是作者最后一个章节，虽然只有短短的两页，却足以让人为之动容。作者对母亲痛彻心肺的呼唤，令我们的泪水无法与作者的文字一道戛然而止。

　　“我是带着微笑写作的，即使是在写那些令人痛心的时刻，比如母亲的自杀。当我是一个年轻的作家时，我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或许，只有经历过漫长的爱与黑暗的煎熬，才能体会。

贾平凹：关注农村与农民是必然

admin — Thu, 06 Nov 2008 10:30:06 +0000

采写：丁杨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7年11月

　　采访手记

　　今年9月，是贾平凹极为难忘又身心俱忙的一段日子。母亲过世，当选陕西作协主席，耗费三年时间五易其稿的长篇小说新作《高兴》出版……这些事情接踵而至，于公于私，都是生命中不能忽略之重。

　　经过记者多番电话加短信的联系，贾平凹答应接受采访。与两年前跟他进行的那次电话交流不同的是，这一回他选择笔答。就表达而言，作家有很多种，有的善谈有的能写，贾平凹显然属于后者。犹记得曾经熬夜整理他陕南口音浓厚的录音是如此不易，所以笔答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我将列满问题的采访提纲发给贾平凹指定的E-mail收件人，时隔一天便收到他长达七页的手写传真件，基本上有问必答，虽然依旧言简意赅，但足以说明问题。

　　20岁之前都生活在陕南棣花村的贾平凹，纵使在西安的时间早已远远大过在乡村的，可他从内心到文字仍有深切的乡土情结，“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里的”（《秦腔》后记）。自当年初入文坛到如今成为中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笔下从未与乡村疏远过，即使当年颇受争议的“写城市文化人”的《废都》，也还是弥漫着乡土气息。其新作《高兴》的故事发生在西安城，主人公却是来自商州“清风镇”到西安拾破烂讨生活的农民们。他在书中讲述了几个心怀梦想的农民在西安拾破烂的故事，其中辛酸引人深思。

　　他对《高兴》的构思要早过两年多前出版的《秦腔》，关于西安的农民拾荒者的素材搜集是个琐碎而漫长的过程，为此他借助书中“刘高兴”的原型，他儿时的伙伴，长大后来到西安拾破烂的刘书祯去接近这些城市里的“边缘人”，到他们生活的“城中村”去，跟他们拉家常、抽纸烟、喝放了盐的苞谷稀饭，听他们绘声绘色地讲述在城里讨生活的喜怒哀乐，也尽可能地帮他们解决力所能及的困难。

　　写作过程并不顺利，他曾把已经写好的十几万字付之一炬，一改再改，用手一遍遍誊写改好的稿子，30多万字的小说先后抄了五遍，难怪最后他的右手中指写到变形淤血。

写《高兴》与农民相互影响

　　说到写《高兴》的由头，其实我一直都有为进城的农民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想法，但是不知从何写起。三年前的那个下午，见到我的初中同学刘书祯之后，我发现自己突然寻到了写作的突破口。

　　他是个非常善谈的人，说话充满细节，乐观幽默，这种人特有趣味。其实我对他很熟，我们从小一块长大，初中时一起辍学回乡务农，此后他当了兵，我在西安上大学。后来，我得知他进城到西安拾破烂，还自己改名为“刘高兴”，我就有了写写他的冲动，也开始关注城市中拾破烂的农民群体。在我由刘书祯等朋友逐渐接近、走进这些拾破烂的农民生活的过程中，发现他们对外界的反应很敏感，甚至抗拒“城里人”的进入。我最初接触他们时小心翼翼，不敢有丝毫的轻慢，我是去和他们认老乡，用拉家常的方式去接触他们，真诚地对待他们，他们也真诚待我。人与人一熟，我就发现他们其实极需要倾诉。

　　写作素材的获得并不容易，我搜集到的素材也面临着合理的取舍，可以说，我了解到的情况仅有一半运用到《高兴》之中。小说毕竟是虚构的，我并不是在写报告文学。写《高兴》的过程中之所以先后改了五次，甚至烧掉已经写好的十几万字，我想是心态问题。这些拾破烂的农民大多是仇恨城市的，他们会抱怨自己的困苦，当我以他们的眼光回过头来看这个城市，他们的情绪就影响了我，当然我会感觉到写出的东西就有问题了。在《高兴》的整个写作过程中，是这些农民在影响我，同时也是我在影响着他们。

　　说起先有《高兴》的构思，却先出版了《秦腔》，那是因为《高兴》的创作令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写，动笔写开后又感到自己对拾荒者的生活还不那么熟悉，于是就先写《秦腔》，毕竟《秦腔》里的生活我更熟悉。这两本书一本是写农民如何离开土地的，另一本则是写农民离开土地后的状况的，题材的内涵和所引起的思考是统一的。

　　书中的“刘高兴”总是在寻找那位移植了他的肾的城里人，他的内心真正在寻找的是他的出路，他寻找得很苦，也正是在这种寻找中他的生命变得更加悲壮。“刘高兴”已不是我们习惯认知的农民形象了，如果说《秦腔》是一曲农民的挽歌，《高兴》应该是农民悲壮的生命之歌。

　　《高兴》全书主要是写刘高兴、五富、黄八等二三个男人，闯入刘高兴生活的女子孟夷纯只是他“城市生活”中的一部分。因为我这部作品的本意并不是要写爱情故事，所以她在小说进行到一半时才出现，但孟夷纯这个人物是有原型的。《高兴》中刘高兴和孟夷纯的交往始终没有实质上的身体关系，刘高兴常在梦里和孟夷纯恋爱，对这些城市里的农民的爱情，我是持悲观态度的，他们的“相爱”是没有结果的，好像是刺猬聚在一起，相互取暖又彼此刺痛。《高兴》的结尾，五富死了，刘高兴和孟夷纯们的未来仍没有归属，想到这些人的出路，我很困惑，这或许就是命运感吧。

　　写完《高兴》，我暂时不再想写这方面的小说了。我最近老在思考一个问题，想想就感到很害怕。这些进城打工的农民虽然面临很多问题，但还不算太令人忧心忡忡，我最担心的是这些农民工的孩子们，这些孩子自小跟随父母进了城，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他们身上并没有父辈的那些优点，如勤劳、厚道、善良，还有责任心，他们在城市里却染上了城市的不良习气，越发容易仇恨，使强用恨，散漫，缺乏责任心和宽厚。这可能要毁了两三代人啊！

　　在《高兴》这部让人读了高兴不起来的长篇小说中，我也写到很多人性的闪光点，比如高兴和五富、黄八之间的友情和照应，我要写出温暖感呀。小说到底应该怎么写？我想，只要读者读过之后能引起内心更多的问题和思考，作为作者的我就满足了。

文学边缘化并神圣着

　　我不是一位有计划的作家，这些年来，凡是我计划的东西从来没有实现过。当上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之后，我并不觉得自己有太多的变化，以前我没少什么，现在也没多什么，至于写作，我想也不会受到影响。

　　至今没用电脑，我仍然用笔写作。在写《高兴》的第五稿时，删去前一稿的许多情节和评论性的文字，我尽力避免那种夸张变形的叙述，这是否就是现实主义的写作？写罢《秦腔》之后，我就觉得我适宜这种表述方式，别的什么我没多想过。那些与我现在常写的体裁反差太大的作品，比如历史小说，我没考虑过，我也写不了。

　　刘书祯到西安来，曾说他和我同样是瓷砖，我被命运贴到了灶台上，而他自己却被贴在了厕所里。他说他是闰土，我对他说，我可不是鲁迅，我只能给鲁迅提鞋，而你也不是闰土，闰土是中国旧式农民，你是现在的新型农民。在我心中，鲁迅是伟大的，鲁迅的精神够我们永远享用。《高兴》中的“刘高兴”是以刘书祯为原型，此前的《秦腔》中有个人物也缘于他，但我想我不会再写他了，一是没办法再写，二是没有写作的快感。

　　我的书出版了之后，他现在可有名了。许多电视台去拍他，记者去写他。我前些日子回老家去，他也回去了一趟，村里人都在取闹他，说：“你以后身上得带上笔，准备着给人签名呀！”

　　近年来颇有一些关于文学“边缘化”的说法，我觉得文学的社会关注度和读者肯定较以前相比是少了，但这并不妨碍文学的继续存在，文学依然还是神圣的吧。说到文学或者作家的力量，我当然希望通过《高兴》的出版能引起社会各界甚至官方对现在农民工问题的关注，但作家究竟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呢？对此我心里也很清楚。写城市里拾破烂农民工的《高兴》可能没有多少农民工去读，这如同那些反腐败小说也没有多少腐败者去读一样。

不妨将作品写成社会记录

　　我从小生长在农村，我对农村与农民的问题保持长久的关注是一种必然，即使我在西安城里这么多年，已经是城里人了，如今站在城里看农村与农民，许多问题仍然看得清楚。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向农村扩展，同时大量农民离开家乡到城市打工，他们同土地的关系变了，农民没有了土地，他们也不再爱土地，而农民工又一时不能融入城市进而被城市认同，这些问题会越来越让人担忧。

　　我在《高兴》的“后记”中写道：“现在农村人给城里生娃哩！”农民养大自己的孩子，孩子去城里打工或上学却不愿再回到农村，我写这些话的时候，脊背上直透凉气。在回老家给父亲上坟的时候，我说《秦腔》里我写了农民怎样一步步从土地上走出的，《高兴》里写了农民走出土地后的城里生活，总算写完了。但是，农民在城里生活遇到的问题是无法用小说来解决的。作家不是政治家，起码我不是。我在《高兴》的“后记”中说过，当现在普遍认为不可能产生大境界大技巧的文学作品时，我们不妨将作品写成一份一份的社会记录，留给历史。

　　在今天发展经济、城市化建设加速的大背景下，社会大趋势是进步的，城市化也可能是一条出路，但要完成城市化，就必然要牺牲一代两代农民的利益。可是作为一个人，生命就那么不到百年，这又是够残酷的。我不否认自己是“城里人”，我也说过从内心深处厌恶城市，仇恨城市。对于城市的厌恶和仇恨是每一个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人最初的普遍情绪，这或许是农民意识使然，随着在城市里生活得长久，这种情绪才会慢慢退去。我承认我内心深处有农民意识的东西，这种意识平常倒还不那么明显，当我接触到那些在城市里拾破烂的来自农村的拾荒者，写到“刘高兴”，自然而然我就开始随着“刘高兴”们的眼光去看问题了。我前面也说了，整个写作过程，“刘高兴”在影响着我，之后我也在影响“刘高兴”。

　　其实，现在的农民，尤其年轻一代的农民很多都是中学毕业。他们有文化，城乡交流的时代使他们又有了经见，内心就十分丰富了。像书中“刘高兴”这样的农民，有着自己的精神世界甚至文化生活，喜欢吹箫看报，他们是新型农民。现在媒体上时常宣传农村的某某如何办企业，某某村干部如何带领村民致富，认为那些是农民中的典型人物，可那毕竟是少数，而“刘高兴”则是今日农村的另一种典型人物，他或许更具有普遍意义。

现在是题材选择我

　　对于海外作家的作品，那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有些我读了，有些还未来得及看。不管我的文学水平是高是低，毕竟在从事着与文学有关的工作，当然要关注海外文学的发展动向。当代中国文坛的作家和作品，我会挑选一些他们的代表作来读，80后作家的当红作品我也会看。

　　写小说写到今天，怎么说呢，当初是我在选择题材，现在好像是题材在选择我，这不是说我有多么了不得了，而是说我已经到了50多岁，现在的写作中多多少少是有些使命感的。我觉得有些题材我应该去写，至于写得好不好，那是另一回事。写了这么多年，暂时还没有过厌倦或写不下去的时候，最大的困难是动笔之前的构想时间拉得越来越长，一旦一个独立完整的虚构世界在脑子里形成了，动笔写起来就顺畅了，很有欢乐。下一部作品还没有动笔，恐怕要花更长的时间去琢磨。

　　我很注意社会新闻，《高兴》一开始刘高兴背着五富的尸体还乡的情节就是受凤凰卫视上一则“农民工千里背尸还乡”新闻的启发改造而成的，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待社会新闻总是少不了的。

　　平日里，我过得也是极平常的日子呀，别人有什么爱好，我就有什么爱好。生活基本上没规律。每天早上到工作室，晚上12点后回家，在工作室主要写作和读书，但来人多，有事就写不成了。和我收藏的那些坛坛罐罐共处也有莫大的乐趣，它们会养我的气的。最近很忙，忙得乱七八糟的。

我为什么写《孽债Ⅱ》

admin — Fri, 26 Sep 2008 11:27:43 +0000

文：叶辛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8年1月

　　当长篇小说《孽债》随着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又一次轰动全国的时候，上至担任各级领导的干部，下至里弄里的老头、老太太、老妈妈，碰到我都说，你应该趁热打铁，把《孽债》的续集写下去，一定会受欢迎，我们都盼望着。
　　面对一张张充满期待的笑脸，面对一双双真挚的眼睛，除了笑，我一时答不出话来。为什么呢？
实事求是地说，一些出版社、杂志社的编辑，一些影视公司的编导、制片人，一些曾经当过知青的企业老总，都曾找到我的办公室来。我一直没有写。不过，我始终怀着浓郁的兴趣，关注着知识青年下一代的生活。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在追求些什么，他们如今的生活现状，和我们年轻的时候，有些什么不同？理想有什么不同？对待人生、对待世界有什么不同？
　　上海的杂志曾经报道过一个引人瞩目的案子。一个远在新疆的知青子女，按政策可以回上海报进户口。由于经济的原因，她没有及时到上海来办理手续。几年以后，当她总算可以承担到上海的费用，回到上海来办理入户手续时，她发现，已经有另外一个人用她的名字报进了户口，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上海人，而且至今仍使用着她的名字在工作。于是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官司。
　　还有一回，一个在某大型超市担任播音员的年轻女子走进我作家协会的办公室。她说她是一个知青子女，一个“孽债”。她现在和自己的丈夫都在上海打工，租了一间房子，还有一个孩子，日子过得还可以。不过她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也不知道母亲是谁，只知道她的母亲曾经是一个知青，爱上了一个当时有工作的男人，但那个男人是有家的。当她的母亲有了她以后，那个男人消失了。母亲在农村里生下了她，把她托付给了一家农民，说是进城去找男人，去找孩子的父亲。从此以后，母亲也一去不复返了。她就是在那户农民家庭里长大。当她中学快毕业的时候，村里人把她出生的真相告诉了她。于是她的世界崩溃了，她再也读不进书，再不想在偏僻的小村庄里生活下去，她借口要进城去寻找父母，踏上了进城打工的路，辗转了几个省会城市，才来到了上海。她洗过碗，当过服务员，干过清洁工、营业员、接线员，最终在超市里当上了广播员。她今天的丈夫也是一位知青子女，她和丈夫还有孩子生活在一起。不过这孩子不是她生的，而是丈夫和另一个打工女子生的。那个打工女子也像她的母亲当年一样，失踪了……
　　我瞠目结舌地瞪着这个还很年轻，说着一口标准普通话的女子，怀疑她是在对我谈她构思的小说还是她的真实经历。于是乎《孽债Ⅱ》的轮廓在我的头脑里逐渐地有了一些雏型。
既然是《孽债Ⅱ》，那就得扣紧５个孩子的命运来展开，那就要同“孽债”这两个字紧密相连，那就得准确地写出这一代孩子融进生活中经历的坎坷、困惑和碰撞。
　　《孽债Ⅱ》，要表现的就是长大了的５个孩子，今天遭逢的一切。理清了这一思路，一切对于我来说就显得清晰了。５个孩子的个性是我熟悉的，５个孩子的家庭情况及变迁是时时挫在我心上的，甚至５个孩子的未来，我都能看得到。于是乎，从去年秋冬开始，笔记本上的点滴收获逐渐汇拢，人物在我脑子里呼之欲出，一些细节那么鲜明地展现在我的眼前。从元月１日起笔，经过９个月的写作，《孽债Ⅱ》成形了。
　　关于写作本身，也许我还可以多说几句。从１９７７年早春时节，我的处女作《高高的苗岭》出版至今，３０年来，我已经出版了５０几本书，如果算上各个出版社为我编选出版的《叶辛代表作系列》（三卷本）、《当代名家精品》（六卷本）、《叶辛小说散文自选集》（二卷本）、《叶辛知青作品总集》（七卷本）、《叶辛文集》（十卷本）、《叶辛经典知青作品全集》（八卷本），那么，一本一本的书，出版将近有９０本了。看起来数量似乎很大，而实际上，对一个劳动大半辈子的作家来说，这是必然该有的收获。记得我初次访问日本时，名作家三好彻问我，出版了多少本书？那时在同行者中，我算是作品较多的，于是我便如实地说，我已出了２８本书。三好彻说，啊，在中国作家中，你真写得不少。于是我问他，你一共出版了多少书。他说，算上编选的文集，有１０３本吧。他看到我惊讶的表情，又补充说，在日本的著名作家中，这是一个普遍的数字。作家的一生，就是要在勤奋的笔耕中度过。
　　可能是插队落户的岁月中，栖身在茅草屋里、土地庙改建的小房子里守着煤油灯写作的日子，在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我养成了珍惜时间的习惯。只要一有时间，我就愿意坐在书桌前沉思、书写，把稍纵即逝的思绪随时记录下来。有了一块一块的时间，我就愿意进入写作状态。几乎每一个夜晚，我都是临近１２点才入睡的；几乎每一个双休日，我都是在写作中度过的。我们国家实行“黄金周”已有２０多个年头了，我可以坦率地说，每个黄金周我都是在从早到晚的写作中度过的。写作当然需要有种种条件，具备种种素质，但是勤奋创作、埋头苦干是最基本的条件和素质。
　　《孽债Ⅱ》的写作也不例外，我利用了每一个双休日，除了推辞不掉的讲座，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上了。特别是气温高达３５℃以上的整个暑期，我一天也不敢浪费，天天躲在我市人大常委会４０６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从早写到晚。可能办公室的空调是从天花板上泻下冷气来的，以至于不知不觉间患上了“网球肘”，至今未愈。借此机会我还要感谢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的同a志，除了不可请假的会议，他们免去了我的一切活动，使我得以能专心致志沉浸在《孽债Ⅱ》的世界之中。
　　愿每一位关心我的读者，愿每一个当年的知青伙伴，同样能喜欢我的这本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