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尘埃落定》是历史的挽歌式的抒写，新作是描述现实的，给读者展现怎样的景观？

阿来：我认为我写的是一部中国的村落史。我在四川阿坝藏区生活了30年，对藏族村庄有着极为深厚的文化、宗教、自然和社会的体验，我写藏族村庄，但它不 是写单一民族的，是表现更广大的场景，是对人与自然、政治与文化、社会和谐与进步的整体思考。有人说这部小说是“秘史”，其实并非披露神秘，也不是传奇、 牧歌式的，而是用特别的手法将被人漠视麻木的伤痛揭示出来。唯其如此，才形成了小说宏大的格局。

记者：你眼中的“村落”有什么特点？

阿来：中国有写村落史的小说，如《创业史》、《艳阳天》，外国也有类似的“家族小说”，多是一个大事件贯穿始终。我认为现在乡村生活发生了变化，传统的 乡村形式不存在了，有点儿像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里的描写。乡村已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被城镇和外面的社会影响，乡村生活的线索常被打断，由另一个事件 更替，现在的乡村生活是多线索、多中心的，不能一个事件一以贯之，乡村生活可以说是一幅幅拼图，我的新小说的结构就是一幅拼图。

记者：说到小说的结构，如果说《尘埃落定》是封闭的结构，完整的故事，《空山》是多中心的，拼图似的，呈现出与《尘埃落定》完全不同的风貌。

阿来：这部小说在结构艺术上有新的探索，采用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背景，由不同的人和事构成一幅立体式的当代藏区乡村图景，即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 说的“花瓣”式结构。我打算写6个大花瓣和若干个小花瓣，每个大花瓣可独立成章，相互勾连起来是个大花朵，这又是一番更精彩、更广阔的景观。此次出版的 《空山》有两个大花瓣，算作第一部，后面两部各为两个大花瓣，第二部想今年年底写完，第三部预计明年年底出版。

记者：《尘埃落定》出版后，你好像没写太多东西？

阿来：一是除了文学，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任《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是其中一件事。更重要的是文学创作要感情参与，我觉得小说的深度取决于感情 的深度，我自认为不缺少把握语言的能力，好像也不缺少思想，但感情不是一朝一夕的，就像刚刚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不能第二天再来刻骨铭心的另一次。 现在我又有了表达的激情。

记者：袁晞
出处：人民网 2005年4月

阿摩司·奥兹(Amos Oz1939-)

　　当今以色列的杰出作家，早年曾经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攻读文学与哲学，多年在基布兹任教。后为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系终身教授，是目前最富有国际影响的希伯来语作家。他的作品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曾获多种文学奖，包括法国“费米娜奖”，德国“歌德文化奖”，“以色列奖”、拉美世界最有影响的“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以及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等。

主要著述

　　迄今已发表了《我的米海尔》（1968）（有中译本）、《黑匣子》（1987）、《了解女人》（1989）（有中译本）、《爱与黑暗的故事》（2002）（有中译本）、《咏叹生死》（2007）等12部长篇小说，《胡狼嗥叫的地方》（1965）、《直至死亡》（1971）、《鬼使山庄》（1976）（有中译本）等中短篇小说集，《在炽烈的阳光下》（1979）、《在以色列土地上》（1983）、《以色列、巴勒斯坦与和平》（1994）等杂文、随笔集和儿童文学作品。

　　问：在过去的十几年间，你曾经向我谈起过你自幼便梦想有朝一日走访中国，现在你已经梦想成真，脚踏中国的土地，你能告诉我你现在的感受吗？

　　奥兹：我首先告诉你我为什么对中国充满了向往。我曾经对你说过,我父亲懂十几门语言,但始终没有攻下中文这道难关,于是滋生起对坐落在亚洲大陆另一端的遥远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神往。我自幼读了许多描写中国历史的书籍，那些书籍中充满着对那个遥远而陌生国度的描述与想象。尽管它们未能勾勒出一幅幅清晰的中国画面，但是在我的心目中形成这样一个印象，那是一片神奇而奇妙的土地。我清楚地记得，我开始学习英语时，是在20世纪40年代，当时巴勒斯坦由英国托管，第一篇课文中写的便是，有一个人住在非洲，去中国寻找神灯。对于一个小孩来说，中国则是神灯之邦，如果你想寻找神灯，就要去中国。当然，从那时起，我也渴望了解认知中国，渴望有朝一日前往那个神奇的国度。而今，我终于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我的梦想真正化作了现实。我现在还无法说出我对中国的感受，因为我刚到中国几个小时，回答这个问题有些为时过早。但我仍然怀着强烈的好奇与愿望要去了解中国。

　　问:在20世纪90年代，你曾经把译林版五卷本奥兹作品集的问世比作“从亚洲西部的一个小国到同一大陆的东方大国旅行”。而今，你的九部作品已经翻译成中文，你自己也到中国旅行，你想对中国和中国读者说些什么吗？

　　奥兹：我只想重复在致中国读者中所说过的话，希望我的文学创作能够为架设世界上两个最古老文明之间的心灵桥梁尽微薄之力，因为不同的民族互相阅读对方的文学或许是了解对方思想与灵魂的最佳途径。也希望我的来访能在这方面做点微薄的贡献。阅读文学确实是了解另一个民族的良好途径。我读过沈从文的作品，写湘西地方风情，极其富有异国情调。我刚读过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和《天堂蒜薹之歌》，结识了他笔下的乡村世界。

　　问：在你描写童年的作品中，曾提及为中国的苦力而吃饭，那就是你幼时对中国的想象吗？

　　奥兹：在我童年时代的想象世界里，中国到处是古老的宫殿，到处是琼楼玉宇，田野里稻菽滚滚，苦力们拖着一桶桶水。之所以出现苦力这一意象，是因为我父母从我很小时就不断地警告我，你必须把盘子里的东西吃干净，因为世界上有贫穷和困苦，中国的苦力根本没有饭吃,我们有责任不浪费,所以我必须为了中国的苦力把盘子里所有的东西都吃光。

　　问：与你想象中的欧洲完全不同？

　　奥兹：对，欧洲在我的生命轨迹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尽管我本人出生在以色列，但我父母都是受教育程度很高的欧洲犹太人，热爱欧洲。他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便从欧洲移居到以色列土地，但欧洲对他们来说是一片禁止入内的应许之地，是人们所向往的地方，有钟楼，有用古石板铺设的广场，有电车轨道，有桥梁，教堂尖顶，遥远的村庄，矿泉疗养地，一片片森林，皑皑白雪和牧场。在我整个童年时代，“农舍”、“牧场”、“养鹅女”等词语一直对我有着诱惑力，让我兴奋不已。我无数次喃喃自语“牧场”——我已经听到脖上挂着小铃铛的母牛们的哞哞叫声，听到小溪的汩汩流水。我闭上双眼，便可以看到打着赤脚的牧鹅女。而中国是个遥远的所在，一切都充满了神秘色彩。

　　问：因此欧洲文化在你幼时的教育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奥兹：但是这种教育本身充满了矛盾。我父母崇尚欧洲文明，是热诚的亲欧人士，他们可以使用多种语言，倡导欧洲文化和遗产，推崇欧洲风光，欧洲艺术，文学和音乐。他们把自己视为欧洲人。但欧洲并未以爱来回报这些犹太人，并在20世纪30年代将其逐出欧洲，这对他们来说是件幸事——因为倘若他们没有在20世纪30年代被逐出欧洲，就有可能像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那样在20世纪40年代丧生。这种经历使之对欧洲的情感颇为矛盾，既思念欧洲，又怨恨欧洲，对欧洲充满失望的爱。

　　我父亲总是苦涩地打趣，三类人住在捷克斯洛伐克：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后者就是我们，犹太人。在南斯拉夫有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人，也有南斯拉夫人——我们，犹太人。许多年过去后，我才理解在妙语连珠的背后，隐藏着多少悲哀、痛苦、伤心和单恋。

　　问：那么以色列文化，我是说希伯来文化，在你的幼时教育中又占据了什么样的位置呢？

　　奥兹：我自己是以色列教育制度的产物。这是一种鱼水相依的关系。希伯来语言是我的母语，希伯来文化融入到了我的血脉之中。我很小的时候，便听说在加利利等地云集着大量的拓荒者，他们皮肤黝黑，坚韧顽强，沉默寡言，与大流散中的犹太人截然不同，是一种新型的犹太英雄。我当时向往的便是像他们那样成为战斗的国民，要成为和父母完全不同的一代犹太人。但是，要想只用一代人就实现这种变革绝非易事，变革是几代人的事情，身为中国人，我想你非常了解这些。

　　问：是的，因此这两种文化传统在你的创作中就这样相互交织在了一起？

　　奥兹：是的。我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欧洲文化传统与我自己所成长的以色列文化环境在我的创作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

　　问：《爱与黑暗的故事》在这方面颇富代表性。你曾经说过，若是问你哪部作品最好，就像让你说出哪个孩子最好一样困难。但是当《爱与黑暗的故事》发表后，许多文学批评家认为这是你最优秀的一部作品，对此，你有何评价？

　　奥兹：我现在还是难以回答我哪部作品写得最好。我不敢说这是我创作中的一个高峰。但是，显然这部作品卖得非常成功，仅次于多年前发表的迄今最为成功的《我的米海尔》。也许随着时光的推移，它卖的册数会超过《我的米海尔》。但是，若是让我根据个人品位进行判断的话，我非常喜欢《一样的海》，这是一部诗体小说，融入了我对人生的特殊感受与理解，在表达方式上也极其特别。我本人为这本书自豪，可它卖得却不太好。

　　问：你最早构思这本书是什么时候？为什么？

　　奥兹：我最早构思《爱与黑暗的故事》是在1995年，我写了几年之久。这是一部回忆录，写作的目的是为了追忆过去。

　　问：你为什么给这本书取名叫“爱与黑暗的故事”？

　　奥兹：因为“爱”与“黑暗”是这部书的两个主题。它囊括了我许多的爱，比如说，爱父母，爱祖父母，爱我的出生地耶路撒冷，爱书；也囊括了许多黑暗，包括因我母亲之死给我童年世界造成的黑暗，以及我父母对欧洲那种遭到拒绝的爱。

　　问：是否可以说这本书中的小主人公具有双重家园，或三重家园，即自己，父亲、母亲和家族，民族，以及个人的心灵世界？

　　奥兹：这是个相当好的描述。本书写的是一个立志要成为作家的孩子，他疯狂地阅读，观察世界，这就是他个人的童年。这本书也写了对语言的爱，孩子像自己的父母一样热爱学习语言，尤其是希伯来语。这本书还描写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当然还有胡尔达和以色列的其他地方，铸造了他。他爱耶路撒冷，在某种程度上，耶路撒冷成了犹太民族的一个象征。我希望中国读者通过读这部作品，能够对以色列人的生活和以色列人的心灵世界有更好的了解。

　　问：在以色列政治似乎成了个人生命中的一部分，身为以色列作家，你对此有何感受？

　　奥兹：对于我来说，从童年时代起，政治就成了个人内在生活的一部分。每天父母、亲人、街坊邻里谈论的就是时局与政治。甚至连小孩子也参与政治讨论。而今，政治不是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不是出现在另外一个世界，而是终日影响着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问：那么你认为你童年时代的政治信仰是什么？后来是否发生了变化？而今的主张是什么？

　　奥兹：我很小的时候由于受父亲家族右翼人士的影响，是个小民族主义者，小爱国主义者，认为犹太人都是对的，而其他世界都是错的，非常简单化，一刀切。可是当我十二岁多的时候，我母亲突然自杀身亡，我开始反叛父亲的世界，也反叛他的政治信仰。从那以后，我开始从伦理道德角度思考巴以两个民族这一错综复杂的问题。也许最后这两个民族能够找到一种相互妥协的方式，达成和解。

　　问：你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谈到，是舍伍德·安德森的作品启迪你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你的许多作品都以描写典型的以色列日常生活见长，作为作家，你意识到“自己身在哪里，哪里就是世界中心”，对此，你希望对中国作家和读者做进一步的解释吗？

　　奥兹：作家应该描写他或她最为熟悉的世界，描写他的邻里、家人、国家以及所熟悉的人。我十六七岁的时候，认为自己当不了作家，因为我生活在偏僻的基布兹，而真正的世界在巴黎、马德里、纽约、蒙特卡洛、非洲沙漠、斯堪的纳维亚森林。也许可以在俄国写乡村小镇，甚至在加利西亚写犹太人村庄。但是，在基布兹，只有鸡圈，牛棚，儿童之家，委员会，轮流值班，小供销社。疲惫不堪的男男女女每天早早起来去干活，争论不休，洗澡，喝茶，在床上看点书，十点钟之前便筋疲力尽进入梦乡。我没有像第一代以色列作家那样拥有战争经历，生活中缺少激情。是舍伍德·安德森的《小镇畸人》让我改变了上述观念。在《小镇畸人》中，我认定有损于文学尊严、被拒之文学门外的日常生活中的人与事，占据了中心舞台。于是我意识到，自己身在哪里，哪里就是宇宙中心，即使你生活在一个小村庄，这个小村庄便是你的宇宙中心。如果年轻作家到我这里来询问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作家的话，我就会告诉他，“年轻人，请描写你身边的世界。你的家人，你的村庄，你自己的世界。”

　　问：正如中国小说家莫言在评论《爱与黑暗的故事》中所说：“这里的确是人类灵魂的演示场，这里也的确是人的光荣和人的耻辱表现得最充分的地方，这里毫无疑问是文学的富矿，这里应该产生伟大的文学，但写作的难度之大也是罕见的。奥兹先生担当了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代言人，用他的一系列作品，尤其是这部《爱与黑暗的故事》，完成了历史赋予文学的使命。”

　　奥兹：我非常感谢莫言先生这段优美的文字，我在读他的作品，他是位非常优秀的作家。但我有一点想指出的是，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以色列国家的代言人。我认为，每位作家都是一位代言人，但是任何作家都难以成为总体代言人。因为约书亚·凯纳兹描写的世界与阿摩司·奥兹的世界截然不同，我们代表的分别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问：但是，希伯来文学批评家施瓦茨教授也曾经说过，如果说是谁在创作中代表着“以色列民族意识”，是奥兹和约书亚。

　　奥兹：我并不觉得我个人能够成为代表，许多作家的创作组合在一起方可代表某种民族意识或某一国家。我不认为哪位作家可以代表着中国。个体作家只能代表着他的世界。莫言,出色地表现出他的故乡，他的村庄，但是我们只能说他在某一方面表现出中国社会生活。文学表达形式与内容多种多样。作家不像文化大使，中国只有一位驻以大使，以色列也只有一位驻华大使，但是作家们却不是这样，确实有很多作家都可以成为代表，为表现某个国家或者某个民族的文化而奉献着。

　　问：安德森之后，契诃夫的世界又将你深深地吸引，阿格农等希伯来语大家也使你获益，请对中国读者具体谈谈他们对你的影响。

　　奥兹：契诃夫让我认识到日常生活琐事的伟大意义，教会我如何含着微笑描写令人伤心的生活。我的祖母曾经说过，当你哭尽了眼泪之后，就不会再有眼泪了，那么就开始微笑吧。契诃夫就是这样的作家，含笑运笔，描写人生的悲怆。诺贝尔奖得主阿格农教给我如何运用反讽艺术手法，他是一位讽刺大师。当描写严肃的生活事件时，往往以某种戏谑的方式，妙趣横生，余味无穷。别尔季切夫斯基教我挖掘人性深处，包括人性中的黑暗面。

　　问：《爱与黑暗的故事》后半部分非常感人，曾经令我在翻译时忍不住落泪，我真难以想象你如何度过那段艰难的写作时光。在创作一部小说时，你的日常生活，包括家庭生活，情感生活等是否受到影响？

　　奥兹：我想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我是想和父母实现一种和平。大家都在讲实现中东和平进程，而我却在通过写作寻找与父母之间的和平，寻求心灵的一片宁静。在过去的五六十年间，我一直在心灵深处不肯原谅我那自杀身亡的母亲，不肯原谅她弃我而去，也不能原谅父亲任其离开我们。而在写作过程中我的情绪逐渐平静。

　　我写此书把死去的亲人请到家中做客。此次，我是主人，而他们，死者，则是客人。请坐。请喝杯咖啡。吃蛋糕吗？也许吃片水果？我们必须交谈。我们有许多话要说。我有许多问题要问你们。毕竟，在那些年，在我的童年时代，我们从来没有交谈。一次也没有。一个字也没有。没有谈论过你们的过去，也没有谈论过你们单恋欧洲而永远得不到回报的侮慢，没有谈论你们对新国家的幻灭之情，没有谈论过你们的梦想，梦想如何破灭，没有谈论过你们的感情，我的感情，我对世界的感情，没有谈论过性，记忆和痛苦。我们在家里只谈论怎样看待巴尔干战争，或当下耶路撒冷形势，或莎士比亚和荷马，或马克思和叔本华，或坏了的门把手、洗衣机和毛巾。

　　那么请坐下，亲爱的死者，跟我说说以前你们从未向我说起的东西，我也会讲述以前不敢向你们讲述的东西。之后，我将把你们介绍给我的夫人和孩子，他们从来也没有真正了解你们。如果他们和你们相互之间了解一些或许是件好事。而后你们结束来访，将会离去。你们不会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只是要常来看看坐上一会儿，而后离去。我不想让死人影响我当今的生活。

　　问：许多人，包括批评家，都想问你这样一个问题“身为男性作家你为什么如此了解女人”？

　　奥兹：我只能通过想象和猜测。我不是女人，但我可以想象并猜测女人；我不信教，但我可以想象并猜测他们的心地；我30岁时，也是这样想象并猜测老人。无论在喝咖啡，或者在沙漠中漫步时，我都在想象。就像你在我书中读到的那样，我自幼就形成了这种习惯。无论身处何处，都像做间谍。想探测别人的生活与心灵。

　　问：你的母亲对你整个思想和创作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奥兹：对。我母亲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她是个讲故事的高手，这些故事启迪我的奇思妙想。而她的自杀，给我留下了永远的痛。写作也是一种疗治心灵创伤的方式，我想很多作家会对此产生共鸣。

　　以色列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有力竞争者奥兹到访中国接受本报专访

　　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8月26日以色列著名作家奥兹踏上了他梦想的中国土地。在北京访问期间，这位被誉为当今最富有国际影响力的希伯来语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在北京国际饭店里接受了广州日报记者的专访。

本专题采写：本报记者 柳建云

　　阿摩司·奥兹（Amos Oz, 1939年~）出生在耶路撒冷,其父母分别从波兰和俄国移居到那里。奥兹童年时代的耶路撒冷由英国托管，人们的日常生活蒙上了一层英雄主义色彩：地下活动、爆炸、宵禁、英国兵、阿拉伯帮、迫在眉睫的战争与恐惧……古老的英雄神话仿佛成了现实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奥兹的母亲范尼亚美丽贤惠，多愁善感，父亲是一位通晓十几门语言的学者，但在耶路撒冷不是很得志。在奥兹12岁那年，母亲因不堪忍受没有色彩的生活自杀身亡，对奥兹的心理产生了强烈震撼，影响到他的全部人生和创作。

　　多年来他发表了十二部长篇小说，多部中短篇小说集、杂文、随笔集和儿童文学作品。他的许多作品，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我的米海尔》、《了解女人》、《费玛》。他的许多作品都与女性主角息息相关，在他看来这与母亲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联。

　　奥兹可以说是当代以色列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也是最富有国际影响的希伯来语作家，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系终身教授。他的作品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曾获多种文学奖，包括法国“费米娜奖”，德国“歌德文化奖”，“以色列国家文学奖”等。近些年，当每年的秋季，全球媒体热切猜测那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时，奥兹总出现在名单中。

　　如今68岁的奥兹回望漫长的人生旅途，如何消除那段母亲自杀带来的童年记忆的阴影才是此生征服自己的标志，终于在沉默了半个多世纪后，奥兹第一次通过自己优秀的作品《爱与黑暗的故事》面对人之初的心灵创伤，对母亲的自杀进行哲学意义上的探讨，如泣如诉，感人至深。

　　阿摩司·奥兹小传

　　作家奥兹与政论家奥兹

　　他是一位能时刻触动你心灵的作家，母亲的自杀成为他不幸的童年的起点，随后伴随他的是父子情感的隔阂，如今年近古稀的他却终究以不可思议的乐观，用笔挥洒并记录下当年的那些痛楚；他是个喜欢用排比表达的健谈者，让人很容易从对话中感受到那份与常人不一样的迥异。虽然历经沧桑，却依然激情饱满；为了写好女人，为了写这个世界上最基础单位“家庭”中最特殊的角色，他更多的时候将思维让位于女性视角，也许是对女性富有想象力的需要，在他作品中，没有人会否认他笔下的作品极富想象力。他的名字叫阿摩司·奥兹。

　　奥兹从1968年的《我的米海尔》开始塑造他善写女性的特色，又在《鬼使山庄》等作品中展示其关注犹太历史与现实的一面。“若问我的风格，请想想耶路撒冷的石头。”奥兹曾对《我的米海尔》等作品的中文译者钟志清表示。政治评论家是奥兹作为作家之外的另一个身份。他用柔情而感伤的小说隐喻政治，又用泼辣而极具攻击性的评论直击政治的软肋，也许因为他经历和思想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让他的作品在犹太文学中独树一帜。

　　奥兹的“中国梦”

　　社科院的钟志清是这部最新进入中国读者视野的作品——《爱与黑暗的故事》的译者，在此前，她曾翻译了奥兹的两部重要作品：《我的米海尔》、《黑匣子》。钟志清与奥兹的相识是在她赴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求学期间。

　　钟志清说，奥兹与中国的渊源由来已久:他的父亲能讲十几门语言，却始终没有攻克中文这道难关，于是滋生起对坐落在亚洲大陆另一端的遥远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神往。奥兹本人也渴望认知与了解中国。在他看来，中文和希伯来文两种语言都留下了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创作，双方有许多地方需要互相了解。

　　他曾将自己的中国心结比做“中国梦”。但由于创作累身，教务繁忙，加上以色列大学严格的规章制度，奥兹不得不多次婉拒以色列外交部和作家协会等部门向他发出访问中国的邀请。

　　在经过漫长的等待和挂念后，此次《爱与黑暗的故事》中文译版问世，就像一张从中国发来的邀请卡，让他顺利圆了中国行的梦想。

　　采访过程中，阿摩司·奥兹对中国文化好奇的神情，如孩子般天真的发问，以及谦和友善的态度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交谈中，奥兹时刻不忘自己以色列人、犹太人的身份，他希望这经历漫长等待最终得以成行的中国之旅，能收获更有意义的结果，就是通过带来这部畅销世界的作品，让中国人更多了解以色列人和以色列文化。

　　本报记者对话阿摩司·奥兹

　　“我总是努力

　　像女性那样去思考”

　　“创作灵感来自母亲”

　　广州日报：在您的许多作品中，女性角色一直为你所重视，为什么？

　　奥兹：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我就对女性非常感兴趣，我总是努力让自己试着像女性那样去思考。所以在我的许多小说中，主角往往是个非常有想象力和非常敏感的女性，这些灵感来源是我的母亲。我母亲正是这样的女人。

　　广州日报：几乎在您的每部作品中，都能触摸到您自己的背影，许多故事也因此带着浓厚个性化的色彩？

　　奥兹：文学就是个性化的，这是文学的主题。文学的主题不应该是反映政治，而应是反映个体，应是有关家庭，包括政治在内的国家，只是故事的背景。非洲与中国是否越来越相似并非世界最关心的问题，但我感兴趣的问题是非洲女性遇上中国男人。

　　广州日报：您此次带来的《爱与黑暗的故事》中，首次将您母亲自杀的经历写入这部带有自传特点的小说，是什么迫使或让您有勇气重现这段令人辛酸的往事？

　　奥兹：许多年来，我对我母亲的自杀感到内疚，我对父亲眼看着母亲的离去感到气愤，我对自己感到内疚，认为自己是个坏孩子，因为我相信，如果我是个好孩子，母亲会跟我在一起。在我真的能放下这份内疚之前，我需要有足够的阅历，变得足够的成熟。

　　只有我完全宽恕这一切了，我才能开始描写这段往事。所以在《爱与黑暗的故事》里，我对待活在记忆中的父母，就仿佛他们成了我的孩子，我描写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就像描写发生在我子女身上的故事一样，我带着怜悯，宽恕和幽默，记录下了这一切。

　　“我描写人类的苦难，就好像我已经原谅了这些苦难和造成苦难的原因”

　　广州日报：您认为童年的不幸有无给你的创作带来影响？

　　奥兹：我童年的不幸为我非常清晰地展示了什么是人类的不幸。我描写人类的苦难，但是总是含着微笑去写，我描写人类的苦难，就好像我已经原谅了这些苦难和造成苦难的原因，我从不带着愤怒写故事，除了我所写的抨击政府的政治随笔。

　　广州日报：是否您更钟爱给笔下许多故事一个悲剧结局？

　　奥兹：是的，比起善恶冲突的故事，我对两个善者之间的冲突更感兴趣，比如当一个好丈夫遇上一位好妻子最终却酿成了悲剧。

　　广州日报：您因悲剧而享誉世界，那么生活中的您是一个悲观的人吗？

　　奥兹：不，我不是一个悲观感伤的人，相反我是个快乐的人，善写悲剧的人并不必然就是性情悲观的。

　　“脑海里存在3种中国印象”

　　广州日报：您曾说过，你希望《爱与黑暗的故事》能帮助中国人更深层次地了解以色列？

　　奥兹：这本书既是家庭故事，也是民族叙事，通过讲述我家三代人，实际上是在讲述以色列移民的历史，关于以色列人来自何方，为何来以色列，讲了以色列建国，因此，我希望这本书能称为以色列和中国相互理解的桥梁。

　　广州日报：来中国一直是您童年的梦想，来到中国后，您留下什么印象？

　　奥兹：现在在我脑海里存在着3种中国印象，第一个来自我的母亲，我小的时候，她为我勾画了一个充满神仙、巫师、智者等奇幻故事的中国；第二个印象来自中国文学，通过中国现代作家描写的世界，我读到了中国人民的苦难，读到外国列强的侵略、国内革命战争、饥饿和文革，现在我亲眼看到是第三个印象，在北京和上海，看到以前从未见过的生机勃勃的景象，因为我没有去过乡村，所以我只能谈这两个城市，通过这两个富有活力的城市，我感到乐观。

　　广州日报：在以色列，中国文学是否流行？哪位中国作家给您留下深刻印象？

　　奥兹：有近四十部中国作品被翻译成希伯来语，中国文学在以色列拥有广大读者。我最近读到莫言，读过沈从文，我欣赏中国作家，除了文学，中国电影在以色列同样非常流行。

　　“用家庭的语境表现国际关系”

　　广州日报：同时拥有作家和政治评论家的双重身份，您如何区分这两者？

　　奥兹：当我百分之百确定我的主张时，我就不写故事，我写随笔，有时甚至扬言把政府送进地狱，但是描写故事时，我并不是那样义愤填膺，我只是讲故事，因为我喜欢讲故事。

　　广州日报：您的作品常常将复杂的故事梳理成家庭关系，那么对待巴以关系时，是否同样适用这样的方法？

　　奥兹：我在写政治评论时，我用家庭的语境表现国际关系，能够表现国际性的冲突。我所有的作品都是描写家庭的，如果要用一个词来解释我的作品是什么时，我会说“家庭”，如果用两个词，我会说“不幸的家庭”，如果要用更多的词语，我会说“家庭是构成世界的细胞”。

　　广州日报：谈谈您的新作品？

　　奥兹：我刚完成一部长篇小说《咏叹生死》，几个月前在以色列问世，正在被十几个国家翻译成外文。故事讲述一个作家在一个夜晚被邀请去会场宣读作品，在路上，他来到一个咖啡馆，听陌生人聊天，他开始构思新的故事，最终他因此没赶上演说，但是他却因此拥有新的收获。故事的结局是，他所描写的故事变成真实的现实。这本书正是要描写文学和现实的关系。

　　奥兹日前在华首发的最新长篇《爱与黑暗的故事》中文版，用作家自己的话来讲，是一部“包含我个人的故事、也包含我们家三代人的历史以及整个国家的历史与生活”的作品。2005年8月28日，阿摩司·奥兹因为这部作品，从德国法兰克福市长手里领取了著名的歌德文化奖，并入围2007年“布克国际奖”。

　　“如果你想知道我所书写的是什么，用一个词告诉你：‘家庭’；如果用两个词，就是‘不幸的家庭’。如果用更多词，我想告诉你：家庭是宇宙中最神秘的细胞。家庭充满悖论，既充满喜剧色彩，又充满悲剧特征。夫妻、父子、兄弟总是生活在矛盾中。”一直把中国怀揣在梦里的奥兹也在中国文学里看到同样的主题：家庭复杂、充满矛盾，子女挑战父母的权威、妇女的不幸、沉默……“这是以色列家庭与中国家庭之间的共同性”

　　“我希望你们能读我的作品，因为我的作品描写了某些你们在新闻中读不到的以色列，因为它讲述了一些普遍性的东西。”厚厚的镜片下，68岁的以色列作家阿莫斯．奥兹目光恳切。首度来华、“依然如在梦中”的他设想作品如同一张旅行票、一个邀请，“邀你进入一个陌生家庭的各个角落。”

　　创作有《我的米海尔》、《黑匣子》、《莫称之为夜晚》等十一部长篇小说的奥兹是当代以色列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近些年，当每年的秋季，全球媒体热切猜测那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时，奥兹总出现在名单中——这位深深植根于民族传统、颇具人文关怀的作家，从1968年的《我的米海尔》开始塑造他善写女性的特色，又在《鬼使山庄》等作品中展示其关注犹太历史与现实的一面。“若问我的风格，请想想耶路撒冷的石头。”奥兹曾对《我的米海尔》等作品的中文译者钟志清表示。而将于9月2日中文版首发的最新长篇《爱与黑暗的故事》，则是一部“包含我个人的故事、也包含我们家三代人的历史以及整个国家的历史与生活”的作品，曾为其赢得2005年“歌德文化奖”，并入围2007年“布克国际奖”。

　　“每个家庭都包含生者与死者。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我唤回了死去的母亲、死去的父亲以及死去的爷爷奶奶，请他们到我家中做客，坐下来喝杯咖啡。我对这些死者说：坐下来和我聊聊天，因为在你们活着的时候我们交流得并不够。我们虽然说得很多，但说的都是一些不足挂齿的区区小事。”

　　“家庭”是奥兹创作的核心。尽管奥兹曾经参加过1967年的“六日战争”和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并从1977年开始，作为“今日和平”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写作了不少政治评论文章，这个步履略显蹒跚的老者始终认为，他的小说没有一部直接涉及政治。奥兹笔下的耶路撒冷是一个被人围观的“受伤女人”，迷离、阴冷、令人伤心；基布兹的压抑就如同他母亲的压抑……

　　“如果你想知道我所书写的是什么，用一个词告诉你：‘家庭’；如果用两个词，就是‘不幸的家庭’；如果用更多词，我想告诉你：家庭是宇宙中最神秘的细胞。家庭充满悖论，既充满喜剧色彩，又充满悲剧特征。夫妻、父子、兄弟总是生活在矛盾中。”一直把中国怀揣在梦里的奥兹也在中国文学里看到同样的主题：家庭复杂、充满矛盾，子女挑战父母的权威，妇女的不幸、沉默……“这是以色列家庭与中国家庭之间的共同性。”

　　所有关系都可还原为家庭关系

　　《第一财经日报》：你曾说过，你的小说的主题是“家庭”。你是否认为，所有的关系都可还原为家庭关系？所有的矛盾亦可以用解决家庭矛盾的方式解决？

　　奥兹：是的，我相信世界上所有的关系都可以还原为家庭关系，甚至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家庭对一个人成长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待人接物的方式最初都是从家里学到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我们从他们身上学习。

　　关于矛盾的解决，我不知道是否所有的矛盾最终都能得到解决，但是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可以把它们还原成家庭矛盾来看待。比如，我经常谈到以色列与巴基斯坦，它们同时声称这个国家属于自己，我认为他们需要平心静气地“协商离婚”，将一栋房子公平地分成两个部分，这就是用处理家庭矛盾的思维来处理国际关系。

　　《第一财经日报》：能谈谈你的家庭对你的影响吗？你多次提到过你母亲，她对你的影响主要在哪些方面？

　　奥兹：我的母亲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她极具讲故事的天赋，我一直觉得她应该成为一个作家，但她从未有时间和精力把她所讲述的东西写下来。她给我讲很多神话、传奇，这些故事给我印象很深，对我后来的写作有很大影响。母亲在我12岁那年的自杀，改变了我的生活，直接把我推向了写作的道路，因为从那之后我一直很困惑，进而开始在写作的过程中找寻人生意义的答案。

　　《第一财经日报》：你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与你的母亲有关系吗？

　　奥兹：几乎所有的女性角色都与我母亲有关联。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人物都是我母亲，但是每一个形象都包含我母亲的一些特质，有特殊的关联。

　　我笔下有很多爱做梦的女人，追求梦想的女人，因为我母亲是个梦想家；我常写的女人都是悲伤的，因为我的母亲经常是悲伤的。我写得最多的就是经常幻想着一个不同的世界、幻想过另一种生活的女人，因为我的母亲就是那样的。

　　《第一财经日报》：那么你的妻子呢？她对于你的写作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奥兹：（笑）她就坐在那边，你应该去问她而不是我，因为我们在家约好的，不对彼此相互评论，各自回答各自的问题。严肃地说，她是我生命安宁的源泉。她能让我感觉到平和，给我灵感，思考的灵感，写作的灵感。

　　每个人的内心都需要寻求安宁

　　《第一财经日报》：你所有的作品中，哪一个人物与自己最接近？

　　奥兹：每一个形象上都有我自己的影子。举个例子，《沙海无澜》中的主人公与父亲有隔阂，离家出走。我在14岁那年就与父亲吵架，离开了家。那之后再也没有完全回去过，住在离家乡很远的地方，住了几十年。表面上看，我确实再也没有回去过，但是，其实我用另一种方式回去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的父亲是一个学者，一个语言学家，与他的隔阂让我从小就下定决心绝对不从事这一行，然而最终却还是成为一个与文字打交道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还是回去了。

　　《第一财经日报》：既然已经创作了这么多具有个人色彩的作品，你为什么还要创作《爱与黑暗的故事》这一具有自传性质的作品呢？

　　奥兹：经过这些年，我开始领悟到我需要寻找一份安宁，我与我的父亲、我的家庭之间的安宁。我相信在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寻求安宁的需求，写作《爱与黑暗的故事》是我的方式。在此之前的很多年里，我与父亲的关系非常紧张，我们相互生气，不能谅解，我希望通过这部作品求得我们之间的安宁，从而也得到我自己内心的平和。

　　《第一财经日报》：《爱与黑暗的故事》将“爱”与“黑暗”两个词并置，在你看来，它们是否都含义模糊，边界暧昧？二者之间有如何的关系？这是否也能概括你对耶路撒冷的感受？

　　奥兹：是的，每一种爱都有黑暗的一面。爱是自我的，爱是自私的，因此爱也会抹上黑暗的影子。我对于耶路撒冷的感情也是如此，我爱耶路撒冷，我也知道它的黑暗。

　　《第一财经日报》：耶路撒冷在你的父辈那里曾经代表信仰与追求，而在你少年时，它也是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城市。你后来参加了战争，战争对你而言，是否意味着这个信仰的失落？

　　奥兹：不是的，我参加战争是为了追寻信仰，战争并没有浇灭信仰，相反正是在战争中，我发现了自己内心对于和平的渴望，从而对追求和平有了更多的热情。

【新华社耶路撒冷8月20日专电】（记者马晓燕）以色列著名作家阿摩司．奥兹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将于8月26日至9月9日首次访华，向中国读者介绍其代表作《爱与黑暗的故事》中文版。“我对中国充满好奇，非常期待这次访问，”奥兹19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激动地说。

在以色列内盖夫沙漠小城阿拉德的一幢普通房子里，奥兹过着平凡简单的生活。

奥兹说：“我对中国的了解仅仅来自书籍、电影和电视。我现在尽量抹去这些印象，争取用一种新的眼光观察中国。”

在奥兹看来，文学可以拉近任何不同民族、种族之间的距离。他说：“文学是最贴近心灵和生活的东西。我的书就好像一份邀请，邀请中国民众近距离观察和了解以色列人的生活。同时，我也期待与中国民众沟通，倾听他们的故事和见解。”

作为以色列文坛泰斗，奥兹已发表过11部长篇小说、多部中篇小说、杂文集和1部儿童文学作品。他的作品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其中9部被翻译成中文。

奥兹1939年生于耶路撒冷，关于童年的记忆既沉淀着对家庭、书籍和故土的热爱，也有母亲自杀给他幼小心灵造成的创伤。《爱与黑暗的故事》正是以犹太人近现代历史为背景而述说家庭不幸的自传体长篇小说，被公认是奥兹的巅峰之作。奥兹介绍说：“这本书向读者展示了一幅耶路撒冷的真实画面。人们从书中可以了解到以阿冲突的起源，了解到现代以色列的根源。”

天分加之勤奋，奥兹因此获得文学领域多个奖项，如法国文学与艺术奖、德国歌德文化奖、以色列国家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等。

除了极高的文学造诣，奥兹还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他是以色列左翼组织“现在就和平”领导人之一，定期在以色列《新消息报》发表关于以阿冲突的文章。他主张通过和平途径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以色列政府应为此作出“痛苦的让步”。

谈到政治，奥兹加快了语速。“耶路撒冷不完全属于犹太人，也不完全属于巴勒斯坦人。将耶路撒冷一分为二，对于两个民族来说都非常痛苦。但妥协的含义就是痛苦，不是快乐。”

奥兹强调：“这个地区面积狭小，两个民族都在此生存。如果不作出痛苦让步，就无法实现两个民族共存。我始终相信可以通过和平手段实现两国共存，尽管我不知道何时才能实现。”

　　1　对善与善的冲突更有兴趣

　　新京报：你在来中国发行的这本《爱与黑暗的故事》中第一次讲述母亲不堪忍受缺乏色彩的生活而自杀身亡，她自杀时，您12岁。你把这个秘密写出来，是否是一种疗伤？

　　奥兹：这是一种预后治疗。只有当我的内心不再有愤怒，不再有苦涩时，我才能来讲述我的父母，仿佛他们是我的孩子般来讲述。事实上在很多年前，我一直对自己生气，因为我觉得我是坏孩子，我甚至认为如果我是好孩子，我母亲不会自杀。写我母亲自杀的那段非常艰难，这是一个艰难的自我治疗过程。

　　新京报：从《我的米海尔》到《爱与黑暗的故事》女性一直都是你关注的对象，这是受到母亲对你的影响吗？

　　奥兹：是，女性存在于我大部分的作品中，我总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女性，我总是问自己，如果我是一个女性，她(他)们会如何回应？我承认这样的行为是受了我母亲的启发。

　　新京报：英国《卫报》评论说：“奥兹具有启示性天才，能够将以色列复杂的历史融入最卑微的家庭生活中表现出来。”《爱与黑暗的故事》似乎留下的是一团谜，两个善良的人，两个既不偏执也不疯狂的人，他们的婚姻会破裂，直到以悲剧收场，你的很多作品也在关注这个问题，到底为什么？

　　奥兹：这个问题很好。相比善与恶的冲突，我对善与善的冲突更为感兴趣。我始终在探寻为什么两个善良的人，两个互相理解的人，两个温和的人，却无法避免悲剧的发生，这是巨大的谜。我得不到答案，但我知道在善与善之间有着巨大的冲突，这是我所关心的。我的作品受到了古希腊悲剧的影响，古希腊悲剧总是发生在对与对之间，而不是发生在对与错之间。

　　2　以色列就像一个“难民营”

　　新京报：14岁半的你自己改名奥兹(希伯来语“力量”)后去了以色列集体农庄基布兹，但有着俄罗斯、波兰的血统，《爱与黑暗的故事》写的也是一部移民的历史，移民意味着什么？

　　奥兹：移民对我的意味很大，我是移民的儿子。移民是很扭曲的一个群体，他们因为迁移而痛苦，脆弱，即使迁移后很多年他们都还在为失去家乡感到痛苦，为失去语言感到痛苦。我还清晰记得当我还是小男孩时，我父亲如何偷偷地带着四个大箱子从俄罗斯逃难到以色列来。他们都是正统的欧洲人，却被欧洲粗暴地踢出了家园。对于他们，这是个大悲剧，他们爱欧洲，欧洲却从来没有爱过他们，欧洲从来没有爱过犹太人，所以他们只能远离家园，但这痛苦却永远封存于心底。作为移民的儿子，我总是能感到移民群体身上的痛苦。

　　新京报：这部起始于立陶宛和敖德萨、绵延150年的家族史诗一直笼罩在欧洲的阴影中。但你书中的人物都对欧洲有着一种热爱。你这样写你的叔叔，“在还没有欧洲人时，他就是一个坚定的欧洲人”。你认为怎样能最小伤害地解决巴以冲突？

　　奥兹：以色列是个移民国家，一个难民国家，被踢出欧洲的国家，以色列也有从其他地方被赶出来的人，有从摩洛哥赶出来的人，有从伊拉克赶出来的人，所以以色列是一个难民营，这就带来了非常痛苦的结果，因为每个人都热爱他们的祖国，但同时每个人都对他们的祖国生气，这是个爱与恨并存的情感。

　　以色列是非常小的国家，对中国人来说很难理解以色列有多小，你从东边到西边可能只用一个小时就到了,但这么小的一个空间是两部分人惟一的家园，只有将这个家园分割成两个不同的居住地才是办法，对于巴以冲突我相信这是惟一的解决办法，这就像把一幢房子分割成两个公寓一样，没有其他途径。

　　新京报：56岁的以色列比以前更清醒了吗，如果我们希望了解理解以色列文明，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奥兹：事实上，要了解以色列的最好办法就是阅读以色列文学，就好像要了解中国文明的最好办法就是阅读中国文学一样。你去一个地方旅游，只能看到一个地方的建筑，但如果你读一个地方的文学，你就被邀请到建筑里面去，你甚至可以看到人们的起居室，了解另一个民族的最好办法就是阅读文学，文学是文化之间最好的桥梁。

　　3　我正在阅读《红高粱》

　　新京报：犹太民族人口只占世界的千分之三，获得诺奖的作家却占到四分之一，受难的体验使犹太人更敏于思考吗？

　　奥兹：2000年来犹太人没有祖国，没有建筑没有绘画，犹太人的历史集中在书写与音乐中，而其他民族的历史可以在他们铺的路，架的桥中一一体现，或许这是犹太人成功的原因之一。要知道，对于在欧洲生活的犹太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成为学者要么一无所有。我想说的是，当犹太人有了一个国家之后看看他们是否还有那么强烈的创作欲。或许100年后，我们在此重逢，会有另一个答案给你们。

　　新京报：中国作家毕飞宇称你是作家中的作家。

　　奥兹：我不是作家中的作家，我是读者的作家。我知道我的书被世界各地普通读者阅读，我只是读者中的作家。

　　新京报：听说你很喜欢沈从文的《边城》，也很喜欢君特．格拉斯的《剥洋葱》，是吗？

　　奥兹：沈从文是个杰出的作家，他能历史地看问题，用温和的语气谈论严肃问题，比如正义、历史，我喜欢他的风格。我最近正阅读被翻译成希伯莱文的莫言的《红高粱》。阅读莫言的作品可以让我熟悉中国的小镇，我很喜欢莫言的风格，因为他的文字很锋利。君特．格拉斯则语气很强烈。现在他卷入在纳粹事件里，我不谴责他，因为当时他只有17岁，不可能避免这样的事发生，我们不能谴责他为什么没有牺牲自己反纳粹，我惟一对他感到遗憾的是，他没能早些时候把这件事说出来。

　　 继《秦腔》之后，贾平凹又一部关注土地变迁后农民生存状态的长篇小说《高兴》，日前由作家出版社推出单行本。《高兴》约二十万字，在内容线索上坚持了贾平凹对农民的一贯关注，以流落都市的拾荒者为主人公，描写了他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以点盖面，事实上也是写那些进城农民的命运。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城市中艰难地生存。贾平凹不光写了他们的物质层面，同时也涵盖了他们的精神层面。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正日益物质化，而精神层面的追求却一天天减少，这也正是现代化进程中所最可怕的。贾平凹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点，他所具有的忧患意识让人感动，同时对经济富裕却精神贫穷的准城里人颇有启示意义。近日，记者采访了贾平凹先生。

　　周报:《秦腔》被称为“一卷中国当代乡村的史诗”，它的成功，被业界和读者视为您创作的一个高峰，那么，您的最新力作《高兴》与《秦腔》有什么相同或不同之处吗？

　　贾平凹:这个问题怎么说好呢？从内容上讲，《秦腔》是以一个陕南村镇为焦点，集中表现了改革开放中乡村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等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书中涉及了中国农村生活20年来变化中的种种问题，是以大量农民离开农村，一步步从土地上消失为故事主线的。《高兴》的故事内容，则是描写了离开土地的农民，在城市中打工的窘迫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从故事来说，《秦腔》是围绕一个村子和一群人的事，《高兴》则记述了以主人公“刘高兴”为主的，二三个人的事。在写法上，《秦腔》延续了以往细腻平实的语言，没有跌宕起伏的大情节，人物又多，所以一般读者难以读懂，而《高兴》故事性很强，故事节奏也相对较快，相比《秦腔》来说，读者更容易进入其中。

　　周报:据了解，《高兴》是您写得最吃力的一部小说，您为什么会选择“拾荒者”这样一个小人物来写呢？

　　贾平凹:之所以写得吃力，一是因为写作时心态的调整，二是因为叙述角度的选择。以一个小人物的命运来贯穿整个故事，从规模上来说应该是不大的制作，但在动笔前，为了更好地了解拾荒者群体的境遇，我曾深入到大街小巷，见到了更多像刘高兴一样拾破烂的人，和他们在一起才能真正体验这群拾荒者真实的生活状态。我的故乡来西安拾荒的人很多，这些人在乡下的状态我熟悉，所以在城里接触他们也比较容易。拾荒者是进城打工者中最低贱的人群，他们的生存和精神状态更能表现打工族们的本真。

　　周报:《高兴》是一部反映现实题材和当代农民的小说，有人说这是一部令人心情沉重的小说，您曾经三易其名，为什么最终选择“高兴”这个书名呢？

　　贾平凹:这部小说，之所以最终选择“高兴”这个书名，一方面因为要写出这些人的真实状态，但还要写出一种温暖；另外是因为主人公确有其人，名叫刘高兴，而去掉姓，只叫“高兴”，可以寄托我的很多感情。写了小人物的命运，同时还要写出一种命运感来。

　　“还有多少人在读小说？我指的是文学。尽管书店里的书堆积如山，文学的创作和阅读，却越来越边缘化，越来越成为小众的事。不过这也没什么不好，也许因此这个队伍更纯粹了。如果有人还对文学怀有敬意，不论是作家还是读者，肯定是被曾经的古典主义大浪遗忘在岸上的一枚文学化石，我愿意向这些文学化石表示敬意。”

　　钟红明：您的长篇小说标题很有意味，《无字》中的“无字”也许是不言之言，不文之文，那么，何为“知在”？

　　张洁：是一种态度吧。

　　钟红明：记得我上大一的时候，第一个作品讨论会就是讨论您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然后我在《收获》做了21年的编辑。读过您的许多小说，它们在作品的风格和形态上差异如此鲜明，有人用一个人的成长期来描述您的小说的少女期、成熟期等等，从唯美诗情的古典主义，正统的现实主义，冷峻的现实主义，到荒诞审丑的现代主义……也许任何定义都是一种限制，但我还是想请问，这是否表明您对艺术对人生对这个世界的整体感受发生了变迁，这种变化异常强烈？您不断突破自己的动力来自什么？

　　 张洁：因为写作是我生命存在的一种形式。我不是一个聪明的作家，才分也有限，可我舍得下死力气，并努力不要重复自己。

　　钟红明：《无字》透着骨子里的冷和切肤的伤痛，有人当成您个人的心史来读。《知在》给我的总体感觉是，人物总是坠入在极端的情境中，和常态和世俗背离很远，极端，激烈，坎坷，传奇，惊心动魄。但我也看到了温暖的色调。在这个小说里，您把自己藏得比较深，是吗？

　　张洁：小说创作没有、也不应该有固定的模式，怎么写，要看自己在与那个“题材”碰撞时的状态。而且我喜欢“试一试”，试的结果是，虽然都是自己的作品，有时风格相距甚远。哪怕是对饮食，也喜欢试一试。我经常出访，面对许多陌生的食品，首先不是拒绝，而是先尝一遍，算是普查，总会试出特别适合自己口味的，然后可以持之以恒地享用，难道不也是一种收获？
　　
　　钟红明：这部小说的结构很有意思，我觉得主角不是叶楷文或几个涉及到的人物，而是那幅被分成两半的晋画(让我想起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画卷)。这幅画是一个连接的主线，画面、画画的人也是我从这部小说里读到的最刻骨的灵魂：那是一种奇异的花香，那种花朵，必得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鲜血的混合浇灌下，才能盛开，而且像昙花那样转瞬败落。这是一个绵延1700年的诅咒，而叶楷文负有收复画卷的使命，或者说，是收复那血的。贾南风以一生相守对一痴的爱情，亲自为他净身……令人慨叹。真的，从您的小说，包括这部小说，爱情真的是有太多的定义了。

　　张洁：这部小说的主角的确是那幅画。不要说爱情这种最不靠谱的事，世上很多事情都是没有答案的，或是没有统一的答案，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人生经验，这些独特的经验自然会形成各自的道理，很难简单地判断对错。

　　钟红明：您的作品，即使描述爱情，也是与社会和时代背景密不可分。《知在》发生在清末，社会和时代的动荡，人生注定了非常坎坷，在短瞬间爱情和生命都走到了尽头。不是有评论用“史诗体”来评述您的《无字》吗？“具有了某种思想文化意义上的启蒙”。“史诗”，您怎么看？您又怎么看宏大叙事？

　　张洁：一部作品，采取哪一种表现形式，只能根据所要表现的内容来决定。形式固然重要，但要与内容相辅相成。有关长篇的创作，很多作家都发表了精辟的见解，我只补充一点，长篇要求坚硬的质地和力气，这里指的不是题材，哪怕那是一个关于风花雪月的故事，也要具备坚硬的质地和力气，这就是为什么我把长篇比作交响乐的原因。

　　钟红明：孪生的两位格格，原本应该相依为命，却因为送错了信，姐姐偷走了妹妹的爱，导致金文萱一个人拎着精致的小皮箱，语言不通，钱财用尽，流落在美国的街头。却保有骨子里的尊贵。当她终于安身立命，却在大火中丧生，她的女儿安吉拉因为爱情走上断头台……爱情让人中毒。温暖转瞬即逝，错过却是常态，爱情，永恒，或许是因为错过和伤痛才刻骨铭心，因为短暂才不断誓言到永久。

　　 张洁：这就是人间万象。

　　钟红明：《知在》里面，人物的命运其实是很被动的，人无法主动选择人生的走向，除了金文茜主动选择了将错就错，背叛了亲情，偷来了爱情。在命运面前，人的种种努力不过是不能放弃的挣扎。您相信宿命吗？

　　张洁：我不信神鬼，但我相信宇宙里有一种神秘的、无法了解而又可以操纵我们命运的力量。

　　钟红明：您说，人生之大悲，不过身不由己，让人无言，和感慨。

　　张洁：也是尽在不言中的、一抹悲凉的暖意。

　　钟红明：您在《知在》的创作中，是如何作艺术准备的呢？写作中有觉得困难之处吗？

　　张洁：很困难，特别是第六章，吃力而不讨好。比如为了找一个可以与一痴下围棋的合适人选，我不得不花三天多的时间，将西晋朝中官员捋一遍。换一位家学渊源的作家，人家马上就能选出一位合适的人选。

　　我也不明白怎么会写这样一部小说，显然自不量力。自小就不喜欢历史，历史考试也常常不及格，写这样的小说不是自暴其短又是什么，又怎么能不出硬伤，所幸有隋丽君这样负责的编辑把关，《无字》也是如此。

　　除了责编，朋友们也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如果人家马马虎虎看完，说声“不错”我又能如何，但我是有福气的人，朋友们的阅读非常认真，并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使我避免了更多的失误。

　　可是历史知识的根本匮乏，不是靠一朝一夕恶补就能解决的。而对某一事件，史家们的说法也不尽相同，比如关于晋纸的尺寸，齐说不一，最后只好不提具体尺寸。总的来说，遗憾很多，我干了一件自不量力的事。

　　 钟红明：我很喜欢您小说里的叙述语言，优雅、凄厉、阴郁的韵致，那种残酷得有点美丽的色调，那些画面感，那些不动声色却惊心动魄的细节。所以有评论说您有悲慨之气。您写作之外有兴趣做的是什么？最近又读什么？

　　张洁：我会自得其乐，喜欢美食、音乐(与通俗音乐没有瓜葛)、学习油画，如果画得不错可能会给自己一些奖励。还要写小说，下面还有两部长篇已在酝酿之中，一天到晚非常忙碌。《人民文学》四期会有我的一个短篇，和《知在》风格完全不同，也许你会喜欢。

　　钟红明：您也许会在您的整体创作中给《知在》一个什么评价和位置？一次试探性的游走，还是……

　　张洁：就像上面所说，是对自己的挑战和考验，也是对能否接近那神秘力量的一种试探。

　　钟红明：作为中国惟一两次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您曾经在采访中表示了对文学的虔诚：“写作是我生命的存在方式”。那么，您觉得在影像的世界如此丰富地渗透到人的生活中的今天，人们为什么读小说？文学存在的力量在哪里？

　　张洁：还有多少人在读小说？我指的是文学。尽管书店里的书堆积如山，文学的创作和阅读，却越来越边缘化，越来越成为小众的事。不过这也没什么不好，也许因此这个队伍更纯粹了。而创作于我越来越成为个人的事，越来越与他人无关。如果有人还对文学怀有敬意，不论是作家还是读者，肯定是被曾经的古典主义大浪，遗忘在岸上的一枚文学化石，我愿意向这些文学化石表示敬意。

　　钟红明：大家说您是女性主义的立场，您愿意这样被概括吗？我觉得您的小说中的女性，往往体现了一种独立的品质。但对整个世界的看法是悲观的。

　　张洁：不愿被人这样概括，这不是画地为牢吗？所以特别感谢你的理解。

　　钟红明：您和您的普通读者交流过吗？对今天年轻的读者和写作者，您有话吗？

　　 张洁：不沟通，也不期待沟通，不仅仅是与普通读者，包括与其他的人。我说过多次，人类是不可沟通的，你我这样“说一说”不过是彼此多知道一些，“知道”与“沟通”是两回事，所以我很不喜欢到媒体上去“说一说”。肯尼迪说过：世界上有五分之一的人，永远在说No，我觉得他是不是过于乐观？在我看来，如果有五分之二的人在说No，就算好的了。如果我们对这个比例有所认识，很多事便会失去对我们的控制。

(长篇小说《知在》 作者张洁 刊登于《收获》2006年第1期)

　　记者：我注意到，这本书的内容很杂。它描写的是一次公路旅行，可里面又有小镇谋杀案，而且写得那么棒。我得承认，这本书以前，我还不知道你能写侦探小说。你怎么会想起写谋杀案的？

　　盖曼：按”侦探悬疑小说”的定义，《美国众神》里有不少悬疑。我写得很高兴，感觉有点像在舞台上玩魔术。书里有不少地方，初看不起眼，接着看下去才发现大有玄机。你盯着这个地方，真正的奥妙却在别处。球就藏在茶杯里，但你不知道，以为那个杯子是空的。可你等着看，我把杯子一掀，让你大吃一惊。

　　说到庞杂，有件事很有趣。《今日美国》有位女士，她没读过《美国众神》。她问我这到底是本什么小说。我说：”嗯，这是一本讲谋杀案的小说。”"什么？不是奇幻小说？”她问。我想了想，说：”如果你愿意那么看的话，它也是本奇幻小说。”"惊悚小说呢？”她又问。我说：”我当然希望它够惊悚。”她接着问：”能不能说这是一部恐怖小说？”我告诉她：”对，而且，它还是一本主流文学作品。”

　　应该说这是一本能带给你回报的书，你下的功夫越大，你的回报越多。不过，它虽然庞杂，但并不芜杂。情节发展是相当单纯的。

　　记者：这本书大受好评，读者的这种反响让你吃惊吗

　　盖曼：《美国众神》刚推出的时候，我对读者会有什么反应很没把握。这也是写作的乐趣之一。但有些收到先期推出样书的评论家读了以后很喜欢，所以我想，这次我大概是弄对了。也有人反感这本书里的性描写。这些人可能会拿起这本《美国众神》，说：”噢，那个尼尔·盖曼！我读过他的东西，写的那些童话故事挺可爱。”接着看下去，看到所谓的性描写，他们就不满意了。对这些读者，我只能说抱歉，浪费了他们的时间。

　　记者：但我觉得，这本书里的所谓性描写，实在很瘆人。

　　盖曼：对，对，让人后背直起鸡皮疙瘩。我最喜欢旅馆房间里那一幕。它不算恐怖，但要说让人后背起鸡皮疙瘩，那是我写的东西中最招鸡皮疙瘩的几段之一。

　　记者：我们再来谈谈这本书里的公路旅行吧，这本书里的大多数动作场面都和公路旅行有关。身为英国人，你觉得美国中部什么最吸引你？美国成年人回忆起小时候这类旅行时，想到的都是难吃的便当，稀奇古怪的路边景点。只有小孩子才会觉得那些景点里有魔法。可你似乎觉得那些地方挺有意思，而且可以像第一次看到他们的小孩子一样，看出其中的神异之处。

　　盖曼：我希望自己有这个本事。在写作《乌有乡》时，有一件事是我最得意的：我能让我笔下的伦敦现出某种魔力（对某些读者而言）。有些读了那本书、又头一次去伦敦的读者告诉我：看到真正的伦敦时，他们觉得它的种种名胜背后隐藏着什么肉眼看不到的东西。他们觉得这种感觉很棒。我自然想在《美国众神》中再使上这一招。还有，我想尽量避免人人皆知的地方，所以纽约只有短短的一幕，还有一幕背景设在洛杉矶。除此之外，《美国众神》中的所有事件都发生在纽约人、洛杉矶人所谓”只有坐飞机才会经过的地方”。

　　有的读者恭维我，说我实在了不起，竟能想像出山崖石屋这种地方。其实，山崖石屋是真实存在的。我在这里那里作了些小改动，以配合情节，但其他的一切，从那个地方本身到它里面的种种怪事，都是真实存在的。

　　记者：能不能请你谈谈这本书里的几个人物。先说影子吧。这个人物可以从几个层面来分析。他首先让人联想起耶稣基督，比如他的自我牺牲，钉在树上的三天，死而复生，获得救赎，等等。但同时，他的经历也是一个人寻找自我、发现自己是谁的历程。你是怎么塑造这个人物的？受了打斗片明星的启发？对不起，开个玩笑。

　　盖曼：我不能作人物分析，尽管我很想彻底分析一番，非常想。但不能。这么做就破坏规则了。不过我可以说说我是怎么写这个人物的。写作这个人物时，我觉得他很难把握。你刚才说过，他的某些层面很像耶稣基督，有的评论家肯定会这么说：”典型的英雄崛起之路。”但是，这并非我的本意。写作这个人物让我得到了很大的乐趣，我喜欢写这么一个人物。从前写小说的时候，我时常想起C·S·刘易斯的一句话：怪事发生在怪人身上，未免有点怪得太过分了。写《睡魔》的时候还没有这种想法，但写《美国众神》时，我很想摆脱这种做法。我觉得，只要深入一个人的内心，你就会发现他其实并没有什么怪异的。

　　记者：嗯，这倒是真的。

　　盖曼：所以我想，我要仅仅写出某些事件发生在某个人身上，它们又是如何改变了他。写这个人物时，有一个地方让我觉得相当棘手，就是他的名字。

　　记者：这个名字非常好。他确实有点像个影子，同时又像一面镜子，能够反映出他身边的人的各种不同侧面。

　　盖曼：正是。我有一个朋友，她给我写了封信，信上说”我不喜欢影子，更喜欢影子所假扮的迈克·安塞尔。为什么不干脆把影子写成迈克·安塞尔呢？”影子这个人物有一点非常怪。只要不跟别人在一起，他就没有自我。和别人在一起时，他才拥有自我，或者干脆像镜子一样模仿别人的自我。连说话都是这样。

　　我自己也很喜欢他模仿别人的时候。假冒别人搞诈骗，真是有意思极了。

　　记者：这本书里涉及了不少骗局，有些经典骗局简直成了我们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盖曼：其实整部书所写的都是一个大骗局。正因为这样，我才说《美国众神》可以视为一部悬疑小说。我觉得写这种骗局很来劲。在观众意识到之前，把球藏进茶杯，到时候一揭开！写这本书有个最困难的地方：只要不看完，你永远猜不出这个骗局到底是怎么回事。做到这一点才够酷！

　　“整一个时代的思想必须得到清理”，筱敏说。历史不仅是过去的事情，它们其实也在今天的现实中发生作用。作为曾经历那个时代的幸存者和旁观者，她在“知天命”之年决定梳理自己的记忆，重新审视历史，并因此获得了不同的发现和感受。

　　已经三十年了！多么可怕！时间！

　　南方都市报：上次跟你做访谈刚好是一年前的事情，当时你告诉我正在写这样一本关于“文革”和少年记忆的长篇小说。

　　筱敏：是的。其实当时初稿已经完成了，但自己觉得不够满意，就先放着，后来回头再改，这样又过了这么长的时间。

　　南方都市报：现在我们看到了这本书，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它并不是那么好读，因为使用了很多象征手法，语言比较散文化。不属于那种情节很抓人的小说。

　　筱敏：一个作品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这不仅跟它的内容有关，也跟它企图涵盖的东西和深入的程度有关，更跟作者自身的气质和审美趣味有关。开始的时候我也为体裁的问题所困扰，我不知道它应该叫做什么，它得有一定的篇幅，所以我叫它“长篇”，但“长篇”后面总会带出“小说”这东西，使我不太好受，因为这就带出了许多规矩，而我不喜欢规矩。我曾经试图把它按通常的小说样式剪裁，缝缀，但边做边觉得很不舒服，手臂张不开，不自由，没有创作的快感，所谓作茧自缚，就是这样的吧。后来我想，何必庸人自扰，究竟是我在使用样式呢，还是样式在使用我呢？我需要的仅仅是自由，只要能够最大限度地自由伸展，自由表达，而且能够做更深入的掘进，什么样的写法我都可以用，至于它出来后会被人叫做什么，这根本就不是个事情。构造很有悬念的好看的故事非我所长，我不能弃我所长用我所短。另一方面是“文革”这个主题太复杂、太大了，如果用传统小说的写法，基本上是没有一个人物或者故事能够贯穿涵盖，让你做全景式的把握。所以最后我就写成了这样一个东西。毕竟里面有几个虚构的人物，姑且就把它叫做小说吧。我不敢说成功与否，但到底是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独特的东西吧。

　　南方都市报：你最初是怎样萌生了写这个主题的念头？

　　筱敏：说起来有十年了。最直接的原因是1995年的时候有个编辑跟我约稿说明年是“文革”发起三十周年，结束二十周年了，能不能写个东西。当时我心里头突然一震，想，居然已经三十年了！多么可怕！时间！那种感觉挺强烈的。当时写了一篇几千字的东西，完了以后还是觉得心里特别的重，像有一块很大的石头压着，硌着，我觉得这不是一篇短文就能对付的，就起了写长篇的念头。
　　
　　如果没有人去清理，它始终都是一笔糊涂账

　　南方都市报：你想记录或表达点什么？

　　筱敏：就是说在几十年以后，我们怎么去看这个东西。在我看来，无论官方也好，民间也好，对这十年的说法是非常含糊的，历史根本没有得到清理。因为含糊，致使有些记忆也是被修改了的，民间记忆随官方记录修改，个人记忆随集体记忆修改，弱小的没有话语权的个人往往会被强势的话语所裹挟，逃避给自己带来痛感和困扰的记忆。当时我觉得三十年了，我们竟然还是一笔糊涂账，而现在已经四十年了。如果没有人去记录它，清理它，它始终都会是一笔糊涂账，以后就会变成一个简单的符号被按在那里。一提起它，就是几个漫画化的场景，把本质上有很大差别的许多东西胡乱搅成一锅粥，然后就是一个词“浩劫”，就算交代完了。这实际上很不忠实于历史，也不忠实于我们自身的经历。虽然我的看法不一定对，但我至少应该做我个人的一点清理，提供我自己的一个视角去看这个事情，而不是大家都只遵循一个说法。

　　实际上在我动意写这个事情以后我也还不是很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也需要一个过程清理自己的思想，读一些书，搜集一些材料，至少我要了解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以及1968年五月风暴是怎么一回事，纳粹德国是怎么回事，苏俄是怎么回事，在世界历史上有一个比较，我前后写了一批随笔，都是关于这些题目，是为了这个工作做准备。这个过程比较长，确实也有十年之久。

　　南方都市报：小说里讲述的是一群年轻中学生，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红卫兵”在那个时代的经历。大多是来自你的少年记忆吗？

　　筱敏：是，很多人物和故事是有原型的。比如立夏，她的原型就是我大姐，小说中的叙述者可以说就是我自己。1966年的时候我才十一岁，小学四年级，所以没有直接参加什么。但是颇有一些革命情结，书中的我就是那样一个心怀激情的旁观者，注视着，直到最后终于被卷入。我大姐那个时候高中一年级，她是1949年生的，非常有象征意义，“文革”起来的时候她正好是十七岁，跟这个国家刚好同龄。
　　
　　独立的思想者，这是最有尊严的

　　南方都市报：书中的人物安排是怎样考虑到？比如小禾、立夏和高扬，他们的际遇各不相同。

　　筱敏：是不同类型的，比如说立夏和高扬，这是造反派里的两种不大相同的人物，各自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一个是中学生，一个是大学生，他们有各自不大相同的境遇和造反的逻辑，最后都遭到程度不同的整肃。小禾就是一个比较理想化的虚构人物，他因为出身不好始终没有加入任何组织，始终以一个个人的思想者存在。

　　我自己更喜欢这样的人物——独立的思想者，这是最有尊严的。十年前我起意要写这书的时候写过一篇散文叫《成年礼》，在里面我说到，整整一个时代都听不到知识分子的声音，对于一个民族是毁灭性的，对于生长着的青年更是毁灭性的，我们难以忍受如此可怕的毁灭，绝望迫使我们自己出来充当知识分子，尽管我们匮乏知识。但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情。整个社会非常的荒芜，根本没有什么思想资源，他们完全凭着年轻人天生的叛逆性去反抗，路都看不见，那不可能走远。在那样封闭的社会里，与世界隔绝，像小禾这样的少年人被迫自己出来充当知识分子，无论他能达到怎样的深度，在当时都已经是很可贵的了。

　　南方都市报：这样的人物在那个年代真实存在过吗？

　　筱敏：存在啊，比如遇罗克，还有后来的经济学家杨小凯，当年他叫杨曦光，他写了《中国向何处去？》，当时很有影响，当时他就是个中学生。现在看起来他们的观点其实也不算什么，比如说遇罗克，他不过就是说出身不好的人也可以改造好，也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但在当时就已经非常有冲击力了，可见当时的禁锢是多么厉害，在那种禁锢下整个国家连常识都不能允许。在那样的条件下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者，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小禾这个形象可能还更理想化了一点，他对巴黎公社的渴望，他对平等的要求，他自己独立办一份报纸，是那个社会难得的思想者形象。

　　南方都市报：但他们的思考有效吗？

　　筱敏：我的小说里头有一章写小禾怎样去想象巴黎公社。那个时候我们的思想资源非常少，几乎是没有，中国历史不知道，世界历史也不知道，书也很少。有一个巴黎公社，这也是偶然看到的世界的一个点。1966年中共中央发动“文革”的“十六条”就以巴黎公社相号召，说要像巴黎公社那样民主选举人民的公仆，要建立制度能够在这些公仆变质的时候，人民可以随时撤换他们。这一个点就会使人非常振奋。我写小禾对巴黎公社的憧憬用的题目就是“一片明瓦”，就像老式瓦房里面顶上有些会有一块玻璃的瓦，它透出一束光来，我们就是通过那一片明瓦去张望外面的天空，想象外面的世界，我们很可怜，什么都看不见，只有那一片明瓦。但你真要沿着那束光出去，却是禁止的，根本是出不去的。

　　有受害者就有加害者，有些受害者也充当过加害者

　　南方都市报：高扬这样的大学生初看是比较有想法，但后来就被卷进去了。

　　筱敏：对，刚开始他是有一些想法，但后来他的造反跟时势吻合了，他就有了个人的利害计算，用当时的说法就是有个人野心。这样的人也是很多的。开始的时候也很单纯，但当他卷进去以后，为了要保持他的合法性和争夺正统地位，就会有一些审时度势的、谋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更容易被利用。但后来“形势”一转换，他们就被抛掉，变成了受害者了，有些人进了监狱，总之被整肃得挺惨。

　　南方都市报：现在有人出来指责，认为当年的红卫兵应该忏悔。你觉得没有人忏悔是不是就是因为他们后来都成了受害者？

　　筱敏：那也不都是，红卫兵和红卫兵其实有很大不同，“文革”有好几个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阶段里戴红卫兵袖章的其实是很不相同的人，即使同一个阶段也有很不同的人，不能都一锅煮了。我曾经写过一些随笔，有一个当年的老红卫兵看了不能接受，对我说，我们当时都是很无私的，很有牺牲精神的，很革命的！她忿忿然。我觉得整一个时代的思想必须得到清理，历史必须有公正的评说，这是首要的。有受害者就有加害者，有些受害者曾经也充当过加害者，这些都要理清楚。如果没有基本的社会公正，即使忏悔也很难说是认真的。
　　
　　文学本来就应该是慢的，总有不那么心急的读者

　　南方都市报：反思“文革”、反思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似乎正在成为一些你这个年龄的作家不约而同的选择。比如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你有没有觉得这似乎成为这一代人的某种趋势？

　　筱敏：我觉得数量还很少，只有很少人在做这样的事情。多数我们这一代的人，并不做这些。人对自己的童年少年时代总怀有特殊的感情，即使那里所发生的都是噩梦，那也会追逐你的一生，纠缠你。有些人是能甩脱的，但我不能。从时间上说，我们要从过去的那种思想禁锢中走出来，回到常识，需要一个过程。然后我们再思考自己所经历的历史，确实需要时间。不过我觉得现在差不多是该出东西的时候了。我那时候十一岁，现在都五十多岁了，如果说比我更大一些的人，都六十多岁了，这个时候不写，什么时候来写？那就没有了。

　　南方都市报：这本书首印多少册，你希望它的读者是怎样的？

　　筱敏：有六千册吧，我已经很满意了。这本书需要比较慢的阅读速度。在这个时代要求读者慢慢地去看一本书，我想会是一个很奢侈的要求。但文学本来就应该是慢的。有各种各样的读者，总会有不那么太心急的吧？我不可能去争取很多的读者。写作的时候对我最要紧的是怎么样才能表达好。要是太过考虑读者的话，我的写作就很不自由了。让我高兴的是，书出来还没有多久，就有两个普通读者给我反馈。其中一个是下岗工人，文化也不高，也是我们这一代人，他们觉得写得好，不难读，都看得明白，什么象征啊寓言啊诗性叙述啊没有什么不明白的。这让我很高兴，完全是意料之外的，原先我根本不敢期望这样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