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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书

admin — Sat, 21 Jan 2012 21:28:41 +0000

　　写下这个题目，自己觉得有几分吓人。书之可宝可爱，尽人皆知，何以会惹得我恨?有时甚至是恨恨不已，恨声不绝，恨不得把它们都扔出去，剩下一间空荡荡的屋子。

　　显而易见，最先的问题是地盘问题。老父今年九十岁了，少说也积了七十年书。虽然屡经各种洗礼，所藏还是可观。原先集中摆放，一排一排，很有个小图书馆的模样。后来人口扩张，下一代不愿住不见阳光的小黑屋，见“图书馆”阳光明媚，便对书有些怀恨。“书都把人挤得没地方了。”这意见母亲在世时便有。听说有位老学者一直让书住正房，我这一代人可没有那修养了，以为人为万物之灵，书也是人写的，人比书更应该得到阳光空气，推窗得见的好景致。

　　后来便把书化整为零，分在各个房间。于是我的斗室也摊上几架旧书，列子、抱朴子、亢仓子、淮南子、燕丹子……，它们遥远又遥远，神秘又无用。还有《皇清经解》，想起来便觉得腐气冲天。而我的文稿札记只好塞在这些书缝中，可怜地露出一点纸边，几乎要遗失在悠久的历史的茫然里。

　　其次惹得人恨的是书柜。它们的年龄都已有半个世纪，有的古色古香，上面的大篆字至今没有确解。这我倒并无恶感。糟糕的是许多书柜没有拉手，当初可能没有这种“设备”(照说也不至于)，以至很难开关，关时要对准榫头，关上后便再也开不开，每次都得起用改锥(那也得找半天)。可是有的柜门却太松，低头屈身，找下面柜中书时，上面的柜门会忽然掉下，啪的一声砸在头上，真把人打得发昏。岂非关系人命的大事!怎不令人怀恨!

　　有时晚饭后全家围坐笑语融融之际，或夜深梦酣之时，忽然一声巨响，使人心惊胆战，以为是地震或某种爆炸，惊走或披衣起来查看，原来是柜门掉了下来!

　　其实这些都不是解决不了的问题，只因我理家包括理书无方，才因循至此。可是因为书，我常觉惶惶然。这种惶惶然的感觉细想时可分为二，一是常感负疚，一是常觉遗憾。确是无法解决的。

　　邓拓同志有句云：“闭户遍读家藏书。”谓是人生一乐。在家藏旧书中遇见一本想读的书，真令人又惊又喜。但看来我今生是不能有遍读之乐了。

　　不要说读，连理也做不到。一因没有时间，忙里偷闲时也有比书更重要的人和事需要照管料理。二是没有精力，有时需要放下最重要的事坐着喘气儿。

　　三是因有过敏疾病，不能接触久置积尘的书。于是大家推选外子为图书馆馆长。这些年我们在这座房子里搬来搬去，可怜他负书行的路约也在百里以上了。在每次搬动之余，也处理一些没有保存价值的东西。一次我从外面回来，见我们的图书馆长正在门前处理旧书。我稍一拨弄，竟发现两本《丛书集成》中的花卉书。要知道《丛书集成》约四千本一套的啊!于是我在怒火上升又下降之后，觉得他也太辛苦，哪能一本本都仔细看过。又怀疑是否扔去了珍贵的书，又责怪自己无能，没有担负起应尽的责任，如此怨天尤人，到后来觉得罪魁祸首都是书!

　　书还使我常觉遗憾。在我们磕头碰脑满眼旧书的居所中，常常发现有想读的或特别珍爱的书不见了。我曾遇一本英文的杨子，翻了一两页，竟很有诗意。想看，搁在一边，也找不到了。又曾遇一本陆志韦关于唐诗的五篇英文演讲，想看，搁在一边，也找不到了。后来大图书馆中贴出这一书目，当然也不会特意去借。最令人痛惜的是《四库全书》中萧云从离骚全图的影印本，很大的本子，极讲究的锦面，醒目的大字，想细细把玩，可是，又找不到了!也许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据图书馆长说已遍寻无着——总以为若是我自己找，可能会出现。但是总未能找，书也未出现。

　　好遗憾啊!于是我想，还不如根本没有这些书，也不用负疚，也没有遗憾。

　　那该多么轻松。对无能如我者来说，这可能是上策。但我毕竟神经正常，不能真把书全请出门，只好仍时时恨恨，凑和着过日子。

　　是曰恨书。

　　1985年10月19日

　　作者:宗璞(1928～)作家。女。原名冯钟璞。笔名绿蘩、任小哲等。北京人。1946 年入南开大学外文系， 1948 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51 年毕业，分配在政务院宗教事务委员会工作。1953 年调中国文联研究部，后调《文艺报》工作。1948年发表小说处女作《A·K·C》。著有长篇小说《南渡记》，中篇小说《三生石》，散文集《丁香结》等。

卖书

admin — Sat, 21 Jan 2012 21:26:36 +0000

　　几年前写过一篇短文《恨书》，恨了若干年，结果是卖掉。

　　这话说说容易，真到做出也颇费周折。

　　卖书的主要目的是扩大空间。因为侍奉老父，多年随居燕园，房子总算不小，但大部为书所占。四壁图书固然可爱，到了四壁容不下，横七竖八向房中伸出，书墙层叠，挡住去路，则不免闷气。而且新书源源不绝，往往信手一塞，混入历史之中，再难寻觅。有一天忽然悟出，要有搁新书的地方，先得处理旧书。

　　其实处理零散的旧书，早在不断进行。现在的目标，是成套的大书。以为若卖了，既可腾出地盘，又可贴补家用，何乐而不为。依外子仲的意见，要请出的首先是《丛书集成》，而我认为这部书包罗万象，很有用;且因他曾险些错卖了几本，受我责备，不免有衔恨的嫌疑，不能卖。又讨论了百衲本的《二十四史》，因为放那书柜之处正好放饭桌。但这书恰是父亲心爱之物，虽然他现在视力极弱，不能再读，却愿留着。我们笑说这书有大后台，更不能卖。仲屡次败北后，目光转向《全唐文》。《全唐文》有一千卷，占据了全家最大书柜的最上一层。若要取阅，须得搬椅子，上椅子，开柜门，翻动叠压着的卷册，好不费事。作为唯一读者的仲屡次呼吁卖掉它，说是北大图书馆对许多书实行开架，查阅方便多了。又不知交何运道，经过“文革”

　　洗礼，这书无损污，无缺册，心中暗自盘算一定卖得好价钱，够贴补几个月。

　　经过讨论协商，顺利取得一致意见，书店很快来人估看，出价一千元。

　　这部书究竟价值几何，实在心中无数。可这也太少了!因向北京图书馆馆长请教。过几天馆长先生打电话来说，《全唐文》已有新版，这种线装书查阅不便，经过调查，价钱也就是这样了。

　　书店来取书的这天，一千卷《全唐文》堆放在客厅地下等待捆扎，这时我才拿起一本翻阅，只见纸色洁白，字大悦目。随手翻到一篇讲音乐的文章：“烈与悲者角之声，欢与壮者鼓之声;烈与悲似火，欢与壮似勇。”作者李磎.心想这形容很好，只是久不见悲壮的艺术了。又想知道这书的由来，特地找出第一卷，读到嘉庆皇帝的序文：“天地大文日月山川万古昭著者也。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经世载道，立言牖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大矣哉!”又知嘉庆十二年，皇帝得内府旧藏唐文缮本一百六十册，认为体例未协，选择不精，命儒臣重加厘定，于十九年编成。古代开国皇帝大部从马上得天下，以后知道不能从马上治之，都要演习斯文，不敢轻渎知识的作用，似比某些现弋人还多几分见识。我极厌烦近来流行的宫廷热，这时却对皇帝生出几分敬意，虽然他还说不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样的话。

　　书店的人见我把玩不舍，安慰道，这价钱也就差不多，以前官宦人家讲究排场，都得有几部老书装门面，价钱自然上去。现在不讲这门面了，过几年说不定只能当废纸卖了。

　　为了避免一部大书变为废纸，遂请他们立刻拿走。还附带消灭了两套最惹人厌的《皇清经解》。《皇清经解》中夹有父亲当年写的纸签，倒是珍贵之物，我小心地把纸签依次序取下，放在一个信封内。可是一转眼，信封又不知放到何处去了。

　　虽然得了一大块地盘，许多旧英文书得以舒展，心中仍觉不安，似乎卖书总不是读书人的本分事。及至读到《书太多了》《读书》杂志1988 年7月号)这篇文章，不觉精神大振。吕叔湘先生在文中介绍一篇英国散文《毁书》，那作者因书太多无法处理，用麻袋装了大批初版诗集，午夜沉之于泰晤士河，书既然可毁，卖又何妨!比起毁书，卖书要强多了，若是得半夜里鬼鬼祟祟跑到昆明湖去摆脱这些书，我们这些庸人怕只能老老实实缩在墙角，永世也不得出来了。

　　最近在一次会上得见吕先生，因说及受到的启发，吕先生笑说：“那文章有点讽刺意味，不是说毁去的是初版诗集么!”

　　可不是!初版诗集的意思是说那些不必再版，经不起时间考验的无病呻吟，也许它们本不应得到出版的机会。对大家无用的书可毁，对一家无用的书可卖，自是天经地义，至于卖不出好价钱，也不是我管得了的。

　　如此想过，心安理得。整理了两天书，自觉辛苦，等疲劳去后，大概又要打新主意。那时可能真是迫于生计，不只为图地盘了。

岑桑:焚书记

admin — Thu, 29 Dec 2011 03:24:06 +0000

　　父亲没有给我留下什么“余荫”，我只继承了他的一窝书。不过，这也是够我受用的了。我很早就发觉，人对物质的需要是不必太多的，很容易便可以满足;而精神上、心灵上的需要却很多很多，仿佛无穷无尽。我从父亲遗下的几大柜书中尝到了许多滋味，得到不少乐趣。我感谢它们。

　　共和国成立之初，在省城成了家，用两只小艇把大部分藏书运到城里。

　　小家庭一厅两房，书把四十平方米居住面积的将近一半占去了。十余年之后，书越聚越多，只好搭阁楼容纳它们。同住的丈母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不想我搬到骑楼底住宿，你就别再买书了!”1966 年暑热天时，“文化大革命”以泥石流一般的声势铺天盖地而来，我被自己写的几本书所累，一夜之间，便成了十恶不赦的“牛鬼蛇神”。勇士们来扫“四旧”，一轮冲锋，把我家几乎所有的藏书都塞进了早已有所准备的十几个大麻包袋，由七八部三轮车运走了。临走时，群勇之首狠狠地对我威吓：“我们还要再来的，要是发现你还有匿藏不交的‘四旧’，哼，后果自负!”

　　勇土们百密尚有一疏，我的两箱放置在阁楼暗处的线装善本书，居然逃过了他们的金睛火眼。我为之高兴了不到三秒钟，便立即被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所镇住了。我深信勇士们会再来(后来事实果真如此)，那两箱书将会加重我的罪名，使我受更多的皮肉之苦。为了害怕难以想象的“后果”，我决定烧掉它们以灭“罪证”。已是三个稚子的父亲，是需要往深处想的。

　　烧书之举，在抄家的当晚进行。我把那两箱书搬进了湫隘的厨房，待家人全都睡下了，便把厨房的门窗紧闭，开始行动。真是难以叙述第一下撕书时的心情，我觉得自己亵渎了神圣，忤逆了先人，也辱没了自己。当我划着火柴点燃那第一束撕下来的书页时，那深重的犯罪感，叫我双手都发抖了。

　　烧书是不能操之过急的，只能逐几页撕下来，待火焰将要熄灭的时候将之重新点燃。我搬来小板凳，耐心地、适时地把一束束书页投进烧得滚烫烫的洋铁皮桶里。火光熊熊，使那狭小的厨房里本来已经够高的温度变得更加令人难受。烟灰在膨胀的空气中飞舞，呛着我的鼻孔，粘在我裸露的腹背，有的还扑进了眼睛。

　　我伤心地烧我的书，一本接着一本。对着那摇曳不定的火光，我透过朦胧的泪眼仿佛看见父亲那消瘦憔悴的颜容，他凝视着自己曾用红圆珠笔圈圈点点的书本，看它们在火焰中怎样逐一化为灰烬，深陷的双目现出哀伤的神色……

　　我哭了。先是泪流满脸，嘤嘤而泣，终于禁不住嚎陶大哭起来。小厨房门窗紧闭，外面谁也不知道厨房里有一个让烟灰迷糊了泪眼的人。

　　我边哭边烧我的书，每当洋铁皮桶里的灰烬积得差不多了，我便把它倾进厕槽，用水冲掉。有一次由于灰烬积得太多，淤塞了厕槽，我只好用手把厕槽挖通，才得以继续我那日后每逢想起都难免为之泫然的操作。

　　就这样，我在那由书页幻化成的火光中，在烟灰的飞舞中，在烤箱一般酷热的小厨房里度过了难忘的一夜，直到曙光初临的时分才完事。我长舒了一口气，推开临街的窗户，让蒸腾的热气散发出去，然后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罪证”消灭了，我如释重负。可是当我看见那两个制作精致的木箱已变得空荡荡，沉重的犯罪感便又立即像铅块一般曳坠在心头。我后悔、内疚，责怪自己为什么慌张得不去选择另一本来并非不存在的余地，而偏偏要出此下策。然而，灰飞烟灭，一切都来不及了!

　　那两个木箱中的一个，后来改装成为我家那部老爷衣车的盖子，一直使用至今。每逢看见那个不伦不类的衣车盖子，心中便条件反射似地有被刺了一下的感觉，那痛感并不因为业已事隔二十多年而稍稍有所消灭;正像每逢想起那个难忘之夜的情景总还是刀刻一般清晰那样。

　　人生难免有几件怎么也忘不了的往事，回眸那个伤心的夜晚，那些在热腾腾的空气中飞舞的烟灰，仿佛还粘住我大汗淋漓的躯体，迷糊了我泪水盈眶的眼睛。

　　作者:岑桑(1926～)散文家。广东顺德人。著有杂文集《二十世纪的野蛮人》、《巨人和狼》，中篇小说《巧环》，散文集《当你还是一朵花》等。

《茶馆》前后

admin — Wed, 26 Oct 2011 10:44:38 +0000

　　前辈作家大都在他们的青年时期，20 年代尤其是30 年代，达到了他们自己的写作高峰，不少作品成了他们终生的代表作，有的还成了那个时期的标志。
　　建国以后，前辈作家又大都正在盛年，或前点或后点都应是写作行业的丰收时期，又大都积极到点到为知，若从经历种种运动的精神来看，可以说做从善如流。
　　四十多年过去了，前辈先后安息了。我们后来人也年事日增，见的世面日多，头脑不免冷静起来。觉得前辈作家后期的努力，极少超过前期的成就。
　　有的显然滑坡，不能自拔；有的间有佳作，终不成气候。有读万卷书，有行万里路，有二者得兼，兢兢业业，付之东流。
　　研究家们和作家一样糊涂，近年可以看得清楚了吧，也还难说。倒是有一些作家自身一己的反思，触目惊心。
　　老舍先生有例外的壮举，那是话剧剧本《茶馆》。有人恭维老舍是“劳动模范”，他紧密配合运动，主动完成任务。有人称赞老舍先生“不避败笔”，写了不少不能再演的剧本，不堪再读的文章。可是，忽然，出了个《茶馆》。
　　《茶馆》是他个人漫长创作生涯中的高峰，也是五六十年代剧作界的高峰，是前辈作家中少见的后期超过前期的高峰，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诸多艺术家通力合作，导演表演都上了高峰。这高峰那高峰，成了北京人艺的保留节目，老人艺的风格发挥极致的王牌剧目。
　　因此，《茶馆》的出现，有好些个叫人思索的方面。
　　比方说，这高峰那高峰的作品，却是全世界只有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独家演出。据说，也有别的剧院剧团想演来着，都没有演成。有一个电影演员剧团，算是业余演话剧，排过，在郊区剧场演过一两场。仅此而已。
　　那么这是“阳春白雪”了？可是北京人艺屡演不衰，不见得曲高和寡。
　　曹禺先生最初的代表作《雷雨》，当然也是高峰作品。在舞台上演了半个多世纪。大剧院小剧团，连中学校都可以演出，一上演差不离的都可看。
　　那么是“下里巴人”了？若论题材，偏偏《雷雨》写的是高层——可称贵族家庭。《茶馆》则是市井社会，三教九流。把这两个高峰放在一起，去侃雅俗之分与之共之事，且有得侃够。但这里只“点到为止”，暂时还有些别的题目要做。
　　偶听康濯说起，开国之初，老舍从美国回来不久，一天，和作家协会几位负责人一起（康濯一一记得名姓），在北京饭店楼下客厅接待外宾。外宾走后，讲究喝茶的老舍指着茶水说，刚喝出味儿来，稍坐坐，聊聊（当时还没有作兴侃字）。品茶中间，可能就是由茶引发思路，老舍说起他在美国看了个戏出来，是夜里，是异国的马路，忽然想起古老中国的一个戏剧场里，可就一场，过后怎么也构不成一个戏。康濯的记性还是不错的，说，这场戏就是后来《茶馆》的第一幕。
　　过不多久，全国首次选举人民代表，因是“破天荒”，搞了个小小的叫做普选的宣传运动。论意义，不应当说“小小”，说它“小小”，是不整人，没有多少“过节过板儿”。
　　人说老舍不论大小运动，都积极配合，是写作行中的紧跟快手。这话也对也不对。他主张“文武昆乱不挡”，一段曲艺，一首顺口溜，一篇表态的千字文，用来“配合”各种大小运动。若写一台话剧，那是大作品，好比小说中的大部头。“三反”“五反”，反胡风，反右，反右倾，这些反字号的都是大运动，老舍没写过剧本。“普选”的运动“小小”，他欣然来写话剧，提起放下不罢休。
　　最初是以天津工商业家凌其峻一家为基础，派人帮着采访，向他汇报“素材”。
　　这个做法，有以为是“好莱坞方式”，那么是资本主义的，是右了。否，在极左时候，此法由“方式”升为“方向”，叫做三结合，即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
　　前边把“雅”与“俗”的“难解”先放过一边，这里也得把“左”与“右”的“难分”先放下。
　　话说初稿写了出来，叫做《一家代表》，交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时候，“小小”运动已经过去了，别的大运动已露苗头，配合宣传告吹。剧院也曾开排，没劲，收了。这个稿子都写了些什么，现在大家印象模糊。和凌家原型有多少关系，也不清楚。
　　老舍主张天天写，写半天，哪怕写五百字，没有可写的也要硬写。因此，他常改废稿，过段时间再拿出来。这大概是没有可写的时候干的活吧。从前茶馆里贴着条子：“莫谈国事”，现在让人民来参政议政。这个思想没有放弃过。因此推测《一家代表》的稿本，也可能还会修改，或是改写。
　　有天，北京人艺的几位艺术家，在老舍那里看见一个本子。老舍把一些还没有完成的东西，或是一些想法与艺术家们商量，这种事情是有的。这一次艺术家们看见的是什么东西，事隔多年，记忆不一。但有一样，记得其中一场戏极好，希望老舍就这一场戏，写成一个剧本。
　　这一场戏，就是后来的《茶馆》的第一幕。
　　据说，《茶馆》初排时，第一幕东一句西一句，左一下右一下，导演十分为难。后来总导演焦菊隐精心调度，忽然浑然一体。多彩而不杂乱，节奏明快又一气呵成。
　　这东一句西一句的，是北京语言的精华，这左一下右一下是近百年京都生活的沉淀。所有这些，又都储存在作家心里，如酵如包饧许多年头，这才出现高峰。这高峰那高峰其实高就高在第一幕，后边两幕是由第一幕而来，托着衬着第一幕构成一个戏。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遇着多少周年，作纪念演出，把保留剧目各个演一场一段的时候，《茶馆》是整第一幕，不能够小段，不必要全堂。很对，这里是高峰之巅，就在这里，可穷千里目，可览众山小。
　　《茶馆》初演前夕，彩排时节，周恩来总理到剧院来看了排练，提了些意见。大家说这个戏是按历史时期写下来的，但时期的选择不够典型。应该是“五四”、1927 年大革命、抗日、解放战争。讲完之后又连忙告诉大家，不要忙着告诉老舍，要讲还是他自己去讲，怕一传达倒不清楚了。这些话不只一两个人记得，老舍夫人的回忆文章中也提到。
　　这样，就没有发生人仰马翻、连夜打补钉的情况。戏，如期上演。
　　如若照着修改，首当其冲的还是第一幕。要写1919 年或1927 年，以政治事件为核心。总理威信高，有口皆碑。这样高层的领导，自身有戏剧经历，很难得。提个意见又是商量，不是行政命令，不“我说了算”。这当然是很好的作风。因此可以设想，如果在写作之中，或在排练之初听到了这个意见，作家艺术家们会自觉自愿的奔赴这个命题，围绕这个意图，完成这个任务……
　　第一幕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作家烂熟的血肉有的上不去了，努力啃起心中无数的骨头来了。
　　这是推测。是不是完全架空的呢？不妨看看诸大手笔的无米之炊。思想文艺自有规律。
　　有许多好条件，第一是好，第

我是怎样写《鄂尔多斯草原》的

admin — Fri, 19 Aug 2011 18:27:27 +0000

　　1942 年的2 月下旬，陇南棕黄色的山野开始透出春意。我独自梦游般跑到学校（专收战区流亡学生的一个中学）附近的荒山项上，花了半天的时间，跑马似的写了一首近四百行的诗《鄂尔多斯草原》，第二天就投寄桂林的《诗创作》，几个月之后发表了出来。当时，连我朝夕相处的几个朋友也不晓得我写了这么一首诗。我闭口不谈，像一个羞涩的秘密藏在心里，我怀着灼热的希望与优虑，翘盼编者的回音。我一反常态，变得沉默寡言。这首诗仿佛从我生命内部爆发出一束火光，带走了我的灵魂，虽然表现上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那个耸起的荒秃秃的山头上，有一个村庄，当地人叫李广故里。李广小时候从这个山头，曾经把对面山上的一只老虎射穿了心胸，他跑去看，原来不是老虎，是一块卧石，被他射穿。从山上远望，安静、荒凉、旷远，我的心境与这片山野的景象十分的协调，确是个理想的诗的发射场地。我把生命化为燃料与动力，全部投入这次创作活动。
　　几十年来，不少人问我是怎样写出这首诗的，他们以为我一定在那个草原上生活过好久，我说我从来没有去过，谁都不相信。没有去过怎么能虚构得那样的具体，那具有可触性的情景与形象是如何获得的？不可理解。对我来说，一点不奇怪，虽然只闪电般用半天时间写了出来，但这首诗的情境，在我的生命里却孕育了不下十年。我当时刚十八岁，也就是说，从童年起，我的生命中就有了这首诗的青嫩的胚芽。我难道真实吗？
　　需要从我的家族和童年的生活环境谈起。我的童年少年是在雁门关里一块贫瘠的土地上度过的，经常看见从蒙古草地来的拉骆驼的老汉，背抄着手，牵引着一串骆驼，叮咚叮咚从材边经过，至现在我还记得起骆驼队身上发出的那种特殊的热烘烘的气味。那种气味，凝聚在我的心灵里，一生一世不会消失。我的祖先是蒙古族，小时候家里有一口明晃晃的七星宝剑，说是祖传下来的。我白天扮作武士玩它，夜里压在枕头底下。这口剑，用手弹拨，能发出嗡嗡的风暴声。它是我的远祖在辽阔的草原上和征战中佩带过的，剑口上有血印。我曾祖父曾在鄂尔多斯一带生活过半辈子，祖父也在那里呆过。
　　我家有不少乌黑发亮的黄羊角，还有厚厚的有图案的毡子，像拇指大小的铜佛，处处遗留着民族的痕迹。我们村子里，有一半人家都有走口外的人，有经商的，大半当牧羊人，不少人死在草原上，不少人临死之前才拼死拼活返回故乡。我的姐夫在外蒙古草原上为庙主牧放了十年牛羊，中年回乡娶了我姐姐；他信佛，极会讲故事，为我讲过他的许多神奇的经历。我的邻居每年冬天总有从口外回来的，粗糙而紫红的脸庞，一摇一晃，腿部带点罗圈的走路的姿态，镶金边的皮帽（我小时候也戴着一顶），浑身发散出浓重的羊膻味道。有人冻掉了耳朵，有人前胸后背市满狼抓的伤疤，有人手指、脚趾不全，有一个我叫他“秃手伯”的，双手从手弯齐楂楂冻落，他把两只变黑的手从草地上带回家，埋在祖坟地里。“秃手伯”为全村挑水，他绘声绘色地为我讲述了许多草地上的情景。说黄昏的沙漠像血海，太阳比关内的大几倍。
　　我的童年伙伴中，长到十二三岁时，有几个已跟随大人奔口外去了，五年十年之后才回家成亲。我们村里许多人会讲蒙古话，我小时候也能说几句。因此自小我就觉得蒙古草地是养育一代一代乡亲的地方。尽管给人带来了不幸与灾害（村里有许多守寡的女人），但那广阔的草地仍然令人神往。草原牧歌对我有着强烈的诱惑力。
　　为什么我突然写这首诗呢？1942 年初，皖南事变后，我和几个好朋友不愿在学校读书，悄悄地商议奔陕北去，我们几个已凑了点盘缠，暗中计划着启程的日子。事情终于被我父亲（他在中学教课）发觉，说死不准去，说路上会被国民党特务捕杀。计划落空了。《鄂尔多斯草原》这首诗就是在我们准备奔延安之前写的。我不敢明明白白写陕北，写了离陕北不远（其实并不近）的鄂尔多斯，这片亲切的草原，我自小神往。历史的和现实的感情在我的心胸里交融、奔腾。如果没有投奔陕北的理想鼓舞我，潜藏在生命内部的童年少年的诗的情愫，也就不会引爆起来。
　　从1940 年起，我练习写诗，创作的准备很差，只在陕甘两省影响不大的报刊上发表过几首幼稚的小诗，有两首是写草原的。那时我把宽阔的草原当做充满浪漫色彩的理想境界，这多少反映了一点国统区生活的苦闷，总想奔向一个新的天地。我那时的文学修养相当浅薄，吸引我和几个朋友的诗集只有艾青的《北方》，田间的《呈在大风砂里奔走的岗位们》，还有《七月》、《抗战文艺》、《文学月报》等刊物上的一部分诗。明显地对《鄂尔多斯草原》有影响的诗主要是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不难看出《鄂尔多斯草原》的抒写手法，受了这两首诗的启迪与感染。艾青诗的那种深沉、忧郁而凝重的情调，与当时祖国、民族、个人的命运十分一致。在我稚弱而苦闷的心灵上，蒙古草原似乎冥冥之中能给我以雄浑的力量，成为诱惑力极强的梦境。这种梦境又掺入了许多朦胧的理想的成分，因此，它只能说是我的鄂尔多斯草原，与真实的鄂尔多斯草原并不是同一的。
　　这首诗的情调沉缓，有点像黄昏或深夜骆驼的铃铎的声音。平漠的大草原上，我总觉得没有崛起的山脉，是那样的宽阔而舒展，大雁都是飞一天才能找到一个宿夜的青色的湖淖。因而这首诗的视野广阔，追求油画的效果，而不是雕塑的。我没有去过那陌生的草原，无法写实，我是一边写，一边开拓我的诗的境界。写完之后，我的灵魂许久飘荡在那片亮着（哭红的眼睛似的）羊脂灯的草地上，写到那些在风砂中奔波的旅人，我的面前就出现了故乡的亲人：没有见过面的曾祖父、秃手伯、拉骆驼的老汉……，写到狼嗥，就想到我们村里那个满胸膛爪痕的牧羊人。诗里出现的情景，都萌发于我的童年与少年的生活。诗里有这么一节：
　　滚滚的黄河
　　在北中国
　　寂寞地湍流着
　　琥珀色的泪痕，
　　象古骑士扔下的一张长弓
　　静静地
　　躺在草原上。
　　这种舒缓的情调，有意无意地带着马头琴的韵味。我的故乡有一个邻居，几乎天天夜里坐在门槛上拉马头琴，他是个摔跤能手，在草地生活过半辈子。
　　“琥珀色的泪痕”这个形象并不是凭空臆造的。对黄河的描述，我倒是有点实感的。1937 年12 月，我从风陵渡坐木船到对岸的潼关。不慎，掉落到滚滚的黄河中，幸亏我水性好，没有溺死，最后由一位老水手救起。当我挣扎在混浊的浪涛中，黄河的颜色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十分恐怖，确有点像琥珀的光泽。那混浊的波浪，严然是老虎的斑纹。后来几十年中我又见过不下几十次黄河，都是暗黄色的，一次也没有“琥珀色”的感触。黄河流经河套时，好似一张巨大的长弓，我写作“骑士”扔下的，这形象与草原特定的历史和生活有关联，且带有明显的凄凉的滋昧与民族的悲哀。这样描写黄河，只有描写河套一带恰当。描写黄昏的草原和太阳时，诗里那派红色的风景，回忆起来，想是“秃手伯”为我讲述草原风光的回照，我把黄昏的太阳描绘为“紫红的大火堆熄灭了”，衬托出草原的寒郁与黑暗。所有这些细节，都浸染着我的十八岁生涯全部的青春的血气。
　　这实际上是我的第一首诗，为了写它，调动了我的相当贫乏的全部生命力，这一点我有深切的感受。写完之后，好久没有写出像样的诗。说明我当时生活的积累不多，在现实生活中捕捉新诗的本领也不大，所以这首诗的弱点是明显的。我只能凭梦境以的忆念描写出一点诗情画意，因为我没有去过鄂尔多斯那地方，特别是写到草原牧民新的生活，只能用想象的空泛的笔触去勾勒，只能用“绿色的战斗旗子”、“解冻的热流”、“被开垦的芬芳的气息”、“复活的笑”等象征色彩的文字去“点睛”。
　　最后，说实话，我写这首诗的时候，并不懂得文艺创作中还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等写作手法，当时我几乎没有看过一本文艺理论书。
　　什么是新诗，我只信任艾青与田间的诗，反复吟咏他们的诗，觉得跟着他们写下去，总会写出诗来的。艾青仿佛是个拉骆驼的人，昂首阔步，沉着地走在前头，我是一匹骆驼跟着行进，《鄂尔多斯草原》这首诗的主旋律是驼铃的叮咚声。虽然音响不够高昂与嘹亮，但也还算是可以激励前进的一种声音。

作者:牛汉（1923～）诗人、编辑家。山西定襄人。1940 年起发表诗作。著有诗集《彩色的生活》、《祖国》、《在祖国的面前》、《爱与歌》、《温泉》、《沉默的悬崖》、《海上蝴蝶》等。还有诗论集《学诗手记》。近年来发表了一些散文。

老板

admin — Thu, 03 Mar 2011 17:36:40 +0000

　　找回长久失去的旧书，是一种快事。深夜独坐，一灯荧然，一本本地翻看，读几段题跋，浏览一下内容，不知不觉就已到了夜深。这次找回的书几乎没有什么“善本”，还有许多是残卷。有的当年自己买来时就已是残书了，有的则是这一次被拖散的。但无论如何这总是一件快事，因为它确实为我带来许多愉快或惆怅的回忆。好像每本书都向我争相诉说着一个长长的故事。
　　当年它是睡在什么地方的书架或地摊上，怎样偶然为我选中，带回家来，加上印记，读了一下以后就被塞在什么角落里。一直到十年前的某一天，忽然出发参加了一次集体旅行，……现在居然又回来了。这个故事是不完整的，中间有很长一段空白。不过这不要紧，因为我记起并感到兴趣的是三四十年以前的旧交情。真是衣不如新，书不如故，旧书实在是很有情分的。
　　此刻手里拿着的是一本《徐俟斋先生年谱》，上虞罗振玉辑。仿宋铅印，白纸线装一册。虽然罗遗老是学者，他所印的许多书目前价钱都涨得使人不敢相信了，但这小册子却并不。学者的著作也应该是有点分量的，但这年谱似乎也并不。总之是疏略得很。旧时代的学者在做名人年谱时好像十九都有这种缺点，他们不肯或不能更广泛地搜集有关资料，特别是与谱主同时或稍后的人的文集，于是就只能弄成这个样子。《嘉业堂丛书》中印过的几种年谱，如查慎行、厉鹗等谱就都是如此。也许他们是在努力仿效着前人所撰韩柳年谱的风格吧，力求简古，但这是不能使读者满意的。至于罗振玉为什么要为徐枋做年谱，他在序文里说得明白：呜呼！时至今日，廉耻之道，扫地尽矣。安得如先生者为之师表，俾顽廉而懦立。故予特撰此谱，以风示当世。世之览者，其亦怦然动其秉彝之好，而奋其观感之心否耶！
　　罗振玉在这里毫不隐蔽他的政治倾向与写作意图。他是“为遗老而遗老”派，借明之遗老徐枋为清之遗老打气，矛头是直指着代清而起的民国的。这其实并非一本“纯学术”的著作。
　　我的这本小册子还有一个特点是封面有郑孝胥的墨书题记三行：
　　《徐俟斋先生年谱》。己未四月十几日，罗叔蕴嫁女于王国维之子。
　　余过其居长乐里，叔蕴赠此册。
　　这就使此书变得更有趣些，好像是遗老在聚会，或学者大联欢。除了王国维，另外两位确是以行动实践了他们的誓言，但这与徐枋不相干。他们哪里肯学徐俟斋乙酉以后的二十年不入城市，又二十年不出户庭呢？这就提醒我们，对有些人的好听言语必须留心，先加分析，再看行动，不可天真地贸然相信，这是很要紧的。
　　这本有点来历的书，我是从上海徐家汇的一家旧纸铺里得来的。
　　抗战的前一年，我家从北方移居上海，在徐家汇租了房子。这里已靠近“租界”边缘，出门走过一条马路就是交通大学，它就坐落在一条热闹大街的右首。街这边是租界，对面就是越界筑路。大店铺都集中在租界一边，对过只有一排小房子，开着一些小店。这中间有一家废纸店，只有一间门面，后面就是灶间。白天也总是亮着黯淡的电灯，四面墙上钉着木板叠成的书架，当中放一张长案，报纸、杂志、中文西文书本就胡乱地堆在这上面。老板是个四十多岁农民模样的汉子，剃着光头，常年穿一件没有领子的短上衣，腰间系着一根带子。胖胖的圆脸，满口南汇话。他是天主教徒，但好像并没有什么宗教气。那一排小房子是教堂的产业，好像他是为了取得租赁权才入教的。他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另外的助手，他的妻子也是农民，另外有一个烧饭洗衣的小姑娘，好像是认来的干女儿。他手里总是拿着一杆秤，随时收购上门来出卖的旧报旧书，用不到看书名，只要认得秤码就行了。他唯一的爱好是喝两杯，因此脸常常是红红的，嘴里也总喷着酒气，每逢这时，他的脸上就要漾出快乐的笑。主顾不论大小，一律热情接待。
　　我是每天至少光临一次，每次用掉不超过点心零用钱的起码主顾，但很快就和他相熟，变成了忘年交的朋友。
　　因为地段好，店里书架上多的是旧法文书和日文书，可惜我都不能读，只能买些原版英文小说，自然也买新文艺书和杂志。线装书并不多，有的也只是残本。在这里我得到过几本汲古阁刻的《剑南诗稿》残册，是我买明版书的开始。但现在仍在手边的只剩下一本汪兆镛的《忆江南馆词》，薄薄的一本广东刻本了。
　　小店的开始起了变化是在“八·一三”以后，土山湾变成了难民逃入租界的要道，人们携带着行李、箱笼、家私从安南巡捕架起的铁丝网架里拥进来，人们随身带不了的另外一切东西就自有另一些人代为装运并处置，这中间就包括了大量的书报……，有很大一部分都就近卖在小店里。不很久，那一间的门面就已顶天立地，几乎连门板都关不上了。
　　这时我还是时时跳过铁丝网到小店里来看书，不过发现连插足也困难了，但老板脸上的笑容依旧，也许还更高兴些。这次我忽然发生了收集杂志的兴趣，《东方杂志》、《国闻周报》、《文学》、《太白》、《中流》、《作家》、《译文》……很容易就能找到全份或全年。我记得只花了两三个月就配齐了一整套《小说月报》，从茅盾接手改版起直至停刊，真是非常得意。有时还有意外的收获。一天，“逸经社”把全部货底都秤掉了，这中间不但有大量刊物存书，还有特印的稿纸、编辑部的文件、信札和作家的原稿。
　　在这一大堆乱纸中我翻得了郁达夫《饮食男女在福州》的手稿，是用钢笔龙飞凤舞地写在大张的绿格稿纸上的。真是如获至宝，捧了回来。可惜的是这手稿后来失落了，不然，印在《郁达夫文集》卷前，怕要比目前的那些插图精彩到不知多少倍。
　　也许是老板听了我的宣传，也开始收集起杂志来。他的魄力比我大，终于集得一套完整的《东方杂志》和另一套《国闻周报》，又在小店后面的居民家里租了一间小屋存放。据说当时管理着天主教藏书楼的神父曾来看过，承认比楼里藏的一部还要完整。
　　老板的业务日益发展，另外又在拉都路（今襄阳路）租了一间房子作为临时仓库，把他认为珍贵的好书搬过去臧起来。这时他已开始经营木版线装书了，但那详情我不大清楚。有一些人家叫他去秤书，因为他是只会用秤的。
　　有一次他告诉我，到一家人家去秤书，书都堆在楼梯下面的角落里。家里的女人高高站在二楼，倚着阑干，用手绢掩着鼻孔看他一捆捆地秤。他取出两部来给我看，是嘉靖小字本《吕氏家塾读诗纪》和另一本什么明抄，都是褚德彝的藏书。
　　他还说过，郑孝胥有一个妾就住在徐家汇附近，也叫他去买过书。不过“海藏楼”并不是藏书家，好像没有什么珍贵的书籍，只能有《徐俟斋年谱》这一类货色。
　　老板忽然风雅起来，请刻字摊刻了一只木图章，上面是四字白文“不读书人”。也并不在每一部书上都钤用。他是坦率的，也表示了对祖国典籍的美好的素朴感情。他知道这些书是珍贵的，但又不能知道那真实的价值，后来听说是跑到三马路去请教了。一位精明的北方书贾成了他的好友，用使他感到意外的价钱把他秤来的书陆续买去，一转手获得了使他听了膛目不知所云的价钱。从此，他就把挑剩下的书深藏密锁起来，不再示人，而对三马路的旧书店也从此深恶痛绝，不再接待，并常常对我发泄他的怒气。表示将来年纪大了，要在南汇乡下造两间房，把剩下的书藏在里面，即使不识字，就是每天摩挲一下也好。
　　不久我就离开了上海。几年后抗战胜利，回来的第二天，就抽空到徐家汇去访问。小店又恢复了最初的老样子，书报更加稀稀落落。老板还穿着他那件短袄，只不过两鬓斑白了。他的养女结了婚搬了出去，只剩下老夫妻两人过活。生意也清淡，只靠秤报纸敷衍局面，不过他的酒并未戒掉，也许比过去喝得还更多些。老太婆警告他当心高血压，早晚会中风的，他听了只是笑笑。租来的两间仓库早已退掉，他把希望寄托在那一套《东方杂志》上面，但那时可没有谁要买这种破烂货。
　　我早搬了家，事情也忙，去访问他的机会更少了，不过旧报纸积得多时，还是请他来秤得去。有一天，忽然接到他一封信，要我去一趟。见面后他从阁楼上床铺下面取出一册包得很仔细的旧书，郑重地交给我，这就是那次从褚礼堂家秤来的书中剩下的最后一本，北京客人打了多年主意他都没有出手，觉得应该让给我这个 “藏书家”。他说：“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会成为一个藏书家的。”这真使我受宠若惊，同时也确实为他的友情所感动了。问他价钱，不肯说，摇摇头，只是笑，最后是用一本书的版税（那是很菲薄的）
　　外加几百斤旧报纸、杂志结清了书账。我觉得这是我用最低廉的代价买得的一本最好的书，因为这里面还浸满着浓重的友情。
　　这是一本明嘉靖刻的元代女诗人张玉娘的《兰雪集》。未见著录。过去只有明末孟称舜附刻在他的传奇后面的一种算是最早的旧本。我又买到过一本鲍以文手校的知不足斋抄本，鲍校只是意改，并未真见旧本，取此本对看，就可发现鲍氏的一些失误。
　　这以后又是久久地没有相见。
　　十年动乱中从奉贤干校回沪，要在徐家汇转车，每次我总是多走些路经过那家小店门口。那是冬天，只见一位老太太，穿着黑色的棉袄，戴着黑绒线结的暖帽，袖着手坐在收拾得非常干净的柜台前面，静静地看着街上熙来攘往的人群。店里收拾得很干净，一本破书也没有了，玻璃橱里只放着几件小孩子的花纸耍货，上面挂着几件小东西，全是没有人过问的货色。
　　老太太竟还认识我，一眼就看出了我是谁，还像当年那样热情地问这问那。问她老板呢？她十分平静地回答说，前两年死掉了，是中风死的。她平静地告诉我这个消息，嘴角还挂着微笑。
　　后来我又曾几次走过那间小店，老太太依旧用那种姿势平安地坐在那里，不过我没有再去招呼。后来又一次，没有看见老太太，柜台前换了两个女青年在招呼生意。这以后，我就不再走过，即使走过，也不再向小店张望了。
　　黄裳 1983年12月28日

在高高的书架下

admin — Sun, 28 Nov 2010 14:29:46 +0000

　　人生是一次远航。起锚时的林林总总，那岸上的斑驳，那港湾的纷杂，深深烙进他的心底。当他在漫无边际的海上漂浮，从心底荡起的思绪便来慰劳他的寂寞；当他在翻腾咆哮的浪谷间争斗，从心底迸发的潜力便来支撑他的肌骨。
　　我的文化意识的萌动，好像是在南昌路两排高高的书架下。那是幢临街的小楼，底层的客厅，大约四十平方米不到，高却达三米。外公是读了一辈子书的文人，后半生供职文史馆，藏书甚丰。客厅南北两面是门与窗，东西两堵整墙便悉数为高高的书架堵塞；墙角落，重重叠叠垒着漆得乌黑的书箱，据大人说，那是藏史籍的。
　　小时候，过暑假，父母恩准，让我去外公家打扰几天。年少的小舅舅，比我大不了几岁，不讲辈分，舅甥俩十分亲密，夜间便在客厅地上铺席而睡，那两堵书架便愈发高大，在黑暗中如悬崖峭壁耸立在我身旁，令我敬畏，我不明白，外公何以能读那么多的书。那时候，我还不懂“知识海洋”这样的词儿，在感觉上却完全接受了它。大人给几角零用钱，去街上小书摊租来《三国》、《水符》之类的连环画，待夜风将酷热一点点收去，我和小舅舅睡在草席上，于天井蟋蟀的鸣唱中，一页页翻过去，竟生出妄想，总有一天，我也能把那书架里厚本儿读尽了。
　　后来，或许是老人觉得孺子可教，可许是外公偏爱外孙，老先生给我讲过古文与诗词格律，点拨过围棋要理，并将他用蝇头小楷写成的围棋图谱手稿送给我。可惜，上山下乡之前，我将那手稿搁哪儿了。现在已找不见。
　　我在人生的路上走得远远的，有时，觉得那两排高高的书架已逼不可及，恍若一梦。在乡下点着小油灯啃干馒头，在海滩上赤脚挑担踩淤泥，我的眼前曾不时闪过那书架长长的影子。我想，我怕没法走到它面前了。上海的家人在信中说，那客厅被街道生产组占了，书架已被剖开做了长桌板凳。再接下去，一向开朗的外公也有病而逝。难道中国就不需要读书人了么？
　　然而，化为桌凳的书架的魂儿，却落在我心中散不去。在乡下，只要寻得到书，我仍如饥似渴地读。那时候，我精神生活的一大乐趣，便是在艰苦的劳动中哼几句五言、七言的小诗，如，犁田回归，哼出“夕阳西下红一线，水牛横跨悠悠还”，不伦不类，不文不白，自得其乐而已。至于后来慢慢学写起小说，怕也和始终不肯丢弃对书的爱好有关。
　　前年，我将对那两排高高的书架的眷恋之情写进了小说《雪庐》之中。
文/孙颙

无书的日子

admin — Tue, 09 Nov 2010 16:50:37 +0000

　　你出外旅行，在某个僻远小镇住进一家小店，赶上天阴落雨，这该死的连绵的雨把你闷在屋里。你拉开提包锁链，呀，糟糕之极！竟然把该带在身边的一本书忘在家中——这是每一个出外的人经常会碰到的遗憾。你怎么办？身在他乡，陌生无友，手中无书，面对雨窗孤坐，那是何等滋味？我吗，嘿，我自有我的办法！
　　道出这办法之前，先要说这办法的由来。
　　我家在“文革”初被洗劫一空，藏书千余，听凭革命造反者们撕之毁之，付之一炬。抄家过后，收拾破破烂烂的家具杂物时，把残书和哪怕是零零散散的书页万分珍惜地敛起来，整理、缝钉，破口处全用玻璃纸粘好；完整者寥寥，残篇散页却有一大包袱。逢到苦闷寂寞之时，便拿出来读。读书如听音乐，一进入即换一番天地。时入蛮荒远古，时入异国异俗，时入霞光夕照，时入人间百味。一时间，自身的烦扰困顿乃至四周的破门败墙全部化为乌有，书中世界与心中世界融为一体—— 人物的苦恼赶走自己的苦恼，故事的紧张替代现实的紧张，即便优伤悒郁之情也换了一种。艺术把一切都审美化，丑也是一种美，在艺术中审丑也是审美，也是享受。
　　但是，我从未把书当做伴我消度时光的闲友，而把它们认定是充实和加深我的真正伙伴。你读书，尤其是那些名著，就是和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先贤智者相交！这些先贤智者著书或是为了寻求别人理解，或是为了探求人生的途径与处世的真理。不论他们的箴言沟通于你的人生经验，他们聪慧的感受触发你的悟性，还是他们天才的思想与才华顿时把你蒙昧混饨的头颅透彻照亮——你的脑袋仿佛忽然变成一只通电发光的灯——他们不是你最宝贵的精神朋友吗？
　　半本《约翰·克利斯朵夫》凡乎叫我看烂，散页中的中外诗词全部烂熟于我心中。然而，读这些无头无尾的残书倒别有一种体味，就像面对残断胳膊的维纳斯像时，你不知不觉会用你自己最美的想象去安装它。书中某一个人物的命运由于缺篇少章不知后果，我并不觉得别扭，反而用自己的想象去发展它，完成它。我按照自己的意志为它们设想出必然的命运变化和结局，我感到自己就像命运之神那样安排着一个个生命有意味的生命历程。当时，我的命运被别人掌握，我却掌握着另一些 “人物”的命运；前者痛苦，后者幸福。
　　往往我给一个人物设计出几种结局。小说中人物的结局才是人物的完成。当然我不知道这些人物在原书中的结局是什么，我就把自己这些续篇分别讲给不同朋友听。凡是某一种结局感动了朋友，我就认定原作一定是这样，好像我这才是真本，听故事的朋友们自然也都深信不疑。
　　“文革”后，书都重新出版了。常有朋友对我说：“你讲的那本书最近我读了，那人物根本没死，结尾也不是你讲的那样……”他们来找我算账；不过也有的朋友望着我笑而不答的脸说，“不过，你那样结束也不错……”
　　当初，续编这些残书未了的故事，我干得挺来劲儿，因为在续编中，我不知不觉使用了自己的人生经验，调动出我生活中最生动、独特和珍贵的细节，发挥了我的艺术想象。而享受自己的想象才是最醉心的，这是艺术创造者们所独有的一种感受。后来，又是不知不觉，我脱开别人的故事轨道，自己奔跑起来。世界上最可爱的是纸，偏偏纸多得无穷无尽，它们是文学挥洒的无边无际的天地。我开始把一张张洁白无暇的纸铺在桌上，写下心中藏不住的、唯我独有的故事。
　　写书比读书幸福得多了。
　　读书是欣赏别人，写书是挖掘自己；读书是接受别人的沐浴，写作是一种自我净化。一个人的两只眼用来看别人，但还需要一只眼对向自己，时常审视深藏自身中的灵魂，在你挑剔世界的同时还要同样地挑剔自己。写作能使你愈来愈公正，愈严格，愈开阔，愈善良。你受益于文学的首先是这样的自我更新和灵魂再造，否则你从哪里获得文学所必需的真诚？
　　读书是享用别人的创造成果，写书是自己创造出来供给他人享用。文学的本质是从无到有；文学毫不宽容地排斥仿造，人物、题材、形式、方法，哪怕别人甚至自己使用过的一个巧妙的比喻也不容在你笔下再次出现。当它所有的细胞都是新生的，才能说你创造了一个新生命。于是你为这世界提供一个有认识价值，并充满魅力的新人物，他不曾在人间真正活过一天，却有名有姓有血有肉，并在许许多多读者心底形象并深刻地存在着；一些人从他身上发现身边的人，一些人从他个性中发现自己；人们从中印证自己，反省过失，寻求教训，发现生存价值和生活真谛……还有，世界上一切事物在你的创作中，都带着光泽，带着声音，带着生命的气息和你的情感而再现，而这所有一切又都是在你两三尺小小书桌上诞生的，写书是多么令人迷醉的事情啊！
　　在那无书的日子里，我是被迫却又心甘情愿地走到这条道路上去的，这便是写书。
　　无书而写书，失而复得，生活总是叫你失掉的少，获得的多。
　　嘿嘿，这就是我要说的了——每当旅行在外，手边无书，我就找几块纸铺展在桌。哪怕一连下上它半个月的雨，我照旧充满活力，眼光发亮，有声有色地呆在屋中。我可不是拿写书当做一种消遣，我在做上帝做过的事：创造生命。童年，正是那遥远而神秘的童年，决定了人类的今天，甚至是今后的走向。 文/冯骥才

书窗即事

admin — Thu, 04 Nov 2010 19:00:20 +0000

　　连夜检阅自己文稿，挑选十二万字编成一新文集；至初具格调，竟茫然若有所失。夫笔耕数十年而未除“轻心”之陋习，过眼杂书虽不少，每每在浅处游狎，终如钱默存所谓“言之成理而未彻，持之有故而未周”。尚幸情志竟未死，持其情志，为文又何必苦苦经营满纸风云哉？只管言一时之志，诉一时之情，是冷是暖，任之可矣！至于文字功力，到底吻合情性，虽说不得“巧”，毕竟皆“出于规矩”，未失足于邋邋遢遢之造句烂泥之中，还堪自喜。香港大吹“不羁的风”，文风政风都不合自己品味，文集自不忍在此灾梨祸枣，乃寄台北付梓。集名颇费思量，至今举笔不定。既是不谙世故之“书房”中人，书名当与“书房”有染者为佳；月前在台北遇林文月，得知其新编文集以《午后书房》为名，甚以为然。林有《午后书房》一文收入联合报丛书之《大书坊》之中；该丛书亦收拙文《藏书家的心事》，原可取巧题书名为《书房心事》，转念“心事”二字，巧则巧矣，却难避纤弱伤感之讥，遂作罢。旧体诗多用“即事”为题，殊喜之；刻意创新不如袭人故智，用“书房即事”亦甚便当，且有诗味，或可考虑。乱世文章实不足换黄白之物，无奈二三十年间执著至此，时恐难甘心看破此一关；诚多事矣！身在名场翻滚，心在荒村听雨，到头来必自悔“走遍三桥灯已落，却嫌罗袜污春泥”！
　　可叹可叹。或曰：拙文过分雕琢，精致有如插花艺术，反不及遍地野花怒放之可观云云，闻下不禁莞尔。尝与陈之藩书信往还谈论文章“自然”之说，其见解甚精辟，大意谓：六朝诗文绘画皆不自然，却凄美之至；芙蓉出水虽自然，终非艺术，人工雕琢方为艺术；最高境界当是人工中见出自然，如法国妞儿貌似不装扮其实刻意装扮也。野花不是艺术，伦敦公园之野花才是艺术；瑞士湖边一树一花皆经瑞士人修饰，但望之竟觉悦目，继之以赏心；英国华兹华斯吟诗之温得密湖一派自然，想来开天辟地之初即是如此，与艺术何干，与人类头脑何干？无骈体文则无唐宋八大家；韩愈之美文如“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字字自然而对仗工整，避无可避；胡适之瓶花诗“不是怕风吹雨打，不是期烛照香熏”，亦集古今之成之对仗，亦避无可避。时下新生代锐意不读书，一心想自然，无奈办不到何！惨然无色，寂然无声，天塌地裂不知名状，伤春悲秋无以形容，万千生灵涂炭竟换不来半篇有病呻吟之作品，实因不会发声，何况呻吟！陈之藩惜墨如金，一字一句皆潜心修炼，望之果如不露装扮痕迹之法国妞儿，初则悦目，继之以赏心。此岂色盲声哑之辈所能察其甘苦！写作如练琴，非日日苦练数小时不足以言“基本功夫”；无基本功夫者，虽情感如水龙头一扭而泻，究无水桶盛水，徒然湿漉漉一地水渍耳。初学者最忌写白话诗，盖自批“诗人执照”后必自信无所不可为，笔下咿咿哑哑梦呓连篇，名词动词****交配，主语宾语私相授受，望之仿佛眼睛生在屁股上之印象派画家，实则诗人连一纸便条都写不通！存在主义大师萨特晚年病目，脑力亦略见退化，每每神智不清，无法撰写正经著作，医生于是嘱其退而求其次，尝试写诗。大师闻言怏然不悦，曰：“此混蛋庸医束手无策！”意谓庸医岂可命他弃文做诗。此事说明二理：神智不清者适宜写诗，此一也；诗人不可神智不清，此二也。白话诗文确不可无旧学为体：“燕子不知何世，入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不知何世”表示无视代沟；能在斜阳里细诉兴亡，则悟出荒村雨声之禅机矣。

文/董桥

苦趣

admin — Sat, 30 Oct 2010 13:34:12 +0000

　　国庆节，我和妻子商量，去体育馆的书市转转吧。积多年之经验，事先约法三章：一、最好只看不买；二、原则上多看少买；三、万不得已急用先买。过去常发生口袋里的钱被书店洗劫一空，而书抱回来又没有地方堆放的尴尬，这实在是不得已的立法。但愿这次的契约不被薄弱的意志撕毁。
　　我在前，妻在后，蹬车向书市驰去，一路无话。车锁在行道树上，先省下肆角存车钱再说，天知道这会不会是买本书正缺少的一个尾数？
　　一进书市大厅，不同样的兴趣如不同向的舵，将我和妻子分开，各自驶向自己的领域。她肯定跑到中国现代史的各个专柜前去了。相对的自由使人窃喜，而各自力政增加了各个击破的可能，又叫人为契约的脆弱担忧。一切都顾不上了，眼前，人类生活的软件全在书架上分类存档，任你挑选使用。
　　中外古今智者哲人的各种创造性思考，像情人露出了诱人的笑靥。我告诫自己，千万警惕过分的心猿意马，只能去夜市吃饸铬，就不要请她们进宾馆用西式大菜。
　　《人生思想宝库》，八十五元大开本精装，和我书架上的《中国思想宝库》、《东方思想宝库》、《西方思想宝库》一样的开本和装帧，枕着这么一套思想珍宝入眠，真乃人生的一大幸事。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三卷，对有了一、二卷的人来说，是非买不可的。文艺界常说“文革”十年是文学的一个断层，其实那只是文学史家修史的断层，而不是创作的断层，《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将鲜为人知的这股地下水引出来公诸社会，填补空白的书，你能不买？读了钱钟书的《谈艺录》，很难抗得住再享受他《管锥篇》的诱惑，有了《二十五史精华》，就得买《四部精华》，精华嘛，本身就是节约。
　　一边蹓跶，一边膨胀着欲望，一边给欲火泼冷水。腰包瘪下去，书包鼓起来。蓦地，两砖厚的《中华大字典》上下册飞入眼帘。这是我找了二十多年的书。中华书局编辑部在重印说明中写道，“这部编成于1915 年的字典，收单字四万八千多个，是我国字典中收单字最多的一种，解释字义比较简明，并校正了《康熙字典》的错误二千多条。”“几十年来，对中国的文化教育工作者有一定影响。”我的外祖父欧阳溥存是此典的编辑主任，当时只二十八九岁。我自小在外祖父家长大，他对我这个自幼丧父的独生外孙恩爱有加。
　　老人辞世后，大家庭解体，我成了文化人，却再没见过这部字典。十多年前，有个报纸副刊在介绍我国近代名典时，曾举出这部书，并标出主编者的名字，我曾剪下保存，搬几次家又丢失了。近几年，也见过几本《中华大字典》的重印本，但均未标出编纂者的名字。眼前的这本是1985 年重印的，孤陋寡闻的我到八年后的今天才有缘见到。摩挲着暗红的漆布封面，童年在外祖父家度过的那些辽远温馨的日子，那些我反复咀嚼、探究，一直想怎么写一下的岁月，重又浮现于脑际。当然，我买下了它，将初入人世的生活回忆一并带回家去。
　　这时，妻子在人群中将我拉出来，我俩抢着要告诉对方自己的发现。原来她也找到了一本《蒋经国与章亚若》，洋洋三十万言。这又是我近来苦苦寻找的资料。据《参考消息》披露，当年在赣南和蒋经国热恋并生下双胞胎章孝严、章孝慈兄弟的章亚若女士，是南昌女中的学生，按时间推算，这正是家母任该校校长的时候。南昌女中是所美国资助的教会学校，校舍、设备在当时算一流，出了不少人才。记得母亲曾经给我讲过南昌女中两次演话剧《红楼梦》的情况，其中有一次章家的三女儿演宝钗，后来这学生成了“大人物”。看来这就是章亚若。我也参与过一次演出，饰随刘姥姥游大观园的板儿，只走两个过场，没有一句台词。那时才五岁，该是1945 年前后，蒋经国已经离开赣南，章亚若也已在桂林难产而死。因而她参加的可能是第一次演出。由于写作的需要，我想找到确切的史料证实，由此可以展开几位熟悉的前辈的命运，展开30 至40 年代南昌生活的一些历史性画面。这本书的出现实在是及时雨。妻将她已买的剑桥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蒋氏父于在台湾》放进我的大包，便赶去买这本书。
　　至此，袋中的二百元已全部告罄，我俩囊空如洗，怏怏步出体育馆。谁也不提事先的契约，怕破坏这次洗劫的甜蜜。
　　我开开车锁，妻在小挎包里掏车钥匙，竟发现里面还放着一笔钱，是一位出差的朋友托她领的工资，打算节后送去的，“要不，挪挪？”她很抱希望地征询。这也正是我的心情，但还是表示了一下家长的严肃性：“回去能马上补齐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便决策性地一挥手，咔地又锁上车子，走！“昨天不是还有位女士”，我嘲弄她，“激奋地表示要弃教从商，也去海里如何如何捞一次鱼吗？”她回嘴：“那是因为我先生和我同仇敌忾，他不是还吼了一句国骂，‘妈的，试试！’吗？”重又返回书市，重又一步一步仰面去跨那百级台阶，重又生出一点喜悦，只是步子显出了疲惫。这次只好拣便宜书买了，《资治通鉴》精华呀，《说文解字》简装本呀。
　　回家门上留一条，妻子一个教研室的老师送来一份她要的资料，并约她一道去书市，失之交臂。我能想见这位脸色已熬得惨白的年轻人，是怎佯怀着憧憬，努力蹬着他那辆破车，头也不回地赶路，苦着脸笑了。
　　萧云儒 1993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