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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选读

admin — Thu, 20 Oct 2011 06:10:47 +0000

　　焦菊隐在北温泉学校里教的课是“名著选读”。当时他有著作，有译作，已有名望。不过话剧导演方面，还没有得到“用武之地”。
　　他不住在学校里，每个月来一趟，把课时集中在两三天内。个子瘦高，背微驼，戴眼镜，衣服单薄，料多布草，又带出旧色，一副“抗战期间，一切从简”的书生模样。有的老导演如史东山，总还有老底子的“行头”。明星郑君里那一身黑皮衣裤，五十来年后的现在穿出来，还算得“新潮”——倒不是人家超前半个世纪，实是时装方面“法轮常转”也。
　　焦菊隐留学欧洲，归国后办过戏校，听说也阔过。不过当时在重庆，的确穷居陋巷。有同学去过他的住处，敲门无声，推门进去，无人，亦无长物。
　　桌上压着张条子，是留给同住朋友的，大意是：怀沙，抽屉角落上还有×元×角，你拿去买“锅魁”吃……同学凄然退出。“锅魁”乃川式烧饼，无芝麻，无油盐。若佐以一块榨菜，或一“小脚”包花生米，是流亡学生饿一日后的美食。
　　他的“名著选读”的教法：手执外文“名著”一本，挑“选”一段“读”出来，出来的是北京口白，以后讲解赞叹。是翻译并评注法。
　　赞叹每古主位，神情容易激动，有脸现潮红的时候。史东山、郑君里上课，和学生交谈交流。梁实秋不交谈不交流，只滔滔不绝他说他的，如入无人之境，可又丰富中听。焦菊隐也不交谈，但学生发出笑声赞声，他会兴奋起来，他需要反应。
　　兴奋中，会说些“闲文”，少不了言过其实的传说。比如说向交通警问路，英国警察用手指指，难得出言。法国警察详细说明，有时候还把警棍往胳肢窝里一挟，掏出地图来指点，街上汽车停了一半……学生中有认真的，倒叫流亡学生笑了起来。
　　后来，焦菊隐和一女学生恋爱同居，中间有些波折，也有些轰动。流亡学生大多以为意料中事，“没得啥子”。再者，此事耳闻而已，不能够目睹。现在理应从略。
　　大专学校里，先生与学生之间，有“跟”字一说，虽不普遍，但直到现在也还是有着，某个学生“跟”某个先生，这个学生就与一般学生不同，成了某个先生的“入室弟子”。跟有学业上的跟，有事业上的跟，有“饮食业”上的跟，或者兼而有之。学业上的跟是读书人“传授衣钵”的本等正宗。世事艰难，别的跟也无可厚非。
　　有一位同学跟上焦菊隐先生，有时候小声告诫别的有点名堂的同学说：焦先生脾气不好，下了课少到他房间去。
　　这个同学跟着焦菊隐搞起个出版社什么的，拎起个皮包，像煞皮包公司。
　　后来闹翻了，原由不大清楚，可能是经济上的事，总之，不欢而散。
　　50 年代之初，“热、烈、欢、迎”焦菊隐进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开始了他的导演事业。后来是总导演，后来是权威。确有开创，有建树，有典范。
　　第一个得到轰动效应的演出，是老舍的《龙须沟》，但导演与剧作家的合作中，有争执。老舍窝火说：“我不懂戏剧。”也还见之文字。
　　可是后来老舍的重要剧作，也还是焦菊隐执导。到了《茶馆》的几经起伏的完成，剧作、导演、演员都上了高峰，是“北京人艺”的独放光彩的剧目。焦菊隐的功劳不小吧，但剧院“外人”不大知道，“外行人”看戏更只看演员。
　　且说那位不欢而散的“跟”学生，60 年代，一事无成来到北京。物换星移，时过境迁，学生叩门拜访先生，夫人出来接待这位寒酸老同学，说：先生不在家。客室小坐片刻，学生看见焦菊隐人从另一屋出来，大大方方穿过院子，略不旁顾，只管出门上街了。
　　老舍最后的日子是个研究题目，文章一写再写都值得。焦菊隐的晚景：孤身住小屋，不谈艺，不看书——说是眼睛坏了。每天只拎个菜篮子，上趟街。还没有文章写一写这个，不知道这位大师级的艺术家，垂垂实未老时，独自闷在暗室里，做什么？想什么？
　　他最后一次正式发表文艺上的意见，可能是对刘厚明执笔的剧本的看法。那是“文革”后期，1973 或1974 年吧。那个剧本写近郊一位农村干部，村里盖了不少新房子，他还是住“长工屋”，一分钱掰两半花，有病硬抗等等。说刘厚明执笔，不说写，实因当时作兴写成一条稿，交把大家讨论，根据几十条意见，改写二稿，如此六七稿时，刘厚明叹道：“我自己的话一句也没有了。”
　　嘴里如含着酸水，脸不是脸，啼笑皆非的模样。
　　这个戏还是在几十条意见中排练起来了，彩排那天，叫——不是请，原总导演焦菊隐来看看。焦菊隐已解除打扫卫生的劳动。附带说几句，焦菊隐使墩布擦楼梯的时候，十分认真，一级一级力求干干净净。现在有不少文章，说到当年的知识分子通阴沟扫厕所，越是高级名家越给脏活，做起来还越尽心尽力，有拿有限的生活费自买工具的，有“发明”小工具自己制造了，去掉陈年污垢的。现在都是佳话了。不过试想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呢？存不存着悠悠沉沉浑浑沌沌的历史负担呢？
　　焦菊隐看了彩排，发表意见说：“批判现实主义。”
　　刘厚明困惑了，叹道：“焦先生这么大学问，怎么说出这个话来！这个戏照着三突出，突出了又突出，还会是批判现实主义？”
　　厚明也是老实人，没有想着古人不止一个“谁在梦中”的故事。现在他们若是相遇在九泉，谈一谈何如。

文/林斤澜

重读《柳如是别传》忆陈寅恪先生

admin — Sun, 14 Aug 2011 14:10:44 +0000

　　本月初，审定《松江县志》稿，阅《人物》卷，发现一些名重一时而与松江颇有关系的人物未曾入传。照说这些人物可以“寄寓”、“流寓”之名而入传的。其中，尤使我系念不已的，是河东君柳如是。柳如是乃喜兴人，早年为“吴江故相”家之姬、妾，甚至说是婢也一样。陈寅恪先生考证，这位“吴江故相”，乃周道登。周死。柳不容于周家，被卖在苏州为娼，以诗文字画名于时，后为“云间孝廉”鼎鼎大名的陈子龙之妾（陈寅恪先生以为说是“外妇”更恰当），居于松江者有年，终以不容于子龙之妻而离去。中间经过许多曲折离合，这位名女子与明末江南名士多人有关系，爱其才，慕其色的名士大有人在，终以二十四岁之年，嫁给了原东林领袖人物钱谦益。
　　钱死后一月，柳自缢身亡，年仅四十。忆数年前去常熟，探访柳氏墓地，在路旁草丛中见一小冢，碑已倒置地上，上有“柳如是之墓”数字，备极凄凉。
　　嘉兴、苏州、常熟修志，自应为柳如是立传。而柳如是毕竟在松江住了几年，和松江有密切的关系，她对松江有厚爱，自称“云间柳隐如是”。这大概和她始终不忘陈子龙有关。松江修志，不应将她排除在外。我将此意表达于志稿定稿会中，与会诸君亦以为然，但难在于松江这样的人物太多，都立传亦不宜，当计议采取一个什么办法有以在志中表达。
　　松江归来后，此事迄不能忘，乃检出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重读一过。十多天来，寅恪先生之形象萦回于脑际不能去，适《书林》索稿，乃为此文。
　　先从寅恪先生写《柳如是别传》说起。
　　先生写《柳如是别传》，起于1954 年3 月，经十年时间，于1964 年夏完成。全书八十余万字，为先生晚年力作。先生早于1945 年春双目失明，手术无效，同年秋应英国皇家学会邀请赴伦敦治疗目疾，亦不能愈。然自失明至“文革”开始之二十年间，先生教书、治学、写作不辍。不能看书，改为听读；不能写字，改为口述。先生素以过目成诵、记忆力惊人著称，失明后，每写作辄告助手何事查何书，考虑成熟，然后口诵，由助手笔录成文，其文依然保持数十年来独具之风格。《柳如是别传》同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十年得八十余万字，对于一位双目失明又复膑足的老人，可谓神速了。
　　先生晚年何以花这样大精力去研究柳如是？先生在是书第一章《缘起》中对此有明白的交代。是书原名《钱柳因缘诗证释》，秉先生一生以诗证史之旨和研究方法，笺释钱牧斋与柳如是因缘，而论证明末清初历史。《缘起》交代，先生少时居南京，在其舅父俞明震家（按俞于1903 年以江苏候补道奉派至上海查缉《苏报》案，有意回护章士钊，并图放走吴稚晖、蔡元培、章太炎），得见钱遵王所注钱牧斋诗集，“大好之，遂匆匆读诵一过，然实未能详绎也。是后钱氏遗著尽出，虽几悉读之，然游学四方，其研治范围与中国文学无甚关系，故虽曾读之，亦未深有所赏会也。”抗战期间，先生执教昆明西南联大，一日在旧书店中购得店主昔年在常熟白茆港钱氏旧园中所拾之红豆一粒，“自得此豆后，至今岁（指写作《柳如是别传》开始之1954年）忽忽二十年，虽藏置箧笥，亦若存若亡，不复省视。然自此（指购得红豆起）遂重读钱集，不仅藉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也。”
　　先生有《咏红豆》、《题牧斋》二诗记其事，兹引二诗而略其《序》及《注》如后：
　　咏红豆
　　东山葱岭意悠悠，谁访甘陵第一流？
　　送客筵前花中酒，迎春湖上柳同舟。
　　纵回杨爱千金笑，终剩归庄万古愁。
　　灰动昆明红豆在，相思廿载待今酬。
　　题牧斋《初学集》
　　早岁偷窥禁锢篇，白头重读倍凄然。
　　夕阳芳草要离冢，东海南山下潠田。
　　谁使英雄休入彀，转悲遗逸得加年。
　　枯兰衰柳终无负，莫咏柴桑拟古篇。
　　读此二诗，可以大约明白先生之笺释钱柳因缘诗的旨趣所论的范围了。
　　先生所谓“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也”，自释为“盖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平生才识学问固远不逮昔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似之处。岂意匪独牧翁之高文雅什，多不得其解，即河东君之清词丽句，亦有瞠目结舌，不知所云者。”这是指钱柳之学而言，我以为先生更着眼于钱柳之事。即所云：“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缺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请试述之。
　　钱牧斋学问诗文，自为寅恪先生所倾服（先生自谓，少时即深赏其“埋没英雄芳草地，耗磨岁序夕阳天。洞房清夜秋灯里，共简庄周说剑篇”之句）。
　　然以一代文宗而降于清，则为先生所深不齿。这在《柳如是别传》中，多有论列。但先生深探史实，精研诗篇，论证牧斋降清之后，内心有所愧悔，由于清政府对降臣的疑忌，也由于钱牧斋与复明运动有所联系，而两次遭清廷之狱，又于诗文中时有隐晦甚而明白的不忘故国之心的表露。先生于此有所论述。但先生是作之重点在写柳如是，如所云：“今撰此书，专考证河东君之本末，而取牧斋事迹之有关者附上，以免喧宾夺主之嫌。起自初访半野堂前之一段因缘，迄于殉家难后之附带事件，并详述河东君与陈卧子（子龙）、程孟阳（喜燧）、谢象三（三宾）、宋辕文（徵舆）、李存我（待问）等之关系。”先生对柳如是之诗文才学自极佩服，更重要的是敬佩她的气节，她的爱国主义精神。柳如是为明末重要爱国社团几社社员，清兵入关，北都倾覆，柳如是劝钱谦益死（时钱为南京礼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读学士），钱谢不能。柳即奋身自沉水中，侍儿持之不得入。及南都倾覆，钱谦益率先投降，清政府授以礼部侍郎，北上任新职，柳如是虽与钱感情极笃，坚留南京不肯随行。钱谢病南返后，“丁亥三月，捕宗伯（振常按：明封钱为少宗伯）甚急，时君（振常按：指柳）病，力疾挈一囊，从刀剑簇中，饘橐牧圉，昼夜不舍。”（顾云美《河东君传》）为新朝做新贵，坚不随行，为钱被捕事，力疾随行，柳如是处大节之态度备极鲜明。后柳如是忽下发入道。钱谦益死后一月，柳如是为族人敲诈勒索，自缢死。一生大概如此，称之为女中豪杰自是的当。
　　钱柳年龄相差悬殊，而感情弥笃。但二人在处大节上，则河汉迥异。上举简要，已可见大概，更举二事，可见柳如是在谈笑间对钱之讽喻。顾公燮《消夏闲记》选存“柳如是”条云：“宗伯暮年不得意，恨曰：“要死，要死！’君叱曰：“公不死于乙酉（振常按：是年清兵入关），而死于今日，不已晚乎！’柳君亦女中丈夫也哉。”《牧斋遗事》云：“后牧斋偕柳游拂水山庄，见石涧流泉，澄洁可爱，牧斋欲濯足其中，而不胜前却，柳笑曰：‘此沟渠水，岂秦淮河邪？’牧斋有惭容。”盖柳以此语刺钱之不死于南京陷落之时也。于此，既可见柳之气节，亦可见其机智诙谐。
　　寅恪先生佩服钱之学问诗文而鄙其人，爱柳之诗文亦重其人，笺释二人因缘，如自述所云：“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词，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这段话极可注意。先生以一代史学大师，博通中西之学，发为人所莫及的史学论著，而又具文学家的情怀，以诚挚纯真的感情，同情热爱中国之弱女子，为之呼吁，为之鼓吹，其情之真，人所不及。先生撰是书之大旨，可于此见之。先生晚岁标其广州中山大学所居曰寒柳堂，曰金明馆，其文集或称《寒柳堂集》，或称《金明馆丛稿》，均从柳如是得来，其情之挚可知矣。
　　先生挚友吴宓（雨僧）先生于1961 年7 月由重庆去广州探访先生，先生为述写作《柳如是别传》大纲，雨僧先生于是年9 月1 日《日记》有记云：寅恪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之爱陈子龙及其嫁牧翁，始终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光复故物之活动；不仅其才高学博，足以压倒时辈也。也谈及卞玉京、陈圆圆等与柳之关系。侯朝宗之应试，以父在，不得已而敷衍耳。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
　　时寅恪先生书尚未脱稿，雨憎先生自未及见，而闻之于寅恪先生“细述”，则上举文可看做是寅恪先生自述著书旨趣，也可看做为雨僧先生闻“细述”
　　后所作评论。两先生相交逾五十年（1919 年始识于美国哈佛大学），灵犀相通，雨僧先生之言，自是确论。
　　于此，应该提一提先生晚年另一著作《论》。此文作于开始写《柳如是别传》之前一年，即1953 年，完成于翌年之2 月，继又作《校补记》，同年3 月即着手写作《柳如是别传》。先生之写《论》，实与写柳如是有相同旨趣：“衰年病目，废书不观，听读小说消日，偶至《再生缘》一书，深有感于其作者之身世，遂稍稍考记其本末，草成此文。”“忖文章之得失，兴窈窕之哀思。”与写柳如是一样，以诗人的情怀同情弱女子陈端生的身世。先生赠雨僧先生诗有云：“著书唯剩颂红妆”就是此意。成文后，先生有二律咏其事，其一律第二联之下句曰：“异代春闺梦里同”，点明这是清代的春闺梦里词，感时之战乱流徙，而哀春闺梦思之人。在《柳如是别传》中，写著书缘起，有“斯乃效《再生缘》之例，非仿《花月痕》之体也”，亦可明白写《论》系借题发挥，旨在批评“中共暴政”。这种想象之词，自不堪一驳。美国汪荣祖教授著《史家陈寅恪》一书，已批其妄。可叹的是，寅恪先生是作完成后，在国内只有先生自费所印油印本，而未能刊布。先生以是作寄给了郭沫若先生，郭老于60 年代初写了《陈端生考》一文发表。郭老之文，自有卓识高见，而其大端，多寅恪先生所已言者，郭老未之标明，反取寅恪先生之作之小疵，从而标举之，亦一憾也。自郭老是文出，一时兴起了陈端生热，《再生缘》热，戏剧舞台之上，弹词说书之中，孟丽君一时大为走红。然先生之《论》一文，仍未能刊行。我在读郭老文之后，方知先生有《论》之作，几经访求，才从友人处借来香港的盗印本。
　　于此，难怪寅恪先生有“盖棺有期，出版无日”之叹了。据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1962 年春，陶铸陪同胡乔木去中山大学拜访先生，谈及旧稿重印事，虽已交付书局多年，但迟迟不予出版。先生因言：“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笑答云：“出版有期，盖棺尚远。”按先生之作，在全国解放后，只于50 年代初出版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三书，其余旧论文及新著均未能结集刊行。尽管胡乔木答说“出版有期”，其将新旧论著包括三册的《柳如是别传》合为《陈寅恪文集》出版，已在1980 年。其时距先生之逝已十有一年，先生仍不及见。而先生最后之作《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写于1965 年夏至1966 年春）
　　共七章，大部散佚，只存残稿。此稿多为先生回忆家世之作，以先生祖父宝箴先生之参与维新，推行新政，先生父亲三立先生之一代诗宗，《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于研究清末社会政治及先生家世、家学渊源及先生思想，关系至巨，如今只能抚读残稿，实大憾事。所幸者，先生文集七种，毕竟在1980年出版了，若拖到今天，则以学术著作出版之危机，不知须要多少补贴，方能问世了。
　　先生当时云“盖棺有期，出版无日”，实出口成佳对。先生富文学修养，谈笑之间每有佳对，早已名于世。1926 年，先生方登讲坛，为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一时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三先生并称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一天，先生对学生说：“我有个联送给你们：“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大家哄堂大笑。”（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记蓝孟博语）上联指受梁启超之教，下联指王国维曾为宣统之师。人以为这是先生的幽默，其实先生之注重对联，极有深意，容下言之。
　　1930 年，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去看先生，送其所编《科学与玄学》与先生。是书记丁文江、张君劢科玄论战事。先生随手翻了一翻便说：“志希，我送你一联如何？”罗称即去买宣纸请写，先生说不必，当即诵出：“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又说横额为“儒将风流”。罗在北伐军中为少将，娶了一个漂亮妻子，所以说“儒将风流”。上下联中又将“家”、“伦”二字嵌入，精妙之极。谈此旧事的蓝孟博以为，先生“才思敏捷，诙谐风趣，大率类此。”话并不错，但忽略了先生一时戏作实有深意。先生对于当时科学玄学之争、中西文化论战，皆不以为然。他一生秉承的思想，是融和中西，中体西用。先生至友吴宓（雨僧）先生即对先生作过如是评语，先生自己也如此承认。在《冯友兰下册审查报告》中，先生说：“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即是明证。这副即兴所作的对联，亦是这种思想的表露。
　　1932 年夏，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刘文典（叔雅）先生请先生拟定招生国文试题，先生出题中有对对子“孙行者”一题，引起舆论大哗，以为此是无用之旧套。先生初默然不答，后于《学衡》发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畅论国文试题之应改变前趣，“即求一方法，其形式简单而涵义丰富，又与华夏民族语言文学之特性有密切关系者，以之测验程度，始能于阅卷定分之时，有所依据，庶几可使应试者无甚侥幸，或甚冤屈之事。”其论及所以出对对子之义，认为对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一）能否知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二）能否分别平仄声；（三）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四）思想条理如何。文中对此四条均分别有详略不同之解释。这其实是以最简单的方法测验应试者的基本功，应是无可疑论的。先生意中“孙行者”之最佳对应为“胡适之”，“盖猢狲乃猿猴，而‘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先生此对原有所本， 1965 年为此文所写《附记》中指出：“苏东坡诗有‘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一联‘韩卢’为犬名（见《战国策·齐策》及《史记·范睢传》），‘行’与‘退’皆步履进退之动词，‘者’与‘之’俱为虚字。东坡此联可称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于此，可见先生之博学深思。讲起对对子一道，今天更是白头宫女话天宝遗事了。此事之不可废，先生已预见于五十多年前。
　　我曾从先生受业两年，以愚鲁之资，于先生之学无所窥，何敢信口妄说。
　　好在多年以来，海内外先生知友及弟子多有发舒，中山大学及北京大学复于最近相继出版了《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鲁殿灵光，足以辉映前哲。我只想说，先生与王国维、梁启超二先生，都继承了中国文化学术传统，为通人，为学人，经史文兼通，是以为一代大师也。先生又深通西学，聪慧过人，俞大维（先生之至友及表弟与妹夫）谓先生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天才加勤学，先生便能成其大，就其深。
　　先生逝世整二十年，回忆昔年受教之时，犹在眼前。那是1943 年冬，在四川成都，我方为燕京大学二年级生。一日，全校周会，校长梅贻宝先生告众云：“我校迁徙西南，设备简陋，不意请得海内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前来执教。陈先生业已到校，即可开课。这是学校之福。”不久，教务处公布了先生所开课目。先生兼教历史、中文两系，所开课为《魏晋南北朝史》及《元白诗》，我两门课都选修了。下年，先生则开《唐史》及《元白刘诗》，我又都选修了。时我校借一女子中学旧址上课，地小房少，听先生讲课者为教室所不容，且先生住房亦狭隘。所以，第二年开设《唐史》及《元白刘诗》时，改至城外华西大学广益学舍之大教室，以便所谓华西五大学学生均可共同听课，先生亦迁至广益学舍居住。
　　时先生右目早于抗战初起时失明，走路略感吃力。穿长袍马褂，手拿黑布包袱，包着书本、讲义，另手拿着一瓶冷开水，步入教室，入坐即开讲，了无闲言。助教容媛女士（容庚先生之妹）随其后，先生坐定，容女士亦入后座。在我校那间坐得满满的教室，听讲的不但有他校学生，还有我校和他校教师。至今记得的，时为金陵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高文先生，每课心来听，并详记笔记。后迁往华西大学教室授课时，著名诗人、文学家林山腴思进教授亦来听课。林山腴先生为陈三立先生诗友，寅恪先生向以父执视之，忽见山腴先生在学生座中，为之瞿然，语人曰：“山公厚我励我，真我之良师也。”
　　郑天挺先生称先生为教授之教授，信不虚也。先生一面讲，一面写黑板，不时喝水。至1945 年春，先生左眼又盲，是以后来乃有去英国治疗之行。
　　先生讲诗亦如讲史，即以诗证史，而非纯诗义之讲解。不先熟读元白（后加刘禹锡）之诗，是听不懂先生所讲的。还记得讲《元白诗》，第一课是讲《长恨歌》，首先讲的是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这个话听起来很怪，当时著名话剧导演贺孟斧寓居成都，与我相熟，他耳闻先生大名，想来听课。我告诉他，第一课讲的是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问题，他以为无聊，便不来了。
　　其实，先生是以这个题目带出唐代婚礼制度，乃重要事。
　　为什么将元白并讲？这更须了解先生的深意。当时比较研究之法已有所滥觞，先生对此有独具的看法，以语言为例，先生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即指出各种语言有其特殊之文法，所谓比较研究之法，非在同系语言如梵语、波斯语等中进行，不能得其功。“故欲详知确证一种语言之特殊现象及其性质如何，非综合分析，互相比较以研究之，不能为功。而所与互相比较研究者，又必须属于同系中大同而小异之语言。”所以先生对马建忠之仿印欧语系而建立中国文法之作不以为然，斥之为：“《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语言如此，文学更然。先生说：“即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一类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盖此种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
　　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这种议论，今天看来，应成定律，而发之于五十六年之前，则不能不说是卓见。即使在今天，胡乱比较之妄人也还有之。元稹与白居易，处同时代，同为元和体的创始人，两人多有同一题目之作，所作又互相影响，先生并讲元白诗，恰当极矣。
　　先生日常在课堂上，只管自己讲述，很少与学生交流。一日，讲元稹《悼亡诗》，讲到“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句，忽然对学生提了问题。当时我坐在第一排中间，与先生相距最近，先生即指着我问：“为什么说‘长开眼’？”我当是真是瞠目结舌，讷讷不能对。先生又问了几个同学，皆不能答。先生乃从“鳏鱼眼长开”说起，谓元稹表示将不再娶之意。此事距今已历四十六年，每一忆及，犹觉愧怍。
　　还有一件事，深感有负于先生厚望。我在学校副修历史，全从兴趣出发，并无研究历史之志。当时年少不知世事之艰，满脑袋斗争观念，在学校未曾好好读书，以为到社会也无非去斗争。没有想到，一次考试，偶得高分，寅恪先生要我转到历史系去，我以“我不是研究学问的人”为词敬谢。此后，历经社会数十年，到了老年，终于改业历史研究，深感为时之晚。
　　今年3 月，有广州之行，住中山大学一日，历史系一位教师陪我访寅恪先生故居。一座小楼，清幽可喜，先生在这里度过了晚年，写下了不朽之作。
　　但并非安度，“文革”一起，他就不得安身了，以后终于被赶走。我对这位教师说：“至少应该在楼前竖一牌，写明此为寅恪先生故居。”
　　先生之学，博大精深，我想到我的两位老师，也是先生的知友之言，录之以为本文之结。
　　萧公权（迹园）先生去美后，所教弟子中有汪荣祖教授者，写《史家陈寅恪》一书竣，结语问道：“前贤已已，典型犹在，后史氏们能否超越前进，较寅老尤更上一层？”汪氏以校稿请正萧先生，萧先生复书云：大著于陈氏之为人治学，述论颇详。渠地下有知，当欣然引足下为“异代”之知己。愚以此公之天赋境遇，均超越一切。其记忆力极强，即古人所谓“过目成诵”。少年时家学渊源既厚，又得机会游学西国，不受一般留学生求学位、计出路之牵绊（振常按：先生游学欧美诸国，只为求得某门或某数门之专业学识，学得即去，从不谋取学位）。又精通中外语文，故能用许多人不能用之史料。其力学之勤，有时到废寝忘食之程度（致种失明之远因）。足下卷末谓：“后史氏们能否超越前进，较寅老尤更上一层？”窃想不易做到耳。
　　书中于其“引诗证史”“从诗看史”之功力，深致赞扬，愚亦有同感。惟窃谓陈氏乃卓绝之史家，然未必为优越诗人。其论诗笺诗，虽多胜义，然以较其在史学上之成就，则殊有逊色。孔子为稼不如老农，为圃不如老圃，无损于其为圣人。则陈氏纵果非至善至美之诗人及文学批评家，固无损于其为空前绝后之史学家矣。
　　公权先生一代学者，诗力功底极深，前两年得其弟子陈学霖教授从美国寄来《萧公权全集之二·小桐阴馆诗词》，读之倾服。公权先生论寅恪先生之诗自有所见，也是以寅恪先生史学与诗学之成就相较而作是言，然寅恪先生之诗出入唐宋，造诣极高，亦世所公认。
　　与寅恪先生相交最早、相知最深的吴宓（雨僧）先生（寅恪先生入清华
　　国学研究院，即雨僧先生所荐，雨僧先生为研究院主任。人云荐者为梁启超，乃误传。或雨僧先生向梁启超推崇寅恪先生，梁吴二人同荐之于清华校长曹云祥，亦有可能），在《吴宓诗集》中有如下一段文字：宓于民国8 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即以诗一道，历年所以启迪予者良多。
　　萧吴两先生之言，实为公论。胡适之先生于寅恪先生，亦极佩服（具见《胡适日记》），但说“陈先生就是记忆力好”，微含酸葡萄之味，可以不论。至于胡先生认为寅恪先生文章写得不好，则不知先生之文，正是绚烂归于平淡之品了。
　　1989年10月27日
　　重校附记：
　　近年来海内外研究寅恪先生之学大兴，先生之学，望重一时。北京三联书店将出版先生全集，据告有遗稿发现，更令人喜。
　　1994年9月6日
　　新近出版陆键东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实近年罕见的佳作，读之感受极深，写成《卓犖孤怀身殉道》一文，不及收入此集。
　　1996年7月20日

作者:唐振常（1922～）史学家。四川成都人。1946 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早年从事新闻及文学工作，曾任上海《大公报》采访部主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编剧，上海《文汇报》文艺部主任。后专业治史，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上海史》、《蔡元培传》、《章太炎、吴虞论集》、《近代上海繁花录》、《往事如烟怀逝者》，还有不少随笔散见于报刊。

漫谈我的所谓“做学问”和写文章

admin — Thu, 04 Aug 2011 15:18:15 +0000

　　我一生只干过两种工作，一是教书。从1943 到1946 年在中学教语文，1947 到1948 年教家馆（当时是兼操副业）， 1949 年到1980 年一直在大学中文系。二是当编辑。那是在1948 年，由于混几个编辑费，便由沈从文师介绍给一家报纸编了不足一年的文学副刊。虽属业余性质，总算是另一种工作。
　　今后如果更换职业，我也只想离开高等学府去当编辑。至于学写文章，则从1934 年即开始试着给报刊投稿，比教书早了近十年。
　　我最初的梦是当作家，后来知难而退，改钻故纸堆。一度也试图搞翻译，无奈外文过不了关，解放后又多年不动，就更不敢问津了。不过想当作家和想搞翻译却使我养成爱杂览的习惯，因为当时并不懂得生活才是创作的源泉，而是迷信“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即以小说这一门而言，始而是爱看故事，后来便由于想当小说作家而来看小说了。从上小学时我就爱读《三国》、《水浒》、《说唐》、《七侠五义》以及《施公案》之类，后来便扩充到神魔小说、谴责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甚至于新老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与此同时，我也学着写过章回体、志怪传奇体的小说。进了初中，开始读鲁迅、茅盾、老舍、冰心等大师“五四”以来的作品，后来就拼命吞噬翻译小说（也读过一部分英文原著和英译本小说）。当然，我写的东西也由“话说”、“某生者”改成带洋味的短篇了。尽管“写”的梦早已消失，但读小说的习惯却一直未改。粉碎“四人帮”后，情不自禁地对当代作品发生了兴趣，这也是风气使然吧。至于其他书籍，尽可依此类推，恕不自我标榜了。
　　做学问诚然必须读书，而读书却不等于做学问。直到1938 年入高中，开始听朱经畬老师讲语文课，这才算沾上“学术”的边儿。朱老师从《诗经》、《楚辞》讲起，然后是先秦诸子，《左传》、《国策》、《史记》、《汉书》。
　　我在课堂上知道了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罗根泽这些学者的著作和观点，从而也知道治《诗经》有姚际恒、方玉润，治《左传》要看《新学伪经考》和《刘向韵父子年谱》，读先秦诸子要看《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和《古史辨》，以及什么是经学上的今、古文，史学上的“六家”与“二体”等等。1939 年天津大水，我侍先祖母避居北京，每天无事，便钻进北京图书馆手抄了大量有关《诗经》的材料。到40 年代，又因读程树德的《论语集释》而勤搜有关“四书”的著作。考入北大中文系后，先后从俞平伯师受杜诗、周邦彦词，从游泽承（国恩）师受《楚辞》，从废名（冯文炳）师受陶诗、庾子山赋，从周燕孙（祖谟）师受《尔雅》，从吴晓铃师受戏曲史。
　　每听一门课，便涉猎某一类专书，这就使我扩大了学术视野。于是我沾沾自喜，以为也在“做学问”了。但这时还未完全甘心放弃笔杆子，时而写点文章求沈从文师指正。自1949 年入大学教书，这才闭口不谈创作，一心妄想挤进学者行列，分享“学术”的一杯羹了。
　　从所谓“做学问”这方面看，我受三位老师的影响最深。第一位就是前面说过的朱经畬老师。第二位是俞平伯先生。俞老无论是治经、史、诗、词，还是研究《红楼梦》，始终是从原始材料出发，经过独立思考，在具体问题上时出新见和胜解。俞老所走的正是他曾祖曲园先生所开创的一条治学途径。而我在从俞老受业时因之也学会了如何有根有据地开动脑筋。有一次我曾请教俞老：怎样才能把一篇作品中典故的出处注释确切，讲解清楚？俞老说：“查典故出处首先要求熟读作品。比如注唐诗，最好唐以前的书你都能熟读。但这显然不可能。那么，至少你必须把所要注的那个作品熟读。然后你只要遇到有关材料，立即会想到那篇作品，从而可以随时随地加以搜辑，自然就得心应手了。”从此，每当我想搞通某一篇作品时，便首先把它记熟，使之寝馈在念；然后再去广泛搜辑资料，庶几一触即发。第三位是逝世已逾两年的游国恩先生。为了悼念游老，今年夏天我写过一篇回忆文章，里面谈到游老怎样治学问和带徒弟。现在我把它摘抄下来，以供参考。因为其中不仅有游老本人的经验，也包括了我自己的点滴体会：游老治学的方法和途径，照我个人的体会是：首先尽量述而不作，其次以述为作，最后水到渠成，创为新解；而这些新解却是在祖述前人的深厚基础上开花结果的。固此，本固根深，枝荣叶茂，既不会风一吹就倒，更不是昙花一现，昨是今非。所谓述而不作，就是指研究一个问题、一个作家、一篇作品或一部著作，首先掌握尽可能找到的一切材料，不厌其多，力求其全。这是第一步。但材料到手，并非万事大吉，还要加以抉择鉴别，力求去伪存真，汰粗留精，删繁就简，惬心贵当，对前人的成果进行衡量取舍。这就是以述为作。如果步前贤之踵武而犹不能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就要根据自己的学识与经验，加以分析研究，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这就成为个人的创见新解。游老毕生孜孜不倦地致力而终于未竟其业的《楚辞长编》，是最能体现这个精神的。……
　　我在游老主持下，编注了先秦、两汉两本分量较重的文学史参考资料。这实际上是游老在把着手教徒弟。……我通过这一工作，深感游老带徒弟的办法是很科学的。归纳为一句话，即严格要求与放手使用相结合。工作开始时，从选目、体例以及注释中应注意的事项，游老无一不交代得有条不紊。一部分初稿写成，游老仔细批改，连一个标点也不放过。等到我摸熟门径，并表示有信心和决心完成任务时，游老就郑重宣布：“以后由你自己放手去做吧，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必事事请示，我也不再篇篇审阅了。”这就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我的积极性，从而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使我也敢于动脑筋了。……总之，游老对我是既抓得紧又放得开，既关心又信任，使我这负责具体工作的人既培养了独立工作的能力，又体会到做学问的甘苦，既敢于承担重任，又时时不忘游老所指出的方向。……
　　当然，除这三位老师之外，五十年来，从我上小学直到今天，凡是我接触到的师、友和我教过的青年同学，有不少人都曾给我以启发和影响，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长处。这里就不一一絮表了。
　　说到写文章，我格外感到惭愧。萧伯纳有句名言：“能者干，不能者教。”
　　我之从梦想当作家而终于变成摇唇鼓舌的教书匠，正说明我是一个无能之辈。十几岁时，我学过作桐城派古文，后来试作骈文不成，才改为摹拟魏晋六朝笔记体，即以《世说新语》为范本，力求文学简洁，不用虚词。结果却使文字失去了光泽，有点像清人写注疏，但又只见其干枯而无其缜密。至于写白话文，始而学老舍，学周作人；继而学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学何其芳的《画梦录》。结果学成了四不像；学老舍而失其风趣，成了贫嘴聒舌；学周作人而失其蕴藉，成了文白夹杂；学沈从文而失之艰涩；学何其芳而失之堆砌。记得在中学作文，有一次老师加的批语是：“文章颇像林语堂的“论语”体，油腔滑调。”这使我大吃一惊。从此大加收敛，力求横平竖直，再不敢故弄玄虚，装腔作势。所以我一度曾专门师法朱自清、叶圣陶、丰子恺等先生的文章，尽量做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是由于太爱见异思迁，浅尝辄止，不肯痛下苦功，终于没有把文章写成气候。全国解放以后，文风似乎趋向整齐划一，无论写长篇大论或杂文小品，仿佛都存在一种固定的不成文的模式，当然我也如法炮制，并不例外。有时为了想避开这种框框，宁可用浅近文言来写三言五语的札记和随笔，看似开倒车，其实我原是另有考虑的。
　　说到写学术论文或读书札记，我目前只抱定两条宗旨：是没有自己的一得之见决不下笔。哪怕这一看法只与前人相去一间，却毕竟是自己的点滴心得，而非人云亦云的炒冷饭。否则宁缺毋滥，决不凑数或凑趣。二是一定抱着老老实实的态度，不哗众取宠，不看风使舵，不稗贩前人旧说，不偷懒用第二手材料。文章写成，不仅要言之成理，首先须持之有故。要自信，却不可自命不凡；要虚心，却不该心虚胆怯。因为只有昧着良心写文章的人才会心虚胆怯的。
　　吴小如 1980年国庆节写于京西中关村

一个爱国的作家

admin — Sat, 28 May 2011 17:21:11 +0000

　　　近十年来，沈从文忽然受到重视，他的作品正在产生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青年读者当中，这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但是在这以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沈先生是一个受冷遇、被误解，甚至遇到歧视的作家。现代文学史里不提他，或者把他批判一通。沈先生已经去世，现在是时候了，应该对他的作品作出公正的评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里给他一个正确的位置。
　　对沈先生的误解之一，是说他“不革命”。这就奇怪了。难道这些评论家、文学史家没有读过《菜园》，没有读过《新与旧》么？沈先生所写的共产党员是有文化素养的，有书卷气的，也许这不太“典型”，但这也是共产党员的一种，共产党员的一面，这不好么？从这两篇小说，可以感觉到沈先生对于那个时期的共产党员知识分子有多么深挚的感情，对于统治者的残酷和愚蠢怀了多大的义愤。这两篇作品是在国民党“清党”以后，白色恐怖覆压着全中国的时候写的。这样的作品当时并不多，可以说是两声沉痛的呐喊。
　　发表这样的作品难道不要冒一点风险么？
　　对沈先生的误解之二，是说他没有表现劳动人民。请问：《牛》写的是什么？《会明》写的是什么？《贵生》最后放的那把火说明了什么？《丈夫》里的丈夫为了生计，让妻子从事一种“古老的职业”，终于带着妻子回到贫苦的土地，这不是写的农民对“人”的尊严的觉醒么？沈先生说他对农民和士兵怀着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绝对不是假话。把这些作品和《绅士的太太》、《王谢子弟》对照着看看，便可知道沈先生对劳动者和吸血寄生者阶级的感情是多么不同。
　　误解之三，是说他美化了旧社会的农村，冲淡了尖锐的阶级矛盾。这主要指的是《边城》。旧社会的中国农村诚然是悲惨的，超经济的剥削，灭绝人性的压迫，这样的作品当然应有人写，而且这是应该表现的主要方面，但不一定每篇作品都只能是这样，而且各地情况不同。沈先生美化的不是悲惨的农村，美化的是人，是明慧天真的翠翠，是既是业主也是水手的大老、二老，是老爷爷、杨马兵。美化这些人有什么不好？沈先生写农村的小说，大都是一些抒情诗，但他不是使人忘记现实的田园牧歌。他自己说过：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素，但是不知道朴素文字后面隐伏的悲痛。他的《长河》写得很优美，但是他是怕读者对残酷的现实受不了，才故意做出牧歌的谐趣。
　　他的小说的悲痛感情是含蓄的，潜在的，但是散文如《湘西》、《湘行散记》，就是明明白白的大声的控诉了。
　　沈先生小说的一个贯穿性的主题是民族品德的发现与重造，他把这个思想特别体现在一系列农村少女的形象里。他笔下的农村女孩子总是那样健康，那样纯真，那样聪明，那样美。他以为这是我们民族的希望。他的民族品德重造思想也许有点迂。但是，我们要建造精神文明，总得有个来源。如果抛弃传统的美德，从哪里去寻找精神文明的根系和土壤？沈先生的作品有一种内在的忧伤，但是他并不悲观，他认为我们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有前途的，他的作品里没有荒谬感和失落感。他对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对中国人，是充满感情的。假如用一句话对沈先生加以概括，我以为他是一个极其真诚的爱国主义作家。
　　沈先生50 年代以后不写文学作品，改业研究文物，对服饰、陶瓷、丝绸、刺绣……都有广博的知识。他对这些文物的兴趣仍是对人的兴趣，他对这些手工艺品的赞美是对制造这些精美器物的劳动者的赞美。他在表述这些文物的文章中充满了民族自豪感，这和他的文学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是完全一致的。
　　汪曾祺 1988年5月15日

两栖杂述

admin — Sun, 17 Apr 2011 02:17:15 +0000

　　我是两栖类，写小说，也写戏曲。我本来是写小说的，二十年来在一个京剧院担任编剧。近二三年又写了一点短篇小说。我过去的朋友听说我写京剧，见面时说：“你怎么会写京剧呢？——你本来是写小说的，而且是有点‘洋’的！”他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有些新相识的朋友，看过我近年的小说后，很诚恳地跟我说：“您还是写小说吧，写什么戏呢！”他们都觉得小说和戏——京剧，是两码事，而且多多少少有点觉得我写京剧是糟蹋自己，为我惋惜。我很感谢他们的心意。有些戏曲界的先辈则希望我还是留下来写戏，当我表示我并不想离开戏曲界时，就很高兴。我也很感谢他们的心意。
　　曹禺同志有一次跟我说，“你还是双管齐下吧！”我接受了他的建议。
　　我小时候没有想过写戏，也没有想过写小说。我喜欢画画。
　　我的父亲是个画画的，在我们那个县城里有点名气。我从小就很喜欢看他画画。每当他把画画的那间屋子打开（他不常画画），支上窗户，我就非常高兴。我看他研了颜色，磨了墨，铺好了纸；看他抽着烟想了一会，对着雪白的宣纸看了半天，用指甲或笔杆的一头在纸上比划比划，划几个道道，定了一幅画的间架章法，然后画出几个“花头”（父亲是画写意花卉的），然后画枝干、布叶、勾筋、补石、点苔，最后再“收拾”一遍，题款，用印，用按钉钉在壁上，抽着烟对着它看半天。我很用心地看了全过程，每一步都看得很有兴趣。
　　我从小学到中学，都“以画名”。我父亲有一些石印的和珂罗版印的画谱，我都看得很熟了。放学回家，路过裱画店，我都要进去看看。
　　高中毕业，我本来是想考美专的。
　　我到四十来岁还想彻底改行，从头学画。
　　我始终认为用笔、墨、颜色来抒写胸怀，更为直接，也更快乐。
　　我到底没有成为一个画家。
　　到现在我还有爱看画的习惯，爱看展览会。有时兴之所至，特别是运动中挨整的时候，还时常随便涂抹几笔，发泄发泄。
　　喜欢画，对写小说，也有点好处。一个是，我在构思一篇小说的时候，有点像我父亲画画那样，先有一团情致，一种意向，然后定间架，画“花头”，立枝干、布叶、勾筋……一个是，可以锻炼对于形体、颜色、“神气”的敏感。我以为，一篇小说，总得有点画意。
　　我是怎样写起小说来的呢？
　　除了画画，我的“国文”成绩一直很好。从小学五年级到初中三年级，我的国文老师一直是高北溟先生。为了纪念他，我的小说《徙》里直接用了高先生的名字。他的为人、学问和教学的方法也就像我的小说里所写的那样，——当然不尽相同，有些地方是虚构的。在他手里，我读过的文章，印象最深的是归有光的《项脊轩记》、《先妣事略》。
　　有几个暑假，我还从韦子廉先生学习过。韦先生是专攻桐城派的，我跟着他，每天背一篇桐城派古文。姚鼐的、方苞的、刘大槐和戴名世的，加在一起，不下百十篇。
　　到现在，还可以从我的小说里看出归有光和桐城派的影响。归有光以清淡之笔写平常的人情，我是喜欢的（虽然我不喜欢他正统派思想），我觉得他有些地方很像契诃夫。“桐城义法”，我以为是有道理的。桐城派讲究文章的提、放、断、连、疾、徐、顿、挫，讲“文气”。正如中国画讲“血脉流通”、“气韵生动”。我以为“文气”是比“结构”更为内在，更精微的概念，和内容、思想更有有机联系。这是一个很好的、很先进的概念，比许多西方现代美学的概念还要现代的概念。文气是思想的直接的形式，我希望评论家能把“文气论”引进小说批评中来，并且用它来评论外国小说。
　　我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
　　我读了高中二年级以后，日本人打到了邻县，我“逃难”在乡下，住在我的小说《受戒》里所写的小和尚庵里。除了高中教科书，我只带了两本书，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一本上海一家野鸡书店盗印的《沈从文小说选》。我于是翻来覆去地看这两本书。
　　我到昆明考大学，报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就是因为这个大学中文系有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还有沈先生。
　　我选读了沈先生的三门课：“各体文习作”、“中国小说史”和“创作实习”。
　　我追随沈先生多年，受到教益很多，印象最深的是两句话。
　　一句是：“要贴到人物来写。”
　　他的意思不大好懂。根据我的理解，有这样几层意思：第一，小说是写人物的。人物是主要的，先行的。其余部分都是次要的，派生的。作者要爱所写的人物。沈先生曾说过，对于兵士和农民“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温爱”，我觉得提得很好。他不说“热爱”，而说“温爱”，我以为这更能准确地说明作者和人物的关系。作者对所写的人物要具有充满人道主义的温情，要有带抒情意味的同情心。
　　第二，作者要和人物站在一起，对人物采取一个平等的态度。除了讽刺小说，作者对于人物不宜居高临下。要用自己的心贴近人物的心，以人物哀乐为自己的哀乐。这样才能在写作的大部分的过程中，把自己和人物融为一体，语语出自自己的肺腑，也是人物的肺腑。这样才不会作出浮泛的、不真实的、概念的和抄袭借用来的描述。这样，一个作品的形成，才会是人物行动逻辑自然的结果。这个作品是“流”出来的，而不是“做”出来的。人物的身上没有作者为了外在的目的强加于他身上的东西。
　　第三，人物以外的其他的东西都是附属于人物的。景物、环境，都得服从于人物，景物、环境都得具有人物的色彩，不能脱节，不能游离。一切景物、环境、声音、颜色、气味，都必须是人物所能感受到的。写景，就是写人，是写人物对于周围世界的感觉。这样，才会使一篇作品处处浸透了人物，散发着人物的气息，在不是写人物的部分有人物。
　　另外一句话是：“千万不要冷嘲。”
　　这是对于生活的态度，也是写作的态度。我在旧社会，因为生活的穷困和卑屈，对于现实不满而又找不到出路，又读了一些西方的现代派的作品，对于生活形成一种带有悲观色彩的尖刻、嘲弄、玩世不恭的态度。这在我的一些作品里也有所流露。沈先生发觉了这点，在昆明时就跟我讲过；我到上海后，又写信给我讲到这点。他要求的是对于生活的“执著”，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即使在严酷的现实的面前，也不能觉得“世事一无可取，也一无可为”。一个人，总应该用自己的工作，使这个世界更美好一些，给这个世界增加一点好东西。在任何逆境之中也不能丧失对于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丧失对于生活的爱。沈先生在下放咸宁干校时，还写信给黄永玉，说“这里的荷花真好！”沈先生八十岁了，还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完成《中国服饰研究》这样的巨著，就是靠这点对于生活的执著和热情支持着的。沈先生的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很深。
　　我是怎样写起京剧剧本来的呢？
　　我从小爱看京剧，也爱唱唱。我父亲会拉胡琴，我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就随着他的胡琴唱戏，唱老生，也唱青衣。到读大学时还唱。有个广东同学听到我唱戏，就说：“丢那妈，猫叫！”
　　因为读的是中文系，我后来又学唱了昆曲。
　　我喜欢看戏，看京剧，也爱看地方戏，特别爱看川剧。
　　我没有想到过写戏曲剧本。
　　因为当编辑，编《说说唱唱》，想写作，又下不去，没有生活，不免发牢骚。那年恰好是纪念世界名人吴敬梓，有人就建议我在《儒林外史》里找一个题材，写写京剧剧本，我就写了一个《范进中举》。这个剧本演出了，还在北京市戏曲会演中得了一个奖。
　　1958 年，我戴了右派帽子下去劳动。摘了帽子，想调回北京，恰好北京京剧团还有个编剧名额，我就这样调到了京剧团，一直到现在，二十年了。
　　搞文学的人是不大看得起京剧的。
　　这也难怪。京剧的文学性确实是很差，很多剧本简直是不知所云。前几个月，我在北京，每天到玉渊潭散步，每天听一个演员在练《珠帘寨》的定场诗：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摔死国舅段文楚，唐王一怒贬北番！
　　李克用和李太白有什么关系呢？
　　《花田错》里有一句唱词：
　　桃花不比杏花黄……
　　桃花不黄，杏花也不黄呀！
　　可是，京剧毕竟是我们的文化遗产呀！而且，就是京剧，也有些很好的东西。比如大家都知道的《四进士》，用了那样多的典型的细节，刻划了宋士杰这样一个独特的人物，这就不用说了。我以为这出戏放在世界戏剧名作之林中，是毫不逊色的。再如《打鱼杀家》里萧恩和桂英离家时的对话：
　　萧恩开门哪（出门介）
　　桂英爹爹请转。
　　萧恩儿呀何事？
　　桂英这门还未曾上锁呢。
　　萧恩这门喏，关也罢不关也罢。
　　桂英里面还有许多动用家具呢。
　　萧恩傻孩子呀，门都不要了，要家具则甚哪！
　　桂英不要了？
　　萧恩不省事的冤家……！
　　我觉得这是小说，很好的小说。我觉得写小说的，也是可以从戏曲里学到很多东西的。
　　戏曲、京剧，有些手法好像很旧。但是中国人觉得它很旧，外国人觉得它很新。比如“自报家门”，这就比用整整一幕戏来介绍人物省事得多。比如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说，是受了中国戏曲的启发而提出来的，这很新呀！
　　我觉得我们不要妄自菲薄，数典忘祖。我们要“以故为新”，从遗产中找出新的东西来，特别是搞西方现代派的同志，我建议他们读一点旧文学，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研究中国的古典文学。我总是希望能把古今中外熔为一炉。
　　我搞京剧，有一个想法，很想提高一下京剧的文学水平，提高其可读性，想把京剧变成一种现代艺术，可以和现代文学作品放在一起，使人们承认它和王蒙的、高晓声的、林斤澜的、邓友梅的小说是一个水平的东西，只不过形式不同。
　　搞搞京剧还有一个好处，即知道戏和小说是两种东西（当然又是相通的）。戏要夸张，要强调；小说要含蓄，要淡远。李笠翁说写诗文不可说尽，十分只能说二三分；写戏剧必须说尽，十分要说到十分。这是很有见地的话。
　　托尔斯泰说人是不能用警句交谈的，这是指的小说；戏里的人物是可以用警句交谈的。因此，不能把小说写得像戏，不能有太多情节，太多的戏剧性。
　　如果写的是一篇戏剧性很强的小说，那你不如干脆写成戏。
　　以上是一个两栖类的自白。
　　除了搞戏，我还搞过曲艺，编过《说说唱唱》；搞过民间文学，编了好几年《民间文学》。“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不是小说，而是民间文学的论文，而且和甘肃有点关系，是《“花儿”的格律》。我觉得这对写小说没有坏处。特别是民间文学，那真是一个宝库。我甚至可以武断地说，不读一点民歌和民间故事，是不能成为一个好小说家的。
　　我这个两栖类，这个“杂家”有点什么经验？一个是要尊重、热爱祖国的文学艺术传统；一个是兼收并蓄，兴趣更广泛一些，知识更丰富一些。
　　我希望有更多的两栖类，希望诗人、小说家都来写写戏曲。
　　《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
　　一个作品写出来了，作者要说的话都说了。为什么要写这个作品，这个作品是怎么写出来的，都在里面。再说，也无非是重复，或者说些题外之言。
　　但是有些读者愿意看作者谈自己的作品的文章，——回想一下，我年轻时也喜欢读这样的文章，以为比读评论更有意思，也更实惠，因此，我还是来写一点。
　　大淖是有那么一个地方的。不过，我敢说，这个地方是由我给它正了名的。去年我回到阔别了四十余年的家乡，见到一位初中时期教过我国文的张老师，他还问我：“你这个淖字是怎样考证出来的？”我们小时做作文、记日记，常常要提到这个地方，而苦于不知道该怎样写。一般都写作“大脑”，我怀疑之久矣。这地方跟人的大脑有什么关系呢？后来到了张家口坝上，才恍然大悟：这个字原来应该这样写！坝上把大大小小的一片水都叫做“淖儿”。
　　这是蒙古话。坝上蒙古人多，很多地名都是蒙古话。后来到内蒙走过不少叫做“淖儿”的地方，越发证实了我的发现。我的家乡话没有儿化字，所以径称之为淖。至于“大”，是状语。“大淖”是一半汉语，一半蒙语，两结合。
　　我为什么念念不忘地要去考证这个字，为什么在知道淖字应该怎么写的时候，心里觉得很高兴呢？是因为我很久以前就想写写大淖这地方的事，如果写成“大脑”，在感情上是很不舒服的——三十多年前我写的一篇小说里提到大淖这个地方，为了躲开这个“脑”字，只好另外改变了一个说法。
　　我去年回乡，当然要到大淖去看看。我一个人去走了几次，大淖已经几乎完全变样了。一个造纸厂把废水排到这里，淖里是一片铁锈颜色的浊流。
　　我的家人告诉我，我写的那个沙洲现在是一个种鸭场。我对着一片红砖的建筑（我的家乡过去不用红砖，都是青砖），看了一会。不过我走过一些依河而筑的不整齐的矮小房屋，一些才可通人的曲巷，觉得还能看到一些当年的痕迹。甚至某一家门前的空气特别清凉，这感觉，和我四十年前走过时也还是一样。
　　我的一些写旧日家乡的小说发表后，我的乡人问过我的弟弟：“你大哥是不是从小带一个本本，到处记？——要不他为什么能记得那么清楚呢？”
　　我当然没有一个小本本。我那时才十几岁，根本没有想到过我日后会写小说。
　　便是现在，我也没有记笔记的习惯。我的笔记本上除了随手抄录一些所看杂书的片断材料外，只偶尔记下一两句只有我自己看得懂的话——一点印象，有时只有一个单独的词。
　　小时候记得的事是不容易忘记的。
　　我从小喜欢到处走，东看看，西看看（这一点和我的老师沈从文有点像）。
　　放学回来。一路上有很多东西可看。路过银匠店，我走进去看老银匠在模子上敲打半天，敲出一个用来钉在小孩的虎头帽上的小罗汉。路过画匠店，我歪着脑袋看他们画“家神菩萨”或玻璃油画福禄寿三星。路过竹厂，看竹匠把竹子一头劈成几岔，在火上烤弯，做成一张一张草筢子……多少年来，我还记得从我的家到小学的一路每家店铺、人家的样子。去年回乡，一个亲戚请我喝酒，我还能清清楚楚把他家原来的布店的店堂里的格局描绘出来，背得出白色的屏门上用蓝漆写的一副对子。这使他大为惊奇，连说：“是的是的。”也许是这种东看看西看看的习惯，使我后来成了一个“作家”。
　　我经常去“看”的地方之一，是大淖。
　　大淖的景物，大体就是像我所写的那样。居住在大淖附近的人，看了我的小说，都说“写得很像”。当然，我多少把它美化了一点。比如大淖的东边有许多粪缸（巧云家的门外就有一口很大的粪缸），我写它干什么呢？我这样美化一下，我的家乡人是同意的。我并没有有闻必录，是有所选择的。
　　大淖岸上有一块比通常的碾盘还要大得多的扁圆石头，人门说是“星”——陨石，以与故事无关，我也割爱了（去年回乡，这个“星”已经不知搬到哪里去了）。如果写这个星，就必然要生出好些文章。因为它目标很大，引人注目，结果又与人事毫不相干，岂非“冤”了读者一下？
　　小锡匠那回事是有的，像我这个年龄的人都还记得。我那时还在上小学，听说一个小锡匠因为和一个保安队的兵的“人”要好，被保安队打死了，后来用尿碱救过来了。我跑到出事地点去看，只看见几只尿桶。这地方是平常日子也总有几只尿桶放在那里的，为了集尿，也为了方便行人。我去看了那个“巧云”（我不知道她的真名叫什么），门半掩着，里面很黑，床上坐着一个年轻女人，我没有看清她的模样，只是无端地觉得她很美。过了两天，就看见锡匠们在大街上游行。这些，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使我很向往。
　　我当时还很小，但我的向往是真实的。我当时还不懂“高尚的品质，优美的情操”这一套，我有的只是一点向往。这点向往是朦胧的，但也是强烈的。
　　这点向往在我的心里存留了四十多年，终于促使我写了这篇小说。
　　大淖的东头不大像我所写的一样，真实生活里的巧云的父亲也不是挑夫。挑夫聚居的地方不在大淖而在越塘，越塘就在我家的巷子的尽头。我上小学、初中时每天早晨、傍晚都要经过那里。星期天，去钓鱼。暑假时，挟了一个画夹子去写生。这地方我非常熟。挑夫的生活就像我所写的那样。街里的人对挑夫是看不起的，称之为“挑箩把担”的。便是现在，也还有这个说法。但是我真的从小没有对他们轻视过。
　　越塘边有一个姓戴的轿夫，得了血丝虫病——象腿病。抬轿子的得了这种最不该得的病，就算完了，往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呢？他的老婆，我每天都看见，原来是个有点邋遢的女人，头发黄黄的，很少梳得整齐的时候，她大概身体不太好，总不大有精神。丈夫得了这种病，她怎么办呢？有一天我看见她，真是焕然一新！她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头发梳着光光的，衣服很整齐，显得很挺拔，很精神。尤其使我惊奇的，是她原来还挺好看。她当了挑夫了！一百五十斤的担子挑起来嚓嚓地走，和别的男女挑夫走在一列，比谁也不弱。
　　这个女人使我很惊奇。经过四十多年，神差鬼使，终于使我把她的品行性格移到我原来所知甚少的巧云身上（挑夫们因此也就搬了家）。这样，原来比较模糊的巧云的形象就比较充实，比较丰满了。
　　这样，一篇小说就酝酿成熟了。我的向往和惊奇也就有了着落。至于这篇小说是怎样写出来的，那真是说不清，只能说是神差鬼使，像鲁迅所说“思想中有了鬼似的”。我只是坐在沙发里东想想，西想想，想了几天，一切就比较明确起来了，所需用的语言、节奏也就自然形成了。一篇小说已经有在那里，我只要把它抄出来就行了。但是写出来的契因，还是那点向往和那点惊奇，我以为没有那么一点东西是不行的。
　　各人的写作习惯不一样。有人是一边写一边想，几经改删，然后成篇。
　　我是想得相当成熟了，一气写成。当然在写的过程中对原来所想的还会有所取舍，如刘彦和所说：“殆乎篇成，半折心始。”也还会写到那里，涌出一些原来没有想到的细节，所谓“神来之笔”，比如我写到：“十一子微微听见一点声音，他睁了睁眼。巧云把一碗尿碱汤灌进了十一子的喉咙”之后，忽然写了一句：“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
　　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只是写到那里，出于感情的需要，我迫切地要写出这一句（写这一句时，我流了眼泪）。我的老师教我们写作，常说“要贴到人物来写”，很多人不懂他这句话。我的这一个细节也许可以给沈先生的话作一注脚。在写作过程要随时紧紧贴着人物，用自己的心，自己的全部感情。什么时候自己的感情贴不住人物，大概人物也就会“走”了，飘了，不具体了。
　　几个评论家都说我是一个风俗画作家，我自己原来没有想过。我是很爱看风俗画。十六七世纪的荷兰画派的画，日本的浮世绘，中国的货郎图、踏歌图……我都爱看。讲风俗的书，《荆梦岁时记》、《东京梦华录》、《一岁货声》……我都爱看。我也爱读竹枝词。我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我的小说里有些风俗画成分，是很自然的。但是不能为写风俗而写风俗。作为小说，写风俗是为了写人。有些风俗，与人的关系不大，尽管它本身很美，也不宜多写。比如大淖这地方放过荷灯，那是很美的。纸制的荷花，当中安一段浸了桐油的纸捻，点着了，7 月15 日的夜晚，放到水里，慢慢地漂着，经久不熄，又凄凉又热闹，看的人疑似离开真实生活而进入一种飘渺的梦境。但是我没有把它写入《记事》，——除非我换一个写法，把巧云和十一子的悲喜和放荷灯结合起来，成为故事不可缺少的部分，像沈先生在《边城》里所写的划龙船一样。这本是不待言的事，但我看了一些青年作家写风俗的小说，往往与人物关系不大，所以在这里说一句。
　　对这篇小说的结构，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以为前面（不是直接写人物的部分）写得太多，有比例失重之感。另一种意见，以为这篇小说的特点正在其结构，前面写了三节，都是记风土人情，第四节才出现人物。我于此有说焉。我这样写，自己是意识到的。所以一开头着重写环境，是因为“这里的一切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人也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
　　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人和事。有个青年作家说：“题目是《大淖记事》，不是《巧云和十一子的故事》，可以这样写。”我倾向同意她的意见。
　　我的小说的结构并不都是这样的。比如《岁寒三友》，开门见山，上来就写人。我以为短篇小说的结构可以是各式各样的，如果结构都差不多，那也就不成其为结构了。

文/汪曾祺

爱书者

admin — Sun, 20 Mar 2011 02:52:46 +0000

　　《自庄严堪善本书目》出版，得到一册，翻阅一过，深感趣味。我有读书目的爱好，这件事初看好像有点不可思议，但事实正是如此。有如讲究饮馔的人爱翻食谱，爱听戏的人喜欢看旧戏单一样，看书目也一样，在每一条目下面，看见简单的版本记录，就仿佛可以想见原书的风貌，如有自己曾经见过的书，就又有旧友重逢之乐了。这本薄薄一百来叶的书目，也反复地看了好几次。这是至德周叔弢先生的藏书目录，原书早在 1952 年全部捐给北京图书馆。郑西谛答应编印书目以作纪念，本来是并不困难的工作，不料一下子竟拖了三十多年才得完成，说起来也是值得感叹的。
　　《书目》前面附有书影五十叶，卷尾辑存了叔弢先生的藏书题识一卷，都是可以帮助了解、增加趣味的。我粗略地估算了一下，目中所收有宋本六十五种，元本四十三种，宋人和元人抄本各一种，明人抄本八十二种，明本约一百四十种，校本约一百种，明活字本八种，毛氏汲古阁抄本十一种，士礼居校跋本四十九种。还有蒙古刻本一种，金刻本二种，这事实上也是宋本，只是刻于北方而已。这五百种书大抵都是至精之本，叔弢先生以毕生精力辛苦收集，至今得以完整地保藏在国家图书馆里，不能说不是大幸事。
　　这个书藏的重要性不在瞿、杨、丁、陆之下，但与诸家目录加以比较，就可以发现一个很大的不同。他不求全求备，在以四部分类的传统书目中，有些部分几乎都有相当的缺略，如唐人别集中就没有杜甫的作品，史部纪传中也多缺略不完。这是以严格的质量为最高标准的书藏，而并非按目求书，填满目录的做法，他当然重视宋元，可是更明显的是对抄校本的爱好。这是有高度修养的访书者的特征。自明代以来，著名的写本、藏书家的手迹，这里的收藏是略备了的。吴宽、钱谷、姚咨、谢在杭、钱牧斋、毛子晋、钱遵王、叶石君……下至清代的黄荛圃、顾千里、吴兔床、陈仲鱼、鲍廷博、劳季言，几乎在藏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代表人物，都搜罗不遗。这是一大批极为重要的标本，当进行鉴定各家真迹时，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比勘的资料。校本的趣味，又不是刻本所能比的，每一册书都留下了前人的手迹：抄写、校订、题跋、藏印，无一不值得留连欣赏。记得1952 年我到北京图书馆看书，正好叔弢先生捐赠的藏书运到，一个个厚木板钉起的大小有如装运机器的板箱还没有起封。赵万里先生说：“你的眼福好，就先看吧。”打开封盖以后，我从面上取出两三本小书，坐在地下书库临窗的小桌上展阅。记得两本书就看了半小时光景，后来只能叹口气罢手，毫不夸张地涌起了“望洋”之叹。
　　记得大板箱共有六只，像这样看起来不知道要花费多少时间。由此又想到冀淑英同志编写这本书目花费的劳动。只可惜记述得还太简略，不能在更大程度上满足读者的愿望。
　　叔弢先生关于善本书的“五好”标准，我是在1949 年冬就听他说起过的，现在珏良同志又在《后记》里记录下来。这是他选书的标准，也是一个真正爱书的人心情的真实写照。在过去，有些人曾偏激地反对过这个，称之为“古董家数”，说是算不上真正读书者的藏书，实在是所见太小了。欣赏古书而要讲究这些趣味，不免有点奢侈，但这也是一种高尚、纯朴、执著的趣味，并不与养花、下棋、游山、观画有什么区别。没有这种对书籍的挚爱，又怎能想象今天还能留下这些珍贵的典籍？
　　过去藏书家往往有一种完缺之见，致使不少仅存的册籍遭到毁失，一个真正爱书的人是懂得残本的重要的。在这册《书目》中就收录了不少残本，但又往往是孤本，如六卷本宋蜀刻《后山诗注》，只残存尾四卷，就是久佚的“人间孤本”，“纸光墨彩，焕耀眼目，字体古劲中有秀逸之致”，“是蜀小字本之最精者”，于是毅然以重价收得，“同辈甚诧其痴而讥其大费，余则以为人生几何，异书难遇，……奚暇为财物计耶！”
　　有本为一书，因种种原因，分储数地，他又能先后收得，剑合珠圆，欣幸无似。这时他的藏书题跋，往往深情流露，成为出色的散文。如他在元岳氏荆谿家塾本《春秋经传集解·春秋名号归一图·年表》一书后所题：
　　庚子春余从文友堂先得《春秋年表》及《名号归一图》，是年秋从藻玉堂得是书卷十二、十三、卷二十七至三十，计六卷。越岁辛未冬夏从肄文堂得卷二至十一、卷十四至二十六，计二十三卷，旧装未改，居然璧合。闻卷一前十年归嘉定徐氏，因急访之北平，乃前数日为一龚姓用六百圆买去，故都人海，渺不可追矣。……甲申十二月二十六日北平书友陈济川以函来告云，嘉定徐氏藏岳刻《左传》一卷，近在谢刚主先生处求售，予闻之，不禁惊喜过望，此正予本所逸，曩日传为毁于兵燹者，今岿然犹在人间也。……此二年中，时时谐价，与日俱增，皆不能成。丙戌十二月姐丈孙静庵卒为我以黄金一两易得之。珠还剑合，缺而复完，实此书之厚幸，岂仅余十馀年好古之愿一旦得偿为可喜哉。
　　这实在已经很艰难也很巧了，可是在这跋后，还有几行说：丁亥春余既获岳刻首册作延津之后，遂检前得抚州本《左传》二卷，宋汀州本《群经音辨》二卷，归之故宫。此二书纸墨精美，宋刻上乘，《群经音辨》犹毛氏旧装，所谓“宣绫包角藏经笺”者，宛在目前。然故宫所佚，得此即为完书，余岂忍私自珍秘，与书为仇邪！去书之日，心意惘然，因记其端委于此。
　　好书一定要聚合在一起，不能听任其分崩离析，至于藏在自己家里或国家图书馆中，那是不必计较的。当然书去之日，还是不能不惘然。这正是人之常情，但比起钱牧斋卖宋版《汉书》时有如李后主挥泪对宫娥的情感，却不知高出多少了。也正是出于这种感情与认识，他将全部藏书捐献给国家保藏，这是一个真正爱书者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周珏良同志为此书所写的《后记》，翔实地记录了叔弢先生对收藏善本图书的种种意见，并记下了他从日本购回善本，免使国宝流散域外等许多故事，在在都能使人亲切地看到这位老人的精神风貌。这本《书目》的出版，正是对老人的最好的纪念。他是藏书史上最后一位古籍版本收藏大家，也是一位真正的爱书人。这些都应该是对他公允平实的评价。
　　黄裳 1986年7月31日

成年人的童话

admin — Tue, 09 Nov 2010 16:53:20 +0000

　　——查良镛（金庸）先生北京行

　　金庸有再大的武功也不好办了
　　走到铁门前，才发现这是后门，锁着。如果绕到正门，就要晚几分钟见到查先生。我一步登上铁门栏杆，爬越起来。肩上的背包和相机吓坏了似地直捅我，叫我快下快下。我以前爬过门，不过这个“以前”是什么时候？童话的开头常常这样写：很久很久以前。这次用两条病腿爬门，真有点奋不顾身。查先生说“奋不顾身，拔刀相助”这八个字可以概括侠的精神。查先生人称大侠，这四天来我天天见大侠，或许沾了一点侠气，也飞檐走壁起来。
　　查先生说过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位教授， 80年代中住院期间下肢瘫痪，两腿皮包骨头。每天用双手拉住病床上边的栏杆练站立，五分钟下来已是一身冷汗，再坚持不住。正好同病房的人带着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北大那位教授就把这部书放在病床上，一边手拉栏杆，一边读射雕英雄，径直进入物我两忘境界。这一次他站了十五分钟。待他站着读完金庸的三部武侠小说，就架着一根拐杖出院了。
　　北京大学有多少金庸的读者呢？北大周围的书店可是没有一本金庸的书——来多少售完多少。
　　10 月25 日北京大学举行授予查良镛北大名誉教授的仪式，并有查先生的演讲。如果不是凭票入场，那么礼堂或许会变成爆米花。学校说每班发五张票。无线电系92 级一班三十几人，有二十多人读金庸。我问了几个学生，竟都是读完十五部金庸小说的。说功课紧张，只有读金庸的书可以忘却一切，无比快乐又得到了休息。五张票怎么分？抽签。抽不上的对幸运儿“威逼利诱”，说只要你让给我去听演讲，我请你看电影好不好？要不请你吃小炒（学生食堂的好菜）？要不以后我代你打开水？咱俩一宿舍住着一食堂吃饭的多好，你就让给我去听吧！金庸讲话我准保全记得住，听完了给你传达还不行吗？
　　不行。
　　25 日下午查先生演讲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北大教授严家炎在贺词中讲到查先生用十四部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写成的对联。他刚念了“飞（《飞狐外传》）雪（《雪山飞狐》）连（《连城诀》）天（《天龙八部》）”全场学生像大合唱似地一起接下去念：“射（《射雕英雄传》）白（《白马啸西风》）鹿（《鹿鼎记》），笑（《笑傲江湖》）书（《书剑恩仇录》）神（《神雕侠侣》）侠（《侠客行》）倚（《倚天屠龙记》）碧（《碧血剑》）鸳（《鸳鸯剑》）”。念罢全场大笑。因为会心，因为高兴，因为共鸣，因为来劲。
　　查先生演讲时，学生们一直笑，一直张着嘴。好像嫌耳朵大小，干脆张大了嘴来听。或是嫌两只耳朵不够，要张开第三只耳朵。
　　大会一结束，查大侠“嗖”的一下就没了——被人保驾进了贵宾室。警卫们层层把着门，每次放四名同学进来。学生捧着各种版本的金庸小说，包括翻版的盗版的，自觉不自觉地四人一行排着队走向查先生请他签名。我走出贵宾室想拍摄二道门外蜂拥的学生。不，走不出去。那么多人的合力在往门里挤。警卫打开一道门缝，就见外边的学生像叠罗汉般叠在门缝里。警卫催我快快回贵宾室。情势这么紧张，我匆匆照上两张就往里撤。
　　27 日查先生第二次在北大演讲，时间是下午2 点半，不到12 点持票的学生们就进礼堂抢前边的座位了。我走到北大正门，就发觉情势更紧张了。
　　警卫不让我进。北大友人介绍我是作家，警卫说：证件！我什么证件也没带，怎么办？狼狈不堪像街头被追查被吆喝的无照商贩。后来，后来一急就来个妹妹大胆往前走。
　　我记不清怎样穿越人墙，怎样突破一道道警卫的。几次被人喝住：喂，你上哪？！嗳！你！”
　　我？我是谁？我乃今天一侠客。昨天和明天就不一定是了。今天好像进入一个武林世界，学生抱着金大侠的书，大侠演讲完，学生们站起来涌向前。
　　好像武打片里的武林高手，眼看都要腾空而起，几个跟斗翻到讲台旁。主持会议的北大教授对着麦克风说：现在的情势，金先生有再大的武功也不好办了。
　　这位教授在演讲开始前一口一声查先生，待查先生讲完武侠，教授不自觉地称金先生了。大概也物我两忘地进入金庸的武侠世界了。

　　金庸谈经济讲武侠论人生

　　查先生与北大师生的三次演讲和座谈，我切碎、分类，再装进这只大拼盘：
　　我这次能和北京大学拉上一点关系，感到很荣幸（全场大笑）。我伯父当年就是北大学生，家乡人不知道他成绩怎样，只要听说是北大的，就觉得不得了（大笑）。我一直做新闻工作，什么都懂一点，不过很浮浅，不像北大教授那么有学问。Know something about everything， Know ererything about something.做教授我没资格，幸亏是名誉教授，讲错了也不要紧（笑）。
　　4 月去绍兴时，人家在兰亭叫我写字。我说在王羲之的故乡怎么能写字？
　　兰亭挥毫，班门弄斧，草堂赋诗，都是太狂妄了。今天再加一样：北大讲学（全场大笑）。
　　北大有特点，一是深切地关怀国家社会，二是有容乃大的学术空气。我每年在牛津大学呆一段，那里博大的学术空气是世界一流，但是对国家、社会、人民的关怀就远远不如北大了。
　　牛津大学原来的一位副院长，是研究东亚经济的。他有很多数据，说中国在1820 年之前，经济收入一直是全世界第一。他说到2020 年，中国又是全世界经济收入第一。我觉得他分析得相当有道理。
　　不同的文明遇到挑战，如果能够应付，就能发展，不能应付，就要消退。
　　我们历史上，常常先统一，再腐败，然后有人入侵。不过中国人有韧力，经过文化的同化融合，把入侵变为转机，又统一壮大。唐宰相中至少有二十三人是胡人，也就是现在说的洋人。唐朝可以说是鲜卑人和汉人的共同统治。
　　历史上哪个民族强大了统治一下，轮流坐庄。少数民族对我国的发展有很大贡献。我一直想写文章，不赞成说元朝、清朝是导族统治。不是异族，是中华民族一部分。
　　今天世界面临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人口爆炸，中国的强调和谐、合作、团结的哲学思想，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泰晤士报》总编辑说19 世纪金融中心在伦敦， 20 世纪初在纽约， 21 世纪，肯定在中国，在北京还是在上海还不知道。我看，在北京在上海不是问题，在中国就很好（全场大笑，全场鼓掌）。
　　香港前景我很看好，所以我把我在香港的旧房拆了重建，现在还没建好。
　　讲到武侠小说（全场快活大笑），有一位洋人介绍我，说我是写功夫小说的。我就不大喜欢。功夫只是表现形式，打斗不是式侠最主要的部分。侠，是不顾自己生命危险，主持正义。武侠小说是侠义的小说。义，是正当的行为，是团结和谐的关系。譬如中国固有道德观念：朋友妻，不可戏。但是在外国，这是很重要的故事。西方是向上面的，对上帝负责，所以个人主义发达。中国是横面的，讲究人际，所以集体、群体发达。义，是中国团结发展的重要力量。
　　武侠故事是所有民族都有的。中国文学传统有温柔敦厚的一面，中国的侠常常代表反叛的平民思想。不过不是针对法律的。老百姓常说：你不讲王法了？百姓对王法是尊重的，是贪官先不守法。老百姓还有句话叫：老天爷你要长眼睛。所以有宋江的替天行道。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文人也可以有侠气。李白有《侠客行》。有侠气是侠。
　　我小说的主角里，韦小宝不会武功（大笑）。有人喜欢韦小宝，说小宝是不是一种理想？不是。韦小宝是适应能力强。他的性格是清朝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成的。中国人去海外安身立命，在很多大城市发展起唐人衔，表示我们中国人有很强的生命力和适应环境的能力。
　　有同学递条，问武侠小说有没有不良影响？我看，如果吃饭吃下十八碗，也有不良影响（笑）。如果读武侠小说失去了节制，妨碍了考试，就有不良影响。还有，可能产生暴力方面的影响（笑）。当然是马路小青年，对北大学生不会。北大戴眼镜的人多，太用功，要注意身体，多一点尚武精神也好（大笑）。太用功了，也有不良影响（笑）。
　　有张条子问我是不是特别喜欢忠厚老实的小伙子和美丽聪明的姑娘结合
　　（大笑）？如果聪明美丽的小伙子和忠厚老实的姑娘结合也很好，不过如果两个人都忠厚老实也很好（大笑）。如果两个人都聪明美丽就可能有点麻烦了（全场大笑）。
　　小说里有琴棋书画，有的同学以为我都懂，其实我真正懂的，只有围棋。
　　写小说与做学问不同，不懂的地方可以避开不写。做学问就不能避开了。
　　武侠小说将来怎么发展，我看希望在内地。我的书接触到很多内地读者，我很高兴。当然收不到版税不是很高兴（大笑）。
　　我在爱丁堡大学讲学时，讲过《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的消失》。我在国外头两三天可以吃西菜，然后就找中国菜。在巴黎法国菜很好，吃多了就不及中国菜（笑）。我们的小说可以西化，但不可以全部欧化。武侠有没有是无所谓的，但是中国传统文化要保留发展。《水游》看了一遍又一遍，不是看故事，是看文字。读我小说的人，不见得都喜欢打斗，是喜欢这种传统的文体。不必讲雅和俗，总要大多数识字的人喜欢才行（笑）。
　　有同学问我爱情经历。我想说，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也会经历很多（大笑）。
　　中国人年纪大了，渐渐由儒入道，也有入佛。常说淡薄名利，这是道家思想。我自己与很多中国人一样，觉得有些事最好淡薄一点。一切看淡一点，幸福就增加一点。幸福程度不是相对于得到的，而是相对于愿望。增加知识是人生最大愉快。
　　我喜欢在大学接受文化生活，听听课，讲讲课，和年轻人交朋友，在大学里混混，很高兴。
　　听查先生讲话，想到他小说的内力，核心或是个“义”字？他小说的张力，关键或是个“博”字？他从1955 年到1972 年，每天写一千字武侠和八百字社评。这次他在北大的演讲座谈，武侠也有了，社评也有了。

　　金庸喝豆汁吃生葱蘸酱

　　查先生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太太？如果叫大家构想，一万人就有一万种设计图样。但是只有一个人的设计对了：查先生自己。
　　查先生博大丰厚，好像生下来就洞悉古今通晓中西。他太太纯真可掬，好像再也长不大。反差很大而气韵很合。两人结伴而行，使人觉得人生是这样的丰富美丽。
　　今年他们到浙江，到台湾、新加坡、日本、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法国， 10 月24 日又到北京王府饭店住下。26 日中午，他们驱车到西城辟才胡同17 号。查太太说她还是第一次进胡同。这个17 号，是个四合院，门口挂块牌：“忆苦思甜大杂院饭庄”。所谓“苦”，也就是老北京过去常吃的饭菜。进屋就上炕，这于查太太又是第一次。
　　服务小姐问要什么饮料？查先生要北京二锅头。我怕他平时不大喝白酒，能喝下二锅头？他说到这里就要真正北京的。我问要不要来点啤酒？他说太洋。
　　我随身带了一包消毒湿纸巾，给每人一片，大家用来擦手擦碗筷。查先生不用，直到吃完饭也没用，真个的要土个彻底。
　　小姐很快端来了生葱和酱，查先生用手拿起一根葱，很标准地蘸了酱吃。
　　又上麻豆腐，浅绿的一滩。我稍尝一口，再吃不下。查先生胃口很好地吃下他那一份。想起1993 年在港和他一起吃法国菜，每一道他总吃得干净。小姐端来一盆油炸知了，查太太不敢吃，我也有点怕怕的。一位朋友用筷子夹起一只知了，往嘴里一扔，几口嚼了下去。查先生用孩童的眼神看着他，又像孩童学大人那样，用筷了夹起一只知了，快速夸张地往嘴里一扔，几口嚼了下去。连节奏，连韵律都一样。我说照一张查先生吃知了的照片。他用筷子举起一只知了，我这边照相机还没调好，他不能长时间在那里浪费表情，他把知了塞进了嘴里，我说照不上了，而他并没有真吃进去，只是咬住半截知了，停格，让照相。像一个聪明机灵的调皮孩子。内心又很为别人着想，很仁义。
　　查先生又夹起一只知了给他太太，说闭起眼睛吃，有点冒险精神。查太太吃了，没有闭起眼睛，而是睁大了眼睛直点头，说好吃好吃，说着又去夹。
　　就好像大侠要经过一道又一道的难关，更大的难关来了：一人一碗豆汁。
　　我喝一小口，赶紧把碗推远。查先生正把头埋在豆汁碗里极认真地喝着，很规范地再夹口咸菜再喝豆汁。朋友说这豆汁不合格，上面漂水不匀和。大家听了也就听了，唯查先生立即用筷子把剩下的一点豆汁搅匀了再喝。就是只剩一点点，他也要喝个正宗，喝个地道。
　　有这份精神，武侠也能写好，社评也能写好，老板也能做好。
　　一桌子的菜查先生全吃了过来，好像他笔下酒量也大饭量也大的侠客。
　　他又把窝头、菜团子、贴饼于一样样拿过来吃，此时方见大侠本色。
　　席间北京朋友“您您您”的，查先生下意识地也把“你”改说“您”。
　　看来查大侠任何方面的消化能力都过人，不管是文史哲，是英文法文，是政治，是经济，还是佛经。今年3 月在港时，他问起贾平凹，又问起《白鹿原》，问起王朔。像文学青年一样熟知热点作品和作者。好青春的心境。
　　查先生走路快而有派，有大侠气势。他是真大，大得哪儿有中国人哪儿就有他的小说。他平素寡言，不说话的时候像雾中雕像，有一种神秘感和莫测感。叫人肃然。他一笑，眼睛里流动着幽默和自信，流动着活泼泼的生命。
　　他的眼睛笑得弯弯的，笑意顺着笑纹扩散开来，笑皱一池春水。笑没了眼睛，或者说除了眼睛，人笑没了。
　　能这么笑的人，才能有一种不竭的浪漫的想象力，才能产生那些常人的想象力够不着的武侠世界。
　　他在北大未名湖畔散步时，迎面走来一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生化系的教授。他一看到查先生，说你的十五部小说每一部我都读过五遍，说他这次回国有两件事，其中一件事就是要买一套完整的金庸小说。
　　北大的学生读金庸，这些学生的父母也会有很多人读金庸，以后，这些学生的孩子也会有很多人读金庸。本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偶像，一代作家有一代作家的读者。金庸的读者一代传一代，没有代沟。
　　他给一个寂寞的世界带来多少力和美，多少仁和义，多少热闹，多少缤纷。当他把这一切给了世界的同时，留给自己的是淡泊，甚至是寂寞。
　　他25 日第一次在北大演讲时，大家都知道他讲武侠小说。但是他不讲武侠，也不讲小说，只讲历史、经济、民族、社会、国家，我看到他快步从历史深处走来。
　　26 日午饭后，查先生和查太太走到“忆苦思甜大杂院饭庄”门前，我为他们照了张相。人生就是辛苦，苦的间隙是甜。
文/陈祖芬

先读记

admin — Thu, 28 Oct 2010 15:09:02 +0000

　　正月初三，我向孙犁贺年。孙犁交给我一卷原稿，是他去年写在一些书籍封皮上的文字，题为《甲戌理书记》。乙亥岁首，本报老顾问即赐长稿，令我和本报同仁格外欣喜。
　　《甲戌理书记》所记书二十九种（包括附入1992 年所记两种），除《张大千生平和艺术》是新书外，都是旧籍，主要是笔记著作、丛书零本、史籍、碑帖、画册、砚谱等。孙犁所记文字，长于《书衣文录》，短于《耕堂读书记》，两体兼备。取名“理书记”，因为是孙犁整理、修理、重装旧书，偶有所感，即记于书皮，或书于另纸的录存。这种“书衣文”和“理书记”，前人也做过，但如此经年累月地做，把它发展成一种熔读书、知人、论世、察人生、抒写自家心灵于一炉的文体，则是孙犁的独创。它确是孙犁晚年经常使用的一种重要文体。这并不偶然。

　　第一，孙犁爱读书而且恋书，他在《理书记》中就说：“余不能一日无书”，“余与书籍，相伴一生，即称为黄昏之恋，似亦无所不可也。”
　　第二，他好洁，容不得书之脏、之残，每收书必包以封皮，书皮旧了必易以洁纸。
　　第三，他不喜外游，坐即拥书城，起心傍橱架，日夕与书柜，书堆相对相守。
　　第四，他随时抚书、翻书，随翻随理随读随想随记，这五“随”的“载体”，自然以书衣最便当。
　　第五，孙犁晚年，不甚读新书，《理书记》中自言：“近年新书新刊，已无可读者”，所读多为旧籍，专书、杂著几于无所不览，所谓“书籍翻完翻字帖，字帖观厌观画册”（《理书记》），因而他的书衣文、理书记泛及传统文化，古籍的许多内容。
　　第六，孙犁自称其读书之法为“乱翻”和“拉曼式”。所谓“乱翻”即随机翻读，兴之所至而读，“不知何时可触动情思，即爆发读书乐趣也”；所谓“拉曼式”，即因读某文某书，而读作者年谱，又因年谱，而读作者别集，又因别集，而读其他之类。这样的读书法，所得印象，必然是总体印象，所作读书记，必然是总评式的，即或是点评，也必然是总体观照式的点评。
　　不但如此，这样的读书法和读书记，又不仅是对一书一作者的总评，还因其“拉曼式”，就此书与彼书、此作者与彼作者、此时代与彼时代连类及之，而收读书与读人、读书与读世一体相贯的功效。这是孙犁书衣文、读书记不同于前人与时人的地方。
　　第七，孙犁读书，是情性之读，悟性之读，不同于单纯的理性之读，知性之读。他的读书当然也达理也求知，但似乎更着重遣情启悟。他的读书记中有版本考订，有事迹考据，但绝不限于此；更显他读书本色的是对所读之书、特别是对著书之人及其所处时世别有会心。例如《理书记》中《石涛画东坡时序诗册》一则云：“东坡诗多凄苦内涵，然又强作洒脱。处寂寞之境，而寻觅慰藉之情。为宦不顺，而关怀庶民之事。有感即发，不作隐晦之态。”
　　这四句评语，当得起是对苏轼其人其文的总论，发自来说苏轼者所未发，是独创的学术见解，又给人以学术之外，于为人之道、为文之道乃至人、文之上的大“道”的体味。再如《石涛山水册页》之记：石涛“明末王孙，楚藩后裔，流落为僧，精于绘事。至政局稳定，清朝定鼎之后，此僧北游京师，交结权贵，为彼等服务，得其誉扬资助，虽僧亦俗也。乃知事在抗争之时，泾渭分明，大谈名节，迨局面已成，恩仇两忘，随遇而安，亦人生之不得巳也。古今如是……”这也正是悟道之言。读书、知人、论世、达道，是孙犁的读书记同于又异于学人读书记的地方，也是孙犁的读书记同于又异于作家读书记的地方。
　　第八，晚年几乎绝迹于会议场合、节庆场合、公众场合，足不出户的孙犁，通过听广播、读报章、同家人及来访者谈话，同友人通信，保持着与社会生活、文化现状、文坛变化连通的孔道，更因他的非常人所及的阅历和素养，使他对文变染乎世情特别明察而敏感。因此他的读书记，食古而化，通古达今，深醇的积淀与生气的流贯交相融汇，不乏对今人今事的针砭警喻。
　　第九，孙犁每日除理书、作文外，或徘徊于方丈之间，或兀坐于楼台之上，但他内心并不宁静，更不空寂。他曾在与友人通信中坦言，他的整理书籍，有时是“非此不足以解烦忧”，“谈不上您说的‘宁静’”。他曾在文章中自表，他的凭窗远望，乃是“觉得身边有很多的累赘”，乃是在默思“我现在看到的，是不是我青年时所梦想的，所追求的”。因此他的读书记，是与书的交流，与古人的交流，与今人的交流，与自己的往日的交流，与自己的今日的交流。他的读书记，是他的一种心灵日记，一种心灵私语。这也是孙犁读书记与前人、时人读书记不同之处。
　　第十，孙犁是在“文革”劫难中，把读书记发展为属于自己的文体的。
　　在那特殊年代，他之所遇所想，无所告语，亦不可执笔为文，唯有利用废纸包装被抄走又发还的旧书，以消磨时日排遣积郁，并题书名、作者、卷数于书衣，有所感触，也附记其上。其文“短促零乱，散漫无章”，实则是身处非时，作寒树之蝉鸣，秋草之虫吟。这是他在《耕堂书衣文录》序中示于世人的。以后他保持了这一积习，《理书记》就有一段记载：“余自70 年代起，裁纸包书近二十年，此中况味，不足为他人道。”只是环境大变，他不需要如“文革”后期那样，聊托书衣作蚯蚓泥土之歌了，可以直抒胸臆。他的书衣文、读书记，因而也更加从容、深湛，天地宽广，成为他自有的一种文章体式。孙犁书衣文、读书记的时代印记、个人印记，是我们在他人处看不到的。
　　现在孙犁又向我们献出他最新的一卷《理书记》了。我得以先睹，并联系以往，举孙犁读书记文体之十端如上。
　　这不仅是为了研究孙犁。孙犁在文章中表示过，他不同意“作家学者化”的提法。他说：“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学者和作家，走的不是一条路。”
　　证之于孙犁本人的读书记，我想孙犁是有他的道理的。他的读书记的确不是学者的读书记，但也的确不是一般作家能作的读书记。无人能否认孙犁是一位大作家。无人能否认孙犁的文学成就与他的耽读、博览，不为章句训诂所囿的“书底子”相关，与他的“默而好深湛之思”相关。那么，孙犁的读书记，包括《甲戌理书记》，就不单关乎孙犁，也关乎你我，关乎今之作家也关乎今之文坛了。
文/滕云

纪晓岚编书不写书

admin — Wed, 25 Aug 2010 09:15:22 +0000

　　清代乾隆年间，主编《四库全书》的著名学者纪晓岚曾经说过：“世间的道理与事情，都在古人的书中说尽，现在如再著述，仍超不过古人的范围，又何必再多著述。”纪晓岚一生之中，从不著书，只是编书——整理前人的典籍，将中国文化作系统的分类，以便于后来的学者们学习。他自己的著作只有《阅微草堂笔记》一册而已。
　　就因为他倚此一态度而为学，自然地读书非常多，了解得亦较他人深刻而正确，他对道家的学术，就下了八个字的评语：“综罗百代，广博精微。”“广博”是包罗众多，“精微”是精细到极点，微妙到不可思议的境界。
　　但是，道家的流弊也很大，画符念咒、吞刀吐火之术，都变成了道家的文化，更且阴阳、风水、看相、算命、医药、武功等等，几乎无一不包括在内，都属于道家的学术，所以虽是“综罗百代，广博精微”，也因之产生了流弊。
　　说到纪晓岚，顺便讲两个笑话。纪晓岚一生治学严谨，对学生的教育也很严格，近于苛求。一个学生写了一篇文章拿给纪晓岚，他看完后，批了两句诗：“两个黄鹏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这是杜甫的两句名诗，这个学生莫明其妙，去问老师。纪晓岚说：“两个黄鹂鸣翠柳”，不知讲些什么：“一行白鹭上青天”，愈飞愈远离题万里。
　　还有一次，纪晓岚在一个学生的文章上批上“放狗屁”三个字，这个学生觉得挺委屈，老师怎么说我放狗屁，就去找纪晓岚。纪晓岚回答：说你的文章是“放狗屁”还算是好的，次一等的叫“狗放屁”，再次一等的叫“放屁狗”。(南怀瑾)

又见李黎

admin — Tue, 17 Aug 2010 17:50:07 +0000

　　80 年代初我与诗人卞之琳访问美国时，有一次他从西海岸洛杉矶飞返纽约，当时我们客居在圣·卡洛斯旅馆里。这是位于东五十条街的一所精致小巧的大厦，住的人大都是驻联合国一些小国家的外交人员，来来往往的人虽多，却显出了闹中取静的舒适情调。
　　话说那天卞老回到圣·卡罗斯，已快午夜，我早已躺在床上看报。
　　他回来一进屋子，便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谈他去南加州的旅行见闻。我己放下手上的《纽约时报》，而他在吐出的烟雾中显出有些迷迷糊糊，突然他提高嗓子说在那里遇到女作家李黎，他说听在南加州教书的诗人张错提到卞要去访问时，她便叮嘱一俟卞老到达便要通知她，她要见见这位她久想一晤的大陆来的诗人。她驾驶了三个多小时的汽车来会卞老，接着又匆匆开车赶回去，因为她第二大还要上班工作。卞老以羡慕的声调谈着这位深夜在高速公路驶车来去的女作家，我记得那晚他用最美好的字句，来赞美李黎的勇敢。他的话使我对李黎的印象极为深刻，深悔没有同卞老一起去洛杉矶，而坐失良机；因为我早知李黎其人，读过她的作品，却缘吝一面。说来也凑巧，那一年我同卞老是11 月从美国回来的，到了12 月李黎便来到北京。我和她在杨宪益与戴乃迭的酒会上见了面。那晚记得到的人很多，有张洁、谌容、王蒙、范用等人，热闹得很。李黎十分豪爽、单纯、豁达，像个北方人称的假小子，一丝没有女性的矜持。我们一见如故，而且相见恨晚，.一下子成了熟稔的朋友。
　　她的酒量很好，我虽然当时还未戒酒，但是我的酒量哪里能和她相比，座中谌容也是个洪量，她们二人一仰脖子就是一怀，一杯一杯不知喝了多少杯；除了面色显得格外娇艳，乍来的人决不会知道她俩是在喝酒的人，还是那样文质彬彬的。我们一边谈话一边喝酒，不觉时间已然到了深夜。李黎告诉我们当年留美台湾学生的保卫钓鱼岛运动，她参加了而且还是个带头人，这引起我对她的钦佩。她又告诉我们她在台湾时，没有读过任何一本30 年代国内的文学作品，因为都是禁书，一些文学大师的作品，她都是到美留学后在图书馆里读到。这之前，我曾经读过她的成名作《天凉好个秋》及其他小说，我喜欢她娓娓道来的那种细腻与敏感融合一气的笔调和文字的中国气派，不像是个留洋喝过洋墨水的人，而且在恬淡的文字中，显出一颗火辣辣的心。那次见面，她送我一本刚在国内出版的《西江月》；她永远没有忘掉她对祖国的爱恋，我为之肃然起敬。
　　以后，她又回国多次，我们都见了面。有一次，她和她的先生及孩子住在西郊的友谊宾馆。我去看她们。她的母性倾注，与孩子的活泼天真，使我动容。大概前两年，有天黄宗江突然来电话，说李黎失掉了她的孩子，心情惨淡。宗江寄来了她写的悼子文，真是一字一泪，读着读着禁不往我的心也为之颤抖起来了。但是我没有写信给她，朋友的慰藉是无用的，显得那样微弱，心的创伤，只能用时间来弥补。
　　去年冬天，我寄去贺年片，并告以老妻安娜辞世的噩耗，她也传来了给我的新年祝福，还附了几个字：“伤心人对伤心人拜年，难说新年快乐，只好祝和平—— 心灵的，生活的，周遭的……再远就不敢奢求了……能读、能写还是莫大的幸福。我已愈来愈能欣赏自己还能、还有的一切。希望你也是。”她的几个字引起我的深思，说得太好了，使我顿悟：我将读到最后一本书，写下最后一个字，于是放下书，写下最后的一个大句号！
　　今年9 月初，忽然范用来电话，说李黎来北京了，她约我和其他挚友在10 日晚去国贸大厦顶层彩虹厅聚聚，我听了似乎是在听亲人的消息。届时我去了，发现她略显清癯，但风度依然，我们没有提备人心底的创伤，只在乍见凝视的一瞥中，宣泄了我们对亡人的思念，看来她己得到了心里的和平。那晚来了十多个旧友新知，相互倾谈，颇为热闹，这也是久矣夫我失掉的愉快。
　　见了又散了，这就是迅若转蓬的人生。那晚许以祺先生为我们合摄一影，照片寄到，我不禁思忖：天各一方几时能再见面，我只有在心底馨祷了。（冯亦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