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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赠书

admin — Fri, 23 Jul 2010 15:14:32 +0000

　　青年时，每出一本书，我总是邓重其事，签名赠给朋友们、同事门、师长们。这是青年时的一种兴致，一种想法，一种情谊。后来我病了，无书可赠，经过“文化大革命”，这种赠书的习惯，几乎断绝。
　　这几年，我的书接连印了不少，我很少送人。除去出版社送我的二十本，我很少自己预定。我想：我所在地方的党政领导，文化界名流，出版社早就送去了，我用不着再送，以免重复。朋友们都上了年岁，视力不佳，兴趣也不在这上面，就不必送了。我的书大都是旧作，他们过去看过，新写的义章，没有深意，他们也不会去看的。
　　当然也有例外。近些年来有的同志，把书看成一种货物，一种交换品，或者说是流通品。我有一位老战友，从外地调到本市，正赶上《白洋淀纪事》重印出版。他先告诉我，给他在北京的小姨子寄一本，我照地址寄去了。他要我再送他一本，他住招待所，他把书送给了服务员。
　　他再要一本，我又在书上签了名。他拿着书到街上去了。年纪大了尿频，他想找个地方小便。正好路过我所在的机关，他把书交给传达室说：“我刚从某某那里出来，他还送我一本书哩。你们的厕所在什么地方？”等他小解出来，也不再要那本书，扬长走去了。传达室问：“书哩？”“你们看吧！”他摆摆手。他是想用这本书拉上关系，永远打开这座方便之门。
　　老战友直言不讳告诉我这些事，我作何感想？再赠他书，当然就有些戒心了，但是没有办法。他消息灵通，态度执著，每逢我出了书，还是有他的份。于于他怎样去处理，只好不闻不问。
　　这些年，素不相识的人，写信来要书的也不少。一般的，我是分别对待。对于那些先引证鲁迅如何在书店送朽给青年等等范例的人，暂时不送。非其人而责以其人之事，不为也。对于那些先对我进行一大段吹捧，然后要书的人，暂时也不送。我有时看出：他这样的信，不只发向我一人。对于用很大篇幅，很多细节描述自己如何穷困，像写小说一样的人，也暂时不送。我想，他何不把这些心思，这些力量，用去写自己的作品？
　　我不是一个慷慨的人，是一个吝啬的人；不是一个多情的人，是一个薄情的人。
　　但是，对于那些也是素不相识，信上也没有向我要书，只是看到他们的信写得清楚，写得真挚；寄来的稿了，虽然不一定能够发表，但下了功夫，用了苦心的青年人，我总是主动地寄一本书去。按照他们的程度，他们的爱好，或是一本小说，或是一本散艾，或是一本文论。如果说，这些年，我也赠过一些书。大部分就是送给这些人了。我觉得这样赠书，才能书得其所，才能使朽发挥它的作用，得到重视和爱护。
　　我是穷学生出身，后又当薪给微薄的村塾教师，爱书爱了一辈子。
　　积累的经验是：只有用自己劳动所得买来的书，才最知爱惜，对自己也最有用。公家发给的书，别处来的材料，就差一些。
　　鲁迅把别人送给他的书，单独放在一个书柜里。自己印了书，郑重地分赠学生和故交，这是先贤的古道。我虽然把别人送我的书，也单独放在一个书架上，却是开放的，孩子们和青年朋友们，可以随便翻阅，也可以拿走，去古道就很远了。
　　许寿裳和鲁迅是至交，鲁迅生前有新著作，总是送他一本的。鲁迅逝世之后，许寿裳向许广平要一本鲁迅的书，总是按价付款。这时许广平的生活，已经远不如鲁迅生前。这也是一种古道。
　　四川出版了我的小说选，那里的编辑同志，除赠书二十册外，又热情地代我买了五十册。我收到这些书以后，想到机关同组的同志，共事多年，应该每人送一本。书送去以后，竞争相传言：某某在发书，你快去领吧！像那些年发材料一样热闹，使我非常败兴，就再也不愿做这种傻事了。
　　孙犁 1984年10月22日

谈爱书

admin — Fri, 23 Jul 2010 15:12:57 +0000

　　上
　　那天，有一位客人来闲谈，他问：“听说，你写的稿子，编辑不能改动一个字。另外，到你这里来，千万不要提借书的事。都是真的吗？”
　　我回答说：
　　关于稿子的事，这里先不谈。关于借书的事，传说的也不尽属实。
　　我喜爱书，珍惜书。要用的书，即是所谓藏书，我确是不愿意借出去的。
　　但是，对我用处不大，我也不大喜欢的书，我是宁可送给别人，不要他归还的。我有一种洁癖，看书有自己的习惯，别人借去，总是要有些污损。例如，这个书架上的杂志和书，院里院外的孩子们要看，我都是装上封套，送给他们。他们拿回去怎样看，我就管不了许多。
　　即使是我喜爱的书，在一种特殊的时机，我也是可以慷慨送人的。
　　例如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许多同志都到我家拿过书。大敌当前，身家性命都不保，同志们把书拿出去，增加知识，为抗日增加一份力量，何乐而不为？王林、路一、陈乔，都曾打开我的书箱，挑拣过书籍。有的自己看，有的选择有用的材料，油印流传。这些书，都是我从中学求学，北平流浪，同口教书，节衣缩食买下来，平日惜如性命的。
　　十年动乱开始，我的书共十书柜，全部被抄。我的老伴，知道书是我的性命，非常难过。看看我的面色，却很冷漠，她奇怪了，还以为我能临事不惊，心胸宽阔呢。当时，我只对她说：“书是小事。”
　　有些书，我确是不轻易外借的。比如《金瓶梅》这部书，我买的是解放后国家影印的本子。二十四册，两布函，价五十元。动乱之前，就常常有同志想看，知道我的毛病，又不好意思说。有的人拐弯抹角：“我想借你部书看。”我说：“什么书？新出版的诗集、小说，都在这个书架上，你随便挑吧！”“不，”他说，“我想借一部旧书看看。”“那也好。”我心里已经明白七分，“这里有一部新印的《聊斋》。”他好像也明白了，不再说话。
　　抄去的书籍还能够发还，正如人能从这场灾难中活过来，原是我意想不到的。但终于说是要落实政策了，但就是不发还这一部。我心里已经有底，知道有人想借机扣下，就是不放弃。过了半年，还是有权者给说了话，才答应给我。这一天，报社的革委会主任，把我叫到政工组的内间，我以为他有什么公事，要和我谈。坐下来后，他说：“听说要发还你那部书了，我想借去看看。”
　　“可以。”他是革委会主任，我不便拒绝，说：“最好快一些。另外，请不要外传。”
　　政工组到查抄办公室，把书领回来，就直接交到他手里去了。那是我未曾触手的一部新书，还好，他送给我时，污损不大，时间也不太长。
　　我想他不一定通读，而是选读。过去，《金瓶梅词话》的洁本出版以后，北平书摊上，忽然出现一本小书，封面上画着一只金色的瓶子，上面插着一技梅花，写着“补遗”二字，定价高昂。对于只想看“那一部分”的读者，大敲竹杠。我很后悔没有买下一本，应付来借这部书的人们。
　　客人又问：
　　“从你写的一些文章看，你的家庭并不是书香门第，那你为什么从幼年就爱上了书呢？”
　　我答：我幼年时，我家里，可以说是一本书也没有。我的父亲，只念过二年私塾，然后经招赘在本村的一个山西人，介绍到祁州（后来改称安国县）一家店铺去学徒。家境很不好，祖父一直盼望父亲能吃上一点股分，没有等到就去世了。祖父的死，甚至难以为葬，同事门劝父亲“打秋风”，父亲不愿，借贷了一些钱，才出了殡。这是母亲告诉我的。
　　父亲没有多读书，但看到我的兄弟们都已夭伤，我又多病，既不能务农，又因娇惯也不能低声下气去侍候人——学徒。眼下家境好些了，所以决定让我读书。我记得从我上学起，父亲给我买过一部《曾文正公家书》，从别人要来一本《京剧大观》，还交给过我一本他亲手抄录的、本县一位姓阎的翰林，放学政时在路途人写的诗。父亲好写字，家里还有一些破旧的字帖。
　　我的书都是后来我做事，慢慢买起来的，父亲也从不干预。但父亲很早就看出我是个无能之辈，不会有多大出息，暗暗有些失望了。
　　下
　　我喜爱书，在乡里也小有名声。我十七岁，与黄城王姓结婚。结婚后的年节，要去住丈人家。这在旧社会，被看做是人生一大快事，与金榜题名、作品获奖相等。因为到那里，不只被称做娇客，吃得很好，而且有她的姐妹兄弟陪着玩。在正月，就是大家在一起摸纸牌，围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其乐可以说是无穷的。但我对这些事没有兴趣。
　　她家外院有一间闲屋，里面有几部旧书，也不知是哪一辈传流下来的，满是灰尘。我把书抱回屋里，埋头去看。别人来叫，她催我去，我也不动。这样，在她们村里，就有两种传说：老年人说我到底是个念书人；姑娘们说我是个书呆子，不合群。
　　我的一生，虽说是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中间也有间断。1956 年秋末，我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经过长期失眠，我的心神好像失落了，我觉得马上就要死，天地间突然暗了一色。我非常悲观，对什么也没有了兴趣，平日喜爱的书，再也无心去看。在北京的一家医院医治时，一位大夫曾把他的唐诗宋词拿来，试图恢复我的爱好，我连动都没动。三个月后，我到小汤山疗养院，附近有一家新华书店，里面有一些书，是城里不好买的，我到那里买了一部《拍案惊奇》和一本《唐才子传》，这证明我的病，经过大自然的陶冶，已经好了许多。
　　半年以后，我又转到青岛疗养，住在正阳关路十号。路两旁是一色的紫薇花树。每星期，有车进市里，我不买别的东西，专逛书店。我买了不少《丛书集成》的零本，看完后还有心思包扎好，寄回家中。吹过海风，我的身体更进一步好转了。
　　十年动乱，我的书没有了，后来领到一小本四合一的红宝书。第一次开批判会，我忘记带上，被罚站两个小时，从此就一直带在身上，随时念诵。一是对领袖尊敬，二是爱护书籍的习惯没改，这本小书，用了几年，还是很干净整齐。别人的，都摸成黑色了。客：“可不可以这样说：你的有生之年，就是爱书之日呢？”
　　我说：这也很难说。我的书，经过几次沧桑，已如上述。书籍发还以后，我对它们还是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感情的。从今年起，我对书的感情渐渐淡漠了，不愿再去整理。这恐怕是和年岁有关，是大限将临的一种征兆。也很少买书了。前些天，托人买了一部《文苑英华》，一看字缩印得那样小，本子装订得又那样厚，实在兴趣索然。本来还想买一部《册府元龟》的，也作罢了。
　　我的生平，没有什么其他爱好，不用说声色犬马，就是打扑克、下象棋，我也不会。对于衣食器用，你都看见了，我一向是随随便便，得过且过的。但进城以后，有些稿费，既对别的事物无多需求，旧习不改，就想多买书。其实也看不了许多，想当一个藏书家。“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说我是聚浮财，有人说我是玩书。玩人丧德，玩物丧志，玩书又将如何呢？这就很难说清楚了。黄丕烈、陆心源都是藏书家，也可以说都是玩书的人。不过人家钱多，玩得大方一些，我钱少，玩得小气一些。人无他好，又无他能，有些余力，就只好爱爱书吧。
　　我死以后，是打算把一些有用的书，捐献给国家的，虽然并没有什么珍本。不过包书皮上，我多有胡涂乱写，想在近期清理一下，以免遗笑后世。
　　孙犁 1983年9月19日夜记

听说书

admin — Mon, 19 Jul 2010 17:48:07 +0000

　　我的故乡的原始住户，据说是山西的移民，我幼小的时候，曾在去过山西的人家，见过那个移民旧址的照片，上面有一株老槐树，这就是我们祖先最早的住处。
　　我的家乡离山西省是很远的，但在我们那一条街上，就有好几户人家，以长年去山西做小生意，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而且一直传下好几辈。
　　他们多是挑货郎担，春节也不回家，因为那正是生意兴隆的季节。他们回到家来，我记得常常是在夏秋忙季。他们到家以后，就到地里干活，总是叫他们的女人，挨户送一些小玩艺或是蚕豆给孩子们，所以我的印象很深。
　　其中有一个人，我叫他德胜大伯，那时他有四十岁上下。每年回来，如果是夏秋之间农活稍闲的时候，我们一条街上的人，吃过晚饭，坐在碾盘旁边去乘凉。一家大梢门两旁，有两个柳木门墩，德胜大伯常常被人们推请坐在于一个门墩上面，给人们讲说评书，另一个门墩上，照例是坐一位年纪大辈数高的人，和他对称。我记得他在这里讲过《七侠五义》等故事，他讲得真好，就像一个专业艺人一样。
　　他并不识字，这我是记得很清楚的。他常年在外，他家的大娘，因为身材高，我们都叫她“大个儿大妈”。她每天挎着一个大柳条篮子，敲着小铜锣卖烧饼■ 子。德胜大伯回来，有时帮她记记账，他把高粱的茎杆，截成笔帽那么长，用绳穿结起来，横挂在炕头的墙壁上，这就叫“账码”，谁赊多少谁还多少，他就站在炕上，用手推拨那些茎秆儿，很有些结绳而治的味道。
　　他对评书记得很清楚，讲得也很熟练，我想他也不是花钱到娱乐场所听来的。他在山西做生意，长年住在小旅店里，同住的人，干什么的人也有，夜晚没事，也许就请会说评书的人，免费说两段，为长年旅行在外的人们消愁解闷，日子长了，他就记住了全部。
　　他可能也说过一些山西人的风俗习惯，因为我年岁小，对这些没兴趣，都忘记了。
　　德胜大伯在做小买卖途中，遇到瘟疫，死在外地的荒村小店里。他留下一个独生子叫铁锤。前几年，我回家乡，见到铁锤，一家人住在高爽的新房里，屋里陈设，在全村也是最讲究的。他心灵手巧，能做木工、并且能在玻璃片上画花鸟和山水，大受远近要结婚的青年农民的欢迎。
　　他在公社担任会计，算法精通。
　　德胜大伯说的是评书，也叫平话，就是只凭演说，不加伴奏。在乡村，麦秋过后，还常有职业性的说书人，来到街头。其实，他们也多半是业余的，或是半职业性的。他们说唱完了以后，有的由经管人给他们敛些新打下的粮食：有的是自己兼做小买卖，比如卖针，在他说唱中间，由一个管事人，在妇女群中，给他卖完那一部分针就是了。这一种人，多是说快书，即不用弦子，只用鼓板。骑着一辆自行车，车后座做鼓架。
　　他们不说整本，只说小段，卖完针，就又到别的村庄去了。
　　一年秋后，村里来了弟兄三个人，推着一车羊毛，说是会说书，兼有擀毡条的手艺。第一天晚上，就在街头说了起来，老大弹弦，老二说《呼家将》，真正的西河大鼓，韵调很好。村里一些老年的书迷，大为赞赏。第二天就去给他们张罗生意，挨家挨户去动员：擀毡条。
　　他们在村里住了三四个月，每天夜晚说《呼家将》。冬天天冷，就把书场移到一家茶馆的大房子里。有时老二回老家运羊毛，就由老三代说，但人们对他的评价不高，另外，他也不会说《呼家将》。
　　眼看就要过年了，呼延庆的擂还没打成。每天晚上预告，明天就可以打擂了，第二天晚上，书中又出了岔子，还是打不成。
　　人们盼呀，盼呀，大人孩子都在盼。村里娶儿聘妇要擀毡条的主，也差不多都擀了，几个老书迷，还在四处动员：“擀一条吧，冬天铺在炕上多暖和呀！再说，你不擀毡条，呼延庆也打不了擂呀！”
　　直到腊月二十老几，弟兄三个看着这村里实在也没有生意可做了，才结束了《呼家将》。他们这部长篇，如果整理出版，我想一定也有两块大砖头那么厚吧。

文/孙犁

附：
孙犁
　　（1913～）
　　作家。原名孙树勋。河北安平人。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散文合集《白洋淀纪事》，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村歌》，散文集《津门小集》、《晚华集》、《彩露集》、《澹定集》，诗集《白洋淀之曲》等。现有《孙犁文集》行世。

　　生辰自述

　　余之初生，母亲失乳，困处僻乡，无以为哺。乃用蒸馍，发酵煮粥，以之育儿，生命得续。又患惊风，忽然抽搐，母亲心忧，烧香问卜。及余稍长，体弱多病，语言短缺，有似怔忡。智不足商，力不足农，进校攻书，毕业高中。旧日社会，势力争竞，常患失业，每叹途穷。
　　初学为文，意在人生，语言抒发，少年真情，同情苦弱，心忿不平。天地至大，历史悠长，中华典籍，丰美优良。孜孜以求，他顾不遑，探寻遗绪，发射微芒。
　　战争年代，侧身行伍，并非先觉，大势所趋。无赫赫功，亦尝辛苦。
　　燕南塞北，雨雪冰霜，屡遇危险，幸未死亡。进城初期，正值壮年，寄食报社，斗室一间。政治斗争，改弦更张，风雨所及，时在文场。生性疏放，不习沉浮，洋场红尘，心气不舒。终于大病，休养海滨，老母逝去，遗恨终身。
　　1966，忽遭大难，腥风血雨，天昏地暗。面目全非，人心大变，如入鬼蜮，如对生蛮。网罗所收，罪皆无辜，发汗沾衣，奇耻大辱，天地不仁，万物狗刍。每念自杀，怯于流血，迫害日深，犁庭扫穴。幸遇清明，得庆重生，垂垂已老，荣辱皆空。性命修短，不在意中。
　　九死余生，亦有经验：箪食瓢饮，青灯黄卷，与世无争，与人无憾。文士致命，青眼白眼，闭门谢客，以减过衍。贫富易均，人欲难填，刻忮残忍，万恶之源。人心惟危，善恶消长，劝善惩恶，文化教养，刑法修剪，道德十壤。文学艺术，教化一端，瞻望前景，有厚望焉。

　　跋

　　以余身体之素质及遭遇，延至今日，寿命可谓长矣。余素无养生之道，亦不信厚自供养可以保全身命延年益寿之说。中年以后，方知人生之险恶；高卑易处，乃见世态之炎凉。勇怯由于势，爱憎出于私。与人为善，不必望善报；谨小慎微，未必得坦途。同情怜悯，乃青年期赤心之表露，身陷不幸，不可希求于他人。要之，不以生活之变化自伤其心，丧其初志，动摇其大节。此志士仁人之所能，为可贵耳。
　　1981年5月9日（阴历四月初六）

借书和刻书

admin — Tue, 06 Jul 2010 20:32:49 +0000

　　我在前文里对藏书家表示了很大的不敬，这还只是从他们和书籍的关系着眼，使人吃惊的是：在政治品质上，钱牧斋已经是大家熟知的民族败类，其实明末清初，有不少大藏书家都是易代之间的贰臣，而且问题不仅在于一个时期是这样。早于此时，例如宋初越州刺史江元叔，少年削发为僧，卖身投靠，以“小长老”身份入宫媚侍李煜，后来却和樊若水共媒，一同断送了南唐的天下，这个刁钻汉是个藏书家。后于此的，例如清末两广总督叶名琛，颟顶而又好作大言，临阵之际，迷信乩语，终至被掳去国，在途中天天为英军作画，却还自称什么“海上苏武”，这个软骨虫也是个藏书家。写过《书林清话》的叶德辉，平生反对维新，反对辛亥革命，最后又反对1927 年的农民运动，终于受到了镇压。晚年专门为人编藏书目录，自己写了《艺风藏书记》的缪荃孙，当袁世凯称帝时，也曾到处活动，演出过上表劝进的丑剧。为什么藏书家里触处都是这样的人呢？莫非书读得太多，反而使脑瓜糊涂起来了吗？不是的。
　　原来这些人虽然自说典衣卖屋，甚至啼饥号寒，在旧社会里，有力量藏书的，只能是士大夫，或者是士大夫和地主阶级的子弟，这个立场就很足以说明他们中间某些人在政治上的表现了。
　　从学术上讲，我以为藏书的意义本不在于数量的多寡，而在于是否有利于当世，有益于后人。如果藏书家重楼深锁，一味“以独得为可矜”，那他收藏的愈多，对学术界也便愈没有好处。《渑水燕谭录》记李公择读书庐山，居五老峰白石庵，有书万卷，“公择既去，思以遗后之学者，不欲独有其书，乃藏于憎舍。其后山中之人思之，目其居云：李氏藏书山房。而子瞻为之记。”这恐怕是藏书史上最值得称道的事情。明清两代藏书家虽多，大部不肯轻易示人：宁波范氏天一阁一直悬挂着“擅将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的禁牌；武康唐氏万竹山房的藏书，一律铃有“借书不孝”的印记；朱彝尊因为要借钱遵王的《读书敏求记》，乃至施展阴谋，用盛筵将遵王绊住，暗地遣人“以黄金及青鼠裘”贿其侍史，悄悄窃出，约书吏数十人费半夜工夫抄成。这样的例子多不胜举。
　　至于像曹秋岳的《流通古书约》，丁菡生的《古欢社约》，虽然有人大加吹嘘，主张“取以为法”，其实是局限在小圈子里，和读书界并无关系，不能与李公择相提并论。
　　《古欢社约》和《流通古书约》字数不多，曾收入缪刻《藕香零拾》，现在还很容易看到。《古欢社约》主张各就有无，“互相质证”，但它只是丁、黄两家的私约，仅仅通行于丁菡生和黄俞邰之间，条文规定不欢迎第三者参加：“恐涉应酬，兼妨检阅。”言下之意十分清楚。《流通古书约》的应用范围似乎大一点，“楚南燕北，皆可行也。”不过它主张藏书家彼此“就观目录，标出所缺”，然后由“主人自命门下之役，精工缮写，校对无误，一两月间，各赍所钞互换”，说明即使在敌体之间，也仍然连原书都不让一见。要质证，要流通，而又限制重重，活活地画出了订约者的用心和气度。古人说：“借书一瓻，还书一瓶。”借得好书，酬以美酒，正合苏养直“休言贫病惟三箧，已办借书无一鸱”
　　的意思。但到了后代藏书家的嘴里，却成为“借书一痴，还书一痴”，一面主张不借，另一面又主张借了不还，所谓“借书而与之，借人书而归之，二者皆痴也”了。这是私有制度下独占思想恶性发展的结果。有些人害怕名声太坏，于是别出心裁，互相标榜，“取古人之精神而生活之”，目的在于做到不借而借，借而不借，方自以为得计。《流通古书约》和《古欢社约》正是这样的产物，字里行间，处处跳动着藏书家的脉搏，在昭告其患得患失的心情。然而这是不足为训的。每当读着它们的时候，我总觉得浑身都不舒服，仿佛看到了什么本来不应该看到的东西一样。记得梁启超死时，遗嘱将藏书五万册移交北京图书馆，于1929年办理手续，曾经轰动一时。现在试读双方互换的信件，却原来并非捐送，只是一种有条件的寄存，在当时已被誉为创举，这以前的情况便可想而知。至于说效法梁氏，固然继起有人，但要成为整个社会风气：公家能够认真地处理书籍，私人能够放心地将书籍交出去，让自己心爱的东西有个妥善的归宿，的的确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有的事情。
　　由此看来，如果说旧时藏书家有什么贡献的话，主要不在于借书存书，而是长期以来颇为风行的刻书。因为刻书无损于己，有益于人，藏书家皆优为之。曾经刻过《学津讨原》和《墨海金壶》的张海鹏说：“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历来由藏书家翻刻的古书不少，便是个人刻的也不止一种两种，因此多数采用了丛书的形式。张之洞在《劝刻书说》里，表扬了鲍、黄、伍、钱四家，指的是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黄丕烈《土礼居丛书》，伍崇曜《粤雅堂丛书》，钱熙祚《守山阁丛书》、《式古居汇钞》和《指海》等，这些都是卷帙浩繁、包罗万象的大丛书。此外如杨氏《海源阁丛书》、潘氏《滂喜斋丛书》、黎氏《古逸丛书》，虽然数量上不及前者，但在书林颇负盛名，翻一翻近年上海图书馆编辑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还可以看到不少有关的材料。
　　在私人刻书方面，影响最大的是虞山毛氏汲古阁。汲古阁刻过《十三经》、《十七史》，刻过《津逮秘书》、唐宋元人集和别的一些未曾梓行的珍本。当时远至云南，也有人遣使携款，到常熟购书。几百年来，毛刻风行天下，其中如《说文解字》《宋六十家词》、《四唐人集》、《八唐人集》等，很受学者称道。毛子晋是明末常熟有名的藏书家，他的收书方法极为别致，在大门前挂个榜，写道：“有以宋刻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旧钞本至者，每叶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末两句，在穷读书人看来，未免有点咄咄逼人。不过商贾是欢迎的，一时南北书舶，群集迎春门外七星桥下，至有“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之语，毛家为了翻刻古书，设有印书作坊，雇刻工二十人；印书用纸向江西定制，分厚薄两种，厚的叫“毛边纸”，薄的叫 “毛太纸”，说明了至今尚在沿用的这些名称的由来。但是汲古阁的下场却很惨。相传毛子晋有个孙子，讲究茶道，购得洞庭山碧萝春茶叶，虞山玉蟹泉泉水，一时没有适当的木柴，这位孙少爷看着《四唐人集》的雕板，叹息说：“以此作薪煮茶，其味当倍佳也。”于是每天劈一些，烧一些，所谓“家近湖山拥百城”的汲古阁，不久就断送在这位“风雅”子孙的手里，烟消云歇。
　　别的书板也随着流散。其结果，不过是使后人枉费心机，大做其《汲古阁书板存亡考》而已。
　　毛氏汲古阁抄本，特别是他的影宋本，一向受藏书家重视。
　　至于刻本，只算作瑕瑜互见，因为其中的一部分，没有以所藏的善本作底本，刻书的时候，又未能亲自校勘，细加厘订，而只是雇人代劳，以致舛误极多。段玉裁、孙从添、黄丕烈都曾对此表示不满。《书林清话》甚至说他流传谬种，贻误后人，断定其功不掩过，不能于校雠家中占一席地。汲古阁的受到这些责备，于理是允当的，但同是这个《书林清话》的作者，对于另一部也是错误百出的丛书——《楝亭十二种》，却又曲予庇谅，这就不知道他究竟是为的什么了。

作者：唐弢

整书记

admin — Tue, 06 Jul 2010 19:33:01 +0000

　　来句开场白，雨后秋凉，好一个读书天气。
　　这回搬了家，笼子似的房间，放不了多少书，可是零零乱乱的却竟有四箱，少不得亲自整理一番。
　　书是中西参半，从诗歌、散文、小说、《圣经》、《左传》、《春秋》，以及许多拖着ism 尾巴的，到玉历钞本，观音宝卷、命相全书、写信不求人等，都已粗备一二。让这些圣人学者，走江湖骗饭吃的，大家聚在一处，昕夕相共，真是一件使我高兴的事。
　　我便着手整理。
　　这些书各就自己立场，大声地叫着诉说着，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以博我信任。孔老二提倡王道，子路鼓吹武力，但丁低唱神曲，莎士比亚大做其三本铁公鸡，无常鬼白天捉人，观音菩萨普渡众生，算命先生摇酸五只指头，算来算去，到底还是个好命，与事实不符，后金木水火土，五行缺金，因煞星高照，断送十年鸿运，为之呜呼不置！
　　这一来，算命先生却首当其冲了。因为我发觉他的技术，实在太不高明。就此打定主意，把命相全书和《天演论》放在一起，好让他受些洋奴教育，懂几个 ABCD，乘间洋化一下。
　　不料孔老二却不服气，大放厥辞，认为这是“用夷变夏”，非卖国贼决不丧心病狂至此！这一句话，直气得我把老二胡子根根摘下，一毛不留。过后瞪睛细看，原来却已变成小白脸。活该，谁教你道学得这么厉害！
　　正当这个时候，朋友×来访。×者，某教会大学毕业生也。他进来以后，细细一看，忙把《圣经》藏在身后，却指着观音宝卷对我说：“20世纪，你还这般迷信，岂不令人笑断肚肠！”我被说得面红耳赤，恍然大悟，把观音菩萨痛叱一番，她只得披发跣足，掩面痛哭，大踏步奔向火焰山而去。
　　我乃连连称道我友×的功绩，×得意忘形，碰痛了莎士比亚的膝盖，莎翁大怒，施展出做戏剧时弄假刀假枪的本领，刺斜里就是一刀，不料戮在×的尊股上，啪的一声，《圣经》落地，“我的朋友”四脚朝天，整好了的书全给带翻，半天工夫却白费。
　　也罢！且等过几天再整。
　　（唐弢 1993年）

唐弢：我和书

admin — Sat, 03 Jul 2010 04:49:32 +0000

　　我的工资除了应付家用外，每月还有两大支出：一是买药。虽说国家有保健制度，有些较贵的药还得自己掏腰包。二是买书。我是做研究工作的，又爱书，不得不买。自从物价飞涨以来，两者颇受限制，生病而无力买药，做研究工作而无力买书。都是人间苦事。幸而这几年来，我的病情逐渐好转，有些药可以不吃；书呢，旧书越来越少，等于没有，新书自然买一些，只是鉴别为难。
　　比如以莎士比亚为例，有人研究了十几年乃至几十年，译了一部莎翁剧本或者写出一篇关于莎翁的论文，比之你译第一幕第三幕，他译第二幕第四幕，我译第五幕并写后记，或者从外国学者著作里东抄几句，西摘一段，敷衍成文，同样出书，同样定价，同样皇皇地登在国内第一流刊物上，我，还有许多读者，究竟应该买哪一部书，读哪一篇论文呢？
　　无法比较，难以鉴别，心里不免踌躇起来。我的办法是：不买。就和生病买药相似，因此书也少买。这样一来，反倒减少一点生病无力买药、研究无力买书的痛苦了，失中有得。
　　提起书，几乎可以说是和我的生命纠结在一起的。我在《书城八记》的第一记《买书》里说：“我有目的地买书，开始于1942 年。那时住在上海徐家汇。日本军侵略上海，一天几次警报，家家烧书、撕书，成批地当做废纸卖书。目睹文化浩劫，实在心痛得很，于是发了狠：别人卖书，我偏买书……”说的确是实情。不过我要来个声明，这里所谓“有目的”，指的是别人卖出，我偏买进，有点存心对着干的意思。至于一般买书，却要比1942 年再早十五个年头，也就是在1927 年前后。
　　我是十三岁那年（1926 年）到上海的，进中学后，因为爱哼几句旧体诗，学着作，那时虽然已经接触过白话诗，并未大量阅读，仍然十分佩服南社诗人柳亚子、陈去病、苏子谷等，也喜欢那个十七岁便为国殉难的夏完淳，他被执后在舟中所作吊老师陈卧子的《细林野哭诗》，我通篇都能背诵。因此寻访的也是《南社丛刻》、《国粹丛书》等近似现在所谓丛刊一类的旧书，整套的个易觅得，有了也买不起。当时上海卖旧书的地方除汉口路、福州路外，还有两处：城隍庙和老西门。这两处离我居住的地方较远，不过书价便宜，尤其是城隍庙。护龙桥附近有许多书摊，零本残卷，遍地都是，只要花工夫寻找，总不会毫无所得。因此碰到星期天或者假日，只要身边有一两块钱，我便常常到那儿访书去。
　　如果时间只容许去一处，我选择的是城隍庙。从天主堂街往南，进新北门，不远便是小世界，这是城隍庙的北口。沿着小世界间壁那条街道再往南走，街上颇有几家卖花粉（现在叫化妆品）的商店，好像上海有名的昼锦里一样。经过“鸟市”，附近有三家书店：菊龄、葆光和饱墨斋，菊舲卖的主要是西文旧书，葆光虽然是城隍庙最早的旧书店，但因经营不善，后来什么都卖，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一家文具店了。我去得较多的是饱墨斋，这里常有“五四”以来的期刊和早已绝版的单行本。
　　我曾以八毛钱买到过《莽原》第一卷合订本，书是所有者自己装订的，牛皮纸包背，分成两册，装得很差；饱墨斋主人还有个脾气，大概是为广告吧，他喜欢在书的封面上盖个青莲色铅字长方印，文曰：“上海城隍庙饱墨斋经售图书”，章虽不大，却是难看。我一直耿耿于怀。后来遇上机会，不惜多花些钱，换回两卷单本《莽原》。第二卷封面和第一卷有别，但仍出司徒乔手笔，每期画面虽同，颜色备异，道林纸毛边精印，朴素大方，风格独具。偶有余暇，晴窗展读，一编在手，真个是使人心旷神怡，祛病延年。不过这是后话。我那时却还在钻故纸堆，并且把以文学鼓吹革命的南社诸先贤作为唯一的师承，所以我的兴趣不在饱墨斋，而是在护龙桥一带。
　　苏州有条护（苏州人读如“蘑”）龙街，沿街都是书肆和裱画店，上海城隍庙的护龙桥多的却是用报纸铺着的地摊，或者将门板搁起来的板摊，上面放着各种各样出售的图书，从南首桥脚拾级而上，直达桥面，然后又拾级往下稍稍拐左，路两边都是书摊。我在这里买到不少零本的“南社丛刻”、“国粹丛书”本的郑所南的《锦钱余笑》、张苍水的《奇零草》、谢皋羽的《晞发集》、夏完淳的《续幸存录》、《石达开诗文钞》以及清末印行的《太平天国战史》、《大彼得遗嘱》、《郑成功》、《胡雪岩》、《自由血》、《瓜分惨祸预言记》、《迦因小传》、《俄国情史》、《浙东三烈士集》等等。在1942 年大批购书之前，十五年中，我就零星购了一些文言著作，以后又从饱墨斋、老西门、爱文义路卡德路（现在的北京西路石门二路）一带零星购了一些“五四”以后的白话书，随读随扔，所余不多。但这些书却培养了我对历史的兴趣，对祖国和民族的爱，对文化界前辈的尊敬和理解；我并不懊悔漏购了许多当时唾手可得、价格便宜的好书。从城隍庙、老西门一直到卡德路，我常常遇见一位身穿长袍、腋下挟着几本旧书的中年人，在摊旁留连，有时干脆蹲在破纸堆边，耐心地一本一本挑检。记得有一次，在我翻过的旧书中间，他居然挑出一本《二十世纪大舞台》来，这杂志一共只出两期，我暗暗佩服他的眼力。直到1934 年1 月的一次宴会上，我遇见他，经主人介绍，才知道他就是鼎鼎大名写过《死去了的阿Q 时代》的钱杏邨先生。由于爱好相同，我们谈得十分投机。
　　隔不多久，我又和钱先生在旧书店里见面，这回算是熟人了，谈得更多，更起劲。我因为有事，先走一步，他马上尾随出来，把我拉在一边，低声地说：“我姓张，叫张若英，书店里都称我张先生，你就叫我阿英先生。”
　　我又知道他就是在《自由谈》和当时许多刊物上写稿的阿英先生。
　　以后我们常有往来，直到他离开上海。他收藏清末材料极为丰富，我却偏于“五四”以后，各有重点，互不相涉。我在上海成都路一个书摊上见到他《洪宣娇》剧本手稿，摊主居为奇货，几经商量，终于出重金买了下来，到北京后送给他；他也为我找过光绪年间单印线装本的王国维《静安文集》，这本书有篇王国维的《自序》，谈到他写《红楼梦评论》曾受叔本华哲学的影响，以及在《叔本华与尼采》一文里开始对叔本华学说表示怀疑，极为重要。我调北京后，最初住处离他的棉花胡同寓所不远，有一个时期，中国书店设在国子监，我们相约到那边会面，一同看书。“十年动乱”他的书遭到浩劫，虽然后来发还一部分，大概不到十分之五吧，其余的没有还，但可能尚在人间；我的损失没有他的大，不过损失就是损失，根据调查，我的书早已化为纸浆或灰烬，永远不再回到我的书架上来了。
　　从上海城隍庙到北京国子监，六十二年中间，我的生命是始终和书相纠结的；检书、买书、读书、写书，如今发脱齿落，垂垂老去，说是无旧书可买，遇新书难买，主要的却是：我对书的感情已经渐渐地淡下去，不仅没有兴趣买书，而且没有兴趣读书。我感到无力，对于书，看来我实在有点疲倦了。天！为什么我会觉得那样的疲倦呢？

租书看

admin — Mon, 31 May 2010 15:08:04 +0000

　　近地没有小人书摊，小孩们常往街上文具店租连环图画看，一册百元，拿回家来加倍，另要三四千元的押金。这里的问题是没有什么好书，齐公与该管机关虽在努力，出板的不多，在小人书摊上更少见，有的旧的出品如《泰山》《神箭》等简直要不得。不过这办法倒不可厚非，至少也有便宜之处。
　　我们有时想一看某种古书或西文书，若是有地方可以租借，岂不很好，原价百分之五的租金还不能算贵，反正价值百十万的贵重书本来未必会得要借的。
　　因为向来没有这个办法，想看书的人只好出钱来买，不久要钱用时又复卖去，一转手间损失不少，只便宜了旧书店的掌柜的。很久以前我买过一部《点石斋画报》，一共有四套，每套八厚本，未了是《淞隐漫录》的原文合订本，搁了一个时候又卖掉了，想起来这全部似乎还未看过一遍。买价记得很贵，姑且算是一百元吧，百分之五的租费计算可以看二十天，可是我总保留有几个月，结果仍可以卖若干钱，这样看来又觉得比租了来看还要便宜了。
　　□1951 年1 月20 日刊《亦报》，署名十山
　　文/周作人

谈印书

admin — Fri, 14 May 2010 00:22:43 +0000

　　古书常是孤本传世，难于广泛地流通。有些是原稿本，那末，更是天壤间只此一帙了。数量少而欲读之者多，那末，势非出于重“印”之一途不可。
　　仅仅只印它百部、千部吧，已经是化身为百，为千，能够供给千百个人或更多的人使用的了。有些旧报纸，极为珍贵的“孤本”，为了找材料的人太多，已经被翻阅得字迹都磨消了，纸张都松脆了，已经到了不可再阅的地步，然而还有人在翻阅。为什么不赶紧地重“印”它若干份呢？有些旧杂志，从第一号起，已经将近几十年或百年了，全份的不可再得，特别是外文的、专门性的杂志，那末，翻印个五六百份乃至千份，也是完全必要的。这实在可算是直接地为科学研究服务了。
　　但那些外文的整套的旧杂志的翻印方法，却大大地值得考虑。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向达先生向我诉苦，他那里藏有外文的全套数学杂志等等，翻印者们向他借出重印。怎能不借给他们呢？等到印毕归还，原书已经松脆得不能再读了。原来是用了“龙门”式的影印方法，将原书拆散了，一页页地直接上版印出的。这个方法，可谓鲁莽灭裂之极。对于新出版的书的重印，或者可以如此做，因为原书还不难得，糟蹋一部、两部的，还不会怎么心痛。
　　对于宝贵的图书馆的珍藏品，也用如此的方法处理之，实在未免只顾眼前，不问后果了。如何对得住国家的宝贵财产呢！为什么不多花些功夫，多用些费用，改用石版或胶版的照相影印的方法呢？原书既可不受损伤，版面也格外显得清晰，预约者所要花的钱也并不会增得太多的。何乐而不为呢？这样地粗暴地对待国家所有的珍贵的图书的态度和办法是不能再容许继续下去的了。
　　说起照相影印来，对待原本古书的态度岂是更谨慎、更仔细注意于保护原书些？一般说来，爱护原本古书的基本思想是建立起来了，但有的出版社态度还不免粗暴。原书是被拆散了照相的，等到还原时，式样就有些更变了。
　　有的装订得四不像，十分地狼狈。我有一册《水浒传》的插图，被一个出版社借去照相制版。等到若干月之后还给我时，许多页上都贴满了白纸，写了不少说明，要一撕下，原书的页子，就会随之而破裂了，只好随它那样满身披挂了碎纸条下去。怎不令人气愤呢？
　　不过尽管有些重“印”的办法不对头，重“印”还是一件好事，而且是一件必要的事。
　　印书的办法多矣。这里只谈谈古书的重印。按重“印”古书的办法，有照原书影印的，有用铅字排印的，有加以标点的，更有加以新的注解的。
　　在过去，总爱经史子集一道印，所谓《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之类，流行甚广，恰好配合所谓“国学必读书目”之类的风行于世，大是无聊，只不过让有钱人的客厅里有一套新颖的陈设而已。在其间，《四部丛刊》是采用善本加以影印的，《四部备要》则是采取通行本加以排印的。《四部备要》里的若干照“古本”排印的书，其实只是窃之于《四部丛刊》的，像唐《孟浩然集》，就是一个证据。还有《国学基本丛书》则是加以标点的，《学生国学丛书》则是新的选本，并加以新的注解的。他们都是用“国学”或“四部”的大招牌，包罗了不少东西。但所有那些东西，给专家们使用是万万不够的，给初学者们使用却又嫌其太艰深，同时，没有用的东西也太多。还不如像从前世界书店出版的“四书五经”、《诸子集成》、《文选》等，反而大有用处，廉价而使用方便。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补编》则是供给专家们使用的。
　　现在如果重“印”古书，应该取过去之所长，而弃去其所短，换一句话，就是说，包罗万有的东西不应该再有了，除非说明是专门供给中、小型图书馆用的。其实，连中、小型的图书馆，对于那一类的“四部”、“国学”也是不会欢迎的。其中有多少是“废物”！但比较专门化的东西却是必要的，且无论对于专家们或初学者们都是需要的。
　　所谓专门化的东西，指的是，凡“印”书一定要成“类”成“门”，像《二十五史补编》或《诸子集成》那样。现代的读者们，专家们，需要的是自己本行的东西和应该参考的东西，而不是“包罗万有”的“丛刊”、“备要”、“文库”之类。我们悬想：应该重印的专门书有多少？医药卫生的书不是很需要么？不仅给中医看，也要给学习中医、中药的医生和药剂师看。
　　但这一类的书，印错了一个字，排错了药品的分量，就会出大毛病，甚至会死人；所以，必须慎之又慎地重印，而且对于古本医书，应该用原著或最好的、最可靠的本子影印。其整理、排印的一部分更必须三校、五校，以至尽善尽美为止。人命关天，岂同儿戏！农业科学的书，也是今日所急需的。那末重要的一部《农政全书》（明徐光启著），今天还没有新版子呢。我们古代的农业科学的知识多么丰富，且是切合于本国、本地的需要的；它们乃是千万年的农事经验的总结。怎能不搜集起来，作为一部乃至若干部的“中国农业丛书”、“中国花木种植丛书”等等，陆续出版呢？这是有关于国计民生的事。乃至小说、戏曲、历史、地理等部门，也都是亟需有一套套的大大小小的丛书出版的。单就历史而言，关于《史记》的注解与考证就可以出一部大丛书。宋代、元代、明代的史料书，更是汗牛充栋，决不是一两部丛书所能包括得了的。其他，前代学者们未刊的著作，更不知有多少。今天把他们搜集起来，为他们延千百年的寿命，且化身千百，各地乃至各国都有机会读到，岂不是盛事！像宋代写本的《洪范政鉴》，孤帙单传，至今将近千年，不仅未有刻本，亦且未有其他传钞本。这书乃是“双鉴楼”傅增湘氏的“双鉴”之一 “鉴”，由其后人捐献给政府的。作为一部“政治学”的参考书看，它是很重要的。为什么不急急地付印呢？
　　像这一类重“印”书，范围要广、要多，每类每门，各自成一丛书，只供专家们的参考，完全不必要推广，只是研究的或参考的资料而已。如古代的戏曲，重 “印”成《古本戏曲丛刊》，如出齐了，就有一千六百多种。那些还只是以南北曲写成的戏本呢，如果包括地方戏的剧本在内数量要更多，更大了。不是搞中国戏曲史的，不是搞“戏改”或搞戏曲创作的人，要它何用。一般的中国文艺研究者不必要完全读或看那末多的戏曲的。其它影印的大部丛书，其供给的对象也是如此的有限度。这只是把一部部地钞写，或者十部或几十部的打字或钞写油印，改为照相石印而已。不仅可以留真，省下繁重的校对力量，且也比较美观、省费，百部、二百部即可以印，三千、五千部也可以印，伸缩性很大。所以我主张，凡小量印行的内部参考资料式的专门性古书，都可以用这种办法重“印”，如果嫌每页照相重印纸张太费，则对于纯粹参考性质的书，像《皇明献征录》、《皇明经世文编》之类，可以用缩本《四部丛刊》或中华书局重印《图书集成》的办法，每四页或六页缩成一页印出，则大可以省功、省料。不过，要精读的书，像《农政全书》之类，或版本十分精良的书，像明弘治刻本《西厢记》，宋蜀刻本《陈后山集》之类，就不能用这个办法，而应该用《古本戏曲丛刊》或《四部丛刊》的式样重“印”了。
　　凡需要量比较大，而且应该加以重新整理，甚至必须加以新注、新解的古书，像《十三经》，《二十四史》之类，则我们得集中些专家们组织专门的编辑委员会，分别进行整理工作，俾能于几年或十几年之内，有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十三经》、《二十四史》出版。在这方面，说来话长，拟写专文论之，这里不多谈了。
　　也还有不少重要的古书，需要有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新版本的。所谓“新版本”，必须具备的条件是：（一）最近于原本的面貌，校勘精确，力求没有错字。（二）加以分段及标点。远在汉代，“章句”之学就是很重要的了。
　　（三）附索引及其他必要的附录；还有比较详明的序言，这序言，的确是出于专家的手笔，不是草率敷衍的。如果有新的注解，那末，更是一部专门的新著了。
　　重“印”的专门化的内部参考资料，搜罗得要广、要备。重要的必需的一般参考书，校印得要精审，要使读者们检阅便利。主要的“读本”一类的书或最常被阅读的文艺书，更要有精良的“新版本”。总之，专门的丛书要多种多样，以完备不漏为主。重要的一般的古书，选择得要精，要严，以版本精良为主。又，“选本” 的作用最大。用新的眼光来选古诗文，是有必要的，对于一般读者们是最有益处的。新的“选本”和新的“版本”的印行，同是今日当务之急。

郑振铎

谈分书

admin — Fri, 14 May 2010 00:21:40 +0000

　　书是要读、要用的。从前的藏书楼，像宁波范氏天一阁，只是藏书而已。
　　不要说外边的人，即范氏的子孙们也只许每一年在晒书时候和书见面一次。
　　清初，钱谦益藏有奇书，常常“讳莫如深”，不肯给人知道，更不肯借给人看。但现在却大为不同了。私人的大藏书家，已经一天天地少了。即有若干小藏书家，即有些珍罕的好书，也藏不住，总得借给需要它的人使用。许许多多的大大小小的图书馆，更是彼此互通有无，谁也没有“保密”的必要和可能的了。书是天下之公物，谁也不能拥而私之。古语所谓“坐拥百城，虽南面王不易也”的“私诸个人”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专家们的书房里，多多少少地总会有些书，那是自己使用的东西，像家具、茶杯似的，用惯了的，总不能老去借用别人的。也可能，在其间有些光彩焕发的好书，甚至仅仅对于他，那个专搞这一行业的专家，十分有用的书。除了他和他的徒弟们，是不必引人人为“同行、同道”的，那末，似乎也不必要大事宣传。
　　在把“不见天日”的许多大图书馆里的未编目上架的书整理出来之后，一定会有许多复本。据我所知，北京图书馆就有不少部雍正的朱批谕旨，不过没有多大用处而已。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里也有不少部铅印的清代各帝御制文集，听说，也都分配到各个图书馆去了。
　　把复本书，把自己所不需要的或不合用的书，分配给了别的图书馆，那是“功德无量”的事，那是使“书”发挥了更大的更广泛的作用的事，那是毫无私心的光明磊落的事。我在《谈访书》一文里所说的广州图书馆把宋版《杨诚斋集》送给了北京图书馆的事，就是典型的一个好例子。
　　也有出了偏差的，像北京院校调整的时候，原来也预备分书的，因为争夺得太厉害，甚至有一个音乐机构，要把北京大学图书馆里所有的音乐书籍，包括许多要从整套丛书里拆散出来的本子在内，全都提了走。结果是不欢而散，一部书也没有分成。
　　像那样枝枝节节地“分”书，当然会发生问题。应该有一个通盘的计划，先把各地集中的初步整理好的书籍，根据中央及各地的需要，分别先后缓急，一批批地调拨出去。绝对地不应该有地方观念或“肥小公而忘记大公”的思想。各个大图书馆的复本书或待分配的书，也应该先行编个草目，以待统一分配，不宜自作主张，先行分配出去。那是会造成混乱现象的。全国有多少个图书馆需要朱批谕旨或御制文集的呢？
　　有不少大图书馆还存在着本位主义。自己不用，也不许别人用。像一个工业学校图书馆，收藏着十分丰富而重要的关于西洋文学的图书，就是不肯调拨出去，给十分需要这些书籍的研究机构或学校使用。不明白其“道理”何在！这也是属于把持或积压研究资料的一类行为，对于我国科学研究工作的进行是有害的。
　　在各省、市集中了的图书，当然首先要供应各省、市的本身的需要。从前说，“宰相要用读书人”。我们现在深切地感觉到，专署的专员或县里的县长应该要用些有文化的读书人才好。每个县长，至少要了解他那个县的一切事情才是，换一句话说，他首先必须翻翻那一个县的“县志”——即那一个县的“百科全书”——才能明白那个县的古往今来的事，那个县的地下、地上的资源，各种土特产，以至地理知识和古迹名胜之区。否则，就会做错了事，连他自己也还不知道。像绍兴市的某些负责同志，连陆放翁和绍兴的关系也还不知道，宁波市的负责文化部门的干部，连天一阁在那里也还茫无所知（这是一九五○年〔？〕我到宁波去的事，现在当然是已经很熟悉的了）。
　　所以我建议，各个地方的各种版本的“县志”、“府志”，或其他有关的地方文献资料，应该留在各该地方的专署、县人民委员会里或图书馆、文化馆里，作为 “学习”资料的一种，而且是一部干部必须学习的读物。不过，像明刻本的或康熙刻本的“方志”，已成了“珍本”、“古本”而不切实用的东西，则仍应该集中起来，分配给其他重要的图书馆保存起来，作为参考资料。
　　我初步估计一下，在各省、市的集中、整理工作的进行中，一定会有大量的、有用的图书，包括不在少数的“古本”、“珍本”的图书在内，被我们发现的。这样彻底地做一番合情、合理，并且切合实际需要的调拨、分配工作，对于中国的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是会有很大的作用的。
　　这就是说，应“分”者，我们必须使之“分”，使之分配得“得当”。
　　然后，书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能够使需要读它的人看得到，而不至埋没于灰尘寸重的黑漆漆的屋角里。
　　同时，也还应该说明一下，不应该“分”的书，是绝对地不能使之“分”的。有的古代的藏书楼或图书馆，原是十分完整地，自有其历史的意义与作用的，保存在一起，那末，就会发挥其应有的很大的作用。一旦分散开了，就会碎割零切，不成片段，起不了什么作用，除了毁灭了一个古老的好的图书馆之外别无其他的好处。且举几个实际的例子。像宁波天一阁、上海徐家汇图书馆、上海中华书局图书馆、上海亚洲文会图书馆等等，都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天一阁的历史是四百五十年，徐家汇图书馆的历史是四百年）。其藏书的性质也是各树一帜的。把他们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是有其必要的，也有其需要的。像徐家汇图书馆，其庋藏各省方志的书库，是一省一省地做好了的书架的，检阅起来十分方便。何必加以更变，徒增纷乱呢？我们不应该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甚至有害的事。又像中华书局图书馆，搜罗清末以来的各级各种的教科书最多，是研究近百年的教育史的和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们所最需要的一个大的丰富的宝库。如果“分”散了，有何意义呢？又像亚洲文会图书馆里的藏书，以整套的有关东方学的书刊为主。如果中国科学院一旦成立“东方学研究所”（？）之类的机构，将它作为一个图书馆的基础，乃是一个十分合乎理想的，也是十分切合需要的事。如果把它“分”
　　散了之后，再要建立起像那样规模的一个图书馆来，便非十年、八年不为功了。学术研究的“甘苦”，在图书馆需要方面最能表现出来。国家对于科学研究事业是以大力发展之的，对于像这种有关整个科学研究事业发展前途的图书分配、调拨工作，是应该细致地、慎重地、合理地，而且还应该十分迅速地进行的。

郑振铎

谈整书

admin — Fri, 14 May 2010 00:20:14 +0000

　　最苦恼的是找书。我常常说，如果有书而找不到，还不如到图书馆去借更方便些。但说起图书馆里的“书”来，实在是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谈起好。
　　图书馆里的“书”，找起来又何尝是容易的事！有些朋友把图书捐给北京图书馆之后，自己要用，再去借，却再也“找”不到了。有一位管普通书的人对赵万里先生说：你们尽量把书挑选到善本部去吧，算是救出了它们。在我们这里是“冤沉海底，不知何年何月才得重见天日”。的确，一箱箱，一捆捆，一包包的书，东藏一批，西放一批，有时还要像老鼠搬家似的被赶到东，或被迁到西。足足有一百八十万册的图书，没法整理、编目，与读者们见面，供研究者们使用。其中，不完全是中文古书，也不完全是复本的“朱批谕旨”
　　之类，尽有很重要的，现在正在需要的图书，甚至包括若干新的俄文书籍在内。有一位外国专家到北京图书馆参观，问道：“你们馆里藏了多少册书？”
　　“有四百万册上下。”馆长答道。
　　“有多少册已经上架了呢？有多少册已经整理、编目，可供读者们阅读的呢？”
　　馆长答道：“有二百二十多万册已经上架，已经整理、编目，可供读者们的借阅，其余一百八十万册还没法整理。”
　　“那末，”那位专家说道，“你馆的藏书数量，只能说是二百二十万册，不能说，是四百万册。”
　　这是很尖锐的批评，也是很正确的意见。不能流通使用的书，的确难于统计到图书馆的藏书数里去的。更惨的是，有的书，因为长久搁在箱里，十多年不见天日，有一次偶然开出几箱出来看看，箱里的书却已经碎成纸屑，没法收拾的了。这是多么大的损失呢！
　　也曾作过几次的努力：“要整理！”就是现在，也正在努力整理！前几年，为了整理十万册不到的俄文书，还曾动员了不少人。但那些努力只是断断续续地，有时松时紧之感。总之是，劲头不大，没有彻底解决的办法。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地方供给他们整理，即使陆续整理出来了，也没法上架。
　　是不是永远没法解决这个困难？不是的！应该可以解决，而且本来已经可以解决的了，而突然的阻碍横生，忽有变卦，致使可以解决的困难，又成了不可解决的。原来在北京市政规划里，文津街一带是划作北京图书馆区的，这是我亲自和北京市几位市长们谈定的。首先说定的是，北海里的肺病疗养院迁出后，即归北京图书馆使用。这个疗养院面积不少，有二百多间房子，虽不能全部解决北京图书馆的问题，但对于目前的困难，得此二百多间房子是可以解决的。不知什么时候，据说是，经过一次市长办公会议的决定，这个疗养院的房子便划归北海公园自用了。我不知道北海公园要这二百多间房子何用。市长办公会议的决定未必便是“法律”，尽可以再议再变的。北京图书馆如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能够更好地、更多地为科学家们服务，也便是北京市的一个光荣，其间并无矛盾之处。我希望他们能够维持原定计划才好。
　　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其关键性所在是科学研究的进展。而科学研究工作的进行，其基础之一是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乃是中国唯一的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必须克服一切困难，使库藏的四百多万册书都能为科学家们和其他专家们使用才好。
　　以上多谈了些北京图书馆的事，那是因为我对它比较熟悉，且特别有感情之故。“天下老鸦一般黑”。我们看看天下的图书馆，能够充分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的，能够尽了为科学服务的责任的到底有几个？死气沉沉，暗无天日（指没有阳光而言）的不在少数。西安市是一个那末重要的地方，但其图书馆是何等样子呢！他们和我谈过，新书少极了，外文书更少，购书的费用少得可怜。如何能够尽其为新的大西安市的科学研究服务呢？即旧有的尘封的古书，也有许多还没有整理出来。我曾经把他们的意见反映过，不知这一年来有没有改进。
　　就在北京，把书堆在那里没有整理的有多少？有图书馆的单位，自己去检查一下吧。每一万册里已经编目上架，可供使用的有多少册？从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开始，把束之高阁的未编目上架的书籍，全部陈列出来，群策群力地做一番彻底的整理工作吧。有书而不加整理，不给人使用，不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让它们为科学研究服务，那就是把持资料、垄断学术的霸道行为。也许，这句话说得分量太重了些，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种种的客观条件所限制，特别是，房子问题，不能全怪主持的人们没有诚意，没有计划。
　　有一个外省的大学的图书馆，曾经向北京大学图书馆提意见道：“两年之内，你们的图书馆如果还没有整理好，那末，我们就要来分了。”
　　“不激不发”。我相信，有一百万册或数十万册书还没有整理的图书馆，应该尽量发挥主动的力量，做好整理编目的工作，使之在两年之内，把那末许多不见天日的有用的图书，从箱子里，从堆在黑房的一包包一捆捆里解放出来，给想使用、十分需要使用它们的读者们阅读。
　　有一个督促加速整理的办法，凡新书没有整理好的，暂时停止买新书，古旧书没有整理好的，暂时停止买古旧书，外文书刊没有整理好的，暂时停止买外文书刊。等到把旧的整理好了，才能买新的。否则越积越多，何年何月才能清理完毕呢？再者旧的没有整理好，特别像古旧书之类，也没有法子再去购买，因为不知究竟已经有了没有这些书。这虽是“因噎废食”，但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新书、外文书待用迫切，也许不适用这个办法，但像古旧书，就完全可以用之了。
　　关于整理编目的方法，应该是“卑之无甚高论”，不要高谈什么式的“分类法”，只要能找到书就行。一本排架目录，比没有目录总强得多。书按整理的先后上架，目录就照此写下去。这个工作就是没有学过任何分类法的人也都可以做。然后，再写“著者索引”和“书名索引”，那便更方便读者们的检书了。“行有馀力”，然后才再从事于“分类索引”的编制。现在的整理工作，进行得十分缓慢之故，其原因之一，就是要先行分类编目，然后再分类上架。这是最笨的方法。应该学习别的国家的大图书馆的排书上架的办法。小型的图书馆当然应该分类编目，但大型的图书馆则不妨先行按大类上架，甚至全不分类即行上架，然后再编“著者”、“书目”、“分类”三个索引。
　　古书的分类编目，大可不必“中外统一”，那是王云五的坏方法。《史记》、《汉书》固然应该归到“历史类”去，但像占古书里分量很大的《梦溪笔谈》、《西溪丛话》、《紫桃轩杂缀》、《分甘馀话》等等，应该归到那一类去？我的想法，古书的分类，还是不要多生枝节，老老实实地照“四库”编目，先行编出，供给需要使用这些书的人应用为是。不必老在“分类法”上兜圈子，想主意，而总编不出“书目”来。

郑振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