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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本曾经的畅销书《小骑手》

admin — Sat, 04 Feb 2012 14:10:33 +0000

　　三十四年前，我和画家刘大为有过一次艺术联手，用连环画表达少年儿童“向雷锋同志学习”这一主题。当时刘大为在包头日报当美术编辑，我在包头市委宣传部当干事，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向刘大为约画，一套彩色连环画，大为让我编个脚本，要求是牧区小学生“向雷峰同志学习”的内容，我遵照当时流行的政治第一主题先行的创作方法，如此这般地编了起来。大致故事是：男生巴图因出风头被小青马摔伤了，学习班长斯琴用雷锋精神感化他，使他终于转化成关心集体、助人为乐的好学生，在那达慕赛马中果敢地处理了意外事故，心甘情愿地把荣誉让给了别人。

　　大为那时是画西画的(改为国画是他考上中央美院以后的事)，我编的这个故事因为有蒙古袍，有马，有男生女生有那达慕大会，他用构图、造型和色彩营造出变化多端、绚丽多姿的画面，凸显了浓重的民族特色。

　　这本小人书在1975年8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就印了556786册。想象着至少有55万个小学生手里翻阅这本书的情景，我们很是得意了一阵子。后来北京的外文出版社发现了这本书，要去了画稿原作，译成了英、德、日等版，印成大开本画册。看着我们的书名、作者名被译成形形色色的西洋字母，虽然念不出声来，却也享受到了“世界发行”的殊荣。我的东乌旗蒙古朋友长明见到我时笑着说：“我看了你的新编龟兔赛跑，你真能整!”我愣了一下，迅即明白了他的戏谑，相对哈哈大笑。

　　文化大革命过时了，而雷锋精神据说价值长存。几十年一晃已成过往，我到了只剩下怀旧的年龄，而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正如日中天。前几天他妻子因整理刘大为年表，找不到《小骑手》这本书，我给他邮了一本内蒙版的和一本德文版的，我想大为“回首来时路”，也许会想起成名前的那段时光吧。

　　滑囯璋 2009年3月28日《呼和浩特日报》

恨书

admin — Sat, 21 Jan 2012 21:28:41 +0000

　　写下这个题目，自己觉得有几分吓人。书之可宝可爱，尽人皆知，何以会惹得我恨?有时甚至是恨恨不已，恨声不绝，恨不得把它们都扔出去，剩下一间空荡荡的屋子。

　　显而易见，最先的问题是地盘问题。老父今年九十岁了，少说也积了七十年书。虽然屡经各种洗礼，所藏还是可观。原先集中摆放，一排一排，很有个小图书馆的模样。后来人口扩张，下一代不愿住不见阳光的小黑屋，见“图书馆”阳光明媚，便对书有些怀恨。“书都把人挤得没地方了。”这意见母亲在世时便有。听说有位老学者一直让书住正房，我这一代人可没有那修养了，以为人为万物之灵，书也是人写的，人比书更应该得到阳光空气，推窗得见的好景致。

　　后来便把书化整为零，分在各个房间。于是我的斗室也摊上几架旧书，列子、抱朴子、亢仓子、淮南子、燕丹子……，它们遥远又遥远，神秘又无用。还有《皇清经解》，想起来便觉得腐气冲天。而我的文稿札记只好塞在这些书缝中，可怜地露出一点纸边，几乎要遗失在悠久的历史的茫然里。

　　其次惹得人恨的是书柜。它们的年龄都已有半个世纪，有的古色古香，上面的大篆字至今没有确解。这我倒并无恶感。糟糕的是许多书柜没有拉手，当初可能没有这种“设备”(照说也不至于)，以至很难开关，关时要对准榫头，关上后便再也开不开，每次都得起用改锥(那也得找半天)。可是有的柜门却太松，低头屈身，找下面柜中书时，上面的柜门会忽然掉下，啪的一声砸在头上，真把人打得发昏。岂非关系人命的大事!怎不令人怀恨!

　　有时晚饭后全家围坐笑语融融之际，或夜深梦酣之时，忽然一声巨响，使人心惊胆战，以为是地震或某种爆炸，惊走或披衣起来查看，原来是柜门掉了下来!

　　其实这些都不是解决不了的问题，只因我理家包括理书无方，才因循至此。可是因为书，我常觉惶惶然。这种惶惶然的感觉细想时可分为二，一是常感负疚，一是常觉遗憾。确是无法解决的。

　　邓拓同志有句云：“闭户遍读家藏书。”谓是人生一乐。在家藏旧书中遇见一本想读的书，真令人又惊又喜。但看来我今生是不能有遍读之乐了。

　　不要说读，连理也做不到。一因没有时间，忙里偷闲时也有比书更重要的人和事需要照管料理。二是没有精力，有时需要放下最重要的事坐着喘气儿。

　　三是因有过敏疾病，不能接触久置积尘的书。于是大家推选外子为图书馆馆长。这些年我们在这座房子里搬来搬去，可怜他负书行的路约也在百里以上了。在每次搬动之余，也处理一些没有保存价值的东西。一次我从外面回来，见我们的图书馆长正在门前处理旧书。我稍一拨弄，竟发现两本《丛书集成》中的花卉书。要知道《丛书集成》约四千本一套的啊!于是我在怒火上升又下降之后，觉得他也太辛苦，哪能一本本都仔细看过。又怀疑是否扔去了珍贵的书，又责怪自己无能，没有担负起应尽的责任，如此怨天尤人，到后来觉得罪魁祸首都是书!

　　书还使我常觉遗憾。在我们磕头碰脑满眼旧书的居所中，常常发现有想读的或特别珍爱的书不见了。我曾遇一本英文的杨子，翻了一两页，竟很有诗意。想看，搁在一边，也找不到了。又曾遇一本陆志韦关于唐诗的五篇英文演讲，想看，搁在一边，也找不到了。后来大图书馆中贴出这一书目，当然也不会特意去借。最令人痛惜的是《四库全书》中萧云从离骚全图的影印本，很大的本子，极讲究的锦面，醒目的大字，想细细把玩，可是，又找不到了!也许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据图书馆长说已遍寻无着——总以为若是我自己找，可能会出现。但是总未能找，书也未出现。

　　好遗憾啊!于是我想，还不如根本没有这些书，也不用负疚，也没有遗憾。

　　那该多么轻松。对无能如我者来说，这可能是上策。但我毕竟神经正常，不能真把书全请出门，只好仍时时恨恨，凑和着过日子。

　　是曰恨书。

　　1985年10月19日

　　作者:宗璞(1928～)作家。女。原名冯钟璞。笔名绿蘩、任小哲等。北京人。1946 年入南开大学外文系， 1948 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51 年毕业，分配在政务院宗教事务委员会工作。1953 年调中国文联研究部，后调《文艺报》工作。1948年发表小说处女作《A·K·C》。著有长篇小说《南渡记》，中篇小说《三生石》，散文集《丁香结》等。

卖书

admin — Sat, 21 Jan 2012 21:26:36 +0000

　　几年前写过一篇短文《恨书》，恨了若干年，结果是卖掉。

　　这话说说容易，真到做出也颇费周折。

　　卖书的主要目的是扩大空间。因为侍奉老父，多年随居燕园，房子总算不小，但大部为书所占。四壁图书固然可爱，到了四壁容不下，横七竖八向房中伸出，书墙层叠，挡住去路，则不免闷气。而且新书源源不绝，往往信手一塞，混入历史之中，再难寻觅。有一天忽然悟出，要有搁新书的地方，先得处理旧书。

　　其实处理零散的旧书，早在不断进行。现在的目标，是成套的大书。以为若卖了，既可腾出地盘，又可贴补家用，何乐而不为。依外子仲的意见，要请出的首先是《丛书集成》，而我认为这部书包罗万象，很有用;且因他曾险些错卖了几本，受我责备，不免有衔恨的嫌疑，不能卖。又讨论了百衲本的《二十四史》，因为放那书柜之处正好放饭桌。但这书恰是父亲心爱之物，虽然他现在视力极弱，不能再读，却愿留着。我们笑说这书有大后台，更不能卖。仲屡次败北后，目光转向《全唐文》。《全唐文》有一千卷，占据了全家最大书柜的最上一层。若要取阅，须得搬椅子，上椅子，开柜门，翻动叠压着的卷册，好不费事。作为唯一读者的仲屡次呼吁卖掉它，说是北大图书馆对许多书实行开架，查阅方便多了。又不知交何运道，经过“文革”

　　洗礼，这书无损污，无缺册，心中暗自盘算一定卖得好价钱，够贴补几个月。

　　经过讨论协商，顺利取得一致意见，书店很快来人估看，出价一千元。

　　这部书究竟价值几何，实在心中无数。可这也太少了!因向北京图书馆馆长请教。过几天馆长先生打电话来说，《全唐文》已有新版，这种线装书查阅不便，经过调查，价钱也就是这样了。

　　书店来取书的这天，一千卷《全唐文》堆放在客厅地下等待捆扎，这时我才拿起一本翻阅，只见纸色洁白，字大悦目。随手翻到一篇讲音乐的文章：“烈与悲者角之声，欢与壮者鼓之声;烈与悲似火，欢与壮似勇。”作者李磎.心想这形容很好，只是久不见悲壮的艺术了。又想知道这书的由来，特地找出第一卷，读到嘉庆皇帝的序文：“天地大文日月山川万古昭著者也。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经世载道，立言牖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大矣哉!”又知嘉庆十二年，皇帝得内府旧藏唐文缮本一百六十册，认为体例未协，选择不精，命儒臣重加厘定，于十九年编成。古代开国皇帝大部从马上得天下，以后知道不能从马上治之，都要演习斯文，不敢轻渎知识的作用，似比某些现弋人还多几分见识。我极厌烦近来流行的宫廷热，这时却对皇帝生出几分敬意，虽然他还说不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样的话。

　　书店的人见我把玩不舍，安慰道，这价钱也就差不多，以前官宦人家讲究排场，都得有几部老书装门面，价钱自然上去。现在不讲这门面了，过几年说不定只能当废纸卖了。

　　为了避免一部大书变为废纸，遂请他们立刻拿走。还附带消灭了两套最惹人厌的《皇清经解》。《皇清经解》中夹有父亲当年写的纸签，倒是珍贵之物，我小心地把纸签依次序取下，放在一个信封内。可是一转眼，信封又不知放到何处去了。

　　虽然得了一大块地盘，许多旧英文书得以舒展，心中仍觉不安，似乎卖书总不是读书人的本分事。及至读到《书太多了》《读书》杂志1988 年7月号)这篇文章，不觉精神大振。吕叔湘先生在文中介绍一篇英国散文《毁书》，那作者因书太多无法处理，用麻袋装了大批初版诗集，午夜沉之于泰晤士河，书既然可毁，卖又何妨!比起毁书，卖书要强多了，若是得半夜里鬼鬼祟祟跑到昆明湖去摆脱这些书，我们这些庸人怕只能老老实实缩在墙角，永世也不得出来了。

　　最近在一次会上得见吕先生，因说及受到的启发，吕先生笑说：“那文章有点讽刺意味，不是说毁去的是初版诗集么!”

　　可不是!初版诗集的意思是说那些不必再版，经不起时间考验的无病呻吟，也许它们本不应得到出版的机会。对大家无用的书可毁，对一家无用的书可卖，自是天经地义，至于卖不出好价钱，也不是我管得了的。

　　如此想过，心安理得。整理了两天书，自觉辛苦，等疲劳去后，大概又要打新主意。那时可能真是迫于生计，不只为图地盘了。

岑桑:焚书记

admin — Thu, 29 Dec 2011 03:24:06 +0000

　　父亲没有给我留下什么“余荫”，我只继承了他的一窝书。不过，这也是够我受用的了。我很早就发觉，人对物质的需要是不必太多的，很容易便可以满足;而精神上、心灵上的需要却很多很多，仿佛无穷无尽。我从父亲遗下的几大柜书中尝到了许多滋味，得到不少乐趣。我感谢它们。

　　共和国成立之初，在省城成了家，用两只小艇把大部分藏书运到城里。

　　小家庭一厅两房，书把四十平方米居住面积的将近一半占去了。十余年之后，书越聚越多，只好搭阁楼容纳它们。同住的丈母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不想我搬到骑楼底住宿，你就别再买书了!”1966 年暑热天时，“文化大革命”以泥石流一般的声势铺天盖地而来，我被自己写的几本书所累，一夜之间，便成了十恶不赦的“牛鬼蛇神”。勇士们来扫“四旧”，一轮冲锋，把我家几乎所有的藏书都塞进了早已有所准备的十几个大麻包袋，由七八部三轮车运走了。临走时，群勇之首狠狠地对我威吓：“我们还要再来的，要是发现你还有匿藏不交的‘四旧’，哼，后果自负!”

　　勇土们百密尚有一疏，我的两箱放置在阁楼暗处的线装善本书，居然逃过了他们的金睛火眼。我为之高兴了不到三秒钟，便立即被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所镇住了。我深信勇士们会再来(后来事实果真如此)，那两箱书将会加重我的罪名，使我受更多的皮肉之苦。为了害怕难以想象的“后果”，我决定烧掉它们以灭“罪证”。已是三个稚子的父亲，是需要往深处想的。

　　烧书之举，在抄家的当晚进行。我把那两箱书搬进了湫隘的厨房，待家人全都睡下了，便把厨房的门窗紧闭，开始行动。真是难以叙述第一下撕书时的心情，我觉得自己亵渎了神圣，忤逆了先人，也辱没了自己。当我划着火柴点燃那第一束撕下来的书页时，那深重的犯罪感，叫我双手都发抖了。

　　烧书是不能操之过急的，只能逐几页撕下来，待火焰将要熄灭的时候将之重新点燃。我搬来小板凳，耐心地、适时地把一束束书页投进烧得滚烫烫的洋铁皮桶里。火光熊熊，使那狭小的厨房里本来已经够高的温度变得更加令人难受。烟灰在膨胀的空气中飞舞，呛着我的鼻孔，粘在我裸露的腹背，有的还扑进了眼睛。

　　我伤心地烧我的书，一本接着一本。对着那摇曳不定的火光，我透过朦胧的泪眼仿佛看见父亲那消瘦憔悴的颜容，他凝视着自己曾用红圆珠笔圈圈点点的书本，看它们在火焰中怎样逐一化为灰烬，深陷的双目现出哀伤的神色……

　　我哭了。先是泪流满脸，嘤嘤而泣，终于禁不住嚎陶大哭起来。小厨房门窗紧闭，外面谁也不知道厨房里有一个让烟灰迷糊了泪眼的人。

　　我边哭边烧我的书，每当洋铁皮桶里的灰烬积得差不多了，我便把它倾进厕槽，用水冲掉。有一次由于灰烬积得太多，淤塞了厕槽，我只好用手把厕槽挖通，才得以继续我那日后每逢想起都难免为之泫然的操作。

　　就这样，我在那由书页幻化成的火光中，在烟灰的飞舞中，在烤箱一般酷热的小厨房里度过了难忘的一夜，直到曙光初临的时分才完事。我长舒了一口气，推开临街的窗户，让蒸腾的热气散发出去，然后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罪证”消灭了，我如释重负。可是当我看见那两个制作精致的木箱已变得空荡荡，沉重的犯罪感便又立即像铅块一般曳坠在心头。我后悔、内疚，责怪自己为什么慌张得不去选择另一本来并非不存在的余地，而偏偏要出此下策。然而，灰飞烟灭，一切都来不及了!

　　那两个木箱中的一个，后来改装成为我家那部老爷衣车的盖子，一直使用至今。每逢看见那个不伦不类的衣车盖子，心中便条件反射似地有被刺了一下的感觉，那痛感并不因为业已事隔二十多年而稍稍有所消灭;正像每逢想起那个难忘之夜的情景总还是刀刻一般清晰那样。

　　人生难免有几件怎么也忘不了的往事，回眸那个伤心的夜晚，那些在热腾腾的空气中飞舞的烟灰，仿佛还粘住我大汗淋漓的躯体，迷糊了我泪水盈眶的眼睛。

　　作者:岑桑(1926～)散文家。广东顺德人。著有杂文集《二十世纪的野蛮人》、《巨人和狼》，中篇小说《巧环》，散文集《当你还是一朵花》等。

我的第一本书

admin — Thu, 29 Dec 2011 03:21:36 +0000

　　我的第一本书是短篇集，书名叫《高高的白杨树》，和现在的青年作者出书的情况相比，我那时就要幸运得多了。那时虽然茅盾先生已经推荐过我的《百合花》，但到底我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编辑，可是，当时上海文艺出版社似乎没有多大的疑虑，立即拍板与我签了合同。为此我感谢他们，向上海文艺出版社一鞠躬!同时我愿在此揭露一个小秘密，我曾经为我的第一本书做过许多梦，而重复出现的一个梦，是我一手抱着我那本书，一手抱着我的小女儿(大女儿已经不是一只手可以抱得动了)，脚下是我的丈夫。

　　为什么脚下是丈夫?因为我在南京军区文工团创作室的时候，那时我们那个创作室里有黄宗江、沈默君、刘川、陈真等同志，都是大作家，而我算是老幺。我丈夫是创作室的主任，非常明显，他最看不起的是我。在创作人员几乎全体都从南京去上海观摩的时候，就多我一个，不让我去，说是避嫌，实际上就是看不起，意思很明白，你茹志鹃去观摩也是白观摩。这件事对我的自尊心伤得太厉害了，使我久久不能忘记，总想有朝一日，我一书在手，非要你在我脚下照相。没想到1958 年，我的书还未出来的时候，我丈夫王啸平却真的已打倒在地，变成右派了，可上海文艺出版社还是出版了一个右派分子老婆的书，为此我向他们再鞠一躬!书出来后，尽管我家庭遭到这样的不幸，但在国庆十周年的假期中，我还是用这笔稿费带领了全家，还请了我三哥、四哥、四嫂、侄儿，一起玩了杭州。这是我度过孤苦童年的地方，在杭州长大的我，却从没游过西湖，我用这笔稿费也算荣归了一次，也给戴了“帽子”的丈夫散散心。为此我向上海文艺出版社三鞠躬!礼毕，再讲两件同出版社和我这本书不无关系的小事。第一件，记得那时身上带了几百元的稿费，好像是一笔用之不尽的巨款，八九个人住宿吃用之后，掐指一算，大惊失色，我们竟然没了回程的路费。在万分尴尬的情况下，竟自跑去学士路敲开了方令孺先生的大门，向她借了两百元，一行人才舒舒服服回到上海，结束了这次难忘的旅游。回来后，当然立即寄还了方先生的钱。还有一件，“文化大革命”中，我的书都作为封资修的货色，论斤卖了，手头边一本也没了，扫除得干干净净。然而，尽管“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而读者却始终没有忘记我，一位姓洪名宜宾的读者，用一张毛主席坐在窑洞里写字的画像作为包书纸，将《高高的白杨树》包好，在1980 年7 月18 日送给我作为纪念，这件礼物可谓珍贵了，这纪念的意义关系到作者、读者，也还有当初出版这本书的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流光如矢。想起了这桩桩件件，使我肃然起敬，向你们致敬，愿你们像当初培养我那样，培养今天的青年作者，向你们三鞠躬，这里面有你们也有我们，这纪念是共同的，不过源头是你们。

　　作者:茹志鹃(1925～)小说家。女。浙江杭州人。1943 年参加新四军，入苏中公学学习，后历任苏中军区前线话剧团演员、华东军区文工团创作组副组长等职。1960 年开始专业创作。有小说集《高高的白杨树》、《百合花》等。

《茶馆》前后

admin — Wed, 26 Oct 2011 10:44:38 +0000

　　前辈作家大都在他们的青年时期，20 年代尤其是30 年代，达到了他们自己的写作高峰，不少作品成了他们终生的代表作，有的还成了那个时期的标志。
　　建国以后，前辈作家又大都正在盛年，或前点或后点都应是写作行业的丰收时期，又大都积极到点到为知，若从经历种种运动的精神来看，可以说做从善如流。
　　四十多年过去了，前辈先后安息了。我们后来人也年事日增，见的世面日多，头脑不免冷静起来。觉得前辈作家后期的努力，极少超过前期的成就。
　　有的显然滑坡，不能自拔；有的间有佳作，终不成气候。有读万卷书，有行万里路，有二者得兼，兢兢业业，付之东流。
　　研究家们和作家一样糊涂，近年可以看得清楚了吧，也还难说。倒是有一些作家自身一己的反思，触目惊心。
　　老舍先生有例外的壮举，那是话剧剧本《茶馆》。有人恭维老舍是“劳动模范”，他紧密配合运动，主动完成任务。有人称赞老舍先生“不避败笔”，写了不少不能再演的剧本，不堪再读的文章。可是，忽然，出了个《茶馆》。
　　《茶馆》是他个人漫长创作生涯中的高峰，也是五六十年代剧作界的高峰，是前辈作家中少见的后期超过前期的高峰，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诸多艺术家通力合作，导演表演都上了高峰。这高峰那高峰，成了北京人艺的保留节目，老人艺的风格发挥极致的王牌剧目。
　　因此，《茶馆》的出现，有好些个叫人思索的方面。
　　比方说，这高峰那高峰的作品，却是全世界只有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独家演出。据说，也有别的剧院剧团想演来着，都没有演成。有一个电影演员剧团，算是业余演话剧，排过，在郊区剧场演过一两场。仅此而已。
　　那么这是“阳春白雪”了？可是北京人艺屡演不衰，不见得曲高和寡。
　　曹禺先生最初的代表作《雷雨》，当然也是高峰作品。在舞台上演了半个多世纪。大剧院小剧团，连中学校都可以演出，一上演差不离的都可看。
　　那么是“下里巴人”了？若论题材，偏偏《雷雨》写的是高层——可称贵族家庭。《茶馆》则是市井社会，三教九流。把这两个高峰放在一起，去侃雅俗之分与之共之事，且有得侃够。但这里只“点到为止”，暂时还有些别的题目要做。
　　偶听康濯说起，开国之初，老舍从美国回来不久，一天，和作家协会几位负责人一起（康濯一一记得名姓），在北京饭店楼下客厅接待外宾。外宾走后，讲究喝茶的老舍指着茶水说，刚喝出味儿来，稍坐坐，聊聊（当时还没有作兴侃字）。品茶中间，可能就是由茶引发思路，老舍说起他在美国看了个戏出来，是夜里，是异国的马路，忽然想起古老中国的一个戏剧场里，可就一场，过后怎么也构不成一个戏。康濯的记性还是不错的，说，这场戏就是后来《茶馆》的第一幕。
　　过不多久，全国首次选举人民代表，因是“破天荒”，搞了个小小的叫做普选的宣传运动。论意义，不应当说“小小”，说它“小小”，是不整人，没有多少“过节过板儿”。
　　人说老舍不论大小运动，都积极配合，是写作行中的紧跟快手。这话也对也不对。他主张“文武昆乱不挡”，一段曲艺，一首顺口溜，一篇表态的千字文，用来“配合”各种大小运动。若写一台话剧，那是大作品，好比小说中的大部头。“三反”“五反”，反胡风，反右，反右倾，这些反字号的都是大运动，老舍没写过剧本。“普选”的运动“小小”，他欣然来写话剧，提起放下不罢休。
　　最初是以天津工商业家凌其峻一家为基础，派人帮着采访，向他汇报“素材”。
　　这个做法，有以为是“好莱坞方式”，那么是资本主义的，是右了。否，在极左时候，此法由“方式”升为“方向”，叫做三结合，即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
　　前边把“雅”与“俗”的“难解”先放过一边，这里也得把“左”与“右”的“难分”先放下。
　　话说初稿写了出来，叫做《一家代表》，交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时候，“小小”运动已经过去了，别的大运动已露苗头，配合宣传告吹。剧院也曾开排，没劲，收了。这个稿子都写了些什么，现在大家印象模糊。和凌家原型有多少关系，也不清楚。
　　老舍主张天天写，写半天，哪怕写五百字，没有可写的也要硬写。因此，他常改废稿，过段时间再拿出来。这大概是没有可写的时候干的活吧。从前茶馆里贴着条子：“莫谈国事”，现在让人民来参政议政。这个思想没有放弃过。因此推测《一家代表》的稿本，也可能还会修改，或是改写。
　　有天，北京人艺的几位艺术家，在老舍那里看见一个本子。老舍把一些还没有完成的东西，或是一些想法与艺术家们商量，这种事情是有的。这一次艺术家们看见的是什么东西，事隔多年，记忆不一。但有一样，记得其中一场戏极好，希望老舍就这一场戏，写成一个剧本。
　　这一场戏，就是后来的《茶馆》的第一幕。
　　据说，《茶馆》初排时，第一幕东一句西一句，左一下右一下，导演十分为难。后来总导演焦菊隐精心调度，忽然浑然一体。多彩而不杂乱，节奏明快又一气呵成。
　　这东一句西一句的，是北京语言的精华，这左一下右一下是近百年京都生活的沉淀。所有这些，又都储存在作家心里，如酵如包饧许多年头，这才出现高峰。这高峰那高峰其实高就高在第一幕，后边两幕是由第一幕而来，托着衬着第一幕构成一个戏。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遇着多少周年，作纪念演出，把保留剧目各个演一场一段的时候，《茶馆》是整第一幕，不能够小段，不必要全堂。很对，这里是高峰之巅，就在这里，可穷千里目，可览众山小。
　　《茶馆》初演前夕，彩排时节，周恩来总理到剧院来看了排练，提了些意见。大家说这个戏是按历史时期写下来的，但时期的选择不够典型。应该是“五四”、1927 年大革命、抗日、解放战争。讲完之后又连忙告诉大家，不要忙着告诉老舍，要讲还是他自己去讲，怕一传达倒不清楚了。这些话不只一两个人记得，老舍夫人的回忆文章中也提到。
　　这样，就没有发生人仰马翻、连夜打补钉的情况。戏，如期上演。
　　如若照着修改，首当其冲的还是第一幕。要写1919 年或1927 年，以政治事件为核心。总理威信高，有口皆碑。这样高层的领导，自身有戏剧经历，很难得。提个意见又是商量，不是行政命令，不“我说了算”。这当然是很好的作风。因此可以设想，如果在写作之中，或在排练之初听到了这个意见，作家艺术家们会自觉自愿的奔赴这个命题，围绕这个意图，完成这个任务……
　　第一幕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作家烂熟的血肉有的上不去了，努力啃起心中无数的骨头来了。
　　这是推测。是不是完全架空的呢？不妨看看诸大手笔的无米之炊。思想文艺自有规律。
　　有许多好条件，第一是好，第

名著选读

admin — Thu, 20 Oct 2011 06:10:47 +0000

　　焦菊隐在北温泉学校里教的课是“名著选读”。当时他有著作，有译作，已有名望。不过话剧导演方面，还没有得到“用武之地”。
　　他不住在学校里，每个月来一趟，把课时集中在两三天内。个子瘦高，背微驼，戴眼镜，衣服单薄，料多布草，又带出旧色，一副“抗战期间，一切从简”的书生模样。有的老导演如史东山，总还有老底子的“行头”。明星郑君里那一身黑皮衣裤，五十来年后的现在穿出来，还算得“新潮”——倒不是人家超前半个世纪，实是时装方面“法轮常转”也。
　　焦菊隐留学欧洲，归国后办过戏校，听说也阔过。不过当时在重庆，的确穷居陋巷。有同学去过他的住处，敲门无声，推门进去，无人，亦无长物。
　　桌上压着张条子，是留给同住朋友的，大意是：怀沙，抽屉角落上还有×元×角，你拿去买“锅魁”吃……同学凄然退出。“锅魁”乃川式烧饼，无芝麻，无油盐。若佐以一块榨菜，或一“小脚”包花生米，是流亡学生饿一日后的美食。
　　他的“名著选读”的教法：手执外文“名著”一本，挑“选”一段“读”出来，出来的是北京口白，以后讲解赞叹。是翻译并评注法。
　　赞叹每古主位，神情容易激动，有脸现潮红的时候。史东山、郑君里上课，和学生交谈交流。梁实秋不交谈不交流，只滔滔不绝他说他的，如入无人之境，可又丰富中听。焦菊隐也不交谈，但学生发出笑声赞声，他会兴奋起来，他需要反应。
　　兴奋中，会说些“闲文”，少不了言过其实的传说。比如说向交通警问路，英国警察用手指指，难得出言。法国警察详细说明，有时候还把警棍往胳肢窝里一挟，掏出地图来指点，街上汽车停了一半……学生中有认真的，倒叫流亡学生笑了起来。
　　后来，焦菊隐和一女学生恋爱同居，中间有些波折，也有些轰动。流亡学生大多以为意料中事，“没得啥子”。再者，此事耳闻而已，不能够目睹。现在理应从略。
　　大专学校里，先生与学生之间，有“跟”字一说，虽不普遍，但直到现在也还是有着，某个学生“跟”某个先生，这个学生就与一般学生不同，成了某个先生的“入室弟子”。跟有学业上的跟，有事业上的跟，有“饮食业”上的跟，或者兼而有之。学业上的跟是读书人“传授衣钵”的本等正宗。世事艰难，别的跟也无可厚非。
　　有一位同学跟上焦菊隐先生，有时候小声告诫别的有点名堂的同学说：焦先生脾气不好，下了课少到他房间去。
　　这个同学跟着焦菊隐搞起个出版社什么的，拎起个皮包，像煞皮包公司。
　　后来闹翻了，原由不大清楚，可能是经济上的事，总之，不欢而散。
　　50 年代之初，“热、烈、欢、迎”焦菊隐进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开始了他的导演事业。后来是总导演，后来是权威。确有开创，有建树，有典范。
　　第一个得到轰动效应的演出，是老舍的《龙须沟》，但导演与剧作家的合作中，有争执。老舍窝火说：“我不懂戏剧。”也还见之文字。
　　可是后来老舍的重要剧作，也还是焦菊隐执导。到了《茶馆》的几经起伏的完成，剧作、导演、演员都上了高峰，是“北京人艺”的独放光彩的剧目。焦菊隐的功劳不小吧，但剧院“外人”不大知道，“外行人”看戏更只看演员。
　　且说那位不欢而散的“跟”学生，60 年代，一事无成来到北京。物换星移，时过境迁，学生叩门拜访先生，夫人出来接待这位寒酸老同学，说：先生不在家。客室小坐片刻，学生看见焦菊隐人从另一屋出来，大大方方穿过院子，略不旁顾，只管出门上街了。
　　老舍最后的日子是个研究题目，文章一写再写都值得。焦菊隐的晚景：孤身住小屋，不谈艺，不看书——说是眼睛坏了。每天只拎个菜篮子，上趟街。还没有文章写一写这个，不知道这位大师级的艺术家，垂垂实未老时，独自闷在暗室里，做什么？想什么？
　　他最后一次正式发表文艺上的意见，可能是对刘厚明执笔的剧本的看法。那是“文革”后期，1973 或1974 年吧。那个剧本写近郊一位农村干部，村里盖了不少新房子，他还是住“长工屋”，一分钱掰两半花，有病硬抗等等。说刘厚明执笔，不说写，实因当时作兴写成一条稿，交把大家讨论，根据几十条意见，改写二稿，如此六七稿时，刘厚明叹道：“我自己的话一句也没有了。”
　　嘴里如含着酸水，脸不是脸，啼笑皆非的模样。
　　这个戏还是在几十条意见中排练起来了，彩排那天，叫——不是请，原总导演焦菊隐来看看。焦菊隐已解除打扫卫生的劳动。附带说几句，焦菊隐使墩布擦楼梯的时候，十分认真，一级一级力求干干净净。现在有不少文章，说到当年的知识分子通阴沟扫厕所，越是高级名家越给脏活，做起来还越尽心尽力，有拿有限的生活费自买工具的，有“发明”小工具自己制造了，去掉陈年污垢的。现在都是佳话了。不过试想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呢？存不存着悠悠沉沉浑浑沌沌的历史负担呢？
　　焦菊隐看了彩排，发表意见说：“批判现实主义。”
　　刘厚明困惑了，叹道：“焦先生这么大学问，怎么说出这个话来！这个戏照着三突出，突出了又突出，还会是批判现实主义？”
　　厚明也是老实人，没有想着古人不止一个“谁在梦中”的故事。现在他们若是相遇在九泉，谈一谈何如。

文/林斤澜

我是怎样写《鄂尔多斯草原》的

admin — Fri, 19 Aug 2011 18:27:27 +0000

　　1942 年的2 月下旬，陇南棕黄色的山野开始透出春意。我独自梦游般跑到学校（专收战区流亡学生的一个中学）附近的荒山项上，花了半天的时间，跑马似的写了一首近四百行的诗《鄂尔多斯草原》，第二天就投寄桂林的《诗创作》，几个月之后发表了出来。当时，连我朝夕相处的几个朋友也不晓得我写了这么一首诗。我闭口不谈，像一个羞涩的秘密藏在心里，我怀着灼热的希望与优虑，翘盼编者的回音。我一反常态，变得沉默寡言。这首诗仿佛从我生命内部爆发出一束火光，带走了我的灵魂，虽然表现上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那个耸起的荒秃秃的山头上，有一个村庄，当地人叫李广故里。李广小时候从这个山头，曾经把对面山上的一只老虎射穿了心胸，他跑去看，原来不是老虎，是一块卧石，被他射穿。从山上远望，安静、荒凉、旷远，我的心境与这片山野的景象十分的协调，确是个理想的诗的发射场地。我把生命化为燃料与动力，全部投入这次创作活动。
　　几十年来，不少人问我是怎样写出这首诗的，他们以为我一定在那个草原上生活过好久，我说我从来没有去过，谁都不相信。没有去过怎么能虚构得那样的具体，那具有可触性的情景与形象是如何获得的？不可理解。对我来说，一点不奇怪，虽然只闪电般用半天时间写了出来，但这首诗的情境，在我的生命里却孕育了不下十年。我当时刚十八岁，也就是说，从童年起，我的生命中就有了这首诗的青嫩的胚芽。我难道真实吗？
　　需要从我的家族和童年的生活环境谈起。我的童年少年是在雁门关里一块贫瘠的土地上度过的，经常看见从蒙古草地来的拉骆驼的老汉，背抄着手，牵引着一串骆驼，叮咚叮咚从材边经过，至现在我还记得起骆驼队身上发出的那种特殊的热烘烘的气味。那种气味，凝聚在我的心灵里，一生一世不会消失。我的祖先是蒙古族，小时候家里有一口明晃晃的七星宝剑，说是祖传下来的。我白天扮作武士玩它，夜里压在枕头底下。这口剑，用手弹拨，能发出嗡嗡的风暴声。它是我的远祖在辽阔的草原上和征战中佩带过的，剑口上有血印。我曾祖父曾在鄂尔多斯一带生活过半辈子，祖父也在那里呆过。
　　我家有不少乌黑发亮的黄羊角，还有厚厚的有图案的毡子，像拇指大小的铜佛，处处遗留着民族的痕迹。我们村子里，有一半人家都有走口外的人，有经商的，大半当牧羊人，不少人死在草原上，不少人临死之前才拼死拼活返回故乡。我的姐夫在外蒙古草原上为庙主牧放了十年牛羊，中年回乡娶了我姐姐；他信佛，极会讲故事，为我讲过他的许多神奇的经历。我的邻居每年冬天总有从口外回来的，粗糙而紫红的脸庞，一摇一晃，腿部带点罗圈的走路的姿态，镶金边的皮帽（我小时候也戴着一顶），浑身发散出浓重的羊膻味道。有人冻掉了耳朵，有人前胸后背市满狼抓的伤疤，有人手指、脚趾不全，有一个我叫他“秃手伯”的，双手从手弯齐楂楂冻落，他把两只变黑的手从草地上带回家，埋在祖坟地里。“秃手伯”为全村挑水，他绘声绘色地为我讲述了许多草地上的情景。说黄昏的沙漠像血海，太阳比关内的大几倍。
　　我的童年伙伴中，长到十二三岁时，有几个已跟随大人奔口外去了，五年十年之后才回家成亲。我们村里许多人会讲蒙古话，我小时候也能说几句。因此自小我就觉得蒙古草地是养育一代一代乡亲的地方。尽管给人带来了不幸与灾害（村里有许多守寡的女人），但那广阔的草地仍然令人神往。草原牧歌对我有着强烈的诱惑力。
　　为什么我突然写这首诗呢？1942 年初，皖南事变后，我和几个好朋友不愿在学校读书，悄悄地商议奔陕北去，我们几个已凑了点盘缠，暗中计划着启程的日子。事情终于被我父亲（他在中学教课）发觉，说死不准去，说路上会被国民党特务捕杀。计划落空了。《鄂尔多斯草原》这首诗就是在我们准备奔延安之前写的。我不敢明明白白写陕北，写了离陕北不远（其实并不近）的鄂尔多斯，这片亲切的草原，我自小神往。历史的和现实的感情在我的心胸里交融、奔腾。如果没有投奔陕北的理想鼓舞我，潜藏在生命内部的童年少年的诗的情愫，也就不会引爆起来。
　　从1940 年起，我练习写诗，创作的准备很差，只在陕甘两省影响不大的报刊上发表过几首幼稚的小诗，有两首是写草原的。那时我把宽阔的草原当做充满浪漫色彩的理想境界，这多少反映了一点国统区生活的苦闷，总想奔向一个新的天地。我那时的文学修养相当浅薄，吸引我和几个朋友的诗集只有艾青的《北方》，田间的《呈在大风砂里奔走的岗位们》，还有《七月》、《抗战文艺》、《文学月报》等刊物上的一部分诗。明显地对《鄂尔多斯草原》有影响的诗主要是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不难看出《鄂尔多斯草原》的抒写手法，受了这两首诗的启迪与感染。艾青诗的那种深沉、忧郁而凝重的情调，与当时祖国、民族、个人的命运十分一致。在我稚弱而苦闷的心灵上，蒙古草原似乎冥冥之中能给我以雄浑的力量，成为诱惑力极强的梦境。这种梦境又掺入了许多朦胧的理想的成分，因此，它只能说是我的鄂尔多斯草原，与真实的鄂尔多斯草原并不是同一的。
　　这首诗的情调沉缓，有点像黄昏或深夜骆驼的铃铎的声音。平漠的大草原上，我总觉得没有崛起的山脉，是那样的宽阔而舒展，大雁都是飞一天才能找到一个宿夜的青色的湖淖。因而这首诗的视野广阔，追求油画的效果，而不是雕塑的。我没有去过那陌生的草原，无法写实，我是一边写，一边开拓我的诗的境界。写完之后，我的灵魂许久飘荡在那片亮着（哭红的眼睛似的）羊脂灯的草地上，写到那些在风砂中奔波的旅人，我的面前就出现了故乡的亲人：没有见过面的曾祖父、秃手伯、拉骆驼的老汉……，写到狼嗥，就想到我们村里那个满胸膛爪痕的牧羊人。诗里出现的情景，都萌发于我的童年与少年的生活。诗里有这么一节：
　　滚滚的黄河
　　在北中国
　　寂寞地湍流着
　　琥珀色的泪痕，
　　象古骑士扔下的一张长弓
　　静静地
　　躺在草原上。
　　这种舒缓的情调，有意无意地带着马头琴的韵味。我的故乡有一个邻居，几乎天天夜里坐在门槛上拉马头琴，他是个摔跤能手，在草地生活过半辈子。
　　“琥珀色的泪痕”这个形象并不是凭空臆造的。对黄河的描述，我倒是有点实感的。1937 年12 月，我从风陵渡坐木船到对岸的潼关。不慎，掉落到滚滚的黄河中，幸亏我水性好，没有溺死，最后由一位老水手救起。当我挣扎在混浊的浪涛中，黄河的颜色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十分恐怖，确有点像琥珀的光泽。那混浊的波浪，严然是老虎的斑纹。后来几十年中我又见过不下几十次黄河，都是暗黄色的，一次也没有“琥珀色”的感触。黄河流经河套时，好似一张巨大的长弓，我写作“骑士”扔下的，这形象与草原特定的历史和生活有关联，且带有明显的凄凉的滋昧与民族的悲哀。这样描写黄河，只有描写河套一带恰当。描写黄昏的草原和太阳时，诗里那派红色的风景，回忆起来，想是“秃手伯”为我讲述草原风光的回照，我把黄昏的太阳描绘为“紫红的大火堆熄灭了”，衬托出草原的寒郁与黑暗。所有这些细节，都浸染着我的十八岁生涯全部的青春的血气。
　　这实际上是我的第一首诗，为了写它，调动了我的相当贫乏的全部生命力，这一点我有深切的感受。写完之后，好久没有写出像样的诗。说明我当时生活的积累不多，在现实生活中捕捉新诗的本领也不大，所以这首诗的弱点是明显的。我只能凭梦境以的忆念描写出一点诗情画意，因为我没有去过鄂尔多斯那地方，特别是写到草原牧民新的生活，只能用想象的空泛的笔触去勾勒，只能用“绿色的战斗旗子”、“解冻的热流”、“被开垦的芬芳的气息”、“复活的笑”等象征色彩的文字去“点睛”。
　　最后，说实话，我写这首诗的时候，并不懂得文艺创作中还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等写作手法，当时我几乎没有看过一本文艺理论书。
　　什么是新诗，我只信任艾青与田间的诗，反复吟咏他们的诗，觉得跟着他们写下去，总会写出诗来的。艾青仿佛是个拉骆驼的人，昂首阔步，沉着地走在前头，我是一匹骆驼跟着行进，《鄂尔多斯草原》这首诗的主旋律是驼铃的叮咚声。虽然音响不够高昂与嘹亮，但也还算是可以激励前进的一种声音。

作者:牛汉（1923～）诗人、编辑家。山西定襄人。1940 年起发表诗作。著有诗集《彩色的生活》、《祖国》、《在祖国的面前》、《爱与歌》、《温泉》、《沉默的悬崖》、《海上蝴蝶》等。还有诗论集《学诗手记》。近年来发表了一些散文。

重读《柳如是别传》忆陈寅恪先生

admin — Sun, 14 Aug 2011 14:10:44 +0000

　　本月初，审定《松江县志》稿，阅《人物》卷，发现一些名重一时而与松江颇有关系的人物未曾入传。照说这些人物可以“寄寓”、“流寓”之名而入传的。其中，尤使我系念不已的，是河东君柳如是。柳如是乃喜兴人，早年为“吴江故相”家之姬、妾，甚至说是婢也一样。陈寅恪先生考证，这位“吴江故相”，乃周道登。周死。柳不容于周家，被卖在苏州为娼，以诗文字画名于时，后为“云间孝廉”鼎鼎大名的陈子龙之妾（陈寅恪先生以为说是“外妇”更恰当），居于松江者有年，终以不容于子龙之妻而离去。中间经过许多曲折离合，这位名女子与明末江南名士多人有关系，爱其才，慕其色的名士大有人在，终以二十四岁之年，嫁给了原东林领袖人物钱谦益。
　　钱死后一月，柳自缢身亡，年仅四十。忆数年前去常熟，探访柳氏墓地，在路旁草丛中见一小冢，碑已倒置地上，上有“柳如是之墓”数字，备极凄凉。
　　嘉兴、苏州、常熟修志，自应为柳如是立传。而柳如是毕竟在松江住了几年，和松江有密切的关系，她对松江有厚爱，自称“云间柳隐如是”。这大概和她始终不忘陈子龙有关。松江修志，不应将她排除在外。我将此意表达于志稿定稿会中，与会诸君亦以为然，但难在于松江这样的人物太多，都立传亦不宜，当计议采取一个什么办法有以在志中表达。
　　松江归来后，此事迄不能忘，乃检出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重读一过。十多天来，寅恪先生之形象萦回于脑际不能去，适《书林》索稿，乃为此文。
　　先从寅恪先生写《柳如是别传》说起。
　　先生写《柳如是别传》，起于1954 年3 月，经十年时间，于1964 年夏完成。全书八十余万字，为先生晚年力作。先生早于1945 年春双目失明，手术无效，同年秋应英国皇家学会邀请赴伦敦治疗目疾，亦不能愈。然自失明至“文革”开始之二十年间，先生教书、治学、写作不辍。不能看书，改为听读；不能写字，改为口述。先生素以过目成诵、记忆力惊人著称，失明后，每写作辄告助手何事查何书，考虑成熟，然后口诵，由助手笔录成文，其文依然保持数十年来独具之风格。《柳如是别传》同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十年得八十余万字，对于一位双目失明又复膑足的老人，可谓神速了。
　　先生晚年何以花这样大精力去研究柳如是？先生在是书第一章《缘起》中对此有明白的交代。是书原名《钱柳因缘诗证释》，秉先生一生以诗证史之旨和研究方法，笺释钱牧斋与柳如是因缘，而论证明末清初历史。《缘起》交代，先生少时居南京，在其舅父俞明震家（按俞于1903 年以江苏候补道奉派至上海查缉《苏报》案，有意回护章士钊，并图放走吴稚晖、蔡元培、章太炎），得见钱遵王所注钱牧斋诗集，“大好之，遂匆匆读诵一过，然实未能详绎也。是后钱氏遗著尽出，虽几悉读之，然游学四方，其研治范围与中国文学无甚关系，故虽曾读之，亦未深有所赏会也。”抗战期间，先生执教昆明西南联大，一日在旧书店中购得店主昔年在常熟白茆港钱氏旧园中所拾之红豆一粒，“自得此豆后，至今岁（指写作《柳如是别传》开始之1954年）忽忽二十年，虽藏置箧笥，亦若存若亡，不复省视。然自此（指购得红豆起）遂重读钱集，不仅藉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也。”
　　先生有《咏红豆》、《题牧斋》二诗记其事，兹引二诗而略其《序》及《注》如后：
　　咏红豆
　　东山葱岭意悠悠，谁访甘陵第一流？
　　送客筵前花中酒，迎春湖上柳同舟。
　　纵回杨爱千金笑，终剩归庄万古愁。
　　灰动昆明红豆在，相思廿载待今酬。
　　题牧斋《初学集》
　　早岁偷窥禁锢篇，白头重读倍凄然。
　　夕阳芳草要离冢，东海南山下潠田。
　　谁使英雄休入彀，转悲遗逸得加年。
　　枯兰衰柳终无负，莫咏柴桑拟古篇。
　　读此二诗，可以大约明白先生之笺释钱柳因缘诗的旨趣所论的范围了。
　　先生所谓“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也”，自释为“盖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平生才识学问固远不逮昔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似之处。岂意匪独牧翁之高文雅什，多不得其解，即河东君之清词丽句，亦有瞠目结舌，不知所云者。”这是指钱柳之学而言，我以为先生更着眼于钱柳之事。即所云：“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缺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请试述之。
　　钱牧斋学问诗文，自为寅恪先生所倾服（先生自谓，少时即深赏其“埋没英雄芳草地，耗磨岁序夕阳天。洞房清夜秋灯里，共简庄周说剑篇”之句）。
　　然以一代文宗而降于清，则为先生所深不齿。这在《柳如是别传》中，多有论列。但先生深探史实，精研诗篇，论证牧斋降清之后，内心有所愧悔，由于清政府对降臣的疑忌，也由于钱牧斋与复明运动有所联系，而两次遭清廷之狱，又于诗文中时有隐晦甚而明白的不忘故国之心的表露。先生于此有所论述。但先生是作之重点在写柳如是，如所云：“今撰此书，专考证河东君之本末，而取牧斋事迹之有关者附上，以免喧宾夺主之嫌。起自初访半野堂前之一段因缘，迄于殉家难后之附带事件，并详述河东君与陈卧子（子龙）、程孟阳（喜燧）、谢象三（三宾）、宋辕文（徵舆）、李存我（待问）等之关系。”先生对柳如是之诗文才学自极佩服，更重要的是敬佩她的气节，她的爱国主义精神。柳如是为明末重要爱国社团几社社员，清兵入关，北都倾覆，柳如是劝钱谦益死（时钱为南京礼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读学士），钱谢不能。柳即奋身自沉水中，侍儿持之不得入。及南都倾覆，钱谦益率先投降，清政府授以礼部侍郎，北上任新职，柳如是虽与钱感情极笃，坚留南京不肯随行。钱谢病南返后，“丁亥三月，捕宗伯（振常按：明封钱为少宗伯）甚急，时君（振常按：指柳）病，力疾挈一囊，从刀剑簇中，饘橐牧圉，昼夜不舍。”（顾云美《河东君传》）为新朝做新贵，坚不随行，为钱被捕事，力疾随行，柳如是处大节之态度备极鲜明。后柳如是忽下发入道。钱谦益死后一月，柳如是为族人敲诈勒索，自缢死。一生大概如此，称之为女中豪杰自是的当。
　　钱柳年龄相差悬殊，而感情弥笃。但二人在处大节上，则河汉迥异。上举简要，已可见大概，更举二事，可见柳如是在谈笑间对钱之讽喻。顾公燮《消夏闲记》选存“柳如是”条云：“宗伯暮年不得意，恨曰：“要死，要死！’君叱曰：“公不死于乙酉（振常按：是年清兵入关），而死于今日，不已晚乎！’柳君亦女中丈夫也哉。”《牧斋遗事》云：“后牧斋偕柳游拂水山庄，见石涧流泉，澄洁可爱，牧斋欲濯足其中，而不胜前却，柳笑曰：‘此沟渠水，岂秦淮河邪？’牧斋有惭容。”盖柳以此语刺钱之不死于南京陷落之时也。于此，既可见柳之气节，亦可见其机智诙谐。
　　寅恪先生佩服钱之学问诗文而鄙其人，爱柳之诗文亦重其人，笺释二人因缘，如自述所云：“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词，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这段话极可注意。先生以一代史学大师，博通中西之学，发为人所莫及的史学论著，而又具文学家的情怀，以诚挚纯真的感情，同情热爱中国之弱女子，为之呼吁，为之鼓吹，其情之真，人所不及。先生撰是书之大旨，可于此见之。先生晚岁标其广州中山大学所居曰寒柳堂，曰金明馆，其文集或称《寒柳堂集》，或称《金明馆丛稿》，均从柳如是得来，其情之挚可知矣。
　　先生挚友吴宓（雨僧）先生于1961 年7 月由重庆去广州探访先生，先生为述写作《柳如是别传》大纲，雨僧先生于是年9 月1 日《日记》有记云：寅恪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之爱陈子龙及其嫁牧翁，始终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光复故物之活动；不仅其才高学博，足以压倒时辈也。也谈及卞玉京、陈圆圆等与柳之关系。侯朝宗之应试，以父在，不得已而敷衍耳。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
　　时寅恪先生书尚未脱稿，雨憎先生自未及见，而闻之于寅恪先生“细述”，则上举文可看做是寅恪先生自述著书旨趣，也可看做为雨僧先生闻“细述”
　　后所作评论。两先生相交逾五十年（1919 年始识于美国哈佛大学），灵犀相通，雨僧先生之言，自是确论。
　　于此，应该提一提先生晚年另一著作《论》。此文作于开始写《柳如是别传》之前一年，即1953 年，完成于翌年之2 月，继又作《校补记》，同年3 月即着手写作《柳如是别传》。先生之写《论》，实与写柳如是有相同旨趣：“衰年病目，废书不观，听读小说消日，偶至《再生缘》一书，深有感于其作者之身世，遂稍稍考记其本末，草成此文。”“忖文章之得失，兴窈窕之哀思。”与写柳如是一样，以诗人的情怀同情弱女子陈端生的身世。先生赠雨僧先生诗有云：“著书唯剩颂红妆”就是此意。成文后，先生有二律咏其事，其一律第二联之下句曰：“异代春闺梦里同”，点明这是清代的春闺梦里词，感时之战乱流徙，而哀春闺梦思之人。在《柳如是别传》中，写著书缘起，有“斯乃效《再生缘》之例，非仿《花月痕》之体也”，亦可明白写《论》系借题发挥，旨在批评“中共暴政”。这种想象之词，自不堪一驳。美国汪荣祖教授著《史家陈寅恪》一书，已批其妄。可叹的是，寅恪先生是作完成后，在国内只有先生自费所印油印本，而未能刊布。先生以是作寄给了郭沫若先生，郭老于60 年代初写了《陈端生考》一文发表。郭老之文，自有卓识高见，而其大端，多寅恪先生所已言者，郭老未之标明，反取寅恪先生之作之小疵，从而标举之，亦一憾也。自郭老是文出，一时兴起了陈端生热，《再生缘》热，戏剧舞台之上，弹词说书之中，孟丽君一时大为走红。然先生之《论》一文，仍未能刊行。我在读郭老文之后，方知先生有《论》之作，几经访求，才从友人处借来香港的盗印本。
　　于此，难怪寅恪先生有“盖棺有期，出版无日”之叹了。据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1962 年春，陶铸陪同胡乔木去中山大学拜访先生，谈及旧稿重印事，虽已交付书局多年，但迟迟不予出版。先生因言：“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笑答云：“出版有期，盖棺尚远。”按先生之作，在全国解放后，只于50 年代初出版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三书，其余旧论文及新著均未能结集刊行。尽管胡乔木答说“出版有期”，其将新旧论著包括三册的《柳如是别传》合为《陈寅恪文集》出版，已在1980 年。其时距先生之逝已十有一年，先生仍不及见。而先生最后之作《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写于1965 年夏至1966 年春）
　　共七章，大部散佚，只存残稿。此稿多为先生回忆家世之作，以先生祖父宝箴先生之参与维新，推行新政，先生父亲三立先生之一代诗宗，《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于研究清末社会政治及先生家世、家学渊源及先生思想，关系至巨，如今只能抚读残稿，实大憾事。所幸者，先生文集七种，毕竟在1980年出版了，若拖到今天，则以学术著作出版之危机，不知须要多少补贴，方能问世了。
　　先生当时云“盖棺有期，出版无日”，实出口成佳对。先生富文学修养，谈笑之间每有佳对，早已名于世。1926 年，先生方登讲坛，为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一时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三先生并称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一天，先生对学生说：“我有个联送给你们：“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大家哄堂大笑。”（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记蓝孟博语）上联指受梁启超之教，下联指王国维曾为宣统之师。人以为这是先生的幽默，其实先生之注重对联，极有深意，容下言之。
　　1930 年，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去看先生，送其所编《科学与玄学》与先生。是书记丁文江、张君劢科玄论战事。先生随手翻了一翻便说：“志希，我送你一联如何？”罗称即去买宣纸请写，先生说不必，当即诵出：“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又说横额为“儒将风流”。罗在北伐军中为少将，娶了一个漂亮妻子，所以说“儒将风流”。上下联中又将“家”、“伦”二字嵌入，精妙之极。谈此旧事的蓝孟博以为，先生“才思敏捷，诙谐风趣，大率类此。”话并不错，但忽略了先生一时戏作实有深意。先生对于当时科学玄学之争、中西文化论战，皆不以为然。他一生秉承的思想，是融和中西，中体西用。先生至友吴宓（雨僧）先生即对先生作过如是评语，先生自己也如此承认。在《冯友兰下册审查报告》中，先生说：“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即是明证。这副即兴所作的对联，亦是这种思想的表露。
　　1932 年夏，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刘文典（叔雅）先生请先生拟定招生国文试题，先生出题中有对对子“孙行者”一题，引起舆论大哗，以为此是无用之旧套。先生初默然不答，后于《学衡》发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畅论国文试题之应改变前趣，“即求一方法，其形式简单而涵义丰富，又与华夏民族语言文学之特性有密切关系者，以之测验程度，始能于阅卷定分之时，有所依据，庶几可使应试者无甚侥幸，或甚冤屈之事。”其论及所以出对对子之义，认为对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一）能否知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二）能否分别平仄声；（三）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四）思想条理如何。文中对此四条均分别有详略不同之解释。这其实是以最简单的方法测验应试者的基本功，应是无可疑论的。先生意中“孙行者”之最佳对应为“胡适之”，“盖猢狲乃猿猴，而‘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先生此对原有所本， 1965 年为此文所写《附记》中指出：“苏东坡诗有‘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一联‘韩卢’为犬名（见《战国策·齐策》及《史记·范睢传》），‘行’与‘退’皆步履进退之动词，‘者’与‘之’俱为虚字。东坡此联可称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于此，可见先生之博学深思。讲起对对子一道，今天更是白头宫女话天宝遗事了。此事之不可废，先生已预见于五十多年前。
　　我曾从先生受业两年，以愚鲁之资，于先生之学无所窥，何敢信口妄说。
　　好在多年以来，海内外先生知友及弟子多有发舒，中山大学及北京大学复于最近相继出版了《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鲁殿灵光，足以辉映前哲。我只想说，先生与王国维、梁启超二先生，都继承了中国文化学术传统，为通人，为学人，经史文兼通，是以为一代大师也。先生又深通西学，聪慧过人，俞大维（先生之至友及表弟与妹夫）谓先生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天才加勤学，先生便能成其大，就其深。
　　先生逝世整二十年，回忆昔年受教之时，犹在眼前。那是1943 年冬，在四川成都，我方为燕京大学二年级生。一日，全校周会，校长梅贻宝先生告众云：“我校迁徙西南，设备简陋，不意请得海内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前来执教。陈先生业已到校，即可开课。这是学校之福。”不久，教务处公布了先生所开课目。先生兼教历史、中文两系，所开课为《魏晋南北朝史》及《元白诗》，我两门课都选修了。下年，先生则开《唐史》及《元白刘诗》，我又都选修了。时我校借一女子中学旧址上课，地小房少，听先生讲课者为教室所不容，且先生住房亦狭隘。所以，第二年开设《唐史》及《元白刘诗》时，改至城外华西大学广益学舍之大教室，以便所谓华西五大学学生均可共同听课，先生亦迁至广益学舍居住。
　　时先生右目早于抗战初起时失明，走路略感吃力。穿长袍马褂，手拿黑布包袱，包着书本、讲义，另手拿着一瓶冷开水，步入教室，入坐即开讲，了无闲言。助教容媛女士（容庚先生之妹）随其后，先生坐定，容女士亦入后座。在我校那间坐得满满的教室，听讲的不但有他校学生，还有我校和他校教师。至今记得的，时为金陵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高文先生，每课心来听，并详记笔记。后迁往华西大学教室授课时，著名诗人、文学家林山腴思进教授亦来听课。林山腴先生为陈三立先生诗友，寅恪先生向以父执视之，忽见山腴先生在学生座中，为之瞿然，语人曰：“山公厚我励我，真我之良师也。”
　　郑天挺先生称先生为教授之教授，信不虚也。先生一面讲，一面写黑板，不时喝水。至1945 年春，先生左眼又盲，是以后来乃有去英国治疗之行。
　　先生讲诗亦如讲史，即以诗证史，而非纯诗义之讲解。不先熟读元白（后加刘禹锡）之诗，是听不懂先生所讲的。还记得讲《元白诗》，第一课是讲《长恨歌》，首先讲的是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这个话听起来很怪，当时著名话剧导演贺孟斧寓居成都，与我相熟，他耳闻先生大名，想来听课。我告诉他，第一课讲的是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问题，他以为无聊，便不来了。
　　其实，先生是以这个题目带出唐代婚礼制度，乃重要事。
　　为什么将元白并讲？这更须了解先生的深意。当时比较研究之法已有所滥觞，先生对此有独具的看法，以语言为例，先生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即指出各种语言有其特殊之文法，所谓比较研究之法，非在同系语言如梵语、波斯语等中进行，不能得其功。“故欲详知确证一种语言之特殊现象及其性质如何，非综合分析，互相比较以研究之，不能为功。而所与互相比较研究者，又必须属于同系中大同而小异之语言。”所以先生对马建忠之仿印欧语系而建立中国文法之作不以为然，斥之为：“《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语言如此，文学更然。先生说：“即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一类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盖此种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
　　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这种议论，今天看来，应成定律，而发之于五十六年之前，则不能不说是卓见。即使在今天，胡乱比较之妄人也还有之。元稹与白居易，处同时代，同为元和体的创始人，两人多有同一题目之作，所作又互相影响，先生并讲元白诗，恰当极矣。
　　先生日常在课堂上，只管自己讲述，很少与学生交流。一日，讲元稹《悼亡诗》，讲到“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句，忽然对学生提了问题。当时我坐在第一排中间，与先生相距最近，先生即指着我问：“为什么说‘长开眼’？”我当是真是瞠目结舌，讷讷不能对。先生又问了几个同学，皆不能答。先生乃从“鳏鱼眼长开”说起，谓元稹表示将不再娶之意。此事距今已历四十六年，每一忆及，犹觉愧怍。
　　还有一件事，深感有负于先生厚望。我在学校副修历史，全从兴趣出发，并无研究历史之志。当时年少不知世事之艰，满脑袋斗争观念，在学校未曾好好读书，以为到社会也无非去斗争。没有想到，一次考试，偶得高分，寅恪先生要我转到历史系去，我以“我不是研究学问的人”为词敬谢。此后，历经社会数十年，到了老年，终于改业历史研究，深感为时之晚。
　　今年3 月，有广州之行，住中山大学一日，历史系一位教师陪我访寅恪先生故居。一座小楼，清幽可喜，先生在这里度过了晚年，写下了不朽之作。
　　但并非安度，“文革”一起，他就不得安身了，以后终于被赶走。我对这位教师说：“至少应该在楼前竖一牌，写明此为寅恪先生故居。”
　　先生之学，博大精深，我想到我的两位老师，也是先生的知友之言，录之以为本文之结。
　　萧公权（迹园）先生去美后，所教弟子中有汪荣祖教授者，写《史家陈寅恪》一书竣，结语问道：“前贤已已，典型犹在，后史氏们能否超越前进，较寅老尤更上一层？”汪氏以校稿请正萧先生，萧先生复书云：大著于陈氏之为人治学，述论颇详。渠地下有知，当欣然引足下为“异代”之知己。愚以此公之天赋境遇，均超越一切。其记忆力极强，即古人所谓“过目成诵”。少年时家学渊源既厚，又得机会游学西国，不受一般留学生求学位、计出路之牵绊（振常按：先生游学欧美诸国，只为求得某门或某数门之专业学识，学得即去，从不谋取学位）。又精通中外语文，故能用许多人不能用之史料。其力学之勤，有时到废寝忘食之程度（致种失明之远因）。足下卷末谓：“后史氏们能否超越前进，较寅老尤更上一层？”窃想不易做到耳。
　　书中于其“引诗证史”“从诗看史”之功力，深致赞扬，愚亦有同感。惟窃谓陈氏乃卓绝之史家，然未必为优越诗人。其论诗笺诗，虽多胜义，然以较其在史学上之成就，则殊有逊色。孔子为稼不如老农，为圃不如老圃，无损于其为圣人。则陈氏纵果非至善至美之诗人及文学批评家，固无损于其为空前绝后之史学家矣。
　　公权先生一代学者，诗力功底极深，前两年得其弟子陈学霖教授从美国寄来《萧公权全集之二·小桐阴馆诗词》，读之倾服。公权先生论寅恪先生之诗自有所见，也是以寅恪先生史学与诗学之成就相较而作是言，然寅恪先生之诗出入唐宋，造诣极高，亦世所公认。
　　与寅恪先生相交最早、相知最深的吴宓（雨僧）先生（寅恪先生入清华
　　国学研究院，即雨僧先生所荐，雨僧先生为研究院主任。人云荐者为梁启超，乃误传。或雨僧先生向梁启超推崇寅恪先生，梁吴二人同荐之于清华校长曹云祥，亦有可能），在《吴宓诗集》中有如下一段文字：宓于民国8 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即以诗一道，历年所以启迪予者良多。
　　萧吴两先生之言，实为公论。胡适之先生于寅恪先生，亦极佩服（具见《胡适日记》），但说“陈先生就是记忆力好”，微含酸葡萄之味，可以不论。至于胡先生认为寅恪先生文章写得不好，则不知先生之文，正是绚烂归于平淡之品了。
　　1989年10月27日
　　重校附记：
　　近年来海内外研究寅恪先生之学大兴，先生之学，望重一时。北京三联书店将出版先生全集，据告有遗稿发现，更令人喜。
　　1994年9月6日
　　新近出版陆键东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实近年罕见的佳作，读之感受极深，写成《卓犖孤怀身殉道》一文，不及收入此集。
　　1996年7月20日

作者:唐振常（1922～）史学家。四川成都人。1946 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早年从事新闻及文学工作，曾任上海《大公报》采访部主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编剧，上海《文汇报》文艺部主任。后专业治史，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上海史》、《蔡元培传》、《章太炎、吴虞论集》、《近代上海繁花录》、《往事如烟怀逝者》，还有不少随笔散见于报刊。

漫谈我的所谓“做学问”和写文章

admin — Thu, 04 Aug 2011 15:18:15 +0000

　　我一生只干过两种工作，一是教书。从1943 到1946 年在中学教语文，1947 到1948 年教家馆（当时是兼操副业）， 1949 年到1980 年一直在大学中文系。二是当编辑。那是在1948 年，由于混几个编辑费，便由沈从文师介绍给一家报纸编了不足一年的文学副刊。虽属业余性质，总算是另一种工作。
　　今后如果更换职业，我也只想离开高等学府去当编辑。至于学写文章，则从1934 年即开始试着给报刊投稿，比教书早了近十年。
　　我最初的梦是当作家，后来知难而退，改钻故纸堆。一度也试图搞翻译，无奈外文过不了关，解放后又多年不动，就更不敢问津了。不过想当作家和想搞翻译却使我养成爱杂览的习惯，因为当时并不懂得生活才是创作的源泉，而是迷信“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即以小说这一门而言，始而是爱看故事，后来便由于想当小说作家而来看小说了。从上小学时我就爱读《三国》、《水浒》、《说唐》、《七侠五义》以及《施公案》之类，后来便扩充到神魔小说、谴责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甚至于新老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与此同时，我也学着写过章回体、志怪传奇体的小说。进了初中，开始读鲁迅、茅盾、老舍、冰心等大师“五四”以来的作品，后来就拼命吞噬翻译小说（也读过一部分英文原著和英译本小说）。当然，我写的东西也由“话说”、“某生者”改成带洋味的短篇了。尽管“写”的梦早已消失，但读小说的习惯却一直未改。粉碎“四人帮”后，情不自禁地对当代作品发生了兴趣，这也是风气使然吧。至于其他书籍，尽可依此类推，恕不自我标榜了。
　　做学问诚然必须读书，而读书却不等于做学问。直到1938 年入高中，开始听朱经畬老师讲语文课，这才算沾上“学术”的边儿。朱老师从《诗经》、《楚辞》讲起，然后是先秦诸子，《左传》、《国策》、《史记》、《汉书》。
　　我在课堂上知道了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罗根泽这些学者的著作和观点，从而也知道治《诗经》有姚际恒、方玉润，治《左传》要看《新学伪经考》和《刘向韵父子年谱》，读先秦诸子要看《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和《古史辨》，以及什么是经学上的今、古文，史学上的“六家”与“二体”等等。1939 年天津大水，我侍先祖母避居北京，每天无事，便钻进北京图书馆手抄了大量有关《诗经》的材料。到40 年代，又因读程树德的《论语集释》而勤搜有关“四书”的著作。考入北大中文系后，先后从俞平伯师受杜诗、周邦彦词，从游泽承（国恩）师受《楚辞》，从废名（冯文炳）师受陶诗、庾子山赋，从周燕孙（祖谟）师受《尔雅》，从吴晓铃师受戏曲史。
　　每听一门课，便涉猎某一类专书，这就使我扩大了学术视野。于是我沾沾自喜，以为也在“做学问”了。但这时还未完全甘心放弃笔杆子，时而写点文章求沈从文师指正。自1949 年入大学教书，这才闭口不谈创作，一心妄想挤进学者行列，分享“学术”的一杯羹了。
　　从所谓“做学问”这方面看，我受三位老师的影响最深。第一位就是前面说过的朱经畬老师。第二位是俞平伯先生。俞老无论是治经、史、诗、词，还是研究《红楼梦》，始终是从原始材料出发，经过独立思考，在具体问题上时出新见和胜解。俞老所走的正是他曾祖曲园先生所开创的一条治学途径。而我在从俞老受业时因之也学会了如何有根有据地开动脑筋。有一次我曾请教俞老：怎样才能把一篇作品中典故的出处注释确切，讲解清楚？俞老说：“查典故出处首先要求熟读作品。比如注唐诗，最好唐以前的书你都能熟读。但这显然不可能。那么，至少你必须把所要注的那个作品熟读。然后你只要遇到有关材料，立即会想到那篇作品，从而可以随时随地加以搜辑，自然就得心应手了。”从此，每当我想搞通某一篇作品时，便首先把它记熟，使之寝馈在念；然后再去广泛搜辑资料，庶几一触即发。第三位是逝世已逾两年的游国恩先生。为了悼念游老，今年夏天我写过一篇回忆文章，里面谈到游老怎样治学问和带徒弟。现在我把它摘抄下来，以供参考。因为其中不仅有游老本人的经验，也包括了我自己的点滴体会：游老治学的方法和途径，照我个人的体会是：首先尽量述而不作，其次以述为作，最后水到渠成，创为新解；而这些新解却是在祖述前人的深厚基础上开花结果的。固此，本固根深，枝荣叶茂，既不会风一吹就倒，更不是昙花一现，昨是今非。所谓述而不作，就是指研究一个问题、一个作家、一篇作品或一部著作，首先掌握尽可能找到的一切材料，不厌其多，力求其全。这是第一步。但材料到手，并非万事大吉，还要加以抉择鉴别，力求去伪存真，汰粗留精，删繁就简，惬心贵当，对前人的成果进行衡量取舍。这就是以述为作。如果步前贤之踵武而犹不能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就要根据自己的学识与经验，加以分析研究，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这就成为个人的创见新解。游老毕生孜孜不倦地致力而终于未竟其业的《楚辞长编》，是最能体现这个精神的。……
　　我在游老主持下，编注了先秦、两汉两本分量较重的文学史参考资料。这实际上是游老在把着手教徒弟。……我通过这一工作，深感游老带徒弟的办法是很科学的。归纳为一句话，即严格要求与放手使用相结合。工作开始时，从选目、体例以及注释中应注意的事项，游老无一不交代得有条不紊。一部分初稿写成，游老仔细批改，连一个标点也不放过。等到我摸熟门径，并表示有信心和决心完成任务时，游老就郑重宣布：“以后由你自己放手去做吧，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必事事请示，我也不再篇篇审阅了。”这就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我的积极性，从而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使我也敢于动脑筋了。……总之，游老对我是既抓得紧又放得开，既关心又信任，使我这负责具体工作的人既培养了独立工作的能力，又体会到做学问的甘苦，既敢于承担重任，又时时不忘游老所指出的方向。……
　　当然，除这三位老师之外，五十年来，从我上小学直到今天，凡是我接触到的师、友和我教过的青年同学，有不少人都曾给我以启发和影响，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长处。这里就不一一絮表了。
　　说到写文章，我格外感到惭愧。萧伯纳有句名言：“能者干，不能者教。”
　　我之从梦想当作家而终于变成摇唇鼓舌的教书匠，正说明我是一个无能之辈。十几岁时，我学过作桐城派古文，后来试作骈文不成，才改为摹拟魏晋六朝笔记体，即以《世说新语》为范本，力求文学简洁，不用虚词。结果却使文字失去了光泽，有点像清人写注疏，但又只见其干枯而无其缜密。至于写白话文，始而学老舍，学周作人；继而学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学何其芳的《画梦录》。结果学成了四不像；学老舍而失其风趣，成了贫嘴聒舌；学周作人而失其蕴藉，成了文白夹杂；学沈从文而失之艰涩；学何其芳而失之堆砌。记得在中学作文，有一次老师加的批语是：“文章颇像林语堂的“论语”体，油腔滑调。”这使我大吃一惊。从此大加收敛，力求横平竖直，再不敢故弄玄虚，装腔作势。所以我一度曾专门师法朱自清、叶圣陶、丰子恺等先生的文章，尽量做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是由于太爱见异思迁，浅尝辄止，不肯痛下苦功，终于没有把文章写成气候。全国解放以后，文风似乎趋向整齐划一，无论写长篇大论或杂文小品，仿佛都存在一种固定的不成文的模式，当然我也如法炮制，并不例外。有时为了想避开这种框框，宁可用浅近文言来写三言五语的札记和随笔，看似开倒车，其实我原是另有考虑的。
　　说到写学术论文或读书札记，我目前只抱定两条宗旨：是没有自己的一得之见决不下笔。哪怕这一看法只与前人相去一间，却毕竟是自己的点滴心得，而非人云亦云的炒冷饭。否则宁缺毋滥，决不凑数或凑趣。二是一定抱着老老实实的态度，不哗众取宠，不看风使舵，不稗贩前人旧说，不偷懒用第二手材料。文章写成，不仅要言之成理，首先须持之有故。要自信，却不可自命不凡；要虚心，却不该心虚胆怯。因为只有昧着良心写文章的人才会心虚胆怯的。
　　吴小如 1980年国庆节写于京西中关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