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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admin — Thu, 04 Nov 2010 18:53:54 +0000

　　引子
　　我所说的百年中国，是指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也就是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国社会，至今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红楼梦》里叙述贾家的来历，说自国朝定鼎以来，赫赫扬扬，已历百载。国朝定鼎当然指的是清兵入关，是为1644 年，至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甲戌本的底本是1754 年的再评本，已称批阅十载、增删五次，上推十年，是1744 年（约为雪芹撰写是书的时间），距1644 年恰好一百年。而《红楼梦》研究，如果从1904 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开始，也有快一百年的历史了。
　　这一百年的中国，闹闹嚷嚷，不可终日。这一百年的红学，也是闹闹嚷嚷，无有竟时。《红楼梦》里的好了歌注——“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是百年中国的写照，也是百年红学的写照。杜甫诗：“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陈寅恪亦有诗云：“一局棋枰还未定，百年世事欲如何”、“遥望长安花雾隔，百年谁覆烂柯棋”、“此日欣能献一尊，百年世局不须论”①。百年中国的事情许多都说不大清楚，百年红学的事情又何尝说得清楚？潘重规先生写过《红学五十年》、《红学六十年》，我本人写过《红学三十年》。现在该有人来写《百年红学》了。
　　① 参见《陈寅恪诗集》第126、127、107 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
　　上篇“遥望长安花雾隔，百年谁覆烂柯棋”百年红学，都有些什么值得记忆的事情呢？这里用得上《红楼梦》第六回作者自叙结构之难的一句话：“按荣府中一宅人口合算起来，人口虽不多，从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虽事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乱麻一般，并无个头绪可作纲领。”百年红学的事情，比荣府的家政要复杂得多。只好举其突出之点，略志梗概。
　　我想至少有六个方面的故实值得注意：
　　第一，中国现代学术是以《红楼梦》研究开其端的。中国是学术大国，传统学术经历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晚清新学等不同的发展阶段。至清代朴学已经开始有了现代学术的一些萌芽。因为传统学术和现代学术的分野，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来：一是学者是否把学术本身当做了目的；二是学术研究中是不是有了知识论的因素掺入。中国传统学术是不重知识论的，也可以说有道德传统，少知性传统。但到了清中叶，传统学术的道德传统有了向知性传统转变的迹象。章太炎称清儒的治学方法有六：一曰审名实，二曰重佐证，三曰戒妄牵，四曰守凡例，五曰断情感，六曰汰华辞①。把断情感作为治经的六法之一，说明传统学术所缺乏的工具理性已经在一定的意义上发挥作用。而按照梁启超的说法，盛清学者的独异之处，是具有力学术而学术的精神②。因此我们说中国学术至清中叶已经开始有了现代学术的萌芽，可以得到理据的支持。但也只是萌芽而已。真正开现代学术之端还是在晚清，欧风美雨袭来，学人产生追求学术独立的自觉性，并试图用新的学术观念和方法反思固有学术，寻求新解。
　　① 《大炎文录初编·说林下》《章太炎全集》第四册，第119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
　　②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尝言，“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参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40 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
　　这一转变的时间约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1898 年严复发表《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 1902 年梁启超发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和《新史学》，1904 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现代学术思想和学术规范得到比较集中的体现③。就中尤以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最具有学科的代表性，是学术史上文学评论一门第一次引入西方的观念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典。在时间上，《红楼梦评论》比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早十三年，比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早十七年。如果说王、蔡、胡分别为红学的小说批评、红学索隐、红学考证建立了学派的典范，那末王静安先生的《红楼梦评论》不仅为红学的小说批评建立了典范，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也具有奠基的意义。
　　③ 参阅拙稿《文化托命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载《中国文化》第六期，北京三联书店、香港中华书局、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联合出版。
　　第二，回顾百年以来的红学，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特异的现象，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上许多第一流的人物，都程度不同地卷入红学。有的是自觉卷入，有的是被迫卷入，有的是不知不觉地误入。王国维之外，蔡元培、胡适之、陈独秀、顾颉刚、俞平伯、吴宓等，都写过研究《红楼梦》的专著或单篇论文。“五四”前夕，吴宓、陈寅恪、汤用彤、俞大维在哈佛留学，当时中国学生会曾举行过学术聚会，请吴宓讲《红楼梦》，后来这篇演讲以《红楼梦新谈》为题，在刊物上公开发表。演讲时间为1919 年3 月2 日。3 月26日陈寅恪为这次演讲题词，写了一首七律：
　　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更有人。
　　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
　　春霄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呛神。
　　吴宓和陈寅恪发表对《红楼梦》的见解，也都在1921 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之前。1945 年吴宓在成都时又写过《红楼梦、系列论文，连载于《流星》、《成都周刊》等杂志。直到晚年，吴宓仍以对《红楼梦》有特识独见自居。
　　陈寅恪的著作中，也每以红楼为喻，增加理趣。
　　陈独秀也写过研究《红楼梦》的长篇文章，发表在1920 年出版的《小说月报》上，题目是《红楼梦新评》，署名佩之。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是索隐派红学的典范之作。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是考证派红学的典范之作。胡、蔡论战是本世纪20 年代学术思想界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红楼梦》以及红学的影响的扩大，实际上与这次论战有很大关系。胡适批评蔡元培的《索隐》是“牵强附会”的“猜笨谜”，蔡元培回答说：“胡先生所谥为笨谜者，正是中国文人习惯”，《红楼梦》的内容很“值得猜”。对此胡适起而回应，并在文章结尾处申明：“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们心爱的东西，我们就不得不爱真理过于朋友了。”论战双方观点截然对立，措辞亦相当尖锐，但态度温婉忠厚，不失学者风度。
　　① 原载《雨僧日记》，《陈寅恪诗集》收入，载于第7 页，写作时间署“1919 年3 月”。原诗第四句后面有注：“虞初号黄车使者”。
　　王、蔡、胡都是当时的学术重镇，他们出面大谈红学，影响是很大的。
　　俞平伯先生写于1978 年的《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一文，其中有一段话颇值得我们注意。他写道：红学之为诨名抑含实义，有关于此书之性质。早岁流行，原不过纷纷谈论，即偶形诸笔墨固无所谓“学”也。及清末民初，王、蔡、胡三君，俱以师儒身份大谈其《红楼梦》，一向视同个道或可观之小说遂登大雅之堂矣。“师儒”一词，显然用的是《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田骈之属皆己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之义。应该承认，俞平伯先生对红学之所以为红学的历史过程的辨析，是很有见地的。从而可见第一流的学者参与或卷入红学，就学科的树立而言具有怎样的学术典范意义。事实上，在王、蔡、胡的影响之下，参与或卷入红学的中国现代人文学者还有很多，连现在已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的牟宗三先生，在30 年代也曾发表过专业性很强的研究《红楼梦》的长篇论文，题目是《红楼梦悲剧之演成》，连载于1935至1936 年出版的《文哲月刊》。此外，古文字学家容庚，敦煌学家姜亮夫，中西交通史专家方豪，唐史研究专家唐长孺，社会活动家王昆仑先生，文学史家郑振铎、阿英、李长之、刘大杰等，都写过有关《红楼梦》的专文或专书。
　　至于50 年代以后，跻身于红学的著名人物就更多厂。翦伯赞、邓拓、郭沫若、王力、郭绍虞、韩国磐、傅衣凌、程千帆、郑朝宗等等，一口气可以举出一大串名字。而且不包括专门研究古典小说的学者。我使用的是贾宝玉提倡的“疏不间亲”的原则。另外旅居海外的赵冈教授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写出《红楼梦新探》、余英时教授以史学家和思想史家的身份撰写《红楼梦的两个世界》。柳存仁、周策纵两位先生，早已被视为《红楼梦》里人，但他们毕生治学，另有伟绩，重点绝不在红楼。潘重规先生固然以红学名家，但其研究敦煌学和文字学的成就，早为学术界所瞩目。冯其庸先生近二十年颇治红学，且成就卓著，但他同时也治艺术考古和谱谍之学。最近，旅居北美的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也对红学发生了兴趣，撰写了一篇近三万字的论文，汪荣祖先生推荐给我，已发表在《中国文化》第十期，今年7 月即可与读者见面。我初步印象，这是近年来《红楼梦》研究领域颇有特见的文章，相信出来后红学界会有相当的反响。何炳棣先生主要治中国经济史和人口史，退休以后转而注意思想与文化，前不久曾在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与杜维明先生讨论新儒学，这次又来涉足红学，确不乏心得。文章尝送钱钟书、夏志清两位先生看过，都有相当肯定。
　　第三，许多知名作家的介入红学，为百年来的红学研究增添了色彩。当然中国现代作家很少有不熟习《红楼梦》的。我所说的介入，是指发表过研究《红楼梦》的专著或专论。沈从文、鲁迅、巴金、沈雁冰、冰心、张天翼、吴组缃、周立波、端木蕻良等著名小说家，都写过重要的《红楼梦》文字。
　　诗人何其芳写于50 年代的《论红楼梦》，更是代表一个时期学术水准的红学专论。诗人徐迟也著有《红楼梦》的专书。林语堂的专著《平心论高鹗》、清宫小说家高阳的《红楼一家言》，人们非常熟悉。高阳先生不幸作古，他的关于《红楼梦》的奇思傥论，足可以给常常固执一端的红学界带来刺激和① 《俞平伯论红楼梦》第1143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版。
　　启迪。女作家张爱玲出版过《红楼梦魇》。另外散文、戏剧家，钱钟书先生的夫人杨绛先生，也写过重要的《红楼梦》论文，题目是《艺术是克服困难》，1963 年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而作。杨绛先生以作家的身份兼通中外文学，她选择渊源研究、比较研究的视角，使文章成为非常规范的比较文学论文。钱钟书先生虽然没写过专门的《红楼梦》文字，但所著《管锥编》、《谈艺录》两书中，引证《红楼梦》处俯拾可见。诗人，作家的介入红学，打开了《红楼梦》的另外一个世界，即艺术创造的世界，使本来容易流于枯燥的学术研究插上了艺术创造和艺术感悟的翅膀。
　　最近在中国大陆，又升起了两颗以作家身份研究《红楼梦》的新星——王蒙和刘心武。1991 年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王蒙的红学专著《红楼启示录》，十五万字，基本是在1989 年下半年至1990 年初写成的。当时作者住在医院中。成书之前，单篇文章曾披载于报刊，读者争相传阅，有洛阳纸贵之势。作家宗璞《红楼启示录》作序，称读王蒙的红学文字“有炎炎日午而瑶琴一曲来熏风之感”。她说这“的确是新星，不是因撰之者新涉足这一领域，而是因文章确有新意，是以前研究者没有写出，读者没有想到，或可说雪芹也没意识到的。”读过王著的人，会认可这一评价，不会认为是作家之间的调侃溢美之词。《红楼启示录》第一版印行一万册，不久再版、三版，现在已经印行五六万册了。刘心武对《红楼梦》中的人物有别出新裁的理解，他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话说赵姨娘》一文，颇有可读性。后来还作起了红学考证，提出“秦可卿的出身未必寒微”，文章发表于《红楼梦学刊》，周汝昌撰文呼应，一时在读者中有较大的反响。
　　第四，百年来的《红楼梦》研究表明，红学的盛衰似乎与社会变端有一定的关系。何时《红楼梦》研究变得热门，往往有具体的文化背景。1898 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有人写了一首诗：“说部荒唐遣睡魔，黄车掌录恣搜罗。
　　不谈新学谈红学，谁是蜗庐考索多。”诗后有小注写道：“都人喜谈石头记，谓之红学。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①这说明《红楼梦》研究有自己的现实的关注点。1921 年，胡适之、俞平伯、顾颉刚通信讨论《红楼梦》，俞在给顾的信中说：“京事一切沉闷（新华门军警打伤教职员），更无可道者，不如剧谈红楼为消夏良方，因此每一执笔必奕奕如有神助也。”②“剧谈红楼”的雅兴，使他们躲开了不忍观的现实的关注点。今天的《红楼梦》研究和社会变端是否仍然存在什么关系，我不敢断言。但我模模糊糊的意识到，凡是红楼走红、全社会大谈红楼、红运上升、红潮汹涌的时候，似乎并不是什么大吉大利之事，常常国家民族的命运在此时却未必甚佳。红运和国运似乎不容易两全——不知我这样说是不是有以偏盖全之嫌。
　　第五，百年红学，大故迭起，波诡云谲，争吵不休，是学者们打架打得最多的领域。我在《红学》一书中，有一专章叙论红学论争和红学公案。我举出十七次论争、九桩公案，还不免挂一漏万。这一章的题目，我称作“拥挤的红学世界”。而且红学论争格外牵动人们的感情。清末资料记载的因对宝钗、黛玉的评价不同而 “几挥老拳”的传统看来是承继下来了。一些客串红学的学者，问题还不大。以红学为本业的人，争论起来大有天翻地覆的味道。而且红学论争绝不以地域为限，哪里有中国人，哪里读《红楼梦》，哪里就有论争。大陆固不必说，台湾、香港以及北美的论争，即使没有更胜一筹，也绝不相形见绌。
　　① 参见《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二册第404 页，中华书局1983 年版。
　　② 《红楼梦辨》顾序所引，见该书第4 页。
　　如此激烈的红学论争，使许多研究者望而却步，担心一旦陷进去，无以自拔。余英时先生就说过，《红楼梦》是一个碰不得的题目。李田意先生也说，斩不断，理还乱，是红学。诗人邵燕祥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怕谈红楼》。我本人也几次声明，从此洗手不干了。我主编的《中国文化》杂志，决计不轻易发表有关《红楼梦》的文章。近年我一直在逃离红学。没想到生平第一次到宝岛，参加的又是《红楼梦》的会议。这只有用“在劫难逃”四个字来形容了。
　　第六，近百年来的红学，所以为人们所关注，保持着学科的生命力，与不断有新材料的发现有很大关系。胡适起而与索隐派红学论战，凭借的就是新发现的《红楼梦》早期抄本，一个是甲戌本，一个是庚辰本，上面有署名脂砚斋、畸笏叟的许多批语，透漏了一些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家世遭遇和背景情况。随后又有大量清宫档案的出世，对曹雪芹的家世和亲戚的情况了解得更多了。再就是曹雪芹朋友的材料的发现。对一门学科来说，新材料的发现，是这门学科设立的先期条件。王国维氏尝言：“古来新学问起，都由于新发现。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①陈寅恪也强调：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治学之士，得予于此潮流者，谓之予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予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问喻者也。”②《红楼梦》背景材料的一再发现，为红学研究开拓了新的区域。所以有脂学出焉，有曹学出焉。事实上，后来的红学研究，已扩大到整个明清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具有超学科的特点。因此现代学术史中的红学一目，才有那样强的生命力，那样大的吸引力。
　　但随即发生一个问题，检讨百年来的红学，研究者对《红楼梦》本文的研究反而多少忽略了。另一方面，新材料的发现，总是极为偶然的。对己有材料的诠释，到一定时期也会达到一个极限。其结果研究队伍如此庞大、不时成为学术热点的百年红学，所达成的一致结论并不很多。相反，许多问题形成了死结。我曾说红学研究中有三条不解之谜：一是芹系谁子；二是脂砚何人；三是续书作者③。这三个问题，根据已有材料，我们只能老老实实地说不知道。当然，以后如有新材料发现又作别论。
　　①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静安文集续编》第65 页，载《王国维遗书》第五册。
　　②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6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
　　③ 请参阅拙著《红学》第334 至335 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 年版。
　　对一门学科来说，研究了一百年，在许多问题上还不能达致比较一致的结论，甚至形成许多死结，我想无论如何不能说这是这门学科兴旺的标志。
　　所谓真理越辩越明，似乎不适合《红楼梦》。倒是俞平伯先生说的“越研究越糊涂”①，不失孤明先发之见。我把《红楼梦》与百年中国联系起来——百年中国也是欲理无序，曲折万端，可能也潜蕴着许多未解之谜。《红楼梦》研究扭成了许多死结，百年中国也扭成了许多死结。话说回来，也许百年红学的命运确乎与社会的变端真有一点什么关系？吾不知矣，吾不知矣。难言之哉，难言之哉。
　　① 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一书的自序中说：“我尝谓这书在中国文坛上是个梦魇，你越研究便越觉糊涂。”
　　下篇“百年顿尽追怀里，一夜难为怨别人”
　　20 世纪眼看就要走完了它的行程，百年红学也走到了百年的尽头。世纪转换，红学将怎样发展？红学未来的命运如何？说来很不幸，以我个人的观察，现在国内的红学，多少有一点“礼失，求诸野”的味道。比如多种版本的《红楼梦》电影、电视连续剧的相继问世。站在学术的立场，我无法认同这些视觉形象。又比如现在中国大陆，南北都在大建大观园。红楼服饰、红楼宴大兴其时。红楼服饰虽有混淆明清两代的迹象，但清代的特点还是明显的。而清代服饰是否代表了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正宗？我颇表怀疑。唐宋装是好看的，日人有所承继，我们这故国，却被清代“剃发易服”而后隔断了。
　　1991 年，康来新教授首创红楼之旅，我随喜着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恳谈会。
　　当时我被问及该怎样看待这并不古老的“浪漫之旅”，我感到很不好回答。
　　我想这创意是极佳的，也许有助于古典文学名著的诠释与普及。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红学呓语》，文章的后半部分谈的就是红楼文化问题。
　　我认为红楼文化固好，但要避免俗世化。因为有人提出了“应用红学”的概念。我说“应用红学”如果也可以算作红学的话，用得上史湘云的一句话：“这鸭头不是那丫头，缺少二两桂花油。”盖缺少学术是也。
　　所谓“应用红学”，决不应该成为未来红学的发展方向。
　　尽管如是，真正的有学术价值的《红楼梦》研究，仍在继续中。受材料的限制，考证派红学和索隐派红学很难前进了。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小说批评派红学不存在无米的问题，小说批评从本文出发，只要《红楼梦》在，就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饭来。何况《红楼梦》本身——文本中，还潜伏着许多未解之谜，足够睿智之士猜上几个世纪了。不久前，邓云乡先生透漏一条消息，说前些年有一次他从上海到北京看望俞平伯先生，两个人闲聊，谈到有人考证林黛玉是吊死的，因为太虚幻境里黛玉的册子上，写的是“玉带林中挂”。说到这里，俞老先生非常严肃地问邓云乡：《红楼梦》第五十回，荣国府元宵开夜宴，宝玉离席回怡红院，偷听袭人、鸳鸯说话，然后又出园回到席上。半路宝玉要解手，跟随宝玉的麝月、秋纹都站住，背过脸去，笑着提醒宝玉：“蹲下再解小衣，留神风吹了肚子。”俞老先生问邓云乡：“宝玉为什么要蹲下来解手？”邓是研究北京民俗的专家，他说北方儿童穿满裆裤，站着撩衣露很大一块肚子，天冷吃不消，所以北方的父母都教男小孩蹲下来小解。问题本身自然小之又小，弄得清楚和弄不清楚，都无关宏旨。
　　但《红楼梦》研究者不同，就是探究得这样深细，所以才出现许多红迷。
　　总之，依赖于《红楼梦》文本的红学小说批评，前途是无量的。无论再过多久，人们仍然会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审美情趣，对《红楼梦》做出新的解释。每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贾宝玉和林黛王。社会的复兴，文化的建设，总是伴随着回归原典的活动。《红楼梦》作为一部文化经典，魅力是永存的，红学不红学，倒在其次。
　　当然现在的《红楼梦》读者，对作品的关注点与过去已有所不同。百年红学的一个积极成果，是《红楼梦》这部古典变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不只红楼，水浒、三国、西游等几部具有典范意义的古典小说，一直活在人们的心里，参与人们的生活，成为人们语言、生活，甚或价值判断的借用符号。
　　如果加以区分，大体上少年儿童喜欢《西游记》，老年人喜欢《三国演义》，农民喜欢《水浒传》，知识分子喜欢《红楼梦》。对《红楼梦》中的人物，今天的读者有不同的选择。青年中喜欢贾宝玉、林黛玉的人越来越少，而王熙风备受青睐。《红楼梦学刊》近年多次收到称颂王熙凤是时代新人的文章。
　　前年春节，我和内子在深圳，一位朋友带她的十五岁的女儿看我们。这个女孩喜欢《红楼梦》，不知读了多少遍。我问她喜欢哪个人物，她说喜欢王熙风。我大感意外。她还说也喜欢朱自清，将来找丈夫就找个朱自清一样的人，但要有个郁达夫做她的情人。我和我太太、她的妈妈，三个人都惊呆了——她妈妈也是第一次听到小女儿的如此高论。
　　这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在发生变化。事实上，就一个具体人来说，对《红楼梦》人物的选择也是变化的。我自己也有这方面的经验。十几岁的时候读《红楼梦》，最喜欢的人物是晴雯。二十几岁的时候，很欣赏史湘云。现在想，《红楼梦》中最了不起的人物，应该是平儿。给王熙凤做贴身丫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平儿做得很好。王熙凤视平儿为心腹，其他的人，例如李纨，也说平儿是凤姐得力的臂膀。平儿绝对没有对凤姐不忠实的地方，但王熙凤做坏事，平儿绝对不做。不仅不做，她还要背着王熙凤做好事。“相济”而不“同恶”。“同恶相济”这句成语，不适合用在平儿和王熙凤的关系上。平儿是维护凤姐的，但凤姐的罪恶，平儿却没有份。贾府上下没有人说平儿不好的。我们可以设想，假如王熙凤犯事，案情牵连平儿，一定不知有多少人出来作证，认定平儿无辜。做人做到如此地步，可以说达到了做人的一种极致。要说做人难，没有比平儿做人更难了，但她却做得最好。所以我觉得平儿其人最为难得。不过这样的认知，须得有了一定的阅历之后方能取得。就像《红楼梦》里平儿的思想风貌，必须经过“柳叶渚边嗔莺咤燕，绛云轩里召将飞符”、“荣莉粉替去蔷蔽硝，玫瑰露引来获苓霜”这些纷扰之后，然后方能在“判冤决狱”的大关目上显现出来一样。
　　研究者从研究对象身上最终找到的是他自己。文学研究尤其如此。
　　但《红楼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研究红学作为一种职业，她的盛世恐怕是过去了。百年红学已经极尽了学术之盛。现在的情势有点像《红楼梦》里的贾府，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1991 年在新加坡召开的国际汉学会议上，我曾说红学研究己到了“食尽鸟投林”的地步。实际情形确实如此。国内的红学名家续有新作的很少。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红楼梦》研究的伪考证之风趁虚而入。近两年大陆红学最轰动的新闻，是有人撰文说《红楼梦》后四十回比前八十回写得更好。其目的是翻“五四”以来顾颉刚、俞平伯等老一辈红学家对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比较研究成果的案。
　　再就是有人连篇累牍地写文章，说现存各种脂研斋评本都是假造的，企图把“五四”以来新红学的研究成果一笔抹煞。主张不应否定后四十回的功绩，是对的，早有不少学者这样做过了。吴组缃教授于此持论甚坚。但一定要说后四十回比前八十回写得好，恐怕稍具文学鉴赏眼光的读者部不会认可。至于脂本假造说，尤其缺乏坚实的根据。还有作者问题，近年对曹雪芹是《红楼梦》原作者的质疑文章明显增多，但也只是提出疑点，证据并没有少许增加。因此这类红学新闻，大半是 “炒”出来的，舆情尽管沸扬，于红学的学术进境却鲜有小补。相反，这种炒冷饭、伪考证的行时，恰好说明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的红学，已经到了梁启超所说的学术衰落期，呈现出佛家所谓之“灭相”。如果要我来展望世纪转换后的红学，那末我可以作一个比喻：已往的百年红学，相当于《红楼梦》前八十回，从今而后的红学，最多是后四十回续书而已。也许我的看法过于悲观。不过没关系，乐观的朋友丝毫不必紧张，
　　因为前面说了——现在不是正有人力图证明《红楼梦》后四十回比前八十回
　　写得更好吗？王国维撰写《红楼梦评论》的1904 年，曾写过一首《出门》诗，全诗八句写道：“出门惘惘知奚适，白日昭昭未易昏。但解购书那计读，且消今日敢论旬。百年顿尽追怀里，一夜难为怨别人。我欲乘龙问羲叔，两般谁幻又谁真。”我草这篇论文此时此刻的心情，和王静安先生九十年前撰写《红楼梦评论》的同年所写那首诗的心情，实相仿佛。我也不知我之所论，是接近“幻”还是更接近“真”？
　　 刘梦溪 1994年5月
　　① 梁启超论学术思潮，分为启蒙期、全盛期、兑分期、衰落期，并以佛家“流转相”之生、庄、异、灭概括之。其论衰落期写道：“凡一学派当全盛之后，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日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睿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且支派分裂，排轧遂之，益自暴露其缺点。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而犹欲以全盛期之权威临之，则稍有志者必不乐受。而豪杰之士，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于是入于第二思潮之启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终焉。此衰落期无可逃避之运命，当佛说所谓灭相。”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2 至3 页。

关于儿童的书

admin — Tue, 11 May 2010 15:14:03 +0000

　　我的一个男孩，从第一号起阅看《儿童世界》和《小朋友》，不曾间断。
　　我曾问他喜欢那一样，他说更喜欢《小朋友》，因为去年内《儿童世界》的倾向稍近于文学的，《小朋友》却稍近于儿童的。
　　到了今年这些书似乎都衰弱了，不过我以为小孩看了即使得不到好处，总还不至于有害。但是近来见到《小朋友》第七十期“提倡国货号”，便忍不住要说一句话，——我觉得这不是儿童的书了。无论这种议论怎样时髦，怎样得庸众的欢迎，我以儿童的父兄的资格，总反对把一时的政治意见注入到幼稚的头脑里去。
　　我们对于教育的希望是把儿童养成一个正当的“人”，而现在的教育却想把他做成一个忠顺的国民，这是极大的谬误。罗素在《教育自由主义》一文上，说得很是透彻；威尔士之改编世界历史，也是这个意思，想矫正自己中心的历史观念。日本文学家秋田雨雀曾说，日本学校的历史地理尤其是修身的教训都是颠倒的，所以他的一个女儿只在家里受教育，因为没有可进的正当的学校。画家木村君也说他幼年在学校所受的偏谬的思想，到二十岁后费了许多苦功才得把他洗净。其实，中国也何尝不如此，只是少有人出来明白的反对罢了。去年为什么事对外“示威运动”，许多小学生在大雨中拖泥带水的走，虽然不是自己的小孩，我看了不禁伤心，想到那些主任教员真可以当得“贼夫人之子”的评语。小孩长大时，因了自主的判断，要去冒险舍生，别人没有什么话说，但是这样的糟蹋，可以说是惨无人道了。我因此想起中古的儿童十字军来；在我的心里，这卫道的“儿童杀戮”实在与希律王治下的“婴儿杀戮”没有什么差别。这是我所遇见的最不愉快的情景之一。
　　三年前，我在《晨报》上看见傅盂真君欧洲通信《疯狂的法兰西》后，曾发表一篇杂感叫《国荣与国耻》，其第五节似乎在现今也还有意义，重录于下：中国正在提倡国耻教育，我以小学生的父兄的资格，正式的表示反对。我们期望教育者授与学生智识的根本，启发他们活动的能力，至于政治上的主义，让他们知力完足的时候自己去选择。我们期望教育者能够替我们造就各个完成的个人，同时也就是世界社会的好分子，不期望他为贩猪仔的人，将我们子弟贩去做那颇仑们的忠臣，葬到凯旋门下去！
　　国家主义的教育者乘小孩们脑力柔弱没有主意的时候，用各种手段牢笼他们，使变成他的喽罗，这实在是诈欺与诱拐，与老鸨之教练幼妓何异。……
　　总之我很反对学校把政治上的偏见注入于小学儿童，我更反对儿童文学的书报也来提倡这些事。以前见北京的《儿童报》有过什么国耻号，我就觉得有点疑惑，现在《小朋友》又大吹大擂的出国货号，我读了那篇宣言，真不解这些既非儿童的复非文学的东西在什么地方有给小朋友看的价值。在我不知道编辑的甘苦的人看来，可以讲给儿童听的故事真是无穷无尽，就是一千一夜也说不完，不过须用理知与想象串合起来，不是只凭空的说几句感情话便可成文罢了。鹿豹的颈子为什么这样长，可以讲一篇事物起原的童话，也可以讲一篇进化论的自然故事；火从那里来，可以讲神话上的燧人，也可以讲人类学上的火食起原。说到文化史里的材料，几乎与自然史同样的丰富，只等人去采用。我相信精魂信仰（Animism）与王帝起源等事尽可做成上好的故事，使儿童得到趣味与实益，比讲那些政治外交经济上的无用的话不知道要好几十倍。这并不是武断的话，只要问小孩自己便好：我曾问小孩这些书好不好看，他说：“我不很要看，——因为题目看不懂，没趣味。譬如题目是‘熊和老鼠’或‘公鸡偷鸡蛋’，我就欢喜看。现在这些多不知说的是什么！”编者或者要归咎于父师之没有爱国的教练，也未尝不可，但我相信普通的小孩当然对于国货仇货没有什么趣味，却是喜欢管“公鸡偷鸡卵”等闲事的。要提倡那些大道理，我们本来也不好怎么反对，但须登在“国民世界”或“小爱国者”上面，不能说这是儿童的书了。
　　在儿童不被承认，更不被理解的中国，期望有什么为儿童的文学，原是很无把握的事情，失望倒是当然的。儿童的身体还没有安全的保障，那里说得到精神？不过我们总空想能够替小朋友们尽一点力，给他们应得的权利的一小部分。我希望有十个弄科学、哲学、文学、美术、人类学、儿童心理、精神分析诸学，理解而又爱儿童的人，合办一种为儿童的定期刊，那么儿童即使难得正当的学校，也还有适宜的花园可以逍遥。大抵做这样事，书铺和学会不如私人集合更有希望；这是我的推想，但相信也是实在的情形，因为少数人比较的能够保持理性的清明，不至于容易的被裹到群众运动的涡卷里去。我要说明一句，群众运动有时在实际上无论怎样重要，但于儿童的文学没有什么价值，不但无益而且还是有害。
　　在理想的儿童的书未曾出世的期间，我的第二个希望是现在的儿童杂志一年里请少出几个政治外交经济的专号。
　　（一九二三年八月）
　　□1923 年8 月17 日刊《晨报副镌》，暑名作人
　　□收入《谈虎集》

谈金瓶梅词话（摘录）

admin — Thu, 06 May 2010 00:34:45 +0000

　　《金瓶梅》所表现的社会
　　《金瓶梅》是一部不名誉的小说；历来读者们都公认她为“秽书”的代表。没有人肯公然的说，他在读《金瓶梅》。有一位在北平的著名学者，尝对人说，他有一部《金瓶梅》，但始终不曾翻过；为的是客人们来往太多，不敢放在书房里。相传刻《金瓶梅》者，每罹家破人亡，天火烧店的惨祸。
　　沈德符的《顾曲杂言》里有一段关于《金瓶梅》的话：
　　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余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怪。今惟麻城刘延伯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钞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搉吴关，亦劝余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余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出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以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
　　在此书刚流行时，已有人翼翼小心的不欲“以刀锥博泥犁”。而张竹坡评刻时，也必冠以苦孝说，以示这部书是孝子的有所为而作的东西。他道：作者之心其有余痛乎！则《金瓶梅》当名之奇酸志、苦孝说，呜呼，孝子，孝子，有苦如是！
　　他要持此以掩护刻此“秽书”的罪过。其实《金瓶梅》岂仅仅为一部“秽书”！
　　如果除净了一切的秽亵的章节，她仍不失为一部第一流的小说，其伟大似更过于《水浒》，《西游》、《三国》更不足和她相提并论。在《金瓶梅》里所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的社会。这社会到了现在，似还不曾成为过去。
　　要在文学里看出中国社会的潜伏的黑暗面来，《金瓶梅》是一部最可靠的研究资料。
　　近来有些人，都要在《三国》、《水浒》里找出些中国社会的实况来。
　　但《三国志演义》离开现在实在太辽远了；那些英雄们实在是传说中的英雄们，有如荷马的Achilles，Odysseus，圣经》里的圣乔治，英国传说里的Round Table 上的英雄们似的带着充分的神秘性，充分的超人的气分。如果要寻找刘、关、张式的结义的事实，小说里真是俯拾皆是，却恰恰以《三国志演义》所写的为最驽下。《说唐传》里的瓦岗寨故事；《说岳精忠传》的牛皋、汤怀、岳飞的结义；《三侠五义》的五鼠聚义，徐三哭弟；够多末活跃！他们也许可以反映出一些民间的“血兄弟”的精神出来罢。至于《水浒传》，比《三国志演义》是高明得多了。但其所描写的政治上的黑暗（千篇一律的“官逼民反”），于今读之，有时类乎“隔靴搔痒”。
　　赤日炎炎似火烧，田中禾黍半枯焦。
　　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水浒传》的基础，似就是建筑在这四句诗之上的。水泊梁山上的英雄们，并不完全是“农民”。他们的首领们大都是“绅”，是“官”，是“吏”，甚至是 “土豪”，是“恶霸”。而《水浒传》把那些英雄们也写得有些半想象的超人间的人物。
　　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
　　不要怕她是一部“秽书”。《金瓶梅》的重要，并不建筑在那些秽亵的描写上。
　　她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的毫无忌惮的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的景象。而这个充满了罪恶的畸形的社会，虽经过了好几次的血潮的洗荡，至今还是像陈年的肺病患者似的，在恹恹一息的挣扎着生存在那里呢。
　　于不断记载着拐、骗、奸、淫、掳、杀的日报上的社会新闻里，谁能不嗅出些《金瓶梅》的气息来。
　　郓歌般的小人物，王婆般的“牵头”，在大都市里是不是天天可以见到？
　　西门庆般的恶霸土豪，武大郎、花子虚般的被侮辱者，应伯爵般的帮闲者，是不是已绝迹于今日的社会上？
　　杨姑娘的气骂张四舅，西门庆的谋财娶妇，吴月娘的听宣卷，是不是至今还如闻其声，如见其形？
　　那西门庆式的黑暗的家庭，是不是至今到处都还像春草似的滋生蔓殖着？
　　《金瓶梅》的社会是并不曾僵死的；《金瓶梅》的人物们是至今还活跃于人间的，《金瓶梅》的时代，是至今还顽强的在生存着。
　　我们读了这部被号为“秽书”的《金瓶梅》，将有怎样的感想与刺激？
　　正乱着，只见姑娘拄拐，自后而出。众人便道：“姑娘出来。”都齐声唱喏。姑娘还了万福，陪众人坐下。姑娘开口：“列位高邻在上。我是他的亲姑娘，又不隔从，莫不没我说去。死了的也是侄儿，活着的也是侄儿，十个指头，咬着都疼。如今休说他男子汉手里没钱，他就是有十万两银子，你只好看他一眼罢了。他身边又无出，少女嫩妇的，你拦着，不教他嫁人，留着他做什么！”众街邻高声道：“姑娘见得有理！”婆子道：“难道他娘家陪的东西也留下他的不成！他背地又不曾私自与我什么，说我护他！也要公道。
　　不瞒列位说，我这侄儿平日有仁义，老身舍不得他好温克性儿。不然老身也不管着他。”
　　那张四在傍，把婆子瞅了一眼，说道：“你好失心儿！凤凰无宝处不落。”只这一句话，道着了这婆子真病，须臾怒起，紫涨了面皮，扯定张四大骂道：“张四，你休胡言乱语，我虽不能不才，是杨家正头香主。你这老油嘴，是杨家那膫子■的？”张四道：“我虽是异姓，两个外甥是我姐姐养的。你这老咬虫，女生外向行，放火又一头放水。”姑娘道：“贱没廉耻，老狗骨头，他少女嫩妇的，留着他在屋里，有何算计！既不是图色欲，便欲起谋心，将钱肥己。”张四道：“我不是图钱，争奈是我姐姐养的。有差迟，多是我；不过得日子，不是你。这老杀才，搬着大，引着小，黄猫儿，黑尾！”姑娘道：“张四，你这老花根，老奴才，老粉嘴，你恁骗口张舌的，好淡扯！到明日死了时，不使了绳子扛子！”
　　张四道：“你这嚼舌头老淫妇，挣将钱来，焦尾靶，怪不的恁无儿无女！”姑娘急了，骂道：“张四贼老苍根，老猪狗！我无儿无女，强似你家妈妈子，穿寺院，养和尚，■道士，你还在睡里梦里！”当下两个差些儿不曾打起来。
　　（《金瓶梅词话》第七回）
　　这骂街的泼妇口吻，还不是活泼泼的如今日所听闻到的么？应伯爵的随声附和，潘金莲的指桑骂槐，……还不都是活泼泼的如今日所听闻到的么？
　　然而这书是三百五六十年前的著作！
　　到底是中国社会演化得太迟钝呢？还是《金瓶梅》的作者的描写，太把这个民族性刻划得入骨三分，洗涤不去？
　　谁能明白的下个判断？
　　像这样的堕落的古老的社会，实在不值得再生存下去了。难道便不会有一个时候的到来，用青年们的红血把那些最龌龊的陈年的积垢，洗涤得干干净净？
　　《金瓶梅》为什么成为一部“秽书”？
　　除了秽亵的描写以外，《金瓶梅》实是一部了不起的好书，我们可以说，她是那样淋漓尽致的把那个“世纪末”的社会，整个的表现出来。她所表现的社会是那末根深蒂固的生活着，这几乎是每一县都可以见得到一个普遍的社会的缩影。但仅仅为了其中夹杂着好些秽亵的描写之故，这部该受盛大的欢迎，与精密的研究的伟大的名著，三百五十年来却反而受到种种的歧视与冷遇，——甚至毁弃、责骂。我们该责备那位《金瓶梅》作者的不自重与放荡罢？
　　诚然的，在这部伟大的名著里，不干净的描写是那末多；简直像夏天的苍蝇似的，驱拂不尽。这些描写常是那末有力，足够使青年们荡魂动魄的受诱惑。一个健全、清新的社会，实在容不了这种“秽书”，正如眼瞳中之容不了一根针似的。
　　但我们要为那位伟大的天才，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他为什么要那样的夹杂着许多秽亵的描写？
　　人是逃不出环境的支配的；已腐败了的放纵的社会里很难保持得了一个“独善其身”的人物。《金瓶梅》的作者是生活在不断的产生出《金主亮荒淫》、《如意君传》、《绣榻野史》等等“秽书”的时代的。连《水浒传》也被污染上些不干净的描写；连戏曲上也往往都充满了龌龊的对话。（陆采的《南西厢记》、屠隆的《修文记》、沈璟的《博笑记》、徐渭的《四声猿》等等，不洁的描写与对话是常可见到的。）笑谈一类的书，是以关于“性”的玩笑为中心的。（像万历板《谑浪》和许多附刊于《诸书法海》、《绣谷春容》诸书里的笑谈集都是如此。）春画的流行，成为空前的盛况。万历板的《风流绝畅图》和《素娥篇》是刊刻得那末精美。（《风流绝畅图》是以彩色套印的；当是今知的世界最早的一部彩印的书。）据说，那时，刊板流传的春画集，市面上公开流行的至少有二十多种。
　　在这淫荡的“世纪末”的社会里，《金瓶梅》的作者，如何会自拔呢？
　　随心而出，随笔而写；他又怎会有什么道德利害的观念在着呢？大抵他自己也当是一位变态的****的患者罢，所以是那末着力的在写那些“秽事”。
　　当罗马帝国的崩坏的时代，淫风炽极一时；连饭厅上的壁画，据说也有绘着春画的。今日那泊里（Nable）的博物院里尚保存了不少从彭培古城发掘来的古春画。明代中叶以后的社会的情形，正有类于罗马的末年。一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士大夫，乃至破落户，只知道追欢求乐，寻找出人意外的最刺激的东西，而平民们却被压迫得连呻吟的机会都没有。这个“世纪末”的堕落的帝国怎么能不崩坏呢？
　　说起“秽书”来，比《金瓶梅》更荒唐，更不近理性的，在这时代更还产生得不少。以《金瓶梅》去比什么《绣榻野史》、《弁而钗》、《宜春香质》之流，《金瓶梅》还可算是“高雅”的。
　　对于这个作者，我们似乎不能不有恕辞，正如我们之不能不宽恕了曹雪芹《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初试云雨情，李百川《绿野仙踪》里的温如玉嫖妓、周琏偷情的几段文字一样。这和专门描写性的动作的****狂者，像吕天成、李渔等，自是罪有等差的。
　　好在我们如果除去了那些秽亵的描写，《金瓶梅》仍是不失为一部最伟大的名著的，也许“瑕”去而“瑜”更显。我们很希望有那样的一部删节本的《金瓶梅》出来。什么《真本金瓶梅》、《古本金瓶梅》，其用意也有类于此。然而却非我们所希望有的。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郑振铎文集》第五卷）

诸葛亮与魏延

admin — Sun, 25 Apr 2010 04:07:03 +0000

　　《三国志演义》描写诸葛亮与魏延的故事，把魏写成一个“脑后有反骨”的角色，暗示只有诸葛亮能掌握、使用他；诸葛一死，魏延就再也无人能加以制驭，最后还是靠了诸葛的“遗策”才杀了这个“祸害”。不能说完全没有史实根据，但确是大大地小说化了，也大大地歪曲了事实的真相。
　　魏延是个很有见识才干的将领，比马谡高明得多。他在伐魏的战略上，与诸葛有明显的分歧。他主张出子午谷直取长安，诸葛亮不予采纳，却选择了兵出祁山的迂远路线，而且前后试了六次之多，结果还是失败了。一般人都把这作为诸葛谨慎小心的证据，陈寿还批评诸葛，“应变将略，非其所长”。
　　其实这是一个很不易为人理解的悲剧。
　　魏延的作战方针是一条出色的奇计，诸葛不会不理会、赏识。但他不能采纳；又不能明白讲出自己的理由来。魏延当然想不通，难免对丞相有意见。
　　这就是悲剧的实质。
　　王船山是多少看出了那秘密的。他认为，刘备死后，阿斗胡涂无用，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只能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明知出祁山不易完成北伐大业，但还是先后六次执行了同样的战略。碰了壁要转弯，这是猪都懂得的道理，难道诸葛就不懂么？
　　诸葛亮苦在明明知道在客观条件限制下，只有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才能争得生存，但又不能公开宣布；相反，在口头上还必须高唱“北定中原”的调子，否则人心就有瓦解的危险。他当然不能向魏延推心置腹地说明。而魏延自然也摸不出诸葛的心思。这真是一个悲剧。
　　诸葛亮的《出师表》虽然提出了伟大的战略目标，但却缺乏必胜的信心。
　　通篇充满了悲壮气氛，但缺乏誓师的雄壮气势。过去读来总觉得有些奇怪，其实，那原因也是不难理解的。

黄裳《榆下说书》

话说乌进孝

admin — Tue, 20 Apr 2010 23:07:35 +0000

　　《红楼梦》第53 回上半写“宁国府除夕祭宗祠”，是小说前80 回中最有艺术光彩的篇章之一。可以说是笔酣墨饱、仪态万方。细节安排极为精妙，使用非常简约、精确的笔墨，写出了十分繁富的内容。不只限于出色的平面描写，更具有厚重的烘染暗示效果。至于人物的生动凸现，语言的神情逼肖，在全书中也应该算是最出色的部分。
　　前些年，这一章曾特别受到了重视，也遭受到可惊的歪曲。除了别有用心者不论外，另一重要原因是出于许多人的焦急。写下满纸富贵繁华、儿女嗔痴的曹雪芹，为什么不写“阶级斗争”呢？为什么还不正面描写农村中的斗争场面呢？等了好半日，到底盼来了一个乌进孝，一个贾府田庄的奴隶总管，怎能不高兴，惊呼，吹捧……这一切原是可以理解的。
　　像乌进孝这样的人物，在清初人的文集、官府案卷、甚至戏曲小说中间，原是多次出现过的。但足以使人念念不忘，成为一种艺术典型者，还只有曹雪芹笔下的这一个。贾珍，无疑是个大大的坏种，但他也有道貌岸然的一面，他训斥贾芹的一场，就是最好的标本，但又绝不同于贾政。贾珍对“老砍头的”乌庄头的几节话，那身份、那口吻、那志得意满，真是活画。曹雪芹写贾珍倒背着两手，细看由贾蓉展开捧起的红禀帖时，那神情，简直就与京戏“法门寺”刘瑾从贾桂手里看状子一般无二。伟大的艺术家曹雪芹早已把表演艺术家在舞台上创造的身段、神情，移到纸上了。
　　“又来打擂台了。”“不和你们要，找谁去！”只是寥寥数语，实在也并未吹胡子瞪眼，但那效果，不是远较用“三突出”法造出的“阶级斗争”高出万分么！
　　在这“闲闲写来”的一节中，又写出并暗示了多少内容呢？皇家“恩赏”的作用、光禄寺“穷官儿”的觊觎、贾府请吃年酒的排场……以至铺在石阶上的大狼皮褥子等等。作者特别着意透露的是已经走在下坡路上的贾府现状。凤姐与鸳鸯设法偷老太太的东西当当的绝密小道新闻的传播，和贾珍的估计，极巧妙地暗示了贾蓉与阿凤之间的关系。这一切，正如古代文学评论家所说，“手挥五弦，目送飞鸿”，实在是妙透了。
　　至于乌庄头的那张单子，当然也是十分珍贵的，不过那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应加注意的事物了。
　　以上，就是我对这一章节的内容深度的极为浅薄的蠡测。同时也觉得，怕不一定只有细节描写一种方法才能达到反映现实的目的。特别是在作品的具体结构要求有所限制时是如此。
　　1980年1月22日

黄裳《榆下说书》

论焦大

admin — Tue, 20 Apr 2010 23:06:17 +0000

　　焦大可以算得是贾府的屈原。焦大不过为了看不惯贾门不肖子孙的行径，酒后发了几句牢骚，就被捆了起来扔在马圈里；又为了防止他讲出更不好听的话来，给他塞了满嘴的马粪。其实焦大的原意是要贾府好，不忍看它陷入破败的境地，动机原是可嘉的，但结果如此，因此他演出的应是一出悲剧。这些意思记得都是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的。
　　归结起来就是，焦大不去为贾府歌功颂德，反而借发酒疯，暴露了贾府的缺点，实属缺德，理应得到如此这般的处分。
　　这是谁人的观点呢？自然是爬灰、养小叔子的那些老爷、太太、少爷、少奶奶们。下令捆起焦大来的就是凤姐。至于坐在祠堂里的太爷，怕是站在焦大一边的，但对发酒疯，可能也不大赞成。宝玉的态度不大清楚，因为他不懂“爬灰”……这些字眼的奥义，还不识相地向凤姐打听。这也是戴不凡所主张的有大小两个宝玉的一条根据吧？岂有在“初试云雨情”之后很久，还听不懂这些话的道理呢？不过也很难说，封建时代的贵公子有时确实是有些古怪的生物，很难以常理论。不是作了多年皇帝的溥仪连穿衣、吃饭还不大熟练么？这不是造谣，是他自己说得明明白白的。我想如果宝玉真的懂得焦大说的其实是什么，他也不会主张捆人，呆苦木鸡. 甚至发起呆病来，都有可能。当然他也不会痛哭流涕，当众检讨，或到祠堂里去请罪。总之，宝玉和凤姐是不同的。
　　凤姐向盘根问底的宝玉进行恫吓，不许再提了，不然连你也要打死。曹雪芹写得实在深刻，使我们懂得为什么有些人一听见写真实就要吓得灵魂出窍。老爷、太太、少爷、少奶奶们就全靠这层朦胧的、柔情脉脉的纱幕保护了作戏，雾里看花，一切荒淫无耻看来似乎都是高贵文雅的。谁来动一动他们这命根子，可了不得，他们必然站出来誓死保护，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行为。
　　凤姐下令原不过是“捆起来”，塞上满嘴马粪可就是站在一旁的小厮们的发明创造了。这一创造也实在不能不说是天才的。不过无论怎样天才横溢，小厮们还想不到要切断焦大的喉管，看来这只有归因于“时代的局限”了。
　　1979年9月5日

黄裳《榆下说书》

关于“自叙说”

admin — Tue, 20 Apr 2010 04:36:44 +0000

　　——春夜随笔之三
　　先引用一点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有关《红楼梦》的论述。
　　而世间信者特少（按指“明言雪芹之书，所记者其闻见”），王国维（《静安文集》）且诘难此类，以为“所谓‘亲见亲闻’者，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言之，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也。迨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知曹雪芹实生于荣华，终于苓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著书西郊，未就而殁……
　　又评论《红楼梦》云：
　　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
　　先生此书之成，距今已近60 年。在这中间，对于《红楼梦》的研究，有了许多新的发现和论辩成果。《史略》中个别具体结论，也有些需要进行修改了。但我们所应注意的是先生立论的精神。《史略》于1930 年重校刊行，先生撰有题记；《史略》又于1935 年译为日文，先生为撰序文，对新发现的资料可以纠正旧说者，都声明改正，而不及有关《红楼梦》的论断。这是足以证明在先生的晚年，也依旧保持原来的论点的。此外，在别的地方，先生又曾数数批判胡适的政治立场并指摘“特种学者胡适之”的“自传说”谬见。
　　凡此种种，都值得我们今天慎重的考虑。
　　“自叙说”，是一种从简单平实的看法发展到荒谬地步的错误论点，是应该反对的。导致这种错误论点的主观唯心主义，是应予批判的。这统统没有疑义。但这不是说胡适及某些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从一开始就统统要不得。
　　这样的论者，终于还逃不脱形而上学的牢笼。而鲁迅先生就不是这样。
　　鲁迅根据自己写小说的经验，深信“亲见亲闻”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同时作为参考，并记下了王国维的“间接经验”说。他的肯定胡适的考证结论，也正在此，也仅在于此。至于一旦恶性发展成为自然主义，鲁迅就坚决地加以反对，斥之为“特种学者”。鲁迅是清醒的唯物论者，他的敏锐，他的实事求是，都是最可宝贵的品质。如果我们因为反对自然主义的“自传说”，就将一切研究作者家世生平……的工作都与“自传说”等同起来，一棒打杀，事实上就连王国维也不如，不能不落入最不光彩的“境由心造”
　　的营垒里去，成为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的对立面。
　　写小说不是写历史，曹雪芹也没有录像机和录音机，怎么能要求他的小说无一事一字无来历呢？
　　曹雪芹也不是魔术师，怎能要求他在一张手帕下面变出一座“大观园”来呢？他必须看见过实物，这才能综合取舍，创造提高。写出一座大观园，没有“蓝本” 是不行的。至于这“蓝本”在北京或在南京，原型是一个园子或是多少园子的综合，这些问题尽可由研究者自由探讨，各自摆出自己的论据来。我们不是不可知论者，相信正确的结论终于是会做出的。
　　这些也真无非是老掉了牙的老生常谈，但今天还要来重复则是可悲的。
　　从戴不凡的长文里可以知道，他确是下了功夫的，还写了《脂批考》。
　　但他在运用脂批的时候是很谨慎的。他也不是完全没有回避的。例如和《风月宝鉴》及黄色小说都有密切关系的天香楼事件的脂批，就不引。原因何在？
　　无非因为这些脂批说明了一个事实，天香楼事件是确曾发生过的“历史真实”，不论曹雪芹是作家还是编辑，也不论已删的小说有关天香楼事件原文与原状有怎样的差异，都脱不了真人真事的干系，自以不提为是。“因命芹溪删去”，这种白纸红字批语，在现实主义反对者看来，是过于刺目、过于可恶了。“雪芹自叙”是该死的，难道“石兄自叙”就要得么？
　　戴文主张“石兄生平亦需重新研究”，我是很赞成的。只要不是信口开河，与小说产生有关的一切人物（姑且承认“石头”是个生物吧）的事情，我们都盼望能多知道一些。不过又不能不想到，还有那位“空空道人”呢，那位居然为小说改了书名的东鲁孔梅溪呢？”世法平等”，我们也要求知道一些有关他们的事情，自然愈详细愈好。按照小说的铺叙，着眼于他们与小说的关系，这些“人”的地位殊亦不在曹雪芹之下。
　　曹雪芹由于种种客观条件，在写作这本伟大的小说时，在笔头上是弄了不少狡狯的。我们自然应该原谅，并寄予深厚的同情。同时我们也务必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防止走上两个极端。一方面不可将孙悟空的颈后毫毛一一当真，顶礼膜拜；一方面也必须停止“禹是一条虫”故事的重演。我很担心，曹雪芹由作家化为编辑，怕还不是最后的结局，弄不好连这个人也会考成“乌有先生”的，这可不是笑话。
　　1979年3月26日

黄裳《榆下说书》

“新”“旧”“红学家”

admin — Tue, 20 Apr 2010 04:35:13 +0000

　　——春夜随笔之二
　　在我们的《红楼梦》研究者中间，似乎长久以来就存在着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了。有些作者，或是自封，或经指定，是要比另一些研究者“高出一等”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一个“红学家”的专称，这是个半开玩笑，带有嘲讽意味的头衔。第一个发明者大概对“小说家流”抱有一定程度的蔑视，认为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居然有人会来研究，居然又七嘴八舌弄得如此热闹，真是咄咄怪事。没有办法，跟“臭老九”一样，在九流之末，姑且为之安排一个座位，也算做一“家”。又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红学家”又有了新旧之分。那标准也颇为模糊。一般的看法，是王梦阮、蔡元培等算是“旧”的，而从胡适开始，就是“新”的了。（戴不凡称俞平伯为“老红学家”，是为特例。）另外一个虽不成文但有特定意义的标准则是，凡是注意研究作者家世、版本源流，注意脂砚斋批，探索原稿、残稿面目的总都被视为“不大正派”、“邪门歪道”；只有一空依傍，专论微言大义者才是正经的“文学评论家”（他们是从来不肯厕身“红学家”之列的）。又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本来是非常分明的分界线竟又有些模糊起来，“评论家”也开始引用“脂批”，真是纡尊降贵，面子不小：“脂戚本”、“脂京本”……这些令人头痛的代号也在“评论家”的文章中出现了……总之，在研究工作中，较多地有了共同语言、学术交流，这是很可喜的现象。但身份还是马虎不得。“评论家”们似乎是“天生的”，写起文章来，必称对方为“先生”，采取一种“高屋建瓴”的架式，在气势上就先已压服了对手。虽然也要引用一些“红学家”发掘出来的成果、资料，但必多方表明不屑之状，反复撇清自己并不掌握任何“珍秘史料”，好像研究资料是什么不干净的事物，沾不得。当然一扭头就来夸说自己如何目光如炬，在“红学家”视而不见之处，发现了可贵的真理。这与某些“长官”以 “大老粗”自豪的精神状态是很有些相通之处的。至于写起论文来，无疑就要势派惊人，一鼓作气，形成势如破竹的击溃局面。
　　这种形势的逐步形成，大抵始于批判胡适之时，至十多年前而“发扬光大”，登峰造极。因为那时所谓“新红学家”大半都已被打翻在地，连呻吟也不敢了。
　　这种局面，看来是有打破的必要的。不然就谈不上什么学术民主。两年来学术界出现的一点团结的萌芽，争鸣的气氛，在戴不凡的文章中一些都不见，他霸道得比任何“评论家”还要霸道。
　　与此同时，在“新红学家”群中，又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文人相轻的现象。
　　有时争论起来，竟自面红耳赤，失去常态，难道他们是百分之百地为真理而争辩么，好像又不是。在这种公开争辩之外，在字里行间，笔锋所及，更多的是“微言大义”，不是细心的读者，往往是不易察觉的。这不能不涉及在我们的文学史上早已有之的一种并非怎样高明，也不宜全面继承的“传统”。
　　人都希望进步，这是很好的事；在前进的道路上有竞争，这也是必然的。大家都是“新红学家”，好像都觉得不够光彩，谁都希望能够摆脱这种身份，爬到“评论家”的高枝上去。这可能也是产生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不是“红学家”，新、旧都不够格，这不过是我的猜测。
　　向上，是无可非议的。向上，一定要有一个标准。因而这个“标准”就值得研究。希望达到一个新的“标准”，同时也就希望摆脱一个旧的“标准”。
　　是怎样的“标准”呢，这在戴不凡的文章中不是无迹可寻的。
　　戴不凡用来“克敌制胜”的重要或惟一的武器就是“胡（适）说”论。
　　借了1954 年批判胡适主观唯心主义的余威，把《红楼梦》研究者的工作，不论是正确还是错误、有益还是有害，一股脑儿都拿来与胡适挂起钩来，使之统统具备“完蛋”的条件。也不过就是这样一种简单的方法。
　　你说脂砚斋是史湘云，这是“自叙”说，是该死的；我说“曹頫基本上可以确定他实即畸笏。评（疑当作“详”）拙作《脂批考》。”这是工作需要，无可非议的。
　　《红楼梦》中有过这样的话，“所以蓬牖茅椽，绳床瓦灶，并不足妨我襟怀；况那晨风夕月，阶柳庭花，更觉得润人笔墨。”戴不凡用并不繁琐的考证方法，证明了“坐于窗明几净房子中的红学家”所不曾考虑到的事物。
　　“蓬牖”只能用于南方，在北京可万万用不得，要冻死的：“瓦灶”呢，那是“缸缸灶”，“是吴越贫民以及职业乞丐、小庙僧道的日用必需品。”不是“博物君子”，哪里知道得这么仔细呢？不敬得很，将这种随手点染的四六对仗句考证坐实，实在不能算是什么严肃的作法。这一切都是为一个论点服务的，是证明《红楼梦》的作者是久居南方的，是为了这个假设而求证的需要。记得严绳孙给纳兰容若的信里就曾有嵌入“朱门”、“蓬户”的一组对句，也是用来作贫富对比的。而当时住在北京明珠室内的严绳孙也的确并未冻死，他不过是说两句俏皮话而已。
　　一切必须服务于自己的论点，客观实际是不必顾及的。这就叫做实用主义。
　　支持着这实用主义的，恰恰正是“胡适的自叙说”（即“胡说”论）这根大棒。

黄裳《榆下说书》

春夜随笔

admin — Tue, 20 Apr 2010 04:33:16 +0000

　　自从“半个红学家”江青垮了台，《红楼梦》研究的空气又浓厚起来了。
　　报刊上出现的这类文字风起云涌，有些还是煌煌巨著的摘要，殊使人有目不暇接之势。鸿篇巨制自然不是咄嗟可办的，那么是早经着手的无疑了。可见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也还有不少人闭户研究，并不跟随“半个红学家”起哄。
　　也许，此中还有着与清代乾嘉考据之学盛行相同的因素，也说不定。
　　我见闻有限，消息不灵。不过也曾浏览过部分论文，有些感想，当然这只能是一个读者的读后感。
　　总的来说，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比过去大不同了。对曹雪芹的家世，已经探索到他的远祖；通过几个古钞本的比勘研究，探索原本面貌的工作，也有人着手了；对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的研究，也铺展得较宽了；有关作者传记材料的新发现，也时有所闻，而曹雪芹的文学传记也开始出现了。连曹寅的《楝亭集》也已影印出版。至于分析研究作品人物、创作思想、文学技巧的文章就更多一些。当然不能说全部都是精彩之作，这怎么可能呢？不过质总是建筑在量的基础上的。如果只准许一两个人发言，而且声明只有这才是惟一正确的，那可实在危险得很。万一这不幸而是昏话，后果如何，不问可知矣。盖不只“红学”一事为然也。
　　如果要说一点意见的话，那么我想指出，有些论文，水平是不能说怎样高的。例如有的作者在研究有关《红楼梦》研究中的“随笔论著”，这自然是很好的。但所举出的不过是几种极少参考价值的小册子，而且花了很多篇幅来介绍那些明明是无聊、荒谬的论点。曹雪芹画像真伪问题，又有人重新提出了，但说来说去不过是重复十多年前已经提出过的论点，使人读了意兴索然。有些学术刊物，好像不编入一两篇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就不够时髦似的，但后果如此，不能不使人感到白报纸确也使用得可惜。
　　清初禅悦之风和《红楼梦》有没有关系呢？当然是有的，可能还很密切。
　　这是个出色的研究题目。从作者排列的目录章节看，也是很吸引人的，但读下来的感觉是有如在灵隐山门外面摸了一下冰凉的石柱础；蒙眬地望了一眼大殿的影子，终于没有能得到些微向往已久的知识。只好叹口气，废然掩卷。
　　此外，还有一些过于“高深”、“细腻”的考证之作，是我所看不懂的。当然也要怪自己缺乏闭户读书的功夫与耐心。这样的研究也许是必要的吧，但可以大胆地说一句，它与大众的关系是不大的。
　　由于读者对曹雪芹的尊敬与因此而产生的关心，有关作家的遗事、遗物、遗作……一直成为研究者搜求的重要目标，而这种搜求是日益困难起来了，因此凡有发现，也必然要引起注意。在这方面吴恩裕的努力是不可忽视的。
　　30 年来，他曾提供过不少有关资料，至今还为研究者所运用。最近的消息是他又有新的发现了，曹雪芹的遗稿和遗物。不过对这些发现目前正在进行着颇激烈的争辩，真伪尚无定论。不过这种争论究竟还是比较实在的，不那么虚无缥缈，因此读者是多的，也更为人们所理解和关心。此外，就是所谓大观园的遗址，也是争论得非常激烈的问题。我见过一篇有趣的论文，是反对大观园实有其地的。当然这也是一种意见，说出来也并非难事，但文章却花了极大力气，从宋代范仲淹《岳阳楼记》起，下至《大观堂文集》、《大观录》……凡有“大观”字样者一一排比而罗列之。其实这对作者的论点并无若何关涉。而且我想，这种排比，也肯定仍是挂一漏万的。我看，这倒应该算是《红楼梦》研究中出现的一种别格。
　　《红楼梦》研究成为一时风气，人人争作红学家，这自然是一种盛况。
　　不过作为一个读者，我想冒昧地提出更加切实些的要求，避免花拳绣腿，虚饰浮夸；少争个人闲气，多下实在功夫。学术文章，特别是“红学”，不一定非做得那么神秘、复杂不可。科学研究是需要深入、细致下去的，但绝非“八阵图”，使读者进去以后就钻不出来，难怪有些人只是在阵图门口探头张望一下，立即避开了。大概这并非作者的本意，不过也难说，可能倒正是本意也说不定的。
　　以上，只是一些极为粗略的印象，也一直不曾有过写下来的意兴。同时，也没有看到过有关《红楼梦》研究风气、趋向的意见。最近，先是从报纸上得到介绍，继而从《北方论丛》上读到了戴不凡《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的文章，这才深切感到我所一直抱有的某些“隐忧”，确已公开化了。因为论文作者不但提出了新的论题，而且表现了空前英武的姿态。他宣布过去的《红楼梦》研究，有的“大概也就全部完蛋”，有的就该“相应予以报废”，有的要让它们“见鬼去吧”……而他的论断将使某些研究者“满头冒汗瞠目结舌”或“暴跳如雷”。总之，在他看来，干脆彻底得很，包括我上面所列举的那些研究文字在内，统统无非是“胡（适）说”，或诸如此类的东西。

黄裳《榆下说书》

俞平伯否认高鹗作伪原文

admin — Wed, 23 Dec 2009 16:37:41 +0000

我在<大闹红楼>一文中提到今日有些研究<红楼>的人怀疑高鹗续书之说。这自然是与我八年前研究的结果相合。我着重文学的观点，认为后四十回除曹氏旧稿流传出来由高鹗整理补辑以外，任何人不能续。内中故事脉络之连贯，及人物个性口吻之密合，非出于曹氏不可。若有人续此书得到今日后四十回的成绩，其人之才必在曹氏之上。须知<红楼梦>”字字看来皆是血”，正如张潮所云：”天地问之至文，皆血泪所写成。”胡适说此书是自叙，乃合西洋文学研究眼光。今以无此血泪之人，续此血泪哭尽之书，决不可能胡适以后，研究者专在这”增删五次”钞本矛盾补凑漶漫不可收拾的今本中吹毛求疵，捕风捉影，作求全之毁，来证明高鹗作伪。大家随声附和，闻高鹗之伪，而不考察胡、俞诸人所谓订伪的证据，诚如、王希廉所感叹：”何以随声附和者之多耶!”幸而新材料发见日多，高鹗整理各不同钞本的困难日明，大家知道当时钞本之混乱情形，对于高本的小疵，都能原谅了。如此奇冤大白，我自然是大快于心。

上文说俞平伯也否认高鹗作伪之说，我想读者要看平伯的原文。他本来是支持适之的高鹗作伪说最有力的人，也可以说是毕生致力于此的专家。他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及《八十回校本>都是极有帮助<红楼梦>研究者的专书。他最近肯幡然改他向来的主张，非常重要。文字见于《影印脂砚斋》虿谆了丽呒歹干天面嵛西羽珥硬更砭鄹蓐页三三九。及谈新刊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高鹗手订稿本>>载于<中华文史论丛第五辑>页四三七至四三八。

一、此文见于该篇所附<<红楼梦>年表>后之”说明一”

从上表后段看出一百廿回本的兴起，约在甲辰、己酉之间，一七八五–一七八九。离雪芹之死已二十多年。脂批已凋零了，殆另一回事。程氏刊书以前，社会上已纷传有一百二十回本。不像出于高鹗的创作。高鹗在程甲本序里，不过说”遂襄其役”，并未明言写作。张问陶赠诗意在归美。遂夸张言之耳。<语按：张系高之妻舅>。高鹗续书之说。今已盛传，其实根据不太可靠。程乙本对程甲本，以七十天的工夫，却修改得如此之易且快，或者<语按：疑漏不字>是高鹗的成绩罢。

二、平伯校<高鹗手定稿本><即杨继振本>的前八十回，不涉及后四十回，推敲高鹗所改的底本，作此抄本或在程刻本之先或在之后两个假定。其在其第一假定中说：

我们不妨先说那人<语按：底本作者>在高氏之先。两本有相同处。是乙本从它，而非它从乙本。这可能不可能呢?上已说过，程第二排本乙，必须就第一排本来改字，但并不排除采用他本作为参考，以至于直抄一些文字的可能性。因甲、乙两本，从辛亥冬至到壬子花朝，不过两个多月，而改动文字据说全部百二十回有二万一千五百．余字之多，即后四十回较少，也有五九六七字， <语按：根据汪原放计算>。这在<红楼梦>版本上是一个谜。文字之多且不管它，为什么要改，怎样改，也都是问题，难道刚排出一部新书，立刻有所依据?反面看来，若无依据，像他们这样多改，快改，非但不容易办到，且也似少必要–这里不妨进一步说，甲、乙两本，皆非程、高悬空的创作，只是他们对各本的整理加工的成绩而已。这样的说法本和他们的序文引言相符的。无奈以前大家都不相信它，据张船山的诗，一定要把这后四十回的著作权塞给高兰墅，而把程伟元撇开。现在看来，不大合理。从前我们曾发现即在后四十回，程高对于甲、乙两本的了解也好像很差。在自己的著作里会有这样的情形，也是很古怪的。今谓有所依据，则甲本从某某来，乙本从某某来，两本即不免互相打架，也不甚奇，至多也不过说校者如程、高二人失于检点罢了。

我想不再多说了，来写别的题目。就这么一句话。在各抄本文字异同极混乱的情形中，程、高两人”广集核勘，准情酌理，补遗订讹”及因”燕石莫辨”"惟择其情理较协者，取为定本”，我们不能再挑剔异同，以为订伪的证据，或另立诡异之说。校书难，校订《红楼梦》尤难。抄本有的错的离奇<见《平心论高鹗》第十一章>，有的出于天然的遗漏，排本可有鲁鱼豕亥之嫌，即改本也可能有本人改错，然后看见改错，再为复原，改稿人也可有失检的地方。甲戌本的开头”旨义”文字就欠通。甲辰本文字不好，越钞越离曹氏旧本。程高所据后四十回底本，也可能已有文字毛病。但是我详看程高所依据的底本，第九十七回叙黛玉由傻大姐听见宝玉订婚的消息一路来贾母处要问宝玉那种疯疯癫癫的一段，及第一百十七回双美护玉那紫鹃抱住宝玉一段，还是底本的原文，并非高鹗所添改，我就相信这底本还是经过几次过录柏曹氏原稿。恕我”许子之不惮烦”，就此而止。

见1974年10月台湾齐明书店初版<无所不谈合集> 作者：林语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