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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与杂文

admin — Sat, 21 Jan 2012 21:19:45 +0000

　　台湾的散文不但名家辈出，一般的水准也不算低，可是某些习见的散文选集，尤其是近来的年度散文选，并不能充分表现这种文体的多元生命。习见的散文选集所收的，几乎尽是抒情写景之类的美文小品，一来读者众多，可保销路；二来体例单纯，便于编辑。其中当然也有不少足以传世的佳作，可是搜罗的范围既限于“纯散文”，就不免错过了广义散文的隽品。长此以往，只怕我们的散文会走上美文的窄路，而一般读者对散文的看法也有失通达。
　　所谓美文（belles-lettres），是指不带实用目的专供直觉观赏的作品。
　　反之，带有实用目的之写作，例如新闻、公文、论述之类，或可笼统称为杂文。美文重感性，长于抒情，由作家来写。杂文重知性，长于达意，凡知识分子都可以执笔。不过两者并非截然可分，因为杂文写好了，可以当美文来欣赏，而美文也往往为实用目的而作。
　　且以《古文观止》为例。全书十二卷，前五卷几乎清一色是历史著作，选自《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书。第六卷的汉文性质颇杂，多为诏策章表之类的应用文字。从第七卷起才有类似今日所谓散文小品的美文，如《归去来辞》与《北山移文》，但是仍有《谏太宗十思疏》与《为徐敬业讨武曌檄》一类的公文。后面的五卷，从唐文到明文，也都是美文和杂文并列。再以《昭明文选》为例。这部更古老的文学选集，前半部是诗赋，可谓美文，后半部却是公文、书信、论述、碑诔之类，全属杂文。由此可见我国的散文传统非但不排斥杂文，还颇表重视。
　　杂文是为解决问题，沟通社会而产生的作品，只要作者有真挚的感情，深刻的思想，而又善以文字来表达，往往也能写出动人的美文。诸葛亮写《出师表》，原本无意于抒情或唯美，却因为情真意切，竟把奏议的公文写成了千古的至文。单从《古文观止》所选作品来看，也见得出唐宋散文的八位大师都兼擅杂文，所以也才言之有物。杜牧虽以《阿房宫赋》闻名，其实他的《樊川文集》里，最多的还是论政论兵之文和铭序书表之作。而《阿房宫赋》虽然声调悦耳，形象醒目，不折不扣是一篇抒情的美文，其末段从“减六国者”起，却由感性转入知性，逻辑的气势利如破竹，竟有论史论政之概。
　　条理分明，文字整洁，声调铿锵，形象生动，一篇杂文如果做到了这四点，尽管通篇不涉柔情美景，仍可当做美文来击节叹赏。逻辑的饱满张力，只要加上一点感情和想象，同样能满足我们的美感。《过秦论》给我的兴奋，远非二三流的美文所及。《读孟尝君传》寥寥九十个字，比香港报纸上最短的专栏杂文还要短，但是文气流转，逻辑圆满，用五个“士”和三个“鸡鸣狗盗”造成对比的张力：这种知性之美，绝不比感性之美逊色。庄子和孟子无意做散文家，在散文史上却举足轻重。
　　散文的佳作不限于美文，不妨也向哲学、史学，甚至科学著作里去探寻。
　　例如布朗所编的《现代散文选》（Doug1asBrown：ABook of Modern Prose）里，便有《眼球奇观》这样的科学妙品。把散文限制在美文里，是散文的窄化而非纯化。散文的读者、作者、编者，不妨看开些。
　　1985年2月17日

　　作者:牧惠(1928～2004)杂文家。原名林烦蔡，现名林文山。广东新会人。著有《湖滨拾翠》、《老虎屁股上的苍蝇和苍蝇庇护下的老虎》、《碰壁和碰碰壁》、《歪批〈水浒〉》、《人鬼之间》、《华表的沧桑》、《当代杂文选粹·牧惠之卷》等。

书之恋与书之累

admin — Tue, 27 Dec 2011 16:32:00 +0000

　　友人送我一本书，书名《书之恋》，其中洋溢着对书的深爱之情。这自然引起我的共鸣。但共鸣之余，却又不免吐出一声叹息。这叹息中蕴含着种种滋味，而仔细咀嚼，却竟是三个字：书之累。

　　我之买书，最初主要出于实用的需要，目的性比较明确。但后来渐渐发现，所谓实用，那界限其实并不十分明确。有的书，今天似乎并不需用，但忽然有一天却觉得需要了，而自己手头却没有，真个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当然可以去借阅，不过麻烦也不少。于是我再买书时便放宽尺度，虽非急用，只要自己喜欢的，或者估计将来会用上的，便也常常顺手牵羊，买上几本。

　　日积月累，我的书也居然颇为可观了。近年来，迫于书价昂贵(这昂贵只是与自己的退休金相比而言，与其他物价相比实在很难给书价戴上这顶帽子)，且自觉来日无多，对买书之事便实行自我约束。但约束归约束，书却仍然在不断增加。终于有一天，忽然感悟到：书已成了自己的一个包袱。

　　几十年没有搬过一次家，家中书籍和杂物愈积愈多，使本来有限的空间日益显出拥挤不堪之状。于是有一天，我开始发难，指责老妻不愿把陈年旧货加以清除。而且摆出了理论，说留恋旧物，乃中国人之不良积习，与现代化精神相悖。我还提出一个清除的原则：凡三五年内未使用过一次的东西，均可做废品处理之。不料老妻反唇相讥：你那书，难道都是三五年之内用过的吗?有些旧杂志，难道你还打算去重读吗?这一反诘，使我顿时语塞，反躬自省，更觉老妻言之有理，于是我开始感到了书之累。

　　为了吐故纳新，我开始清理书籍杂志。清理了一天，费力很不少，收获却寥寥。这本书翻翻，那种旧杂志瞥几眼，虽心知其难再为我所用(对孩子们也不会有用)，却仍然舍不得把它们吐出去。我坐在书刊堆中沉思：这种割不断，理还乱，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情绪呢?

　　终于明白了：对于那明知于我已无用的书，却仍难分难舍者，其实是另有原因。那些书对我和我的家庭虽又无用，但对于他人，对于社会，却绝非废物。如果我把它们当废品处理，送去给造纸厂回炉(目前这几乎是唯一办法)，不但对社会是个损失，而且实在对不起那些书，对不起那些费了许多心血和劳动的著书人、编书人以至装帧设计、排校印制的人们。我没有权利更不忍心去毁灭他们的劳动成果。爱恋自己的藏书，是一种书之恋，爱恋一切有益于世的书籍本身不使其湮没，也许是一种更深沉的书之恋吧!

　　但要保持维护这种书之恋的情绪，便不能不忍受另一种书之累的困境。

　　有没有什么两全之道呢?也许有的吧，我想到三点：一是振兴旧书收购业务，以便有无相通，物尽其用;二是把自己不再或很少需要的书刊送给有需要的朋友;三是向社会提供自己已不很需要而有益的书目，供需要者索取。

作者:谢云(1925～)江苏南通人。著有杂文集《当代杂文选粹·谢云之卷》、《五味集》等。

写下去，不断翻！

admin — Thu, 15 Dec 2011 08:11:30 +0000

　　《北京城杂忆》①共收五篇文章，书名借用了其中第二篇的篇名。它是老作家萧乾的一本新书。人们指称谁为“老”作家，有时候着眼倒不在于他的高年，而是不知怎地在阅读中忽然萌生了如接故人旧雨的那般情思。这回正是如此，读着读着就不觉像似进入了书页，想打断作者的话柄，插嘴掉舌，同他一起呵呵哈哈。我委实被这本书撩拨得又悲哀又欢乐，那样亲切，又惹来思绪万端。
　　头一篇《文革杂忆》分写了六节，每节不过千把字。“洪柯百万寻，森散覆旸谷”，萧乾不过折一枝，掐一叶。眼见身历过“文革”的人，如今比比皆是，谁都有故事可讲。但萧乾没说出多少奇诡险怪，从这篇杂忆中看不到作者本人受到了怎样磨难。在“斗争会”那一节里写的是“一位骨瘦如柴的老戏剧家”，也仅仅说了“亲眼看到他一边刷尿池，一边吧哒吧哒地掉眼泪”罢了。我猜想这讲的是孟超，但文中既然连姓名也不曾点出，足见作者无意为任何个人声冤叫屈。接下去那一节竟题作“标兵”，一跃便到了“五七”干校。弦凝响绝之处，恍若画家的精心布白，容得读画听曲人悠悠驰思。
　　“集训班”中提到在《白毛女》里扮演黄世仁的演员给戴上高帽罚跪挨打，作者略记观感云：“那就正像后来折磨为了深入敌营而任过伪职的地下党员一样，扮演的角色，同本人划了等号。”这些当年的真情实事，如今时移世改，负暄闲话，究不知可否当做消逝了的荒诞，付诸一笑；抑或要愁眉百结，后怕丛生？会不会如同积垢沉渣发酵化为沼气，有善于学乖取巧者，扮演起另一种角色，以至久假不归，终生受用？
　　① 《北京城杂忆》，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 年出版。
　　第二篇《杂忆》一读开头，就叫人着迷，试看第二节“京白”里这么一段：“所以我这篇小文不能用纯京白写下去啦。我得花搭着来——‘花搭’这个词儿，作兴就会有人不懂。它跟‘清一色’正相反，就是京白和普通话掺着来。”这有多么悦耳！想不到老舍既往，犹有萧乾！北京城之令人忆，当然不光依仗京白的魅力，你看“游乐街”那节里下面这个故事：“著名英国作家哈罗德·艾克敦30 年代在北大教过书， 1940 年他在伦敦告诉我，离开北京后，他一直在交着北京寓所的房租。他不死心呀，总巴望有回去的一天。其实，这位现年已过八旬的作家，在北京只住了短短几年，可是在他那部自传《一个审美者的回忆录》中，北京却占了很大一部分篇幅，而且是全书写得最动感情的部分。”我真希望能读到这部回忆录的译本，即令是仅译那一部分“最动感情”的节本也好。这篇《杂忆》发表以后的次年，作者应日译者的要求，添写了个“前言”，偏生放在篇末，题作“《杂忆》的原旨”，自谓这篇文章“不是知识性的”，是“站在今天和昨天、新的和旧的北京之间，以抚今追昔的心情，来抒写一些怀念和感触。”又说，“十年前，编辑即便给我叩三个响头，立下字据，打下包票，高低我也不肯写。因为这里明显地存在着一个陷阱，一顶潜在的帽子”，可是到底写了，印了，成书了。作者说：“这本身也表征着像我这样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我在逐渐摆脱那种非阳则阴的思想方法，不掩饰对昨天某些事物的依恋，也不怕指出今天的缺陷了。”我忽然想起常常从关于经济发展的报道中所看到的农民的“顾虑”，个体经营者的“顾虑”，记者们总说，他们都怕“政策”变，最后又郑重地开导读者：“这种种顾虑其实是多余的，不必要的。”多次反复读到这样的报道，不由得犹豫起来：非农非商的我就没有顾虑？我的心态就跟这么些人大异其趣？听了“多余的”、“不必要”这样的教导之后就能豁然开朗，心安气顺？我以为，竟不妨把这许多顾虑看做一种民族的心态，担惊耐怕并非徒恐“史无前例和暗无天日的那场特大灾难”一朝重临，实是古圣先贤辈辈传承浸润的结果。我们早已都习惯于逆来顺受，唯唯诺诺，少说话多作揖。作者说：“如果谈十年来中国大地所起的变化，知识分子不同程度地摆脱着那种小媳妇的战战兢兢的心情，开始学着说点真话这个变化，其重要性可不亚于那雄伟的经济建设。”我高举双手赞成，并满怀钦敬地读作者在文末的如下一段表白：“我有的只是一支秃笔，但我想用它唤起市民的荣誉感，唤起人的尊严”！
　　接下去依次是《欧战杂忆》、《在歌声中回忆》、《改正之后》。我以为，《改正之后》篇名下的副题——“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境素描”，才是“杂忆”的确切解释。或者此书还可以直抄钱钟书的一本旧作的标题，竟叫做“写在人生边上”。因为《改正之后》的结尾处是这么说的：“生——这是每个人都拥有的，内容各自不同的一本书。这里有成功也有失败，有欢乐也有悲哀，有值得自豪的，也有足以悔恨的。我希望有一天我能鼓起勇气把自己这本书整个地翻一翻。现在还不去翻它，因为还在写着它。只怕停笔时又来不及翻它了。因此，我在找个诀窍，一边写着它，一边翻它。”
　　这分写成五篇的回忆，既不衔接，又无呼应，却又明明像五官四肢，经脉相通。它摄取了许多被历史学家所遗忘忽略或不屑措意的场景，织出飞流急湍般的氛围，使读者进入如醉如痴的迷离梦境。它只是一本薄薄的小书，读完了我记住“还在写着”的袅袅余音，就不禁像拉拉队员似地向作者嚷开了：写下去，不断翻，老伙计，祝您百年长寿！
　　1988年2月9日

文/谷林（1924～）学者。笔名劳柯。浙江宁波人。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专职整理文献，整理了二百万字的《郑孝胥日记》。著有《书边杂写》等。

书边杂写

admin — Thu, 15 Dec 2011 08:09:06 +0000

　　童年在家乡听到过这么句俗话：“爹有不如娘有，娘有不如自家怀里有。”
　　离开家乡五十多年了，竟然至今记得清清楚楚，足见浸染之深。所以，尽管长居城市莫不有公立图书馆，工作单位也总有资料室，却还是老爱自己买几本书，而且有时候是在借到读过之后再去买来的。揣在“自家怀里”有什么好处呢？好在可以于书前书后天头地脚随意涂抹——有时摘抄相干甚或不相干的资料，有时记录阅读中一闪而过的飘忽联想，那至少比另外备办笔记本、日记册来得省事，也管用——倘若雨窗雪夜，有闲无聊，突然心血来潮，想要翻检一下记忆的夹袋那当儿。
　　《蒙田随笔》里有一篇《我的书房》，文中说，他曾经打算不惜破费建一条与书房相并的长廊，“长一百步，宽十二步。”他说：“隐居之处都得有散步场所，如果我坐下来，我的思路就不畅通。我的双腿走动，脑子才活泼。”想起这节话，是在我读姜德明的《书廊小品》①而且读到书未题作《任意徘徊》那篇“代后记”的时候。我就在挨着“代后记”末一行下边的空白处，翻出蒙田的那节原话，照抄上去了。书未所余的空白并不多，可是我恰巧有一支笔尖细硬适于用来书写小字的钢笔。
　　不过姜德明恐怕未必真能有一条供他任意徘徊的长廊，他说的“徘徊”多半只是游目骋怀于卷帙字行之间的意思。柯灵《且听空谷足音》一文中曾经援引姜德明自己说过的话：“为了保存这些发霉了的书，我蚕食了寒舍属于亲人的不少地方……曾求助过管房子的人，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对方的奚落和冷眼，人家说：“……人还没地方住呢，你倒想给破书找地盘……’！”
　　柯灵的文章载在1993 年9 月5 日《文汇报·笔会》上，我把他引录的姜德明那一节原话也抄进到《书廊小品》里去了。我自己原本只有不多的几册书，可是十七年前的某一天黄昏，忽然楼下开到一辆卡车，跳下一群壮汉，七手八脚竟把我床头屋角的书“全受全归”地搬上卡车开走了。之后，我记得我的老母舒心惬意低声叹了一口气，喃喃道：“这么着，屋里倒是宽敞了。”
　　我猛地一震，深感内疚。读柯灵此文，只觉得直沁心脾，老母当时的音容，宛在耳根眼前晃漾回荡。
　　《羊城晚报》曾载文刊出《侯宝林最后的日子》里诉说的一段心事：“真的，我一辈子是一个顺民，对社会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一不要打仗，二不要搞运动，安居乐业。安居乐业的意思也不敢要求小康，只要求温饱。我想……”。我是从《随笔》上姜德明《笑声泪痕》一文中读到这个话的，姜德明称之为“这样动情的话”。《书廊小品》共收书话六十七篇，都不涉及侯宝林，可是我还是把这段“动情的话”全文抄到这本书的封底里页上了。
　　我以为《任意徘徊》那篇代后记中所写“我胸无大志，也不想干扰和妨碍别人的宏图壮举，您就让我在书廊里任意徘徊吧”。也正是“这样动情”。蜀中老儒林思进《清寂堂集》有《蝶恋花》一阕，写其战时转徙生活的苦况，后半阕云：“整顿残书三万轴。终日随身，粲粲丹铅录。买得无端忧患独，如今尚累车连毂。”我仿佛觉得这好像为侯宝林申述了为什么那样希望“一不要”“二不要”的委曲，同时也像解释了它们为何那般使姜德明为之“动情”。
　　① 《书廊小品》，学林出版社1990 年出版。
　　在《书廊小品》书前的“小引”里，姜德明不无遗憾地写道：“在全国各大城市的所谓旧书店里，若想找一本1949 年以前出版的文学书籍已经难乎其难”，所以，他“时常因为当不成一名真正的藏书家而感到寂寞”。艰难而寂寞，使我想起《野草》里的那位“过客”：“黑须，乱发，黑色短衣裤皆破碎，赤足著破鞋，胁下挂一个口袋，支着等身的竹杖。”过客是以这个模样出现于人们眼前的。“即刻昂了头，奋然向西走去。”他又以那个模样走出人们的视线。“任意徘徊”正是赤足支杖长途跋涉中间的小憩。人们无从猜测过客胁下的口袋里装的是什么，但是穿过姜德明的书廊却能窥见他的收藏。十三年前，黄裳为《书边草》作序，说过他到姜德明家里去做客，看到主人书房里多年搜集的书刊，“如寻旧梦，如拾坠欢”，“感到了很不寻常的高兴”。《曲洧旧闻》尝记：“宋次道居春明坊。昭陵时，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以便于借置故也。当时，春明宅子比他处僦值常高一倍。”
　　可惜我现在纵然心甘情感加倍付房租，也没法挨近姜德明的住处去租到住房，但是读他的书话也就庶几近乎登堂入室了。杨绛有此一比，她说：“读书好比串门儿”，“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几页就升堂入室……”。
　　说得真好，”洞天石扇，訇然中开”，那就是《书廊小品》了。
　　“人当进入暮年，不免会觉得无事可做，好似没有什么事值得你为它生存下去。”这是尼克松的话，我在看报时偶然见到的。他接着劝告说：“你得要找些使你为它生存下来的事做，否则，便是生命的终结。”这几句话倒说得有些理致，并非危言耸听。于是我也把它抄在刚刚翻看完的书边了。不过，我多少有点迷惘，我这样子的摘抄难道也能算是找到“为它生存下去的事做”了吗？十分清楚的倒是我真把揣在“自家怀里”的一册新书涂抹得一塌胡涂了。
　　1993年11月18日

文/谷林（1924～）学者。笔名劳柯。浙江宁波人。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专职整理文献，整理了二百万字的《郑孝胥日记》。著有《书边杂写》等。

书和回忆

admin — Tue, 15 Nov 2011 14:28:01 +0000

　　我从小不是个喜欢读书的孩子，幸好当时的先生颇为开通，硬灌了一些四书五经和其他文学历史基础之外，还经常带我们到郊外检验自然界和书本记载间的距离，提高了兴趣。
　　自然，我们那儿的老人和孩子对一切事物都有好奇的兴趣，性格既幽默且开朗，行为标准认真而对人却极宽容大度，使我们这些在外面混生活的人先天得到一些方便。
　　一上中学就碰到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幼小的年龄加上远离故乡形成的孤凄性格，使我很快地离开了正式的学校。以后的年月只能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两方面自己照顾自己。
　　如果说我一生有什么收获和心得的话，那么，一、碰到许许多多的好人；二、在颠沛的生活中一直靠书本支持信念。
　　鲁迅先生的一句话给了我不少启发，“多读外国书少读中国书”。他的意义我那时即使年轻也还是懂得的。他的修养本身就证明不会教人完全不理会中国书本。他曾经说过，“少读中国书不过不能为文而已”。何况中国书中除了为文的用处之外，还有影响人做坏事、落后的方面，与教人通情达理做好事、培养智慧的方面。我还是读了不少翻译家们介绍过来的外国书。
　　和一个人要搞一点体育活动一样，打打球、游游泳，跳跳舞，能使人的行为有节奏的美感，读书能使人的思想有节奏感，有灵活性。不那么干巴已，使尽了力气还拐不过弯来。读一点书，思考一点什么问题时不那么费力，而且还觉得妙趣横生。
　　我很佩服一些天分很高的读书人。二十年前的一个礼拜天，我到朋友家去做客，一进门，两口子各端一本书在埋头精读，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也各端一本书正在埋头精读。屋子里空荡荡，既无书架，也无字画；白粉墙连着白粉墙。书，是图书馆借来的，看完就还，还了再借。不记笔记，完全储存脑中。真令人惊奇，他们两口子写这么多的书完全是这种简朴方式习惯的成果。
　　一次和他俩夫妇在一家饭馆吃饭，他知道我爱打猎，便用菜单背面开了几十本提到打猎的旧书目，标明卷数和大约页数。
　　我不行，记性和他们差得太远；尤其是枯燥的书籍，赌咒、发誓、下决心，什么都用过，结局总跟唐吉诃德开始读那篇难懂的文章一样，纠缠而纷扰，如堕五里雾中。
　　我知道这方面没出息，因此读书的风格自然不高。
　　我喜欢读杂书，遇到没听过、没见过的东西便特别高兴，也不怎么特别专心把它记下来，只是知道它在哪本书里就行。等到有朝一日真正用得着的时候，再取出来精读或派点用场。
　　我不习惯背诵，但有的句子却总是牢牢地跟着我走，用不着害怕跑掉的。
　　比如说昆明大观楼的那对长联，尤其是那几句“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南翔缟素，北走婉蜒”；还有什么李清照的“被翻红浪……”，柳永描写霓虹的句子……读得高兴，便在书楣上写出自己的联想和看法，明知道这是很学究气的东西，没想到“文化大革命”时很为它吃了些苦头。
　　我有许多值得骄傲的朋友，当人们夸奖他们的时候，我也沾了点愉快的光。
　　遇在一起，大部分时间谈近来读到的好文章和书，或就这个角度诙谐地论起人来。听别人说某个朋友小气，书也不肯借人等等；在我几十年的亲近，却反而觉得这朋友特别大方，肯借书给我。大概是我借人的书终究会还，而他觉得这朋友要人还书就是小气了罢！
　　还有个喜欢书、酒和聊天的朋友，他曾告诉我一个梦，说在梦中有人逼他还书，走投无路时他只好说：“……那么，这样罢！我下次梦里一定还你。”
　　多少年来，我一直欣赏张岱在他失传了的《夜航船集》中幸存下来的序里的一段故事。说一艘夜航船载着一些乡人，其中有位年轻秀才，自以为有学问所以多占了一点地盘。一个老和尚从岸上挤了进来，只好跟那些胆怯的乡人缩在一道。老和尚问年轻秀才：“请教，澹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不看是四个字吗？当然是两个人！”年轻秀才回答。
　　“那么，”老和尚又问：“孔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不见是两个字么？怎么会是两个人？当然是一个人！”秀才回答。
　　这时老和尚自言自语地说：
　　“哎哟！这下子我可以松松腿了！”他把蜷缩的双脚大胆地伸开到年轻秀才那边去了。
　　这是个很好的教训。从年青时代起，我就害怕有一对老和尚的脚伸到我这边来，我总是处处小心。如今我也老了，却总是提不起胆量去请教坐在对面的年轻秀才有关一个人或两个人的学术问题。
　　在鲁迅先生杂文集里，我很欣赏鲁迅先生与当时是青年作家的施蛰存先生之间的一场小小论战。大概是有关于“青年必读书”提到的庄子与文选的问题而引起的吧！
　　鲁迅先生就是在那篇杂文中说起多读外国书少读中国书的论点的。
　　施蛰存先生说，既然某某杂志征求的是如何做文章的问题，鲁迅先生说“少读中国书不过不能为文而已”，“可见，要为文终究还是要读中国书”。（大意）
　　我很佩服施蛰存先生当年敢碰碰文坛巨星的胆略和他明晰的逻辑性。
　　又是年轻的施蛰存先生，他抓住了鲁迅先生引用《颜氏家训》中叫儿子学外文好去服侍公卿的话是颜之推自己的意思时，鲁迅先生承认手边没现成的书而引用错了。
　　我也很佩服鲁迅先生治学的求实态度。因为他强大，所以放射着诚实的光芒。
　　十年浩劫，“四人帮”绞尽脑汁想把知识分子斩尽杀绝，但知识分子大部分活过来了。那时候，孩子们到处搜寻书本，断页残篇也视如珍宝，读起书来吮吸有声，简直是悲壮之极，使我想到秦始皇这家伙毕竟是个蠢蛋！
　　知识，怎么格杀得了呢？
　　知识，原本就是发展着的生活的纪录。全人类的文化怎么格杀得了呢？
　　历史上著名的坏蛋，往往埋在自己挖的坑里，生活准则因此比语言准则更具有历史和心理学价值。
　　文/黄永玉 1981年3月

书山路忆

admin — Tue, 15 Nov 2011 14:22:20 +0000

　　在人生旅程中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一个花甲，回顾往事，萦绕于怀的是要检视自己的学术道路。在那悠悠岁月中，是谁伴随着我前进在这条既艰苦而又充满乐趣的道路上？又是谁在茫茫书山中指引我摸索前进？那是庋藏丰富的图书馆和以向人浇灌知识为志趣的图书馆员们，我不禁默默地回忆着行旅的往事。
　　一颗种子
　　大约在六十年前，我正在南京一所小学读书，第一次接触到图书与图书馆的概念。这所小学有一间看来十分简陋的图书室，但我却感到它是令人豁然开朗的新天地。这间图书室虽然只有几架图书，但它却包含有科学知识、历史故事和文艺作品，而最能吸引我的则是那套图文并茂的彩色儿童文库。
　　这间图书室虽然只由一位劳作美术老师兼在课余开放二小时；但我却如探宝者之入宝山，从中知道了许多课外知识，朦胧地意识到知识还另有天地。那位老师不仅谆谆地介绍哪本书有趣，哪本书有用，还告诉我们要多求知识，回答我们一些疑难不懂的问题。这种实际上的参考咨询工作对我的幼小心灵确是起到了启动知识的作用，它像在我心里播下了一颗珍贵的种子，铸造了一种信念——要多知道事物就要到图书馆去找，不懂的事可以去问管图书室的老师。这种原始式的对图书馆的朴素认识对我日后从事学术性工作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这种状态在中学时代仍然继续着。
　　三点一线
　　五十年前，我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大学图书馆与中小学图书馆相比的确面目一新，迥然不同。进馆以后，恍若置身于书山学海之中，满目琳琅，任加翻检。一个个木匣的卡片能指引我找到所需求的图书，借阅台老师可帮助我们从图书库中得到输供。在这里可以利用更多的图书来加深和巩固课堂知识，也可以为自己的思想见解寻求到佐证，还可以为小露锋芒的撰述提供材料，更可以逐日补充知识结构中的缺陷。图书馆对我来说无疑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宝藏，是寻求知识的洞天福地。如果校馆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时，馆员老师还可以指引到北京图书馆和其他学校图书馆去借阅；或者通过馆际互借来满足自己的要求。我特别敬重那些终年掌管着知识宝库锁钥的馆员老师，他们总是沉静而有节奏、恬适而不厌其烦地向后学输送知识，偶尔也会用一种舒缓的轻声解答疑难和指引门径。我浸身于图书馆愈久，愈感到自身知识的贫乏，愈感到自己知识结构的苍白无力，图书馆不断地逗引着自己对知识的贪欲。这种追求使自己的四年大学生活不自觉地形成了教室、寝室、图书馆三点一线的日常生活型式。三者缺一不可：寝室是恢复和补充精力所在；教室是得到系统知识、获取门径的据点；而图书馆则是大量地不断输送知识的宝藏，是进入学术大门，进窥堂奥的阶梯。一个大学生，特别是文史系科的大学生，如果只是满足于课堂知识，他只能是一个“好学生”
　　和知识复述者。而图书馆则会培养造就更多具备基础知识的学子走向发展学科、推动学术的道路。我最初的几篇学术习作都是运用校图书馆的藏书，并在图书馆老师热情帮助下才完成的，这种学步正是千里之行的起点。我的大学生活估算总有三分之一强是在图书馆中度过的。这对我后来能置身于学术工作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十分之八
　　四十年前，我正迈上学术道路，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和南开大学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不管是日常的教学工作，还是长年的学术研究工作；不管是编写讲稿，还是撰作专著，都无一下与图书馆密切关联。四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使我和图书馆结成一种不可须臾分离的休戚关系。每当我写作一篇文章时，真正提笔为文的时间并不很长，而翻读群籍、搜集资料的时间却相对要多；文成后的拾遗补缺、校核订正更不能不隐身于图书馆；甚至当手写文稿变成铅字清样时，有时还要到图书馆核订引文，考实论点。如果把一篇论文、一本专著的完成流程计算一下，所谓“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正形象地说明这一点。过去陈援庵老师曾说过：“论文必须有新发现或新解释。第一，搜集材料；第二，考证及整理材料，第三，则联缀成文。第一步须有长时间，第二步亦须有十分之三时间，第三步则十分之二可矣。”那就是说成文以前占十分之八时间，这是老辈学者们甘苦之言。这十分之八的工夫主要花在图书馆，也只有图书馆才能提供这十分之八的用武之地。我的著述生活使我确有同感，即以我所写的几本专著中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而论，固然有自己的勤韧劳作，但不可否认地也浸润着图书馆人员的智慧与汗水。《知见录》的创意就是已故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冯文潜教授的建议。那是近四十年前的往事，当时我正担负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工作，不时翻检些近代人年谱，
　　冯老发现后就向我这个年轻后辈建议：为什么不把翻读过的年谱写成提要供
　　人利用，为人节劳呢？我接受了这个建议，几经寒暑，多遭困厄，数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部五十余万字的目录学著述。在这期间，馆员殷礼训同志为我联系线索、馆际借书，费尽了心计。还有更多的同志为我检书核订，减去了许多繁复的麻烦，为我增添了无形岁月。如果说，我能从学术上向社会做些微薄的贡献，那是离不开图书馆和馆员朋友们不计功利的帮助的。我应该感谢这种真挚的友情。如果忽视，甚至轻视这点，那是对真挚友情的背弃，是对文化输送渠道的重要意义缺乏足够的认识。愿从事学术工作的人们首先来爱护图书馆，敬重图书馆员，努力转变社会偏见，公允地评价图书资料工作。

文/来新夏

书评编辑如何挑书

admin — Wed, 17 Aug 2011 17:41:39 +0000

　　不久以前，《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一位编辑来电，问我是否可替他们写一篇书评，他把那本请我所评的书形容一下。我应允下来，他寄来尚未出版的书的大样。写了书评之余，我不免好奇美国这份最重要的书评刊物是如何挑书作评的。
　　美同出版界每年出书好几万种，时报书评周刊每年五十二期，每期所容长短书评三四十篇，全年所评者最多不过两千种书。因此，编辑怎样挑书作评，对写书者与读书者都是一桩神秘。据找所知，时报书评周刊编辑部人员多达三四十位，除了主编及重要编委外，其他编辑的主要任务便是看书挑书，把每年数万种新书翻阅挑检，然后再由责任编辑（小说、传记、历史、政治、国际时事、经济等等）决定了外面的作家或学者，邀请他们写书评。编辑们自己很少有写本刊的书评的。
　　书评刊物编辑的决定挑选何书作评，等于是对无数读者的口味和兴趣、对作家们的前途、对出版商的盈利、对书局的生意作了初步的决定。书评家找书写评，其重要意义几乎相等于出版商出书的决定。作家的第一个认真读者（出书以后）是书评者，而书评者的选择则在书评刊物编辑手中，这么看来，书评编辑几乎掌有一本新书生死的大权。
　　喜欢读书的人一定以为这个职业值得人所羡企，其实书评编辑处在经常的压力之下。请想象普通一份日报的书评编辑每星期收到新书数百册，人手不足，单是拆包已经很是花时。在有的大报如《华盛顿邮报》的书评编辑室中，拆书包已几乎成为一项专业。他们雇用一个每周二十小时的专门拆包工人，对其他规模较小的日报，这是一项奢侈。有的书评编辑度了年假回来，办公室内书包堆积如山，往往要花好几天功夫才能拆完。
　　小中型的日报既雇不起专人负责书评，就索性向各种辛迪加（Syndicate）如美联社、《纽约时报》新闻服务社、或《洛杉机时报》新闻服务社等订用它们的书评。日报书评编辑的另一问题是报纸篇幅的缺乏。即连《纽约时报》，每天所载的书评不过一二篇，全年下到四五百篇。时报的每日所载的书评与书评周刊的书评完全是两个不相关的系统，这些书评不是外稿，而是本报书评家或文化记者所写。
　　篇幅既有限制，书评编辑就得常在值得评论的新书数目与能够发表的书评数目之间打转。这个烦恼是永存的。那么他们又怎样决定取舍呢？一般而言，书评编辑都注重文学，而在文学这个范畴内，名家如约翰、厄普代克、索尔·贝娄等的新作当然不容忽视。这并不是说处女作小说家受了冷落；书评编辑最感兴奋的时刻是发现或提拔一个确有才华的新作家。
　　这也并不是说没有文学价值的通俗小说就完全被置之不理。正如时报一位书评编辑所说，报纸的主要任务是报道新闻，作家如“大班”作者詹姆斯·克拉维尔或专以好莱坞艳闻作背景的小说家如贾姬·考玲斯等的书，也受评论，因为他们的书必会上畅销书单，就成了众所注意的新闻。比如，克拉维尔的《旋风》的先付版税是五百万元，这类高价的小说就引起书评编辑的好奇，即使内容如垃圾，也要去评介一下。
　　书评编辑挑书作评固然也有以个人的爱好做根据的。此外，书局的宣传品、邮信、电话、私人交情，甚至新书封面的美观等等都可影响一个编辑的取舍，有的编辑也重视名作家的简介（往往印在书的封套上），特别是难得替人随便作简介的作家。而书局的名誉当然也具分量，出版公司如克脑夫、维京（海盗）、兰登书屋等都以出版严肃文学著名，因此它们所出的未成名作家的作品也受注意。在同业者之间，书评编辑也相互交换意见与讯息，一本好书是逃不过一位书评编辑的耳目的。
　　规模较大的刊物与《纽约时报》或《洛杉矶时报》等，编有一个藏在电脑中的书评者名单，把他们以专长与兴趣分类，一有新书到来，就可以电脑找寻一个适当书评者来作评介。编辑个人的喜爱也许与书评者大有不同，但是书评照登。
　　书评编辑觉得他们的任务最伤脑筋的还是篇幅问题。任何周刊如《时代》或《新闻周报》每期所载书评最多不过五六篇，整年所评者不到三百种书。
　　因此他们的编辑挑择新书作评，非标准严格不可（在这类销路极广的刊物受到评介，对新书而言，等于是义务广告，可以增加销数）。
　　书评编辑们都同意，挑一本新书作评，大概有以下几个标准：非虚构新书的主题的宇宙性与合时性；作者的资格与声望，文笔的精彩；作者态度的严肃；出版商的名望；以及书籍的持久不朽的质量。
　　董鼎山 1987年3月

纽约，一座书的城市

admin — Tue, 26 Jul 2011 16:33:06 +0000

纽约不愧是一座伟大的城市。——这是我读完香港作家潘国灵的《第三个纽约》之后，发出的一句由衷感慨。这是一本游记，也不是一本游记。作者在纽约居住了一年时间，阅读了大量材料，走访了很多名胜，才写成这样一本著作。

书名《第三个纽约》，系出自典故。《纽约客》大作家E.B.怀特在《这就是纽约》中说：“大体来说，有三个纽约。一个属于土生土长的男男女女，他们眼中，纽约从来如此，它的规模，它的喧嚣都是天生的，避也避不开。一个属于通勤者，他们像成群涌入的蝗虫，白天吞噬它，晚上又吐出来。一个属于生在他乡，到此来寻求什么的人。在这三个动荡的城市中，最伟大者是最后一个——纽约成为终极的目的地，成为一个目标。正是这第三个城市，造就了纽约的敏感，它的诗意，它对艺术的执着，连同它无可比拟的种种辉煌。”潘国灵之于纽约，正是第三种人；纽约之于他，也是第三个纽约。

纽约不像某些城市，动不动就号称有一千、两千年的历史，她于公元1624年建城，迄今不到四百年，但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按照我们中国人惯常的逻辑，什么东西，凡是大了就难管。但我读《第三个纽约》，给我的印象却是：纽约市政府“治大城若烹小鲜”，把她管理得极具人性化和个性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窃以为个中关键，在“自由”二字。纽约的自由，也不像某些城市的自由：允许随地吐痰、随便插队、随手抽烟……不，这些一概没有。纽约的自由，表现在她是一个可以让你穿着旱冰鞋畅行无阻的城市，是一个允许你把耶稣涂鸦成同性恋者的城市，还是一个你在街头随处可见流浪艺人的城市……

当读到《日常生活中的自由》一文时，我不禁想起美国卡耐基美隆大学的理查德•傅罗里达教授的大作《创意新贵》。在书中，傅教授提出，一个具有创意的城市必须涵盖三个“T”，即：Technology（科技）、Talent（人才）和Tolerance（宽容）。其中，他特别强调的是第三者：宽容。他的研究发现，一个对同性恋愈宽容的城市，其创造力、生命力和活力就愈强。那么，什么是“宽容”呢？宽容，当然不是指对大多数人的宽容，而是指对边缘、小众、另类的宽容。如在闹市街区，允许卖艺者、小摊贩、大排档的存在，不觉得他们是“脏、乱、差”。要做到这一点，市民的观念至关重要。

纽约的自由，最令我感动之处，在于她是一座“书之城”。纽约书店最有趣的一点，是有的书店允许店员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整理书架，不需要遵从正式的图书分类方法，是谓“店员推荐”。可想而知，书店店员必是懂书之人，这样的“潜规则”才有可能存在。而书店老板之大度，也不免使我动容，这应是一种深入骨髓的自由精神。因我曾在书店工作，完全不可想象能以我自己的偏好来摆放书籍——不仅老板不会允许，顾客亦不能接受。

旅美作家张北海把纽约形容为“书国”，此言不假。一座伟大的城市，必有伟大的书店，如巴黎有莎士比亚书店。20世纪上半叶，莎士比亚书店为乔伊斯出版禁书《尤利西斯》，并帮助其“走私”到美国，后来该书被公认为经典。在纽约，有哥谭书坊与莎士比亚书店遥相呼应。哥谭书坊曾经像一块磁石，吸引着文化名人：奥登、田纳西•威廉斯、让•考可多等，都是书店的座上宾。可惜的是，当潘国灵2007年到抵纽约之时，哥谭书坊业已关张。看来“阅读危机”无论在哪里都有。只不过，美国人好像颇有防微杜渐的观念。2007年，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发表名为《读还是不读：一个关乎国家后果的问题》的报告，长达数百页。潘国灵说，这份报告“值得我们一看”。我读罢这句话，笑了很久——试想，假如每个中国人都能将一份长达数百页的报告读下来，阅读还有危机吗？

作者:许骥

书的经历

admin — Sat, 23 Jul 2011 04:37:01 +0000

今年的夏收季节刚刚过去，从武夷山脉鹫峰支脉高地上的一个小山村，忽然来了一位相熟的青年农民。他应邀到省里参加一个会议，为晚季生产出谋划策。报到后，他向有关单位辗转探询，终于找到我的家里。

我们大约有六年多，或竟是七年没有见面了。他迟疑地站在门口，乍一看几乎认不出来：矮矮的个子比以前结实得多，而且似乎长高了一些，最明显的变化是他原先那种伛偻的样子完全消失了。只是他仍然有点腼腆的神情，还使我想起他当年的模样。

他还没有坐定，立刻从随身的小挎包里郑重其事地摸出一本书来，一本建国十年的散文特写选。他带着浓重的乡音，抱歉地解释着说：这几年不知道我的确切地址，他又不放心托人捎带，唯恐遗失或受到损坏，所以直到今天才把这本书带还给我。他脸上浮现出善良淳朴的笑容，默默地捧着这本书，交到我手里。

晚上他还有事，稍坐一会就走了。他给我带来的这本书，顿时使我想起许多往事，想起在闽浙交界的山区度过世态炎凉的三个寒暑，想起那一页或多或少带着传奇色彩的经历。

70 年代的第一个夏季，我从多次变换驻地的“学习班”出来，立即被宣布全家迁居到农村去“落户”。人的一生难免要搬几次家。可说来真是难以置信，经过那样动乱的年代，几经搬迁，我竟然还保留了自己的全部存书。

固然没有什么孤本善本之类的贵重藏书，但由于工作的关系，多年以来也还是积存一些中外古今的文学名著。

记得“破四旧”那个火一样酷热的夏天，不知从哪里猛烈地刮来一阵焚书之风。一天，我路过一幢有名的藏书楼，不计其数的历代线装书堆积在楼外大路上，如一座小山，随即被付之一炬。我的住处离藏书楼不远，举目可见一股高高升起的黑烟在夜空中盘旋，无数烧焦的纸片纷纷飘落。风吹来，扭曲的枯黑书页残骸落在我窗前，浓烈的烟气时或吹进窗口，使人的眼睛刺痛得频频流泪。我看着自己屋子里的书，再也不敢想下去。

然而，我的书终于历经患难幸存下来了。临到下乡前夕，却又为了那满屋子的书发愁。“学习班”里一个穿军装的“代表”，作为例行公事来送别下放干部，看到我那几大箱的书正待搬运，不以为然地大摇其头说：“带这许多书干什么，四本‘毛选’就够了。”天气很热，我忽然打了一个寒噤。

可是我明天就要启程了，他早已管不着我。这些书是我一生中拥有的最大“财富”，我是一定要全部带走的。

经过两昼夜山一程水一程的长途跋涉，属于我一家的一大卡车行李，最后运到一个小镇的车站，又分别装在当地运输社的两条篾篷货船上，在斜阳下航行。

大队的所在地形似绿色半岛，三面环水。队部坐落在浓荫覆盖的成排樟树后面。从卵石累累的沙砾地上去，还有一段青石板坡道。恰好是夏收夏种的农忙时节，社员们很晚都还没有收工。航船停泊在渡口的狭长沙滩上，岸边一个人没有。以我们一家有限的劳力，奋战了一场，溪边还留下几只又大又笨重的粗木箱，我们都筋疲力竭，望着木箱一筹莫展。

溪水很响，白色浪沫激溅在我们脚下。对岸屏立的近山，高高的苍黑崖壁，一眼看去仿佛巍峨的古堡连着古城墙。蓦地回首，只见一个收工归来的小伙子站在我们旁边。他长得既不算高，更不能算结实，而且似乎还有点驼背。不知为什么，他脸上无言的笑容立刻给人一种温厚亲切之感。听了我们简单的说明，他惊叹地说了一句：“哎，那么多书啊，我帮你们搬上去吧。”

我们还来不及做出任何感激的表示，他早已放下锄头，俯下身子试了试箱子的重量，霍地把一箱足有两百多斤重的木箱扛在肩上，一转身跨上石板坡道快步而去。一会儿他还请来一个同样热心的乡村小学教帅，两人拿着麻绳和竹扁，把余下的几只大木箱，转眼之间就挑到我们临时寄居的大队部里。

不久，我的家搬到七里地外山麓下的一个个村子。夏秋之交，生产大忙，我几乎天天晚上到大队开会。会后顺便找一根竹扁或木棍，把我寄存在大队部的几箱书，陆陆续续挑一些回去。

有一夜，大队召开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磨磨蹭蹭开到快近半夜才结束。大队支部书记说我回去那段路晚上很不安全，传说山岗上有老虎的踪迹。最近又传闻，流窜的罪犯出没在这一带。虽然如此，我还是谢绝了大队干部们一再留宿的好意，随着十来个同行者上了渡船，离开了绿色半岛。

过溪到对岸，夜行的同伴们三三两两举着松明和篾火都已远去，一行人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挑着书踽踽独行，手电筒的光芒为我开路，一路上沉浸在夏夜山区繁多的声音里。唧唧的虫声，嘶嘶的蛇声，呱呱的蛤蟆声，还有夜鸟扑楞楞的振翅声，幽寂的山涧琤琮声，微风穿过林梢的飒飒之声。

有时也能听到远处的奇怪声息，像是野猪沉重的鼻息，也像深山里老虎的吼叫。侧耳谛听，更感到夜的深沉。对我这样一个自幼生长在大城市里的人，深夜的荒山之行，倒也不失为一种意志和力量的试练。

这条嶙峋崖壁下的蜿蜒山径，我搬家后在白天走过多次，那天晚上不知怎么越来越长。仔细一看，与山径并行的潺潺溪水早已不知去向，这才发觉我走上了一条通向深山的岔道!

迷路了。黑暗中的山林连着黑压压的夜空，混混沌沌的分不清楚。湿凉的露水滴落在身上，后来变成连绵的细雨。我急忙走了一段山路，找到一处石壁下的岩洞，先把一担书放在干燥的洞内，然后席地坐下来避雨。手电筒的电池已经用完，眼前是一片漆黑。

看看表，已经过了半夜2 点。不管这一带有没有豺狼虎豹或流窜的罪犯，看样子我多半要在野地里度过这一夜。幸而挑担里的书没有淋湿，要是手电筒里还有一点光，倒可以把这次带回家的一本散文合集取出来再看看。

这一部为纪念建国十周年编选出版的文学创作选，收集了五十多个作者的七十余篇散文特写。硬面精装，厚达七百页。这部书，不仅是对新中国十年热情歌颂的纪录，也不只留下整个50 年代伟大祖国的时代风貌，而且也是我们一起走过来的文学道路的一种纪念。

这部书如同我们共同创造的一个文学世界，或者说是我们的文学世界一个组成部分。这里可以找到许多前辈作家和我的同时代人战斗的足迹。我们生活在一部书里，作品与作品聚集在一起，紧密相连。然而也并非没有感触。

几位我尊敬的作家，他们本来应该入选的散文佳作，包括传诵一时的名作，由于作者遭受到的各种政治上原因，都被拒之于选集之外。那些年代，严酷的政治迫害，甚至在一些文学选集上都投下重重阴影。

我珍藏这部书还有个原因，新中国成立的第二个十年，再也没有出版过文学选集。即使有幸选入第一个十年文学创作集内的许多作家，在以后接踵而来的苦难岁月里，大抵都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且不说他们的文学活动，就连他们的生死存亡都令人担忧。

我凝视着周围的无边黑夜，陷入沉思。

突然一阵轻微地响动，夜雨迷蒙中，一个黑影闪过，一个与年龄不相称的伛偻身影闪现在我眼前。我到农村的第一个夕暮，使我们一家得以摆脱困境，热情地给我们搬书箱的，不就是这个稍稍驼背的小伙子!

他似乎比我更惊讶，不知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讷讷地说：“你，你怎么在这里!”

我苦笑着说了一遍夜行迷路的经过。

“这山上有狼!”他很不放心地说，点燃了一支竹篾。篾火下，一张肤色黝黑的年轻的脸，浮现出农民的温厚笑容。他发现岩洞里有一副担子，不由分说就挑在肩上，高兴地说：“都是你的书吧!我送你回去!”

原来这几天老看水员中暑病倒，偏偏又是连日干旱，小伙子自告奋勇兼任临时看水员，举着火把，来往于沟渠纵横的田垅之间，夜夜巡视着稻田里的水情变化，以保证晚季稻的秧苗有充足的水源。

“我们走!”他挑起我的一担书，有如脱弦之矢，一眨眼走了一大段路。

山区农民挑惯了重担，可能是惯性的力量，肩负重荷下的步子反而跨得更大，那迅速行进富有节奏的脚步，使我不习惯于走山间夜路的人，不得不时时加快步伐跟上去。他走到一块棋盘似的山垅田就停下步来，举起篾火四面照看。

时而在水渠交叉的田埂上摆弄一下，时而又在渠道口垫上两块石子。

我初到农村的短短日子，惊异地看到，不少上了年纪的农民都是驼背。

古老落后的劳动生产方式，从幼年时就开始的终生繁重劳动，以及年年月月贫穷的生活重担，深深压弯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农民的脊梁!他们付出的艰辛劳动，比他们所能得到的低微代价，不知高出多少倍!这就是为什么，我相识的这个青年农民，不到二十岁就成了驼背。不是生来的残废，而是从小过着轭下一般的劳动生活，日长时久使躯体变得畸形了。现在，我又以自己这些书压在他的肩头，让他帮助我把担子挑回去，我突然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心灵的压力，几乎使我窒息。

他却全然不以为意，步履轻快地走到一处田塍上，伫立一会，似乎在留神倾听稻田里的农作物努力往上生长的声音。人们说，更深人静，庄稼悄悄发出拔节的声音，那是绿色生命在暗中成长的声音。

我踏进小山村的家门口，一声长长的鸡啼，划破沉寂的夜空，有如呼唤黎明的到来。小伙子还要上山去察看另一片山垅田的水情，临走时不胜羡慕地说：”你的书真多啊!”这句由衷的赞叹的话，反而使我觉得自己的书有多么累赘!

天晴了，阳光透过塑料薄膜嵌成的土玻璃窗，照满了我居住的土屋。进了门，第一件事是先把一批书整理出来，找来找去，独独丢失了那本建国十年散文特写选!我心神不宁，不久就恍恍惚惚进入梦乡。

旷野上，我走着一条漫长的路，一条怎么也走不到尽头的风雨之路，为的是寻觅那失去的书。书就在前方的道旁，我看得见，可是我摸不到。我的书!字里行间，忽然跳出许多熟悉的名字，许多受苦的面孔，许多被污损的作品——昏乱的，支离破碎的，像是水面上抖动的幻影。天边响起隆隆的雷声。一阵花之雨，瓣瓣落英漫天飘散下来。又是雷声，雷声，雷声。

我怵然惊醒过来，已经过了晌午时分。有人敲门的声音。那个小伙子腼腆地站在高高的门槛外。昨夜他在回去的途中，拾到一本砖头似的十年散文集，估计必定是我失落的，于是就送来了。

我自然很高兴能在农村里结识这样一个文学爱好者。他说他读过几年小学，从前一个小学老师，借了几本文学书给他看，他才发现贫困的生活以外，还有另外一个陌生的可又是吸引人的世界。对他来说，那是一个遥远的世界。

我把那本失而复得的书借给他。后来又介绍他看了几本文学名著。他总是用一张旧报纸细心地包好，看完后小心翼翼地送还给我。一次，他若有所思地问道，为什么建国二十周年早已过去，全国就没有一本文学选集?那么到了建国三十年的时候能不能出版一本呢?我说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只能等以后让历史来做出回答。

我在农村过了两个值得怀念的春节。第二年的年头调回省里。不巧那几天小伙子被派到一个新建的大型水库去参加劳动，临行匆匆，我们没有来得及话别。只记得他又把那部散文选借到工地去细读了。我下乡后，总感到这个青年农民给予我的很多，而我所能给他的则又很少。这部书虽然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意，就留给他作为一个小小的纪念吧。不料时隔多年，他又将此书原璧归赵。并说，农村时年长日久也看不到什么书，他于是在劳动之余或农闲时节，把书中的每篇文章都抄录下来了!

我默然对着他，如同面对一座没有被人发现的矿山。

一直到他辞去以后，我才想起他多年前提出的一个问题。现在我可以满怀信心地回答他，当建国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出版更多更好的文学创作选集，以纪念我们伟大祖国的光辉节日。我们将奋发努力创造出一个花团锦簇的文学世界，一个完全向人民开放的文学世界。

1979年8月

作者:何为，(1922～)散文家。原名何振业。浙江定海人。少年时代开始写作，十五岁发表处女作《路》。著有散文集《第二次考试》、《织锦集》、《临窗集》、《北海道之旅》等。

谈谈书价

admin — Sun, 17 Jul 2011 07:42:36 +0000

一、

《黑客与画家》全书230多页，定价49元。

上市之前，我就听到抱怨，”太贵了”。

下面就是我对这个价格的看法，以及一些更深层次的思考。

二、

首先必须明确，这本书的真实价格不是49元，而是36.80元。

因为大家都在网上购书，而网络书店全部都是七五折，所以36.80元就可以买到。出版社知道这一点，定价的时候就有意拉高书价，反正大家都以打折后的价格购买。

出版社这样做无可厚非，但是逼得读者只能在网上购买，让实体书店陷入绝境。单单看书价的折扣，就知道实体书店很快将全行业消失。

三、

那么，36.80元，是不是一个很贵的价格呢？

与文艺类书籍相比，肯定是偏贵的。现在一本300页的小说，一般不超过20元。

而且，更不利的是，《黑客与画家》主要写给未来的程序员和创业者看。他们现在正在大学里读书，没有经济来源。这本书大概相当于他们3天的食堂伙食费。回想我读大学的时候，你要我用3天的伙食费，去买一本书，我会很犹豫。

所以，我希望降低定价。第一，这会争取到更多的读者；第二，这会减轻一些我的心理压力。试想有一个大学生，饿了3天，满怀巨大的期待买了一本据说是”硅谷创业之父”的名著，可是全书只有230多页，他只用两个晚上就翻阅完了，觉得不过如此，人生并未因此发生任何变化，于是深感失望，无比怀念被这本书挤掉的那些食堂里的美味的红烧排骨。他愤懑地打开电脑，在学校的BBS上发了一个帖子，标题是”上当了！”，指责该书的译者和出版商蓄意炒作，欺骗读者。Google很快收录了这个帖子，每次有人搜索这本书的时候，它就排在第一页……

四、

一想到这种可怕的情景，我就忧心忡忡。

上个周末，图灵文化（《黑客与画家》的出版商）的谢工老师和傅志红老师，正好来上海。见面后，我对她们说：”定价是不是太高了？”

谢工老师震惊地看着我，不敢相信我居然说出这种幼稚的话。她说：”怎么可能太高呢！我们只赚一点点钱，一本的利润还不到2元！要是定价再低，万一卖不出去，我们就要亏损了。”

技术书籍的利润之薄，外人难以想象。我的上一本译著《软件随想录》，销量不到一万册，出版社的利润也就是两三万元。可就是这种可怜的销量，居然还算图灵去年的畅销书。

《黑客与画家》的销量，估计也就是这个水平。首印5000册，如果全部卖光，收入总额不到20万，其中出版社的利润1万元，我的翻译费1万元，Paul Graham和O’reilly的版权费1万元（我不知道，猜的）。这就是这本书为它的创造者带来的所有收入。

所以，从利润的角度看，49元的定价不仅不高，反而很低。

五、

如果20万元的书籍销售收入，分到创造者（作者、译者和出版商）手中的只有三四万，那么剩下的钱到哪里去了？

主要就是两个去向，一个是生产成本，另一个是发行销售部门（比如书店）的利润。

书店的进货价一般是六折，在七五折销售的情况下，它在20万元之中要拿走3万多元万元左右。那么，还剩下10万多元，就是这本书的生产成本。它又可以分成三大块。

（1）纸张和印刷成本。这要占到生产成本的40%左右。

（2）流通成本。包括运输、仓储、退换和宣传的费用，这大概要占到30%–40%，或者更多。

（3）编辑成本。大约占10%–20%。

上面这三项费用和发行销售部门的利润，才是书籍的真正成本所在。相比之下，智力劳动的报酬并不高。

但是，最可怕的地方，还不是这些费用的比重大，而是技术的进步对它们不起作用！这些费用不会随着技术进步而降低，事实上反而变得越来越贵，这就是书价为什么降不下来的原因！

六、

现在，请设想一下，如果《黑客与画家》不出纸质版，只出电子版，会发生什么情况？

对了，上面这三项费用，大部分都可以节省下来。

电子版不需要纸张和印刷，不需要仓储和配送，不存在退换问题，随时随地可以生成修订版，大大加快了出版流程。因此，假设销量不变，《黑客与画家》纸质版定价49元，电子版定价估计在20元左右，就能为出版社创造同样的利润。这个比纸质版便宜一半多的价格，很可能还会创造额外的需求。

所以，从经济学上看，纸质书的生命周期已经宣告终结了。它高企的价格和不合理的成本结构，逼走了读者，使得出版商和作者活得穷困潦倒，创造的大部分价值都浪费在与书籍本身价值无关的载体之上。只有电子书才能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局面，解决出版业目前的种种问题，彻底扭转行业的景气度。

纸质书就是下一个CD，虽有还有人发行、有人购买，但真的已经过时了。

七、

中国的出版界，不是不想出电子书，而是苦于技术问题和盗版问题无法解决，只好咬着牙出纸质书。

傅志红老师就对我说，以目前的国内图书市场状况，不可能考虑向市场投放PDF格式的电子版，一则没有成熟的销售平台，二则PDF文件的盗版根本防不住。

但是凑巧的是，那天在图灵公司举办的晚餐会上，我稍早时候遇到了郝培强老师，我们聊到了他刚刚完成的ios平台的阅读器。我不禁灵机一动，想到了电子版不一定要做成文档文件，完全可以做成一个应用程序，在iPhone和iPad平台上运行。

有三个理由，可以证明这个想法可行：

（1）目前，iPhone和iPad在国内的拥有量很高，很多人都有在上面阅读正版书籍的需求，并且大部分苹果用户有付款购买正版的观念。可以说，市场已经是现成的了。

（2）苹果公司的应用程序商店，技术很成熟，在上面销售和回款非常方便。

（3）应用程序可以采用各种加密方法，不太容易盗版。

我兴奋地把这个念头，告诉了谢工老师和傅志红老师。她们也立刻觉得可行，并且当即拍板，将图灵最畅销的《C++ Primer》拿出来做试验，争取年底把最新一版的纸质书和应用程序同时推向市场。

据说，这本书的纸质版定价99元，应用程序的定价，我都替她们想好了，可以定在$4.99或$5.99。

非常希望图灵真的会推出这个应用程序，这不仅有助于在市场上领跑，而且会被当做中国电子出版的重要尝试写进历史。我期待早日看到这个试验的结果，期待电子书早日取代纸质书。

（完）

via:http://www.ruanyifeng.com/blog/2011/04/on_book_pric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