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引起我写这篇文章的兴趣的，当然是吴梅村的这一首诗。这诗在梅村集中虽然没有《圆圆曲》那么出风头，不过我觉得是写得很好的。而且我还感到，《鸳湖曲》在情感上表现的浓挚与凄凉，都要比《圆圆曲》来得重。
　　一个不过是”家国之感”，另一篇就更还夹杂了”身世之悲”。陈田在《明诗纪事》（辛签卷二十二朱隗诗里）注说：”鸳湖主人，嘉兴吴昌时也。昌时名在复社，颇为东林效奔走，官吏部郎。通厂卫，赃私狼藉，电发不斥其名，梅村《鸳湖曲》亦多哀愍之词，盖诗人忠厚之遗也。”我很怀疑这所谓”诗人的忠厚”。中国的文人，有时候是颇不忠厚的，尤其在发生了”门户之见”的时候，要”忠厚”，也还是为了”门户之见”。
　　朱竹垞《静志居诗话》：
　　诗流结社，自宋元以来代有之。迨明庆历间，白门再会，称极盛矣。至于文社，始天启甲子。合吴郡金沙槜李仅十有一人，张溥天如、张采丰章、杨廷枢维斗、杨彝子常、顾梦麟麟士、朱隗云子、王启荣惠常、周铨简臣，周锺介生、吴昌时来之、钱旃彦林，分主五经文字之选。而效奔走以襄厥事者，嘉兴府学生孙淳孟朴也。是曰应社。
　　这个应社里，包括了二张、二周和吴来之。有的是儒林重望，也就是在野的党魁（后来的复社）；有的则走入仕途，作政治活动，成为一时的风云人物。晚明一局政治的幕后策动人物，几乎都在这里了。这个应社后来经张溥、周锺、吴昌时等的推广而变成了”广应社”，张溥《七录斋集》卷三存稿，《广应社再序》结尾说：”是故介生发扬其大而予复兢兢焉。盖即来之、彦林推广之意，而加详之，所以明有亲也。”
　　在这最初的应社里，那目的是在”尊经复古”、”五经选义”。根据张溥的《五经征文序》（《七录斋集》卷三存稿），张天如主《易》，而吴昌时则是主《书》的。
　　吴伟业（梅村）则比较晚一辈，是张天如的弟子。《梅村家藏稿》后面的《年谱》卷一里，天启二年，梅村才十四岁，就为张天如赏识了，”见而叹曰：”文章正印，在此子矣！’”做了他的学生。过了两年张天如将应社推广合并而创举了”复社”，梅村也就入社，”为入室弟子”。这位先生比起学生来，大了才不过七岁。
　　到了崇祯三年，梅村年二十二岁，省试中式。他写的《复社纪事》里说：”三年庚午省试，胥会于金陵，江淮宣歙之士咸在。主江南试为江西姜燕及（曰广）先生。榜发，维斗裦然为举首，自先生以下，若卧子及伟业辈凡一二十人列荐名。吴江吴来之昌时亦与焉，称得士。”
　　吴梅村写这段文章的时候是得意的。他自己和老师（张溥）都高中了，前辈吴昌时也是同榜，成了同年。还有不少社友也中了，于是就举行”金陵大会”。这样，我们可以知道《鸳湖曲》的作者和诗里主人的一段并不浅的渊源。
　　诗云（根据董康刻的《梅村家藏稿》，有异字用靳荣藩《吴诗集览》本校）：
　　鸳鸯湖畔草黏（粘）天，二月春深好放船。
　　柳叶乱飘千尺语（雨），桃花斜带一溪烟。
　　烟雨迷离不知处，旧堤却认门前树。
　　树上流莺三两声，十年此地扁舟住。
　　在这里，我想多少要提一下这个”鸳湖”。
　　三百年前的诗人的描写，和现在嘉兴的南湖光景大约相去不远，如果说少有变迁，我想也许是那湖更荒秽了，粘天的水草，更多了，简直使荡舟的人觉得不胜逼仄。那个”烟雨楼”却还好好的，不过也已经是后来重修过的了。我坐在楼上凭槛喝茶，看眼前的一片浓绿，阴森得很，那树真是很高大，总有几百年的寿命了。莺声不曾听到，却看见无数白鹭在树上飞起飞落，有时候也叫上一声两声。
　　《鸳湖曲》的诗题下面，吴梅村加了一个小标题是”为竹亭作”。这”竹亭”就指的是”吴昌时”，竹亭是他的花园的名字，至于这竹亭与烟雨楼的关系，现在也无法知道。
　　竹亭在当时是江南的名园，是有名的园亭塑手张南垣的杰作。吴梅村有《张南垣传》（《家藏稿》卷五十一）：
　　张南垣，名涟，南垣其字，华亭人，徙秀州，又为秀州人。……其垒石最工。……其所为园则李工部之横云、虞观察之预园、王奉常之乐郊、钱宗伯之拂水、吴吏部之竹亭为最著。
　　阮葵生《茶馀客话》里也有同样的记载。大抵都称赞他的假山叠得好。
　　在烟雨楼的后面，现在还保留着好一片假山，十分曲折而灵巧。这种小品园艺，使我们可以想象旧时士大夫阶级的剥削的成果，是怎样侵夺了别人的产业、幸福，而造成一己的佚乐与享受的。吴昌时在没有做官以前是绅士，在做官以后则是乡宦，明朝的乡绅的豪纵是有名的了。像钱牧斋、董其昌、瞿式耜这一批人，在乡下都是豪纵不法的。现在我们只看吴昌时。王肱枕作《蚓庵琐语》里说：”吴昌时官吏部，大营甲第，侵越比邻曾生基地以筑垣。曾生往争之，昌时漫应之，垣在尔基，即尔垣矣，何必争！竟不让还。”
　　李清撰《三垣笔记》，卷中有一则：吴都谏麟征为余言，昌时居里时，凡公祖父母皆执贽称门下士，彼峨冠博带，此方巾短袍，延送至中门止，盖以师道自居也。有强项不执贽者，即于上台处媒孽，故无不望风而靡。
　　对于地方官的态度，还是这样，更不必说什么老百姓了。这些”名士”们就在这种”湖山胜地”大作其”文酒之会”。梅村另外有一首悼吴昌时的诗，题目是《予曾过吴来之竹亭湖墅，出家乐张饮，后来之以事见法，重游感赋》。这一批”复社”同人，就是时常在这里听戏，饮酒，作诗的。《鸳湖曲》：
　　主人爱客锦筵开，水阁风吹笑语来。
　　画鼓队催桃叶伎，玉箫声出柘枝台。
　　轻靴窄袖娇妆束，脆管繁弦竞追逐。
　　云鬟子弟按霓裳，雪面参军舞 鹆。
　　酒尽移船曲树（榭）西，满湖灯火醉人归。
　　朝来别奏新翻曲，更出红妆向柳堤。
　　这一批文社的社友们就是这样地在做乐。吴昌时的好客，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在当时人的集子里面一定还留存了不少记载，我却只能找到有限的一两篇，应社最初的发起人朱云子（隗），有《咫闻斋稿》。陈田的《明诗纪事》里，选录了他的一首诗，却正可以拿来应用。
　　《鸳湖主人出家姬演记歌》：
　　鸳鸯湖头飒寒雨，竹户兰轩坐容与。
　　主人不惯留俗宾，识曲知音有心许。
　　徐徐邀入翠帘垂，扫地添香亦侍儿。
　　默默愔愔灯欲炧，才看声影出参差。
　　氍毹只隔纱屏绿，茗垆相对人如玉。
　　不须粉项与檀妆，谢却哀弦及豪竹。
　　萦盈澹荡未能名，歌舞场中别调清。
　　态非作意方成艳，曲别无声始是情。
　　幽明人鬼皆情宅，作记穷情醒清癖。
　　当筵唤起老临川，玉茗堂中夜深魄。
　　归时风露四更初，暗省从前倍起予。
　　尊前此意堪生死，谁似琅琊王伯舆！
　　徐电发（釚）也有一首《鸳湖感旧》：
　　曾说荒台舞柘枝，而今空见柳丝丝。
　　不因重唱《鸳湖曲》，谁识南朝旧总持。
　　他在《本事诗》里记：
　　鸳湖主人，禾中某吏部也。吏部家居时，极声伎歌舞之乐。后以事见法。南湖花柳散作荒烟，东市朝衣变为蛱蝶，故吴祭酒梅村《鸳湖曲》有”芳草乍疑歌扇绿，落英错认舞衣鲜”之句，余亦赋《鸳湖感旧》云。
　　在张天如的《七录斋集》里面，也留下了几首诗。《诗稿》卷二《同孟宏、孟朴、君伟、来之登烟雨楼次韵》两首：
　　水气连空绿，晴洲高处幽。
　　无山飞鸟静，有佛古藓浮。
　　平满归群木，苍凉上一舟。
　　云生感慨出，此日荻芦游。
　　烟泽恣凭阁，高岩响带淙。
　　澌流趋壑缓，林月照人双。
　　鱼出春深草，钟声雨后牕。
　　问吴犹地接，门外即三江。
　　《七录斋集》卷二还有《同来之、孟宏、孟朴、君伟、龙渊晚眺次韵》三首，看诗里面的景物和同游的人物，大抵也是在鸳湖所作。第三首：白成一片暗千山，平地欺狂鱼鸟间。
　　群水合时渔艇乱，百花静处寺门闲。
　　月中荇藻人归夜，楼下笙歌酒上颜。
　　唱别不离高塔影，折来云树美人湾。
　　其余两首里的断句，像”鱼凫队里看娇舞，芦荻声中惜醉颜”、”萧萧霏雨余空阁，切切新丝怯旧颜”，都可以看出这些名士纵情声色、醉态朦胧的影子。这正是吴昌时极盛的时代，”名士”不足过瘾，”选文”更不是目的所在，看到当时朝政的紊乱，又清楚地摸着崇祯皇帝的多疑心理，于是跃跃欲试，抓到一位政治舞台上的人物，来做一笔政治上的买卖了。
　　《鸳湖曲》第三节：
　　欢乐朝朝兼暮暮，七贵三公何足数。
　　十幅蒲帆几尺风，吹君直上长安路。
　　长安富贵玉骢骄，侍女薰香护早朝。
　　分付南湖旧花柳，好留烟月伴归桡。
　　崇祯一朝，宰相一共换了五十个人，这在过去的历史中，算是非常特别的例子。傅节子、李慈铭等都替这五十位宰相开过名单。皇帝既然如此多疑而不专，内阁如此频频更调，在政客看来这正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可以买空卖空的。
　　思宗初立，把阉党清算了一下，不过并没有做得彻底，还留下不少地下潜伏的分子。当时，内阁里几乎是清一色东林党的天下。皇帝更怕手下的人抓住这个机会结党，所以想了一个”绝好”的办法，把官儿的名字写在纸条上放在金瓶里面，焚香肃拜，用手一抓，抓出谁来谁就是首揆。这方法虽然可笑，然而在皇帝看来，却是十分可靠的。不料第二次就出了毛病，没有再继续表演下去。
　　这时候东林的代表人物正是绰号唤做”天巧星浪子”的钱谦益。钱的作风是充分表现了过去中国士大夫的贪愚跋扈的弱点的。他想包办，弄点手法，在”抓采”以前把当时的礼部尚书温体仁、侍郎周延儒的名字都除去了。这自然使温、周大不高兴，看个机会，反咬一口，借考官受贿案的题目劾谦益，在皇帝面前对质时，又特别招出谦益以植党营私，正巧这是皇帝最怕的一点。
　　于是，谦益一下给打了下去，黑了半辈子，在明朝灭亡以前再也不能起用。
　　内阁里只剩下了温体仁和周延儒，拼命和东林党人作对。
　　”复社”这时候就把一员大将，大家认为是有点”政治才能”的吴昌时送进北京，在政治舞台上安下一着棋子。张溥《七录斋集》诗稿卷三里有一
　　首《送吴来之北发》的诗：
　　赋贡王门说采珠，江皋琴水意相须。
　　著书二万经方盛，买纻三千调更孤。
　　鸳掖句传倾坐客，日华声满在天衢。
　　典文精切邯郸步，应撤重围让汉儒。
　　虽然说的是”典文”，然而实际的意思却在末一句，想抓回内阁的大权，好好地干一下子。
　　这时候温体仁又弄下手法把周延儒排挤掉了，朝廷上掌权的只剩下他一个人，大权独揽，大刀阔斧地打击东林党人。文震孟、姚希孟都被挤掉，更把文震孟的亲信郑鄤害死。关于这案子，用出了政治上最阴险也最残酷的手段，说他杖母淫妹，弄得他不齿于”名教”，死了都”不得超生”。
　　这时候，吴梅村、吴昌时这一批复社小辈，只是隐忍地在北京等机会，敌党的铁腕还轮不到他们的头上。等到温体仁一失势，张至发一上台（张是体仁所荐），吴梅村马上就对他开了一炮，这是复社党人反攻的先声，在崇祯十年。张至发是一个庸庸碌碌的家伙，远不及温体仁的手段厉害，吴梅村这一疏简直是”打落水狗”。可是在《年谱》上却也留下了一句好听的话，”直声动朝右”了。
　　张至发既去，薛国观上台。薛也是温体仁所荐，是一系相承的人物。政治上的路线也还是老样子。不过这时候吴昌时已经慢慢立定了脚跟，跟薛作起对来，也初步显出了他在政治斗争上的”才能”。
　　昌时这时候是已经在官场中有了一点小名气的了，而且还得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绰号”摩登伽女”。李清《三垣笔记·附识》卷中记：大僚及台谏以枚卜构竞不休，其不得于会推者遂造为二十四气之目，摇惑中外。……
　　以吴铨曹昌时为妖气，下注”摩登伽女”。……吴谕德伟业为望气，下注”啮人马”。……
　　吴昌时做官的”伎俩”是什么呢？”通内”–走宫里的内线，拉拢裙带关系，结宠于当时最得皇帝宠幸的田妃。”通珰”–这是很自然的步骤，为达到”通内”的目的，就非”通珰”不可，把”侍从室”里的线索打通了，从此朝廷内情都了如指掌，做起事来自然非常方便。”通厂卫”–结交特务，京官的一举一动，在当时，是无不在特务的监视之下的，特务一个报告，足以致达官贵人死命，抓住了特务，也就等于抓住了皇帝的耳目手足，要陷害起政敌来更是非常方便的事。
　　毛奇龄《彤史拾遗记》，记载田妃有一段故事：宫中凡节令，宫人以插带相饷。偶贵妃宫婢戴新样花，他宫皆无有。中宫宫婢向上叩头乞赐，上使中官出采办，越数百里不能得。上以问妃，妃曰，此象生花，出嘉兴，有吴吏部家人携来京，而妾买之。上不悦。
　　吴梅村《永和宫词》，也是写田妃的故事，里边有几句话：贵妃明慧独承恩，宜笑宜愁慰玉尊。
　　皓齿不呈微索问，娥眉欲蹙又温存。
　　本朝家法修清宴，房帷久绝珍奇荐。
　　敕使惟追阳羡茶，内人数减昭阳膳。
　　维扬服制擅江南，小阁炉烟沉水含。
　　私买琼花新样锦，自修水递进黄柑。
　　这”琼花新样锦”正说的是”象生花”；说”私买”，大概又是诗人的”温柔敦厚”罢。
　　《三垣笔记》，题”大理寺左寺丞臣李清恭记，中书科中书舍人臣王挺恭阅”，是李清在崇祯之间在北京做刑部吏部官的时候的笔记，记崇祯一朝的事最详悉，关于吴昌时的事迹尤多。关于昌时的通内，很有几条可以摘录：兵科韩给谏纠曾都谏应遴，疏子递了上去以后：次日，上置红匣中，命一内官送阁拟票。阁批有”该部参看”等语，竟留中。或见应遴与吴铨部昌时同谒一大珰，疑其妙用也（《三垣笔记》卷中）。
　　又记昌时通内事：
　　吴铨曹昌时通内，每阁票一纸必先知。先是，以众论沸腾，具疏乞休，拟票云：吴昌时准回籍调理，病痊起用。闻周辅延儒票也。旨未下，昌时已宣言于人，谓已得温纶。
　　及与蒋侍御拱宸质御前，拱宸几屈。惟所纠预闻旨一款，上取原票阅之，果是。故败（卷中）。
　　东林党人，一向是以正人君子的面目出现的，后来怎么又突然会和特务勾结起来了呢？自然这是政治上的”权宜措施”，为了”政争”，手段是可以不顾的。照当时东林人物漂亮的解释，这就叫做”法门广大”。《三垣笔记》记：
　　东林诸公素矜节义，以劾宦言为名高。后冯给谏元飚、孙给谏晋等倡为法门广大说。
　　于是吴仪部昌时始与东厂比。一切行贿受贿，间被缉获，必托昌时以数千金往方免。昌时亦扬扬居功，不以为愧。予亲于徐都谏耀家见之。
　　交通厂卫以后就要做做拉线的生意，凡是遇到给厂卫缉获的案子，走吴仪曹的门路，送进钱去，准保太平无事。《三垣笔记》又记一事：仙居过邑侯周谋乃熊铨曹文举同乡也，曾遣二仆入都求迁。宿娼家，酒后泄言，为厂役缉获。其予文举一禀云，所送尊翁宅内，乃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数也。又云，敝座师首揆处业有善意。东厂以闻，薛辅国观甚不悦。时冯少常元飚奉差回籍，其保举邑令秦姓者亦以书礼馈，被厂缉获。吴仪曹昌时敛金亲来力解乃息。
　　不料这事给薛国观知道了，报告了上去：……国观密以闻，于是阁厂水火。而昌时自为大行，即树声气赤帜。及考选时，见上于部拟各衙，多所改定，诸阁臣颇得操拟，于是又托国观私人拜为门生。然国观疑其狡狯，弗信也。卒改科为部，仇隙日深。国观刚愎，夙与东林为难，但不闻贪秽声。数月前昌时忽语人曰，国观辈必败，吾已于厂卫处张四面网矣。国观等知之，然无如之何。不数月果败。予曾询钱主政位坤，云有之。但视吏部升一美官，昌时必以小纸报东厂云，国观得银若干，厂皆以闻。它日赐死追赃本此（《三垣笔记》）。
　　这就造成了吴昌时与薛国观的第一次冲突。吴的想拜做国观的门生，绝不是想投降，而是别有企图的。薛当然不会接受，更加上为了考选一事，吴、薛之间的裂痕就更加深了一层。
　　吴昌时对薛国观的再度不满，是因为他考选吏部郎中的事。查东山《罪惟录》纪十七：
　　考选吴昌时首拟吏部，上示不测，手更定主事礼部。昌时疑薛国观所为，大恨之。
　　钱遵王述古堂钞本吴江戴笠撰《怀陵流寇始终录》最末的《将亡妖孽》
　　中也提到此事，叙述较详：韩城薛国观官佥部，温体仁引之入阁，寻为首相。十一年行考选改授法，行人吴昌时已得吏部主事。上性好出奇御下，以破旧习，进士考选入台者，黎玉田岁贡、府同知许自表易位，如是者比比。昌时改祠祭司，谓是国观所为，深恨之。
　　花村看行侍者《谈往》中《韩城赐死》条云：
　　十一年举考选改授例，行人吴昌时于门户声气中称魁首，外定铨曹。会内旨别出手裁，多不依外拟，故为颠倒，以示不测，如进士考选，黎玉田以台易府同，岁贡教知许自表苏州人，以府同易台，不止一人，独昌时改祠祭司主事，憾极，谓韩城作祟，愠恨日深。
　　京邸清议，薛或有之，必宣指之，或挑衅，或加词，水火实甚。
　　这样，吴昌时就设法挤去薛国观，同时更和张溥进行策划，把周延儒再度捧出台来。
　　薛国观的为人，《谈往》说他”性褊急，出词过刻，……人谨畏之”。
　　有一次崇祯帝在召对的时候，叹息大小官员无不贪污，无法可想，薛就顺口说出如果厂里面有得力的人，贪污是不会风行的，这正触着了宦寺而兼特务的王化民的大忌。昌时借这机会和王化民建立了联合阵线，打倒了薛国观。
　　《谈往》：
　　时帝尚严切，曾于平台召对，闲语间帝叹曰：”目今朝臣通贿，外致东西糜饷，内致吏兵徇私，国事紊淆，生民涂炭，奈何！”忧形于色。韩城聊为解嘲曰：”使东厂得人，举朝何敢黩货！苞苴之来，或有所自！”时厂臣王化民适蹲御座后，闻之汗出浃背，骇极恨极。昌时又与化民久结义盟，忧喜相商，于是内外眈目，专伺韩城之阴。
　　薛国观很得皇帝的信任，对这一套不去理睬，可是结果到底给他们寻到了一个题目，这次是利用薛国观和皇族外戚的矛盾。因为薛曾经建议征收”豪门皇族资本”，解除财政困难，而这事正关系皇族戚畹的切身利害，于是反对阵线里又添上了一支新力量，薛国观就此倒台了。
　　杨士聪《玉堂荟记》卷上记：
　　上尝与韩城言及财用匮乏，韩城对以外则乡绅，内则戚畹。在乡绅者，臣等任之，在戚畹者，非出自独断不可。因以李武清为言。遂传密旨，借四十万金。冉万二、驸马各一万，而周田等近亲不与焉。
　　真是滑稽，而且是真确的事实。就是开刀也先从旁支远支动手，有最亲密的裙带关系的还是留下来不动。
　　此旨间有抄传，复严禁之，李氏殊不在意，而督之日急。武清死，复及其子国安，提家人追比。久之，国安亦死，而追比未已。周嘉定乃其儿女亲也，上疏为言，又奉严旨。
　　于是李氏尽鬻所有，其房无人售，则拆毁贸之。……是时戚畹人人自危。
　　到了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抬出菩萨来：后因皇五子病亟，遂造为九莲菩萨下降之言。九莲菩萨者，孝定皇后梦中授经者也，觉而一字不遗，因录入佛大藏中。旋作慈寿寺，其后建九莲阁。内塑菩萨像，跨一凤而九首，乃孝定以梦中所见语塑工而为之，寺僧相传，菩萨为孝定前身，其来久矣。至是言皇五子见菩萨来，甚怪上之薄情，不念先世亲属云云。又言，如不从此改过，将来殇折不止一人，还都要唤去。大都上未至皇五子病所，皆诸人撰造节次，遣人传报。上大惧，于是传谕停止追比，复武清侯爵，而皇五子竟薨。乃心念此事皆繇韩城发端，欲诛韩城以谢孝定在天之灵（《玉堂荟记》）。
　　内中情事，王化民知之最早，急闻于昌时，密令台省，遍耸毁斥，实指其行私，指其弄权。特参疏日且数上（《谈往》）。
　　皇帝的胡涂，加上吴昌时手段的毒辣，到底使薛国观从首辅的位子上跌了下来，致仕回家了。
　　这时候复社的党魁张溥，正在江南”逍遥林下”，选文章，批经史，却忘记不了朝中的政事，更不能忘记他在北京安好的一着棋子–吴昌时。《七录斋集》诗稿卷二里有一首《寄吴来之》：
　　红叶从风溯远堤，春回烟阁静香提。
　　素心道路难为说，好事云屏待子题。
　　一诺久知千古重，三秋自此两峰齐。
　　平章梅雪看君子，赋有金声报紫霓。
　　这正像一个党魁训勉部属的话，勉励他好好的干，”千秋事业”，全寄托在政治斗争的成败上。谁说张溥是甘心终老林泉的呢？虽然他的朋友要为他辩解，不是他自动地要作政争，而是为了害怕自己被目为”党魁”，才不能不采取”以攻为守”的自卫手段。
　　杜登春《社事始末》说：
　　是时乌程去位，杨、薛相继秉国钧。窥见主上崇儒扶正，深眷娄东，无吹求西铭之意。门下或有私附杨、薛以图显荣者，以故西铭得以逍遥林下，批读经史为千秋事业，而中疚不安，唯恐朝端尚以党魁目之也。
　　正巧周延儒（宜兴）因为受了温体仁的排挤而放归林下，周自己很后悔，做了一次傻瓜，陪旁人打击东林党人，自己却也被挤了下来。他心里想重回北京，却想不出一条路。两方面的利害既然已经一致，彼此利用当然是很自然的事。于是张溥就想：窃窃自疑，非起复宜兴，终是孤立之局。与钱牧斋、项水心、徐勿斋、马素修诸先生谋于虎丘之石佛寺（《社事始末》）。
　　这种情势在吴梅村的《复社纪事》里分析得很详细，见《梅村家藏稿》第二十四卷：
　　未几薛国观从庶僚得政，蔡弈琛与里豪吴中彦者交，私受其金为鬻狱，南御史成公勇发其事，以指纵疑先生（张溥），谋益急。吴来之昌时为礼部郎，移书先生曰：”虞山毁不用，湛持相不三月被逐，东南党狱日闻，非阳羡复出不足弭祸。主上于用舍多独断，然不能无中援，惟丹阳盛顺伯可与谋。”顺伯时客先生所，故与介生姻旧，雅负权谲，见其书奋曰：”来之 诚善，顾非公言，莫足鼓动者。某请衔命矣！”先生嘿不应。来之以己意数申款问遗中贵人，卒不能得要领。间刺探一二禁密语疏中，数为人传说，沾沾自多，公卿固侧目。
　　薛国观回家以后，还觉得不服气，上了一道谢恩疏，里面发了不少牢骚，皇帝就又把他抓进京来对质了。《谈往》记：（国观）十二月抵里后，谢恩奏辩云：”臣之得保首领还故土，皆荷皇上之生成，但袁恺等讦奏，实出吴昌时指使。”并诉昌时致憾之由，谓圣上操纵独裁，怨毒则归臣下，臣死亦无敢怨等语。奉有圣旨则严切殊甚，奏内事情，着赴京讯理。
　　吴昌时在薛国观到京以后，就又布置了一着阴毒的棋子，让自己的外甥、薛的亲信王陛彦去探视薛国观，再使厂卫去逮捕。关于王陛彦：陛彦孝廉，试中书，撰文者从无掌房之例，庚辰闱后，与梁维枢俱转尚宝丞，或欲依附韩城以就功名。……陛彦松江人，吴昌时之甥也。……（《玉堂荟记》）
　　十三年五月，韩城来京候审。有内阁举人中书松江人王陛彦向为韩城心腹，以旧日情谊，至寓问安，稽事密谈。厂役希旨，密伺薛邸。适遇彦，擒奏下狱，此化民、昌时阴谋险 ，设阱构成，在韩城又别生一事，以供人指摘，按律议罪（《谈往》）。
　　这结果是不难想象的：
　　陛彦以职侍内阁，泄漏机密例，律拟大辟。八月国观赐缢，陛彦弃市（《谈往》）。
　　这一位政敌（薛）和一个陪死的外甥在临刑的时候都大骂吴昌时：”韩
　　城将死，曰：”吴昌时杀我！’”王陛彦”赴市时语人曰：”此家母舅为之，我若有言，便得罪于名教矣！’”（俱见《玉堂荟记》）但是吴昌时对这件事反而表示得意：”语上闻，来之不以为忧，顾色喜。”（《复社纪事》）
　　薛国观既赐死，工作已经完成了一半，剩下来的就是怎样再捧周延儒上台了。杜登春《社事始末》记张溥在虎丘和东林巨子钱谦益等密议以后就派人到北京去传递消息，指示行动，那描写是十分动人的：遣干仆王成贻七札入选君吴来之先生昌时邸中。吴先生者，一时手操朝柄，呼吸通帝座之人也。辇毂番子，密布内外，线索难通。王成以七札熟读，一字一割，杂败絮中，至吴帐为蓑衣裱法，得达群要，此得之王成口，最详确。时是辛巳二月事。
　　运动起复，种种都由吴昌时在京策划。然而在这个贪污的局面下面，钱可少不来，出钱的是些什么人呢？不看野史的记载，真是怎样都猜不到的。
　　《烈皇小识》卷七：
　　召予告大学士周延儒于家。先是阁臣虽内外兼用，鲜有当圣意者。众推宜兴颇有机巧，或能仰副，而圣意亦及之。于是庶吉士张溥、礼部员外郎吴昌时为之经营，涿州冯铨、河南侯恂、桐城阮大铖等分任一股，每股银万金，共费六万两，始得再召。……
　　连逆案里的阮胡子也是后台股东之一，”法门广大”得连敌人也包了进去。据《谈往》所记：”宜兴再召，通内而贽币帛者，别有大力出资，而任支费，霞城贺氏与虞城侯氏两家。”股东还有一位贺先生在。既然是股东，自然就有发言的权利，阮大铖请延儒设法起用，不过究竟因为身在逆案，无法公然出面，结果就推荐了马士英去作凤阳总督，这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是绾南北交通枢纽同时又是守朱家祖陵的重要军职。
　　在阮大铖的《咏怀堂辛巳诗》卷上中，有六首《送周相国挹斋入京》，（原注：”仲冬相国书招谢桥结夏。”）一片颂祷之词，读了使人肉麻。末二首”不甘寂寞”之情如见：逋客冥冥息影深，宁忧缯缴到长林。
　　所虞朝著多坚垒，勿恤神州有陆沉。
　　随地孤寒为引手，何人吐握不归心。
　　期公尽洗荆榛劫，剩得青山与向禽。
　　车笠平生约未违，萤光亦近太阳飞。
　　公车长路冲冰雪，官舍西山礼翠微。
　　衰鬓霜痕愁更满，晚年汐社去何依。
　　遥知东阁簪裾会，应念岑牟老布衣。
　　至于张天如，就更不用提，要用的，要杀的，索性开了两本册子交给了周延儒。广陵女冠李傃（史道邻的遗妾）曾经作过一篇缠绵悱恻的序文的周同谷的《霜猿集》中，有一首诗：二册书成注复删，莫防镫下鬼神环。
　　西铭夫子酆都主，生死枯荣一笔间。
　　注云：”张溥字天如，一字西铭。创举复社，门人七千，称西铭夫子。宜兴再召，溥欲尽用其党人而杀异己者，乃书二册，以进延儒。”
　　而这时周延儒却正意外地得到一位漂亮的夫人，乐不思蜀，还是由张溥弄了一点手法，才弄他上路，谈来简直好像传奇一样的故事了。《霜猿集》：新来艳质可怜身，绣幕留香别作春。
　　再召东山为国计，画船箫鼓闹江滨。
　　注云：”洞庭山富家娶妇，少而美。夫死，妇独居。一日闻街头鼓乐声，谓侍儿曰，谁家娶亲，盍往观之。遂出门，坐花轿中，下太湖而去。富家讼之县，县申道，下檄缉捕甚急，娶亲者惧事泄，以其妇盛妆送宜兴周延儒，大见宠悦。无何，太仓张溥为门户计，鸠金赂要津，宜兴得再召，然无行意。
　　曰，不如在家安乐。溥进见张道台，令以朱单捕妇，语侵相国。溥见宜兴，出单于袖中，宜兴大怒。溥曰，此小事不足介意，今高卧不起，将来祸有大于此者！宜兴悟，遂行。坐楼船，树大纛，上绣’东山再召’四字。乃赛江神，酣饮弥月，始进京。”
　　这样的”相国”，这样的”党魁”，实在是异常出色的。
　　”党魁”在这一月的酣饮萧鼓之余，当然要”指示”"相国”拿出一些”祥和”措置，像释放”政治犯”（东林人物）呀，开放言论，让御史自由讲话呀，改革经济（减税）呀，一班清流，也都以为宜兴再召以后的确可以好好的做一番事，而对在野的幕后操纵的”党魁”张天如更是寄以莫大的期望。不料，张溥却正在这时候死了。这死因也颇离奇，据正史《张溥传》和梅村的《复社纪事》都说他是病终，可是野史的说法就两样了。计六奇《明季北略》：
　　宜兴再召，通内而贽币帛者，冯涿州也。奔走而为线索者，太仓张溥、嘉兴吴昌时也。擘画两年，纶綍始下，昌时于是事权在手，呼吸通天，为所欲为矣。昌时与张溥同为画策建功之人，淮安道上张溥破腹，昌时以一剂送入九泉，忌延儒密室有两人也，其忍心如此。
　　”党魁”既死，叹息之声不少，吴梅村在《复社纪事》里也提到张溥的救时十余事的”密疏”，如”蠲逋租，举废籍，撤中使……”等事，可惜张的身死而不果行。可是也有说他死得好的。如《怀陵流寇始终录》：周延儒辛未会试得张溥，援之入翰林。延儒罢归，溥令东林党人物力数十万缗，赂内侍，复起延儒。俄溥病死，大权归于吴昌时，竟成二人杀身之祸，人皆为溥幸之（《将亡妖孽》）。
　　张溥的死信传到延儒耳内，他却表示高兴。《霜猿集》：日堕西江歌舞阑，中原一片血流丹。
　　故人昨夜魂游岱，相国方言好作官。
　　注：”张西铭死，讣至。延儒谓座客曰：”天如奈何遽死！’既而曰：’天如死，吾方好作官。’客曰：”庶常吾道干城，公何出此言？’延儒出二册示客曰：”此皆天如所欲杀者，教我如何杀得尽！’见者骇然。”这是《琳琅秘室丛书》本。又有申报馆《屑玉丛谈》本，小注多出数字：”溥还娄东，一夕暴死，亦天意也。”是说张溥该死。而且也说他是暴死，《明季北略》之语，盖不为无稽。
　　周延儒虽然摆脱了这一位幕后提线人，可以少少自由，不过在北京还有”秘室”中两人的另一人在，而吴昌时的花样，比起张溥要更难于应付。他不独要权位，而且还贪墨，更加狠毒傲慢。延儒有了这样一位”助手”，就只有听他指挥，沉陷下去了。
　　昌时的贪，可以用两件事说明。
　　皇帝千方百计筹措军饷，用来勘平”流寇”，抵御满洲，想来想去，要出卖祖遗的家当了。《三垣笔记》卷上：上忧国用不足，发万历中所储辽参出外贸易予时市。其中者上有微孔，色坚而味永，与他参迥异。惟吴铨曹昌时所市最多，皆取其上者，闻此番贸参获可数万金。
　　吴昌时就借此机会做一笔生意。此外卖官鬻爵，不但贪，而且还不讲贪污的信用，干没别人的贿金。《三垣笔记》卷中：予与吴都谏麟征同任吏垣，曾密询云：”吴公正人自负，公何嫌？”麟征曰：”彼非独余同乡，且门人之门人也。然实鄙薄其所为。如嘉兴府王太守某，予公祖也，闻以二千金托，竟攫入私囊。及将挂察典，伊苍头惶急致贷金长安，为弥缝计。又海盐令刘某，予邑父母也，诱伊数万金入已，托言谋佳缺，然即其房师处亦不为通讯，今罹察典，束装无资，特为昌时贪耳。”……初刘某入闱，昌时以其子密托之，刘某恐后为己累，以蓝笔重加圈点，而以墨笔抹，托言大主司吴翰林国华所为。已询之国华，非也，故恨。若王某则以五百金馈不称昌时意耳。此又何枢曹刚所言也。
　　贪污又在官僚中引起倾轧，彼此利用御史互相弹劾。监察官竟成了他们政争的工具：
　　杨给谏枝起与吴铨曹昌时儿女戚也。昌时纳仁和令吴培昌多金，以雁行呼。谋引至黄门，而枝起怒其贿不及己，遂唆宁侍御承勋纠之，即枝起所草疏也。昌时闻而大恨，知陈中书龙正与枝起交，故亦百计相倾。以闱事牵致，龙正坐谪。时枝起与廖给谏国遴、曹侍御溶等皆以考选一事干周辅延儒不遂，怒欲反戈延儒，事寻泄，此孙侍御凤毛纠疏所自来也。闻泄国遴等谋于延儒者乃马给谏嘉植，而泄枝起言于昌时者，又徐侍御殿臣。一时贪横变诈气习殊可想见（《三垣笔记》卷中）。
　　同时他跟周延儒来往得极密，在这中间有多少文章，政治中枢不在皇帝宫中，而是在相府里面的：予一日与某同籍谒周辅延儒，自午至暮不得见。一长班耳语曰：”有四人方巾便服径入后宅矣。”予问之，其一铨曹，一仪曹，一兵曹，一同乡闲署也。予归而叹曰：”吾师必败矣。他且弗论，安有以趋热铨曹夤夜入相君宅而不起物议者。”不数日败。铨曹者吴选郎昌时也（《三垣笔记》卷中）。
　　昌时替延儒拉拢”通内”，于是就有了”绣鞋”佳话。《霜猿集》：花为容貌玉为床，椒殷承恩卸却妆。三寸绣鞋金缕织，延儒恭进字单行。
　　注：”上昼幸妃，见妃（田妃）绣鞋精巧，举而视之，有细书一行曰：’臣周延儒恭进。’上不悦，由是薄延儒。”
　　昌时一心想做吏部官，《烈皇小识》说他”醉心吏部，诚得一日称吏部郎，虽死无恨”。于是就去缠住延儒，”必欲得而后已”。不过这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例子。”延儒查例，世宗时，文选病故，武库正郎调入；又天启朝，邹维琏匪石，以职方郎调稽勋，援两故事”（均见《北略》）。当时的吏部尚书是郑三俊，是有名的正直人，当然不肯，就”问乡人徐石麒，答曰，君子也。三俊遂荐于上。盖石麒畏昌时机深，故誉之，而三俊不知也”（《北略》）。对于吴昌时的利用郑三俊，当时一般的看法是这样的：郑庶常鄤、吴铨曹昌时皆奸人也。一附黄翰林道周，一附郑冢宰三俊。人欲击鄤，恐累黄公；欲击昌时，恐累郑公（《三垣笔记》）。
　　旧例吏部由别部调者不过主政，天启时赵冢宰南星在部，始调兵部邹员外维琏于吏部，时犹大哄，若以礼部正郎调吏部文选司正郎，则又自吴昌时始。予邑吴辅甡与密，讽之曰：”闻文选司一官必起家久任，后辈无先者，公或以稽勋验封带管文选如何？”昌时正色曰：”天子欲为天下得人，故特简一文选，况目前铨部诸君皆予手援，彼后辈也。”未几竟败（《三垣笔记》）。
　　一旦有了掌管全国官吏升黜的大权，第一件事就是想树威，使监察官的台省对他不敢批评。《玉堂荟记》记：年例每次不过科一道二，盖约略人数多寡，而斟酌其间，止合如此。通三年而计之，其人不为少矣。吴昌时为选郎，乃推至七八人，又皆庸软无能为者，其用意至深。此时郑元岳为太宰，从议郎调为文选，亟欲以特达之知，大伸其情执孤特之意，以见知于上。而昌时别有肺肠，特创此不畏强御之貌，以恐吓台省，为异日驱除榜样；又以劲敌太多，将致他变，故但取人数广众以劫之，方自喜其算无遗策，而不虞人之有烦言也。此一事也，皇上自皇上，太宰自太宰，昌时自昌时，各有主意，绝不相谋而事适相凑，在太宰不失为君子之疏，而昌时为狡猾，为无赖矣。
　　这里写昌时利用皇帝和郑三俊的个性的地方很清楚。第一次发动，就和本省的言官们冲突起来：
　　吴铨曹昌时既破格调，思以奇策坚上意，且箝制台省口。春季例转，皆自已出。吏部吴都谏麟征、掌河南道祁侍御彪佳并未商也。科五道十，几两倍旧额，盖因上疑台省横，屡旨申饬，且恐他日有指摘，则以例转挟忿为言耳。时浙江同乡诸公集议，本省新吏部昌时，麟征、彪佳皆往，咸努目视。惟向侍御北诟谇尤力，几饱以拳（《三垣笔记》）。
　　《烈皇小识》也有同样的记载，但末一段却较详：及是日，科道齐集，援集例相责。昌时怙过，绝无引咎意。御史某不胜其愤，提所坐杌搏之。昌时仓皇而出，且曰：”若奚为待我如此？我当尽例出诸御史。”诸御史闻之咸怒发上指，与昌时有不两立之势矣。
　　昌时驱除言官的企图，还要推给郑三俊：吴铨曹昌时欲破格外转科道，谓吴辅甡曰：”惟此一着，可为郑太宰三俊结知主上。”
　　甡曰：”不然，大臣以休容为度，当保全言路。予甫入而破格行之，若此端一开，后此不肖者驱逐言官，必借郑公为口实，恐忠良之士，皆为寒心。”昌时不从。甡复言之郑冢宰三俊，三俊然之。后以昌时意坚，仅留二人，余皆外转。然昌时计甚巧，皆择其平平者充之，中情怯耳。恶伤其类，人有同情，故一时众口交沸。识者皆曰：昌时之祸，从此始矣（《三垣笔记》）。
　　到这时，昌时的气焰真是不可一世，正如《明季北略》所说，”事权在手，呼吸通天”了。
　　《鸳湖曲》第四节：
　　那知转眼浮生梦，萧萧日影悲风动。
　　中散弹琴竟未终，山公启事成何用。
　　东市朝衣一旦休，北邙抷土亦难留。
　　白杨尚作他人树，红粉知非旧日楼。
　　烽火名园窜狐兔，画阁偷窥老兵怒。
　　宁使当时没县官，不堪朝市都非故。
　　吴昌时、周延儒失败的原因很复杂，也很简单。大家都说昌时”贪墨”，”贪墨”自然也是他失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不过还不是致命伤。”弄火的人总要被火烧死”，吴昌时凭借特务太监的关系，玩弄皇帝，摆布同官，结果却仍旧是失败在特务太监的手里。
　　关于”贪墨”的一点，我想不能不叙述一位在当时颇为特别的人物，是官僚政治发展到近代化的一个好例。这个人就是周延儒、吴昌时的经纪人董心葵。
　　关于此人，《谈往》有专章记载，还有佚名氏所作的小册子《董心葵事记》，也详细地叙述了他的行述。
　　董心葵是无赖出身，”武进人，农无力，商无本，工无艺，士无学”。还好赌，平生有一句”名言”：”你见吾有银百万，与天子坐讲金华殿也。”
　　到北京流浪，跟一个刘蓖头合住在一起。这位刘蓖头从前侍候过魏忠贤，借机会发了财，后来又给魏忠贤弄死，董就占了刘家，发地得到三千两藏金，就此发迹。买了一院大宅，整治一新，结交宦官、戚畹、厂司、珰卫，设赌局，买卖试题，挽回厂审，简直成为一个贪污代理事务所。后来又包揽内廷衣饰买办。周延儒更把一切卖官卖法的生意托他经理，赃银也寄放在他那里，成为道地的”官僚资本”。孟心史先生记董心葵和周延儒合作的事说：延儒之贪，何所不至。……武进董廷献为延儒客，为之开三市，卖金卖珠卖人参，于京师各张一铺。又以大珠三十颗，畀董为识，以当牙筹。凡士大夫进千金者，董以一珠归之。竟三十珠，再发再进，周而复始，一月中不知凡几。
　　这事见刘銮《五石瓠》。刘也是东林人物，这话应是可信。董心葵这时已经成为道地的半官半商的”社会贤达”了。于是在边患紧急之际，皇帝召百姓陈言，董也就遂了他几十年前所许下的大愿。《谈往》：十五年十月初十日，烽火照京。崇祯帝御文华殿，敕凡献策陈言，直入无禁。布衣董廷献亦得亲承圣语。
　　又记：
　　赐坐赐点，问修练储备四事外，州县有司果否实效，作何堵御，趣勤王兵？心葵虽无奇策奏进，亦称臣拜飏，曲尽温和。
　　着实出了一次风头。
　　延儒、昌时虽然声势赫赫，可是言官们说闲话，还是免不了。”廿四气”之说本来是市井流言，后来连谏议章奏里面也出现了。行人司副熊鱼山（开元）也出来弹劾周延儒，而且还是皇帝授意的。昌时却硬要让他删改奏章，几乎弄巧成拙：熊司副开元请对，意在攻周辅延儒，故请屏人，诸臣请退，皆允之。惟延儒等请退则谕止之。故开元不能畅所欲言。上命开元具本，盖欲其直发延儒之过。延儒心疑，托吴铨曹昌时至开元寓，故开元疏中所言，半为昌时勒删。上怒，谓其阴阳两可，几欲置之死（《三垣笔记》）。
　　……已再讯，开元遂尽举阁臣私语以对，大约皆指周辅延儒守不洁，而吴铨曹昌时所言亦供入疏内。疏上，发阁使延儒知之，其意可知矣。此他日所以死也。……（《三垣笔记》）
　　为了让谏官们少说话，把吴麟征调了来作掌垣，不料吴却鲠直得很，并不肯听延儒的指挥。《罪惟录》传九上：……以麟征代章正宸为掌垣。……时朝廷稍厌严苛，欲试宽大，以责近效，不次用人，麟征独以为不可。……于是相君遣所亲信部郎吴昌时邀密语，麟征不应。相君曰，举之适自厄矣。……已而疏劾垣臣廖国遴、杨枝起，亦连昌时。……
　　当时的特务头子缇帅骆养性，延儒是抓住了他的阴私以后加以利用的：缇帅骆养性有阴事，宜兴刺得之，以挟制骆使为已用。往来传递者昌时也。养性时有厚馈，宜兴不受，昌时竟隐匿焉。养性以此饮恨刺骨（《烈皇小识》卷八）。
　　同时吴昌时更因特务内部矛盾斗争而和骆养性加深了怨毒。《三垣笔记》：
　　吴铨曹昌时与吴金吾孟明密。及骆金吾养性以楚人继，尽革孟明诸厂役与昌时相通者。昌时怒，欲除养性，以己心腹代。适朱侍御国昌疏纠养性，养性所费几及十万方解。
　　或云周皇亲奎力，周辅延儒亦有易养性意，故养性并怒焉。
　　内监们看见延儒的气焰，心里也不痛快，有一次皇帝召对，赐给延儒座位，大珰跪而进茶，延儒公然受之，这就使太监们大不高兴。《烈皇小识》卷八：
　　内阉王之心颇不乐宜兴，曾向宜兴云：”我们才力有限，还求老先生包容。”闻者危之，而宜兴不以介意。
　　后来要叙军功，王之心想安插两个私人进”叙功疏”，延儒不答应，王于是就揭发了他。
　　最后发难的是御史蒋拱宸。《三垣笔记》记这事的经过颇详：上召对知推，俱以圈点为高下。蒋侍御拱宸初得圈，自负必科。然上以巡方任重，欲概置御史。会有觊科者，谋之吴铨曹昌时。时北兵新入，昌时言于周辅延儒，示意张司马国维，于是荐候考知推十二人察视诸郡城守，谓已有巡按，非科不可，皆借题也。拱宸以不得科，有怨言。昌时复嗾当路以拱宸监赵督光忭军，时范督志完尽调重兵堵所守口，而光忭诸守口甚疏，拱宸惧获罪，促光忭战，战辄大败。昌时又致书光忭，劝以催战罪拱宸，光忭不从，以书示拱宸，合疏上闻，谓往日以不战挫，今以战小挫，未可深罪也。会昌平内官以大挫报，上怒，时拱宸疑昌时嗾之，故冒险发通内诸款，昌时激之也。
　　蒋拱宸知道这是生死关头，不给敌人以致命一击是会全部失败的，于是就找皇帝所最忌讳的事来作题目。果然，猜疑的崇祯帝紧张起来了：蒋侍御拱宸劾吴铨曹昌时有通内数款，闻上日置案前亲阅，阅讫纳袖中，不令内官见。及旨下，乃御票也。往御票诸疏真草相半，此独楷书，止一画带草耳。黄侍御耳鼎亦有疏纠，在拱宸先，独不下。
　　皇帝一起疑心，不信任了。于是大家就都起来讲话，正好像一个拖日子的病人，一旦有点外感，就百病俱发。《烈皇小识》卷八：先是，御史祁彪佳、贺登选各疏参吴昌时紊制弄权，给事中郝 疏劾吴昌时、周仲琏窃权附势，纳贿行私。内阁票拟机密，每事先知。总之，延儒天下之罪人，昌时、仲琏又延儒之罪人。至是，御史蒋拱宸疏论昌时入延儒之幕，与董廷献表里为奸，无所不至，赃证累累，万目共见。即如南场一榜，非其亲戚即以贿赂，皆昌时为之过付。……末又指通内一事。时缇帅骆养性细刺昌时与延儒通贿诸款，具事件上闻。诸奄亦尽发延儒蒙蔽状，复遣缇骑逮延儒对勘，而三俊以举用昌时，引罪回籍。
　　皇帝这一次真是怒极了。据《明季北略》所说，审讯吴昌时的时候，连案桌都推倒了。这正是明朝覆亡之前最后一幕政治高潮，在薛国观以后又杀了第二个大臣。《三垣笔记》：上御中左门，召蒋侍御拱宸与吴铨曹昌时对质，命锦衣卫备刑具。昌时初诋拱宸监军时，匿失机不奏。上诘之，拱宸对多支饰，命拿送朝房候旨。又诘昌时通内各款，昌时坚执不认。命锦衣卫加刑，吏科吴都谏麟征奏曰：”臣闻祖宗朝刑人不于朝廷，昌时罪无所逃，宜下司寇治，以明国体。”上曰：”吾患刑部多所瞻顾，不能尽法耳。”时昌时足夹几折，不胜痛，嗷嗷曰：”臣俱承认便是。”遂下狱。
　　……《烈皇小识》又记当时审讯的详细情形：
　　七月二十五日，召府部九卿科道廷鞫。上角素，率太子与定王同讯。呼昌时前，诘其通内。上声色俱厉。昌时辩祖宗之制，交结内侍者斩，法极森严，臣不才安能犯此。上呼蒋拱宸面质，拱宸战栗匍伏不能措一语。上愈怒，叱退拱宸。然上意已有成局，不待拱宸之对质也。昌时始终不为屈，曰：”皇上必欲以是坐臣，臣何敢抗违圣意，自应承受。
　　若欲屈招，则实不能。”上即命内侍用刑。阁臣蒋德璟、魏藻德出班奏曰：”殿陛之间，无用刑之例，伏乞将昌时付法司究问。”上曰：”此辈奸党，神通澈天，若离此三尺地，谁敢据法从公勘问者！”二阁臣奏：”殿陛用刑，实三百年未有之事。”上曰：”吴昌时这厮亦三百年未有之人。”二阁臣口塞，叩头而退。内侍遂进用夹，两胫皆绝，昏迷不省人事。乃命下锦衣卫狱。昌时已不能行，卫役负之以出。进见卫帅骆养性曰：”请受刑！”
　　养性曰：”汝甫受刑，尚不省人事，且俟后审。”越数日，卫审一如廷鞫，语不稍屈。乃刑其两家人，亦终无所招。后有旨送法司，咸谓有生机矣。不数日而斩决之旨下（卷八）。
　　其实皇帝的意思是早已决定的了：
　　上召雷演祚、方拱乾，此宜兴得罪之始也。迨吴昌时廷鞫后，始令催来候旨，明乎罪因昌时。故诸臣言昌时么■小吏，上曰：”昌时是么■，难道周某也是幺■？”厥后刑部拟罪，舍昌时而专言封疆，明系逢迎上意而致之死。夫封疆则有之矣，岂宜兴一人之罪？
　　且视师不过末一段事，始终封疆者，自有其人，与宜兴何与！及至旨出，则又不言封疆而言机械。机械者，罢内操，撤厂卫，皆机械也。此内珰所日夜文致于上前者，至此亦不觉流出笔端矣（《玉堂荟记》）。
　　所谓机械，《崇祯长编》中所抄的上谕里是有的：帝言：周延儒机械欺蔽，比匿容私。……
　　那位出过风头的董廷献，在这次廷鞫里也串演过一次好戏：又问董心葵：”延儒得银起用为几人？”曰：”不记也。”时御案有搢绅一部，自上掷下，则福建道施元征一叶向上，启奏曰：”福宁道施元征是也。”（《北略》）
　　皇帝发怒到了什么程度，真是跃然如见。蒋拱宸说的话莫明其妙，皇帝喝打，”司刑者将拱宸当头一下，纱帽为裂。帝愤恨，推倒案桌，迅尔回宫”（俱见《北略》”审吴昌时”条）。现在看了这位褊急的皇帝的举动，不但愚蠢，而且简直有点好笑了。
　　吴昌时斩决之前狱中的种种，活埋庵道人徐树丕少有记述，见所著《识小录》卷四《癸未大狱》条：
　　吴昌时吴江人，号来之。以礼部郎调吏部郎。郎之不调久矣，此举实骇人观听。初为宜兴幕宾，前相薛国观之死，昌时实构之。……宜兴再召，昌时以风影之说吓人财甚夥。
　　一手握定朝局，恣睢淫佚，无所不至。其系狱也，知上无宽宥意，写字付家求金屑，屑字乃作薛字，其神乱耶，抑鬼使之耶。……
　　《鸳湖曲》第五节：
　　我来倚棹向湖边，烟雨台空倍惘然。
　　芳草乍疑歌扇绿，落英错认舞衣鲜。
　　人生苦乐皆陈迹，年去年来堪痛惜。
　　闻笛休嗟石季伦，衔杯且效陶彭泽。
　　君不见，白浪掀天一叶危，收竿还怕转船迟。
　　世人无限风波苦，输与江湖钓叟知。
　　这位复社的重要分子，晚明崇祯一朝党争政变的幕后操纵者的结末是够凄凉的。崇祯皇帝的下一步当然是”抄家”：帝谕：……周延儒、吴昌时赃银，炤敕谕内数日勒催呈解（《崇祯长编》卷二）。
　　好像这也并非太坏的理财法门，先让官儿贪污，然后抄家入内。恶名是人家的，积聚所得却总跑不了，入了”国库”。昌时身后，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还被别人包占了。《霜猿集》：吏部茶箱玉琢卮，青鬟小事各分司。
　　一棺归葬松陵后，风雨楼中幼女思。
　　注：”延儒引吴昌时为文选司，卖官鬻爵，赃私百万。昌时疾，各官入卧内，有青鬟五人司茶，皆绝妙姿也。茶卮皆羊脂玉琢成，受以乌金盘。昌时伏法后，有得其二女，皆绝色。”
　　孟心史先生据顺治十一年三月东华蒋录宁完我参折，说：”昌时女后为陈名夏之子掖臣所包占。……王录更详其奸逃执讯，掖臣属上司释放为尼，因而包占。”不过《明诗纪事》辛签中录胡山《烟雨楼》一首，里面却说昌时还有儿子，不过因为避祸改名亡命了：
　　……
　　独有贤豪负时彦，七省五侯交托徧。
　　遥持启事致山公，共羡人伦归水鉴。
　　……
　　转向回天咳唾间，翻云覆雨须臾变。
　　卿相趋朝尽过门，监司侯宅稀留燕。
　　……
　　势去朱门惟坠吻，邸封青岸有垂杨。
　　孤儿亡命移名氏，槁葬归魂送夕阳。……
　　一般人对他身后的批评，更是刻毒无情，姑举一例。李清记：予差竣返扬州，适吴辅姓以遣戍归。与同郡郑进士元勋、乔侍御可聘就饮。予先至，首言昌时反覆状。谓近读锦衣卫招，见昌时口供，云公称蒋侍御拱宸贤。夫拱宸以纠昌时通内故忤内，称其贤者似与谋焉。以此下石拱宸，并下石公耳。甡正色曰：”不然，此骆养性憾予，肆行捏砌，昌时岂至此！”语毕元勋至，不知予先有言，又言昌时媕阿状，往得罪周辅，委跎蒲伏，顿头不起。甡又正色曰：”不然，此嗔昌时者所砌，昌时岂至此！”
　　语毕，可聘至，又不知予与元勋有言，复备言昌时贪横状，某处纳贿若干，某事纳贿若干，言尤力。甡讶曰：”乃尔！”宴罢，甡先行，予述予言告郑，又述予与郑言告乔，笑曰：”三至投杼矣。”（《三垣笔记》）
　　只有他的老朋友吴梅村念念不忘，在集子里还留下一首《鸳湖感旧》：落日晴湖放楫回，故人曾此共登台。
　　风流顿尽溪山改，富贵何常箫管哀。
　　燕去妓堂荒蔓合，雨侵铃阁野棠开。
　　停桡却望烟深处，记得当年载酒来。
　　梅村集没有编年，此诗不知作于何时。查《年谱》顺治八年壬辰，梅村在嘉兴万寿宫住了一些时候，草完了他的《绥寇纪略》，也许是这时重游鸳湖所作的。距离吴来之被杀，已经十年了。复社同人，死的死，投降的投降，做和尚的也有（熊鱼山），梅村痛定思痛，写下了《复社纪事》，痛切地检讨了一下，可是我们在他的诗文中间，所能发现的斥责实在远不及惋惜来得多。他大概还是以为如果张溥不死，局面一定会大大两样，而不致糟到这种样子的。
　　我不懂诗，然而喜欢读《鸳湖曲》，觉得它的确包含着浓挚的情感，不仅只是哀悼逝者，而且还夹杂了作者的身世之痛，确是”诗史”。虽然为了种种原因，写得十分晦涩，让我说了这些话来解释。至于我自己，结束了这两年来悬在心上的一件工作，把乱书一推，也真好像赶开了这一批三百年前丑恶的政客、恶魔，使它们无法再来纠缠我的清梦，自己觉得也真是十分痛快的事。
　　1949年3月1日夜12时
　　附：
　　补记
　　《鸳湖曲笺证》发表（1949 年）后，历年读书，又常遇到有关吴昌时的记事，随手摘录为一卷。几次想补充改写《笺证》，都没有能完稿，后来竟连摘录的材料也失去了。现在根据模糊的记忆，检阅手头的存书，少加梳理，联缀成文，算是一则”补记”。
　　一吴昌时与祁彪佳
　　在明朝覆亡前夕发生的那场政治斗争中，和吴昌时处于对立地位的重要人物中有祁彪佳。王思任撰《祁忠敏公年谱》，在崇祯十六年癸未条下记之：吏部吴昌时，依附正人，窃声气。时方营入选司，适帝命台省扬历藩臬后始入卿寺，昌时即借以詟詟台省。旧例，外转者二，昌时顿增至八。先生（彪佳）曰：”上意在练材，非外之也。余首篆，请身先之，可破重内轻外积见。然行之宜渐不宜骤，恐骇观听、伤国体。”昌时阳唯唯应之。故事，台员升转，必由掌道牒送。昌时竟疏推六员。先生曰：”本朝掌故，自此隳矣。”遇昌时于朝，面叱其招权骫法。昌时又阳谢之。先生遂连疏言昌时奸邪状。举朝素慑昌时，见先生廷叱，皆咋舌走。时先生方以疏留掌院刘公，为帝所忌，及闻累疏参驳，愈危之。然帝之疑昌时，亦自此始。
　　在祁彪佳的日记《癸未日历》里记载这次斗争的始末更是详尽。三月十六日条记：
　　时铨司过索衙门例转，欲立岸崖。予乃邀蔡培自、甘慰萱请吴来之力言于端门之下。……值吴来之至，以会推南大司农少司马、新设江督、沅抚、楚抚、秦抚五缺来商，予又与力争。衙门之外转，请以身当之。其言甚厉。
　　开始的时候，关于外转的事，昌时还是和彪佳商量的。因为说不通，就独断独行起来，连招呼也不打了。六天之后：毛禹老于绝早邀晤。乃知先一晚于首揆处以推转台员，与吴昌时力争，甚觉愤愤。
　　且以为来之不关白吾衙门，行且具名推矣（《癸未日历》三月廿二日）。
　　又两天后：
　　最后吴来之至。予因早从毛禹翁座上见太宰书，允科道陆续推升。以为出来之之调停，方语谢之。而不知其反复变幻，绝不闻之，予衙门竟已推至六员也。……晚饭后至冯邺仙寓，则同乡先后共集矣。……适来之至，余乃面折之，直叱其立威招权之状，渠唯唯谢罪耳（三月廿四日）。
　　两天以后，彪佳就草就了疏草：归，又作一疏，言升转咨送之因，与吴来之反复把持状（三月廿六日）。
　　《还朝疏草》（壬午·癸未）一册，祁彪佳撰。远山堂绿格写本，彪佳手定。其第十四至十六三疏都是参吴昌时的。第十四疏：掌河南道事福建道监察御史降俸一级臣祁彪佳谨题，为优升圣谕当遵，院臣职守宜辩，据事直陈，仰乞裁鉴事：窃照迩者时艰日甚，于济需人。我皇上特涣明编，令科道官酌量才品，升授监司。
　　仰见圣明甄植臣工，先资扬历与以展布之地，不阻优崇之阶。澄叙流品，即所以长养人材，睿虑至深且远。臣奉谕之后，欣跃祗遵，两具堂具请外补，盖欲尽破内外之见，共矢效力于疆圉耳。顷闻文选司郎中吴昌时扬言于外，谓衙门御史，顿有外转六员。内惟二员经堂官毛士龙与臣商酌谘送，其他四员则绝不知也。部院职掌相关，凡有处分大案，皆得会同着议，未有升本衙门之御史，不关会于本衙门之堂官者，自此职掌废矣。夫衙门之职掌，乃朝廷之纪纲，职掌废则纪纲亦紊。使守法者有旷官之辱，必致旁挠者弄排陷之权，臣等虽欲不争执之不可。且国家设立六部，各有司存，而又设立言官，得以纠参六部，乃关系之重大，弊窦之滋多，莫铨司若也。今言官之升除，使台长不得操权衡，掌道不得商可否，惟听铨司者一手握定，百端把持。嗣后言官将胁息俯仰，嗫嚅趋附，惟铨司之命是听。铨司即奸弊杂出，尚谁敢言之！此他日乱政之阶也。盖昌时之为人也，反复多态，机变无穷，明偷寒送暖之情怀，做造械推波之行径，惟是依附正人，猎有虚誉，一旦窃身要地，深恐发其隐私，以故汲汲皇皇，图钳固言官之策。初则到处招摇，云欲为内转者复功升劳升，是借皇上之爵赏以歆动言官也。继则逢人恐喝云，必使外转者有十人八人，是又借皇上之磨砺以怵吓言官也。其意使冀内转者昵于歆动之求，使惧外转者胁于怵吓之威，便可钳口结舌，恣其为所欲为矣。如此招权怙势，必将纳贿行私。在家臣秉破格引用之公心，在铨司逞巧借牢笼之故智。臣甚为铨席惜之。敢因申明衙门之执掌，并以直抉昌时之肺肠。伏候圣明裁鉴。若臣才智庸暗，职业不修，以致激扬之署，数百年相沿法体，自臣掌道而顿隳，另当具疏认罪，恭听俯赐罢斥。臣无任激切待命之至。崇祯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具题。
　　这是一通很重要的奏疏。它将揭开这场斗争序幕的背景与矛盾的焦点都全部揭露了。当时复社捧周延儒出山的种种手法与内幕，当然在奏疏中不便点穿。御史虽然可以风闻入奏，但小道流言是不能写进奏疏的。祁彪佳处处抬出皇帝的招牌，而且注意不去碰伤首辅（周延儒）。他运用合法的武器进行斗争。但他指出了吴昌时的全部企图，都是为了恐吓、打击言官，这一条却真的击中了皇帝的要害。崇祯是个察察为明、猜疑成性的皇帝，他最怕的是受骗。打击言官就是企图闭塞他的耳目聪明，这是他绝不能容忍的。果然，奏疏递上去以后四天，就在”四月初一日奉圣旨：”已有旨了。本内招摇恐吓，果否确情，着吴昌时自行回奏。该部知道。’”
　　其实吴昌时这样做，当然并不是出于他个人的意愿，这是全部计划的一个重要步骤，必然是和周延儒一起商定的。周延儒被捧上台，原有事先协议的条件，那就是在政府中搞清洗，换上复社中的夹袋人物。要进行这样的大换班，必将引起各派政治力量的大矛盾、冲突。而御史衙门的叽叽喳喳，将会造成很大的麻烦与阻力。吴昌时之所以甘冒破坏祖宗成法的危险取得文选司郎中，就是为了进一步控制言官，为大换班铺平道路，所以才恩威并用，使出种种手段来。还可以看出的是，封建中央集权的政府中监察权与行政权的互相制约与矛盾，是一直存在着的，是不同政治派系进行斗争的有力工具。
　　矛盾有时缓和有时激化，全依政治形势的变化而转移，也要看皇帝的权威与作用在政治上的比重，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
　　祁彪佳在这以后为同一问题还上过两道奏疏。三月廿八日的第二疏是前一疏的补充，列举了吴昌时挟持挑构的实证，还向皇帝揭发了吴昌时的言论：”其对臣言：”我初入铨部，若不做此篇文字，此后便行不将去。’是明明欲立威于言官，以逞其险心辣手。”祁彪佳还要求：”臣可与之誓心沥血，共质于圣明之前。”这第二疏（三月二十八日）也在四月初二日批了下来：”奉圣旨：已有旨了。该部知道。”第三疏是与第二疏在同一天送上去的。
　　这是一件公疏：”为铨司紊制弄权，臣等旷官废职，合辞引罪，恭请圣明处分，以重台纲事。”他和毛士龙等一起请求罢斥，以掼纱帽要胁。崇祯也有点生气了，说：”宪臣具疏，奉旨已明。祁彪佳等不必合词陈奏，该院知道。”
　　至此，崇祯已经下了决心，要对吴昌时（还有站在他背后的周延儒）开刀了。
　　在祁彪佳日记《癸未日历》里还有几条有关的记事：
　　知吴来之已奉部院看议之旨矣（六月二十九日）。
　　邀王掌道会议，勘吴来之事（七月初五日）。
　　初七、初九两天又记：”商撰吴来之勘议稿。”到了七月廿四日：”上御中左门，讯吴昌时案，别有纪。”可惜这篇纪不可见。这一幕是真正的戏剧冲突高潮，也是崇祯的个性与心情充分的、淋漓尽致的大暴露。在野史中有些记载，但只寥寥数语，得之传闻，比起祁彪佳的现场观察差得远了。
　　祁彪佳在同年八月十六日出京，九月二十三日抵清江浦，正好碰上”周挹斋（延儒）被逮抵此”，却不便通一刺。祁彪佳到嘉兴是十月初十日：”从南湖行。经烟雨楼及吴来之园，但遥望而已。”这就是不久前被自己打倒，接着又被处死了的政敌的故宅，它就在烟雨楼的左近。短短的五个字所表现的心事真能抵得上一篇《鸳湖曲》，虽然两位作者持有的是截然相对的立场。
　　祁彪佳在嘉兴停了几天，走访了为吴昌时起造花园的张南垣，不遇。又找到他的家里。终于把张南垣的儿子请到绍兴，替自己布置了”寓山园”。
　　在造园这一点上，祁彪佳与吴昌时是没有分歧的。
　　二吴昌时与钱谦益
　　《恸馀杂记》一卷，题”天壤孤臣史惇”作。中有”钱谦益”一条。论晚明党局政争，有些分析是相当深刻的。他指出薛国观之死的来龙去脉是：”韩城（薛国观）故凶手，又黩货。既不能如乌程（温体仁）之矫廉，即主眷亦不固。故吴来之（昌时）挥金十万，打透内中线索，欲为牧斋翻局，而卒不能。乃说司礼曹化淳，以构杀韩城勾账。”
　　这是不见于其他野史的记载。说明东林（其实也就包括了当时的复社）最初的计划是想请钱谦益出山，只是办不成，才用杀薛国观”勾账”。三百多年前的这笔政治交易，简直就和近代政治斗争中使用的手段一般无二，读了是使人吃惊的。不知道这能不能算是晚明资本主义萌芽的一条例证，我看也不妨这样看。过去好像只有手工业、工商业中的事例才能被引用，我想是不免有些狭窄与简单化了。史惇又说：牧斋既百计不能，涿州（冯铨）又断断不可，求其两可而软美者，宜兴（周延儒）乎？东林以宜兴为决不敢拗，南党亦以宜兴为决不敢背。故宜兴再召，天下之人谓是”两边抬出”云。
　　这一节也是分析得极好的。周延儒不过是矛盾调和的产物，是一名傀儡，他的命运是紧紧捏在复社手里的。扮演着有如敌伪政权中日本皇军顾问那样角色的人物就是吴昌时。
　　这样，钱牧斋的双重身份，政治活动经费的主要投资者、内定了但未得实现的未来”首揆”，是进一步明确了。这对我们深入理解晚明政局的这场大斗争很有帮助，同时也明白了钱谦益与吴昌时的关系。
　　钱牧斋《有学集》有《西湖杂感》诗二十首，作于顺治七年庚寅（1650年）。其中就有为吴昌时而作的：林木池鱼灰烬寒，鸳湖恨水去漫漫。西华葛帔仍梁代，（自注：”《南史》：”任昉子西华，流离不能自振，冬月着葛帔练裙。’”）东市朝衣尚汉官。白鹤遄归无石表，金鸡旋放少纶竿。旧棋解覆惟王粲，东阁西园一罫看。（自注：”过南湖，望勺园，悼延陵君而作。其子贫薄，故有任西华之叹。”）
　　不曾在政治上有过深深的结纳，像吴昌时这样的”黑人”，牧斋是不会为他写下这样一首悼诗的。虽然他不敢直书姓氏，只称之为”延陵君”。”东市朝衣”的用语，在梅村《鸳湖曲》里也是出现过的。在重按这一局已覆的残局时，钱吴之间大抵也没有多少距离。
　　牧斋写得更为沉痛的是紧接着的一首《感叹勺园再作》：
　　曲池高馆望中赊，灯火迎门笑语哗。
　　今旧人情都论雨，暮朝天意总如霞。
　　园荒金谷花无主，巷改乌衣燕少家。
　　惆怅夷门老宾客，停舟应不是天涯。
　　牧斋以夷门宾客自喻，可以看出两人间关系之深，也使人想起梅村”死生已负侯嬴诺”之句。这都是带有政治色彩的典故，他们写的也都是政治诗。
　　有趣的是陈寅恪教授在《柳如是别传》中论及此诗，还指出了其中含有另外的内容：
　　牧斋此行过嘉兴，感叹勺园，一再赋诗，兼寓朝政得失，民族兴亡之感，不待赘论。
　　其实牧斋之微旨，尚不止此。盖勺园者，即河东君（柳如是）于崇祯十三年春由杭至禾（嘉兴）养疴之地。是年冬牧斋至嘉兴遇惠香（当即卞玉京）。河东君之访半野堂，亦预定于此时。职是之由，勺园一地，乃钱柳因缘得以成就之枢纽。牧斋不惮一再赋诗，殊非偶然。
　　今梅村集中关于勺园之诗，《鸳湖曲》一首，最为世所传诵。读者谓其追伤旧朝亡友而已，但不知其中实隐藏与卞玉京之关系。其微旨可从原诗辞句中揣知之也。特记于此，以告世之读骏公诗者（第1029 页）。
　　陈寅恪先生衰年病目，抛十年精力写成《柳如是别传》八十万言，那精神首先就是令人钦敬的。草草读过一遍，深感此书的特色与价值，除了种种题中应有之义外，其极为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在从或一视角、一定程度上勾出了明清之际政治生活、社会风俗史的轮廓。当然这还是一幅粉本，是未完成的画稿。其中有待论定加工、经营敷彩的地方还很不少。由于条件的限制，有些缺陷也是难以避免、克服的。但到底给了我们一幅神采跃然的草图，使人们有可能大致窥见那个时代的面影。我常想，历史上有一些突出的人物、著作，因其特有的代表性与广泛的联系性，如能在广阔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研究，写出结实的传记或研究著作，那将是无比的历史著作。其丰满、深刻与生动将非任何现有的史学著作类型所能达到。人物不一定是帝王将相，著作也不必属于正经正史。柳如是不过是个妓女，但她就完全有资格成为这样的传记的主人。吴昌时，应该说也是有资格的。从陈先生的著作中，使我得知，陈子龙《平露堂集》中诗有”欲问故人新奉使，朔云边月近如何”（自注：”时吴来之使山右初归。”）句，又证以柳如是约略同时诗”同向秋风摇白羽，愁闻战马待单于”，陈先生于是说，陈子龙诗注”盖指与吴昌时共谈当日边事也”。至于柳诗，”岂谓吴来之昌时，由山西归松江后，便先访问卧子，因至河东君（柳）处耶？俟考。”又在论柳如是致汪然明尺牍之第二十五通时说：”至河东君此次在禾（嘉兴）养疴之处，颇疑即吴来之昌时之勺园。……盖河东君至迟已于崇祯八年乙亥秋间在松江陈卧子处得识吴氏。”这许多，就是我过去所不知道也从未想到过的。而这些又正是我们了解钱牧斋在吴昌时”见法”六年以后，路过嘉兴还一再写诗追念亡友的心情的重要依据。即使陈先生的有些讨论连他自己也承认并不是确说，还应该”俟考”，还是不能忽视其参考价值。
　　钱牧斋崇祯十三年十月曾游嘉兴，有一诗《题南湖勺园》。《别传》说：”寅恪按：光绪修《嘉兴府志》壹伍’古迹门’贰秀水县’勺园’条云：”一名竹亭。在滮湖滨。吴吏部昌时别业。’牧斋此诗结语云：”楼上何人看烟雨，为君扶策上溪桥。’当更有所指，不仅谓烟雨楼也。”这时昌时正在北京，筹了巨款为牧斋的再度出山积极活动不成，以薛国观赐死（在六月）”勾账”，转而计划抬出周延儒之际，牧斋的心情自然是复杂的。
　　陈子龙刻行的巨制《皇明经世文编》，据陈寅恪先生的评论：”此书乃当时江左文社之政见。诸文士一旦得志，则此书不但托之空言，即可付之实施矣。”这是说得不错的。它其实是一种理论建设和鼓舆论、造声势的重型武器。宋徵璧在书前”凡例”中提到素材搜集时就说：”张讱叟、吴来之、朱闻玄邮遗集于齐鲁燕赵。”可见昌时在北京不只从事政治活动（这是他的主要任务），也不放松理论宣传资料的收集、输送。卓人月《蟾台集》卷二，有一篇《吴来之行卷序》，是为昌时中式的八股文刻本而作的。略云：”居无何，则友人吴来之者已褎然得志于旧京而来过我。叩其所自出，盖黄元公先生也。……时来之复为余述，先生之门自维斗以下，凡为名士者累累。且曰，元公师非俗吏也，愿见子久矣，盍见之？……”简单的几句话，就活画出吴昌时拉拢名士联结声气的手段。
　　计东《敬亭集》有《上太仓吴祭酒书》（卷十），对梅村的《复社纪略》不客气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计东的意见是说复社诸君子都是老老实实的读书人，不应负党祸、亡国的责任。非常不满于梅村在《纪略》中提到了周延儒一案，”似党人亡国罪状与复社相终始者”。不论出于何种动机，这种闭起眼睛只图为党社洗刷的意见是徒劳而可笑的。但他也不能不提到吴昌时：”且首劾宜兴大罪者，即熊鱼山先生。鱼山即复社盟主也。宜兴（周）平日之不留意社事可知矣。被劾鱼山之后，不得已，以吴来之为鱼山门人，使求补牍中不胪列其大罪，以摇惑主听，于社事何与哉！于党祸何与哉！”正是欲盖弥彰，越描越黑，终于否认不了吴昌时这位”复社表率”、”周门四君子之冠”的地位与作用（张鉴《冬青馆集》乙集卷六《书复社姓名录后》四）。
　　吴昌时有一个儿子，而且是一个争气的儿子。陈寅恪引据徐 公、张苍水等五家著作指出：”来之有子名祖锡，字佩远。”但未引全谢山的《吴职方传》（《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二），其实这是一篇详尽而又写得声情并茂的佳传：”吴职方祖锡，字佩远，别号稽田。晚年亡命，更名 .浙之嘉兴县人也。吏部文选郎昌时子，而为世父贵州按察使昌期后。职方既贵公子，妇翁则少詹事徐■也。”谢山说他在崇祯末年就揽结剑客士豪，讲求出奇应变之学，又准备勤王之旅。就在这时，吴昌时被杀了。在说到昌时一案始末时，谢山只是说：”吏部故东林复社中眉目，而首揆周延儒门下士也。居吏部要地，时昕夕出入首揆门，颇任喜怒。以持铨事，遂为祁公彪佳所纠。”
　　这是论及吴昌时的难得看见的平恕之词，可以看出谢山对吴昌时的同情，好像也不只是因为有了一个好儿子也就因而原谅了做父亲的过恶。昌时被杀以后，”资产入官”。但南都陷后，”时职方资产四万在嘉兴库中”，还并没有落到精穷的地步。但吴祖锡上了降将陈洪范的当，把四万两银子全交给他作为反清复明的军饷，结果只落得逃来逃去，先后到过云南与东南沿海，依旧”如醉如魔，总求一得当以自慰”。祖锡有一个儿子，瘐死在狱中。妻子和自己只能四处逃亡。但得到人们的掩护，没有被捕。他还动员过郧阳十三营出师救滇，无效。又曾想到缅甸，没有去成。最后死在山东。
　　从全谢山论吴氏父子事可以看出，历史学家在百年之后考虑这些历史旧事时，态度更冷静也更客观了，有可能站得更高点，看得更远点。从全局论定人物的功过，也多少能摆脱同时人不可避免的强烈的爱憎感情，达到更为平实的结论。这并不能说明全谢山缺乏家国之感，正相反，他的这种感情是非常强烈的，表现得也非常大胆。只能说，他的思想、考虑历史问题的方法，更冷静也更成熟了。
　　黄裳 1983年1月3日

　　作者:牧惠(1928～2004)杂文家。原名林烦蔡，现名林文山。广东新会人。著有《湖滨拾翠》、《老虎屁股上的苍蝇和苍蝇庇护下的老虎》、《碰壁和碰碰壁》、《歪批〈水浒〉》、《人鬼之间》、《华表的沧桑》、《当代杂文选粹·牧惠之卷》等。

　　我之买书，最初主要出于实用的需要，目的性比较明确。但后来渐渐发现，所谓实用，那界限其实并不十分明确。有的书，今天似乎并不需用，但忽然有一天却觉得需要了，而自己手头却没有，真个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当然可以去借阅，不过麻烦也不少。于是我再买书时便放宽尺度，虽非急用，只要自己喜欢的，或者估计将来会用上的，便也常常顺手牵羊，买上几本。

　　日积月累，我的书也居然颇为可观了。近年来，迫于书价昂贵(这昂贵只是与自己的退休金相比而言，与其他物价相比实在很难给书价戴上这顶帽子)，且自觉来日无多，对买书之事便实行自我约束。但约束归约束，书却仍然在不断增加。终于有一天，忽然感悟到：书已成了自己的一个包袱。

　　几十年没有搬过一次家，家中书籍和杂物愈积愈多，使本来有限的空间日益显出拥挤不堪之状。于是有一天，我开始发难，指责老妻不愿把陈年旧货加以清除。而且摆出了理论，说留恋旧物，乃中国人之不良积习，与现代化精神相悖。我还提出一个清除的原则：凡三五年内未使用过一次的东西，均可做废品处理之。不料老妻反唇相讥：你那书，难道都是三五年之内用过的吗?有些旧杂志，难道你还打算去重读吗?这一反诘，使我顿时语塞，反躬自省，更觉老妻言之有理，于是我开始感到了书之累。

　　为了吐故纳新，我开始清理书籍杂志。清理了一天，费力很不少，收获却寥寥。这本书翻翻，那种旧杂志瞥几眼，虽心知其难再为我所用(对孩子们也不会有用)，却仍然舍不得把它们吐出去。我坐在书刊堆中沉思：这种割不断，理还乱，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情绪呢?

　　终于明白了：对于那明知于我已无用的书，却仍难分难舍者，其实是另有原因。那些书对我和我的家庭虽又无用，但对于他人，对于社会，却绝非废物。如果我把它们当废品处理，送去给造纸厂回炉(目前这几乎是唯一办法)，不但对社会是个损失，而且实在对不起那些书，对不起那些费了许多心血和劳动的著书人、编书人以至装帧设计、排校印制的人们。我没有权利更不忍心去毁灭他们的劳动成果。爱恋自己的藏书，是一种书之恋，爱恋一切有益于世的书籍本身不使其湮没，也许是一种更深沉的书之恋吧!

　　但要保持维护这种书之恋的情绪，便不能不忍受另一种书之累的困境。

　　有没有什么两全之道呢?也许有的吧，我想到三点：一是振兴旧书收购业务，以便有无相通，物尽其用;二是把自己不再或很少需要的书刊送给有需要的朋友;三是向社会提供自己已不很需要而有益的书目，供需要者索取。

作者:谢云(1925～)江苏南通人。著有杂文集《当代杂文选粹·谢云之卷》、《五味集》等。

文/谷林（1924～）学者。笔名劳柯。浙江宁波人。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专职整理文献，整理了二百万字的《郑孝胥日记》。著有《书边杂写》等。

文/谷林（1924～）学者。笔名劳柯。浙江宁波人。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专职整理文献，整理了二百万字的《郑孝胥日记》。著有《书边杂写》等。

文/来新夏

书名《第三个纽约》，系出自典故。《纽约客》大作家E.B.怀特在《这就是纽约》中说：“大体来说，有三个纽约。一个属于土生土长的男男女女，他们眼中，纽约从来如此，它的规模，它的喧嚣都是天生的，避也避不开。一个属于通勤者，他们像成群涌入的蝗虫，白天吞噬它，晚上又吐出来。一个属于生在他乡，到此来寻求什么的人。在这三个动荡的城市中，最伟大者是最后一个——纽约成为终极的目的地，成为一个目标。正是这第三个城市，造就了纽约的敏感，它的诗意，它对艺术的执着，连同它无可比拟的种种辉煌。”潘国灵之于纽约，正是第三种人；纽约之于他，也是第三个纽约。

纽约不像某些城市，动不动就号称有一千、两千年的历史，她于公元1624年建城，迄今不到四百年，但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按照我们中国人惯常的逻辑，什么东西，凡是大了就难管。但我读《第三个纽约》，给我的印象却是：纽约市政府“治大城若烹小鲜”，把她管理得极具人性化和个性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窃以为个中关键，在“自由”二字。纽约的自由，也不像某些城市的自由：允许随地吐痰、随便插队、随手抽烟……不，这些一概没有。纽约的自由，表现在她是一个可以让你穿着旱冰鞋畅行无阻的城市，是一个允许你把耶稣涂鸦成同性恋者的城市，还是一个你在街头随处可见流浪艺人的城市……

当读到《日常生活中的自由》一文时，我不禁想起美国卡耐基美隆大学的理查德•傅罗里达教授的大作《创意新贵》。在书中，傅教授提出，一个具有创意的城市必须涵盖三个“T”，即：Technology（科技）、Talent（人才）和Tolerance（宽容）。其中，他特别强调的是第三者：宽容。他的研究发现，一个对同性恋愈宽容的城市，其创造力、生命力和活力就愈强。那么，什么是“宽容”呢？宽容，当然不是指对大多数人的宽容，而是指对边缘、小众、另类的宽容。如在闹市街区，允许卖艺者、小摊贩、大排档的存在，不觉得他们是“脏、乱、差”。要做到这一点，市民的观念至关重要。

纽约的自由，最令我感动之处，在于她是一座“书之城”。纽约书店最有趣的一点，是有的书店允许店员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整理书架，不需要遵从正式的图书分类方法，是谓“店员推荐”。可想而知，书店店员必是懂书之人，这样的“潜规则”才有可能存在。而书店老板之大度，也不免使我动容，这应是一种深入骨髓的自由精神。因我曾在书店工作，完全不可想象能以我自己的偏好来摆放书籍——不仅老板不会允许，顾客亦不能接受。

旅美作家张北海把纽约形容为“书国”，此言不假。一座伟大的城市，必有伟大的书店，如巴黎有莎士比亚书店。20世纪上半叶，莎士比亚书店为乔伊斯出版禁书《尤利西斯》，并帮助其“走私”到美国，后来该书被公认为经典。在纽约，有哥谭书坊与莎士比亚书店遥相呼应。哥谭书坊曾经像一块磁石，吸引着文化名人：奥登、田纳西•威廉斯、让•考可多等，都是书店的座上宾。可惜的是，当潘国灵2007年到抵纽约之时，哥谭书坊业已关张。看来“阅读危机”无论在哪里都有。只不过，美国人好像颇有防微杜渐的观念。2007年，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发表名为《读还是不读：一个关乎国家后果的问题》的报告，长达数百页。潘国灵说，这份报告“值得我们一看”。我读罢这句话，笑了很久——试想，假如每个中国人都能将一份长达数百页的报告读下来，阅读还有危机吗？

作者:许骥

我们大约有六年多，或竟是七年没有见面了。他迟疑地站在门口，乍一看几乎认不出来：矮矮的个子比以前结实得多，而且似乎长高了一些，最明显的变化是他原先那种伛偻的样子完全消失了。只是他仍然有点腼腆的神情，还使我想起他当年的模样。

他还没有坐定，立刻从随身的小挎包里郑重其事地摸出一本书来，一本建国十年的散文特写选。他带着浓重的乡音，抱歉地解释着说：这几年不知道我的确切地址，他又不放心托人捎带，唯恐遗失或受到损坏，所以直到今天才把这本书带还给我。他脸上浮现出善良淳朴的笑容，默默地捧着这本书，交到我手里。

晚上他还有事，稍坐一会就走了。他给我带来的这本书，顿时使我想起许多往事，想起在闽浙交界的山区度过世态炎凉的三个寒暑，想起那一页或多或少带着传奇色彩的经历。

70 年代的第一个夏季，我从多次变换驻地的“学习班”出来，立即被宣布全家迁居到农村去“落户”。人的一生难免要搬几次家。可说来真是难以置信，经过那样动乱的年代，几经搬迁，我竟然还保留了自己的全部存书。

固然没有什么孤本善本之类的贵重藏书，但由于工作的关系，多年以来也还是积存一些中外古今的文学名著。

记得“破四旧”那个火一样酷热的夏天，不知从哪里猛烈地刮来一阵焚书之风。一天，我路过一幢有名的藏书楼，不计其数的历代线装书堆积在楼外大路上，如一座小山，随即被付之一炬。我的住处离藏书楼不远，举目可见一股高高升起的黑烟在夜空中盘旋，无数烧焦的纸片纷纷飘落。风吹来，扭曲的枯黑书页残骸落在我窗前，浓烈的烟气时或吹进窗口，使人的眼睛刺痛得频频流泪。我看着自己屋子里的书，再也不敢想下去。

然而，我的书终于历经患难幸存下来了。临到下乡前夕，却又为了那满屋子的书发愁。“学习班”里一个穿军装的“代表”，作为例行公事来送别下放干部，看到我那几大箱的书正待搬运，不以为然地大摇其头说：“带这许多书干什么，四本‘毛选’就够了。”天气很热，我忽然打了一个寒噤。

可是我明天就要启程了，他早已管不着我。这些书是我一生中拥有的最大“财富”，我是一定要全部带走的。

经过两昼夜山一程水一程的长途跋涉，属于我一家的一大卡车行李，最后运到一个小镇的车站，又分别装在当地运输社的两条篾篷货船上，在斜阳下航行。

大队的所在地形似绿色半岛，三面环水。队部坐落在浓荫覆盖的成排樟树后面。从卵石累累的沙砾地上去，还有一段青石板坡道。恰好是夏收夏种的农忙时节，社员们很晚都还没有收工。航船停泊在渡口的狭长沙滩上，岸边一个人没有。以我们一家有限的劳力，奋战了一场，溪边还留下几只又大又笨重的粗木箱，我们都筋疲力竭，望着木箱一筹莫展。

溪水很响，白色浪沫激溅在我们脚下。对岸屏立的近山，高高的苍黑崖壁，一眼看去仿佛巍峨的古堡连着古城墙。蓦地回首，只见一个收工归来的小伙子站在我们旁边。他长得既不算高，更不能算结实，而且似乎还有点驼背。不知为什么，他脸上无言的笑容立刻给人一种温厚亲切之感。听了我们简单的说明，他惊叹地说了一句：“哎，那么多书啊，我帮你们搬上去吧。”

我们还来不及做出任何感激的表示，他早已放下锄头，俯下身子试了试箱子的重量，霍地把一箱足有两百多斤重的木箱扛在肩上，一转身跨上石板坡道快步而去。一会儿他还请来一个同样热心的乡村小学教帅，两人拿着麻绳和竹扁，把余下的几只大木箱，转眼之间就挑到我们临时寄居的大队部里。

不久，我的家搬到七里地外山麓下的一个个村子。夏秋之交，生产大忙，我几乎天天晚上到大队开会。会后顺便找一根竹扁或木棍，把我寄存在大队部的几箱书，陆陆续续挑一些回去。

有一夜，大队召开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磨磨蹭蹭开到快近半夜才结束。大队支部书记说我回去那段路晚上很不安全，传说山岗上有老虎的踪迹。最近又传闻，流窜的罪犯出没在这一带。虽然如此，我还是谢绝了大队干部们一再留宿的好意，随着十来个同行者上了渡船，离开了绿色半岛。

过溪到对岸，夜行的同伴们三三两两举着松明和篾火都已远去，一行人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挑着书踽踽独行，手电筒的光芒为我开路，一路上沉浸在夏夜山区繁多的声音里。唧唧的虫声，嘶嘶的蛇声，呱呱的蛤蟆声，还有夜鸟扑楞楞的振翅声，幽寂的山涧琤琮声，微风穿过林梢的飒飒之声。

有时也能听到远处的奇怪声息，像是野猪沉重的鼻息，也像深山里老虎的吼叫。侧耳谛听，更感到夜的深沉。对我这样一个自幼生长在大城市里的人，深夜的荒山之行，倒也不失为一种意志和力量的试练。

这条嶙峋崖壁下的蜿蜒山径，我搬家后在白天走过多次，那天晚上不知怎么越来越长。仔细一看，与山径并行的潺潺溪水早已不知去向，这才发觉我走上了一条通向深山的岔道!

迷路了。黑暗中的山林连着黑压压的夜空，混混沌沌的分不清楚。湿凉的露水滴落在身上，后来变成连绵的细雨。我急忙走了一段山路，找到一处石壁下的岩洞，先把一担书放在干燥的洞内，然后席地坐下来避雨。手电筒的电池已经用完，眼前是一片漆黑。

看看表，已经过了半夜2 点。不管这一带有没有豺狼虎豹或流窜的罪犯，看样子我多半要在野地里度过这一夜。幸而挑担里的书没有淋湿，要是手电筒里还有一点光，倒可以把这次带回家的一本散文合集取出来再看看。

这一部为纪念建国十周年编选出版的文学创作选，收集了五十多个作者的七十余篇散文特写。硬面精装，厚达七百页。这部书，不仅是对新中国十年热情歌颂的纪录，也不只留下整个50 年代伟大祖国的时代风貌，而且也是我们一起走过来的文学道路的一种纪念。

这部书如同我们共同创造的一个文学世界，或者说是我们的文学世界一个组成部分。这里可以找到许多前辈作家和我的同时代人战斗的足迹。我们生活在一部书里，作品与作品聚集在一起，紧密相连。然而也并非没有感触。

几位我尊敬的作家，他们本来应该入选的散文佳作，包括传诵一时的名作，由于作者遭受到的各种政治上原因，都被拒之于选集之外。那些年代，严酷的政治迫害，甚至在一些文学选集上都投下重重阴影。

我珍藏这部书还有个原因，新中国成立的第二个十年，再也没有出版过文学选集。即使有幸选入第一个十年文学创作集内的许多作家，在以后接踵而来的苦难岁月里，大抵都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且不说他们的文学活动，就连他们的生死存亡都令人担忧。

我凝视着周围的无边黑夜，陷入沉思。

突然一阵轻微地响动，夜雨迷蒙中，一个黑影闪过，一个与年龄不相称的伛偻身影闪现在我眼前。我到农村的第一个夕暮，使我们一家得以摆脱困境，热情地给我们搬书箱的，不就是这个稍稍驼背的小伙子!

他似乎比我更惊讶，不知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讷讷地说：“你，你怎么在这里!”

我苦笑着说了一遍夜行迷路的经过。

“这山上有狼!”他很不放心地说，点燃了一支竹篾。篾火下，一张肤色黝黑的年轻的脸，浮现出农民的温厚笑容。他发现岩洞里有一副担子，不由分说就挑在肩上，高兴地说：“都是你的书吧!我送你回去!”

原来这几天老看水员中暑病倒，偏偏又是连日干旱，小伙子自告奋勇兼任临时看水员，举着火把，来往于沟渠纵横的田垅之间，夜夜巡视着稻田里的水情变化，以保证晚季稻的秧苗有充足的水源。

“我们走!”他挑起我的一担书，有如脱弦之矢，一眨眼走了一大段路。

山区农民挑惯了重担，可能是惯性的力量，肩负重荷下的步子反而跨得更大，那迅速行进富有节奏的脚步，使我不习惯于走山间夜路的人，不得不时时加快步伐跟上去。他走到一块棋盘似的山垅田就停下步来，举起篾火四面照看。

时而在水渠交叉的田埂上摆弄一下，时而又在渠道口垫上两块石子。

我初到农村的短短日子，惊异地看到，不少上了年纪的农民都是驼背。

古老落后的劳动生产方式，从幼年时就开始的终生繁重劳动，以及年年月月贫穷的生活重担，深深压弯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农民的脊梁!他们付出的艰辛劳动，比他们所能得到的低微代价，不知高出多少倍!这就是为什么，我相识的这个青年农民，不到二十岁就成了驼背。不是生来的残废，而是从小过着轭下一般的劳动生活，日长时久使躯体变得畸形了。现在，我又以自己这些书压在他的肩头，让他帮助我把担子挑回去，我突然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心灵的压力，几乎使我窒息。

他却全然不以为意，步履轻快地走到一处田塍上，伫立一会，似乎在留神倾听稻田里的农作物努力往上生长的声音。人们说，更深人静，庄稼悄悄发出拔节的声音，那是绿色生命在暗中成长的声音。

我踏进小山村的家门口，一声长长的鸡啼，划破沉寂的夜空，有如呼唤黎明的到来。小伙子还要上山去察看另一片山垅田的水情，临走时不胜羡慕地说：”你的书真多啊!”这句由衷的赞叹的话，反而使我觉得自己的书有多么累赘!

天晴了，阳光透过塑料薄膜嵌成的土玻璃窗，照满了我居住的土屋。进了门，第一件事是先把一批书整理出来，找来找去，独独丢失了那本建国十年散文特写选!我心神不宁，不久就恍恍惚惚进入梦乡。

旷野上，我走着一条漫长的路，一条怎么也走不到尽头的风雨之路，为的是寻觅那失去的书。书就在前方的道旁，我看得见，可是我摸不到。我的书!字里行间，忽然跳出许多熟悉的名字，许多受苦的面孔，许多被污损的作品——昏乱的，支离破碎的，像是水面上抖动的幻影。天边响起隆隆的雷声。一阵花之雨，瓣瓣落英漫天飘散下来。又是雷声，雷声，雷声。

我怵然惊醒过来，已经过了晌午时分。有人敲门的声音。那个小伙子腼腆地站在高高的门槛外。昨夜他在回去的途中，拾到一本砖头似的十年散文集，估计必定是我失落的，于是就送来了。

我自然很高兴能在农村里结识这样一个文学爱好者。他说他读过几年小学，从前一个小学老师，借了几本文学书给他看，他才发现贫困的生活以外，还有另外一个陌生的可又是吸引人的世界。对他来说，那是一个遥远的世界。

我把那本失而复得的书借给他。后来又介绍他看了几本文学名著。他总是用一张旧报纸细心地包好，看完后小心翼翼地送还给我。一次，他若有所思地问道，为什么建国二十周年早已过去，全国就没有一本文学选集?那么到了建国三十年的时候能不能出版一本呢?我说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只能等以后让历史来做出回答。

我在农村过了两个值得怀念的春节。第二年的年头调回省里。不巧那几天小伙子被派到一个新建的大型水库去参加劳动，临行匆匆，我们没有来得及话别。只记得他又把那部散文选借到工地去细读了。我下乡后，总感到这个青年农民给予我的很多，而我所能给他的则又很少。这部书虽然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意，就留给他作为一个小小的纪念吧。不料时隔多年，他又将此书原璧归赵。并说，农村时年长日久也看不到什么书，他于是在劳动之余或农闲时节，把书中的每篇文章都抄录下来了!

我默然对着他，如同面对一座没有被人发现的矿山。

一直到他辞去以后，我才想起他多年前提出的一个问题。现在我可以满怀信心地回答他，当建国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出版更多更好的文学创作选集，以纪念我们伟大祖国的光辉节日。我们将奋发努力创造出一个花团锦簇的文学世界，一个完全向人民开放的文学世界。

1979年8月

作者:何为，(1922～)散文家。原名何振业。浙江定海人。少年时代开始写作，十五岁发表处女作《路》。著有散文集《第二次考试》、《织锦集》、《临窗集》、《北海道之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