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1 经典的魅力

　　铁凝第一次看《静静的顿河》，就是在卖书的行列里。一边看书，一边盯着前边缓缓移动的队伍。收废品的叔叔，你慢些，再慢些，让我把这本书看完吧！终于，前边的人走尽了，面前一只大麻袋，把铁凝最珍爱的朋友收走了……

铁凝：经典的，耐读(1)
铁凝：经典的，耐读(2)
周汝昌：我为芹苦60年(1)
周汝昌：我为芹苦60年(2)
周梅森：三本书影响三段人生(1)
周梅森：三本书影响三段人生(2)
韩静霆：经典中的力量与气魄(1)
韩静霆：经典中的力量与气魄(2)
肖复兴：读书路上”贵人”助(1)
肖复兴：读书路上”贵人”助(2)

　Part2 诗意的生活

　　贾平凹及家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非人的磨难，使贾平凹小小年纪就对政治产生恐惧。对于公开出版的一些外国文学概论、外国文学译著，他自认其政治成分太浓；一些优秀的外国作品因种种原因并未被介绍到中国，但他自己不懂外语，无法了解……

贾平凹：《秦腔》·听雪·读人(1)
贾平凹：《秦腔》·听雪·读人(2)
冯骥才：阅读带来诗意生活(1)
冯骥才：阅读带来诗意生活(2)
周国平：一个灵活的阅读者(1)
周国平：一个灵活的阅读者(2)
阿来：发挥自然天生的能力(1)
阿来：发挥自然天生的能力(2)
庞中华：大别山里读书最安全(1)
庞中华：大别山里读书最安全(2)

　Part3 世界的窗口

　　病痛能够加深一个人对生命意义的认识，生存，还是毁灭？我选择了生存。并且把心灵的搏斗融合到文学的思考中，能够触动灵魂的作品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我是一只小船，而一本本好书就像鼓满风的帆……

梁小民：武侠·红楼·经济学(1)
梁小民：武侠·红楼·经济学(2)
何祚庥：杂读有趣还能解决问题(1)
何祚庥：杂读有趣还能解决问题(2)
凌志军：国外书真的很解渴(1)
凌志军：国外书真的很解渴(2)
张海迪：了解世界的主要渠道(1)
张海迪：了解世界的主要渠道(2)
　Part4 超越的快乐

　　王跃文从湖南溆浦县机关调到怀化行署工作。怀揣着“学而优则仕”的梦想，王跃文一步一步走上仕途，从一个乡村教师成为一个谙熟官场的小科长，一个敬业勤勉的“机关秀才”。其时，在王跃文的身上，具备了一个政府机关小公务员的全部特征……

陈祖德：杰克·伦敦让我超越(1)
陈祖德：杰克·伦敦让我超越(2)
王岳川：读书读到了北大(1)
王岳川：读书读到了北大(2)
陈祖芬：阅读让人年轻(1)
陈祖芬：阅读让人年轻(2)
王跃文：读完书你也可以模仿(1)
王跃文：读完书你也可以模仿(2)
刘震云：忘不了的“疯子”和妈妈(1)
刘震云：忘不了的“疯子”和妈妈(2)

　Part5 生命的底蕴

　　可能是曹禺在话剧领域里已攀上了顶峰，也可能是22岁便以《雷雨》震惊天下而解放后再也没有突破的苦闷，当然更可能是50年代以来文艺界人士一直如惊弓之鸟，使曹禺希望女儿成为一名科学家或医生，不愿培养她再去当个作家……

蒋子龙：从心所欲不逾矩(1)
蒋子龙：从心所欲不逾矩(2)
徐城北：”品三做三”全靠”熏”(1)
徐城北：”品三做三”全靠”熏”(2)
万方：书，需要静静地读(1)
万方：书，需要静静地读(2)
秦文君：阅读是一种生活习惯(1)
秦文君：阅读是一种生活习惯(2)
陆天明：一个反腐作家的读书观(1)
陆天明：一个反腐作家的读书观(2)

　Part6 个性的表达

　　世界满目疮痍，到处弥漫着仇恨，人的肉体对人的灵魂犯下的罪孽无比深重，人已被这些罪孽压得无法动挪，而人的罪孽的起因又正好是人的欲望，即生命本身……向自身复仇，便是调动起原始之力，将灵魂分裂成势不两立的几个部分，让他们彼此之间展开血腥的厮杀……

陈村：躺着读书 书中找乐(1)
陈村：躺着读书 书中找乐(2)
残雪：读到三十才明白(1)
残雪：读到三十才明白(2)
格非：读书是乐趣，这点很重要(1)
格非：读书是乐趣，这点很重要(2)
石康：更新自我的生活方式(1)
石康：更新自我的生活方式(2)

　　石康喜欢读书，逛书店，常常一买就是上千块钱的书，张弛评价石康这些年来“像海绵吸取水分一样吸取知识”。的确，对于文学所涉猎的各个领域，石康都潜心钻研。比如他有一阵迷上哲学，从罗素开始，尼采、叔本华——直到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这些书带给石康深刻的启示，并对他的写作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石康的小说结构中，总有大段的议论，话外音般地，构成独特的风格，使作品读起来颇有意识流的色彩。石康博览群书的优势在这里一览无遗，引经据典均是信手拈来。

　　在国内，石康比较欣赏王朔和王小波，因为他们的东西最为真实，这与石康骨子里的讨厌虚假一脉相承。他更喜欢传记，对他影响较大的是拜伦、雪莱等人的传记。传记读多了反而生出一种莫名的感叹，石康觉得人真是一种可悲可笑的生物——当然，高尚的人从中脱颖而出，做出了别人做不出的事，也令人备受鼓舞，人是有可能超越别人的。

　　爱情是他的小说永恒的主题。他说：“因为爱情比较通俗，人人有机会遇到，通过爱情来讲一些事情，给读者设置的门槛就低一些——”但是，他对爱情的态度却是犹疑的：“如果有人问我，世上有完美的爱情吗？我一定会告诉他：有，它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底。但是，极少有人发现它，就算发现了，也没有勇气面对。它是那么真实，以至于我们无法相信，我们怀疑，自暴自弃，甚至——我们宁愿搂抱着它骗人的虚无缥缈的表象。”这一点，在他的新书中也有体现。

　　有人评论石康的爱情故事千篇一律，对此石康直言不讳：“因为多数的生活，只是坠入另一种重复，新鲜事在生活中太不多见，而我自己，是一个过什么生活就写什么生活的作家。”

　　石康计划写一本公路小说，讲述自己在中国开车四处游荡时遇到的人和事；还想尝试一下武侠小说，借此体会一下“胡说八道”的感觉。

　　“一旦人的想法固定了，作家就没有意义了。他应该不停地推翻他以前的，应该不断地对事情有新的认识，才叫一个爱思考的作家。”石康说：“成长是一辈子的事。”

　　石康书语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更自我、更内在的方式。

　　传记读多了反而生出一种莫名的感叹，觉得人真是一种可悲可笑的生物——当然，高尚的人从中脱颖而出，做出了别人做不出的事，也令人备受鼓舞，人是有可能超越别人的。

　　“晃晃悠悠”的文坛新秀

　　尽管文学业内好些人士对石康的小说颇多非议，诮之以“畅销书作家”、“青春期小说”之类的，但还是拦不住石康的小说的销量和产量。

　　石康的小说，比好多成名的年轻作家的作品都靠近一个“真”字。自由职业者的生存感受，北京某一类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亚文化人的生活方式，乃至一些日常聊天交际中的小细节，一不留神都如实交待给了我们。

　　《晃晃悠悠》让石康一举成名。而后来出版的《在一起》、《激情与迷茫》、《心碎，你好》却让他背负骂名。这些作品讲述的爱情故事千篇一律：男主人公遇到心仪的姑娘，两人相爱，互相伤害，最终分手。有读者尖刻地评论说：“石康和一个姑娘好一段，写一本书。他在自传体小说《心碎，你好》中称正在写作3个故事，就表明他和3个姑娘正在发展，关系没确定，所以不出新书。”

　　石康小说的特点在于通过原本很简单的故事真实甚至极端地反映社会。《晃晃悠悠》讲述了主人公周文不停地结交各种女性并与她们发生感情与肉体上的关系，最终分手，然后反复循环，仅此而已。只不过在描述过程中，石康会不断地对一切事物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甚至胡说八道，从男人到女人到整个人类，金钱欲望到物欲横流的社会，你不细看还罢了，一旦仔细品位，却会发现那些看似不着边际的逻辑却着实有些道理。这些议论全部以与故事无关的片段的形式扔在他的小说里，按石康的话说是专为“绊倒读者”而设的“路障”。石康常常说一部小说必须有思想，否则就“没价值”或者“没意义”。也许，这些片段，就是石康小说的“思想”部分。
 

　　石康，作家、编剧。生于1968年，北京人。大学在联大航天工程学院电子系读计算机软件专业，研究生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读技术经济专业。1993年起写作至今，著有长篇小说《晃晃悠悠》、《支离破碎》、《一塌糊涂》（合称“青春三部曲”）及《在一起》、《激情与迷茫》、《心碎，你好》；随笔集《鸡一嘴鸭一嘴》、《北京姑娘》；电影剧本《大腕》、《北京风情画》、《新摇滚青年》、《普通生活》、《英雄时代的终结》等。

　　“我从来不觉得我的文字颓废，反倒觉得自己一直积极地直面人生，我盯着生，同时也盯着死。当把生命当成必死的生命来看待时，别人便说那是颓废。我看是说的人简单片面。”

　　新锐作家石康最喜欢的一本书居然是一部“二战”作品，这让喜爱他的读者多少觉得有些意外。正是这部出自英国大作家、被美国文豪威尔逊称作“自萧伯纳以来英国惟一的一流喜剧天才”伊夫林·沃之手的《旧地重游》，让石康明白：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更自我、更内在的方式。他相信阅读很独特。

　　《旧地重游》成书于1945年。这部小说为伊夫林·沃赢得了大西洋两岸的如潮欢呼。《纽约时报书评》恰如其分地评价道：“《旧地重游》具有那种只有在一个处于创作巅峰期的作家那里才会找得到的深度与分量。”

　　毋庸置疑，石康最近几年就是一个处于创作巅峰期的作家。

　　诚实准确无法改变

　　和大多数文学青年一样，石康从小学就开始写诗。因为看书早，所以总爱摹仿，看本诗集就写首诗，看本小说就写篇小说。到了中学，他在学校负责出板报，就开始把自己写的东西出到板报上。学校课外活动枯燥，同学们自发成立文学社，石康也积极参与，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开始了写作。

　　写第一本书时是1995年，因为写剧本的活儿断了，石康在家呆着没事儿干，有一天晚上，他打算把自己的生活回忆回忆，就趴在桌上写了《晃晃悠悠》，三个月写完，三年后发表，石康成了作家。

　　在风格上，石康的作品没有什么变化。包括他的新作《心碎你好》，描写了“我”与少女“袁晓晨”从认识到分手的过程。看似简单，是那种“简单干净，一如原始人”的关系，实际上，“那种关系不是叫人记住什么。而是相反，烦恼与恐惧，希望与受挫，一切都被暂时地悬置……那种靠情欲悬置起来的生活却是短暂的。”

　　八年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其间，作家石康从青年人变成中年人，写作也从一个青年人的目光开始向中年人的视角转移。心境虽然不同，但目光的焦点还是泥沙俱下的人世间——在写作目标上，石康从未改变，他力求准确简洁地复制那些被遗忘的时间与现场，只想写得诚实和准确。他说：“我一听到有人说他的写作会改变我就想笑，因为只有骗子才会改变，诚实的人如何改变呢？”

　　隐私小说不属于我

　　“颓废”是很多人评论石康作品常用的词语。有人说：“石康把自己的郁闷发泄了，读者们却颓废了。”对此，石康的解释很坦诚。

　　他说：“我从来不觉得我的文字颓废，反倒觉得自己一直积极地直面人生，我盯着生，同时也盯着死。当把生命当成必死的生命来看待时，别人便说那是颓废。我看是说的人简单片面。”他说，他想尽量做到文如其人。个人是遗传、自我与社会三方面综合力量塑造出来的。个人创作也是一样。他觉得真实叫人清醒，叫人更客观，免得对自己对别人想入非非，同时，也叫人更努力。

　　有人说：“在古典主义作品中，美人是高尚的。石康小说中的女人，只是在拼命地把男人往黑暗的阴道拉扯，只是让自己同时也让男人完全沉浸在肉体的欲望满足中。”在石康的小说叙事中，读者看不到女人和“我”之间心与心的交流，却只能看到相互的游戏，调情取乐。

　　石康解释：“因为现实生活中就只有这些。我认为，在现实中，心与心的交流是有的，但后一句却是胡说八道，爱情已是最高境界，还往哪里升啊，说是性欲升华成爱情还差不多。我认为，说这句话的人在讲他自己，他是什么人，就只能从我的书中看到什么。如果读者太颓废——无论通过失恋失业或失败都能颓废，但读者选择了看小说，看完就赖到小说头上，结论是，读者们太糊涂了。”石康认为，自己的写作是真实地表现自己，把自己真实的生活经验告诉别人，但并不算隐私类小说，他期望文学能够有自己独立的形式感。

　　剧本写作净编瞎话

　　如果说小说代表自己的风格，那么，剧本对于石康而言，根本无风格可言。他说：“因为它只是用于拍摄的一个蓝图，除非我自己来拍摄，制作一部戏，才能对风格有所影响。当这件事由别人去干时，当然里面就剩下别人的风格了。”

　　石康从1993年开始剧本创作，并著有电影剧本《大腕》、《北京风情画》、《新摇滚青年》、《普通生活》、《英雄时代的终结》等。他认为，编剧是一个大众娱乐提供者，是一个为演员与导演提供素材，叫他们通过屏幕讨观众喜欢，让与此有关的人生活下去的工作。“所以，剧本里，只能讲讨人喜欢或引人注目的空话，讲得越漂亮越好，越能打动观众或是欺骗观众越好，观众高兴了，你就能混了，所以嘛，写剧本基本上就是编瞎话，与小说写作正相反。对于我，这两种工作之间没什么影响，一写剧本，我就变成一个骗子，把所谓理想讲出来给别人听，写小说时，我直面现实，并且长舒一口气——总算可以对读者讲几句实话啦。”

　　有种力量最最佩服
 
 
　　国外大师的作品，格非毫不犹豫地说出他最喜欢的作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写作的那种力量、那种激情、那种技巧，让格非太佩服了。另外，果戈理、托尔斯泰、契诃夫、狄更斯、海明威、雷蒙德·卡佛、福克纳、卡夫卡、博尔赫斯、西姆、马克·吐温等他也很喜欢。

　　这些大师的作品他大都是在大学的时候读的。刚开始对这些大师的成名作不屑去读，读的都是那些不知名的作品，尽管那会儿读的都不是他们的代表作，但多少年后回过头来再读，格非觉得还是他们的代表作是最好的。

　　有时候和美国人聊天，美国人都感到惊讶，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一个中国人读的美国的书比他们自己都要多，都要全。

　　格非最推崇的中国作家当属鲁迅。“从五四以来的文体来看，张恨水、张爱玲、金庸都丰富了这个文体。金庸使现代汉语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东西，可以说在语言推广上作用很大，但他的小说境界不高。从境界而言，卡尔维诺、卡夫卡、博尔赫斯这批人还是最好的。”除了鲁迅之外，他喜欢的还有沈从文、老舍、萧红、吴祖湘等。他不太喜欢浪漫主义的东西。

　　有种方法教你判断

　　格非读书是比较杂的。因为家在农村，小的时候没有读书的条件，到大学的时候他才开始系统地读书。对于格非来说，最重要的读书是乐趣。“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一辈子什么都不干，每天读读书，真的可以算是很幸福的人生了。书中的乐趣是非常多的。当然如果你要工作的话，再说读书，就不能单纯地从趣味方面去考虑，得根据你的专业范围来确定你要读的书。”

　　“文学这东西本身就很杂，对于搞文学、搞创作、搞研究的人来说，要求你的知识范围非常广。要说把天下所有的书都读尽也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个人读书要尽可能‘杂’，涉猎的范围越广越好，当然还得有个前提，你得把你的专业书放在核心地位，然后以专业书为核心向外扩散，这个范围越大越好。在专业书之外的就是一些文学著作。文学作品里又有一个小的核心。在文学之外，还有历史、哲学、社会等等各种不同的书。”

　　“书读多了，你自然就会有一定的判断力。”格非的读书观是读书必须得多得杂；“首先要强调的是读书的兴趣，不能苦读。苦读就没意思了。读书尽可能靠近自己的专业。如果纯粹是为了建立自己的知识范围去读书，就没必要了。”有时候拿到一本好的书，他会读上一个通宵。

　　“凭兴趣读书，不能完全凭功利去读书。阅读有一个大计划。不能常立志，要立常志。”买书、读书、写书，格非乐此不疲。

　　格非书语

　　一个人读书要尽可能“杂”，涉猎的范围越广越好，当然还得有个前提，你得把你的专业书放在核心地位，然后以专业书为核心向外扩散，这个范围越大越好。

　　要凭兴趣读书，不能完全凭功利去读书。

　　人面已非昨日 桃花依旧春风

　　在美国快餐文化的引领下，永恒正逐渐变成遥远的神话。十多年前，来自西方的各种思潮涌入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大地，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甚是热闹。十多年后，当一切都渐趋平静时，人们的目光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聚焦于经济。先锋文学恰恰处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人们对他们的记忆正逐渐褪色，而当年挺立浪尖的先锋作家们也不得不面临被遗忘的尴尬。

　　但2004年的先锋派，因为格非的《人面桃花》而显示出真正的意义。格非作为先锋派早期的中坚人物，以他对小说叙述的非凡把握，笑傲文坛。研究中国当代先锋派文学、当代文学思潮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教授陈晓明说：“他（格非）的实力应该说是不在余华、苏童之下，但后者都暴得大名，格非始终不温不火。格非的小说属于更久远的未来，正如苏童、余华在90年代后期才愈发显示出其持续的声望。格非在21世纪应该会引起更多的学院派研究者的关注。”小说题名取自人们耳熟能详的古诗“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按作者的说法，其灵感却来自别处，作者在后记里写道，其写作动机是在意大利和法国交界处的一座古旧的修道院里。“寂寞是他写作的理由。”陈晓明认为这样一个书名有更多的含义：“表示着格非自己的潜意识。他在文坛消失多年，乘‘迷舟’而去，但‘春风’犹在笑看文坛各色桃花。如果考虑到‘桃花K’是民间游戏的一个经典的说法，那里面的意味可就深长了，那就卷入了格非自己的个人历史与对当下整个文坛的洞察关系——这样的理解，会遭致格非的抗议。”

　　“格非是惟一生活于先锋派的童话世界里的作家，他的写作超越了现实。”陈晓明如是说。因为格非的小说还保持着探究历史的愿望，还在持之以恒地对历史进行零敲碎打，把破败的历史时刻写得异常鲜明，重现历史阵痛时期的境况，依然有着强烈的震撼力。能够坚持自己的意愿和风格写小说，在今天确实难能可贵。
 

　　格非，先锋作家、清华大学教授。1964年出生，原名刘勇，江苏丹徒县人。1981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先后访问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主讲写作、小说叙事学、伯格曼与欧洲电影等课程。
　　1986年发表处女作《追忆鸟攸先生》。1987年发表成名作《迷舟》，从此以“叙述空缺”而闻名于“先锋作家”之中。而1988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更是曾被视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一篇小说，成为人们谈论先锋文学时引以为例的一部。著有《格非文集》(三卷)、《小说叙事面面观》等。

　　格非当年以一部《迷舟》蜚声文坛，与余华、苏童并称“先锋作家三驾马车”，而后又以一部《敌人》从“先锋派”摇身一变为“神秘派”帮主。

　　每天上完课，格非都会出现在家附近的万圣书园。自从他在清华大学执教以来，这种习惯从未改变过。

　　已经十年没有出书的格非，对于许多读者来说，他这十年是很神秘的十年。前段时间在推出了新作《人面桃花》之后，他的神秘开始被媒体一一击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十年不出书，这个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幸好格非不是个作家，他经常称自己为“业余作家”，所以这十年对格非来说，没有一点痛苦，相反倒有几许沉寂多年后重出江湖的喜悦。

　　格非当年以一部《迷舟》蜚声文坛，与余华、苏童并称“先锋作家三驾马车”，而后又以一部《敌人》从“先锋派”摇身一变为“神秘派”帮主。

　　有高招儿加强记忆

　　一般来说，人们在阅读格非小说的时候，总是会为格非那些近乎透明的文字，以及文字里所隐含的那种优雅的风范所着迷。然而作为一名优秀的“业余作家”，格非的才能显然不止于此。格非对于阅读，有着惊人的独特的感悟。这，也注定了他的与众不同。很多普普通通的东西，在他的笔下，会平添一种柔美的理性。同时，格非也毫不隐藏他作为一名“业余作家”在阅读和观察上的敏锐目光。

　　格非读书是很率性的，没有一个确定的方法，有时候碰到好的书就会把其他的书放下。但有一点他和别人不一样，他读每一本书，都会做读书笔记。“尽管多年之后这本书的内容我忘掉了，但只用十几分钟看看读书笔记，我就会明白这本书说的是什么，因为笔记记的是最重要的内容，看看读书笔记就等于又把这本书重新翻了一遍。”格非一直在用这种方法加强记忆。

　　有些书，他在读的时候，也会发现一些“错误”，遇到这种情况，他就记下来，回头他就会思考，并查阅资料，看看到底真是错误，还是他理解错误，结果有很大一部分是他理解的错误。“读书一定要有‘疑’，然后存‘疑’，这个‘疑’是绝对不能放过的。”这么多年来，格非就这么坚持着。

　　有种习惯没改掉过

　　在大学的时候，格非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尤其以俄国、美国、英国的作品居多。后来又读了拉丁美洲、非洲等作家的大量作品。大学毕业以后他开始接触并研究中国古典书籍。近些年理论的书读得多一些，小说读得比较少。

　　原来受现代社会思潮的影响，格非觉得中国的东西都不太好，对中国的东西有一点怀疑，没有花很多时间对中国古典的文学作品去阅读。时间长了以后，他开始觉得很多西方的东西在中国的文学作品里都可以找到影子。“跟年龄有关，现在觉得读西方的东西总觉得有什么东西隔着，不如读中国的东西更亲切更融洽。”

　　由于教中文，他感觉用西方的那套文学理论来套中国的文学史、文学创作总感觉有些生硬。他特别希望能对中国的文学史特别是小说史做一个整理，于是就有意识地读了一些书，希望为这项研究做一些准备。

　　在清华当教授可不是蒙的，学生们敏锐尖刻，有时候提问会不客气得让教授也下不来台，有的学生的习作会让格非产生惊艳的感觉，更常发生的情况是看不懂。今天，一拨一拨人正在以涨潮的速度涌上岸来， 70年代人还没站稳脚，80年代又杀出一批来，写作越来越年轻化。这是一个争抢做先锋的时代，在这样的速率下，先锋越来越像一个身体和年龄的概念。所以，格非什么书都得去读，尽管有的自己并不喜欢，但因专业需要，在无奈中，格非触摸着各色各样的写作者。

　　格非是一个离不开书的人，他的办公室里有书，家里也有书；书房里有书，客厅里有书，床头边有书，厕所里也有书。只要一有时间他就读书。逛书店自然是他的一大乐趣。而且，这种乐趣慢慢地变成了一种习惯。这个习惯自从养成了，就没能改掉过。每天如果不去书店转转，他就会觉得这一天还有件什么事没做完。逛书店，成了他的最大的也是惟一的业余爱好。万圣书园就在他家门口，自然是他经常去逛的地方，另外，海淀图书城、西单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国书店他也经常去逛。逛书店除了看书买书外，格非还会看看音像制品，因为还喜欢音乐。除此之外，格非再没有其他的爱好了。

　　有部名著让他震惊

　　写《人面桃花》之前，重读了一遍《金瓶梅》，使格非最终决定另起炉灶。《金瓶梅》各个版本他都读过，惟独引进版的他没读过，写《人面桃花》之前，偶然发现了这本书，细读了一遍，忽然觉得《金瓶梅》真的是中国古典小说里面最好的一部。它的简单、有力让格非极度震惊。重读完这本书，格非终于明白中国为什么会有《金瓶梅》，为什么会有《醒世姻缘传》，为什么会有《红楼梦》，也明白了中国古典的诗歌与散文是一个什么关系，中国的小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怎么会演变到明清这样一种发挥体的小说，成功的小说为什么会在人情这方面写得这么好。

　　从“赤脚医生”到小说家

　　今天来看，残雪的生活经历有点特殊。她的创作经历也很有传奇色彩。她小学毕业，当过赤脚医生、工人，开过裁缝店。

　　显然，从学历上来看，残雪的文学训练似乎很不足。她说：“在中国女作家之中我也许是比较不同的，我想对我影响较大的是在‘文革’那一段日子，我父亲被下放，母亲被送到五七干校，因此我没有上学，但我喜欢看书，从小看了不少书，影响最大的一段时间是我结婚生子后，奋起挣扎，与丈夫自学缝纫的那一段。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能力，产生了写小说的念头。”

　　残雪在上完了小学以后，就没有继续上学。她不上学并不是被迫的，而是自己主动选择的。她说，她对上学有一种本能的反感。“虽然当时我想进学校还是可以，可是我不想。我记得那时候我才十三四岁，我的父亲非常开明，他从不骂我，也不逼我上学。”

　　残雪似乎把上学看成了受难。联系到当时的教育环境，我们也许可以把这种不上学的经历看成是作家的一种幸运。

　　“我从小时候起就喜欢看书，看了很多古典小说，如俄罗斯文学、狄更斯等等，关于现代派文学，因为在中国很少翻译，所以没有机会接触。到70年代末，中国终于也翻译现代派文学了，但那时我二十七八岁，看了也不太懂，然而，即使不懂也坚持看。大约在三十岁左右，有一天忽然有了一种非常亲近的感觉，突然理解了。那是一种冲击性的变故，突然感到倘若那样，自己也能写。”

　　从她对早年经历的叙述中，我们看到她具有不同一般的精神力量，这种素质潜伏在她的身体之内，等待表达的机会。她说，她在1983年才开始写小说，而且一写就马上成功了。

　　“我的世界不与现实和解”

　　我们常常从一个作家的作品中猜测他的生活状况。虽然这种方法常常受到一些干扰，但还是有些效用。如果把这种方法用在残雪身上则需要慎重，因为她曾多次告诉读者，试图把她的小说与现实做某种联系的做法是愚蠢的。残雪所表现出来的世界，不是脉脉温情的世界，而是像长沙这个地方一样，有着一种常年阴冷的气质。这种灰暗阴冷对应着鲁迅笔下那个冷硬荒寒的世界，我们似乎能从其笔下散发的气味来察看这个作家对人生的理解与对世界的态度。有评论家曾经批判残雪专写“龌龊的、脏的”黑暗面，太冷酷，缺乏爱心。残雪针对这种批评说：

　　“这是他们的立足点不对，他们认为只有社会写实主义，只能写社会光明面，他们根本未能进入我的世界，我的世界是冰与火两样在一起，就像我在一个短篇里描写一个冰的世界，没有幻想，完全是一个存在，一个对立于大家公认的那个存在。”

　　她还说，“我从小就生活在我的那个世界，我对大家所熟悉习惯的世界、对俗话套话十分反感，大人说东我一定说西。我的世界是我创造出来去反对那个世俗世界的，他们都非常讨厌我。”

　　残雪拒绝了传统里那种稀薄无力、暧昧不明的温情，其小说中没有一个人是在世俗伦理中获得满足的。她无意在这个世界停留和满足，她对这个世界的欠缺有着深刻的认识。揭示这个世界的荒诞与阴冷并非是赞同这阴冷，其潜台词却是——世界不应该像现在这样，它应该更温暖，应该得到改善，应有一个耀眼的彼岸的光照。

　　残雪说到自己的乖僻。“湖南是一个奇怪的地方，是怪人多的地方，如果说得不客气，湖南人乖僻；说得好一点，是认真地追求着什么，而且一旦开始便停止不了了。”

　　乖僻来自她在创造另外一个世界时候的心无旁鹜。乖僻是对这个世界的巨大欠缺与不和谐有着深刻的认识而又不愿像别人那样视而不见，因此她并不认同这个世界的一切规定，而想营造一个另世界与这个世界相抗衡。乖僻也许是一个优秀作家的重要素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布罗茨基就说过：“如果有必要，你不妨乖僻。”

　　卡夫卡的中国传人

　　残雪有一种非凡的自信，她的创作也给人一种很有把握的感觉。这种信心来自哪里？一方面，她说她的写作不依赖于灵感。她给自己布置了劳动定额，规定时间写，很少依赖突发性的冲动。我们通常所说的“灵感”这个典故来自古希腊，灵感不是来自人本身，很多作家都说自己是一个媒介，一个传输的通道，或者说是灵媒，一种神秘的力量通过作家来表达和宣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残雪的写作不依赖飘忽不定的灵感，她只依赖自己，她对自己的强力很有把握。另外，我们会发现，她的小说获得了哲学的力量，这种力量尤其体现在她的读书随笔中。她有意识地把自己对词语的使用及文学的创作置于一个更辽阔的人类精神历史之中，因此她的概念比别人更清晰。

　　残雪的哲学力量是怎样获得的？残雪被称为卡夫卡的中国传人，她的《山乡之夜》与卡夫卡的《城堡》、《审判》神似。卡夫卡和博尔赫斯的书显然对她影响巨大，而这二人都有着很强的哲学与宗教意味。
 
　　另外，我想这一点更重要：残雪的哥哥叫邓晓芒，他是研究康德几十年的著名学者，并且从德文直接翻译了康德的三大批判。康德是现代哲学的源头，残雪的艺术观和世界观有着康德的影子。康德的哲学是在西方的宗教背景下发生的，残雪在她对人与文学的认识中有了更多的参照和融合，她动摇了东方世界的小说观念，给东方那种平面、唯美、世俗、无神的小说注入了新血液和新能量。
　　如果说残雪跟其他中国女作家有什么不同，我想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残雪书语

　　到 70年代末，中国终于也翻译现代派文学了，但那时我二十七八岁，看了也不太懂，然而，即使不懂也坚持看。大约在三十岁左右，有一天忽然有了一种非常亲近的感觉，突然理解了。那是一种冲击性的变故，突然感到倘若那样，自己也能写。

　　中国的卡夫卡

　　残雪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先锋作家之一，被称作“代表中国现代派文学的奇才”。残雪的作品在日本、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广受欢迎，是作品在国外被翻译出版最多的中国作家之一。

　　残雪是具有鲜明个性化创造风格的作家，她着眼于深层的精神世界，不断开拓和挖掘，在中国文学界是一个极为独特的存在。近年来残雪写了不少关于西方经典文学的评论，她以纯粹艺术家的感悟，结合自己的创作观念和体会，独辟蹊径，以创作与评论相融合的文体形式对卡夫卡、博尔赫斯、歌德、莎士比亚、但丁等经典作家做了全新的阐释和描述。

　　正如近藤直子所说，残雪的小说是那种一旦接触了，就是你想放弃它、它也不会放弃你的小说。为什么呢？因为残雪是一个真正的谜，是一个文学的核心的谜。有人说残雪的小说是一种哲学，一种用细腻的女性直觉书写出来的高深的哲学。作为当代中国文坛一朵奇异而诡谲的花，残雪更像一个谜，带着她用语言勾画的风景，直现在中外读者面前。

　　残雪说：“我把自己的小说叫做‘描写本质的小说’。形象是内部的，与外部的表现是有区别的。里边的形象是怎样的，按照它来写作。出发点与其他的小说拉开距离，所以，一般人看了会有陌生感，行为、行动，思维的方式、讲话的语气，全是相反的；我所写的小说是幻想的文学，所有里边的东西都是道具。要有道具、有幻想，那是为了看自己，我们是看不到自己的，只能通过镜子，写完小说后，自己也成为一个读者，反复对照作品内容进行反省，现代社会的女性，不管是否从事文学创作，都应该不断地批判自己，反省自己。”
 

　　残雪，女作家，1953年生于湖南长沙。本名邓小华，父母是三四十年代的中共党员，解放后在报社工作，父亲曾任新湖南报社社长，1957年父母双双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她小学毕业后恰逢文化大革命爆发，便失学在家。1970年进一家街道工厂工作，做过铣工、装配工、车工。残雪自小喜欢文学，追求精神自由。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已超过60万字。
 
　　已发表的短篇小说有《污水上的肥皂泡》、《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旷野里》、《公牛》、《山上的小屋》、《我在那个世界里的事情》、《天堂里的对话》、《天窗》，中篇小说有《黄泥街》、《苍老的浮云》，长篇小说有《突围表演》等。不少作品被海外文学界翻译和介绍。

　　残雪被称为卡夫卡的中国传人，她的《山乡之夜》与卡夫卡的《城堡》、《审判》神似。她知道自己乖僻。乖僻来自她在创造另外一个世界时候的心无旁鹜。乖僻是对这个世界的巨大欠缺与不和谐有着深刻的认识而又不愿像别人那样视而不见，因此她并不认同这个世界的一切规定，而想营造另一个世界与这个世界相抗衡。

　　残雪是著名小说家，是一个给中国当代文坛注入了新空气的作家。她是湖南长沙人，现居北京。她的小说在国内很有名，但是她说，她在国内得到的理解远远不如国外。在最近海南出版社出版的《残雪自选集》这本书的最后，附加了她的出版年表，记者发现，她的许多作品都被翻译到了国外。

　　“我的写作不奉献给大众”

　　残雪的笔名显示了她对人生的态度，残雪是那种在大部分白雪已经融化后遗留下来的被污染但是还不打算消退的剩余的雪。她是一个自信的作家，有着强烈的自我认同。持有这样公开信心的作家很少，在这一点上，她容易使人想到法国的杜拉斯。她们对外界的发言态度似乎有某种类似，而写作方式也有相似的地方。比如在语言的使用上，都喜欢用单纯、反复性多的写法。

　　一个作家在创作之外，往往非常懂得自我保护，说话的时候非常谨慎，但是残雪却并不这样。她在日本东京与评论家日野启三的一次对话中，谈及了她对读者的态度：“提到读者，他们分为各种不同的层次，我考虑读者时，只考虑与自己同水平、同类型的读者。我的小说不是奉献给大众的。”

　　有评论者评论残雪的作品“描写人性的惊恐不安、时时戒备和偷窥狂的异常情绪，而这些都是非常负面的、黑暗的。”残雪回应说：“那样的说法是非常无知的。另外，说我描写了什么，是完全不具备读我的小说的资格的。”

　　在被问及有哪些人比较深刻地理解了她的作品时，她说：“除了我哥哥，还有其他几个朋友在《文学评论》、《读书》上写的评论以外，没有人了解。”

　　残雪的这种态度证明了她拙于应付世俗，或者说她根本不屑于应付。她跟那些充满了烟火气息的善于摹写经验世界之快乐的女作家们完全不同。她的这种态度在一个民主的时代会惹起人们的愤怒，会影响商业上的成功。但是，残雪似乎并不在乎这一切，她的自信来自她的确抓住了一个根本性的东西。

　　受鲁迅影响要艺术复仇

　　有两类作家。一种是努力向现实表示自己的亲密态度，努力使自己不被世俗世界所抛弃，而紧跟形势，努力表达自己在世俗中获得的喜乐，这种写法其实也在同时表示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成功。还有一种作家则相反，他们永远不与现实和解，永远处于逼问和被逼问的状态，他们内心有着一种激越的风暴。

　　鲁迅属于后者，而且对这种生存态度有着强烈的自觉。他自觉自愿地这样生活。他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开辟了这种先河，使中国文人的精神空间有了立体感。残雪也可看作是追随这一先河的作家。她对鲁迅的小说《铸剑》以及散文诗集《野草》的解读，都可以视作中国文坛的精神事件。

　　虽然残雪没有明言，但我们从她的写作中，可以看到，在卡夫卡和博尔赫斯之外，鲁迅应该是最早影响她的作家之一。她早期的一些小说有鲁迅《狂人日记》的味道。而她对鲁迅作品的深刻解读，也表现了她对鲁迅的景仰之情。

　　残雪认为“天人合一”的和谐，长期以来是中国人追求的，他们害怕灵魂分裂，而鲁迅的《铸剑》则是表达了这种分裂的痛苦。眉间尺的复仇有两种，一种是表面结构的复仇，即大王杀了他的父亲，为了亲情要复仇；还有一种则是本质的深刻的复仇，即向自身复仇。“世界满目疮痍，到处弥漫着仇恨，人的肉体对人的灵魂犯下的罪孽无比深重，人已被这些罪孽压得无法动挪，而人的罪孽的起因又正好是人的欲望，即生命本身……向自身复仇，便是调动起原始之力，将灵魂分裂成势不两立的几个部分，让他们彼此之间展开血腥的厮杀，在这厮杀中体验早已不可能的爱……这才是故事的真正内核，是被我们所忽略了的艺术精神。”

　　在对“大王”的解读中，残雪认为大家一般都比较理解大王的社会性身份，而我们更应该去注意他作为象征的存在。“王身上的那些‘恶’的成分——贪婪、自私的爱、专横残暴等等，难道不正是人所共有的本性吗？”
 

　　陈村最近热衷于从网上旧书店淘书。有一次，他帮朋友在目前网络上最大的旧书店“孔夫子”找书，自己却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地爱上网上淘书。也难怪，这个旧书网站汇聚了全国各地 458家旧书店或卖书人，旧书多达 376194册。
 
　　他在上面买了一本《上海市区方言志》。一读这本书，说了五十年上海话的陈村大发感慨，因为许多上海方言里的字他第一次知道怎么写。在网上，许多珍贵的文字资料都可以淘到，还能藉此获得难得一求的研究信息。有一次，他在一本旧书上赫然看到一方盖着“石一歌”的私章。他说：“从这图章追下去，研究当代史的学者可以写篇非常精彩的论文。”

　　陈村最近在网上淘到的最有价值的书是《“鲁迅传”创作组访谈记录》，一本由上海市电影局、天马电影制片厂制作、油印的资料。在这本书上，有沈从文长达四页的谈话，内容涉及对胡适等人的评价。

　　读书就是“书中找乐”

　　陈村说自己看书很杂，什么书都看，“书中找乐”。比如近期在读或已读完的书有十年砍柴的《闲话水浒》、《周作人日记》、美国米奇·阿尔博姆的《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打印稿）、米兰·昆德拉的《无知》（打印稿），还有《收获》杂志上余秋雨的回忆录。

　　最近放在陈村床头的书是《闲看水浒》。陈村说，一部《水浒传》，多少人评论，多少人感慨，今天又加个“十年砍柴”，更添一重趣味。金圣叹著名的评论是从其艺术性入手，一唱三叹，甚至不惜亲手将 120回斩为 70回。而十年砍柴不做如此想，书还是原来的书，他眼睛一睁，从那里看出社会团伙的规则、中国人隐藏的心理情结。

　　“这部《水浒传》，那么多年来得到顶级的传播，在中国几乎没人不知道它，应该说，它也在塑造‘中国人’。本来一切都在懵懵懂懂中穿越，作者也许有心，读者只看故事中的杀人放火，经十年砍柴一一指出，方才恍然大悟。原来，在义气之外，尚有那么多不上台面的想头，令我们代古人惭愧，代我们自己惭愧。”

　　闲暇时，陈村最爱翻那套上中下三册的《周作人日记》影印本。“我不是鲁迅的家人，不是政府要人，不是现代文学专家，看这书只是闲看。因为是影印的，可以看到毛笔的笔迹，也少一点对后人篡改的担忧。好学的人读文学史，板板的几条筋，还理出一二三四，把文学读写得那么无趣。我不是什么学者，兴之所至常去找点原始的材料，还原前辈们的生活、思想、交游。”

　　曾经手抄《草叶集选》

　　说到对个人影响最大的一本书，陈村提到的是惠特曼的《草叶集选》。实际上，陈村还提到过一些对他影响重大的书，比如《约翰·克利斯朵夫》，他称之为“青年时代的圣经”。他曾在文章里这么说，“在我二十来岁的时候，有幸读到此书，令自己的一生有一把标尺。”“今天，我早已知道并辨别出这部小说并非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它在巨作如林的法国被冷落情有可原。但是，那些判定，就同认定我初恋的情人并非最美的姑娘，对我全无意义。”

　　《草叶集选》也是陈村在青年时代阅读的，曾经手抄此书，而且与一伙同样热爱此诗的朋友聚在一起接力朗读其中的《自己之歌》。他说：“朗读，是对待诗的最好方法了。我们常说读书，书确实应该读的，一读，其节奏其身段其风味都出来了，比只用眼睛去看好得多。”至今，陈村仍能背出这本书里的很多诗歌。

　　让人颇为意外的是，陈村千思万想后向读者推荐的书是《论语》。他的理由是：“读读这部书，可以看到本来的孔子，他也发怒，他也自嘲，他也固执，他也哀鸣。那时写人写得真好啊，没有后来的‘主题先行’，把孔子写得栩栩如生。”

　　更大的一个理由是：“我们都是中国人，无论怀着什么伟大的或另类的念头，我们的血液里，都有《论语》的分子在游走。这是你我的宿命。既然无可逃遁，就读读吧。”

　　陈村还特别向儿童读者推荐了一本书——法布尔的《昆虫记》。他说：“我觉得孩子们最好能看一点法布尔的《昆虫记》，那套书写得有如天助。作者研究昆虫而写昆虫，比不研究而写的作家们所写的好得多。他是第一手资料，自己眼睛看见的，比许多人看书看来的知识生动、有趣得多。”

　　他又说：“假如孩子还小，或者怕看许多文字的图书，我就推荐《麦唛系列》，这书已出了八本，因图文并茂，印刷精美，言谈有趣，今天的孩子可能更加爱看。那些故事，非常符合孩子的心，甚至成人、大人先生读一读也可催生童心，嘿嘿一笑。”

　　陈村书语

　　我们常说读书，书确实应该读的，一读，其节奏其身段其风味都出来了，比只用眼睛去看好得多。

　　网人·弯人·骂人

　　“全国只剩下张艺谋一个人在看小说了。”这句曾流传甚广的笑话出自陈村之口。这位曾担任著名网站“榕树下”艺术总监的上海作家除了大把的作品外，还以幽默见长。因为曾经是网络中人，所以在网络文学的推波助澜中使了不少力气，他在网络文学如火如荼时大胆发表观点，提出当下文学的流行与否跟过去的表现形式不可同日而语，文学的流行不能再拿纸介的发行多少作为衡量的唯一标准，而当他从网络离职后又认为网络文学最好的时期已经过去，它的随意、它的自由、它的不功利已经被污染。尽管如此，陈村还是觉得网络文学是一个方向，他十分尊重这个独立、民主、自由、开放的姿态。
　　在网络中待过的人很容易接受批评与被批评，陈村也不例外，他喜欢评论别人，也不厌恶被别人评论。他胆大，他大胆。在所有骂王朔的文章里，人们公认陈村骂得最到位、最深刻，而实际上他们是极铁的哥们儿。李敖骂人够水准吧，陈村却能含蓄地说：“我觉得李敖多辛苦啊，勤勤恳恳地在骂人……而在别人看起来他还是个戏子而已。”他就是在这样的“骂”声中引起了更多人的注意。陈村说自己之所以敢发表观点，是因为自己是一个“弯人”，身有残疾。有人这样描述他：弯腰还拄着拐杖，从背后看，好像是80岁的老翁，但是，脸庞却是年轻的，线条分明，头发蓬密，像一尊雕塑一般。其实，我们知道这不能成为他“骂人”的理由。我们也知道很难把这几点拽到一起，进行合理地衔接，但事实却告诉我们，这几点的确共存在陈村的身上。

　　陈村，作家。原名杨遗华，回族。1954年生于上海。1971年底到安徽农村插队。1975年病退回沪，进街道里弄生产组做工。1978年初入上海师范大学政教系专科学习，毕业后到上海市政二公司工作。1979年发表处女作小说《两代人》，步入文坛。1985年加入中国作协，同年调作协上海分会从事专业创作至今。曾任榕树下网站艺术总监。
 
　　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走通大渡河》、《少男少女一共七个》、《蓝旗》等，长篇小说《住读生》、《从前》等。 他的小说一类主要是对亲历的知青生活的描写，采用“我”作为叙述者，表达对农村和农民的复杂情感。另一类是对普通人生世事的描摹，在凡人对外物无助的情境下展现人的自尊与自卑交织的心理，流露他对人生的忧思。近年来的小说有较强的实验意识，但仍保持着对现实生存状况的个人关怀。

　　“能躺着看的书方是好书。我们躺下了，我们也就成了古人。我们才有资格和古人说短论长，才能占有和奉献。”

　　见到陈村时，他刚从新疆旅游回来。这是陈村最近几年惟一一次出远门。因患强直性脊柱炎，陈村的身体状况不太好，走路需要借助两根拐杖。年初，他刚动了手术，装上了人工关节。他笑呵呵地说：“保用十年”。

　　陈村的新家比过去宽敞多了，书房可能是最大的一间房子。书房三堵墙都被大大的书架遮蔽，靠门边的那面墙角，摆着一张简陋的木板床，床上堆着一摞摞的书，床边还有个小书架。书房正中间则是一张像会议桌那样大的方桌，上面杂乱无章地放满了书。地上也是书。

　　陈村指着地上一捆东西说：“你看看这是什么宝贝”。一看，竟是王道乾翻译斯汤达《红与黑》的修改手稿。据陈村说，这是王道乾的遗译。陈村得意地说：“猜猜看我花多少钱买下的？”原来，这一捆王道乾的手稿，是他从网上获得信息，然后花了很少的钱买下的，是出版社不知何故流出的手稿。

　　书房隔壁是一间会客厅。客厅摆了一个大大的架子，上面放满了世界名曲CD。客厅，实际上就是一间“乐房”。闲暇之时，陈村喜欢听听西方的古典音乐。他说：“西方古典音乐令人纯正、安静。钢琴、大小提琴、交响乐、歌剧，我都喜欢。”

　　十年前，陈村曾在一篇《听e小调》的文章里，提到他对西方古典音乐的钟情。他写道：“那个黑夜，我坐在自行车的后架上，紧紧抱住胸前的别人的唱片。我们走了很多的路。我们很穷，没有唱机，但我们想听e小调。有音乐可听时，我们总是很快乐。帕尔曼手起手落，门德尔松在安抚着我，令我觉得梦幻般的美好。”

　　躺着读书其乐无穷

　　以前要采访陈村，有知情者必告曰，下午才可以给他打电话。原来，陈村一直保持着“夜生活”的习惯。

　　陈村习惯于上午睡觉，睡到自然醒，起床时一般已近中午。起来后，要么看书，要么做点杂务，要么上网看新闻。平时还要陪六岁的儿子做功课，直到晚上八九点钟。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写作。这一写往往就到后半夜，甚至天亮。临睡前，他还要躺着再看看书。

　　躺着读书是他的一大习惯。他认为躺卧是读书的最佳姿势，而“能躺着看的书方是好书”。

　　“我们躺下了，我们也就成了古人。我们才有资格和古人说短论长，才能占有和奉献。”

　　陈村是国内作家里出了名的“网虫”，上网早，资格老。陈村用电脑已12年。上网后，陈村曾在著名的榕树下全球中文原创作品网担任艺术总监，主持过第一、二、三届网络原创文学大奖活动。

　　在“榕树下”，陈村当了两年“躺着读书”论坛的“斑竹”，曾没日没夜地耗在论坛上，与屏幕背后数不清的网友“厮混”。终有一天，顿感身心交困，心一狠就辞去斑竹。不过，“躺着读书”论坛的网友显然没认为陈村已经不管事了，一旦网友之间发生争执，总有人跳出来说，陈村老师当年如何如何……

　　人生拐点与“处女作”

　　陈村自小就爱看书，爱看电影。他出生于一个贫困家庭，父亲在他出生四个月之前就去世了。陈村的本名叫杨遗华，有“遗腹子”的含义。后来，陈村的母亲去一家工厂上班，家庭条件才多少有点改善。

　　小学时，陈村在班上算是聪明的学生，一开学就能无师自通地做完整本算术书的习题。因为喜欢看书、看电影，小学三四年级时，他在课堂上偷写了一首几十行的打油诗讽刺同学，这是他最早的自发创作，结果自然换来老师一顿训斥。

　　陈村的人生拐点是1971年底到安徽无为县插队。在那里，他开始学着写诗，也写剧本，为朋友写。后来，因为一场大病得以回沪。1977年参加“文革”后的首次高考，陈村考入上海师范大学政教系专科，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市政二公司的宣教科，后来又去了职校教书。

　　1979年，陈村创作短篇《两代人》并发表于当年第 9期《上海文学》，这部作品曾被《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提到。自此，陈村正式步入文坛。1983年，陈村请了创作假脱产创作，1985年，他正式被调入上海作协搞专业创作。那时，上海作协争取到 5个专业作家名额，当时的上海作协领导人茹志鹃要了陈村，而没要自己出了名的女儿王安忆进来。
 

　　文学是表现人的，而人就是这种状态，你不关注行吗？陆天明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做一种具有参与性的文学，有必要做一种大众化的宏大叙事实验。这样陆天明就写了《苍天在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然后又写了《大雪无痕》和《省委书记》。“现在有一些人觉得，贴近现实的作者和作品都是在讨好当下。这话实在是说得没道理。讨好当下，不是一概地‘卑下’。如果说讨好的是当下的平民百姓，有什么不好？为当下的平民百姓抒发心声，何罪之有？在当今的中国直面现实直面人生，敢碰禁区，是不是要比躲在象牙塔里搞个人呻吟艰难一百倍一千倍？”

　　反腐文学需要突破

　　从《苍天在上》到《大雪无痕》，都被称为反腐文学，但这其中的变化却是巨大的。陆天明本人是怎样评价这两部作品的区别的呢？

　　“《苍天在上》之后，我有五年没有写，其实在那以后我可以借着那个大好势头每年写一部两部类似的作品。从经济上也是大有利的。当时，我们剧组到天津去搞活动，让一些人认出来了，好多存车的、看车的中年妇女都围上来了，敲着车窗说你们要写续集啊，黄江北到后来到底怎么样了？追着车跑，场面很动人。但我没有往下写。写续集，一般都出力不讨好。但主要原因不在此。一个是当时我觉得自己很累，确实有点写不下去。《苍天在上》出笼是很艰难的，这里面发生了很多事情，可以讲三天三夜。作品终于面世了，我也精疲力尽了。当时有两个选择，一是改改路子，写一点不那么尖锐的东西，可以不累，还可以挣大钱。这路子我不想走。还有一条路就是坚持《苍天》的路子，仍会受欢迎；但当时我又没力气坚持了。只有放下暂时不写了。再一个原因就是在艺术上我需要突破。我不能也不愿意重复自己，如果要继续写，我必须对前一部作品有所突破，有所不同。这是我一贯坚持的原则。但那时候，我感到自己一时还突破不了。找不到突破口。于是就放下了。后来的突破在什么地方？这就回答了你问的区别问题。当时的突破还是在腐败的认识论上，我塑造了周密这个形象。在《苍天在上》里面，凡是腐败分子都是个人品格造成的，都有点脸谱化。到了《大雪无痕》的里面我塑造了周密，开始接触体制的得失利害问题。有人说，这个剧本以后有说头的就是这个人物。不能把腐败的原因归结到个人身上，这一点，这一笔，其实细究起来很厉害。”

　　陆天明认为：“现在反腐败作品，包括我自己的作品，整体上都处于初级阶段，而且面临一个危机。这个危机就是都落入了一种模式、一个套子，以表现事件和案件为多。写问题为主。还没有把笔墨的重点真正转移到‘人’身上来。这个可以比照苏俄的战争文学。俄罗斯的战争文学早期无非是写红军胜利、白军失败、打仗、英雄主义，现在我们的反腐败文学也处于这个阶段，一个案子，怎么曲折，然后清官战胜贪官。苏俄的战争文学到了后来已经不再写战场了。战争文学离开了战场，照样在写战争。什么时候我们写反贪不再局限在案子上了，我们就有突破了。当然，我不是说反腐败就不能写案件。好莱坞的警匪片，那个老套子搞了多少年？仍在年年出新。关键还在于把人写好。香港的《无间道》也是警匪片。就搞得不一样嘛。但他们的的确确跳出了一般的破案模式，确确实实在写人。”

　　读书要坚持不懈

　　陆天明从“文革”时期开始搞文学，有两本书对他影响巨大。至今他的作品中的某些片段思想，仍然受这两本书的影响。

　　他说：“有两本小说对我影响很大。一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我们那个时代，苏俄文学对我们影响很大，就是一种民粹主义的思想，绝对地为了老百姓，热血澎湃地走向底层，走向民间。还有一部美国小说，麦尔维尔的《白鲸》，它那种粗犷的、坚毅的、强大的、对人与大自然之间的人性表现、浪漫主义，对我影响非常大，包括我很多小说中写得很激情，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

　　另外，陆天明认为，人们必须好好读书。读书要坚持不懈，他说：“对于读者来说，读书最重要的是要坚持不懈。读书怎么读都行，应该读得宽泛一点，甚至读一些乱七八糟的书也未尝不可。社会本身就是复杂的。读书也应该读得复杂一点。但关键是坚持。人一辈子，你可以很小离开老师、学校、父母，后来也可能离开家庭、丈夫、老婆，但如果你要不断地让自己有活头，不断活出个名堂来，书是万万不能离开的。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对书没有兴趣了，你不想从别人那儿吸收点什么了，也许你只有二十几岁，那么，也说明你已经没有生命力了，你的精神开始萎缩了。这是一个标记。可以拿它来测试自己，是不是患了精神阳萎症。”

　　陆天明书语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对书没有兴趣了，你不想从别人那儿吸收点什么了，也许你只有二十几岁，那么，也说明你已经没有生命力了，你的精神开始萎缩了。

　　要让今天十六七岁的孩子耐下心来再读陀斯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屠格涅夫、果戈里或托尔斯泰等大师的作品，可能会有一些心理障碍。但我还是希望等你们稍稍再长大一点，对人生和社会有了一点责任意识后，能抽空读上几本。这里绝对有人类精神宝库中最美好最动人最闪光同时又是最苦难和最艰涩的一些东西。

　　苍天有恨 大雪无痕

　　从《苍天在上》到《大雪无痕》，是陆天明反腐败题材创作走向成熟的一步。“不能把创作反腐败文艺作品当作是一个反腐败的行动，它应是一项艺术活动。”这是陆天明从《苍天在上》创作中得出的教训。当年，陆天明仅怀着一腔对腐败的仇恨，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创作《苍天在上》。他说，虽然这一作品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在艺术上有粗糙的一面，它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多年之后，当他创作《大雪无痕》时，心态已趋平静，他说这主要是因为反腐败已成为党和人民的一种共识。这次，他想要达到的目的是，把沉重、严肃的主题写得更文学、更艺术，而不是靠口号使观众激动。

　　《大雪无痕》之所以吸引观众，主要在于它塑造了一群真实可信、有血有肉的人物。陆天明以为，这正是《苍天在上》没能做到的。他说：“在这方面，我作了清醒的主动的努力。”他力求写出每个人物个性形成的生活依据，如周密，即从人性的、社会的角度，写出他的变化，最终使之产生震撼力。其他如金局、马局、郭队、方雨林，虽同为公安人员，但又各具鲜明的性格特点。

　　与创作《苍天在上》时相比，写《大雪无痕》时的陆天明对腐败问题的思考也更深入了。他说：“腐败和反腐败是两种权力的对话和较量。两者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会互相转化。如成克杰、胡长清，当年也曾高喊反腐败的口号，但最终自己成了腐败分子。这种权力的对话，只有让第三方来介入，才能得到制约，这第三方就是人民。《苍天在上》虽然也涉及到了这一点，但不如《大雪无痕》来得清醒。前者，反腐败只是在市委、区委领导班子中展开，而后者有了大量中下层人士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