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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斋思旧

admin — Sat, 03 Dec 2011 18:54:53 +0000

　　——纪念谢国桢先生

　　由我住的新村东面巷口，坐公共汽车，只五站地，就到了复旦大学第九宿舍门口，走进绿树成荫的院落，沿着引路，到第二幢比较陈旧的红砖宿舍楼前，按一下楼下一套房子的门铃，我便听到熟悉的声音，就被接待进去，在一间朝东、朝南都有窗、架上堆满了书的书房中，与室主人热情招呼过后，便坐下畅谈起来，不觉就是一两个钟头，又总带着尚未尽兴的依依之情告辞离去……我好像与这间书斋特别有缘，十多年中，不知多少次访问过这个书斋。虽然这幽雅的书斋五六年前己换过主人，但我还是照样沿着杂树葱茂的引路来扣这扇小小的房门——这里现在是贾植芳教授的书斋；而十多年前，这里是谢国桢先生来上海小住时的书房。谢老当时年年不只一次来上海访书、讲学、旅游、探亲，就住在执教于复旦大学的女儿谢纪青同志家。当年只要老人一到上海，这间小小的书斋便谈笑风生，热闹起来，我便也常来看望了。谢老是我北大时的老师，打倒“四人帮”后重逢于上海，短短几年中，过从较密，师生情谊至深；而现在这个书斋的主人贾植芳教授，又是“风义师兼友”的乡长兄，近几年中，访问较便，更是常常见面的了。走熟的路，敲熟的门，宛然如旧的房舍……近二三年中，每次拜访乡长兄植芳教授之后，在走熟的引路上，不免也能触景生情，常常想起谢老，这位到老还勤奋访书、治学、著述……和蔼可亲的老人、老专家、老学长，我的老师。
　　20 年代中，梁任公主持的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一共有多少毕业生，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哪位健在，我也不知道。不过我知道谢老是1926 年由这个研究院以优异成绩毕业的，同学中知名学者甚多，如陆侃如、吴世昌等位都是。
　　谢老当时毕业后，又被梁任公请到天津家中做家庭教师，教任公的年幼子女，一方面又在梁任公直接指导下读书研究学问，为其学术巨著《晚明史籍考》的写作，做了极充分而扎实的准备。谢老直到老年还十分珍惜这段师生情谊，常常说起梁任公的故事，常常吟诵两句诗：“立雪梁门称弟子，白头惭愧老门生……”其思旧之情，真是不胜感慨系之了。
　　谢老1931 年出版《晚明史籍考》， 1934 年出版《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两书的出版，很快引起海内外学术、史学界的重视，鲁迅先生在当时对其学术成就和意义，曾给予高度的评价，见《且介亭杂文二集》。但谢老也并未以此自炫，始终未和鲁迅先生见过面，直到老年在给我一本书写的序言中还说：“我虽然承蒙鲁迅先生的谬赏，而地隔南北，始终没有与鲁迅先生见过面。”率真质朴的言词，正是老人的可爱处。
　　说到书斋，自然和书连在一起的。谢老一生最大的乐趣就是访书、买书、看书、介绍书。谢老是历史学家，是明清史籍专家，晚年又对汉碑产生学术兴趣，各处搜求汉碑拓片，汉画像拓片。研究有得，曾写了《两汉生活概述》一书，在学术上又开拓了另外一个领域。老人访书之乐，老而弥笃。在上海客中，我也多次陪老师到福州路上海古籍书店楼上看书，到南京路朵云轩楼上看拓片。70 年代末， 80 年代开头，古籍楼上偶然还有一些杂七杂八零本线装书，一堆堆放在架上，要一本本地耐心翻阅，或者会突然发现一本对你说来十分有价值的宝书，这时这点惊喜得意的感觉，是笔墨难以形容的。
　　不少名家的访书记中都写到过这点，但真正的欢欣要经过者才能有会心之感。
　　谢老访书、买书，写题跋，写访书记，都涉及到版本、目录方面的情况。
　　但谢老不同于专门的版本目录学家，因为他访书、买书的着眼点，首先不在于版本目录上，而在于书的内容，在于书的历史价值和专业需要上。从明、清社会史的角度看，有时一本极不起眼的价钱很便宜的破书，却是很有价值的史料。我记得老人有一次翻到一大本早期《胡庆余堂药目》，有药名，有价格，只用五角钱便买了，老人像孩子一样，脸上堆满了微笑。记得还有苏州王西野兄，我们一同到杏花楼吃白斩鸡，喝一点黄酒，并吃大盆广东炒面。
　　老人基本上没有什么酒量，但却爱喝一点黄酒或啤酒之类的软酒，而且给人写字、给书写题跋，总爱写“被酒”、“薄醉”、“微醺”等字样，老人很爱这种情调，说来又是多么有风趣呢！
　　我当时住在河间路，老人不只一次地由复旦宿舍经五角场换两次车，到我这个简陋的住处来，吃个便饭，说笑大半天，翻阅一下我书架上的几堆零本破线装书。老人常一边翻阅，一边赞许道：“云乡，你这点玩意不差……”
　　有一次翻到一小本《圭塘集》，老人突然不好意思地急促地说：“这本书有先严的诗，你要割爱……”我第一次看到先生情急的神情，至为感动，连忙告诉先生，这本书是苏州王西野兄的，等我向他说一声再送给您……后来西野兄托友人郑重地把这本书送到北京先生府上，也是一段小小的书缘佳话了。
　　谢老上海的书斋，因系客中，书并不多，只是临时堆放的。老人北京建国门外寓所的书斋，才是藏书的所在。两间不大的房间中，除门、窗两面而外，周围都是到顶的书架，放得满满的，大多是先生几十年中南北搜求来的明、清史籍珍本。当时我年年暑假回京，不止一次地到此来看望先生，听老人娓娓不断地讲说旧事，情景历历，今已渺不可追矣！
　　1981 年冬谢老分到了团结湖比较大的房子，高兴的不得了。事先就和我说过多少次，搬过去之后，又来信约我和西野兄去北京时到家中去住，老人的情谊多么真挚呢！可惜的是，老人团结湖的书斋我没有去过。因为1982年6 月间先生已生病住在协和医院中，8 月间我回北京，最后几次看望先生，都是在病房中……
　　先生去世一晃已十年了，在先生上海、北京两处书斋谈话的情景，仍常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感到那样地亲切，这或者就叫做遗爱吧！因写小文，略抒思念之情。

文/邓云乡（1924～）山西省灵丘县人。1947 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著有《鲁迅与北京风土》、《水流云在琐语》等。

书斋雅乐

admin — Thu, 23 Dec 2010 19:20:30 +0000

　　谈书斋离不开书，书与文人有不解之缘。文人爱书是天性，是本分，是特点，也是优点。从功利的角度谈读书，也可以说，读书是文人打江山，建功业的资本。
　　文人喜读书，愿藏书。因此，常出入书肆，在冷摊荒铺中搜寻旧籍。夏时满头大汗，冬日躯肢僵硬，唯买到心爱书时，喜上眉头，夹于腋下，乘兴而归。至家中，先拿枝笔，在书的某处签上“某某购于何日”，然后置于书柜之中。需用时随意自取，其乐趣无穷。购书积少成多，便要布置一间书斋。
　　有了书斋，冬天能雪夜围炉读禁书，夏季能皓月灯下览趣书，春时能细雨窗前看闲书，秋日能身卧斋房阅古书。人生四季，坐拥书城，漫步书林，攀越书山，云游书海。读书一旦入境，如临南山仙界，似入桃花源中，令人悠然神往。
　　喜读书的人，不一定懂藏书，真正懂书的人心中明白，读书与藏书特点不同。
　　读书可专精。
　　世界文化史上，一批大学者、大作家，他们虽然博览群书，可真正使他们获益无穷，往往是其中的一二部书。读书多不是坏事，但是，读书过于庞杂无序，却不一定是好事。
　　清末民初古文家（也是著名翻译家）林纾，在晚年时，书桌上只放一部《史记》。这部古史籍使林纾获益颇丰，太史公书对林纾在古文写作时的谋篇、布局和措辞等，曾给予极大的影响。这是读书专精的例子。
　　藏书要广博。
　　藏书人买书，恰似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这不是为了炫耀，而是由于古籍善本，在“战乱”年代流散于民间，能使散乱于世之书搜集成套，使零星无序之书归纳成类，使缺页丢字之书字页齐全，这样的书才有价值，才是文化珍品。因此，藏书家的藏书数量往往是惊人的。
　　我国近代藏书家陶湘（1870～1939），字兰泉，号涉园。江苏武进人。
　　他生平酷爱藏书，又精熟于版本目录学，他刊印的各类古籍，纸墨上乘，校订精良；他长期来往于天津、北京之间，耗费巨资，搜集历代名家精本刻本，他的藏书斋“涉园”，经过长期的收集，藏书量竟达三十万卷。这使他成为民国时期出版界中，享誉盛名的目录学家、刻书家和藏书家。
　　伦明（1875～1944），字哲如，广东东莞人。自幼酷爱图书，为购置书籍，甘愿食粗茶淡饭，著布衣布鞋，为世人戏称“破伦”。他为寻觅秘本珍籍，抛官弃位，在京城设立古斋书肆，经营善本古籍。最终，他成为藏书数百万卷的名家。这是藏书广博的例子。
　　藏书多，便须有书斋，读书人对书斋是很讲究的。
　　周越然（1855～约1946）的书斋，又称为“言言斋”。其位置在上海闸北天通庵路三省里，总面积约五十方丈，坐北朝南。“言言斋”之屋共分三进，均有楼房。第一、第二进上、下各为六间。楼下左边二大室与其厢房，及楼上第一进三室，皆作储藏书籍之用。中国书均置于箱内，计一百六十余箱，约三千种；西洋书均装于橱中，计十六橱，约五千册。周越然所藏书籍，汉文书有元明孤本，亦有名家稿本，西洋书有名贵图书一百数十种。可称世之珍品。
　　周越然不仅藏书，而且对版本学极有研究。他认为：版本之学，开始于赵宋而盛行于前清。研究版本，就是审视刻得好，印得好的书。故初学者，必备书目与书影，书目就有《郘亭书目》，书影要有瞿氏的《宋元书影》、《盋山书影》等。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是研究版本学的必读之书。
　　周作人（1885～1967）的书斋，在北平八道湾，那是一处旧式平房。他的书房原名为苦雨斋，后改为苦茶庵，这同他人生体味的苦涩有关。他将宅院上房的三间当做书房，两明一暗，里间是他读书写作的地方，外面两间是书库，约有十余个书架设立其中。
　　周作人一生嗜书。他购书、藏书、抄书、订书、谈书、著书，但他的藏书与真正“藏书家”不同，他不刻意收藏宋元明时期的善本，所购多是清代中晚期以来所刊印的本子。他的藏书，主要为了研究学问和丰富思想，他的藏书籍册上多钤有印章，如：“苦雨斋藏书印”、“凤凰专斋”、“苦雨老人”等。
　　周作人的读书笔记《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苦竹杂记》、《知堂回想录》等，娓娓道来，全不费力，掩卷深思，实则总拈个“苦”字。他名唤作人，却恰恰在做人之道上走入歧途。可知，人生能将每一个脚印都走端正了，并非易事。
　　胡适（1891～1967）的书斋里，藏书很是讲究。他是大学者，据他的弟子罗尔钢介绍：解放前，胡适在北平的住宅里有二十多架书，其中客厅后过道上，大约放三架，书房里摆三架，其余的都放在大厅，用书架将客厅围成座书城，很有气派。
　　胡适的书斋中有关哲学史的书籍最多，《道藏》有一部，连清代不算著名的经学家王闿运的丛书都收有。史部只有一套殿本《二十四史》，文集部却连《昭明文选》、《杜工部集》、《苏东坡集》都没有。编年类没有《资治通鉴》，胡适自幼便看了《资治通鉴》，范缜那篇《神灭论》促使他成为无神论者，但他却未买这部书。可见他不单纯追求藏书，也不过于看重版本，他购书只是为了需要，只是用于他的治学研究。
　　周叔弢（1891～1984）是中国老辈藏书家中最后的一人，也是位爱书、善藏书的人。1952 年，他将毕生收藏的数百种善本书捐献给国家，为国内藏书界人士所赞誉。后逢“文革”“书劫”，多少私人藏书焚毁或流失，使人们更钦佩周叔弢的眼光。
　　他在“文革”前，曾上书全国人大，提出：“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影印古书不下千余种，奈何我社会主义国家对于传播保护祖国文化不如一私人企业？每念及此，不禁慨然！”此语至今读时，仍感“慨然”。他的读书札记，于1985 年集于《周叔弢遗札》一卷出版。书中附有藏书题识和许多书林掌故，值得一读。
　　宋春舫（1892～1938）的书斋，很有些藏书楼的气派。他的书房，位于青岛的一个小山头上，无尘世之喧闹，有清幽之雅静。他所购的精装书籍，全部放在书柜里，书脊上烫金的字，在玻璃书柜中闪闪发光，令人赏心悦目。
　　宋春舫以购置法文戏剧类的书为主，书的收藏面窄，所以影响不大。
　　林语堂（1895～1976）的书斋，被他称为图书室，他的藏书采用“使书籍任其所在的方法”。他随意把书放在客厅里、餐厅里、卧室里，这样做的结果是：沙发上、食器橱中、床上、茶几上，甚至厕所架上到处都是书，他认为这样的藏书方式，益处有三：不规则的美丽；兴趣的广泛不同；用之便当。他戏称此法在厕所里也能增长知识。
　　郑振铎（1898～1958）的书斋，又称玄览堂。他由南到北，几经搬迁，但书斋旧称却一直未变。他去世后，其子女也将自己的书斋称为“玄览堂”，以寄托他们对父亲的思念。
　　郑振铎是一介寒儒，却爱书如“命”。他生性节俭，衣著朴素。每日食粗茶淡饭，寝陈旧板床，攒下所有积蓄，常常用来买书。
　　他聚书二十余载，所得近万种。搜寻所至，近自上海、江浙；远到巴黎、伦敦、爱丁堡。他自称：“凡一出书，为余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无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己。典衣节食不顾也。故常囊无一文，而积书溢室充栋。……然一书之得，其中甘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这段话，真切的描述了他为藏书广博所体味到的感受。
　　读他所写《漫步书林》，可知他典衣买书，耗尽心血，将一本本，一部部图书零星收集，好不容易集成一类，堆作数架时，一遇“书劫”，竟又一捆捆，一箱箱的廉价出卖，你自会理解一位藏书人的甘苦生涯。
　　郑振铎被人称为“藏书家”，他却说：“我不是一个藏书家，我从来没有想到为藏书而藏书。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书，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头应用所需的。”
　　郑振铎的买书、藏书带有爱国色彩，他不是为了自己私利而买书，不是为了炫耀于人而藏书。他是文人，他懂书，擅长在奇书秘籍中寻觅珍品，为了给国家抢救文献古籍，他历经磨难，抛身舍命。他为国家夺回的那部《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至今，仍被世人誉为“国之瑰宝”。
　　郑振铎与书终生为伴，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他曾说：“我的这些书都是国家的。”我们后辈学子，每念及此言之时，反躬自问之际，常常潸然泪下。我们何日才能有前辈那宽阔的心胸，那无私的情怀……
　　闻一多（1899～1946）的书斋，充实、有趣、杂乱。他的藏书以线装中文书为主，他给成套的中文书籍装上蓝色布面，用笔蘸上白色颜料，用宋体字在书脊上端正写出书名，然后才整齐的摆放在书架上。
　　他做学问时，将所用的各类书摊开，书案上、床上、地板上、椅子上都放着书。他的书房中，有一把木根雕刻的太师椅，可观赏，可入画，不宜坐人，不宜放过多的书。
　　阿英（1900～1977）是藏书界的名家，他一生都在不辞辛苦的访书、买书、藏书、编书、写书。他和书打了一辈子交道，是位有丰富的图书版本学的人。他购书是为了求知和写作的需要。他在许多文章中，都谈到访书、买书、选本、版本方面的知识和趣闻。他写的《城隍庙的书市》、《西门买书记》、《海上买书记》、《苏州书市》、《汴陵买书记》等文章，人们现在读时仍感亲切。
　　阿英藏书颇丰，他与这些书籍共同经历了坎坷岁月。日寇入侵中国时，他几万册藏书损失了大部分；解放战争中，他置生命于度外，跋山涉水，将自己珍藏的书报运到安全地区。解放后，他在北京工作，有三间书房，后又扩充了二间。十年浩劫，暴徒抢劫了他的大量藏书，这使他在精神上长期郁闷，最终染上癌症。“文革”后期，少量书籍虽然退还，但损失惨重，阿英抱病亲理书籍，直至病危。他卧床之际，床边放满了书，堆放在地面上的书籍倚墙壁码到房顶，宛如书林环绕，书城耸立，书山与书人相伴，书魂为英魂落泪。1977 年阿英病逝，子女们将父亲的一万余册藏书，捐赠给家乡安徽省芜湖市图书馆，使阿英花费毕生心血搜集的书籍，继续为读者服务。
　　谢国桢（1901～1982）的书斋，原在府右街的一处旧斋，后迁居到西城小水车胡同。那时，他的房子比较宽敞，他收购了不少明清二代刊刻的善本，如明刻本《鹤林玉露》十六卷，《钦定词谱》四十卷，他的藏书渐丰。后来，他到天津南开大学任教，最后又回到北京，住在建国门外的一座旧楼里。他是历史学家，对明清史籍颇有研究。
　　谢国桢一生最大的乐趣，就是访书、买书、写书，写访书记，他的研究领域，涉及许多版本、目录方面问题。他买书、访书着重于书的历史价值和专业需要。他那二间书房的书架上，装满明清史籍珍本，这些书籍给老人带来了极大的乐趣。谢国桢在《寒斋记》中写到：“余性椎鲁，木诺无文，饥来驱我奔走衣食，浮沉入海。勾心斗角，素所不习；酬酌世务，每为所困。
　　而嗜书成癖，坐守青毡，篡辑丛残，咀嚼书史；凡平日遇不恰意之事，或见侮于人，动辙得咎，苟能通返吾室，手持一卷，吟哦其中，心与神会，启所未闻。或饮苦茗，佐以烟草，清烟徐上，文思澄澈，左顾右盼，兴味盎然，自以为其中自有奇迹，难与不知者解也。……”这段自述，将他与书为伴的悠然情趣，跃然纸上。1982 年，谢国桢的家迁至团结湖小区，住房条件有所改善。可惜，他不久便病重去世了。
　　钟敬文（1903～）的书斋，在北师大一栋小红楼里。房间不大，东西两端放立着书柜，东面有四个高低不同的书柜，放的多是民间文学和民俗研究等各类文论书籍，也有一些文化人类学、原始文化学、语言学的书，东南端的书柜还放有少量日本、韩国的民俗研究资料。书柜里面放着主人不同时期的多张照片，其中一张是他年轻时的留影。影中人风华正茂、英姿勃勃，令人阅后难忘。西面书柜里有许多古籍线装书，约四五个书柜，东南角放着几个暗红色书箱，上面刻有《编初刊业部卯》。紧挨书柜放着长沙发，是供来客人时坐的。南端靠窗边放一张不大的旧书桌，上面放满了书稿、资料、信件和报刊，仅留下约一尺见方的地方，供主人读书和写作。
　　到了冬天，主人为了驱寒，在靠门的北侧还要放个火炉。这间书房兼客厅便显得过于狭窄了。然而，这并不影响主人做学问，这位享年九十五高龄的中国民间文学大师，正是在这样窄小的书房里，完成着他的大事业。
　　钟敬文购置书籍约三万多册，几经劫难之后，现在仅存有万余册，除较贵重的书放在书柜里，其他杂然分散在卧室、会客室、饭室、过道、沙发下、床下以及窗台上、地板上。钟敬文比较爱读两部书，一部是王渔洋编的《唐人万首绝句选》；另一部是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通信》。这两部书，在过去几十年里，他曾反复读过多次。至今仍留在身边，伴做益友。
　　钟敬文对《书话文丛》的选编工作极为重视，他是首倡人。因此，从选题论证、编排体系到作家、作品的选择标准，书目录的审定，他都亲自过问。
　　他多次叮嘱我，一定要将张岱年、冯亦代等人对丛书的修改意见，随时转告他。这也使我看到，他对同辈学者的尊重之情。对晚辈学子，他既爱护，又严格。有天早晨，我拿篇千余字短文，请他阅，他让我中午来取。我取时发现，在这小小的一页纸上，他竟画了七个问号，他要求我对这七处认真核实，以免出现错讹。这篇短文，我至今仍留在身边，每当我在行文落笔时，它便提醒我不可有丝毫的懈怠。
　　叶灵凤（1905～1975）谈读书的文章写了许多，也很耐读，他认为：“书斋的生命，是依赖书的本身来维持的。一间不是经常有新书来滋养的书斋，那是藏书楼，是书库，是没有生命的，是不能供给一个人在里面呼吸生活的。我的书斋生命，就是经常用新书来维持。这是书斋的生命，也是我的生命。”
　　我有同感：文化人的生命价值，就在于你能够为人类文化增加新的、美的内容。
　　张岱年（1909～）的书斋，在北大中关园。两间半的居住环境，使他的书房又兼客厅和餐厅。他的书房南端，放一张写字台，东西两侧是五六个大书柜，里面大部分是中国哲学史类的书，约七八千册。
　　他的古籍书较多，如精刻大字本的《南华经解》，明版的《李大白集》，旧版的《庄子》、《王氏家藏集》等。由于家中藏书颇丰，许多书印制精美，摆在书柜里，使人观之悦目。西面书柜前的地上，堆放大量书报刊。东边书柜前放着一个长沙发，供来客人时坐的。房子中央放了个木圆桌，那张小圆桌很陈旧，直径约一米多，桌面的原色已磨光。每逢我去时，张岱年总是搬个木凳坐在桌前，他听力不太好，谈话时，需戴个助听器。我须坐在他身边，嗓音高些，他才能听见。我们一老一少在桌上摊开书稿、书目录便开始做事。
　　张师母常常端过一盘水果，可惜桌面太小，无处放这盘水果，我只好再将它端回过厅的桌上。
　　张岱年为《书话文丛》亲笔写序，足见他对此书的重视。我在与他的接触中，对他的忠厚，他的善良，他待人的诚意，体会颇深。张岱年在哲学的研究领域里，提出了民族精神的问题，认为中国文化的内在的基本精神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是他治学的原则，也是他做人的标准。
　　唐弢（1913～1992）一生写了大量关于买书、整书、刻书、版本、藏书
　　印、藏书票的文章。前年，因书稿的事，我到沈洁云家中，她住在永安南里的一栋红楼里，沈洁云将我带到唐弢的书房（她丈夫已在三年前去世）。这是间窗明几净的书房，宽敞、舒适，东侧一排书柜上罩着一层布。沈洁云特意找出唐弢生前用过的四本书，供我研究时看。书虽翻得很旧，但印制的很好，封面设计淡雅，字迹清晰，这几本至今仍在我这里保存着。……
　　话题回到读书上，我认为：书要用心来读。因作家写书皆用心写，书中所道皆肺腑语，不用心读，怎能明白。作家如遇知音，两心相通，遥遥相望，乐在其中。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功利因素对生活的影响较多，许多读书人退守书斋，过着与书为伴的清淡生活，他们自得其乐。
　　宋代诗人尤袤曾描述过读书人的心态：
　　饥读以当肉，寒读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
　　我欣赏这种态度。
　　若用一种超功利的眼光看待读书与生活，则书是记忆，是思绪，是想象，是幻觉，是梦境。在这梦的境界里：有白云，有蓝天，有溪流，有山涧；有碧绿的草，有清爽的泉，……那是一个田园秀丽的世界，是一个春色无边的世界，是一个充满阳光的世界。
　　生活离得开阳光吗？
　　最后，谈书斋，我想：曹雪芹写《红楼梦》时，何斋之有？《红楼梦》却流芳百世，千年不朽！
文/邓九平

隐进书橱的往事（节选）

admin — Sun, 28 Nov 2010 14:31:36 +0000

　　岁末年初，照例是除旧布新之际。爱整洁者清扫陈垢，有钱者归整财物，读书人别无他长，便低头清理书籍，把过去了的岁月在心里细细数过。这时，杂陈在书橱里的凌乱书籍，便无声无息地牵扯出来那些消隐了的往事……
　　两年续旧缘
　　美国威廉·曼彻斯特的四册一套《光荣与梦想》，由商务印书馆首次发行，是在1979 年。该书初版在美国1973 年才得以问世，商务印书馆的翻译印制速度是令人钦佩的。
　　那时我还在杭州。杭州虽说大小也是个省会城市，又在交通要道上，还很有些文化传统，但在我的经验里，总觉得各方面的信息都比较闭塞。在杭州时根本没有听说过这套书。不久我就被调到北京。最开始几年，几乎是一个星期逛一趟各类书店，又有不少读书上互通消息的朋友，很快就知道了这套不可不读的书，也在书店里把玩过好几次，每次都是在临要掏钱之际，犹豫再三而作罢。书价近六元，相当于我当时工资的六分之一。我一家四口，老母幼子俱全，妻子的收入和我一样，买这样一套书显然是过于奢侈了。
　　因为同样的原因，那几年我特别喜欢逛琉璃厂的中国书店，那里有北京规模最大的旧书店，收进来的旧书不仅品种丰富，而且收得还很有些眼力。
　　我有不少至今保留着的好书，都是从那里非常便宜地买来的。
　　我读的《光荣与梦想》是从一个朋友那里借来的。朋友对它自然是推崇备至，认为是对美国半个世纪以来历史的极好总结。我正热迷文艺批评，看东西就偏于文学的眼光。在我看来，它可以说是非常出色的纪实文学巨著，那种高度的宏观把握能力，见微而知著的细节表现，以及从容不迫的章法，都是很难企及的。相形之下，对于作品的主体——美国当代历史——倒不很注意。这也是我多年的读书毛病，读起书来关注的是自己的内心感受，不大去尊重书，有些过于随心所欲。
　　我是在1982 年的春天，买下了这套书的前一、二册的。也是在中国书店，书价是原价的一半，便宜得令人不敢相信。也许是只有这两册的缘故，当时高兴得不得了，立即骑车去了商务印书馆的门市部，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用原价配齐它。不料那里已经没有存书了。后来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到了外地，逛书店的时候，我总留心着想配齐它，可是这套书就像约好一起失踪了似的。
　　这两册书插在书橱里，只要看见它们，就觉得是莫大的缺憾。有一阵子，我甚至后悔为什么不在当初就买下它，哪怕它要花我六分之一的工资呢！
　　大约是在1984 年的秋天，一个阴雨迷蒙的日子，我又来到中国书店。书店里没有多少顾客，我漫不经心地打量着书架，忽然眼前一亮，几本《光荣与梦想》赫然插在那里。我抑制着心跳，一边踮起脚小心翼翼地取下它们，一边告诫自己就算只有一、二册也别太失望。可是事情就有那么巧——那里只有三、四两册，好像是专门为了我等在那里的！虽然书价已涨成七五折，但揣着这两册书，重又走进那个雨日时，心里感觉已是一片阳光明媚。
　　两年续起一段书缘，仿佛真是谁作出的安排，我除了坦然接受，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聊借画图怡倦眼
　　题目是移用了鲁迅的诗名。1934 年12 月9 日，鲁迅赠许广平《芥子园画谱》三卷，在首册扉页上题赠七绝一首，全诗如下：“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鲁迅写的旧体诗不多，写给许广平的，印象中似乎只在这一首，不过这也足以表明这对伴侣兼战友间的情分了。
　　这里想说的是《芥子园画谱》。我最早看到这书，是在念小学的时候。
　　父母皆大字不识，家里可以说没有一本藏书。这本《芥子园画谱》已经破旧不堪，我疑心是长我十七岁的哥哥读私塾时的课本。我小时候最憎恶的，就是上图画课，因为它机械、刻板，了无生气。但胡乱翻看《芥子园画谱》，却感受到了图画课从来没有过的兴趣，于是也就依样画葫芦地开始画起来。
　　记得花卉中常画的是梅花、竹子，人物中是和尚、渔夫。渐渐地画出了几分名堂，父母和邻居看了，都说画得像，当然是指像这本画谱。这种评价的没有道理，是我以后才慢慢明白的，当时听了确实很受鼓舞。
　　到了初中毕业要去黑龙江“上山下乡”，同学间告别之际，我居然就敢送同学我画的红梅了。画了好几幅。画红梅当时是革命的，因为题诗十分现成：“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所以那时商店里卖的画，除了歌颂领袖的，也有不少是红梅。
　　后来就一别《芥子园画谱》近二十年。回想起来，不光是对绘画的兴趣，就是我现在并不多的关于中国画的知识，也首先得力于这本画谱。我儿子三四岁的时候，曾经把家里的墙壁画得斑斓一片，那里的童心和想象力常叫我吃惊，但等他上了小学，有了图画课，他不但不再画画了，对图画课也深恶痛绝，成绩自然不好。我看了他的图画课本，发现和我念小学时没有多大的区别。这时，我就想起那本《芥子园画谱》来了。这个世界并不需要多少画家，小学、中学的图画课，无非是让人在枯燥的学习中增加些乐趣，同时也有点艺术熏陶。如果图画课的教程可以自己选择，我是宁可要《芥子园画谱》的。但是《芥子园画谱》早已不复再得，也许是哪一天父母收拾屋子，当破烂卖了罢。直到几年前在琉璃厂逛书店，意外地发现中国书店重印了《芥子园画谱》，书价不菲，但也二话不说地掏钱买下。我已过了不惑之年，儿子也快小学毕业了，恐怕不会有人还去学着画——不过也难说，我的哥哥今年退休，我看到他的书桌上放着的是《芥子园画谱》和几本字帖——那就不时翻翻吧，聊借画图怡倦眼，何况还有一份回忆呢。
文/何志云

书桌

admin — Mon, 08 Nov 2010 01:15:37 +0000

　　我有张小小的书桌，它又窄又矮，破旧极了。在外人眼里简直不成样子。
　　上边的漆成片地剥落下来，残余的漆色变得晦黯发黑，连我自己都认不准它最新是什么颜色。桌面又满是划痕、硬伤，还有热水杯烫成的一个个套起来的深深浅浅的白圈儿。它一边只有三个小抽屉，抽屉把儿早不是原套的。一个是从破箱子上移来的铜把手，另两个是后钉上去的硬木条。别看它这份模样，三十年来，却一直放在我的窗前，我房间透进光来的地方。我搬过几次家，换过几件家具，但从来没有想到处理掉它……
　　“这么难看还要它于吗？！要是我早劈掉生火了！”“它又不实用。你这么大个人将就这样一个小桌子，早晚得驼背！”
　　“你怎么就是不肯扔掉这破玩意儿，难道它是件宝？你说呀……”
　　我笑而不答。那淡淡地笑意里包含着任何知己都难以理解、难以体会到的一种，一种……一种什么呢？
　　没有共同的经历就不会有同感。有时，同感能发挥出非常奇妙的作用，它能成为两颗心相融的最短、最直接的通道。如果没有同感，说它做什么？
　　还不如独自一人到树林里，踩着落叶，自己对自己默默地说它一阵子，排遣出来，倒是一种慰安。
　　我无法想起，究竟什么时候，我开始使用这小桌的。我只模模糊糊记得，最初，我是站在它前面写写画画，而不是坐着。待我要坐下时，屁股下边必须垫上书包、枕头或一大叠画报，才能够得上桌面……
　　记忆里，幼时的事，都是穿不成串儿的珠子。这珠子却在记忆的深井的底儿滴溜溜、闪闪发光地打转，很难抓住它们——我把“人”字总误写成“入”字，就在这桌上吧！
　　我一排排地晾干弹弓子用的小泥球儿，就在这桌上吧！
　　我在小木板上钉钉子，就在这桌上吧！
　　对，就在这儿。桌面上原来有一块能够照见自己脸儿的光光的玻璃板，给我钉钉子时打碎了——这件事我可记得清清楚楚，为此我还挨爸爸一通好打呢！也许打得太疼，我才记得十分牢。但过后我却一点也不后悔。因为，从此我做过的、经历过的、经受过的许许多多的事，都在这没有玻璃板保护的桌面上留下了痕迹。
　　桌面上净是小瘪坑。有的坑儿挺深，像个洞眼，蚂蚁爬到那儿，得停一下，迟疑片刻，最后绕过去……细细瞧吧，还满是划痕哪，横竖歪斜，有的深，如一道沟；有的轻浅；还有的比蛛丝还细。这细细的印痕，是不是当初削铅笔尖留下的？那一条条长长的道道儿，是不是随意用指甲硬划上去的？
　　那儿黑糊糊的一块，是不是过年做灯宠，烤弯竹条时碰倒了蜡烛烧的？分辨不清了，原因不明了，全搅在一起了。这中间还混着许多字迹。钢笔的、铅笔的、墨笔的，还有用什么硬东西刻上去的。那些画上去的形象，有的完整，有的破碎——一只靴子啦，枪啦，一张侧面脸啦，这是不是我的自画像？年深日久，早都给磨得模糊一片。痕迹斑驳的桌面，有如一块风化得相当厉害、漫滤不清的碑石。
　　但我从中细心查辨，也能认出某些痕迹的来由，想起这里边包含着的、只有我才知道的故事，并联想起与此有关或无关的、早已融进往昔岁月中的童年生活。
　　为此，我很少用湿布去拭抹它。
　　只有一次例外。那是我上小学四年级时，我前排坐着一个女同学，十分瘦弱。她年龄与我一般大，个子却比我矮一头。两条短短的黄辫儿，简直是两根麻绳头。一天，上语文课，我没听讲，却悄悄把眼前的两条黄辫子拴在这女同学的椅子背儿上。正巧老师叫她回答问题，她一起身，拴住的辫子扯得她头痛得大叫。我的语文老师姓李，瘦削的脸满是黑胡茬，在脸颊上都是。
　　一副黑边的近视镜遮住他的眼神，使我头一次见到他时以为他挺凶，其实他温和极了。他对我们调皮的忍耐限度比别的老师都大。但不知为什么，那天他好厉害，把我一把拉到课堂前，叫我伸出双手，狠狠打了十多板子。他真生气呢！气呼呼地直喘，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只指着门瞪圆眼睛对我吼道：“走！快走！”我离开了课堂，一路跑回家。我手疼倒没什么，但当众挨打受罚，我的自尊心受不了。于是，我眼泪汪汪地在桌上写了“李老师是狗！”
　　几个字。我写得那么痛快和解气，好像这几个字给我报了什么“仇”似的。
　　这几个字就相当威风地在我桌上保留了好长时间。
　　在表的滴答声中，在上下课的铃声中，在雨和雪轮番交替地敲打窗子声中，我长大了。事也懂得多了。桌上那几个字却不那么神气了，反而怕被人瞧见，似乎成了一种不光彩，甚至是耻辱的污迹，我带着一种说不清是对李老师，还是对长大后再也遇不到的那个瘦弱的女同学的愧疚心情，用手中尖儿蘸些水使劲把这几个字抹下去。
　　真奇怪！字儿抹掉了，好像心里干净了一些。
　　我上了中学，毕业了，参加了工作。我的许多事，写信、写文章、画画、吃东西，做些什么零七八碎的事都在这桌上。它一直伴随着我。
　　但它在我长大起来的身躯前，渐渐显得矮小，不合用了；而且用久了，愈来愈破旧，在后来买进来的新家具中间，又显得寒碜和过时。它似乎老了，早完成了使命，在人世间物换星移的常规里等待着接受取代。
　　有一天我画画，画幅大，桌面小，不得不把一半画纸垂到桌下，先画铺在桌面上的一半；待画得差不多时，再拉上纸来画另一半。这样就很难照顾到画面的整体感，我画得那么别扭，真急了，止不住愤愤地骂道：“真该死，这破桌子！”
　　它听着，不吭一声。等我画好了画儿，张挂起来，画面却意外地好。我十分快活，早把桌子忘在一旁。它呢？依然默默旁立。它就是这样与我为伴，好像我不抛掉它，它就一心而从无二意地跟随着我。是不是由于它仅仅是件无生命的物品，我从未把它作为像一只小猫、小鸟、小兔那样的伴侣？但是，小兔死了，小猫跑了，小鸟飞了，它却不声不响地有心地记下我生活经历过的许多酸甜苦辣，并顺从地任我做任何有损于它的事。当一次，我听说自己遭遇过的不幸，是因为被一位多年来与我非常要好的朋友出卖时，我忍受不住，发疯似地猛的一拍桌面：“啪！”
　　桌面上出现一条长长的裂缝；我那颗初入社会纯真的心上，也暗暗出现一条裂痕。它竟同我一样。
　　从此，我便不觉地爱护起它来了。
　　我有过一个女朋友，她是一只快乐的小鸟——那早晨站在沾着露水的枝头抖动翅膀，在阳光里飞来飞去，在烟筒上探头探脑的小鸟。她总笑，她整天似乎除去快乐什么也不知道。她在任何一群人中出现，都能极快地把快乐通过笑、通过活泼的目光、通过喜气洋洋的俊俏的小脸儿、通过率真的动作，传染给每一个人。我说她的快乐是招眼的、悦耳的、香喷喷的，是魔术。我称她为“快乐女神”。
　　她一双腿长长，爱穿一条淡蓝色的短裙。她一进屋来，常常是一蹦就坐到小书桌上——这或许是她还带着些孩子气；或许她腿长，桌子矮，坐上去正合适。
　　我呢？过去吻她高矮也正好。我吻她，她不让。一忽儿把脸甩向左边，一忽儿又甩向右边，还调皮地笑着。她那光滑的短发像穗子一样在我笨拙的嘴唇上蹭来蹭去。
　　以后，由于挺复杂的原因，她终于说：“我们的爱没有物质土壤，幻想的种子连幻想也结不出来了。”这句话，她说了许多遍，一次比一次肯定，最后她无可奈何又断然地离去了。
　　稀奇的是，那快乐女神始终与我这哑巴桌子连在一起。每当我的目光碰到桌沿，就会幻觉出她当初坐在桌上的样子。浅蓝色的短裙扇状地铺开，一双直直又顺溜儿的长腿垂下来，两只小巧的脚交叉地别着。这时她那动听的笑声好似又在桌上的空间里发出来。
　　我需要记着的，这桌儿都给我记着了。而那女神与我临别时掉在桌子的泪滴，却一点痕迹也没留下。大概那不是泪，而是水滴。
　　桌上惟有一处大硬伤。那是——那天，一群穿绿服装，臂套红色袖章的男女孩子们闯进我家来，每人拿一把斧头，说要“砸烂旧世界”，我被迫站在门口表示欢迎，并木然地瞅着他们在顷刻间，把我房间里的一切胡砍乱砸一通。其中有个姑娘，模样挺端正，但她的眼神叫我害怕。她却不吵不闹，砸起东西来异乎寻常的细致。她在屋里转来转去，把尚且完整的东西翻出来，一件件有条不紊地敲得粉碎。然后，她翻出我一本相册，把里面的照片一张张抽出来，全都撕成两半。她做这些事时，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她忽然把一张照片面对我：“这是谁？”
　　这是我那“快乐女神”的。我说：“一个朋友。”
　　她微微现出一种冷笑，一双秀气的眼睛直盯着我，两只白白的手把这照片撕成细小的碎片。我至今不明白，在那时为什么一些女孩子干这种事时，反比男孩子们干得更彻底、更狠心、更无情。相册中所有女人的照片——我姐姐、妻子、母亲的，她撕得尤其凶，“刷、刷、刷”地响。仿佛此刻她心里有什么受不了的情感折磨着她，迫使她这样做。
　　最后，她临去时，一眼瞥见我的书桌。大约这书桌过于破旧，开始时并没引起他们的兴趣。此刻在一堆碎物中间，反而惹眼了。她撇向一边的薄薄的唇缝里含着一种讥讽：
　　“你还有这么个破玩意儿！”
　　随手一斧子，正砍在桌角上，掉下一块挺大的木茬。
　　就这样，我过去生活的一切，无论是快乐和幸福的，还是优愁和不幸的，都留在桌上了。哪怕我忘了，它也会无声的提醒我。
　　它就摆在我窗前，从窗子透进的光笼罩着它。我窗外是一棵大槐树的树冠，这树冠摇曳婆婆的影子总是和阳光一起投照在我这小小的桌面上。
　　每当这树冠的枝影间满是小小的黑点点时，那是春天；黑点点儿则是大槐树初发的芽豆豆。这期间，偶尔还有一种俗名叫做“绿叶儿”的候鸟，在枝间伶俐地蹦跳的影子出现在桌面上。夏天来了，树影日浓；渐渐变成一块荫凉，密密实实地遮盖住我的小桌。等到这块厚厚的荫凉破碎了，透现出一些晃动着阳光的斑点儿时，秋风还会把一两片变黄的叶子吹进窗，像几只金色的小船，落在我这如同无风的水面一般平光光的桌面上。随后该关窗子了，玻璃蒙上了薄薄的水蒸气。那片叶无存，光秃秃，只剩下枝丫的树影，便像一张朦胧模糊的大网，把我的小桌罩住……
　　我常常被这些情景弄得发呆，谁说它丑？它无用？它应当被丢弃？它有着任何华贵的物品都无法代替的风韵和诗意。在它的更深处，甚至还潜藏着丰富的思想。
　　尤其是在阴雨的日子里，乌云像拉上的厚帘子把窗户遮暗了。小桌变成黑影，很像一块浓雾里的礁石，黑黝黝的，沉默无语。忽然一道闪电把它整个照亮，它那桌面上反射着可怕的蓝色的电光。但在这一瞬间的强光里，它上边的一切痕迹部清晰地显现出来，留在这中间的往事一下子全都复活了……
　　我闭上眼，情愿被再现在幻党中的往事深深地感动着。
　　我终于失去了它。
　　在地震中，塌落下来的屋顶把它压垮。我的孩子正好躲在桌下，给它保住了生命。它才是真正地为我献出了一切呀！等我从废墟中把它找出来，只是一堆碎木板、木条和木块了。我请来一个能干的木匠，想把它复原。木匠师傅瞅着它，抽着烟，最后摇了摇头。并且莫名其妙地瞧了我一眼，显然他不明白我何以有此意图 ——又不是复原一件碎损的稀世古物。它就这样在我的生活中没了。
　　我需要书桌，只得另买一张。新买的桌子宽大、实用，漆得锃亮，高矮也挺合适。我每每坐在这崭新却陌生的大书桌前，就觉得过去的一切像那不能再生的书桌一样，烟消云散，虚无飘渺，再也无从抓住似的……
　　我因此感到隐隐地忧伤。不由得想起几句话，却想不起是谁说的了：“呵，生活，你真迷人……哪怕是久已过去的，也叫人割舍不得；哪怕是不幸的，也渐渐能化为深沉的诗。”文/冯骥才

书架

admin — Mon, 08 Nov 2010 01:14:16 +0000

　　大凡人们都是先有书，后有书架的。书多了，无处搁放，才造一个架子。
　　我则不然，我仅有十多本书时，就有一个挺大、挺威风、挺华美的书架了。
　　它原先就在走廊贴着墙放着，和人一般高，红木制的，上边有细致的刻花，四条腿裹着厚厚的铜箍。我只知是家里的东西，却不知原先是谁用的，而且玻璃拉门一扇也没有了，架上也没一本书，里边一层层堆的都是杂七杂八什么破布呀，旧竹篮呀，废铁罐呀，空瓶子呀等等，简直就是个杂货架子了。日久天长，还给尘土浓浓地涂了一层灰颜色，谁见了它都躲开走，怕沾脏了衣服，我从来也没想到它会与我有什么关系。只是年年入秋，我把那些大大小小的蟋蟀罐儿一排排摆在上边，起先放在最下边一层，随着身子长高而渐渐一层层向上移。
　　至于拿它当书架用，倒有一个特别的起因。
　　那是十一岁时，我到一个同学家里去玩，见到这同学的爷爷，一位皓首霜须、精神矍铄、性情豁朗的长者。他的房间里四壁都是书架，几乎瞧不见一块咫尺大小的空墙壁，书架上整整齐齐排满书籍，我感到这房间又神秘又安静，而且莫测高深。这老爷爷一边轻轻捋着老山羊那样一缕梢头翘起的胡须，一边笑嘻嘻地和我说话，不知为什么，我这张平日挺能讲话的嘴巴始终紧紧闭着，不敢轻易地张开。是不是在这位拥有万卷书的博知的老者面前，任何人都会自觉轻浅，不敢轻易开口呢？我可弄不清自己那冥顽浑沌的少年时代的心理和想法，反正我回家后，就把走廊那大书架硬拖到我房间里，擦抹得干干净净，放在小屋最显眼的地方，然后把自己的宝贝书也都一本紧挨着一本立在上边。瞧，《敏豪生奇遇记》啦，《金银岛》啦，《说唐》啦，《祖母的故事》啦，《铁木儿和他的伙伴》啦……一时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同学家那老爷爷了，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快感。遗憾的是，这些书总共不过十多本，放在书架上显得可怜巴巴，好比在一个大院子里只栽上几棵花，看上去又穷酸又空洞。我就到爸爸妈妈、姐姐妹妹的房间里去搜罗，凡是书籍，不论什么内容，一把拿来放在我的书架上，惹得他们找不到书就来和我吵闹。
　　我呢，就像小人国的仆役，急于要塞饱格列佛的大肚囊那样，整天费尽心思和力气到处找书。大概最初我就是为了填满这大书架才去书店，遛书摊、逛书市的。我没有更多的钱，就把乘车、看电影和买冰棒的钱都省下来买了书。
　　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再为了充实书架而买书，记不得了。我有过一种感觉：当许许多多好书挤满在书架上，书架就变得次要、不起色，甚至没什么意义了。我渐渐觉得还有一个硕大无比、永远也装不满的书架，那就是我自己。
　　此后我就忙于填满自己——这个“大书架”了。
　　书是无穷无尽的，它像世界一样广阔无际和丰富多彩。甚至比现实世界还宽广，还迷人。一本本书就像一个个潮头，一页页书就像一片片浪花，书上的字便是一颗颗晶莹的水珠。它们汇成了海洋吗？那么你最多只是站立滩头的弄潮儿而已。大洋深处，有谁到过？有人买书，总偏于某一类，我却不然。两本内容完全是两个领域的书，看起来毫无关系，就像各自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两滴水珠，没有任何关联一样，但不知哪一天出于一种什么机缘和需要，它俩也会倏然地溶成一滴。
　　这样，我的书就杂了。还有些绝版的、旧版的书，参差地竖立在书架上，它们带着不同时代的不同风韵气息，这一架子书所给我的精神享受是无穷无尽的。
　　1966 年，正是我那书架的顶板上也堆满书籍时，却给骤然疾来的“红色狂飙”一扫而空。这大概也叫做“物极必反”吧！我被狂热无知的“小将”
　　们逼着把书抱到当院，点火烧掉。那时，我居然还发明了一种焚烧精装书的办法。精装本是硬纸皮，平放烧不着，我就把书一本本立起来，扇状地打开，让一页页纸中间有空气，这样很快就烧去书芯，剩下一排排熏黑的硬书皮立在地上。我这一项发明获得监视我烧书的“小将”的好感，免了一些戴纸帽、挨打和往脸上涂墨水的刑罚。
　　书架空了，没什么用了，我又把它搬回到走廊上，放盐罐、油瓶、碗筷和小锅。它变得油腻、污黑、肮脏，重新过起我少年时代之前那种被遗弃一旁的空虚荒废的生活。
　　有时，我的目光碰到这改做碗架的书架，心儿陡然会感到一阵酸楚与空茫。这感觉，只有那种思念起永别的亲人与挚友的心情才能相比。痛苦在我心里渐渐铸成一个决心：反正今后再不买书了。
　　生活真能戏弄人，有时好像诚心和人较劲，它能改变你的命运，更不会把你的什么“决心”当做一回事。
　　最近几年，无数崭新的书出现在书店里。每当我站在这些书前，那些再版书就像久别的朋友向我打招呼；新版书却像一个个新遇见的富于魅力的朋友朝我微笑点首。我竟忍不住取在手中，当手指肚轻轻抚过那光洁的纸面时，另一只手已经不知不觉地伸进口袋，掏出本来打算买袜子、买香烟、买桔子的钱来……
　　沾上对书的嗜好就甭想改掉，顺从这高贵而美好的嗜好吧！我想。
　　如今我那书架又用碱水擦净，铺上白纸，摆满油墨芳香四溢的新书，婷婷地立在我的房间里。我爱这一架新书，但我依旧怀念那一架旧书。世界上丢失的东西，有些可以寻找回来，有些却无有觅处，但被破坏了的好的事物总要重新开始，就像我这书架……

冯骥才

多用斋多味斋

admin — Thu, 04 Nov 2010 18:57:38 +0000

　　“我的书斋”——编辑出了个多么清雅的题目。
　　我也有个读书写作的地方，但那叫“书斋”吗？在我的想象和希求中，“书斋”可是另外一种样子。可不叫它“书斋”，又叫它什么呢？
　　不是它选择了我，也不是我选择了它。我拥有它完全不是因为我喜欢写作，仅仅由于我“参加革命”近三十年，理应有块属于自己的空间。是生活把它分配给我，或者说是命运把我塞给了它。它因为我而能荣幸地在《光明日报》上占一角地方；我能成为一个“写匠”也多亏它。我们相互依存，充满感情。虽然它地处郊区，是大地震之后盖起的简易居民楼中的一间，夏天小贩的叫卖声和孩子们的嬉闹声不绝于耳，冬天西北风呜呜怪叫，好像随时都可能再次发生地震。但我对它还是充满了依恋。我最快意的事情莫过于躲进它的怀抱，写点自己想写的东西，看点自己想看的书。
　　它的空间有限，但用途很广。它是我们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活动中心”，我无法按自己的兴趣和风格来布置它，只能按“家庭首府”的需要来安放东西。
　　房子的正中间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大蜂窝煤的炉子，靠它取暖做饭。吃是活着的第一件大事嘛！一张单人床也是必不可少的，据说床铺南北方向置放为最宜，这是由于地磁的作用对人体有好处。因我的房子太小，实在调度不开，只好东西方向安放。我常做恶梦，大概就缘于此。
　　一进门最显眼的当然就是那两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架了，它是我自己设计的。用硬柞木制造，高及屋顶（房子小就要充分利用高空），精细而又结实，颇像两个气概不凡的男子汉。左边悬着一把云南户撒的精钢青龙剑，右边挂着景颇刀。这两个书架里的书都是我喜欢的，有参考价值，不借外人，而且不断更新。如今铅字和油墨给人类造成的负担是很沉重的，许多书是不配摆上书架了。
　　靠着东墙还有两个从家具店买来的书架，与我自己设计的书架相比就显得矮小、寒酸和粗糙多了。如今人们对消费品的需求胃口越来越大，什么都要高级的，唯独没有高级书架。四个书架都塞得满满的，淘汰下来的书就捆好塞进床底下，堆到阳台上。在两排书架的挤压下留出一个小胡同，一头通阳台的门，一头顶上北墙。不论房子多么拥挤，也必须留出一块空地，供我在构思或被一个句子卡住的时候来回蹓跶，借助双腿有规律的运动，打通堵塞的思路。
　　我只要蹲在家里，就得承受来自四面八方的书的挤压。垫花盆的是书，当茶几的是书，柜顶上的是书，过道里是书，厕所里是书，门后边是一人高的杂志垛。站在窗前向外望是像书本一样四四方方的大板楼；推开门向后看，还是方方正正的板子楼。狭小、拥挤、晕眩，在这样的环境里怎么会感受不到城市生活里的“现代气息”？
　　既然叫“书斋”，自然少不了一张书桌。但这张书桌不归我专用，谁的工作重要谁就有权占用它。儿子今年要考大学，只要他回得家来，我便让位。
　　全家人吃饭在这个房间，待客在这个房间，除夕放鞭炮、看焰火也要站在这个房间的阳台上。所以应该叫它“多用斋”。
　　在迎面的墙脚下放着一对触目惊心的巨型哑铃，这是当年我干锻工时根据自己的力气亲手锻造的，是钢的，不是铁铸的。它无声地告诉客人们，这间屋子的主人有多大的蛮劲，足令那些文弱瘦俏的同行们咋舌。“好汉不提当年勇”，其实我眼下对它也是举得起玩不转了。当年从事重体力劳动积攒下的老本快吃光了。
　　还有什么呢？噢，一对沙发。来两个客人正好，来三个以上的朋友就要坐到床上去或打开折叠椅。北墙上钉嵌着一挂鹿角。东南角的书架上面有一个苍鹰的标本，利爪紧紧抓住一块山石，翅膀张开，目光贼亮，似乎随时都可能俯冲下来。还有大大小小十盆花木，枝叶茁壮，很少开花。我偏爱看叶的植物，四季常绿，永远富有生机和希望，给人以扎实稳重的感觉。花儿虽好，有开终有落，开时好看，高出叶子一头；谢时难看，惹人怜惜。书架里、书桌上还摆了一些不值钱的工艺品。一位风雅的朋友说：“你这屋子里乱套了，什么玩艺儿都有，不协调，没有风格。”
　　是的，乱七八糟是我这屋子的一种格调。不仅如此，连这里的气味也是多变的。抽烟的客人走了留下烟味，时髦的女客走了留下香水味，工厂的朋友来了谈经济，老家里来人谈农村，干部来了谈时事，同行们来了谈文艺……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气味，唯独我这间屋子里是杂味。有时一天要变好几种气味，堪称“多味斋”或“杂味斋”。
　　不管怎么说，我在自己的房子里感到轻松、自在，且有一种安全感。我是“业余作者”出身，用唱戏的话说叫“票友下海”。写作没有规律，一身游击习气，在哪儿都能吃能睡能干。可还是回到自己的根据地，精神最愉快，竞技状态最好。因此我的绝大多数作品都诞生在自己的“多用斋”里。中篇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是趴在缝纫机上写出来的，因为孩子要占用书桌写作业。我一向觉得孩子第一，写作第二，至今如此。虽然作品也是自己的“孩子”。
　　所谓“破家值万贯”，我深以为然。“破”而有用，虽“破”而属于自己，可以自由支配。正因为它“破”，可以不必精心爱护，省却不敢碰、不敢摸、不敢坐以致成为物质的奴隶的担忧。如果“破”而“多用”，或“乱”
　　而“多用”，就更加可爱，完全值得像我这样写文来自卖自夸一番。 文/蒋子龙

“寒暑斋”小记

admin — Mon, 11 Oct 2010 16:27:41 +0000

　　我的一位朋友，自己动手盖了一个小“书房”，并题名曰“寒暑斋”。
　　我觉得很有趣，便写下了这篇小记。
　　一曰“斋”，便会使人联想到：古雅、幽邃、清静和安适。其实，这里所谓的“斋”，完全名不副实；甚至可以说，简直是对“斋”字的亵渎。你看：它三面是碎砖砌成的一层薄墙，顶上以树棍为椽，覆以油毡；面南一窗，朝北一门，皆以旧木为框，既不“严丝”，也不“合缝”，风稍大，便咣啷作响，名为“书房”，实则“书棚”而已。然而，它四周的环境却甚是优美：土阜、石径，起伏、幽曲，松柏榆柳，葱茏苍翠，并且绿荫丛中，时时露出金碧辉煌的古建的飞檐、斗拱；特别是南窗外，一湖碧水，倒映着四围的柳姿、东岸的塔影，晴看湖光容与，雨赏雾霭迷濛，真有无穷的妙趣。可是，正因为如此，这座“寒暑斋”兀立在这儿，更使人觉得处非其所，未免太煞风景。然而到了盛夏或初秋，那就是另一番光景了。瓜棚豆架，蒙络缠绕，爬满四壁，给小屋罩上了绿盈盈的帷幕。凉风阵阵，穿堂而过，小屋直如一叶扁舟，在无边的碧海上，颠簸摇荡，乘风欲飞。只有此时，我方稍稍领悟到一点“斋”字的意趣。
　　那么，曰“斋”既属牵强，“斋”前又为何冠以“寒暑”呢？据“斋”之主人云：前年冬，有一老同学出差来京。一天登门造访，畅谈至夕，晚上执意住在这小屋里。主人只好多供衾被。睡至深夜，他梦见自己掉进一个冰窟里；一吓醒来，只觉八面灌风，如针刺骨。他蒙头盖脑，紧缩一团，挨到天明。次日主人得知此情，愧疚不已；可是他却说：“很有收获。”去年伏天，那位老同学趁来京办事时，又特意来到这间小屋，而且一定要再住一宿，尝尝暑天的滋味。不消说，那一夜，自然是热得夜不成眠。临别时他说：“首都有无数的高楼华屋；唯有这间小屋，给予我的印象最深刻。”主人受了感动，于是就给这小屋取名曰“寒暑斋”。
　　这决非自我揶揄，亦不是故弄风雅，而是寄寓着主人的苦斗与自砺。他在零乱的书籍和狼藉的草纸堆里，开拓出一桌一椅之地，在这里看稿、编书、撰文，抱着尚未康复的病体，已经工作了四个寒暑。编辑出版书籍多部，专刊十数期，心甘情愿“为他人做嫁衣裳”。我觉得这比起那“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陋室铭》来，其思想境界要高出得多了。
　　附记：在我草就这篇短文的时候，周围不太远的地方，又有座座新楼在加紧施工。我知道，不要太久，这座别致的“寒暑斋”，就会悄然逝去。那时，它的主人自然会搬进敞亮、明净的楼房。不过，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更有抓紧为其写篇小记的必要。
　　1984年6月余树森

书斋乐事

admin — Fri, 08 Oct 2010 14:19:20 +0000

　　“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这是陆游的两句诗，题曰《书室》。陆游书室的闲雅气氛，我神往已非一日了。
　　我的书室虽然不俗，但于闲雅二字还是不够的。一来，我的书太乱。用完之后随手一放，本来不大的桌面，堆了高高的几叠，剩下的地方仅够铺一张稿纸，搁两只手臂而已。局促之状自己也感到不便，却要拿“乱中有治”一类混话抵挡妻子的批评，而拒绝收拾。二来，读书的心情太急。自知根底不厚，又荒疏了十年，需要开快车追回失去的光阴，所以很少有细细涵泳的工夫和水到渠成的乐趣。往往是要研究某个题目了，才现找有关的书来读，有点现趸现卖的样子。我常常觉得自己的书室多了点什么，又少了点什么。
　　大概是多了点匆匆，少了点闲静，那味儿就差多了。不过，我的书室也有好处，它有刺激力，能刺激我工作的欲望和热情。在这里，书不是为收藏而收藏的，而是为使用而收藏的。读书不是消遣，而是如蚕之食桑，期待着来日的吐丝。那一本本散乱的书提醒我还有未竟的工作，应该赶快完成。书室越乱，越是我用功的时候。“乱中有治”倒不一定，乱中有一种上进的要求和求知的快乐却是真的。
　　我的书室是兼做客厅的。来客多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话题常常围绕着学问。守着几柜书，随时可以翻翻查查，寻找一点佐证，增添几分情趣，“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那乐趣远非咖啡馆里的闲聊能比的。偶尔，有朋友到我的书室来查找资料，我帮他一本一本地翻。翻开的书堆满了书桌、椅子，后来就索性摆在地上，终于使朋友满意而去，我再独自一本本合起上架。
　　我这少得可怜的藏书居然解决了朋友的疑难，可见书没白买，心里的高兴就甭提了。如果这资料是在一本平时被冷落的书中找到的，就更有一种惬意，“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证明自己当时买这本书是有眼光的。
　　读书人之嗜书，有时近于贪婪。可是限于财力和书室的面积，不能想买就买。近几年书价成倍地涨，在书店遇到喜欢的书，掂来掂去，不咬咬牙是不能买下来的。有时挑些书拿在手里，付款之前自己先算算账，不免再怅怅放回几本到书架上去。每当将书买回家上了架，环视一番，在许多书脊所组成的“光谱”上，又多了一种色彩，便喜不自胜。书的增加，那乐趣并不在“物”的占有与积累，而在精神上多了一种寄托，多了一个依靠，多了一位朋友。有的书未必一页页从头读到尾，但有它和没它，心里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买书是乐事，得到作者的赠书更是乐事。收到老师的新著，想到他们年事已高，仍不辍笔耕，敬佩之余又为他们的健康而庆幸。收到同辈的新著，想到他们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做出这样的成绩，见贤思齐，倍受鼓舞。收到学生的新著，想到他们锐意进取，脱颖而出，感到欣慰。我的藏书很少，没有善本，这些赠书就是我的善本。我准备积累到一定的数量，专门辟一个书橱收藏它们，算是我的特藏。
　　我有个习惯，每天临睡之前花一个小时浏览各种书刊，恰然独坐于书室的孤灯之下，这是我一天之中心情最舒坦的时候。既是浏览，就不必太用心，不必认真选择。当天收到的刊物，新得的书籍，和专业关系不大的“闲书”，或虽非“闲书”而已久违的专业书，都是这时的读物。读的时候，不按顺序从头读起，看目录，哪里有兴趣就读哪里。或索性什么也不读，任思想自由地驰骋于广袤的天地。此时，前邻后舍灯火阑珊，家人也已入梦，惟钟声之“嘀嗒”为伴。我觉得这段时间完完全全属于我自己。我得以在书室里凝思人生、宇宙和历史，真是一大乐事。
　　我的书室本没有室名，偶读《老子》，其中有这样几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遂取名“法自然斋”。一曰“斋”，便会使人联想到：古雅、幽邃、清静和安适。
(袁行霈)

书斋的变迁

admin — Tue, 21 Sep 2010 00:55:40 +0000

　　我虽然一直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但因长期住在集体宿舍，所以谈不上有什么书斋。1978 年爱人带了孩子调到北京，结束了十八年的两地分居，这时才有了一间十平方米的房间。房中有两张书桌，一张给孩子用，以便她好好学习。半张给爱人备课写文章，另外半张亦归她，用来准备一日三餐。房中还有一张双人床，晚上睡三个人，白天便成为我的工作之处。无非是搬一张小板凳坐在床前，把被褥卷起半床，放上一块没有玻璃的玻璃板，就可以又看书又写字。藏书就在床下，往往一伸手就可以拿到床上来用；但有时也不免要打着手电钻到床底深处去找书、查书。我就把这戏称为“床上书斋”。
　　在这个书斋上完成的工作倒也不少，备出了两门课，写出了两本书和几篇论文。那时有个老友多次到舍间做客，看了我的工作方式，就说将来他给我作传，一定要写上他所看到的这些情况。我听了倒也信以为真，全不想想他写了这本传，究竟有谁给他出版；再则也不知他根据什么断言将来是由他给我作传，而不是我给他作传。
　　到了1980 年秋天，我家便有了两间房；九平方米的一间仍给女儿作为书房和卧室，但如有客来，她便要挪挪地方。十四平方米的一间就成了我和爱人的卧房和书斋。此时我已有了一张很大的书桌，因为前几年已习惯于把大床作为书桌，所以现在书桌小了不行。但大书桌的实际使用面积仍旧是那块没有玻璃的玻璃板，其他地方都堆满了书籍与文稿。因此这时的书斋便改名为“桌面书斋”。而工作也进入了旺季，除写出《文艺心理学》和《楚辞研究》两部讲稿之外，还写成了论文六十多篇，其中一部分即经加工而辑为《文艺心理学论稿》与《艺文丛谈》二书。随后又在《论稿》的基础上完成了最近出版的《文艺心理学概论》。
　　1986 年搬到现在所居的地方，这时已有三间房，其中七平方米的一小间归我使用，实在是可以称为“小康书斋”了。有了这样一个梦寐以求的书斋，照理说教学和科研应该大有长进了，然而天不佑我，低烧已经发展到第三个年头，实在是精力不佳。家里人和朋友们都认为我在“床上书斋”、“桌面书斋”时期工作太辛苦了，所以才会发烧。个别同志还用“宁要长寿，不要教授”八个字来规劝我。但问题是病已得了，即使是辞掉教授，也恐怕果然要由老友来为我作传了。
　　然而低烧在第四个年头上终于还是治愈了。所以会治愈，主要因为我略得人和，起到了人定胜天的作用。原来，小康书斋谈笑无鸿儒，往来皆白丁，来的人都比我年纪轻，资历浅，然而却比我身强力壮本事大。结果，我不但在学术上得到他们很多好处，而且就连低烧的治愈也是由于上海来了一个朋友，给了我一张验方，真心诚意地希望我早日恢复健康。这验方也有必要在这里说一说，那就是天天用金银花、野菊花、连翘各六克，泡上开水当茶喝。
　　我一共喝了九个月，终于把病治好了。至于学术上的好处我就不细说了，总而言之是从他们口中可以听到新信息，从他们脑中可以发现新思想。因此我感到一个人如果因为论资排辈而放不下架子，那是很不明智的。
　　当然，在书斋里主要还是和书打交道。怎样打交道呢？我的情况好像和别的读书人有所不同。特别是最近十年，我主要是为了用书而读书。这种做法起初并非出于自愿，而是为工作所迫。由于任务紧，头绪多，因此总是带着并不轻松的心情，为及时完成任务而读书。这大概不能算是正统的做学问方法。但是时间久了，我却又觉得这样读书也未尝不是可行而有效的方法之一。因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读书结合了使用，的确能使读书的效果较为深固。再则，由于使用还能较快取得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心中产生一种成果感，提高了看书学习的兴趣。而且完成一项工作任务便涉猎一批书，任务完成得多了，读过翻过的书便也积少成多，不见得比静止的、集中的读书数量少。正因为如此，我有时也向青年同志宣传这种读书方法，并公然声称“知识能用才是力量”，认为这一提法比“知识就是力量”更有实践性，也更符合事实。不过，人贵有自知之明，我深知自己这种做法与正宗的学者大异其趣，只是因为事势所迫，才成了学术工作中一个卖力气活的人。我之所以不肯参加各种学会与学术会议，又不肯出国访问，主要也就因为长年累月受到各种实际工作的催逼，而并非不知好歹，自外于人。我很希望这种情况在未来的岁月中能够有所改变。
　　最后还想讲几句肺腑之言：最近十年来，我从没有书斋变为有书斋，并从“床上书斋”、“桌面书斋”发展到“小康书斋”，这种变化使我深深意识到我的书斋是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息息相通的。所以身在书斋之中也要多多关心国家的安定团结，并为两个文明建设尽一份绵薄之力。
　　金开诚 1988年2月

陋室新铭

admin — Sat, 28 Aug 2010 17:39:54 +0000

　　唐代刘禹锡写过一篇《陋室铭》千古绝唱，他那两句“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句子，我分别用以名我的三本散文集：《书带集》、《青苔集》、《帘青集》，书带是草名，因为长长的叶子，过去人为之取名叫书带草，从这意境中，可以想象到我的书斋也不会富丽与现代化到何等程度了。所以命名为“梓室”，匠人所居也，叶圣陶先生题了额。“君子团穷”，自命为读书人当然穷，这几天西瓜快一元多一斤，我身为 “教授”，已到见瓜生畏的地步，万一有幸，能啃上几块西瓜皮，说几句大话也满足了，如今没有西瓜皮也居然在陋室中说起“大话”来了，百无一用是书生，书生恋恋于书斋，写一天稿子，所得还不如校门口的卖茶叶蛋者，真是“前世不修今世苦，今世修修没功夫”。深悔不去经商发财，书箱没有决心抛掉它。还在搏一点蝇头小利，望眼欲穿来等几十元稿费，小青年说这数目是毛毛雨，连吸几支毒（香烟）也要算一算了，如今这书斋对我来说，有些怨了，然而怨而不怒，诗教也，批判孔老先生还不够彻底。
　　近来西瓜皮也快啃不到，“大话”也少说了，说了刺激人家，“爱生毛羽恶生疮”，谁都欢喜听奉承话，敲背按摩是最时髦的医术，它能讨人欢喜。我也曾经想过，我的书斋改为敲背按摩室，我也何至于如此，几只书箱，改为冰箱，卖卖冷饮，亦可小康，挂块斋额为“冰箱传家”比“书香传家”现实得多。
　　从前人说在书斋中，“我与我周旋”，是自得其乐之处，如今我也许神经不正常，有点感到是自得其苦之地，对书斋来说，似乎没有什么前途，人家说我们“光着屁股坐花轿”，屁股虽光，还有花轿可坐。而我的陋室说也可怜，门前养花花被偷，养鸟鸟被窃，如今唯一的知己，就是梁谷音送我的几卷昆曲录音带，它却是我苦中寻乐，唯一的安慰品了。昆曲词句美，节奏慢，有书卷气，谷音的唱腔正如闲去野鹤，来去无踪，信步园林，风范自存，我在书斋中可说知己了，我有时血压要高，想不到昆曲的音韵有时对降血压还起着微妙的作用。对不起，邻舍迪斯科的噪音，却往往促使我血压的上升，也许我厚中薄外，是个老化了的人，新事物接受太慢，但我总觉得我是中国人，应该热爱自己的传统文化。精神因素可以化为物质因素，我这陋室中，也变成为保健所了。
　　我仍然爱我的陋室，读书其间，作画其间，写作其间，听曲其间，歌哭其间，乐于斯，悲于斯，吾将终老于斯，作新陋室铭以记之。(陈从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