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志

　　2003年的中国长篇小说中，《受活》是一部值得一说的作品。但从思想上，技术上看，《受活》都谈不上是一部好小说。

　　在面对“现实”与面对“现实主义”的欲退无路，欲进不能中，阎连科采用了一种貌似“魔幻现实主义”的写法，于是《受活》就被称作是“中国的《百年孤独》”——这不免让人觉得张冠李戴。在创造性的想象与摹仿性的膺品之间，横越着一条天才的鸿沟，但如果语境的移置能使这种模仿产生出新的活力与启发，也不失为摹仿者的一种成功。遗憾的是，阎连科显然只学习到了魔幻手法的外在变形，而没有内在的精神与逻辑。

　　《受活》的写法，是史诗式的，寓言式的。它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受活村的残疾人的半个世纪的遭遇，他们的“退社”历程；另一条是柳鹰雀的购买列宁遗体，发展双槐县的鸿图尝试。这二者通过受活村的残疾人组成绝术团表演赚钱联系在一起。最后的结局，是残疾人的被抢掠，被凌辱，柳鹰雀的计划的失败，——他最终自残，回到退社了的受活村去。

　　在《受活》中，写到了中国的近半个世纪。而这近半个世纪，牵涉到的最两个基本概念，是“革命”与“发展”，而在试图描述并阐释这两个主题时，阎连科的思想力明显是不足的，他对革命的看法是简单化的，对发展的看法是混乱的。他在其中试图保持的，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立场，一种侧身于弱势群体的，对革命与发展的质疑。——这种立场与态度本身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的简单与混乱却内在地削弱了这种质疑的深度。他所设置的前提，一群残疾人可以享受着充裕的自然资源，过着丰衣足食，自给自足的生活，这本身是不成立的，于是中间的推衍与结局的回归都显得虚弱。

　　应当看到，“革命”与“发展”的背景，是中国乃至于世界的资源危机。在物质不敷分配的前提下，道德就显得无处立足。——谁比谁更应当享有生存的权力？最终成立的依然是丛林法则。《受活》中一段惊心动魄的饥荒中圆全人（健康人）对残疾人的抢夺的描写，非常“现实主义”，在这里，道德无从归置。阎连科把他的同情更放在弱者，受活村的村民身上，但是如果强者丧失了生存权，又如何定义为强者？强弱之别，不仅区别于身体上，也区别于物质占有上。革命的理想确实只能成立于“物质极大丰富”而可“按需分配”的乌托邦。但革命是否就不需要？或者革命是否就可以由需要决定，而是一种历史的偶然与必然的结合？（这些问题还远未厘清）。但对于革命，阎连科的思想大体是一种简单化的、漫画式的否定。

　　双槐县在作品的设置中，是一个资源馈乏的所在。在后革命的“发展”阶段，柳鹰雀主持的发展大业，经历过一段相当残酷的放弃道德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但即便如此，这种原始积累还是困难的，进展缓慢的。受活村绝术团提供的资本来源是极其“反现实主义”的。但柳鹰雀这个人还有一种代表性，他让人联想到大邱庄之类的领袖，在市场经济的转型期通过政策提供的低成本迅速积累资本，然后在一个小范围内建立起社会主义式的生产与分配体系。柳鹰雀的尝试没有成功，但他身上的农民意识、帝王意识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综合，是相当生动的。

　　对于革命与发展，阎连科都有一种相当悲观的基本态度。他的这种悲观表现在面对具体的生活时的惨痛的感受。——这是《受活》的好处，反映了一个写作者的真实的感受与诚实的面对。但是这种革命与发展的资源滥用与馈乏的背景是他所没有揭示的，他所设置的“受活村”的牧歌式过去与“退社”未来，只是一种画饼充饥的幻想。

　　面对现实，面对现实主义时，阎连科写了两句语焉不详的话：现实主义，我的兄弟姐妹，请离我再近些；现实主义，我的坟墓，请离我再远些。在十九世纪达到了高峰的现实主义技法，确实在这个时代，面对着生活显得左右支绌，无法“真实”地再现这个社会生活的全景与深处。但是在超现实与现实主义的结合，在我看来，应当是一种超越具体现实的，因为抽象而具有更强的概括力与深入性的思想，与一种着眼于现实生活的，鲜活的生活细节与感受的结合。但阎连科的问题，恰在于他的倒置：他的思想远未达到能够站在全景之上进行俯瞰与透视，而弃本逐末地，在具体的情节与细节设置上，练习着超现实的技巧。

　　但即便是我对阎连科的《受活》作了如此严厉的分析和判断，我还是认为这本小说有着它的意义。

　　首先，我依然在这个小说读到了一些现实的、惨痛的情节与细节，里头有着一个作者的饱满的真诚的感情。所以我即便是对这个小说的思想与技术有着怎样的意见，但是这种现实与感情依然打动了我，——把作者的态度与倾向暂时搁置的话，他起码提供了一个状态的描述。小说的最后部分，有一段写到残疾人被关在纪念堂里，外面的人向他们勒索，一碗水卖一百元，一个馍卖两百元，最后抢走了所有的钱，强奸了孺妮子。我看这一段的时候非常害怕：这是人性恶的极点，其中混杂着愚昧、卑鄙、暴力，一种赤裸裸的恶。它不象前面的那一段抢掠，还可以用丛林法则来解释，动物在吃饱的时候是不必再伤害别的动物的，丛林法则还有一种生态的链条与平衡可以遵循。这种恶，是在物质、精神、道德的不仅仅是馈乏而且是恶劣的情势下生长起来的，而且有着极大的现实可能性。面对这种恶的时候，我感受到的一种恐惧和束手无策。对于这种恶，几乎只能是以暴制恶而不能以善化恶的。——这几乎已经达到了人类的物质与道德发展的最后困境。这是小说中的精彩的现实主义段落，但是如果这个作者同时有着对出路的探索与追求的话，他也可悲地走到了末路。

　　阎连科的叙事是难以自足的叙事。从叙事的角度，从小说的艺术角度来说是失败的。但是他提供了一种叙事，这种叙事提供给我们一些状态与一些裂缝，它们同样都可以作为我们进一步地分析与思考，进一步叙事的起点。

　　其次，当我在严格地考量阎连科的小说技艺时，我的潜藏的审美标准，实际上是一个已经被训练得相当精致、微妙的，精英式的审美标准。这个标准的背后，是所有的文学作品构成的一个艺术价值的参照系。但是，如果我们立足于我们的当下语境，立足于中国当代的文学与文化时，可以发现，《受活》还是一个相当难得的作品。教育的普及使得文学成为一个相当普及的艺术形式，但是其中小知与小资的书写，占了相当大的份额与比重，这是一种相当不平衡的文学与文化生态，同时，也是一种对于“完整的”现实的漠视与扭曲。《受活》将目光放在农村与农民，不管阎连科最终达成了什么程度的理解与记叙，但他的写作态度，从广义上说，还是面对现实的。

    对于一个作品，我们也许可以用“好作品”与“重要作品”来区别吧。《受活》算不上一个好作品，但放在这个时代，这个语境的参照系下，它是一个较为重要的作品。对文本的艺术性的评价是批评者的一部分工作，对于文本提供的社会与文化图景进行研究，也是一项可以深入的工作。

文：苏七七
出处：声色笔记 200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