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志

　　古往今来论读书的文章，尽管数量之多如恒河沙数，品类之繁如春日百花，但大略不外有二，一是多为谈别人写的书，一是多颂读书之乐。
　　谈别人写的书，我印象最深的是明代陈继儒《读书十六观》的序言，他说：“吾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见已读书，如逢敌人。”“良友”与“敌人”云云，均为他喻而非自喻。而英国文学史上的散文大家查尔斯·兰姆，他在《伊利亚随笔》中谈到许多别人的著作，在提及纽卡斯尔公爵夫人写的《纽卡斯尔公爵传》时，他也出之以比喻：“为把这颗文学明珠加以妥善保存，使用再贵重的宝盒，再坚固的铁箱也不过分。”颂读书之乐的呢？那更是多得无法征引，宋代皇帝赵恒在《劝学文》中，鼓吹什么“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富贵与美人、熊掌与鱼，苦读可以兼得，一般士子自然乐于三更灯火五更鸡了。说得比较清高的是南宋的尤袤，他毕竟是位诗人，所谓“南宋四大家”之一，他曾经说：“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朋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
　　他论读书之乐，是兼及物质与精神而以后者为重，所以明清之交的吴恺在《读书十六观补》中引述此语时，曾慨然叹息说：“其嗜书之笃如此，读书者当做此观！”在古代诗人中，咏叹读书之乐最令我感动的是杜甫和陆游，杜甫虽然未能免俗地说什么“富贵必从穷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但他岂止与富贵无缘，而且终生穷困潦倒，然而他毕竟高歌过“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之句，使后代的笔耕者奉为座右的金玉之铭。而陆游一万余首诗作中，题涉“读书”的更不知凡几，如《读书》一首：“归老宁无五亩园，读书本意在元元。灯前目力虽非昔，犹课蝇头二万言。”其读书之目的与读书之精神，令世风日下知识贬值之中的我们抚今追昔，不胜感叹。不过，我这篇文章却一反谈读书之文的陈规，专谈读自己所著的书的体会，虽然一言以蔽之曰“酸甜苦辣”，但恐怕会重在言“苦”，兼及“酸辣”，“甜”则几笔带过。
　　少年时就和书有缘，也许是耳濡目染，居然也想成名成家，将来写几册署上自己大名的书。读高中和初上大学时，如同现在一些少男少女一样，也狂热地述恋和青春有缘的缪斯，梦想获得一顶诗人的青青桂冠。随后迷途知返，自省缺乏诗才而专攻诗歌理论与诗歌批评，大学时代即在《诗刊》和现在《上海文学》的前身《文艺月报》发表诗歌论文，少年不识愁滋味，欣欣然自以为出书之期当不在远。60 年代伊始大学毕业，远去君不见之青海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地冻天寒，饥肠辘辘，在饥寒交迫中仍然和缪斯相近相亲，写了一些向饥寒抗争而向缪斯效忠的文章。两年后回到湖南，在一个县城的中学任教，也仍然时有诗论在报刊发表，虽然在繁忙琐碎的教学工作之余，几乎已无暇它顾。然而，不久之后“以阶级斗争为纲”响彻云霄，我也在劫难逃，尽管未到而立之年，革文的“文革”也尚需两年之后才能问世，我就已经饱尝大批判的滋味，数载藏书也被我全部扫地出门，送进了长沙的古旧书店。“文革”风暴骤起之后，我更是载沉载浮于江湖——湘江与洞庭湖，深恐灭顶。好不容易斗转星移，拨乱反正，人到中年心事已成灰的我，终于又和阔别了十二年的旧爱重续前缘，开始了如歌德所说的“第二届青春”。1979 年初，寄去书稿《诗歌漫论》时仅半月，一面不识的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黄义和先生即驰函相告，决定出版此书。同年我这一“处女著”面世时，我已过不惑之年，犹记书到之日，我的兴奋之情如同中年得子。就像抱着自己的孩子仔细观赏她的眉眼，我从封面设计到内文到最后的版权页码，均不厌反之复之地摩挲捧读，我相信世界上再不可能有第二个读者，读这本书像我一样细心而满怀欣慰之情。1982 年和1983 年各出一书，名为《诗学漫笔》和《诗卷长留天地间——论郭小川的诗》，当时好像新添掌上明珠，朝夕抱在手上把玩，他人的读后感我不得而知，反正自己读之爱不释手。1984年双喜临门，生的是双胞胎，《楚诗词艺术欣赏》和《李元洛文学评论选》于同一年呱呱堕地。虽然生养并非易事，一本书的写成何亚于十月怀胎，但眼见儿女们一个个络绎而来，或端坐于书架，或嬉戏于案头，或撒娇于枕畔，就一介书生而言，倒也是天下最大的赏心乐事，借用金圣叹先生批点《西厢记》时连用三十三次的名言，就是“不亦快哉”！
　　不美的景况从1987 年出版的《诗美学》开始。《诗美学》是我半生积累的产物，洋洋五十万言。且不说四壁供参考的图书要耗去我许多并不宽余的孔方，只说此书写作历时三年，夏天挥汗如雨，冬日斗室生寒，日复一日在稿纸上跋涉，那情景就如同作令人精疲力尽的马拉松跑。如此卷轶浩繁的著作，今天多半求售无门而只能敝帚自珍，但当年幸承江苏文艺出版社允予出版，老诗人丁芒负责编辑，令我至今心怀感激。不过，当时除付部分稿费外，另给二千册书以代稿酬。将这些书拖回家里来，一间住室即被它们占领了一半，以致举步维艰——儿女太多了，就少了那份审美的闲情与愉悦，而“为父不仁”的我，一门心思就是如何半卖半送地打发它们出门。于是，在长达半年的时间内，我或来往奔被于邮局的寄递，或口舌生烟于讲台以求推销，或请友朋代为设法而作降价处理，或干脆有求必赠以减少住室的库存积压。犹记有次到外地去签名售书，火车的月台离出口处颇有一段“审美距离”，我双手各提一大捆愈走愈有分量的《诗美学》，好不容易挨到门口，捆书的尼龙绳已将我的手掌和手臂勒下入肉三分的印痕，几天之内都未恢复原状，甘苦寸心知，其时只好自叹“百无一用是书生”了。
　　近几年来的景况可以说是每况愈下，每读自己的书，愈来愈感到苦多乐少，仿佛面对的是不肖的儿孙。
　　搞评论素来被人称为“吹鼓手”，研究学问自觉无异于“苦行僧”，其中的种种酸甜苦辣真不足与外人道矣，在书臭铜香的当世，尤其如此。80 年代之初，“四凶”覆灭不久，百废俱兴，我也曾借报纸的一方宝地，誓言自己一生要出版十本诗学著作，因为有此言在先，加之虽不算什么大丈夫，但也颇不与时髦或时代同步地恪守“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古训，明知出书特别是出理论著作越来越不容易，但我即使腰缠万贯也不愿掏钱去买书号，何况阮囊本来羞涩。同时，我也无权势使出版部门主动或被动地大开绿灯，那种书即使常常无人卒读仍可畅通无阻，我只是过分忠于“言必信、行必果”
　　的传统，所以还是夏练三伏而冬练三九，三更灯火五更鸡地“吹鼓”与“苦行”不倦。但及至最近的两本书艰难问世——它们在我的著作的排行榜上名列第七与第八，我读它们，好似读自己两个历经劫难才得以来到人间的孩子，真是我见犹怜而欲哭无泪。其艰难无异于剖腹产。说是未能免俗也罢，说是增强商品意识也罢，我给前一本书取名为《缪斯的情人》，但仍是多方求售无门，虽有如此芳名，也打不动出版社的铁石心肠，他们均以经济效益不佳为由而婉拒。正在山穷水尽之时，喜逢花明柳暗，一家素不相识的出版社见到我寄去的目录后，即慨然表示接受，但那家出版社80 年代之末忽然寿终正寝或非正寝，累及我也血本无归，原定的责编不明下落，我的书稿也下落不明。费尽心力又重新整理一部，四顾彷徨，幸得友人解囊赞助不菲之资，另一家出版社才予以接纳，但为达到开印订数还得四处奔走求告，毛遂自荐而荣膺不称职的“公关先生”之职，书印成之后，又笑脸常开地四面八方推销，令人怀疑是否如同某些厂家急于出手积压的伪劣产品，此中辛酸滋味，真是唯有天知地知矣。后一本书是前一本书的姐妹，眉目都有些近似：《写给缪斯的情书——台港与海外新诗欣赏》。写作此书，虽不能说字字看来都是血，也算是博购群书，苦熬十载，洋洋乎近三十万言，但因为种种原因，出版社最后仅给我二十本样书，责编出于友谊还多弄了二十本给我，至于稿费或近年流行的以书抵稿费，则通通如流行歌曲所唱的“一无所有”。我知道能出书就算我的幸运，我也明白“君子不言利”的箴言古训，我更清楚自己是精神上的富有者，但总是难免境界不高地做横向比较，联想到新贵或新富们在大酒家夜总会卡拉OK 一掷万金，一些歌星影星笑星出场费动辄数万却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某些风雅或附庸风雅的大款出书快捷装帧豪华，而且大张旗鼓地召开什么作品讨论会，一些吹鼓手或于报刊或于会议将本乃平平之作吹成上上之选，向隅而捧读自己清高但却寒酸的书，真有如过去时代的没落贵族，别有一番OK 的滋味在心头！
　　仕途非我所欲也，别人平步青云我目不发黑，商途非我所能也，他人富可敌国我也眼不泛红，我只能一本初衷素志，在文途上高歌而前行。清人张潮在《幽梦影》中说得好：“有工夫读书谓之福，有学问著述谓之福。”如此看来，我已经算是双福齐修了，更何况“吹鼓手”我已自动离职，“苦行僧”我已主动还俗，昔日的评论老兵，今天已俨然散文新秀，何必还说什么苦辣酸甜？读自己的书固然难免百感交集，读天下他人的好书更是人生难得的享受，独乐不如众乐，以散文创作自娱并娱人的我，将来再撰文一抒读天下好书之乐吧。书无读者，进步阶梯云云，又何从体现？

李元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