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志

　　我能为《书香集》写篇小文，实在打心里高兴——说真的，甚至有点儿荣幸之感。所因何故？就是我还能与书沾点边儿，这确是一桩大事，不过您也不必误会；倘若将来有《铜臭集》问世，那时未必就一准没有我的大作收进去，因为人会走运，说不定我也发了洋财，成为“十万元户”，一脱寒酸之气——谁知道呢！
　　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不暇去讲什么人品道德这类虚无缥缈的名词，专讲香臭得兼。先弄点儿书，必要时他偷都“可以”——然后凭那资本去骗钱，也能，不，才更能“饮誉”海内外。在他看来，书名取作铜香书臭，是同样十分美好惬意的。
　　但是咱们的洋财还没发成，所以仍旧守这一点儿本份一先为《书香集》点染篇幅。
　　我不喜欢写“就事论事派”的文章，因为那其中什么联系都不在考虑之下，孤立地“论”起来，以致那“事”就成了游魂幻影。比如拿书来说，你不讲论它产生的时地、背景、思潮、风气、人事关系、特殊条件……等等一切，就来说书，那是书铺记流水账，很难成为“读物”。
　　咱们《书香集》不宜开账篇，莫效“著录家”，恐怕是主编先生的一项基本要求。如所料不致太差，那么拙文的书香气味不管多么浓郁，也得容许夹杂着一些（适量）看上去是题外之言才行。
　　当然，书香也似梅馨，“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方是真梅之境，你若弄上巴黎的什么牌号的“系列”香精超级化妆品，梅就成了时装模特儿了。所以，书之为香，不自外来涂抹，而是本体内生。
　　准乎此，书也有臭书，无待“考证”而可知。就是香精洒多了，也会物极必反杂以狐臭，那可真是世上最难闻的气味——这么一来，为《书香集》写文可不是容易事。
　　古时的秀才，写卖驴券，三纸犹不见“驴”字。咱们不能三纸不见“书”字，但也很难走向另一极端：句句都见“书”名。天下书多，汗牛充栋，我想了半天，结论还是谈谈《红楼梦》，别的书，让它先靠后一会儿。
　　现在有的人发《红》财，吃《红》饭（社会舆论如是云），曹雪芹贫困一世，作品却也可以转化为铜臭，思之未免堪悲。但是《红楼梦》并非靠“系列化妆品”而生香，这一点是无须乎再调查研究的，因此谈谈它，满有理由。
　　《红楼梦》这部书，香在哪里？馥在何处？有人以为，它专写女子裙钗，所以香生于脂粉。你看，这和“系列化妆品”虽有古今之别，实无本质之差。世界上，写女人的书可多哩，未见得一概都香。雪芹之书，满纸生香，却不是只因他专写“闺友闺情”，其故安在？他安排好让书中人读《会真记》，他特意点出，读完了，不但手不忍释而且“余香满口”。于是，我就要问一句：这香，究竟是什么？既谈书香，必须回答这个问句。有人又即答云：这是指词句华美，情事的香艳，有何难解之可言？看来，谈咱们中华文化，就是中国人自己，也是颇为复杂麻烦的事情。对于雪芹所下的这个字眼，理解认识起来，就“士各有志”、“人异其趋”了。
　　上面我出了个难题，如何解决？定然也得像大观园中姊妹们向史湘云说：“请君入瓮。”由出题的人自己做出这份考卷。幸而我早有准备，遂尔答曰：雪芹所说的读了某部好书，竟会“余香满口”，那香不是别的，就是中华文化的最独特最美好的一个特点特色：诗，诗的境界。
　　《红楼梦》不是小说吗？是小说，又不是小说。小说是形式，本质如果也只是小说，那它如何会与别的一万部小说都如此地不相类似。
　　你想没想过这其间的道理？
　　拙见以为，雪芹之书，貌似小说，实为诗作。他的小说，本质是一篇很长的诗——中华民族式的抒情诗。
　　这不指书里起诗社、联句、分题等等，那也正是一种形式，我指的是诗的观察，诗的体会，诗的感受，诗的表达，诗的境界、气质、韵味。
　　没有这个，《红楼梦》将是一个空躯壳，不会具有那般奇特的魅力。
　　所以我说，我们读《红》，也像林黛玉读《西厢》，只觉余香满口。
　　这香，不是乾隆时候的香饼子、香串子，也不是“引进”的“系列”品。
　　这香，说是书香，却是诗香。
　　曹雪芹为何以小说的形式来写诗？或者说他为何以诗的质素来写小说？这问题也要解答。我在另处曾说过一段话：“……第二，他[按指雪芹]以诗人之眼阅世，以诗人之心察物，以诗人之情待人，以诗人之笔摛藻，——这才产生出一部与在先的小说大大不同的《石头记》来。这部小说的许多特色之中最大的一个，就是那种浓郁强烈的诗的气息与境界。……
　　“在这个新的角度上，我们似乎可以说，大诗人曹雪芹，在传统的诗的篇幅容量中，已然难以找到足以驰骋他的才思的原野（他
　　在前八十回书中最长的韵语不过是两篇五言排律[联句]与一篇四六
　　兼楚辞体的诗文，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因而他要转向一个新的疆域去寻求适宜他的才情思致的广阔幅员，于是他决定了用稗官野史的体形来驻藏他的诗的自传的灵魂。其结果，竟是出现了如此惊动万众，具有异样魅力的《红楼梦》。”（见《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第93页）
　　如果我的这种看法有其“合理成分”，那么在《书香集》中不谈谈这种“诗小说”，岂非莫大的憾事？
　　我小时候，家里无书。我的家世，是祖父一辈有“养海船”的，靠这个发家的人家，无书原不奇怪。我家是天津卫的“海河沟里”的乡镇之户，这地方人自古以养木船为业，但海船是大船，航行于渤海，跑“关东山”，运粮木为生，要担很大的风险，所以我们这种地方都信奉娘娘——天后，即台湾称为妈祖的海上女神。我家族大人多，听老人说原也从我父亲这一辈“读书”了，故并非一部书没有，可是这批书在大族的“西院里”，大堂兄是个才华盖世的人，这种人不为大堂嫂所喜，连带也很厌恶，有一次惹她生了气，一把火将书全烧得净光。这一家庭秦火，使得我这个人自幼不谙书香之味。可是说也奇怪，家里却有一部《红楼梦》。
　　提起这部书，要说几句纪念母亲李氏的前尘旧梦。她是旧海河岸北洋码头人——这个地名，疑心与古来海运有关联，这种海运（漕运）从宋元之际就开始了。母亲是旧式妇女，不读书识字，但她“自修”得文化程度颇好，看一般小说唱本俗文学并无困难。她自幼慕学，十分歆羡族中堂兄弟在塾中读书的幸运，异常喜爱他们放开“歌喉”吟诵唐诗的声韵，我小时候她就常学给我听，北方的学童唱诗（后曰“美读”者是）
　　与南音不同，很是雄强豪迈，磊落英多，其顿挫抑扬，使我这小孩子为之神往。我这一生对文学的因缘，应是老母最早给了我这种熏陶——也可以说是家教。
　　母亲也无书，却有那部“例外”的《红楼梦》！早年我问过她老人家，这部书是怎么有的，她告诉我说：“我是光绪二十三年嫁入周门，那时年方二十。到二十六年，你大舅李荫青（母亲的堂兄）来看我，带了这部书送给我作礼物的。”
　　这部书，并非什么善珍版，是当时的普通坊间本，但时至今日，叙上一叙，也是“版本史”上的掌故了：书是精装上下册，洋纸，绿布皮，题名为“绣像增评石头记”。扉页背面，两行字是“光绪廿有六年庚子石印”。版权页则是：“明治三十八年一月十三日印刷，明治三十八年一月十七日发行”。又印明：编辑兼发行者是日本东京市京桥区银座三丁目二十番地的下河边半五郎，印刷者是同市区小田原町二丁目九番地的中野锳太郎，印刷所是同市区的“帝国印刷株式会社”。
　　我因此想：乾降辛亥“程甲本”刚印出，两年后就从浙江出口传到了日本的长崎。看来日本人如今还出红学家，这事不为稀奇了。——这应该叫做日本版吗？上面又一个日本字无有。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光绪本翻版，即坊间的护花主人、大某山民、蛟川居士等人的“合评”（汇在一起的）之本。
　　这绝不能算是“珍本”“秘籍”，但它对我来说具有特别的深厚感情，我题记过，手装过，几历沧桑之变，现时还存有上册半部书，已是缺帙残编，弥觉有青毡敝帚之感。
　　“日本版石头记”，在红楼版本史上是晚近之品，然而屈指算来，也是将及九十年的古物了，令人憬然慨然。以后我上初中时（上的是天津河北中山公园内的觉民中学），上海忽然兴起了一阵出版奇风：用报纸“平民化”的规格印制了一大批通俗文学、笔记、野史、诗词古文等传统流行读物，标价很贵，可实售打“一折八扣”，便宜得出奇，印及数量又大，不但穷学生可有买书之乐，我记得教国文的先生，是位老叟，他第一次就拉了整整一洋车（人力车）“一折八扣”书回去。可见嗜书者的得其所哉的情况。这种书，让藏书家们听见，可以笑掉大牙，但是我总觉得，尽管印制粗滥，校对不严，“书品”不高，为大雅所嗤所斥，可也别只看事之一面，这种书也起了相当巨大的作用，比目前“黄”毒不知胜强几百倍。——那么，我和家兄祜昌，有一回在“大胡同”（天津著名地点，有好书店）选购《红楼梦》“善本”，就取了一部“大达”版的（当时这种书有新文化、启智、大达……等书局版），四册，牛皮纸封面，携之而归，以为至乐。——这也可以证明：我们的寒碜的“治红”历史，实堪齿冷。
　　寒碜，是人家齿冷的原由之一，之二呢，还由于和胡适打了交道。
　　和胡先生打交道，倒一点儿也不是因我异想天开，妄欲攀附令名盛誉。那是因为我在祜昌的提示下，发现了《懋斋诗钞》，他主动与我打交道。我那时是一纯书呆（如现在的还是这样子），丝毫不懂得这是一种荣耀。记得有一位臭架十足、从不俯垂贵目、未交一语之人，忽然向我打招呼赐以谬奖，我还胡里胡涂，很觉纳闷。
　　正因我的这书呆气甚为严重，我才真的“异想天开”起来，我竟然提出向他借用世上唯一的无价之宝《甲戌本》。其实，彼时我也意识不到那书的真价值应该是多少大洋，直到1980 年在北美国际红会上，潘重规先生在台湾费了大力气才借到它，携至大会展出，使诸位与会之学者专家，大享眼福，才知道此书飘洋过海，游历美洲，该会是给予了数万美元的保险费方才议妥交付借用一时的——这时我才明白此书若“出让”，一定可以换成一笔很可观的美金。
　　这样一部书，我这个素昧平生的穷学生一张口，胡先生就让小说专家孙楷第先生给我送到燕京大学来了。而且，此后他一语未再修问过，表现了非同寻常的慷慨的度量与对人的信任。
　　伴随《甲戌本》同至的，还有一部大字《戚本》，上有胡氏题记，盖有“胡适的书”四字的“白话印”。——不提这书还则罢了，一提起，事情可就大了。
　　伴随《甲戌本》录副的原委，我在《石头记鉴真》跋尾中有过描述，此书送还后，大字《戚本》还在我手未及璧返。承陶心如先生惠借我《庚辰本》的照相本（当时原本未出），我便用了八十个夜晚工夫，将它的一切异文与批语，详细校录在《戚本》上，连一点一划之别也不放过，粲若列眉。这工夫是在燕大图书馆研究生专用桌位上进行的，用一方祖砚研朱墨。那时梅兰芳先生之令郎绍武君，和他的女友（德国籍）来坐于旁，目击此一情景，绍武便给这位洋妞儿介绍《红楼梦》是为何物，还拿着一部英译本“辅导”。
　　闲言少叙，却说那部宝贵《戚本》的事由。
　　这部奇特的本子，宣统、民国交替之时石（影）印的，是红学史上第一部公开的古抄本，与程高伪本大不相同，但当时（直到后来多少年）
　　也无人认识。《庚辰本》则是我请张伯驹先生访求原书，因那时索价讲黄金多少条，张先生财力不及，因而介绍给燕大图书馆、哈佛燕京学社，由他们收藏了。而此本与《戚本》的影印，都是由《红楼梦新证》在1953年出版之后才引起的“红潮”，由此可想，那部胡藏周校的《戚本》，非同一般书物。
　　但这部堪称珍本的《石头记》远在“破四旧”之前，就遭到了厄运。
　　因为我与家兄祜昌决意披集古抄，汇校写定一部真的雪芹的（而不是程高篡改的）《红楼梦》，此珍本与一些别的版本，都由家兄带往天津南郊的老家去，他孜孜不倦进行浩瀚无比、不为人知的苦工力作。这么一来，有人就大起疑心，并实行“告密”——因为那时已经传闻：我们这两书呆与胡适有“来往”。一个大年三十夜，“告密”生效，以致祜昌家查抄数次，直到片纸不存。那部《戚本》，正好是“与胡适串通”的铁证，因此成了一桩“政治大案”。
　　话休絮烦。如今只说，浩劫过后，政策逐步落实；我大约不止十次八次地想尽方法反映这一情况，希望将那些珍本《石头记》、《红楼梦》以及祜昌苦作的成果，查明下落，让它们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是至今那部《戚本》无有任何部门注意查明下落。我只想说一句：那查抄书是开列清单、有正式手续的，不同于一般“四旧”有散失之可能，一点儿也没有的。不知被哪位“扣”在他柜子里。此本我们不必据为“私有”，愿捐公家，充作陈列品，供海峡两岸学术文化界人士参观研究，岂不是一件别开生面、饶有意味的“特级文物”？
　　50、60 年代，巡游旧书肆是一大乐事。单是东安市场一处，那真称得上是一座宝山，你绝不会“宝山空入”，旧书古碑之富，标价定值之低，如今想来真比梦境还“玄”，难以置信。最奇的是一种书同时可以有二三部，我就在这“当口儿”上“取巧”：比如一部敝旧得很，价则偏高；一看，又寻着一部，不但十分整洁，而且价目低得很多，于是大喜，买回来，灯下题记，心中大是得意！——一次，忽见小字本《戚本》，完好如新，不是“旧书”，是老货底未售者，价才三元挂零。我亟收一部，反又再收一部送与家兄，记得商人坐故宫茶座上，还为此本题了绝句。以志其事。
　　再一次，是在国子监书店的“内库”，见有大字《戚本》二部，知其难遇，不避“重复”，也收了一部。谁知这一部也成了“历史文物”。
　　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影印此书，却无处寻求原物，到我处觅借；我将后收的大字本借与他们，拆散成零页，好去影印。印成后，好毛编纸，蓝布函，字迹清楚，质量很高。我的书被拆散了，所得报酬是一部新印的两函，视之，一函“牙签”折断，函不能固封——大约出版社因这样难卖，就拿来酬谢我了。
　　《己卯本》也影印了，但因有人妄加“处理”，弄得面目全非，令人不验原件，简直不敢凭信和运用。
　　60 年代初发现的《蒙古王府本》前年也影印了，它的价值，拙撰序文中曾略及一二。它与《戚本》是姊妹本，有了《蒙府本》，被冷落了数十年的《戚本》的来龙去脉，这才开始得到认识。1984 年12 月，雪夜登上飞机前往苏联考察列宁格勒藏本，冰天雪地，得《红》便暖意有余。
　　我是奉国家委派而往的，我是作为专家去的，不是“官”。“官”的事，不是无的可记，但不必入《书香》之集。单说这个本子，价值极高，中苏联合影印，今亦行世。这真是令人不胜欣幸之事！这个本子的价值，官是低估，反而说我是“高估”。这笔账，其实并不难算清，我与祜昌的大汇校《石头记会真》中，显示得斑斑俱在，有目者自能共睹，所以不必认为这又是什么“仁智之见”，“口舌之争”。
　　四十三年过去了，回想最初，世人连一部真《红楼》也休想看见。
　　当时我就向胡适提出，这是大问题、大事业，一定要全力经营一部真的《红楼梦》才对得起雪芹，对得起中华文化，对得起子孙后代。如今回顾一下，这些珍本已然在陆续影印，真是不禁欣慨交加。种桃自有摘桃人，如是如是。
　　《书香》有集，《红》结千端，草草而陈，已成冗赘。有不获已者在，读者或不讶欤？(周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