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志

　　从前，大出版社都拥有一份或几份代表性杂志，例如生活书店有《生活周刊》，新知书店有《中国农村》，读书出版社有《读书生活》；正如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中华书局的《新中华》，开明书店的《中学生》一样，都表达了和宣传了出版社的办社宗旨，同时也起着传播信息，扩大影响，招徐读者，培养作家的多种作用。
　　我同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的接触，也是从杂志开始的。我从念初中时起，就是《生活周刊》的忠实读者；我随着《生活周刊》成长的过程而成长——这个周刊原先着重在“修身”之道，然而内忧外患的中国，迫使它一步一步走向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作为读者，我受它的熏陶和启发，也逐渐开扩了视野，而《中国农村》则正好引导我注视这个对我这个在城市长大的知识分子所不熟悉，然而却必须熟悉的“新天地”。正好《读书生活》教我如何思考，如何去正确认识我自己和周围世界。除了这三个“启蒙”性质的杂志之外，还有两个比较“专门”的刊物，可以说对我进入社会甚至对我的一生，都起着一种决定性的影响。
　　一个是《世界知识》，胡愈之创办的；一个是《语文》，叶籁士主编的。
　　“中国是世界的中国！”——胡愈之在杂志发刊词中这样说——是这个杂志给我展开了一个中国在其中的世界那错综复杂的图景。从修身到救国，从中国到世界，甚至我的世界观也年复一年在这个杂志的诱导下逐渐形成。它的先后几任主编，胡愈之、金仲华、冯宾符，言传身教，使我毕生难忘。后来，我立志参加它的编辑工作，并且有机会接触到更为广泛的驰骋在国际斗争场地的志士们，也使我更加明了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交织的意义——虽则我在《世界知识》工作时，这个刊物已脱离生活书店而独立经营了，但这无关宏旨。
　　至于《语文》，我说不清它对我的影响有多大。我年青时正是30年代中期，这是个伟大的时代，苦难多于欢乐的时代，愤激代替沉思的时代，语文运动（包括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和世界语运动）同救亡运动密切联结在一起，杨沫《青春之歌》有一章写到拉丁化和世界语学习班的情景，正是年青时期的我所遇到的情景。探索语言文字本身的奥秘，从而寻求如何使语言文字不再披着神秘的外衣，更好地服务于民族解放运动，这是我和我的同道们那时急切要解决的问题——《语文》杂志正好给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钥匙。《语文》是个“划时代”的刊物，说它是“划时代”，一则因为它坚持语文统一战线，团结各种学派的语文工作者去研究解决语言与社会的难题，结束了那时统治文坛的“左”的教条主义；二则因为它的排印格式，冲破了古板呆滞的传统框框字体字号和版面的变化，实在吸引人，令人耳目一新，而在当时落后的排版条件下，这样的革新意味着编辑与排字工人打成一片，付出加倍的劳动才能成功。
　　《语文》出版到上海沦陷时为止——从创刊号到终刊号，每期都给我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帮助。1938 年10 月广州沦陷中断了我的语言工作，而全份《语文》也都在撤退中失掉了。后来我在桂林帮新知书店邮购科和《新华日报》办事处答复一部分读者来信——有一位诸者间到30年代中期语文运动的某些理论问题，我跟他通了几次信后，当他知道我非常怀念这个刊物时，他竟把全部一期不漏寄赠我，使我有可能在那样阴霾四伏的日子里重温我曾经涉猎过的语言学诸问题，以至于四十多年后还能专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位读者多么可感激呵，可惜我连他的姓名也记不住。
　　有意思的是，我同新知书店的关系密切起来，也是从《语文》杂志开始的。那是1937 年底1938 年初，王益从上海来到广州，在教育路一条小街里挂起了新知书店的招牌，同时带来了一个小小的英文徘字架，连同一个杂志《国际英文选》，英文名字为InternationaIHerald，汉译可以是“国际导报”。这个刊物本是在上海出版的，由绿川英子的丈夫刘仁编辑，那时刘仁夫妇去了武汉，而书店还想继续刊行。王益就问我有无适合的人选可以接办。我那时还在大学上学，我的同班学友洪桥（字宜扬），小时候在香港学英文，水平还不错，我知道他是地下党员，我向他试探有没有兴趣和精力做这项工作。不料他很感兴趣，并且怂恿我由我们两人合作，用“余虹似”的笔名主编。王益同意后，我们把刊物改成很特别的开本，便于印插图和注释，选取英语世界进步报刊的报道和文章，主要是反对侵略，反对法西斯的内容，加上不少漫画，每篇都加上汉文注释——特别是字典中查不到的新字，都给加注，材料来自四面八方，包括大学图书馆、国际反侵略会、世界学联，以及英美报刊——值得一记的是，商务印书馆广州分馆西书部一位姓杨的朋友，给我们很多帮忙，例如第三国际出版的《国际通讯》（简称“Inpre-cors”）
　　英文版，美国的《新群众》，英国的《劳工月刊》等。此外还有我的外国朋友寄来的剪报。我们接办后，刊物的销路很好，读者来信也很多，给我们两人很多鼓励——编辑和校对工作都由我们两人分担，每月一期，工作量也不少，这个刊物出到广州沦陷时，才停办。上面提到的洪桥，以后失去联系，听说解放后在我铁道部门做工程师，好像还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多少年来我始终没能跟他取得联系，不知还健在不。
　　1939 年春，我在桂林正式参加新知书店工作。书店出版一个以青少年力读者对象的《少年战线》杂志，陆洛（静山）主编，也许我也是编委之一，每期撰写一篇科普文章。这个杂志算得是抗战前期“大后方”唯一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少年刊物。
　　那时书店还出过一个极为别致的刊物——封面的刊名为《工作与学习》，封底的刊名却是《漫画与木刻》。说它别致，因为这是“二合一”的杂志，恐怕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确实是两个杂志“合”成的“一”个杂志。原先我们接触到桂林文化界有几个人要办一个政治思想综合杂志，另外几个人要办一个能刊载漫画和木刻的美术杂志。书店领导认为都可以接受，只因为那时印刷条件差，纸张也很困难，不知是谁建议，把两个杂志“并”作一个。几方面谈妥后，《工作与学习》就由季平（刘季平）主编，《漫画与木刻》就由刘建庵、黄新波主编，好像还有余所亚，也参加工作。书店责成我来做“二合一”——于是我定期向两处主编取回来稿子，经我剪裁编排，再同两处主编商定，便由我负责发稿。
　　我记得这“二合一”的工作也不好做，比单纯编一个杂志伤脑筋多了。
　　总共出了几期，记不得了。
　　40 年代初，读书出版社在桂林出版《新音乐》月刊，由李凌、林路主编。因为我在抗战前后搞过歌咏运动，又在新知书店出过一部销行甚广的《新歌初集》，一部介绍苏联音乐的《苏联名歌集》，所以我也被李凌、林路“拉”去帮手。正所谓“滥竽充数”，但为了抗战，也顾不得许多了，我给《新音乐》写过好些槁子。读书出版社还在重庆出版一个《文学月报》，我投去一篇《高尔基论文学语言》，主编孔罗荪说不错，就登出来了，我计划还写有关鲁迅、曹雪芹的语言问题文章，做了好些笔记，却因杂事纷繁，没有成文。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口到上海。生活书店把原来一个宣传推广的刊物《读书与出版》改办成一个以书籍为中心的思想评论综合杂志，由史枚主编。后来史枚调往香港，由我接办。这个杂志的编委会共五人，有周建人、杜国库、戈宝权、陈翰伯和我。每月聚会一次，定选题，分任务，直坚持到1948 年冬，政治环境更加恶化，只得停刊。回头一望，这个小小的刊物在那正所谓“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起到了动员群众，教育群众，为缔造一个新的中国而斗争那样的作用——特别是第一线的刊物如《民主》、《周报》、《消息》、《文萃》等都相继被迫停办之后，更受到国民党统治区广大青年读者的欢迎。
　　屈指一算，我同三家书店的杂志打交道长达半个世纪。三家书店的刊物都是按着“时代的脉搏”办的，它们从不同的方面达到宣传政策，传播知识，团结读者，培养作家的目的，历史就是这样证明了的。我自己也是这些杂志培育成人的，因此我一生都感谢它们。（陈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