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书店和我
一接触
我同开明书店开始接触，是在初中读书的时候。
那时我们班的国文教师是吕星云先生——他那时在教会办的岭南大
学附中教书，却带着一种信念和热情到我们这个新办的并不著名的中学来兼课。吕先生为人正直，有学问，教得很认真，但更重要的是他思想新，接受新事物快。他教国文采用开明书店的《活叶文选》——这样，我受全班同学的委托，每周要同开明书店“接触”一次（现在叫做“采购”）。我不但采办了吕先生指定的《活叶文选》，而且买了不少没有指定的篇章。通过这些文章，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鲁迅、胡适、周作人、朱自清、司马迁、屈原、李后主……诗、赋、词、散文、小说、论文……《活叶文选》唤起了我的泛读兴趣，我在成长后的漫长岁月里，一直保持着这样一种习惯。也是吕先生介绍我们订阅新创刊的《中学生》，这个杂志从创刊号起我便是一个忠实的读者，后来我进入社会以后又不时为它写点文章。我同开明书店天天“接触”—因为书店的门市部就设在我家附近，我每天晚饭后总要去开明转一转，在那强烈吸引我这个少年读者的“书林”中，流连忘返。也许正因为开明书店的店员们都和蔼可亲，从不厌弃我这个“小弟弟”（我那时只有十一二岁），而且从不曾干涉过我自由翻阅所有我想“偷”看的书。有时，像负责人似的“店主”，还同我聊天，用他有点滑稽的广州话问长问短；当然，绝对没有一个店员对我这个每天在那里翻看一两小时的“顽童”
产生过怀疑（怀疑偷书）。如果没有这种空气，我是决计不敢每天到那里去猎取知识的。也许正因为同开朗书店这样一段接触，奠定了我一生同书籍打交道，直到今天，半个世纪过去了，而爱书的心情始终没有变。
我从心里感谢这家书店和它的从业员们。
二《中学生》
《中学生》给我的是什么？是知识。可不仅是知识，它以自己默默地认真的传播知识、鼓励进步的那种朴实无华的态度，给我启示，要做一个甘心默默无闻地、认真读书认真工作的人。《中学生》对于少年和青年时期的我，是一座知识的宝库。我爱语言，我爱文学，我爱历史，我爱地理；我特喜欢数学，我为理化的天地迷了心窍；同时我喜欢音乐——我学唱，我弹琴，我甚至学着“作曲”！我对美术人了迷，以至于我在初中三时每个星期天都泡在野外写生里。所有这一切，《中学生》都能够启发我，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我，而且往往诱导我朝着健康的路前进。《中学生》从不装腔作势，也从不摆出教师的架子。平易近人，实事求是，可以说这就是《中学生》杂志和办《中学生》杂志的教育家们的观念。1917 年我在一个杂志上评介过《中学生》，我写道：有的人说，《中学生》是一种平淡无奇的杂志。是的，你想从这里找寻刺激，而你尽会失望。不消说，这里边一定没有“眼睛吃冰淇淋”之类的东西，甚至连慷慨激昂的政治号召性的文字也不常有的。然而平淡不等于衰萎。《中学生》对于一般青年读者，也恰如对于中学生似的，它可能成为每一个人的恳切而善良的教师、朋友和同志。当你不知不觉地从它那里学会了呼吸正义诅咒黑暗的时候，才会惊骇于一种平淡的刊物竟也会在人的心中唤起一种力量来。
几十年过去了，我对《中学生》的评价仍没有变。
三《文心》
《文心》各篇发表时，给我学作文很大帮肋——不，我说，不仅学作文，而且学做人，做一个平凡的、认真的人。可以认为，在这之前没有人能像夏老（丐尊）和叶老（圣陶）写过那样动人心弦的作文指导和读书指导。有的“好为人师”，板起面孔“教”人，“填鸭”式“输入”——而学的人不是电子计算机，往往“填”不进去。有的心地好，而动力不足，难于那么恰中要害地循循善诱。只有《文心》的两位作者，心地善良，学问深，却又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所以能写出这部抓住人心的书来。出单行本时，朱自清先生说它将读法与作法打成一片，这恐怕就是我上文所说的融作文指导与读书指导于一炉的意思。世间没有不读书面能作文者，世间更没有不善读书而善作文者。不妨说，我从二老的这一组文章中学到的，比作文更重要的，是如何去读书，如何能善于读书。《文心》是出版史上一件有意义的事，将来有人写近代中国出版史，请不要忘记提它一笔。这组文章似小说而非小说；似“指南”而胜于“指南”，完全可以说，两老的德行，都融化到这部小书里，因此它能深深地感动人。书中所写的几个小主人翁也很可爱，他们的音容笑貌还常常在我脑海中展现。十年浩劫中我因挨了姚文痞的棍子而发愤读字典、写礼记时，脑中常常泛起了《文心》中关于语感的一篇，大意是说做人不怕穷，但在存储语汇上却要奋力做个富翁。说得多好呀。
四外国语
我学过《开明英文读本》，也教过这部书——这部书的编者是林语堂，如果把林氏的后半生的活动暂不论列，那么，这部课本的确给人带来了新鲜的气息。我幼时在家读过商务版《华英初阶》，是带着哭声死啃的。少年时在初一读商务版《模范英语》，也引不起学外语的兴趣。
唯有后来（大约从初二起）读开明的课本，这才诱发了我学外语的“潜”
意识。要问这部课本“突破”了什么？我想大约有两点：一点是内容多彩，不呆板；另一点是插图美，编排新，注音用宽式国际音标，使人不觉得要哭。应当说，这部课本的编辑是同传统的翻译教学法决裂的。
后来我又读了英文本《开明英文文法》，也是林语堂编的——那时这部文法也是“新”的，处理的是活的（living）英语，而且着重在约定俗成的表现法——我少时虽然死背了古老的纳氏（Nesfield）文法三四两卷，但得到实际效果的还在于开明这部文法加上开明版加注的英语读物（如萧伯纳的《卖花女》Pygmalion）。
从活生生的社会交际去学外语，这恐怕是开明版英文书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也许当时还不是很自觉的。40 年代金公（仲华）在重庆为开明编的英文学习杂志，也是循着这条“活的”路线的。从现实生活出发去学外文，这是个好传统，看来是值得一记的。
我知道世界语（Esperanto）也是从索非的一篇文章来的，这篇文章发表在最初几期《中学生》杂志上。我读完十分兴奋：啊！原来世界上竟有这么一种语言。我那时只觉得世界语是寻求知识的极好的工具。这篇文章诱导我加入上海世界语学会主办的函授学校，其后又报名参加广州市立世界语讲习所。讲习所是晚上上课的，教帅是的情时首批留法的许论博老先生。我读完六个月，毕业考试只剩下我一个人，还得了一张市教育厅颁发的毕业证书。开明版盛国成编《世界语全程》和周庄萍编《汉译世界语小字典》，对30 年代我国世界语的传播起过很大作用。《全程》虽古板一点，但体系严谨，是很有用的——我学过，也用这课本教过人，至今还记得有一课说到久雨初晴，人们欢呼“O！Suno！”（“啊！太阳！”），这样的句子用不着主语、谓语，甚至多一个字都是多余的几十年后，当我研究语言与社会生活，语言与信息量时，这个例子还经常闪现在我的脑际。我在世界语园地持续不断地踯躅了五十三年，最初的启发是从开明书店来的，应当感谢它。
五艺术
我少年时迷醉于音乐和绘画，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开明书店诱导——具体地说，是由于开明的一位热心普及音乐和美木教育的作家丰子恺先生。记得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的一个叔公（岭南大学文字学教授）
让他的女儿给我捎来“生日礼物”，就是开明版《给孩子们的音乐》（日本著名音乐理论家田边尚雄著）。这部书是毛边的，封面画有点印象派的味道，内容却是打动人的。这部小书连同丰先生所编著的音乐书，指引我几乎走上了搞音乐的道路。只有一本书使我很恼火，那就是开明出的一部风琴曲集。那时我家有一座很大的风琴，它有两个增音器，十一个音色栓，不过这是簧风琴，不是管风琴。我买了开明这部曲集，简直望洋兴叹——因为那里收的主要是巴哈的管风琴加农曲或赋格曲，在簧风琴上是很难弹的，这使我很失望，觉得它不如商务版萧友梅编的《风琴教科书》，里面有很多改编的曲子，可以在小小的（甚至是三组半的）
簧风琴上演奏，我初次接触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中的《欢乐颂》，就是这部教科书改编的谱子。
不过开明版黄涵秋编的《口琴吹奏法》，却是很实用的，比当时上海各书店出版的同类书有用得多。我用这部书苦练，居然后来还教会了很多人，还指挥过口琴队。可见出版社出了好书，会发生很大的社会效果的。
无论如何，在普及音乐教育方面，开明做了很多启蒙工作，可以说是有不可磨灭的功绩的。别的出版家也做，如商务和中华，但常带有更多的学院气。比方王光祈先生的一套音乐丛刊，中华书局出的，内容也很精辟，但读者对象就狭窄得多了——这套丛刊中有一本是各国国歌述评，附有钢琴谱，我初弹《国际歌》（作为那时的苏联国歌），就是根据这本书的琴谱的。
讲到美术，开明也出过不少启蒙书——其中丰子恺先生的《西洋画派十二讲》给我打开了眼界，原来外国的美术思潮竟有这么些名堂。我至今知道的西洋画知识，多半也是从丰子恺先生几部书得来的——其中有一幅未来派绘画，跑动着的马有十二三条腿，那时对于年幼的我来说，印象很深；我第一次意会到“动”的观念引起了形象变化。
六匹诺曹和吉诃德
如果说我童年因为读了一大堆中华、商务版的各国童话故事，使我知道有大人国、小人国、白雪公主、七个矮人等等童话世界，那么，到少年时代，开明的两本书《木偶奇遇记》（徐调孚译）和《吉河德先生传》（节本）则开始诱导我进入外国文学的现实世界。那时脍炙人口的《爱的教育》（夏丐尊译）和《宝岛》（顾均正译），我也读了，但不如前面两本对我那么有启发。《木偶奇遇记》是和我同龄的堂姑姑送给我的，她是我的第一个启蒙者，她觉悟得早，而且很早参加革命，我至今仍非常想念她——柳无垢同志从香港撤退到东江根据地时遇见过她，跟她谈起我来，才知道我们很小的时候分了手，都参加了革命，正是殊途同归了。后来我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跟这两部启蒙的小书不能不说是有点关系的。开明千方百计出版各方面的启蒙读物，对开发那一代的少年儿童的智力是有贡献的，这是开明主持人的美好的设想，可以说是我国出版事业的一种很好的传统。
七人
此刻，我写着写着，脑海中时时闪现出开明的人来，特别是想起了几位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的人来，我不能自己地想起了范洗人、顾均正、傅彬然这几个名字，都是那么热诚，那么朴实，都是数十年如一日地认真从事他们的事业，尽管他们各有所长。范是搞经理工作的，却没有一点市侩气；顾、博两公学术上各有千秋，但为启蒙工作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却是同样的。他们同你接触时，话不多，却使你感到真心都掏给你了。也许这就是爱国者的性格？也许这是真诚的中国知识界人士的性格？也许这是被称为“开明人”的那种平凡而实事求是的性格？我说不清。但我怀念他们。我这些年从他们那赤诚的，执著的，始终如一的，向着目标不断前进的性格中，汲取到力量。
陈原 1984年12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