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曾相识燕归来
每一个知识分子都爱书，每一本书都是古往今来的知识分子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成的。但在十五年前，一刹那间，眼看着成捆成架的书就此鸿飞冥冥，连马恩列斯的著作、《鲁迅全集》也难幸免。古人说书有四厄，水火兵虫，这一回却是在水火兵虫之外。书去屋空，茬苒日暮，想起《左传》中记载的卫懿公好鹤的故事，不禁为之苦笑。今天雨过天青，又经过上海市图书清理小组诸同志的辛勤整理，一再落实，我的一部分藏书又陆续回到身边。物归故主，云胡不喜？”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词《浣溪沙》中的两句（亦诗句），恰好可以形容我藏书的失而复得的心情。又记苏轼《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诗有云：“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在四厢寂寥，一灯荧然中，翻检着这些故书，自别有一种摩挲之趣。每一个爱藏书的人，都能说得出每一本书是怎样来的。例如良友版的全套精装的文学丛书，绝大部分就是从“八·一三”沪战发生后，我在日升楼一带，每本银元两角，一本一本配全的。西谛先生的《劫中读书记》，所以令人感到分外亲切生动，就因为他以质朴的文笔，随手写来，却让我们窥见里面有作者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性格。解放前，我向荣宝斋买了两本很讲究的本子，并请西谛先生写了两枚“家藏图书目录”的签条，他不是书法家，我却很喜欢他那写经体式的书法。原来的打算，一本记古书，一本记“五四”以来文艺及学术作品，终因卒卒未果，签条却一直珍藏着。现在这两枚签条恐怕永不能重见，也没法再请他重写了。
我收藏的图书中，门类很杂，真正有版本价值的书却极少。记得第一次购进价格较高的是一部题为《李卓吾先生评点西厢记》，有图，并有黄摩西题跋。出售的书铺为汉文渊，索价银元一百元，以五十元得之。
当时年轻，毫无版本知识，只是震于李卓吾的大名。一次与内行的朋友说起，说是不值得，最多值二十元，所谓李卓吾评点也是伪托，从此对题名李卓吾评点的书便深有戒心。后来又读了《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书前有余绍宋序言，谈到梁氏藏书“但期切于实用，不必求其精椠”，觉得这话也有道理。又因要买的书太多，有些基本书工具书都非买不可，同时还想收罗“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作品，只得舍版本而重实用，宁滥毋缺。现在听说连扫叶山房等的石印本子也很值钱，这些石印本子，我父亲也买了好多种，后来给亡友祖同看到了，便劝我换上木刻书，因为放在架上，总显得“格调低”。我听了他的话，便将它们换上木板，当时正宗的古书店不要收购这种本子，只好给予摆地摊的，有的是换书，有的是送给方东亮先生，当时他已在摆地摊。因为希望以后有稀见的新文艺书留给我。但在这几次先后退还给我的古书中，有些书本来是木刻的，发还时却是石印本子。能还书已是意外，那就留着作为纪念也好。
平心而论，扫叶山房等书铺，在中国出版史中，也应该有它们的地位。
由于价钱低，册数薄，轻便而占地少，要想买什么书时多有现成的，对于一些寒士，倒很实惠。还有一些训蒙读物、医书、弹词、小说，也只有这种石印本最易找到。《西谛书目》中，就有石印本的《续七侠五义》、《乾隆游江南》、《彭公案》之类旧小说。解放前，《红楼梦》版本不多，锦章书局的石印有光纸的《绘图金玉缘》，也为治红学者所重视，定价且贵至六元。
在我的访书生活中，最值得纪念的有两人，一是祖同，一是阿英先生。由祖同而认识英公，并由此而成为中国书店的座上客，认识了经理郭石麒先生。既经相熟，买的书也可以不付现款，到端午、中秋、年终时再张罗付钱，而且常常没有全部付清。书因而也买得多了，一看到价钱便宜的，便拿了再说。一天不去书店，便茫茫如有所失。瞿兑之先生在《北游录话》中，记潘祖荫、翁同龢等在北京游琉璃厂书铺的故事后有云：“大家无事，即以书店为公共图书馆。书店门面，虽然不宽，而内则曲折纵横，几层书架，及三五间明窗净几之屋，到处皆是，辈几湘帘，炉香茗碗，倦时可在暖炕床上小憩，吸烟谈心，恣无拘束，书店伙计和颜悦色，奉承恐后，决无慢客举动，买书固所欢迎，不买亦可，给现钱亦可，记账亦可。虽是买卖中人，而其品格风度，确是高人一等。
无形中便养成许多爱读书之人，无形中也养成北京之学术气氛，所谓民到于今受其赐者，琉璃厂之书肆是矣。”（见《琉璃厂小志》）上海的几家古书店，环境布置虽不能和北京相比，但那种气氛却很相似，去了几次之后，真说得上流连忘返。他们的人手很少，服务态度却和气而周到，绝无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气概，用的是青眼而不是白眼。对我这样的年轻人，还指点我一些版本知识，实际上已超过买卖关系。有时晚了，便一道上青梅居去小酌。又如商务、中华、开明、生活的一些营业员，因为常去买书，便发生了良好的友谊。今天的各方面条件都比从前好得多，书店更应该创造一种近悦远来的愉快气氛，发挥更大的吸引力，让读者无拘束地接近书本，在几小时的逗留中，可以从其中觅得读书之乐，哪怕是浅尝辄止也好。
中国书店的故事可记述的很多，经常出入流连的有各种类型的人，遗老、达官、学者、作家、富商都有，从创立到停业，都可以写成史料。
祖同本是一个合适的人，不幸他已作古。读了李文藻、缪荃孙、孙殿起诸氏的琉璃厂书肆记事，更深望今日健存的书林故老，能够多写一些上海的古书店的掌故。留一编于人间，也是大好的梨枣史话。
除了中国、来青等几家大书店外，沪西、城隍庙等一些冷摊，也是访书者常去的地方。它们实际是一种旧书店，木板的好书很少，经营的品种却很广泛，因而也有些可遇而不可求的书，机会凑巧的话，就有得来全不费功夫之趣。例如鲁迅先生提到的那本尹嘉铨的《小学大全》，他是在1934 年端午节前，在四马路一带闲逛时“无意之间买到”的。共五本，价七角。我却在城隍庙书肆中买到。尹氏父子都是道学家，此书内容既很无聊，纸墨也粗陋，藏书家或不屑一顾。孙殿起的《贩书偶记》和《续编》曾收录尹氏父子之作六种，有《小学义疏》而无《小学大全》。
我就因为读了鲁迅这篇文章，一直在留意。有一次在一家书店的书架上随手翻翻，居然有此书，大为高兴，把它看成家藏图书中的“珍本”。
过了几天，又去往访，看到望道先生译的日本冈泽秀夫的《苏俄文学理论》，本来不一定想买，忽见封底赫然益着“中国国民党查禁反动书刊之章”的青莲官印，连忙买下，因为我这时正在搜集文网史的资料。其实，国民党的检查官也未必细看书中的内容，只是因为书名上有“苏俄”
两字，就此触讳。不是听说连《马氏文通》也遭禁过么？中国笔祸之久长（假定从西汉杨恽被腰斩算起），文网之严密，也是世界少有的，难怪龚自珍有“避席畏闻文字狱”之叹了。
被抄的鲁迅作品中，有几本是我所念念不忘至今尚未发还的，一是初版的《野草》，一是二版的《呐喊》，其中尚有《不周山》，到第三版已删去了。这本书是黄裳先生送我的，扉页上有他题跋，只是毛边已切去。一是《中国小说史略》的毛边纸本。我原有的一本因途中遗失，英公得知后，立即将他收藏的给了我，并加上题跋，署名是“若英”。
此外，我当时还想得到一部开明版黄石等译的《十日谈》，但开明已售缺，他又将收藏的一本送给我，从版本角度说，这一本却比译文出版社的《十日谈》更难得。他又告诉我一些属于新文艺作品的版本内幕，如茅盾先生的《子夜》，初版和第二版内容有不同处，但页码却未增减，当时是故意这样做的，我为此又去买了一本第二版，也是把它看做文网史的资料。现在，英公已逝世多年了，上述这些书，将来也很难有重逢之日。
在发还我的线装书中，有几部是值得一提的，一是王先谦的《东华录》。这是研究清一代历史者必不可少的史料，我曾一再要求检还。我收藏的原是“十一朝”（有称清宫十三朝者，因崇德改元是一朝。清人在关外的正式年号，亦当从崇德朝开始），加上解放后中华书局印行的《光绪朝东华录》，于是自天命至光绪的各朝都已齐备，但还给我的只有九朝，即还缺咸丰、同治以至光绪三朝，而光绪朝资料尤为丰富，多至二百二十卷。二是孟森的《明元清系通纪》。这也是研究清人入关前和明廷交接的权威性著作，但流传不多。孟先生的书，我本来购全。此次另还了《清史讲义》（和近年出的《明清史讲义》中的清史部分略异），今只少了《二大疑案考实》一书，此书流传也不多，“三大疑案”中的“太后下嫁”一案，则为《心史丛刊》及《明清史论集刊》所未收。三是《清代文字狱档》，共九册，但有些单位的资料室收藏的只有八册。
九册以后，目前整理故宫档案的机构似可接出。以上几种书，今后实可斟酌重印，《十一朝东华录》尤为需要。还有一部是《雍正硃批谕旨》，鲁迅在《买记》中，说到近来《东华录》，《雍正硃批谕旨》等“好像无人过问，其低廉为别的一切大部书所不及。倘有有心人加以收集，一一钩稽，将其中的关于驾御汉人、批评文化、利用文艺之处，分别排比，辑成一书，我想，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由来的吧”。他这一意见，到现在还是应当考虑。
最后，还要提一提平心先生编的《生活全国总书目》。
这部书固然说不上什么稀罕，但在我开列被抄图书上却大有用处。
因为抄去的那些书要失主自己回忆开列，但单凭脑子回忆如何记得清？
因此只有借助于一些书目，可以由此及彼，帮我思索。古籍的书目尚不难找，“五四”以来的书目一时却很难找到。这部《书目》虽然收录得不十分完备，但“五四”以来至1935 年的文艺作品以至学术著作，基本上都已收入（有的绝版书未收），我就可以睹书名而触发。对于研究新文学史的人，也应当备一部。对于我们失主，有些书虽尚未归还，却也有如曹植《与吴季重书》中说的，“过屠门而大嚼，虽不得肉，贵且快意”之感。
然而这又不能不想到平心先生，且不说他在史学上的成就，即使是这样一本书目，对后学也是嘉惠无穷。如果容许他健在，到目前不过七十几岁，在“四化”建设的指引下，他还可以为祖国做多少工作！（金兴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