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志

　　这几年，每逢参加出版界的茶话会时，总要想到傅东华先生（1893～1971）。他不但是我们编辑的老前辈，而且是能编能写能译的全才，晚年又潜心于文字学的研究，他不善言词，而同他闲谈，却感到平易亲切，语言有味。他的牙全是假的，说的话却很真率。
　　我和他的接触，开始于“孤岛”时期，往还较勤的则在“文革”以前。有一次，谈到他的那本《山胡桃集》，他说他自己已经没有了，要我从书堆里检出来借给他。过了几天，他托人将书送还到我家里，还附了一首打油性的七绝。现在我手边的《山胡桃集》，却是从别的出版社资料室借来，写完此文也要归还。曾日月之几何，而人事之变化如此。
　　“文革”时期，由于我们都属于出版系统，所以受训或服劳时常常碰到，也只能相视点头，莫逆于心，这时他已经拿起拐杖了。有一天，一位“节级”训话，说到他管辖下的一批对象中有一个“坏蛋”，虽没有点名，但我明白是在指傅先生，大概想不出合适的衔头，便以“坏蛋”充之，其实对傅先生倒用得上“反动学术权威”，也许觉得这样倒抬举了他。这也是风气如此，因为这时上自庙堂，下至草泽，连“乌龟王八蛋”这样的辱骂也是出口成章的。
　　以后见面的机会渐少，只知道他已经卧病。茬苒之间，终于接到了为他开追悼会的通知，这时距离他逝世大约已有十一年。人死十年才开追悼会，这在80 年代原很习见，也真说得上追悼之“追”，却又是分裂性的后遗症。他的遗体已经无法见到，见到的是他遗像。还记得灵堂里有一副蒋礼鸿先生的挽联，是从学术角度来悼念的。傅先生的晚年，也确实以学者身份作为归宿，中华书局《汉书》的标点，即由他整理加工作了校勘记。他列名为出版社编审，工资却由专家局发给，说明国家对傅先生是很重视的。
　　可是傅先生早期的文学生活，同样值得我们怀念，即以他翻译上的劳绩来说，就为我们这些不懂外文的人，开了窗口，建了渡口，使我们得以眺望大洋彼岸的历史陈迹、风土人情，这里姑且举两个例子：远在六十年前，他已经翻译了洛里哀的《比较文学史》（商务印书馆出版），并在译序中对外国比较文学的概况作了简要的说明。我翻了一翻生活书店的《全国总书目》，在“一般文学史”一项，有关外国的比较文学史就只有傅泽一本（戴望舒先生也曾译过保岁·梵第根的《比较文学沦》）。傅译本今已不易得到，前几年在发还被抄图书的申请单中我曾指名要这本书，后来居然发还下来了。
　　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与风车作战的故事，是大家所熟悉和常引用的。他其实是一个正直热情，敢于冒险，忠于志愿的勇士，虽然错认了战斗的目标，却使人感到可爱大于可笑，他的故事，最完译成中文的是林纾的《魔侠传》，那是凭别人口述而用文言译出，而且收在丛书中不零星发售，我从冷摊中觅得一部，用白话译出的就是傅先生，最先刊载在《世界文库》中，后由商务单行出版，我曾买了一部。解放后，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却是傅先生签名赠送的。于是我的书架上便有了三种译本，到现在则黄鹤一去，吉诃德先生主仆的影子，仍然浮现于我的颓龄的记忆中。古人曾说书有四厄，水火兵虫，没想到还要加上这奇特的一厄。何草不黄？原不独身外的图书而已。
　　其他如荷马的《奥德赛》、弥尔顿的《失乐园）、克罗齐的《美学原论诊以及后来的《飘》（即《乱世佳人》），都是傅先生译成中文。
　　在《全国总书目》中，就有不少傅先生的译作。
　　也许因为傅先生的文学事业主要致力于翻译上，所以创作和论著方面，就没有过多的作品，他在《山胡桃集》的《此路不通》一文中，曾说有人举了他十大罪状，其中一状是“并无惊人作品，而居然自命作家”；如果从“惊人作品“的标准来要求，这话倒也不算错。退而求其次，却还留下这本《山胡桃集》。
　　这是一本小书，约十万字，二十八篇，分为漫谈、批评、短论三辑，都是1924 年至1934 年写的，也即作于中年时期，其中略可看到作者的身世和文学生活的鳞爪，在《回味》中使我们知道他还是辜鸿铭（文中用“辜××”）的学生。辜氏的“蛮子精神”很受林语堂先生的赞赏，但现在的青年知道辜鸿铭其人其事的恐怕不多了。
　　在《杭江之秋》中，又可看到作者写景的手段，在30 年代初期的散文中，它是值得我们重温的一篇。傅先生毕竟是外文修养深厚、译过外同美学论著的人，所以他既能利用古汉语中的词藻，又能吸收外来的手法。
　　在读了《故乡散记》和《乌老鸦》后，很自然地联想起鲁迅作品中浙东一带的风物习俗。我们只知道博先生曾经用过“伍实”的笔名，读了《此路不通》，才知道他年轻时还用“冻蔽”作笔名，这对于搜集现代作家笔名资料的人倒也是一个收获。其他几篇文章，对于研究30 年代文学史料的人，也有一些参考价值，如《文学》月刊发刊词等。“七七”
　　抗战，《文学》一度辍刊，后又复刊，已是三十二开的小本子，复刊词中曾有这样的话：“人家要热我要冷。”这话意味深长，却是不易做到。
　　因此，我很希望上海书店能把《山胡桃集》列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中，也是对这样一位老一辈编辑和作家的纪念。其次，对于他晚年致力的一些学术成果，也希望能有人将它及早整理印行。
　　傅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七年了。“山胡桃要层层的剥才能吃到肉，人要息息的做才能得到经验。”他身跨两个社会，学贯古今中外，主编过很有影响的《文学》，对外国的文学遗产和中国的文化遗产都做出了译介和整理的卓著成绩，而在《我们该怎样接受遗产》中，他又表达了自己的正确态度：不能把烂铜烂铁当做遗产，应该用批判的态度，又寄期望于不太近视的出版家。这些话在今天还是适用。他终于将山胡桃肉层层剥开了，可惜天不■遗，他来不及看到国家的中兴就此撒手。这本小型的《山胡桃集》，自然不能概括傅先生的全部学术成果，然而开卷之余，却又令人感到音容宛在。九原可作，他是用不着脸红，也无须谦逊，当得上“真才实学”这四个字的。（金兴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