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吾斋
我的书斋就是我在其中工作的车间。
中国的学者，把图书馆作为自己工作车间的，我想不会多。市内交通不便和图书馆借书手续不方便是主要的原因。我曾多次下决心跑北京图书馆，还专门去了一趟办借书证，但至今没有去利用它（不过我并没有死心）。我写的那些东西，十之七八是在我的书斋里生产的。
文革前，我的书斋颇有规模，那时它在沙滩中宣部和《红旗》杂志共有的大院内的一个小的“独门独院”里。文革中姚文元进驻《红旗》，为了纯洁他的环境，便把中宣部处以上干部和家人撵出大院，我被撵到了我现在住的地方。当时我家的居住面积比现在要小得多，空间一压缩，大量的图书资料不得不被当做“废品”处理掉。藏书损失十之七八。文革后空间就地扩充了些，书籍资料又逐渐增加起来。在那里有我需要的许多生产工具，储藏有我需要的原材料和尚待加工的半成品。在这起居室会客室兼书斋的那个房间里我可以有效地工作。
知识分子爱自己的工作，也就爱自己的工作环境，不过平时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习以为常，没有多想我的书斋之可爱。近一年来有六个月住在医院，就越来越感到它之可爱。尽管这个书斋现在仍在一个杂院内，我还是感到它的可爱。我急切地想恢复健康，在很大程皮上就是想尽快回到自己的书斋。
中国文人喜欢给自己读书、写作、生活的地方起一些雅名，我学风雅，也想给我的书斋起个“爱吾斋”的名称。虽然我也主张人应自爱，但这爱吾斋三字，并不意味是“爱吾”之斋，而是爱“吾之书斋”也。
我希望有人为我刻一方印章，当起这个“爱吾斋主”。（于光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