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志

　　提起书，我是颇有些难以忘情的。其中有欢悦也有沉痛，更多的是，我从它们得到了数不尽的知识和营养。
　　首先，由于书我分辨出了美丑和善恶。那是在1927～1928 年间，我只十三四岁，正赶上大革命的热潮。在早先，我有时花几个铜板从小书贩举着的竹帘上买几本弹词说唱小书，有《薛仁贵征东》、《碧玉管》、《梁山伯与祝英台》之类。这些，是我最早接近的书。那蚂蚁一点大的字和难闻的墨臭，都没有阻止我醉心于其中动人的故事情节。我开始眼花缭乱了，脑袋也有点昏昏然了。真是机缘凑巧，我忽然发现了另外一种书，它改变了我的生活。我新迁居的房东家，有一位当中学英文教员的女婿，他曾在清华大学读过书，受过“五四”的洗礼，他那里有着许多我从未见过的书。鲁迅先生的毛边书，我就是在他那里见到的，并且借来看了。不久，自己也就开始去买这种书。
　　当时，花一个银元对我可是件大事，母亲给我的零花钱只是几个铜板，一个银元差不多等于一年的积蓄了。记得我在书店里好容易才掏出了这块银元买了两本书，一本是鲁迅先生的《仿徨》，一本是朋其的《荆棘》。后一本很薄，价钱便宜些，一元钱刚够买这两本书。以后，我又买了《呐喊》和两位女作家的书，一是 CF 女士的《浪花》，一是陈哲衡女士的《小雨点》。
　　奇怪的是，这些书中我一直只记得两篇文章。当时，鲁迅先生的名作如《狂人日记》、《阿Q 正传》等，虽然没有后来那么多的介绍文章，但已很受读者推崇。可是，我却看不懂这几篇，反而记住了他写的《肥皂》。现在想起，眼前还会浮现文中的情景：那逃荒的妇女在街上伸着手，后面牵着一个小女孩，“行行好，要了吧，买去吧！”那流氓的调笑声，似乎也在我耳边响着。另一篇是朋其的《火腿先生街上走》，我也还记得。可能是由于我家有时也收到一盒点心之类的礼物，我们满心高兴地打开来时，里面却是长满绿毛的怪物，十分扫兴。这些，大约应算是我上的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课。
　　大革命失败，开始清党了，白色恐怖笼罩了全城。听说，男中有个学生，由于拿着一本红面的“三角”课本，而被当做赤色分子，被警备队抓走了。于是，我家就要烧我的《呐喊》和《彷徨》，我拼命地保护，总算只扯去了封面而将书保存了下来。有根长一段时间，我再看不到这类新书了。直到30 年代初，我到了上海，才买到了美国辛克莱的《屠场》和苏联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它们使我了解到另外的世界和人民。
　　真正懂得书的价值是在和胡风结婚后。他有两个柳条箱，那里面很少衣物，多数是书。鲁迅先生所有的著译、编的书和刊物，胡风都在收到或买了后签上自己的名字和日期。他告诉我，有些是一知道出版就赶到翠花胡同北新书局门市部买来的，他在那里还经常遇见鲁迅先生。
　　从此，我开始重新认识书。不但是读它，还要学会怎样理解它，这对我是长期的过程，就不在这里谈了。只是，我学会欣赏书，应该说是由于胡风的熏陶。由此，我才知道除书的内容外，还有着编排、封面设计、装帧等学问。
　　那时，胡风每月都要买回好几本日文书，是有关革命文艺理论方面的。我看不懂，但那封面设计的各种样式和美观大方，常使我为之赞叹。
　　由于钱紧，他不大买国内出的书，很多是朋友们赠送的。最使我们高兴的是，收到鲁迅先生亲手包扎好，亲手交给胡风的赠书。
　　胡风向我打开包扎得有棱有角的牛皮纸，迎面出现的是白底黑字朴素典雅的封面。我们抚摸着它们，不但看到了书外形上的美，还能感到像刚出炉的热面包似的香味，书的香味。因为它们刚从印刷厂取回来不久。这书香，这情意，久久地留在了我们的脑海中！尤其是有几本特殊的、格外值得我们怀念的书，更是永志难忘！
　　一本是《引玉集》，是鲁迅先生自费精印的《苏联版画集》。那黑白分明线条细腻的版画，装帧印刷得十分考究。那样地精美，简直使我不敢轻易翻阅它。我们俩头并头，由胡风轻轻地翻着，一幅一幅地欣赏着。
　　瞿秋白的《海上述林》是先生费尽心力排印的，他不但亲自设计封面装帧，连编排付印校对等一切杂务及所有费用，都由他一人承担。那时，先生有着赶快将遗著出版的心情。他曾说过，手里存着亡友的遗著，像捧着一团火似地，要尽快把它交给读者。有许多原稿是瞿秋白亲自写的手稿，他不忍心直接交给印厂排印，就想找人抄写一份。问到胡风，胡风即说那就叫我妻子抄吧。这样，我便抄了翻译部分的原稿大约十来万字。
　　出书那天，胡风特别兴奋地将新书带回，打开给我看时，我才发现是两套二十四开本的《海上述林》。一套皮脊硬纸面的，他交给了我。
　　另一套深蓝色丝绒面的，他拿在手里。我很奇怪，怎么是两套？这时，他才缓缓向我说明，”这套皮脊精装的，是鲁迅先生送你的犒劳。绒面的，那是送我的。”胡风还告诉我，得两套书可不容易啊，一共只印了五百套，精装的才只有一百套呢！我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这是我有生以来得到的最高最重的奖赏！
　　鲁迅先生还送给我们一本珂勒维支的版画集。那是八开本，用上等中国宣纸印的，封面也是用中国纸，是线装的。封面上有一条二寸宽的白色点金的纸，上面是鲁迅先生亲自写的书名。里面的画页基本上照着原画大小。这样壮观考究的画册，在国内恐怕很少见吧。据说，每本要赔好几元，所以只印了三百本，并在每本扉页上注明了册号。胡风得到的那本，记得是第六号。
　　这几本书成了我们家的纪念品，也是珍藏品，舍不得随便拿出来翻阅的。
　　但是，这种太平的、能让人保存心爱之物的日子，却被日本侵略者的大炮给粉碎了。书和我们这些主人一样，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厄运。而我们的书经过的曲折特别多，故事性还特别强，值得我把它写出来。
　　我们是在枪林弹雨中离开上海的，那时只能带必需的东西。就这样，还是装了一藤包的书，其余留在家中。到从武汉撤退时，又分了一部分书留在乡下老家，我们一家才能挤上船来到重庆。
　　在重庆，我发觉朋友们来我家时，都喜欢翻翻桌上放着的书，互相谈论着它们，因为能带出几本好书的人实在是不多。正因为这样，我有几本早已买不到而又是我喜欢读的书被人借去了，就再没还我。
　　最不幸的是在香港，遇到了日军的炮轰，香港沦陷后，我们只身逃出，所有的东西都丢光。衣物不足惜，只是好容易从上海带出，辗转武汉、重庆，又带到香港的那点书，还有孙钿的一部分藏书尚来不及交他，就一同被遗弃在沦陷的香港了。回到重庆时，倒是留在亲戚家的少量的书还在，只是交给周总理的二十来本日文的有关马列主义论艺术方面的书，总理没再提起，胡风也不好问。后来，胡风看到周扬在延安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说道，“这里摘用了我的存书，这很好。这二十来本书，总算派上用处了。”
　　抗战胜利后，我们满心欢喜地回到上海。心想，什么丢了都没关系，只要那两架书还在，那就是一份重要的财产。谁知恰恰就是这些书，已被我哥哥付之一炬了。他说，这些是共产党的书，日本人查出来，会累他吃官司的。其实，他又不同我母亲一起住在我家，与他毫不相干！
　　后来就是1955 年那一场大灾难了，我们不但与书分手了，连家人都见不到面。十年后，准备送我们到四川去监外服刑时，胡风提出要将四柜藏书带走，几经交涉，公安部应允了。他一心想在度刑期时，靠这些来之不易的书籍，帮他学习改造，还希望能整理一下，再写出一些文章来。这些书成了他的精神寄托，他仍在执著地想着写作。我不能表示反对，但这仅仅是梦想，无法实现的梦想。不久，就刮起了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我们被押到劳改局的茶场。后来，那些书和其他物品虽然给送来了，但当造反派进驻茶场后，胡风被带走了，书也被人保组查封了。
　　四五年后，四川省革委会人保组向我正式宣布没收胡风的个人财产，包括所有的书。这对我当然是一个难以忍受的打击，我又无权反对。
　　只是在清理被没收的财物时，我尽量争取留出了一些书，如《鲁迅全集》、《鲁迅日记》，还有鲁迅先生送我们的书。这些书，我都说是我个人的财物，是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先生送我的，还有所有的马恩列斯著作，我说要留下来学习用。他们算是没有刁难我，让我全带走了。这些书陪伴着我走过了一段我一生中最伤心最艰苦的旅程，后来到了川东第三监。
　　就是这些书，对我们的生活却创造了奇迹。分开几年后，我到监中见到胡风时，他已经精神失常，整个人处在恐怖状态中，对什么事都漠不关心，甚至对吃饭都置之不理。不管我用什么方法，也打不开他那被苦难和恐惧锈蚀的心。但是，有一次，我向他谈起鲁迅先生的文章，谈起鲁迅先生送我们的书，他的眼睛却睁开了，发出了一线亮光。当他看到我放在他面前的这些书时，他失去的灵魂被唤醒了，他复活了！他以全身心寄托的理想和抱负，随着那些美好的回忆，使他慢慢地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此后，在那看不到尽头的漫长岁月中，我陪着他，一起学习马列著作，一次又一次地重读鲁迅先生的文章，使他平静了好几年，后来虽有反复，还是靠书挽救了他，直到恢复自由。
　　书啊，书啊！你不但使我们获得知识，也使我们在濒临精神破碎的边缘时，获得了力量，重新振奋起生活的勇气，救了他，也救了我。胡风如果不是一生酷爱文艺，一心想着编好书，出好书，写好书，而满足于做一个忙忙碌碌的人，又何致于失去四分之一世纪的自由！写到这里，我似乎应该恨书了，但我不能，胡风更是不会。他恢复自由后，最高兴的事还是手捧一本新书。为此，在暂住成都的一年间，我常常上街排队挨挤给他买书刊，有一次差一点把肋骨压断。
　　最后，我还得说几句。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策实施，我们于1980 年9 月被平反了，被没收了的那四柜书籍发还了。胡风在最后的几年中，又见到了他心爱的书，感到了莫大的欣慰。
　　梅志 1989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