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保护神
近日读《蒙田随笔》，其中有一篇题为《我的书房》，作者自述他的读书方法是“有时翻翻这本书，有时看看那本书，不做严格的安排，也无一定的计划，多方涉猎，随兴之所至”；而且也只是为了自娱，并辩解说：“如果有谁对我说，单纯为了游乐、消遣而去利用诗神，那是对诗神的大大不敬，那么，说这话的人准不像我那样了解娱乐、游戏和逍遣的价值。我禁不住要说，别的一切目的都是可笑的。”当哲人这段话促使我对自己的读书生涯作一番回顾时，近二十年前那一场既相似又相异的经历就重现在眼前了。
在1966 年6 月间那一场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里，我是上海文学界第一个被揪出来示众的“******修正主义分子”，开始胡里胡涂地成为被专政的对象。经过一阵子“狠触灵魂”的批斗，随后被送到市郊奉贤县海塘外的“文化干校”去参加劳动改造。由于海边土地过分潮湿，自然也还有别的原因，我的多年宿疾脊椎炎日趋严重，经医生证明，蒙工宣队和造反派恩准，回上海市区治病。我在干校属于“牛鬼队”，身份特殊，回家后仍须接受里弄和原单位工宣队监督，“不许乱说乱动”，自然也包括读书在内。“红宝书”和《敦促XXX 投降书）之类已经滚瓜烂熟，蹲“牛棚”时是奉命恭读，不敢稍怠，现在似已无此必要。可是时间需要打发，脑子也不肯休息，整天躺在床上胡思乱想，就有可能陷入神经错乱的困境。如果对生命还有些许留恋，又要避免失去理性，总得给自己的精神找个寄托。幸亏在人的一生里往往会有神灵光顾，使你在“山穷水尽疑无路” 时，顿觉“柳暗花明又一村”。有一天，我忽然想起“四人帮”中不是有一位权势显赫的“半个红学家”吗？为什么不可以借助《红楼梦》来做个精神的寄托呢？事有凑巧，正好有个老朋友甘冒风险，悄悄地前来探望我这“不可接触的人”，我也就向他透露了这个意思。过了几天，他果然给我送来了一部用旧报纸包起的书，说：“这是铅印的通行本，你就安安心心地读吧。”可又加添了一句：“还是要小心，别让工宣队没收了去，罪上加罪！”我按过书来，顿时咽喉梗塞得说不出半句表示感谢的话。
不用说，《红楼梦》对我并不是陌生的书。还是青少年时期，我就知道有一位邻村的表伯伯家里珍藏有这部“才子书”，以致书柜里只有一部《东周列国志》和另一部《三国志演义》的当私塾师的父亲用鄙视的口吻说：“难怪他在前清科举时代连个秀才也中不上，他读《红楼梦》把颗心都读邪啦！”父亲中过秀才，他对表伯伯总抱有一种优越感。他当然不会想到，正是他批评表伯伯的这句话，使我这个还在启蒙时期的小孩子就醉心于那部能把心读邪的奇书；因此，进了新式的学校以后，马上急不可待地找它来读了。
在这以前，耽读《西游记》和《封神榜》时，几乎完全没有理性的分析，单凭感觉或感情，把小说里的人物当成自己亲密的伙伴，所以在梦境里经常会出现孙悟空、猪八戒和哪咤太了。读《红楼梦》的情形有些不同，总觉贾宝玉和林黛玉那样的官家子女和自己距离很遥远，只有在和另外一些地位不同的人物如贾政、贾琏、王熙凤甚至薛宝钗相比，同情才不能不归给那一对可怜的少男少女。到了“文革”时期为了寻求精神寄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为了藉以活命——而读时，自然又是别有一番心情。当时不是盛行所谓描写“护官符”的第四回全书的“纲”，把这部分明是描写发生在大观园内一场爱情悲剧的作品硬纳入“阶级斗争”的轨道吗？好在我的读书自有目的，完全用不到去随声附和。尤其是时间充裕，可以享受从未曾有的从容，因此能够读出大观园内外两个不同的世界的对立形势，自觉获得读书的最大乐处。而且一不做，二不休，我还托人设法找来影印的庚辰本和石印的有正本，仔细作了对照，认真研究“脂批”和原著观点的差异，应该说，在我几十年的读书经历里，这段岁月最能保持客观态度，排除各种功利观念，毫无顾虑地按照作品的实际描写来抒发心得感想。我原来住着一套两南一北的公寓房子，因为在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一开始就被推入敌对的方面，作为专政手段，造反派封掉了两间朝南的，只剩给我们全家一间冬天不见阳光而夏天又不通风的北房。我就凑在碎掉一块玻璃的北窗下，冬天用熬住微颤的手，夏天挥去额角上的汗，顽强地写着一册又一册读书笔记。
这样做，一方面固然是考验生命的坚韧，另一面也不妨说是尝受自得的欢喜。也许这种心理状态颇有几分可笑，但我那一长串辛酸岁月确实是这样熬过来的。人生道路不缺乏艰难险阻，一个人有时需要对自己抱宽容态度。
我这样说，也许会使人觉得我当时的读书生活过得还不错，至少是没有过多的干扰。其实，只要不忘记我的身份，就能想见我前面所说“顽强”两字的意义。我是在单位和里弄造反派双重监督之下的一名“老牛鬼”，除了每天须交一份“思想汇报”，我的房门随时随刻都要受到莽撞粗暴的撞踢，有时甚至毫不留情地把我拉出去游街挨斗。就说那部摆在我小方桌上的铅印《红楼梦》吧，有一次是被一位造反派小头头伸手一下子扫到地上，他还恶狠狠地喝问道：“你放着‘红宝书’不读，倒在这里偷看这种混账书！你交代这是什么罪行！”另一次是被一位工宣队老师傅撞见了，他倒是好言相劝道，“唉！你还是这样死顽固，不认罪！是什么时候啦，还在看小说书呀！”我觉得机不可失，就抬出“伟大导师”和“半个红学家”的牌子，向他们恳切中述，自己所读的是一部讲阶级斗争的革命书，为的是好好认罪服罪，改造自己，重新做人。
此处自然还有里弄干部和邻家革命小将们的干涉。经过情形，难以尽述。
有好几回，这部好不容易人家好心借给我的书被掼出窗外，千恳万求才允许下楼重新捡回。到了可以托人设法找庚辰本和有正本来作参考时，我虔诚熟读这部讲阶级斗争的革命书一事，已经完全合法，只差没有得到表扬了。
终于“四人帮”宣告覆灭，结束了“长夜漫漫何时旦”的日子。我喘过一口长气，满怀喜悦地收起各种版本的《红楼梦》，还有一大堆参考材料。我计算一下自己写下的笔记，字数竟然超过了三十万。我原来打算把这些笔记好好整理，逐篇发表后再印单行本，给那漫长的北窗岁月留个纪念，也对曾经是自己难得的保护神表示永恒的感激。可惜环境发生变化，又有比整理笔记更觉重要的事情要应付，两者不可得兼，没有办法，只好做个负心汉，把笔记册一一捆扎妥当。暂时委屈它们，让它们沉睡在书橱的最下层了。
王西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