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志

　　我们在本刊上曾写过一篇《标点古书与提倡旧文学》，主张：“在其间选取若干，作为样本似的，使我们得以很少的时间，明了旧的过去的文坛及许多伟大作品的概况，那也不是什么无益的事；若只是不分良莠，不识好歹的一味的标点着，提倡着，鼓吹着，宣传着，则非迎头给以痛击不可！
　　“真实的伟大的名著，当然是具有永久的生命的，像六朝新乐府，唐、宋诗的一部份，元、明曲，明、清散文的一部份，像比较完美的《红楼梦》、《水浒传》诸小说，加以标点，‘以广流传’，使一部份读者得以廉价得到比较可读的本子，那也不是坏事——但绝对的不该鱼目混珠，挂羊头卖狗肉！”
　　这些话说得已够明白。自从《世界文库》的出版，在翻印“真实的伟大的名著”，“加以标点，以广流传，使一部份读者得以廉价得到比较可读的本子”的工作上是尽了相当的力量的。有一部份被埋没了的“名著”，有一部份久被忽视了的“名著”，以及有一部份可以显示出“时代精神”的作品，都曾被整理了翻印出来。那些整理的工作，确曾费了好些人的不少的时与力。
　　——其所耗费的时与力是不在《世界文库》里的翻译部份的许多“名著”的写译之下的。
　　为什么不肯苟且塞责，照样翻印便了事呢？为什么必须广搜异本，仔细校勘，整理呢？有许多人便也已发过这样的疑问了。给一般读者们阅读的书何必加以如此的详尽的校勘记呢？这些校勘记对于他们有什么用处呢？
　　这是不肯盲目的翻印古书的一种表现；这是要使一部份读者“得以廉价得到比较可读的本子”——整理过的本子的一种努力；同时，这也是要节省无数“读者” 的耗费在“校勘”这个传统的工作之上的时与力的。比《四部丛刊》、《四部备要》那样的照式翻印不知道要节省了多少认真的读者们的时与力的。虽然耗费了很多的力量，这整理却并不是无意义的。
　　在这整理的过程里曾经发现了古本的不少的脱漏与错误，发现了清版的古书的许多不必要的擅删擅改的地方——这是异族统治中国的可痛心的结果之一！这些，都已借着这番整理而为之清算一下。对于真实的伟大的名著，这番整理的工作，岂可算得是白费的！对于一般读者们这番整理的工作岂是完全无用的？
　　有一部份的作品，在其本身也许不能算作真实的不朽的“名著”，却充分的足以表现“时代的精神”，足以表现“民间”的——非官僚的供奉的文学的——最好作品的例子，或足以表现其在文学史上有着巨大的影响的，且其本身也不是有毒的东西，则其翻印与整理也不会成为一种浪费的工作。
　　如果一概的把将中国文字写成的古书都作为有毒的东西看待，把一切翻印与整理的工作都当作是反动的行为，则未免有些“幼稚”与“扭曲”事实了。
　　对于过去文化的绝对的绝缘是办不到的事；真实的伟大的名著是在任何时代里都不会消失其真实的价值的。如果觉得《吉诃德先生传》和《死魂灵》是值得翻译而《金瓶梅词话》和《指南录》之类则绝对的不值得翻印，则未免太藐视了在中国所产生的一切真实的伟大的名著了。名著何不幸而以中国文字写出之呢？
　　像《金瓶梅词话》那样的赤裸裸的暴露了流氓阶级的生活与心理的——这种流氓的生活与心理至今还活泼泼的存在着——如何可以绝对的加以蔑视而排斥之呢？像《指南录》那样的一部描写在异族的侵略下的亡国之际的士大夫之愤激的心理和颠沛流离始终不屈的生活的书，如何可以因其为古书而遂不屑一顾呢？
　　这样的不分好歹，绝对排斥古书者的心理，和那些提倡读经而绝对排斥“禽兽能言”的白话文教科书者的心理是恰好相映成趣。——虽然对于前者我们是原谅而且敬重其热烈的情感的。
　　翻印古书正像介绍西洋文学一样，必须有所选择于其间；如因为西洋文学里有荷马，有莎士比亚，有杜思退益夫斯基，有高尔基，便应该不分好歹一概介绍过来，说得通么？同样的，如因为用德国文字写的书有了一部《希特拉自传》，便不分好歹一概不介绍德国名著，有此理么？
　　所可憾的是利用了翻印古书的名义，不知道有多少的书贾们是在经营着不可告人的翻印淫书和消闲书的事业的，大批的有毒的书，曾被他们翻印出来，而流通于市面。这诚然难怪一般前进的青年们的痛心与愤慨了！——我们早已是痛心与愤慨的了！
　　然而遂因噎而废食，却也是我们所期期以为不可的！
　　（郑振铎《文学》六卷三号，一九三六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