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志

　　将这两年所作的杂文选编成集，取了“榆下说书”这样一个名字。榆，说的是我家后面的一棵参天的老榆树，它的树梢比四层楼还高。到了夏天，就像一把绿色的太阳伞。“说书”，意思是说，这些文字大抵说的是与书有些关连的事情；同时也是说，这只不过是一些漫淡。取书本中一点因由，随意说些感想，和说书艺人的借一点传说敷演成为故事的有些相像。既无系统，又少深度，就连材料也是零碎的。
　　我只能写点这样的文字，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必要的知识和素养。在学校里学习的和走进社会以后经历的，都是全不相干的另外的事物。这就使我不可能得到心要的系统的训练。一点零碎的常识，也大抵是多年随便买书、胡乱翻书中得来的。好像摆着一个寒伧的地摊，只有几件破破烂烂的货色。心中有数，绝不敢叫卖百货商店里的高档商品。地摊上的旧货又大半陈旧残破，不过有些目前还可以将就使用，也有这样那样的买主选中买去。仔细想想，这本小书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实在是非常可笑的。
　　另外还有一种原因是大家心里都明白的。“地摊”在若干年前就理所当然地被“砸烂”了。想恢复起来是困难的。有很长一个时期我做的就是没有本钱、没有货色的生意。全靠头脑里残留的一点记忆。而记忆近来又大大衰退，零零落落。有些真切，有些就模糊。因此记得实在的就多说一点，拿不准的就避开不谈。在这种情况下，小本经营或无本经营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空话多而实例少。虽然尽量避免，总免不了出现事实上的错误和悠谬的意见。
　　这就不只希望读者予以见谅，还要加以纠正了。
　　近十年前，康生曾经给过我“以伪乱真”的四字评语。也许是八个字，记不真切了。至今也还是不明白，怎么会荣幸地得到了这位“理论权威”的关心。有人说这是康生看到我的藏书上的题记以后的“批示”。我有一个坏脾气，买到一本书，翻过以后总要写下一点题记来。有时也说一点有关版本的意见。我的鉴定力并不高明，上当受骗的事是常有的，我也从不失悔，只是将那付了学费取得的经验写进题记里。至于是否曾经出于某种动机，把明刻说成宋版，把残本说成全书……那就要请“专家”、“学者”的大小“英雄”们来判断。他们遵照康生的意见，把我的藏书全部“没收”以后，经过长年累月的鉴定、编目、研究，我写的题记自然也都全部看过，他们是应该有发言权的。
　　至于康生以及一些“专家”、“学者”的版本鉴定学力，我也并不盲目崇拜。例如，有一部原刻的萧云从《楚辞图》，我在题记里指出是“乙酉刻本”，也就是南明弘光刻本。而“专家”所制定的目录里则说是乾隆刻本。
　　那书的字体刻工确也有些与乾隆本相近，但到底并不是。这书到今天还被扣在那里，也许是被当作以清刻冒充明刻、“以伪乱真”的标本了吧。
　　这也真是算不了什么的小事。
　　康生只不过是批了几个字，也许只不过说了一句话，有人就得意地、神秘地辗转传说了。在那时候，谁能知道一半句“顾问”的说话，可是了不起的、真正值得夸耀的财富。没有一点关系，能知道吗？康生说了某人是“坏人”，传述了康生这句话的，就自然成为与“坏人”不同的“好人”，这也是明明白白的。
　　从这时开始，一直到宣布依“法”全部没收，很有一些人表现了非凡的“革命热情”。不过就在当时我也多少看透了这些“英雄”的心。他们肚皮里盘算的和嘴里叫喊的，看得出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这正是那个时候流行的风气。从康生那一伙开始，到大小“众路英雄”，他们的终极理想或有大小高下的不同，但在思想方法、具体手段上则并无多少质的差异。仔细想来，他们接受的也不过是几千年世代相传的过去了的“英雄”们的衣钵。几乎同样或相类的事迹，就大量地记在例如《资治通鉴》这样的书里。也许当代的“英雄”们并不人人读过《通鉴》，但竟全部无师自通地熟练掌握了那一整套法门。这才真是一种严酷的现实。想改变这种现实是要花很大的力气的，绝不是“没收”或“销毁”这种手段所能奏效。在这本小书里有时就说的是这样的意思。
　　我是主张不可忘记过去的。不论这过去的是几千百年或几天。不然就还是不可避免地要吃大苦头。
　　时时记住过去就会使人悲观失望、意志消沉么？我看也不一定。我相信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没有一天不在前进，虽然对进步速度的判断是有争议的。有时我向嫌进展小、慢的心急朋友建议，不妨取一张去年今日的日报，拿来和当天的报纸相比，看那重大新闻、批评或表扬的事物……很容易看出今昔之异。是不是真的有了进步，也是易于判断的。当然，对前进步子的大小、迟速，免不了还会有不同意见。但进步总是不能否认。这里用的其实还是回顾过去的方法。譬如过去我们只能称之为“那个理论权威”、“那个顾问”的康生，今天说起来就不必转弯抹角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在这本书里也还留下了一些这类的“谜语”，我也不一一加以改正，因为这反映的也正是一种历史现象。
　　1980年11月28日

黄裳《榆下说书》